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璇

　　摘 要： 《风前尘埃》作为施叔青“台湾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描写了日据时期的一段历史。作品通过日本人的文化入侵、台湾人的认同转变、揭露“日台亲善”的虚伪面目，呈现出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相互龃龉、充满张力的文化认同关系。施叔青对日本与中国台湾关系的书写，表现出日据时期日本对中国台湾的文化侵略和空间控制，从而揭露殖民真相。

　　关键词：《风前尘埃》;施叔青;文化认同;日据历史书写;空间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89-07

　　新世纪以来，台湾对日本殖民时期历史的重估浪潮不断深入，作家开始试图构建完整的殖民历史，反思殖民历史和文化认同问题。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就是其中的典例。其中，《风前尘埃》以日本在台殖民历史为对象，以琴子的个人/家族史的方式呈现出台湾半世纪的被殖民历史，以及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的文化纠葛和认同问题。

　　《风前尘埃》通过对日本与中国台湾关系的呈现，以日本和中国台湾两种视角，讲述了日据时期台湾人的认同焦虑，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双向的文化流动，展现出日据时期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文化认同的张力。

　　一、日本人：强势文化入侵

　　《风前尘埃》的故事主轴，是横山家族三代女性在殖民历史下的命运沉浮。横山绫子身在台湾，坚守着自己作为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绫子的女儿横山月姬，在台湾长大，爱上了原住民哈鹿克。月姬明白恋情不为社会所容，亲手将哈鹿克推向死亡。月姬的女儿琴子在日本长大，对台湾失去了文化认同感。在《风前尘埃》中，身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并非以千篇一律的面孔示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坚守。这种坚守表现为一种优越感和文化入侵的态度，斩伤了弱势的被殖民者，也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一）殖民者的优越感

　　在《风前尘埃》中，日本人对台灣的情感，有着强硬和柔和两种态度。无论哪种态度，都展现出日本人作为殖民者的优越感。其中，日本的第一代移民横山绫子、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是强硬态度的代表。他们坚守着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对台湾的态度是厌弃的，认为台湾人需要被日本文化改造。而第二代移民横山月姬和第三代移民无弦琴子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和血缘），对台湾便存有不同程度的亲近感，是柔和态度的代表。但这种亲近感无法抹去当时根深蒂固的殖民观念，乃至第二、三代移民仍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身为殖民者的文化尊严和优越感。

　　第一代的日本人移民，是日据时期移居台湾的日本农民、警察及其家属，横山绫子和佐久间左马太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对日本文化的坚守，展现为一种针对台湾的征服者姿态和文化优越感。

　　书中特意写到佐久间左马太强制理蕃的铁血政策，以及他坚持认为“野菜必须被驯服”①的立场：佐久间对台湾人的歧视态度，反映了当时日本对殖民地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作为庶民的日本人。横山绫子接受的便是这种殖民教育，她对殖民地台湾始终有一种鄙夷情绪，尤其是在屠杀山地警察的惨案发生以后，绫子对台湾的鄙夷中又生出了恐惧感。

　　绫子的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对殖民地台湾的不信任、不认同，也来自对自身文化的坚定认同感。绫子最终选择回到日本，便出自于她对台湾的这种敌意和歧视，以及在台生活的文化孤独感。她以延续帝国文化和精神为己任，嫌弃“湾生”的女儿，将月姬寄养在山下的日本移民村以保证女儿受日式教育……都源于她对台湾的排斥。作者安排绫子表现出种种拒斥台湾的行为，意在展现日本人心中对本国文化“灯塔”式的存在意义的自豪感，这种文化自信也成为日本文化入侵的心理基石——它既让日本人保持着文化的优越心理，又让台湾人受到感召以主动改造自我。

　　在台湾长大的第二代日本移民，也保有对日本文化的认同和优越感。在台湾的成长经历与这种优越感相融，致使他们的文化认同开始走向两种文化之间的纠缠。

　　横山月姬作为第二代移民，日本只存留在上一代的口中和书本里，而台湾则是她可以依赖的现实。月姬对台湾的复杂情感让她近乎疯狂地迷恋原住民男孩哈鹿克。哈鹿克的出现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他代表了月姬心中向往、却不敢承认的、充满生命力的台湾。她越是不想承认自己对台湾的依赖和迷恋，就越陷入对台湾更深的追思中，乃至将哈鹿克推向死亡以后，又对哈鹿克念念不忘。老年的月姬只能通过臆造出不存在的真子，说服自己与哈鹿克相爱的真子。这表明在月姬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身为殖民者的优越感，驱使月姬隐瞒与哈鹿克的情事，乃至分裂出虚构的真子，以满足自己作为征服者的优越感，与被殖民者划清界限。

　　作为第三代移民的无弦琴子，与母亲横山月姬一样，都是“湾生”的日本人。作为殖民者的优越感，在她身上又有不同的面向。

　　琴子在日本长大，对台湾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因为“湾生”的身份在日本受尽歧视，琴子对自己的生父不详、日语发音不准等十分敏感，对自己的日本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不愿承认自己与台湾的联系。

　　琴子作为一个彻底失根的“台湾人”，对台湾的文化情感是冷漠的。她对台湾的了解通过母亲的“台湾写真帖”和讲述得来，便无法感同身受。于是她认为真子（横山月姬）献身于哈鹿克，是“雾社事件”后殖民者的一种道歉和赎罪，而非出自爱情。琴子作为第三代移民，拥有日本和台湾两种身份。但在这两种身份中，作者安排她重新充当了殖民者的角色。如果说第二代移民在两种文化相融之中，纠缠于作为殖民者的优越感和认同被殖民文化的自责感，那么在琴子这一第三代移民身上，展现出的就是作为“台湾人”却主动选择认同日本、继承了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

　　至此，施叔青通过三代日本移民的刻画，展现出在殖民地社会，作为殖民者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优越感。带着这种强烈的优越感和界限感，即使生活在殖民地台湾，日本人也不会产生文化认同上的焦虑。这种文化上的坚守，成为排斥台湾人的一种推力。而无弦琴子作为半个台湾人，成长为一个彻底的日本人，也展现出特殊的历史对被殖民者的彻底驯化。

　　（二）对被殖民者文化的态度

　　“湾生”指的是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在日据时期一度受到本土日本人的歧视。

　　事实上，“湾生”的日本人对台湾也存有一种不同于对日本的乡愁感。横山月姬回到日本后日日摆弄“台湾写真帖”;在晚年意识不清时，对花莲移民村的方位依然倒背如流，都展现出月姬对台湾的依赖感。琴子在旅行途中遇到的“湾生”日本老人们，大多想要埋骨台湾，将台湾当成家：“湾生”的日本人对被殖民土地的乡愁，表现出第二代的殖民者，在文化上成了某种程度的被征服者。

　　这些在台湾长大的二代移民，一面保有身为日本人的文化认同和尊严感，一面又对台湾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两种文化认同纠缠在一起，让横山月姬表现出对台湾暧昧的注视。她对台湾并非有着彻底的认同：母亲绫子的谆谆教诲，虽没能约束月姬的实际行动，但让优越的殖民者身份认同融入了月姬的精神世界中。她一方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有着奇妙的乡愁，另一方面又坚持着自己对被殖民者的优越感和界限感。月姬羞于向女儿琴子坦诚自己和哈鹿克的过去，将回忆假托于并不存在的“同学”真子，显现出月姬身为强势文化的殖民者不能彻底抛开殖民身份的无力感，只能通过自我分裂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的感情。也只有在这种分裂中，月姬才能认同哈鹿克的存在，接受自己对殖民教育的背叛。

　　晚年的横山月姬时常看到一种海上奇景：新娘在即将靠岸时被大浪卷走，岸上的新郎不知所措。如果把这看成是有关月姬和哈鹿克的谶语，那么从小深受殖民教育影响的月姬就是那个坐在船上、无法靠岸的新娘。她虽深爱着原住民少年，但强烈的殖民认同让她并不能接受自己的情感选择。这种“失根”感，让她只能向岸上的哈鹿克拼命挥手，却永不相见。月姬对手绢上哈鹿克留下的体味感到的迷恋，是月姬对健康的生命力的迷恋，也是她对台湾本土文化的某种留恋。哈鹿克代表了台湾和故土，未被驯化，因此一定是在岸上的新郎。月姬不能接受自己与哈鹿克的感情，假托真子爱上哈鹿克：这种自我分裂和认同的矛盾，是最终卷走月姬的巨浪。

　　以往对殖民地文化认同的关注，往往聚焦在被殖民者的文化创伤之中，却不曾想身为殖民者的强势一方，也可能遭受到来自被殖民者的冲击。这展现出在殖民时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的双向流动。萨义德曾指出，文化不是不可渗透的，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绝对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与贷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②，即是这个道理。但这种文化上的影响，无法抹去其对日本文化的认同和优越感——月姬选择回到日本，即是出于这种尊严感，而日本文化的优越感和对台湾文化的暧昧注视，正显示着第二代日本移民在文化认同上的张力。

　　二、台湾人：对日本文化的向往

　　《风前尘埃》中对台湾人认同问题的呈现，着力点在于台湾庶民对殖民教育的完全接受，和对不能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失落感。这种文化认同的张力来自追求日本人的认可而不得的尴尬境地。

　　在殖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范姜义明，由衷认同日本文化。和无弦琴子的不详身世一样，范姜义明被收养的身世意味着他与过去的告别，让他从此走向“失根”。作为日据时期的第二代台湾人，义明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因为养母对汉文化没有基本的修养，以致义明从小并没有显现出文化认同的焦虑。如果说在义明身上有认同压力的话，就只有作为台湾人不被日本人接纳、只能做台湾人的苦闷。同学劝他假装自己是福冈人、隐瞒台湾人身份去追求日本女侍的情节，便展现出这种向征服者靠拢而不得的境地。义明为自己的店铺起名“二我”，意在说明自己表面被改造成日本人、骨子里却还是被殖民者排斥的台湾人的尴尬境地。

　　台湾原住民哈鹿克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哈鹿克并未受日本殖民教化，保持着原住民的野蛮生命力，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日本人强制原住民将自己的神明和日本神明混淆在一起，要求参拜神社，令他十分痛苦。他虽对日本文化、礼仪有着种种不解，但却以在横山月姬面前展现些许日语和文明礼仪为傲，展现出对日本文化和文明礼仪自然而然的一种认同感：这种即使未受驯化、也对殖民宗主国文化有所认同的殖民地性格，是一种自我分裂的表现。

　　《风前尘埃》中出现的其他台湾人，也大多有着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黄医生立志将女儿培养成日本闺秀，认为台湾女子并不具备日本女子的气质;马耀谷讲述的、台湾人通过娶“湾生”老婆而变成日本户籍的故事，都展现出殖民地的台湾人积极进行自我改造的现象，表现出对日本文化强烈的向往。

　　这种性格特质在当代也仍存在：原住民田中悦子的自我“日本化”、琴子在花莲见到的神社和移民村旧迹，都是一种展现。悦子以过多的白粉掩盖偏黑肤色、不断夸赞日本当局、强调当下台湾对日本的亲善态度等一系列行为，都展现出殖民地性格很难彻底根除、对殖民文化仍心存留恋的情感特点。琴子在战后29年到花莲旅游，也“没想到日本依然活在当地人的生活里，对日据时期如此眷恋不忘”③。

　　无论是范姜义明，还是田中悦子，都有着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风前尘埃》虽描写了日本人对台湾文化的暧昧注视，但施叔青似乎更关注这种作为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文化的向往。这种抛弃自身文化传统而转向殖民宗主国文化的认同感，也就是南方朔所说的，“向强势者屈服的意识转化，加害必须要有被害的配合，文明的野蛮戏才可以持续下去”④。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还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和对先进文明的向往，被征服者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被抛弃，乃至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充满对殖民母国的认同，并积极把自己改造成征服者的样子。这种自我改造与日本的拒斥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台湾人在日据时期文化认同方面的阻力，预示着政府提出的“日台亲善”只能成为幌子。

　　三、“日台亲善”的虚伪面目

　　《风前尘埃》中日本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台湾人的自我改造，实际存在一种龃龉：台湾人想要成为日本人，而日本人的文化优越感将台湾人拒之门外。这展现出政府宣揚的“日台亲善”只是殖民的幌子，不具有实际意义。这一虚伪性和隔阂感，在文本中主要是通过空间书写展现出来的。而空间的划界和排拒感，又撕裂着殖民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和认同。

　　（一）空间的界限感

　　空间同时是社会行动与关系的中介和结果、前提和局限;社会生活的时空结构动态，界定了社会行为与关系如何在物质层次上架构起来和具体化;这个建构和集体化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呈现为一种空间政治。⑤

　　《风前尘埃》也存在着这种空间政治。作者通过空间上的划界、认同边界、边界维系等，塑造了日据时期的面貌。

　　1. 两座日本庭院

　　在《风前尘埃》中，横山绫子对台湾环境的不适应、对原住民的恐惧情绪，展现出移民的日本人无法对台湾产生正面的情感认同。为了让妻子有归属感，横山新藏为绫子建造了一座日本庭院。

　　通过进入日本庭院这种方式，横山绫子在远离家乡的花莲也能浸润在日本文化之中。台湾的一切都让绫子无法接受，每天暴露在原住民的监视之下也让她心惊胆战。有了这座日本庭院，绫子可以将台湾的一切都拒之门外，把自己封闭起来，以此划清界限。这种明确的划界行为和界限感，来自绫子对台湾的不认可，也保证了绫子在最终离开台湾时，仍带着日本人的骄傲踏上了回乡的船。

　　正如席伯利（Sibley）所说：

　　在一个分类与构造严密的组织里，差异将会被视为偏差，以及对权力结构的威胁。为了降低或对抗威胁，污染的威胁，空间界限应该要严密，而且要有边界和空间秩序的意识。换言之，严密分类的环境乃是最可能经验到排拒的环境。严密的分类将会巩固排拒感，而这两者会相互影响。相对的，具有松散分类与构造的空间结构形式，则会联系上社会混合、对差异的容忍，以及对界限维持的不感兴趣。⑥

　　绫子虽是征服者，但与充满野性的原住民相比，她是弱势的一方。严格的划界行为，是对差异的排斥和对自我的净化。对绫子来说，维系明确的边界也是保护自己的需要。如果没有了咚比冬驻在所和日本庭院，绫子的幻觉会随着恐惧感而加剧，台湾文化对自己的侵入也就难以想象。

　　第二座日本庭院，是台湾人范姜义明为追求横山月姬，在自家建立的日本别墅。虽然月姬与义明的边界感还是因为日本庭院的存在而被跨越了，但“湾生”的月姬对日本并没有范姜义明想象的那般向往。义明以为日本庭院可以成为月姬精神上的归属，但逃婚至此的月姬对此并不感念。在与范姜义明的关系中，月姬表面的文弱和义明的外强中干有着鲜明的对照，也在日本庭院中确立了这种强弱关系。因此对于月姬来说，进入日本庭院表面上是回归日本文化，但对台湾有着某种认同的月姬并不需要维系严格的界限。简言之，这座属于月姬的日本庭院并没有使她像母亲那样耽溺于自身文化之中，执着于殖民文化的优越性，反而映现了月姬对日本文化认同的焦虑感和对台湾文化的复杂情感。

　　2. “限制本岛人入山”

　　范姜义明曾想要进入立雾山取景拍摄，却被警察告知本岛人被禁止进入山中：如果说两座日本庭院代表着日本人隔离在台湾文化之外，通过自我封闭的形式拒绝台湾文化;那么“限制本岛人入山”的政策，就是殖民者通过对被殖民者土地的明确划界，主动对台湾人进行隔离。日本庭院的存在是日本人自己“不出去”，而禁止台湾人入山则是让台湾人“进不来”。明确的划界让日本人保有文化的优越感和界限，但严格的界限感也导致被殖民者的排斥和分裂感。最终限制了台湾人与日本人的“亲善”，加剧了殖民双方在各方面的对抗和矛盾。

　　除此之外，也展现出了台湾人失去土地自主权的失落感。土地的失去是被殖民者最直观的表征，对领土失去控制权，也意味着在地理上任人践踏，在文化上也由此被束缚。正如萨义德所说：

　　“社会空间的基础是领地、土地、地域和帝国与文化的竞争的实际地理基础……归根结底，帝国的问题就是实际拥有土地的问题。当真正的控制与力量、关于某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的观念与一个实际的地方这三者同时出现时，对于帝国的争斗就开始了。”⑦

　　“限制本岛人入山”，显现出殖民者的主动划界行为，也意味着对台湾土地的控制权力。日本实际拥有了台湾的土地，而台湾人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失去了自己的故土。

　　失去故土又导致了生命力的衰弱。哈鹿克被横山月姬藏在神社的地窖中，无法自主地走出神社，远离他赖以生存的高山森林。他失去了脚下的土地，耳中充斥着日本神社的颂声，不再健康。这种失去土地的创痛，和义明被告知“限制本岛人入山”是同样的——他们都在日本人的划界中失去了祖辈的土地。

　　（二）空间的控制

　　《风前尘埃》中所描述的景观，除了空间的划界之外，也利用了空间的均质化和视觉化的策略，加深了殖民者对台湾的控制。

　　1. 台湾的日本市街

　　《风前尘埃》中提到，在“日化东部”的政策下，殖民政府以花莲作为日本的延长线，复制出一座日本城市，其城市景观与日本无异。

　　首先，台湾的土地通过这种改造被均质化了。

　　空间均质化是指具有特定意义（异质）的地方都要成为没有意义（均质）的空间来处理。⑧现代国家统治的对象是空间而非地方。通过对台湾地景的改造，将所有空间均质化，改造成与日本相类似的存在。原来在历史上形成并赋予特定意义的空间、所有未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社会，都必须被贯通成为国家可以计算、规划的均质空间。⑨这种均质化不允许被统治者在地域上的隔离，也就加强了日本对台湾空间和民众的实际控制。

　　其次，在殖民统治下，台湾传统的地理景观（传统社会）被改造。地景的改变并不只是现象本身，也是殖民暴力的表征。

　　萨义德曾指出：

　　如果有什么东西突出了反帝想象力的话，那就是地理因素的首要性。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通过这一行为，世界上几乎每一块空间都被勘察、划定、最后被控制。对土著来说，殖民地附屬奴役的历史是从失去地盘开始的，所以必须寻找殖民地的地理属性然后加以恢复。⑩

　　经过殖民改造，台湾地景的死亡是必然的，台湾变成了另一个日本。

　　日本在台湾建立与本土一样的街景、市景，造成了台湾地景的改变——这种改变比任何文化教育都有效。对台湾人来说，传统的土地已经死去，传统文化也分崩离析，被日本改造的故土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认同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台湾人的失根状态。日本把台湾地景改造成日本地景，冠以日本地名，为日本人营造一种家乡的感觉，由此限制了台湾人的反帝想象力。面对陌生的日本街景，恢复领土只能靠想象，而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得不可靠，最终台湾人在精神上也失去了自己的故土。

　　2. 日本移民村

　　《风前尘埃》中提到，日本为使台湾人见贤思齐，将日本先进的农业和文明带到台湾，在台湾建立了日本移民村。

　　首先，移民村就如横山绫子的日本庭院一样，是日本人自我封闭的划界行为。移民村和台湾几乎隔绝，村里的日本人过着日式的生活。这一严格的界限感，也使得移民村的日本居民能自外于台湾传统和文化，同时又起着感召台湾人效仿学习的作用。

　　其次，移民村的存在是政治策略的必然结果。现代国家统治的对象是空间而非地方，移民村景观和习俗的建立，让很多日本人都认为定居下来就是故乡，对于缓解日本人思乡的苦闷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限制着台湾人的想象空间。施叔青也说到，“内地农民只有在这土地生活，日本才真正领有台湾”{11}。唯有对台湾大量移民，才是控制土地最直观的策略。

　　空间视觉化是指国家贯通地方共同体的干扰，使所有空间成为可见的（visible），便于国家看到每寸土地、每个居民。{12}移民村这一策略在让日本人对台湾土地产生依赖的同时，也让台湾人看到日本移民村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也正是这种空间的视觉化，才起到了殖民者所期望的“见贤思齐”的效果（当然也带来了矛盾和冲突）。苏硕斌指出，“殖民主义只有暴力、只有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搭配上空间的作用力才能真正构成自一个国家下结合、在两个社会间区隔的统治基础”{13}。换言之，移民村这一空间的存在，不仅是具体的功能建筑，还规约人民的居住和活动。台湾地方社会原本存在各种看不透的因素，通过移民村的迁入和现代地景的改造，变成合理、穿越的“可见的”空间，也正是权力的“空间视觉化”逻辑，从而构成了撕裂日本和台湾的另一种张力。

　　总之，作者通过展现殖民者对空间的控制、划界和改造，加深了日本和中国台湾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展现出“日台亲善”实际是一种规约，加深了日本和台湾之间文化认同的张力和撕裂感。

　　在《风前尘埃》中，施叔青对殖民历史的展现，主要通过日本与中国台湾关系来表现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创伤和“日台亲善”的虚伪面目。在文化上，通过描写日本人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台湾人的自我改造，呈现出日本人在文化上对中国台湾的拒斥;在空间上，通过表现日本人的自我划界行为、日本对中国台湾土地的控制，展现日本在空间上对中国台湾的控制和撕裂。这些都构成了日本与中国台湾之间文化流动的阻力，和台湾人文化认同转变的张力，表现出更激烈的文化冲突感和殖民真相。

　　①③{11} 施叔青：《风前尘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页;第179页;第17页。

　　②⑦⑩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9页;第108页;第320页。

　　④ 南方朔：《透过历史天使悲伤之眼》，施叔青：《风前尘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页。

　　⑤ 王志弘：《移/置认同与空间政治：桃园火车站周边消费族裔地景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

　　⑥ Sibley David： Geography of Exclusion， London： Routledge，1995. 转引自王志弘：《移/置认同与空间政治：桃园火车站周边消费族裔地景研究》，《臺湾社会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

　　⑧⑨{12}{13} 苏硕斌：《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0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39页。

　　（责任编辑：徐瑛）

　　Cultural Identity， Filled with Tension：

　　the Colonial-Historical Writing of Dust in the Wind

　　Wang Xuan

　　Abstract： Dust in the Wind， the second novel in the Taiwan Trilogy by Shih Shu-ching， is a history of Taiwan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By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at is full of discord and tension， the novel exposes the hypocritical features of Japanese-Taiwanese Goodwill by way of the cultural invasion by the Japanese and identification and change of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Taiwanese. Shih Shu-ching's writing about the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hip is an expose of the true realities of colonialism by representing the cultural invasion to and spatial control over Taiwan by Japan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Keywords： Dust in the Wind， Shih Shu-ching， cultural identity，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occupation， spatial 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