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林

　　摘要：自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经高友工之发扬，王德威之鼓吹，“中国抒情传统”论俨然当代显学。“三代六群二系”为各抒情传统论者自认、他认或追认的对中国抒情传统论述有创见的参与者。一共有二十二人得入抒情传统论述之谱系。就身份来说，有诗人、作家、学者甚至有曾入仕的文人。而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涵盖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欧洲、北美、马华的汉学家或研究者。

　　关键词：中国抒情传统论;三代六群二系;谱系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70-07

　　一

　　自陈世骧1971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上提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有关抒情传统的研究文献日益复杂繁复。2002年，高友工又出之以长文《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继续阐释抒情传统的边界与内涵，重申抒情美典。如果说这两位学者及其一脉的研究还局限在古典文学研究，那么王德威的《“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①一文则将视域转向现代文学。抒情传统面临内部的自省与外部的反思，在批评与反思的种种经验中，抒情传统论者的身份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抒情传统论者是否可归为一流派，或者是一地域的团体的指称？抒情传统论者的理论来源为何，是否是内部各学者相互遵守的？他们之间的共同与差异在什么地方？是否能将其笼统地称之为“抒情传统论者”？

　　在这诸多问题中，引人关注的是：抒情的主体为何？这个问题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在书写、讨论抒情传统论者的学者、作家、诗人中，何者应被列入抒情传统论者的谱系之中;其二是抒情传统论者讨论的对象有何转移，学术转移的原因及结果又为何。抒情传统论者如何确定主体身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诚如陈国球指出的抒情传统论述与泰勒（Charles Tylor）的追寻“自我”相拟②，那么“抒情传统”的论述谱系研究就应该得到梳理，以更好地包含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由此，我们提出“三代六群二系说”③。“三代六群二系”中涉及到的人物是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各抒情传统论者自认、他认或追认的对中国“抒情传统”论述有创见的作家、诗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依据了以下四种著作：（一）蔡英俊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编一：抒情的境界》（以下省称《抒情的境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二）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集》（以下省称《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三）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下省称《抒情之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四）陈国球：《抒情中国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抒情的境界》包含了八人的论文，他们是吕正惠、蔡英俊、吕兴昌、吴壁雍、曹淑娟、张火庆、龚鹏程、林顺聪。《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书囊括了陈世骧、郑毓瑜、蔡英俊、龚鹏程、高友工、张淑香、吕正惠、萧驰、柯庆明、颜昆阳等十人的作品。而《抒情之现代性》则收入了陈世骧、高友工、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鲁迅、沈从文、方东美、宗白华、普实克、宇文所安、蔡英俊、吕正惠、叶嘉莹、柯庆明、张淑香、萧驰、龚鹏程、黄锦树、陈国球、王德威等二十一位的成果。《抒情中国论》比《抒情之现代性》增加一人，为诗人徐迟。《抒情之现代性》为陈国球、王德威合编，除了选取文章安排的次序不一样以外，其去取与《抒情中国论》几乎全部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将《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和《抒情之现代性》看作主要的追溯文献，这样就可以确定抒情传统论的研究范围。

　　但《抒情中国论》仍有其独立的价值。《抒情之现代性》与《抒情中国论》之“目录”的排列次序的不同，可折射出编者与著者在思考“抒情传统论”谱系的差异，而由这些较小的差异，可以探寻出“抒情传统”一说的当代困境。二书“目录”最大的差异在于，《抒情中国论》将闻一多、朱自清视为首要的讨论对象，而继以鲁迅、朱光潜和沈从文，再辅以宗白华、方东美，其下为陈世骧、高友工以下各家的论学思想。而《抒情之现代性》首先列出的是陈世骧、高友工的文章，再上接朱自清、闻一多等二三十年代的学人传统，仍将七十年代以后的学人放在后面，他们的次序没有变化。我们深信，陈国球和王德威合编的《抒情之现代性》在排序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相应的，陈国球的《抒情中国论》也应是其尝试梳理抒情传统论述谱系而产生的成果。

　　我之关注到这两部著作/文集的不同，是受到安德森的影响。安德森在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使用了“事后”和“预期”两个概念，他说：

　　从历史上讲，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事后（post facto）范畴，它在事后把范围广泛、样式繁复的实验形式和运动统一在自己的名下，而这些实验形式和运动本身却对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一无所知。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更近似于一个预期（ex ante）观念，在它着手描述的艺术实践之前产生的一个概念。④

　　在安德森的考索中，后现代性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而这恰好是抒情传统论之起源及成长时期。这就预示了可将抒情传统论述和后现代主义合观的理论可能性。不过，这里并不想详细展开抒情传统论述与后现代主义结合的表征。而是借由安德森的富有洞见的说法，来思考抒情传统的两本选集蕴含的理论上的张力。前引文的要点在于，抒情传统之谱系的“事后”和“预期”之成立，不仅将影响研究者勘求抒情的流变，也将涉及到后来者继承该传统的“道统”。

　　抒情传统论述不无质疑的声音，龚鹏程、郑毓瑜两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而在编选文集时，不得不注意到其间的理论转移。《抒情之现代性》就考虑到了反对者的声音，从而将陈世骧、高友工的文章置于編选文章之首，而继之以鲁迅、沈从文、宗白华、朱光潜、方东美等人。用安德森的术语来看，这可以说是“预期”的概念的产物。而《抒情中国论》则是想给读者以“事后”的经验。也就是说，《抒情中国论》是想将抒情传统论述历史化，而《抒情之现代性》则试图将该传统理论化。二者的目标不同，造成其取径的相异。

　　二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蔡英俊早期编选的《抒情的境界》，该文集里面只有吕、蔡、龚三人是后来的抒情传统论者常提到的。《抒情的境界》一书1983年4月出修订版，彼时高友工在台已经演讲过了。蔡英俊追踪“抒情传统”，在其为《抒情的境界》撰写的《导言》里，“在‘形式—意义这种类型理论的关照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质。”他明确地提及：

　　在西元前十世纪左右，中华儿女选择了简洁的、反复回增的歌谣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时，的确是从这种复沓的歌谣形式里找到了最贴合于他们的心灵秩序与美的理想的表达媒介。往后，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抒情诗”这种文学类型的拓展中逐渐定形，终而汇结成标识中国文学特质的抒情传统，甚至影响、改变了小说、戏剧这些文类本身独具的叙事本质。⑤

　　陈世骧1971年去世，其论文“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论中国抒情传统》）后发表于1971年2-3期合刊的Tamkang Review（《淡江评论》），其后中文由杨涂铭中译，杨为彼时淡江大学外文系学生。该文经过杨牧的删节，发表于1972年第2期的《纯文学》月刊。⑥蔡英俊之接续“抒情传统”并引陈世骧、高友工二人的文章为证。因而可以说，蔡英俊之编辑出版《抒情的境界》，是抒情传统内部有意识的梳理学派的知识传承和论述框架。

　　我们还知道的是，这次文章的编选是在“高友工旋风”之后的结集，因而无论抒情传统论者是自愿赓续抒情传统，还是对一种新批评、新方法的借用，都应该被认为是有益的尝试。蔡英俊编纂的这部文集在两岸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方法论的意义不容忽视。虽然蔡英俊的文集编纂不能认为是抒情传统内部第一次有意识地梳理知识传承，不过蔡本人在抒情传统论述中的地位却是逐渐明晰的。在张淑香的重要论文《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出”解读〈兰亭集序〉》⑦起始部分，蔡英俊就被视为接陈世骧、高友工以下的重要抒情论者，而张的这次梳理，则被目为“第一次”⑧梳理该流派的成果。

　　思想史的论述方法及理路可供我们将抒情传统论述往更深的层面思考。葛兆光在论述类书的作用时，特别提到其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言及目录的编撰、类书的分类和经典注疏所呈现出的“一个时代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大体描述⑨。其实文集的功能在一流派的形成的功用上正堪此类，它能呈现流派内部的唱和与矛盾，阐述流派的论述旨趣与主张，梳理流派的前承与后启。更为重要的是，它能提供给研究者一个论述的“窗口”⑩，使得研究者借此窥探流派的起承转合。这里说的文集，并非个人的文章集合，而是有着相同或相似论述旨趣的不同的人的文章结集。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诗歌、小说流派的得名就是如此，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中，也不乏如此例子。远观“道学”之得名，近察“九叶诗派”之赋义，莫不如此。文集之功用，小到对一个流派内部有影响，大到对文学史书写有着效应。因而以《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和《抒情之现代性》所载之作家、诗人、学者为研究对象，应是合乎研究的标准的。

　　合三书之所载，一共有二十七人得入抒情传统论述之谱系。他们是鲁迅、宗白华、朱光潜、朱自清、方东美、闻一多、普实克（Jaroslav Pr?ek）、徐迟、陈世骧、高友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蔡英俊、吕正惠、叶嘉莹、柯庆明、张淑香、萧驰、龚鹏程、吕兴昌、吴壁雍、曹淑娟、张火庆、林顺聪、颜昆阳、黄锦树、王德威、陈国球。这份名单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的身份，二是其涵盖的范围。就身份来说，有诗人、作家、学者甚至有曾入仕的文人。而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涵盖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欧洲、北美、马华的汉学家或研究者。

　　三

　　只要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和《抒情之现代性》二文集的《导言》《引言》《导论》，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论述标准有严格与宽松的区分。我们若依照上文的论述与去取，那么吕兴昌、吴壁雍、曹淑娟、张火庆、林顺聪五人是不应当算在里面的。因而本文不把这五人列为抒情传统论者之代表人物。如此，则抒情传统论者仅有二十二人。《抒情的境界》既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熟知，其中可资利用的内容还是值得进行研究的，比如三书对入选学者、作家、诗人所持有的标准，以此就能呈现出抒情传统论四十余年的发展与衍变。

　　1983年出版的《抒情的境界》之《导言》中，蔡英俊描述了其对文学的执念，不下于夏志清笔下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他“单纯的相信：文学作品所描摹的不是生活中散乱不连属的片段，而是一种深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文学作品所彰显的也不是一个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或思想的特质，而是生命整体的力动过程。”11强调文本自身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甚至复杂性，可说是新批评的功劳。文学理论研究者杨东的著作中对此派有简要的概述，“新批评是20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批评流派。它主要活跃于30年代至50年代，一度曾主宰了美国的大学课堂和文学批评界。”12新批评强调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忽略文本的外在条件对文学构成的影响，以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艾伦·泰特（Allen Tate， 1899-1979）、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为中坚人物，这份名单还可以包括更多的文学研究者，燕卜荪也在其内。在文章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在抒情传统论述中的地位。事实上，新批评的论述同时也构成了抒情传统论述的理论来源之一。

　　而在2009年萧驰为《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所撰的导言中对“抒情传统学派”有一个解释：

　　（我们）将“中国抒情传统”界定为：承陈（世骧）、高（友工）的学术思路而来、自中国思想文化的大的历史脉络或比较文学的背景去对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艺术传统（而非局限于某篇作品）进行的具理论意义的探讨。13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抒情传统”流派内部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含义的界定。这个定义透露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我们探讨《抒情之现代性》时将会产生极有意义的辩证。首先是萧驰定义的产生，他预设了一个“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的存在，而他与柯庆明主编的书中所选内容皆为与该流派有关的论文。至此，从陈世骧1971年宣读文章开始到“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的正式形成，已近四十载。其间，不仅陈世骧、高友工的文集得以在两岸三地流传，《抒情的境界》一书也已出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推动者，如蔡英俊、吕正惠、张淑香、柯庆明、萧驰、龚鹏程等已享有声名。因而总结、梳理抒情传统的文献的重要性于焉可见。

　　在这段引文中，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萧驰提到“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他将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抒情诗”，这就与《抒情的境界》提到的“诗歌、小说、戏曲”不同，而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看，音乐、绘画、书法等领域也在“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的研究对象之中。这一对以“抒情诗为主体”的范围在《抒情之现代性》里进一步放大。仅就抒情与现代的对举就可知陈国球、王德威将抒情之系谱延续到现代文学，并引入“现代性”。所谓“现代性”，用卡林内斯库美学角度的解释便是包含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主义）、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14王德威的长文《“有情”的历史》便在攫取批评理论的同时，将现代性的理论与抒情传统论述合观，以为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凡。王德威在文中说：“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15。王德威的这一看法颇为关注中国抒情传统论者所引用，因为这句话不啻为“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的概括。他将抒情传统与政治、知识、存在状态联系在了一起，扩大了抒情传统的以“抒情诗为主体”的狭隘范围。

　　将抒情传统论述做出系统思考的是陈国球，他是“中国抒情传统论”的香港代表者。其重要性在于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其一为“抒情中国”，其二为“香港的抒情史”。由抒情而链接香港与内地的“情”的传统。《抒情中国论》稍早于《抒情之现代性》出版，其中的内容泰半是陈为《抒情之现代性》精心结撰的“导读”。《抒情之现代性》这一导论的结尾部分，陈国球不无反思地写道：

　　中国的“抒情”观念其来有自，“抒情传统”论述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在“现代状况”下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归属及其意义的省思。以这个角度切入以诠释中国文学，包括古典与现代，其效用非常显著;据最近的发展看来，这个诠释系统还有相当巨大的开拓潜力。当然，“抒情传统”只是诠释中国文学的其中一个可行方案，而不是开启中国文学仓库的“百合匙”。16

　　事实上，自黄锦树《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传统之发明，或创造性的转化》一文以来，抒情传统与现代媒介、理论相结合的文章不在少数。李欧梵将抒情传统与近代文学相联系，更有接踵者将其与电影的抒情风格匹配。17由此而开启了抒情传统现代转化之面面观。

　　四

　　行文至此，“中国抒情传统”的两个论述系统得到了阐明，其一是古典文学的追溯，其二是现代文学的建构。这两个脉络是内含在陈世骧的学术经历中的。18而到了高友工及其后学，抒情传统论就变得狭隘起来，或戚戚于起源的探索，各寻主体;或直陈其为“戏论”，另起炉灶。直到黄锦树、王德威、陈国球将其与现代文学和理论的探求相结合，才又焕发了生机。如果借用王国维的词话来评王德威、陈国球等人的努力，可以说，抒情传统至王、陈二氏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9抒情传统一说在批评与指认的过程中，研究者的主体及其研究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抒情传统如何容纳古典与现代、如何调和哲学与文学、如何解说“情”之变化成为研究者试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着抒情传统论的合法性问题，不得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为此，借助于学者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我们提出“三代六群两系”说来解决此问题。“三代六群二系”说，如上所述，是指始于新文学之发轫期，以迄今的“抒情传统论”的学术谱系。这个谱系中，部分研究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开拓之功，但其中并不包含纯粹古典文学中的抒情理论及其谱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提及，该结构之依据，乃是抒情传统论者自认、他认或追认的结果。其结构如下：

　　第一代第一群鲁迅、朱自清、闻一多

　　第二群宗白华、朱光潜、方东美

　　第二代第三群普实克、徐迟

　　第四群陈世骧、高友工

　　第三代第五群黄锦树、王德威、陈国球

　　第六群蔡英俊、吕正惠、柯庆明、张淑香、萧驰、龚鹏程、颜昆阳、宇文所安、叶嘉莹

　　这个结构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关于第一代第一群和第二群，他们的群际区分是很明显的。鲁迅和沈从文的主要成就在现代小说，在《抒情之现代性》中，被选中的是《题未定草（七）》，而他常被征引的文章是《摩罗诗力说》。至于沈从文，无论王德威、还是陈国球，都以其1965年写就未发表的《抽象的抒情》为抒情传统张本。而第二群之宗白华、朱光潜、方东美三人都是美学家，陈国球之将三位归为抒情传统的体系中，是试图将美学理论置于文学研究的努力。他们三人的学术经历有交叉的地方，方东美与宗白华是为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同事，也是朱光潜的同乡及同学，20这也是研究者将其置于抒情传统体系的一大原因。

　　一、关于普实克。普氏之被追认为抒情传统的代表人物，在于一份重要的文獻，即是其论文集《抒情的与史诗的》（The Lyrical and the Epic），该文集由李欧梵编纂。在该文集中，收录有一篇长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该文特别注意到“晚清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21以及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脉络。将近现代中国之抒情因素向传统靠拢，阐释在革命与启蒙之下的情的表征，这样就为抒情之现代转换提供了条件。

　　二、关于徐迟。徐迟在新时期以《现代性与现代派》介入当代文学论争，而抒情传统论者最愿提及的他的作品是发表于1939年《顶点》的《抒情的放逐》22。《顶点》月刊由艾青、戴望舒主编，7月10日出版，设桂林和香港通讯处，桂林处由艾青负责，香港处由戴望舒负责。因9月艾青离开桂林，该刊停刊。同期刊发的还有周煦良、袁水拍的诗作。《放逐的抒情》在倒数第二篇，最后一篇文章是署名马耳的《一个人的记忆》。徐迟在其文章中将抒情与战争联系，讨论生命的习惯与意义的问题，抒情放逐的背景，他说是：“这个时代里，生命仅是习惯，开始没有意义了。”这段话的来源，据徐自承，是来自C台。刘易士论艾略特的，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说：

　　关于近代诗的特征的说明，C台.刘易士在他的《诗的希望》里所说的艾略脱开始放逐了抒情，我觉得这是最中肯的一句话。因为抒情的放逐是近代诗在苦闷了若干时期以后，始能从表现方法里找到的一条出路。23

　　在文章最后，作者又道出写作的缘由：“抒情的放逐，在中国，正在开始的，是建设的，而抒情反是破坏的。”我们不得不将徐迟列为“反抒情”的代表人物，甚至可将其视为反抒情的抒情者。而联系到其后来大论现代性，可见抒情与现代性的问题，在徐迟这里就有了征兆。

　　三、关于宇文所安。在《抒情之现代性》中，陈国球坦诚“宇文所安本人对‘抒情传统论的标签大概也不会坦然接受”24。宇文所安著述宏富，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熟稔，对中国现代文学也颇为关心，尤其是现代诗学的开展。陈国球将其归为抒情传统论者的一大原因是“论述的視野和关怀所在”，这个归类比较模糊。待我们讨论完抒情传统论的诸多疑点后，再回到这个问题，或许读者会得到清晰的回答。

　　四、关于叶嘉莹。将叶嘉莹归为抒情传统论之主要人物，就个人的阅读来说，是妥当的。叶承其师顾随的“兴发感动说”读解诗词。对文类、流派、诗或词人、文集均有研究，其中与抒情传统相关的，除了兴发感动说外，还有其探究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在《词学新诠》一书中，叶借用语言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文学理论与意境说合谋。从方法论上来讲，陈世骧早年在北大从朱光潜游，与艾克顿合译《中国诗选》，后又留学美国，深染新批评的方法;而高友工的文章自称是从语言学来，借用雅各布森的理论，因而与叶嘉莹的方法不谋而合。均为时代影响下的产物。

　　五

　　陈国球在《抒情之现代性》的“导读”中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抒情传统传承的方便法门。通过他的讨论，我们能够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涵盖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抒情传统的论述谱系，这个谱系便是“三代六群二系”说。以“三代六群二系”说来对抒情传统论进行考察，历时地看，涵盖了三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使用希尔斯对传统的定义，那么抒情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传承有序”的学术流派，是属于“传统的延传变体链”。而关于抒情传统的形成时效，也符合希尔斯“至少三代人”的要求。25因此，我们将抒情传统视为一合理的论述谱系。研究者梳理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不仅有助于抒情传统论者的自我认同，同时也使他们可以察觉到抒情传统论的理论的偏狭与论述张力，以求得论述的空间的。关于“三代六群二系”说，我认为还有如下的几个方面尚待说明。

　　首先，是上文尚未讨论到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文集。该文集由柯庆明、萧驰主编，柯较早地对抒情传统论述进行了研究、阐释，而萧驰对抒情传统论述的认同虽较晚，但在后来的抒情传统论述中，奋起直追，属“后起之秀”。他们二人均始于研究古典文学，而他们编纂的文集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未选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黄锦树、王德威的研究文章。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陈国球、王德威在编撰《抒情之现代性》时，对抒情传统含义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在现代性的大纛之下，陈、王对抒情之含义的重新思索。在他们的视野中，不同于古典文学研究者在传统文献中寻找起源，他们认为现代文学中自有一抒情传统的论述谱系。

　　现代文学的抒情谱系之起源在于新文学的兴起与传播。也就是说，在陈、王的研究中，抒情传统论述谱系是与新文学命运紧密相关的，本身即为一现代的“风景”的发明。抒情之“情”应当说也是近代的产物。普实克对清末文学的观察今天仍然有效。该“情”在袁进的研究中上接晚明李贽的童心说。26袁进所说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先声”即为晚明的“唯情主义”。他观测到了近代文学理论与晚明文学理论之相融合处。更进一步，袁指出近代“情”之吊诡，一方面尊崇，一方面贬抑：“他们在同一部作品中一方面崇仰‘唯情主义，讴歌纯真的爱情，将爱情写得美妙动人;一面又对‘情持恐惧否定态度。”27

　　《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文集分“原论篇”、“本论篇”和“广论篇”，每“篇”之下，又分三节，节下选录文章，文章数目不一。“原论篇”包括抒情传统与文化渊源、语文学以及传统的开启三个部分。“本论篇”则论及抒情传统中的自我、“诗的时间”和文学形式诸问题。第三篇“广论篇”列了抒情传统与跨文类的关系、以及理论建构与再构和学术思潮反思等项。文集收入的文章值得深思，其中抒情传统与跨文类的关系，实是讨论抒情传统与美学、小说的关系，扩大了抒情传统的研究范围及论述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该文集未收入陈世骧的名文《论中国抒情传统》以及高友工的文章《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陈国球的论述方法。他连接百年抒情文学的方法基于：一，时间的关联;二，论述主旨的契合;三，作家、流派和论争之勾连。《抒情之现代性》中选录的朱光潜和鲁迅的文章，是二人对古诗“曲终人不见，江岸数峰青”的争论。由此进入到境界的探讨，而境界之寻求，在汉学界，当以叶嘉莹的思索影响最大，尤以叶早年对王国维诗学理论的探讨最为知名。联系到汉学界，就不得不延及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而在朱光潜，其关联到宗白华，乃因二人对中国美学的贡献;同样是美学的理论寻求，方东美的哲学似能给陈国球更多的抒情传统之外的选择。《抒情之现代性》的“导读”，后尽数收入《抒情中国论》。需要提及的是，陈之能被列入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乃因其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他提出了抒情中国论，扩大抒情的研究范围，并隐约建构起了二十世纪的抒情传统论述。另一方面是他将“地方性”引入抒情传统论述，讨论香港的抒情。我们可以将其讨论香港文学抒情史的部分称之为“抒情香港”。

　　再次，抒情传统论述包含多个学术面向，研究者既可以从其内部进行研究，也可将其与华文文学、“离散研究”联系起来，进行跨学科的叙述。还可以借助批判理论、殖民理论的方法，建构或解构抒情传统的论述视野及其谱系。如果研究者同意王德威提议的将抒情视为革命与启蒙之外的第三个现代思想研究的视角，那么有关抒情的讨论值得更多的关注。抒情传统的学术面向，概括起来：从学科分野来说，有文学的和美学的面向;从文学内部的角度，有古代与现代的面向;从地域区隔来说，有欧美和港台学者的面向，因而造成汉学家与本土学者视域的差异。抒情传统论述是伴随海外中国研究之历程而成长的28，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抒情传统论述视为已完成的流派或团体，而是正视其生成性与多变性。

　　最后，“三代六群二系”说只是暂时性的研究成果。随着学界对抒情传统论述兴趣的增长，相关的学术成果也不断地涌现，因而学术谱系也应得到延伸。直接性的知识性的影响，就有张健、张松建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其他影响，还可在杨联芬、陈晓明的著作中看到痕迹。29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这里的“两系”指的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两个脉络，其中近代文学之研究，属于现代性的探究。当然，也可指抒情传统论述的两大重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大学，这两大学术重镇的学术传承也可称之为“两系”。高友工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其弟子林顺夫、孙康宜的词类研究可列入抒情传统的研究谱系。30上面的排列可以明显看出的是，第一代第二群、第二代第四群、第三代第六群是属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些学者是以研究古典文学著称的。这里的古典文学也包含了古典美学等其他领域，是属于“古典文学研究系”。第一代第一群、第二代第三群、第三代第五群中涵盖了现代作家、诗人、学者，则他们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系”。如按照这个标准，林顺夫、孙康宜应列入第三代第六群之中。

　　① [美]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2006），后收入王德威中文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2008）、《抒情传统四论》（2011）、英文专著The Lyrical in Epic Time：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2015）以及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2014）等书。

　　②162024 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90-591页;第31页;第321页;第251页。

　　③ 该观点之产生，得益于刘述先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分析，他提出了现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架构，见刘述先：《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④[美]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⑤11 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文学卷一：抒情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页;第2-3页。该书之联经版为蔡英俊主编，在三联版的版权页上，写有如下字样：本书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4月修订版影印。

　　⑥1730 陈国球：《抒情中国：论中国的抒情传统》，《抒情中国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第6-7页;第1页。

　　⑦ 张淑香：《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出”解读〈兰亭集序〉》，《中外文学》1992年第8期。

　　⑧ 徐承：《中国抒情传统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

　　⑨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7页。

　　⑩ 这当然借自丹穆若什的论述，参看丹穆若什著，查明建等译：《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8页。

　　12 杨东：《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13 萧驰：《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导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6页。该文后更名为《四十年的接力》，载徐中玉、郭豫适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2辑·中国文论的古与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4 [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

　　15 [美]王德威：《“有情”的历史》，《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6年第33期。

　　18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淡江中文学报》2008年第18期。

　　19 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人间词话》第十五则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见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7页。但黄锦树、王德威二人的著作的差异也非常大。

　　21 [捷]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收入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页。

　　2223 徐迟：《抒情的放逐》，《顶点》1939年第1期。

　　25 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第20页。

　　2627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第407页。

　　28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页。

　　29 大多数研究都与诗学理论有关，参见张松建：《抒情主义与现代诗学》（2012）;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2015）;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2016）;陈晓明：《众妙之门》（2016）第七章《“没落”美学的古典性与现代面向——〈游园惊梦〉表征的一种美学意识》。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Theory of Three Generations， Six Groups and Two Systems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Lyrical Poetry Theory in China

　　Wang Yulin

　　Abstract： Since 1971 when Chen Shih-Hsiang published his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in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 in the States， the ‘tradition， promoted by Yu-Kung Kao and preached by David Der-wei Wang， has become a well-known theory.The Three Generations， Six Groups and Two Systems are a reference to the creative participators in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recognized， individually， severally or posthumously， by various believers. All told， there are twenty twowho can be included in this genealogy of lyrical tradition. In terms of their identity， there are poets， writers， scholars and even men of letters who used to b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 terms of the areas covered， there are sinologists or researc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Europe， NorthAmerica and Chinese Malaysia.

　　Keywords：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Three Generations， Six Groups and Two Systems， genea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