杨森

　　摘要：自19世纪以来为了逃避战乱等灾难，华人开始大量移居至南洋，然而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乐土。此时的英国殖民者将华人作为苦力极尽剥削，王润华透过“橡胶”等植物意象，隐喻了华人的身不由己。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得不面对更加暴虐的日本殖民，不管是被强奸以致发疯的女性，还是被杀害的游击队，亦或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屠杀，都给华人族群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样的创伤并没有随着殖民统治结束而完结，从马来西亚建国初期马来人对华人的追杀，乃至到后来的五一三种族冲突，华人都不得不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面对本土政权的打压，以及强势的西方文化，新马华文传统将如何维持下去，也成了新马知识分子的忧思。新马华人作家正是透过灾难书写，以见证文学的方式打捞被湮没的历史，试图对人们进行创伤疗愈，并以此作为一种对国家强权的抵抗。

　　关键词：新马华文学;殖民;种族;灾难;抵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35-08

　　基金项目：广州社科“穗港澳文学的灾害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1GZGJ242;广东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自然灾害与台港澳文学书写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立项课题“视觉修辞理论视域下加强台湾青年祖国认同”，项目编号：2021B28。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动乱，以及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迫使许多华人不得不南迁至马来半岛。同时由于当时英国殖民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土地开发，因此南渡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之中，以底层的苦力占据多数，其余则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些漂洋过海的华人背井离乡，一方面要在南洋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另一方面则要面对本土居民和殖民者的剥削与压榨，可以说这些华人的生命历程伴随着种种的灾难与创伤。

　　灾难事件大抵分为自然和社会灾难，自然灾难主要指非人为因素引起的灾难，诸如地震、台风等，社会灾难则主要指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包括战争、空难事故等。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两条主线：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的关系。华人移居马来亚半岛的历史可谓是多灾多难，从最早被英国殖民者进行剥削，到日本殖民者入侵为了防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因而大量屠杀马来西亚华人。到后来日本攻占新加坡以后，为了清算华人在抗日中对祖国的支持，发生的“新加坡大屠杀”惨案造成了近十万华人被杀害。即使在战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1969年仍然爆发了“五一三事件”，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马来人发动大规模针对华人的暴乱，华人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种族冲突。这些巨大灾难，也对新马的华人造成了持续无法抹平的心灵创伤。对此，包括黄锦树，刘培安、苗秀、王润华、黎紫书等新马华人作家都透过文学书写，记录了这些历史灾难，这也是一种见证文学，透过文化记忆的方式，让人们可以抵抗遗忘，重新记起被埋没的历史。同时也是透过文学对华人社群的历史创伤疗愈的一个过程。

　　对此，本文也将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灾难，对于新马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关于文学中的灾难书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引发惊惧感受的叙事类型，配合死亡人数、灾难数来说明灾难的惨烈程度。二、疏离效果的叙事类型，以客观报告、究责等角度，提醒读者站在审视的立场。三、转化悲愤至反思的叙事类型，引导读者藉此抒发自我情绪。四、行动式的叙事类型，提供读者思考后续如何因应的行动架构。”①本文也将透过以上四个层面，进而探讨新马华文文学中的灾难书写，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一、殖民记忆

　　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着较长的被殖民史，16世纪开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占领，20世纪初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1819年英国军官登陆新加坡河口，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在这当中完全没有询问过当地人的意见，这也充斥着殖民者的傲慢，正如萨义德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帝国主义者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由于种种原因，它吸引了一些人而时常引起另一些人不可名状的苦难。”②王润华所写的《橡胶树》《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正是记录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所带来的的深远苦难。王润华书写了一种名为“斑兰”香草的命运：“自从英国殖民者，焚烧森林，种植从巴西移植的橡胶树，斑兰叶惨死在巴冷刀后，留下绿色的香魂。”③此处斑兰隐喻的正是被殖民者，他们无从选择自己的人生命運，只能任由英国殖民者宰割。同时也指向了现实层面，橡胶是当时最为值钱的经济作物，因此殖民者为了帝国中心的经济发展，全然不顾当地的生态平衡，大力发展橡胶工业，从而将其他农作物全然摧毁，这也造成了严重的自然灾难。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不但对殖民地进行大肆的经济掠夺，同时也是对当地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的破坏，给殖民地造成巨大的灾难，这也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④。橡胶也隐喻了华人命运，英国人之所以会引进华人与橡胶林，皆是考虑到二者的经济价值，某种意义来说华人如同橡胶林一样，都是被“移植”过来的，并没有自身的独立性。

　　此外，在另外两部作品《荒芜的矿场记》《皮影戏》中，王润华则书写了殖民者开采当地的锡矿运回英国，全然不顾当地居民的贫困，并以儿童视角观看了殖民者的恶行：“在中学地理课本上，我终于找到这些英国来的野兽，在殖民者的驱赶下，践踏着马来半岛，饥饿地吞吃着热带雨林。”⑤王润华以野兽代称英国殖民者，蕴含了对殖民帝国的控诉，同时展现了当地华人的无奈心酸。他们从当时充满灾难的中国逃离出来，然而并没有迎来梦想中的乐园，而是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王润华的作品中充满了伤痕累累的风景意象，包括“残遗的橡胶林”、“受伤的大地”、“不能生长的沙漠”、“山水残骸”等。正如研究后殖民的学者张德明指出：“风景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和产物。”⑥王润华正是透过这样一种充满“山河破碎”式的风景书写，展现了帝国主义对被殖民者残忍剥削的历史记忆。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势如破竹地击溃了英国军队攻占了马来亚，1942年新加坡投降，此时新马的殖民者也由英国人转变为了日本人，然而对于当地华人而言，更大的灾难才刚刚开始，马来西亚作家李天葆在小说《盛世天光》中书写了华人所遭受日本殖民的荼毒。初始华人一方面筹钱支持祖国抗日，一方面认为有英国红毛兵抵挡，轮不到东洋鬼张牙舞爪。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英国红毛鬼临阵不战而降，软脚蟹一般，将整个马来半岛如此轻易双手奉上。”⑦此时的马来亚成为了人间炼狱，“整个南洋马来亚的华人回忆起那三年零八个月，仍旧觉得心悸——有的村落一夜之间消失，村民被屠杀殆尽。尤其是老吉隆坡，一说起日治时期的南益大厦，就不寒而栗，如今夜里仿佛仍可以隐约听到受刑的惨叫。”⑧此时的日军在马来西亚烧杀掳掠，由于当时的华人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遭受的迫害也更为严重。当地最大户人家的小姐玉蝉，更是遭受了日军的强奸，然而诡异的是玉蝉在当下却是出奇的冷静，甚至连哭都没哭。直到三天之后才声嘶力竭地痛哭，“一手攀着树干，放开喉咙尖声嚎叫，如狼似虎，围在篱笆外的男女老幼，无不听得心魂悸动，胆战心惊。”⑨最终玉蝉逐渐走向了精神崩溃，从而发疯了。

　　玉蝉的悲剧正是源于其所遭受的创伤，创伤（trauma）一词源自希腊文，原意指身体的伤口，后来在医学及精神病理学的文献上，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主要指的是心灵的创伤。玉蝉受到的巨大创伤具有延后性，依据创伤理论的分析，当事件发生太突然或造成重大伤害令人无法承受时，主体便会暂时将事件排除在意识之外形成经验的断离。然而创伤事件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以无意识、强迫回访的方式不断闪现，持续干扰主体，造成幻想或其他症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进，玉蝉的创伤体验只会不断地加深，从而最终将玉蝉的精神压垮。“精神分析学上指刺激能量的过度汇流，超过精神装置的容忍度，使精神装置无法卸除（discharge）刺激，无法依循恒常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消除刺激，精神层面产生穿透破坏，导致精神能量运作上持久紊乱，在精神组织中引起持久的致病效应。”⑩随着创伤经验不断地回访，玉蝉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甚至时常怀疑亲朋好友也要谋害自己，“她尖叫了一阵，开始吐口水：‘贱人、强奸犯！一次不够，还要第二次。”{11}由于遭受了过大的创伤，并且当时民风保守，无法获得村人的理解，巨大的压力最终将玉蝉的主体击碎，从而走向了疯狂。李天葆正是透过书写玉蝉所遭受的悲剧，代表了华人群体所遭受的创伤体验。日本殖民者的入侵也成为了群体性的精神创伤，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经历了这场灾难的人。“日本鬼子统治的时期，生离死别、家财散尽，都在所难免，年过六十的，几乎皆听过匪夷所思的故事。”{12}包括潘雨桐的“何日三部曲”，书写了老孙在日本殖民时期，他的一家人父母、兄弟姐妹都死在日军刀下，成为了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创伤。即使过去了四十年他也无法忘怀，老孙的经历也是推动这三部小说走向的重要情节。

　　此外，李天葆和黄锦树都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作了马来西亚华人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也遭受了日军前所未有的围剿与屠杀。当时的华人社群抗日情绪高涨，一方面抵制日货，另一方面定期寄钱回祖国支援抗日。因此日军在攻陷马来西亚的初始，就对许多华人村落实施残酷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几近完美的杀戮以后，他们搜索生还的女人，踏遍数百亩黄梨园，搜刮一番后，在雨中掖着冒烟的枪和红肿脱皮的阳具，把死尸一一抛入河中，所有残存的呻吟都给刺刀戳成寂静。”{13}“离丹绒不到二十里的村落，一番奸盗烧杀，大概只剩下不到二十个活口。”{14}包括黄锦树的作品《落雨的小镇》，李天葆《盛世天光》中都详细地书写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并且结合史料和当事者回忆录的方式，从而使得作品更具有真实感。同时在《死在南方》中，黄锦树以历史考古的方式，重新还原了郁达夫在马来西亚被日军杀害的过程，郁达夫的死亡充满了历史的巧合，而在不同的人回忆中，更是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郁达夫形象，既是人们眼中的“间谍”，又是华人中的“救星”，展现了历史的多义与复杂。正如林培源所说：“黄锦树的作品共享着‘失踪—寻找的叙事模式，同时又复写了当代马来西亚错综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小说中以拼贴、并置和互文、后设（即‘元小说（meta-fiction）别称，关于小说的小说，系后现代主义小说最重要的技法之一）等形式得以呈现。”{15}郁达夫与南洋的纠葛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繁复的一面。可以看到，日本殖民给马来西亚华人带来了深远的苦难。

　　并且这样的殖民仍延续至今，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中书写了克莉丝汀娜曾沦为日军的慰安妇，惨遭强奸导致没有办法生育，并且那些曾糟蹋过她的日本军人，在战后把军服一脱摇身一变，以经济开发的名义开着挖掘机卷土重来，这次蹂躏的对象变成了婆罗洲母亲碧绿的子宫——雨林。不管是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还是潘雨桐的神秘雨林，雨林作為马华作家笔下重要的意象，时常被比喻为孕育马来半岛的母亲。因此不管是英国殖民还是日本占领期间，乃至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西方世界仍然打着经济开发的名义大举入侵雨林。雨林就如同女性的身体，不得不面对西方男性的侵扰。正如刘登翰所说：“在西方的后殖民论述里，性是一种象征。西方/男性/殖民者和东方/女性/被殖民，是一组对应结构。女性的被动是被殖民的象征，而男性的雄风却是殖民者权威的体现。”{16}这也正是马来西亚作为殖民地的悲哀之处，被殖民地对于殖民者而言，如同一个享受、泄欲的女性躯体，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就曾指出，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国家的想象中包含着强烈的性和欲望。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华人同样承受了巨大的殖民创伤，新加坡作家苗秀以此写作了大量的抗战文学。正如苗秀所说：“我曾经不自量力，许下宏愿，要把近30年来，马来亚这个殖民社会的历史动态刻画下来。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却让时代留下一个空白，这是一种罪过。”{17}包括《年代与青春》《火浪》《小城恋》《苦雨》《旅愁》《浮渣》等，真实地展现了沦陷后新加坡的惨状：“新加坡完全变了一副面目，大街小巷堆满了垃圾，到处是尸体，腐烂了，淌着黄黄的尸水，空气里荡漾着尸臭，也洋溢着死的气息。”{18}苗秀的笔法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以写实主义的笔法勾勒出了日军的罪行。此外，苗秀也十分注重于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当时涌现出了许多爱国华人，自祖国沦陷以后，他们就捐物捐资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即使新加坡沦陷以后，他们依然冒着极大的危险从事地下抗日救国行动。例如《火浪》中的夏恩、林玲等，在抗战和前途面前，他们最终艰难地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延续了中国五四文学传统。

　　由于华人群体对于日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的侵略带来了不小的阻难，这也使得日本人对华人的报复尤为残酷。一方面日本人鼓励马来人对华人进行告密举报，进一步加深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隔阂，埋下了后来马来人与华人种族冲突的种子。同时日军开始系统地对新加坡华人进行种族屠杀，日本军官山下奉文等人策划了“肃清行动”，后来也被称之为“新加坡大屠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此次肃清大屠杀中，1945年英国记者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星洲日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19}后世估计当时遇害的华人达到了10万人左右，这也是当时日本殖民者在新加坡犯下的众多罪状之一。对此，新加坡华人作家黄浪华、宇之写作的作品《新加坡大屠杀》，正是以此记录了这骇人听闻的惨案。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越来越少人记得曾经发生的这个人间惨剧，作者正是希望透过纪实文学的方式，让人们谨记这段历史，正如黄浪华所说：“感谢当年亲历者和研究者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我就在这故纸堆里，挑拣着一页页历史碎片，把这些历史碎片进行剪辑加工，编成五彩丝织成这部长长的画卷。历史碎片是亲历者所留，是无数华侨先烈鲜血所凝。”{20}灾难文学的重要功用之一正是在于可以使用文艺作品的方式，去记载枯燥的历史与数字，以充沛的情感与思想打动人心。黄浪华透过对这场灾难的书写，采用重回历史现场的方式，重新唤起了大众对于历史的记忆，这也是新加坡作为殖民地的悲痛史。

　　二、种族冲突与文化失落

　　进入到1945年战争后期，此时日军已经知道即将战败，然而他们却也不愿将马来西亚拱手相让，并且担心华人报复，因此他们开始进一步挑动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一方面日本人大肆渲染华人的劣迹，并且和马来人宣称，一旦英国人回来就会把权力交给拥有枪支的华人，马来人将永远无法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因此当华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马来人在日军的教唆下却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对华人展开进攻：“所有成年男子手持巴冷刀，裹头巾，赤裸上身，下着纱笼，竖眉怒目地在日本军官、马来警察的引领下，肃穆地呼喊着口号‘杀光支那人，支那人滚回支那去。”{21}即使随后英国人回来以后，也并没有真心实意地要解决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因为当时的英国人需要借助马来人压制势力较大的华人，同时许多华人支持或同情马来西亚共产党，这是英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导致了华人与马来人爆发了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从1945年到1947年间，从霹雳州、吉打州、森美州不断地出现马来人杀害华人的情形，并且由于当时华人居住分散，警察等公权力部门多为马来人把控，这也使得华人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很多华人根本做梦也没想到就全家被杀，厝被火烧。突然間狗吠，一大群人举巴冷刀到你大门前，不论男女大细，见人就砍，谁想得到？许多警察都是番仔（马来人），叫他们去处理相杀的事情，只有火上加油。”{22}当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种族矛盾与冲突也成为了这些离散在外华人群体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华人作家正是透过田野调查将这些逝去的亡魂进行召唤，进而以文学书写的方式将这些被压抑的族群记忆重新唤醒。

　　对此，包括黎紫书、黄锦树都对1969年另外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排华灾难“五一三”事件进行了书写。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采用了元小说的手法，小说里面还包含了另一本同名小说，其中写道：“请协助寻找：锈绿色精装本，烫金楷体字，书页受潮发黄，没有扉页、版权页、出版者、作者，页码从513开始的《告别的年代》，似乎这书的第1页其实是小说的第513页。”{23}513指向的正是当年的五一三排华事件，小说女主人公“杜丽安”的命运也在五一三的大背景下有了重大转折，作品透过个人命运与华人族群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小说中的第1页就是513页也是一种隐喻，喻示了这段历史既无开始，也没有终结。关于这段历史在马来西亚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在官方教科书中五一三事件被书写为是华人挑衅马来人，引致马来人的愤怒从而咎由自取。并且暴行被称为是华人先对马来人进行挑衅，继而引发马来人的报复，这场灾难被官方有意无意地在进行淡化，使得越来越多年轻人逐渐遗忘了这段历史。对于黎紫书而言这段历史作为自身成长经验中的重要印记，她也正是透过书写来抵抗遗忘：“而今我发现，南洋已逐渐沉没在更浩瀚的时代之中。于是我领回自己的箱子。把里面的物事全部拿出来晾晒在阳光处。而小说串联他们，同时也解说他们。岁月留给我的遗物有多长，小说便有多长。”{24}黎紫书正是透过一位女性视角，为读者再现了五一三事件对于当地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且相比于官方的宏观历史，黎紫书则另辟蹊径以“小历史”的方式重新进入，这也是一种对于官方权力的消解。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流放者、局外人、业余者，也是一位面向权威、运用语言说出真话的作者。而他说出真话的方法是爬梳另类资源，打捞湮没的文件，复原被遗忘或被抛弃的历史。”{25}

　　此外，包括黄锦树的作品《开往中国的慢船》，同样是借由一位孩童的视角进入，小说以一则历史传说开始。郑和遗留下宝船每十年就会搭载人们上船回家，条件是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名为铁牛的男孩也以此开启了自己的回家之路。书中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场景是，我们看到了坐在牛背的小孩，眼前所见的是种族暴动以后的横尸片野，儿童回望我们时在夕阳余晖下充满童稚的脸庞，更加映衬出了历史的惨烈。这个儿童就如同本雅明的天使隐喻，历史进程往往充满了暴力与创伤，正如本雅明对文明进化观充满的怀疑：“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证。在历史进步、文化繁荣的天方夜谭中，人们忘记了进步对物性自然和肉体自然的残害和暴虐。”{26}书中透过最纯真的儿童之眼，看到了灾难中最为残酷一面。并且更为失望的是，当男孩抵达港口时发现这是一艘无法启动的斑驳旧船，这也喻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艰难处境，这些离散者无家可归，让他们魂牵梦绕的中国也无法成为归宿。作者在此进行了更加有意思的处理，机缘巧合地孩子被马来人收养改名鸭都拉，成为了“名正言顺”的马来人。然而孩子对于念兹在兹的故土却也始终无法放下，不断地辗转漂泊只为回到原乡，这也对应了王德威论述的“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27}，新马华人的祖辈来自中国，因此回归故国曾是他们的梦想。包括这些华人的后代，也是在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他们却从未曾踏足中国。中国成为了某种起源、初始之处，形成了一种原乡神话。对此黄锦树也在试图拆解这样一种原乡神话，孩子在寻根过程中因为误食了红毛丹陷入昏迷，醒来以后却将自己的记忆与经历全部忘记。黄锦树正是透过孩子的传奇经历，以此隐喻了华人的身份困境。当原乡神话已然破灭变得遥不可及，人们将如何安顿自我。正如泰勒深刻指出当自我认同出现问题时，也会随之伴生巨大的迷茫与困顿：“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做是对他们处在何处的极端不确定性。”{28}这些离乡背井、独自漂泊在外的华人，形同于扎伊尔德所说的放逐者：被切断根源、故土、过往，而成一种断裂的存在状态，这种因断裂而生的心理创伤是持久且深远的。{29}

　　孩子的失忆展现了华人族群对这场灾难的集体失语，五一三事件之后华人地位一落千丈，这段过往成为禁忌不允许公开讨论，因此华人并没有太多空间去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同时孩子从华人变为马来人，更是充满了作者潜意识中对于马来西亚现实最深层的忧虑。这场冲突之后，马来西亚官方开始大面积地压制华人、华社、华校，华语作为重要的语言工具，更是沦为被重点打压的对象，马来官方通过“国语法令”，使得马来语成为唯一的国语与官方语言，尽管华社数次试图争取华文作为官方语言最终都没有成功。并且逐渐由语言扩展至文学层面，1971年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大会上，决议只有用国语（马来文）书写的文学作品才是“国家文学”，包括华文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学则被视为较低层次的“族群文学”。透过国家权力的方式，将马来语言文学的地位放在了远超华语之上，正如黄锦树指出：“整体（国家文化计划、国家文学、国家原则）当然是彻底政治的，是五一三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的意识形态，既是文化资源的‘合法垄断，也提供了此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的方向——马来文化之单向同化主义。”{30}文化作为一个族群的重要血脉，面对官方的强力打压，是否哪天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传统也会就此完全失去，从而最终丧失华人的自我身份，这也成为了当地华人最为焦虑、恐慌的精神创伤。

　　除了马来人对华人进行欺压，甚至连印尼的非法移民也对华人为非作歹。由于东南亚人普遍觉得华人较为富裕，因此每次发生动乱华人都首当其冲成为被冲击的对象，并且马来当权者也在有意借助印尼人对华人进行打压。黄锦树《非法移民》《乌暗瞑》中都书写了印尼非法移民对华人的抢劫，人们不得不时刻戒备那深邃黑暗的橡胶林，因为藏匿于其中的印尼人也许随时会冲出来，这样一座阴森森鬼影憧憧的胶林让人心生恐惧。这种心理状态也成为了当代华人的缩影，尽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却不得不时刻小心翼翼。即使如此，最后书中的母亲仍然惨遭非法移民杀害，作者不禁发出感叹：“我身份暧昧，处处尴尬。属于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国家。无奈无奈！”{31}对此潘雨桐在其作品《昨夜星辰》《一水天涯》中，同样书写了印尼人在当权者的默许下对华人的掠夺。并且尽管华人前来马来西亚定居的时间更久，却迟迟无法获得公民身份，而印尼移民却能快速地获得。正如作品中的最后一句：“林月云望着窗外，圆月已经升了上来，霜白霜白的，打了一地霜。”{32}此处的“霜”指向的正是华人的处境，以及被压抑的内心状态，以此展现了华人的无奈与心酸。此外潘雨桐的視角不止于马来西亚华人，同时他也关注到了整个东南亚华人都不得不面对类似的情形。包括《天涯路》《烟锁重楼》《癌》《乡关》《绿森林》等，都涉及到了越南、印尼等地的排华事件。这也是潘雨桐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此外包括黄锦树、李永平都有着相似的背景。作为第一代前往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华人学生，随后前往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回到了台湾高校任教，尽管他们最终都留在了台湾任教定居，可是他们的关切点却一直放在了家乡马来西亚，尤其是对于家乡华人的命运十分关注。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主体构成为华人群体，但在初期与马来西亚同为一个国家时，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隔阂仍十分地深。后来新加坡独立以后，作为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新加坡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为了紧跟上现代性与全球化步伐，新加坡采用了激进的教育改革，英语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华文的重要性则被大大削弱。这也导致了族群与国族之间的撕裂，华人社群内部也形成了较多的分歧与分化。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1953）到关闭（1980），正是源于种族和国族之间的冲突所致。正如英培安的诗歌《树》，展现了对于南洋大学关闭的惋惜，并且流露了对于华文传统断裂的忧思：“树，教我，给我力量，伐木的人已经来了，叮叮的斧声就在我的脚下。”{33}树隐喻的正是中华文化，然而仍然无法抵抗国家权力的介入。此时英语成为了最为强势的霸权话语，华文教育日益边缘，学生在学校必须说英语，一旦不小心说中文则会遭受惩罚。这也正是西方透过语言的方式进行话语殖民，正如日据时期台湾人在公众场合必须使用日语，不可以使用国语，否则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样一种不得使用母语的失语状态，也成为了新加坡华人作家着重书写的对象。翁弦尉《岛人》正是描述了“他”和弟弟因为英语不好，在学校备受班主任MS.NG的针对，时常因为不自觉间说了中文被惩罚，对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说话：“连呼气都是轻轻的，生怕稍微一点用力，肚里的方块字就会从喉头吐出来。”{34}这也形成了一个吊诡的情形，在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人们甚至无法自由地使用母语。此外包括梁文福《未完》，讲述了爷爷最喜欢就是听粤语广播，随着身体日渐不好，并且听到广播宣布还有一个月电台的粤语方言节目就要取消，因此做好了听完这个月节目就离世的准备。“我”和小叔为了不让爷爷伤心，合作编造了广播磁带，让电台宣布粤语节目将继续延长。没想到这个办法胜过任何医术，过了一年爷爷才在粤语广播中安详去世。以此可见母语传统对于人们的重要作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们总是借由语言去认知与了解世界，每一种语言背后都代表了一整套世界观。母语的丧失会切断人们的文化家园，从而形成一种被流放的感觉，这也是一种文化哀悼（culture mourning）。

　　希尼尔对于这种文化丧失有着切身之痛，从最早的《变迁》分别写了1973年、1983年、1993年，每隔十年间刘氏讣告，三则讣告从纯中文到中英文混杂，再到最后的纯英文，透过家族讣告展现了新加坡的语言急速变迁。《回》中写了浮城学院校庆典礼上，学生代表上台致辞采用的语言，学生普遍采用的是英语，华文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早年的“国语”变成了后来的“方言”。并且随着代表南洋大学的关闭，也正式宣布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凋零，对此希尼尔透过一系列诗歌，包括《夜秧歌》《曾经》《一封从遥远时空邮寄来的信》《叩关》《虾想》《末世思维》等，展现了对于中华文化式微的失落，这也对人们形成了认同危机。《种子学校》中写道：“老姆牵着我，迷失在中西文化的交叉口。朝历史的包袱跨过去，无论如何，都要挤进种子学校。”种子学校指的是英文学校，而华文则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丢弃。希尼尔也在“浮城六记”中用“浮城”的意象指代新加坡，经历了英国、日本殖民，以及后来的种族冲突再到独立建国，依作者看来新加坡仍未真正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仍然处在一种漂浮、悬空的状态，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时常呈现出混乱与迷茫，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同样如此，这也是新马华人族群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三、结语

　　透过新马作家的灾难书写，可以看到摆脱了殖民屈辱之后，华人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胜利，而是陷入了新的種族冲突之中。借助手握权力的优势，马来人将特权与种族不平等结构合法化，华人在政治与经济中都转变为弱势。正如华人光鲜的衣着，表面看去似乎富丽堂皇，然而一旦被迫褪去，就只剩下赤身裸体。因此这些华人不得不面对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他们渡海来到南洋，就已经与故乡产生了断裂，断裂的本质是一种被遮蔽的创伤，需要时间来进行愈合。然而马上面临的是殖民与种族灾难，脚下的土地远不是想象中的乐土，这也形成了更大的创伤所在。对此，新马华人作家正是试图透过写作在进行疗愈与抵抗。正如陶东风指出：“见证文学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把创伤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更在于修复被人道灾难破坏的公共世界和精神世界。”{35}新马华文文学中的灾难书写，透过重新挖掘灾难背后人们的心灵写照，从而展现了群体的迷茫与创伤，也是对一个时代苦难的记录，以及纪念人们在面对困苦时展现出来的巨大勇气。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具有强迫回访的特质，正如李天葆笔下那位被日军强奸从而发疯的玉蝉，避而不谈并不能让创伤抹平，反之只会让创伤日渐加深。这个伤口如同幽灵一般无法散去，甚至会危及人们的集体认同，身份认同的缺失会让人们陷入巨大的迷茫之中。因此新马华文作家透过灾难书写，将华人族群的伤口再次剖开，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铭记过往的屈辱史，另一方面恰恰是为了避开灾难的再次发生。不管是殖民统治还是种族冲突，都说明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只有对灾难的警惕真正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灾难。此外，不管是英日殖民时期的雨林、橡胶风景书写，还是种族冲突中的孩子、杜丽安、橡胶林等，都具有了詹明信所说的寓言特质：“极度的断裂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36}这也贴切了詹明信所讨论的“第三世界文学”，文本作为民族寓言所具有的政治意涵，文学作品展现了个人命运与民族整体命运的联系。因此要真正解读第三世界文化文本，必须要从政治与社会层面进入。并且作家以寓言的方式进行书写，贴切了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文学中的寓言书写在历史浩劫的创伤中具有洞见和启示性，寓言可以在历史的碎片中重建意义，当中隐含了救赎的意涵。

　　与此同时，新马华人作家透过华文文学的方式，以此展现了对国家强权的反抗。从最早的英国殖民到后来的日本殖民，华文都没有被英语或日语取代，而是建立起了自身的华语体系，积极发展华文文学。即使在五一三事件之后，面对马来政府的强力压制，华人依然在夹缝中努力维持华语传统，这也成为了华人族群对抗巫统的重要利器。华人作家也以此联名给马来政府，要求执政者慎重马来种族中心，尤其强调了马华文学的意义，应该将马华文学同样视为国家文学：“既然马华文学一向是以本地社会和我国人民为其服务对象，毋庸置疑，也就是我们国家文学的一环，是道地的马来西亚文学。任何否定的举措，都意味着否定了华族公民的国家意识，否定了华族的国民地位。”{37}包括新加坡实施激烈的英文教育政策，华文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正如王德威所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华语、华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38}这也正是华文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并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隔绝、打压就此消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绵不绝、生生不息。

　　① 齐伟先：《媒体灾难叙事的社会意义建构：日本福岛核灾的戏剧分析》，《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2013年第1期。

　　② [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6页。

　　③⑤ 王润华：《热带雨林》，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版，第89页，第90页。

　　④{29} 张松建：《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第69页。

　　⑥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⑦⑧⑨{11}{12}{14} 李天葆：《盛世天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页。

　　⑩ 张小虹：《看不见九二一：灾难、创伤与视觉消费》，《中外文学》2002年第8期。

　　{13}{21}{22}{31} 黄锦树：《乌暗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第315页，第388页，第388页。

　　{15} 林培源：《黄锦树的“小说考古学”》，载2019年12月18日《晶报》，第4版。

　　{16} 刘登翰：《道不尽的香港》（序），《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7} 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版，第89页。

　　{18} 苗秀：《年代与青春》，新加坡：南大书局1956年版，第76页。

　　{19} 佚名：《日军在东南亚实施的大屠杀》，《人民文摘》2014年第3期。

　　{20} 黄浪华：《我写〈新加坡大屠杀〉》，《海内与海外》2015年第11期。

　　{23}{24}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第80页。

　　{25}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5页。

　　{26}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9页。

　　{27} 王德威，《当代小说十二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5页。

　　{28} [美]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0}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年版，第57页。

　　{32} 潘雨桐：《昨夜星辰》，臺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33} 英培安：《日常生活》，台北：尔雅书店2006年版，第34页。

　　{34} 翁弦尉：《游走与沉溺》，台北：八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5}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36}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页。

　　{37}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38}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

　　Colonization and Racial Traumas： The Disaster Writing in

　　the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Yang Sen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y， to escape from disasters such as wars， the Chinese people went to Southeast Asia in large numbers although they did not reach a paradise as they had imagined. By then， the English colonizers had maximized their exploitation of the Chinese as coolies. Wong Yoon Wah， through such plant images as rubber， provided a metaphor for the Chinese who did thing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With the breakout of the Pacific War， they had to face the more cruel Japanese colonization as the raped women gone mad， the massacred guerrilla and the subsequent Singapore Massacre led to huge traumas to the ethnic Chinese， which did not end with the colonial rule. The ki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Malaysia and the subsequent 13 May Incident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not to have to fac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ituation. It then became a concern for the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intellectuals as to how to keep the Chinese-language tradi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he face of pressures from the native governments and the strong Western culture. It is through the disaster writing that writer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dredge the drowned histories by way of witness literature in an attempt to cure people of their traumas and as a resistance to the power of the state.

　　Keywords：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colonization， race， disasters，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