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实主义是百年来狄更斯在中国接受和批评的主流话语。本文通过梳理建国前狄更斯在中国接受与评价的现实主义主线，对比同时期英美学界对狄更斯的评论，发现狄更斯在中国语境中接受的特殊性。由此现象出发，回归历史语境，探讨狄更斯的接受与现代中国特殊时代和文化背景变迁的联系，并从中管窥现实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及其流变。
关键词：狄更斯;接受;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64-06
引言
自1907-1909年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①开始，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经百余年，几乎从未中断。在此期间，狄更斯在中国始终以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被译介、评论。然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评论家对其作品的现实主义内涵的阐发是不同的。想要探究狄更斯在中国接受的现实主义主线的内涵，需首先明确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和许多其他批评术语一样，现实主义同样因使用混乱而难以准确界定，在此仅根据本文要阐述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和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写真实”的创作方法，重在艺术和审美功能;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倾向性”的文学思潮，重在认识和批判功能。作为美学范畴的“写真实”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却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其诞生和发展都与时代语境息息相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兴起的，当时的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共同的倾向：他们关注现实生活，在作品中冷静细致地描写和再现现实，表达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思潮最早诞生在法国，以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作家为代表，很快传到英国，狄更斯就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作家。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进入中国语境后，内涵产生变异和衍生，将其用于定位和解读狄更斯，在哪些方面是适合的？在哪些方面又是误读的？不同时代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阐发有何不同？背后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中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狄更斯
1907年至1949年，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晚清到“五四”时期、二三十年代和抗战时期。晚清到“五四”时期，有关狄更斯的评介主要体现在翻译家林纾和孙毓修的译者序及相关评点中。林纾将狄更斯小说的精髓概括為“专为下等社会写照”②，并充分赏识其写实的小说艺术，认为其“刻划市井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③。孙毓修同样把握到了狄更斯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认为“英人迭更司之小说，善状社会之情态，读之如禹鼎象物，如秦镜照胆”④。他在《司各德、迭更司二家之批评》这篇文章中写道：“迭更司每一摇笔，则一时社会上之人物之魂魄自奔赴腕下，如符箓之役使鬼物焉”⑤。由此可见，林纾和孙毓修都注意到了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特征，不仅把握到了狄更斯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描写下层人民生活上的认识功能，而且注意到了狄更斯的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
从“五四”时期开始，狄更斯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引进和批评。新文学运动领袖陈独秀在大力倡导现实主义文学时，将狄更斯列为值得中国文学界学习的楷模：“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乎。吾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⑥。这无疑明确了狄更斯在中国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代表的定位和形象。到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狄更斯评论更强化了其现实主义特征。当时主要的批评家谢六逸、周瘦鹃、韩侍桁、郑振铎等，无一不将狄更斯当作现实主义作家进行评介。谢六逸在《西洋小说发达史》中认为，狄更斯是“继司各德之后，描写社会的贫困最有势力的作家”⑦;周瘦鹃以为，“狄根司之所以以长篇小说名者，即以善写社会物状故”⑧;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狄更斯的小说所写的故事与人物都是在于英国中下级的社会里的……他所骂的乃是社会的制度与组织”⑨。这些评论家一致从社会认识层面强调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生活的描写，对弱者的同情，突出其剖析与揭露社会时弊的现实主义特色。
三十年代后半期，狄更斯评论中开始引入苏联批评模式，即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为指归的批评视角：一方面，强调狄更斯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上的进步性，肯定他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指出其资产阶级出身的局限性，即在揭露和批判社会的同时，又持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如1937年《译文》推出的“迭更司特辑”中，刊登了许天虹译苏联学者亚尼克尼斯德的论文《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⑩，就是采用这种着眼于政治思想层面、一分为二的批评模式的典型。这种批评模式在抗战时期的狄更斯评论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抗战时期是狄更斯在中国译介的一个高潮，蒋天佐、许天虹、董秋斯、罗稷南、邹绿芷等译者以《译者序》或《译后记》的形式对狄更斯做出评点。较有代表性的是邹绿芷为中译本《黄昏的故事》（To Be Read at Dusk， 1852）撰写的序言《狄更斯，英国伟大的讽刺家》11，在序言中译者通过介绍狄更斯在俄国的接受和批评情况，强调狄更斯作为严肃作家批判现实的一面，同时又指出其作为改良派不彻底的一面。另外，董秋斯在其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50）的《译后记》12中同样以狄更斯在俄国文学界的接受为对照，指出其作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在揭露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同时也表明其在社会变革上的阶级局限性。这两位译者对狄更斯的评价，表现出对左翼批评思想及“苏联模式”的认同，基本上代表了抗战时期狄更斯评价的主流。这一批评模式在1949年沈起予译介的俄国学者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深化。书中指出，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面批判资产者构成和其风俗，但又否定那趋向着此等的变革之革命手段等事”，这是这个特殊阶层作家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性和局限性13。这一政治化和“倾向性”批评模式，在建国后一度被推向高潮，成为狄更斯批评的主导模式。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建国前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和评价一直沿着现实主义这一主线，其在中国的形象始终被定位为现实主义的严肃作家。这种解读能否展现狄更斯的原貌？狄更斯在英语语境中又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将考察狄更斯在同一时期西方评论界的接受和评价。
二、西方评论界的多元狄更斯
狄更斯在英国最初是作为连载文学作家成名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1836）的连载发表一度使狄更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查尔斯·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对狄更斯的一段评价很好地代表了他在同时代人心中的形象：“没人把狄更斯首先看作一位作家，他的书使人直接把他当作一位朋友……他使我们最受益的并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他作为一个最仁慈的人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他仅仅把文学作为一种使自己和同胞联系在一起的手段，通过文学，用亲切、善良、仁慈和友好的东西来鼓舞他们”14。由此可见，在同时代人心中，狄更斯的作品具有大众流行、雅俗共赏的“通俗化”艺术特征。其中，批评家柴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其评论中突出了“圣诞狄更斯”（Christmas Dickens）的形象，强调狄更斯的乐观精神15。狄更斯同时代人中形成了以柴斯特顿为代表的“粉丝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狄更斯是一个幽默、夸张、会讲故事的伟大天才，看重其通俗的一面。
同时代人对狄更斯的通俗化批评，从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开始出現分歧。萧伯纳提出狄更斯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认为他是批判现实的严肃作家16。之后，T. S. 艾略特（T. S. Eliot）提出狄更斯批判社会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3）是其最好的作品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对萧伯纳开创的“严肃派”批评的认同17。从此，在西方狄更斯批评史中逐渐形成“通俗”和“严肃”（“Light”and“Dark”Dickens）两派18。在四十年代，“严肃派”批评占据主导地位，当时主要的批评家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汉弗莱·豪斯（Humphry House）等都将狄更斯作为严肃作家，突出其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19。F.R.李维斯（F.R. Leavis）是少有的否认狄更斯为严肃作家的评论者，正因为此，他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1948）中并没有将狄更斯列入其中。五六十年代开始，“通俗派”评论再度兴起，西方狄更斯批评又变得多元化起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西方近代狄更斯评论的特点：“狄更斯早期作品的每一部都名副其实地弥漫着哥特小说、罗曼史、道德寓言、社会问题小说、通俗戏剧、短篇小说、新闻和即兴娱乐等因素，从而‘使得现实主义没有特权地位”20。
通过对比中西狄更斯评论，我们发现西方评论界对狄更斯持有“通俗”和“严肃”作家的多元化批评，而到了中国却是单一的现实主义作家形象。这种译介和接受的差异背后，是中国具体历史语境的特殊需求。中国对狄更斯接受和评价中的现实主义主线，在不同时代语境的不同需求下，具体的内涵阐释是什么？有何变化发展？这是下一节将要探讨的问题。
三、中国狄更斯评论中现实主义
概念的内涵及其流变
狄更斯是一位在西方现实主义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但是他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时，是否有作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代表这样清晰的定位呢？随着时过境迁，他的现实主义标签在中国的“旅行”中的阐释和解读有何变化？接下来我们将对此展开探究。
1. 清末民初：现实主义的酝酿阶段
最初林纾翻译狄更斯小说时，现实主义思潮尚未传入中国。尽管林纾和孙毓修的评点中已经把握到了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特征，但他们对现实主义尚无自觉的认识。即使林纾将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21和“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22奉为文学理想，其目的不过是“用告当事”、“俾政府而改之”23，因此，“林纾对现实主义的标举仍然承继的是史传文学的余绪，并未完全实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24。其实，林纾翻译狄更斯小说可以说事出偶然，正如他同一时期翻译过各类外国小说一样，其翻译狄更斯小说的初衷仅仅是消闲娱乐。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和周作人首次以“为人生”为宗旨而译介具备“现实主义”文学特征的《域外小说集》，在当时也并没有引发热烈的讨论，这说明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依旧难以找到可以扎根的“土壤”。
2. “五四”时期：进化论视阈下的“写实主义”到思想启蒙的现实主义
“五四”时期，经过彻底、全面的反封建文化运动，现实主义开始正式进入中国。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写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对欧洲近代文学发展作了如下的简单介绍：“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具时代，宣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古典主义（Classic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25。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陈认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6。为了宣传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力推崇“写实主义”，因此，他将狄更斯作为中国“文学界豪杰之士”学习的楷模，其目的就是将狄更斯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希望在中国文化界掀起现实主义文学的浪潮。然而，单纯用进化论的规律、严格按照文学进化顺序来演化文学发展阶段和方向，不免将复杂的文学发展过程简单化、甚至机械化，可以说，陈独秀如此倡导现实主义难免有些牵强。
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启蒙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阐释，奠定了整个现实主义话语在中国流变的基调。这些“五四”知识分子认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文学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及国民性的方式，来达到启蒙民众、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即以现实主义来适应思想革命的需求。周作人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思想，大力介绍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倡导以人道主义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写普通人、平凡人、下等人的生活27。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为人生”的文学最终确立。从这时开始，狄更斯才正式作为欧洲19世纪批判和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被借重。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年代谢六逸、周瘦鹃、韩侍桁、郑振铎等批评家对狄更斯一致的社会现实主义阐释倾向，并与同时期的西方以萧伯纳、T.S.艾略特为代表的“严肃派”狄更斯批评观点吻合。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阐释与其本义完全吻合吗？通过细读《人的文学》，我们发现周作人不仅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反映，而且指出其在解决社会问题、提出理想生活上的责任和作用。温儒敏这样解释这一现象：“同样从人道主义角度主张现实主义，周作人要比他所借鉴的欧洲文学先辈更看重文学的道德性与社会功利性。我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在它的初创时期就开始显露出自己的时代特色”28。这说明“五四”时期在引进欧洲现实主义过程中存在“偏食”现象：当时思想革命的急切需求驱使“五四”知识分子把社会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要素引进，而忽略了现实主义本身“写真实”的创作方法，因而使接受者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现实主义的内涵。从二十年代谢六逸、周瘦鹃、韩侍桁、郑振铎等批评家对狄更斯的现实主义评论来看，他们均从社会认识层面强调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生活的描写、对弱者的同情，突出其剖析和揭露社会时弊的特色，而对于其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却鲜有提及。这种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倾向性而忽略其“写实性”的阐述模式，在中国的狄更斯译介和评论中始终存在并逐渐加强。
3. 三十年代到建国前（1933-1949）：“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潜流”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治上的革命潮流使現实主义遭到冲击，左倾机械论一度泛滥，直到三十年代上半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入才使现实主义恢复主流地位，走上正轨。1933年，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29一文，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标志着这一概念开始正式传入中国，这让我国现实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针对其国内“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机械论而提出的，因此将“写真实”的创作手法作为其基本原则。而周扬在引进这一概念时，却过滤掉“写真实”这一基本原则，渲染其政治倾向性，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对立。温儒敏认为，“只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级性、时代性特点，而忽视它作为现实主义所要求达到的‘写真实这一基本特点，这一口号就容易脱离现实主义而沦于空泛，这就难以针对和取替‘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因为后者表面上也是讲创作方法的阶级性、时代性的”30。由此可见，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发与原义指归背道而驰。由周扬开辟的这种重倾向性和阶级性解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抗战时期的现实语境下得到进一步深化，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主流阐释模式。
三十年代到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对狄更斯的“一分为二”阐释模式，就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性和阶级性的解读倾向。如1937年许天虹译的苏联学者亚尼克尼斯德的《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文、1944年邹绿芷《黄昏的故事》中译本译者序《狄更司，英国伟大的讽刺家》。1947年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的《译后记》和1949年沈起予译俄国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都一方面肯定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性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指出其资产阶级出身和改良思想的局限性。其中在沈起予所译介弗里契的文学史中，已开始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身份来定位狄更斯，以突出其在政治上的战斗姿态和形象。后来这一术语在建国后浓厚的意识形态笼罩下，一度成为狄更斯批评的主流话语，但其内涵已经离最初狄更斯作为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原义大相径庭。同时期西方的狄更斯批评尽管同样以“严肃派”为主导，如奥威尔、威尔逊、豪斯等都给出狄更斯作为严肃作家反映社会现实的定位，但却并未凸显其阶级性、倾向性，并且均涉及其写实的创作手法。
虽然三十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逐渐用革命性和阶级性取代了“五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还存在着一股坚持“五四”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潜流。陈顺馨在《周扬与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不同接受》一文中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视野几乎在一开始就可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较对苏联开放的，即较贴近苏联官方立场，这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和周扬的阐释为代表;另一种则较着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即较远离苏联官方立场，这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阐释为代表”31。胡风于三十年代末提出反对以“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导的文学宣传主张，到后来发展成熟为“主观战斗精神”乃至“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命题，实质上是对“五四”现实主义思想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1935年重译德国学者梅格凌的文章《狄更斯论》32中洞见端倪。文章强调狄更斯对伦敦都会生活真实的再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讽刺和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指出狄更斯即使如此批判英国社会，在英国仍然广受欢迎，但这在德国是无法想象的，说明德国社会仍不够自由民主。胡风重译此文，实是借作者召唤狄更斯对德国社会民主的启示，来映射和启发中国社会，旨在发扬“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唤醒国民性、贯彻思想革命的任务。另外，金东雷在其1937年的《英国文学史纲》中对狄更斯的评论体现了对“主观性”和艺术审美性的强调。书中重点从艺术角度探讨了狄更斯写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诗学特征，如“无我”和“无感觉”，作者的主观性、浪漫色彩和抒情性，幽默和感伤元素，想象力和感觉性等等33。金东雷从诗学角度如此细致、系统地研究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在左翼文学潮流中是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总之，在三四十年代普遍革命化和政治化的语境下，时代的迫切需求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功利性和认识功能，以“五四”启蒙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这股批评倾向被边缘化、成为“潜流”可以说在所难免。然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逆潮流而行，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审美性，突出作者“主观性”的作用，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公正的评判。
结语：流变的背后
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建国前的狄更斯评论中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晚清民初的现实主义评点尚无理论自觉;“五四”时期开始以思想革命为目的，将狄更斯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引进和评价，但却只偏重现实主义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而忽略其“写实性”的特征。在二十年代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现实主义一度被左倾机械化。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革命性和阶级性阐释，忽略其“写真实”的基本原则，由此导致政治化解读逐渐成为中国狄更斯批评主流。而在主流之下也存在一股发扬“五四”传统的“潜流”，这在狄更斯评点中体现为对作者“主观性”和作品“写真实”艺术的注重。当时的社会需求使这一批评倾向被边缘化，但历史地看却独具价值。狄更斯在中国接受和评论的现实主义主线及其内涵的流变，充分说明了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需求对外国作家译介的影响、操纵或主导作用。
① 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的狄更斯作品共有五部，分别为：《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 1907）;《孝女耐儿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 1908）;《贼史》（Oliver Twist， 1908）;《块肉馀生录》（David Copperfield， 1908）;《冰雪姻缘》（Dombey and Son， 1909）。
②③21 林纾：《〈孝女耐儿传〉序》，见迭更司《孝女耐儿传》，林纾译，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
④ 孙毓修：《耶稣诞日赋》，《小说月报》1915年第10号。
⑤ 孙毓修：《司各德、迭更司二家之批评》，《小说月报》1913年第4卷第3号。
⑥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⑦ 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6号。
⑧ 周瘦鹃：《说觚》，周瘦鹃、骆无涯编：《小说丛谭》，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27页。
⑨ 郑振铎：《文学大纲（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244页。
⑩ [苏]亚尼克尼斯德：《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许天虹译，《译文》1937年第3卷第1号。
11 邹绿芷：《〈黄昏的故事〉序言》，见狄更斯《黄昏的故事》，邹绿芷译，自强出版社1944年版，第1-6页。
12 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译后记》，见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下）》，董秋斯译，骆驼书店1947年版，第809-815页。
13 [苏]弗里契，《欧洲文学发展史》，沈起予译，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第196页。
14 Charles Eliot Norton，“Charles Dickens.”North American Review 1868， p.671.
15 G. K. Chesterton， Charles Dickens. London： Methuen， 1906， p.26.
16 George Bernard Shaw， Shaw on Dickens. Eds. Dan H. Laurence and Martin Quin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85， p.51.
17 T. S. Eliot，“Wilkie Collins and Dicken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27（4）： 525-526.
18 Laurence W. Mazzeno，“Charles Dickenss Critical Reputation.”Critical Insights： Charles Dickens. Ipswich： Salem Press， 2010， p.46.
19 參见George Orwell， Inside the Whale. London： Gollancz， 1940; Edmund Wilson， “Dickens： The Two Scrooges.”The Wound and the Bow.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1; Humphry House， The Dickens World. New York： Oxford UP， 1941.
20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77， p.126.
2223 林纾：《〈贼史〉序》，迭更司：《贼史》，林纾译，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24 孟昭毅、李载道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25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3号。
26 陈独秀：《答读者》，《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4号。
27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2830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第123-124页。
29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14页。
31 陈顺馨：《周扬与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不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32 [德]梅格凌：《狄更斯論》，胡风译，《译文》1935年第2卷第3号。
33 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5-38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Look at the Evolution of Realism as a Concept in China from the Receptior of and Introduction to Charles Dickens in Modern China
Yu Chenglin
Abstract： Realism i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for the acceptance and critique of Dickens in China over the century. This paper finds out about the specificity of the acceptance of Dicke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sorting out the main lines of realism in the acceptance and critique of him in Chin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comparing the commentaries on him made in the scholarly world in the UK and the USA in the same period. Based on this phenomenon while going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 attempt is made to explore how the acceptance of Dickens is related to the special times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change i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while peeping into the contents and evolution of real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Keywords： Dickens， reception，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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