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文标20世纪70年代新诗批评围绕“文学应该为谁而写”和“文学应该怎样写”两个问题展开，对台湾现代诗逃避现实、崇尚艺术至上所衍生的一系列弊端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检讨和清算，掀起了现代诗论战。他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彻底地否定了台湾现代诗的价值和意义，尽管他的不少观点有失客观，但却不失为问路之石，成功激起了台湾现代诗坛的一潭浑水。
关键词：唐文标;台湾现代诗;新诗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74-07
20世纪70年代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以“横的移植”为开端的台湾现代诗歌，在历经纯粹性、超现实性等先锋实验后，于1970年代开始自省，表现出重建民族诗风、关怀现实生活、肯定本土意识、反映大众心声、鼓励多元思想的时代特色①。追索其转变原因，就必须论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现代诗论战说。作为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和见证人，唐文标以一人之力向整个台湾现代诗文坛宣战，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诗的弊病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批评与检讨。在喧嚣的现代诗运动中，他承担起一个“校正者”和“文化桥梁”的角色，并因此成为研究台湾现代诗歌史无法忽视的关键人物。
一
台湾现代诗在20世纪70年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僵化对立上，实际上这种对诗歌发展道路的质疑在现代诗运动发轫之初就已经成为现代诗人们无从回避的难题。而7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难题的处理刻不容缓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台湾遭遇寒冬，“钓鱼岛事件”（1970）、台湾被驱除出联合国（1971）、尼克松访华（1972）、日本和美国与台“断交”（1972、1979）等数起国际性的重大事件掀起了极大的社会风波，直接构成了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迅速成为社会的意识焦点，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检视自己过往的观念，反省和对抗过度西化给台湾带来的“主体性”缺失，不少人纷纷把目光从西方转向本土，有意识地发掘传统的精神内蕴，于是着眼本土、关怀现实渐渐发展为新的社会思潮。
这股社会诗潮反映在台湾文坛上，主要是对“全盘西化”的典型——现代诗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论战最初是由诗坛外部的批评家发起的。
1972年，《中国时报》“海外专栏”撰稿人关杰明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再谈中国现代诗：一个身份与焦距共同丧失的例证》3篇文章，对叶维廉、张默、洛夫主编的3部诗论与诗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现代诗已经完全西化，失去了传统，“中国作家以忽视他们传统的文学来达到西方的标准……所得到的不过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新东西拼凑一番而已。”②但关杰明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现代派的重视，应者寥寥。
对关杰明的文章热烈响应的是唐文标。唐文标以史君美为笔名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1972），呼吁诗人们“能撕破或被文字埋葬了的社会意识，或被教育僵冷了的他们原有的社会关心。”③但由于史君美籍籍无名，同样没有能够引起文坛的重视。直到1973年，唐文标的《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僵毙的现代诗》《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日之夕矣：献给年轻朋友的自我批评》4篇文章，凑巧地在3个月内分别在《龙族·评论专号》《中外文学》及《文季季刊》上陆续地刊登出来，针对性与攻击力十分强大，如平地惊雷，这才引发诗坛极大的震撼与回响。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无论关杰明还是唐文标都不是最先指责现代主义笼罩下现代诗弊端的第一人。上世纪70年代这场看似由外而内的社会思潮变动，实则联系着台湾五六十年代众多的文学、文化事件，来自于诗坛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几乎从未间断。
诗坛内部的批评如50年代末期覃子豪同纪弦之间围绕“现代派的信条”展开的争论，1961年洛夫与余光中围绕长诗《天狼星》的论争等，这些争论实质上“反映了现代诗内部‘同源异向的分歧”④，基本发生在少数人之间，修正内容往往是小幅度的，并不彻底。而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坛西化严重，就连纪弦自己在1961年也扬言要取消“现代诗”这个名称，他表示“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乃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等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⑤来自诗坛外部的批评例如1959年因苏雪林的文章《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言曦的《新诗闲话》与《新诗余谈》等引发的论争，但这些论争“由于批评者所持的诗歌观念陈旧，对现代诗的了解也有限，只纠缠在现代诗的某些表面现象上，并未能切中要端，争论也就很难产生实际的影响。”⑥此外，在1966-1970年的《文学季刊》上，陈映真的《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尉天骢的《对个人主义文艺的考察——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等文章，也曾严厉地批判过新诗西化的不良倾向，主张以现实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然而这些批评在当时都没有引起文坛过多的关注。
而唐文标的新诗批评能成功引燃现代诗论战，刺激并加速西化的现代诗向传统、向现实的回归，7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些看似相似的论题和论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条件下已经具有了不一样的实质性内涵。同时，它也是现代诗不胜其弊的结果，如果说关杰明的文章主要是批评当前台湾文坛上现代诗创作割断传统与“西化”倾向，点明现代詩晦涩难懂的弊因与现代诗的价值核心问题，那么唐文标则是以其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挖掘其“西化”背后的社会思想问题，以其激进而猛烈的“唐文标式”语锋彻底地否定了现代诗，猛烈抨击了台湾知识界逃避现实、追求艺术至上的“僵毙”思想。
二
唐文标20世纪70年代的新诗批评主要围绕对两个问题的反思展开：一是文学应该为谁而写，一是文学应该怎样写。这两个问题是互为表里的。由这两个问题出发，唐文标尖锐地指出了台湾现代文坛存在的弊病。
（一）“文学为谁而写”
唐文标多次在文章中强调“社会”“时代”“历史”等名词，反复呼喊诗人们主动思考“他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他活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代，过去是怎样来的，如今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身处的社会又怎样？”⑦他所持的是社会写实式的文学批判观，这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在各方面失利后精英分子反省与觉醒的结果，他让精英分子的思考直接面向一个文学的基本命题——文学为谁服务？或者说，文学究竟为谁而写？
唐文标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文学反映社会，文学应该为社会服务，文学是为社会大众而写。基于这一前提，首先他严厉了抨击台湾现代派所提出的“纯粹”“空灵”“抽象”“超现实”等理论口号，尖锐揭露其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内核。“他们生于斯，而所表现的文学竟全没有社会的意识，历史方向，没有表现出人的绝望和希望。”⑧结合唐文标的文学批评来看，他将诗坛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原因大致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因袭旧诗传统，“今日新诗中仍有些人借用这些鬼魂，是不应该的，最可怒的是他们沉迷久了，以为自己是天生的贵族，而漠视同时代的日常生活，苦难和希望。”⑨一种是因为失去传统过度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演化出来的一系列弊端，“就谈到与其相关的各种传统艺术吧，一下子被来的太快、来的太多，甚至来的太好的‘美好新世界冲淡得全变节了。”⑩
其次，他指出新诗脱离大众化的倾向。他认为现代诗晦涩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这些思想，是非常唯我独尊的，是晦涩而不近人情的，诗人要高高地坐在象牙大厦上，要呼吸西方最自由无人的空气，要思想的像个贵族，享受俗人的欢呼，却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11}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中确实存在一部分现代派诗人认为文学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文学艺术所具有的贵族品格使它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因而对广大民众不屑一顾，导致文学远离社会、背弃民众的现象。余光中就曾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一文中提到新诗“大众化”的问题，“我们固然也希望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情，可是我们绝不把大众化置于艺术化之上……我们不屑于使诗大众化，至少我们不愿降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大众。”{12}余光中认为诗是象牙塔中产生的艺术，诗人只管努力将作品表现成功，至于它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则取决于读者本身的艺术修养，不在诗人的考虑之列。而唐文标之所以提倡大众化，对个人主义倾向的诗歌创作进行抨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现代诗脱离大众是其后来走向更晦涩的诗风的重要因素。
唐文标认为文学应是能反映社会现实的平民文学，他从五四运动中找到了文学大众化的依据，“经过了五四运动，我们已经觉醒到文学不会再是士大夫们的特权。而新诗最值得评批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妄想再如帝国时代的特殊阶级的玩物。”{13}他的观点在当时遭到文坛的反感，颜元叔等人纷纷批评唐文标所持的文学观为“社会功利主义”，指责“唐文标是从社会看文学，而非从文学看社会”，“唐文标的社会功利主义是从文学的多种多样的功用中切出来的。”{14}但无可否认的是唐文标所持的文学观在70年代台湾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基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所激发的强烈现实关怀，唐文标所秉持的自然是关注社会、关怀民众疾苦的人生观与文学观。
（二）“文学应该怎样写”
这个问题和“文学为谁而写”紧密关联。唐文标认为文学为社会服务，为平民大众而写，文学要反映现实，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活生生的，关联着社会、国家和同时代人的、有生命力的新文学新艺术”{15}。但唐文标的批评中并没有涉及他理想中的新文学、新艺术的具体创作要求，只是指明了文学要关联时代与社会，文学要大众化的总方向。因为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扫除现代诗坛积习已久的弊病，所以他明确地指出了建立他理想的新文学、新艺术所要去除的弊端。“避世文学，无社会良心的个人呻吟、发狂诗句，以及因新诗的腐烂影响及其他的文学要一一予以扫除”{16}基于文学的社会性和大众性考虑，他自然反对艺术至上，反对文学为艺术而艺术，抨击现代诗因崇尚形式而衍生的一系列弊病，例如晦涩难懂、失败主义论调等。
唐文标将现代诗中“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斥责为逃避主义。在《诗的没落》一文中他将50年代“现代派”的“知性”“纯粹”和“蓝星”的“抒情”“虚无”和后来“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等一系列口号的提法归结为“艺术至上”的论调，认为这种论调的推波助澜下的诗歌呈现出“迷离仿佛的语藻、锦衣绣服的软壳、可解不可解的句法……”{17}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调，可能既有旧诗传统作怪，也可能是恶性西化的结果。无论是哪种原因，唐文标指出现代派诗人所追求的“艺术至上”和中国人文式的“艺术至上”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一种伪“为艺术而艺术”，都是“对生命的逃避，自耽于物”。他指出在逃避主义心态影响下，新诗“言语上耍其俏皮，形式上玩弄花招句法，思想以逃避为宗……愈走愈死，成为人人读不懂的怪物。”{18}既然现代诗走向了晦涩的死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倡诗歌明朗化，抨击诗歌走向晦涩背后存在的问题。
唐文标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诗坛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所出现的形式主义的通病，那就是形式主义越趋向极端，诗歌就越晦涩难懂。在60年代“创世纪”诗社对“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及“纯粹性”的推崇，致使诗歌“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19}“特别是在1971年，这是对晦涩诗全面揭发的一年，从诗刊到报纸到杂志，无论是新诗的创作者或是新詩的旁观者，都纷纷为文予以彻底的检讨。”{20}实际上无论是纪弦的“横的移植”主张，还是覃子豪对象征主义的提倡，或是“创世纪”对“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反传统、反现实经验、反客观明朗的，诗作都情感扭曲、精神诡异、句法破裂、语义晦涩。”{21}甚至往更深层追究，实际上台湾现代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学习，不仅体现在形式手法层面，背后更隐藏着对西方消极虚无、悲观主义等精神命题的认同，使得现代诗出现失败主义的论调，艺术逃避的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唐文标所引爆的这场现代诗论战实际上是对现代诗文坛时弊的健康的反叛，这场论战也随之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与发展势在必行的内在动力。
三
唐文标的新诗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诗论战中遭到现代派诗人们的“围攻”，既与他全盘否定现代诗的偏激语锋有关，同时也与他和现代派诗人们之间的诗歌观念的差异有关。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各自对“现代诗与传统”，“现代诗与现实”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上。
（一）現代诗与传统
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两个生命环圈，第一个从诗经开始，经过屈原的转向，到魏晋六朝的彻底改形，一直到清末革命，五四运动方使它正式告终。‘五四开始了另一个生命环。{22}
——《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
中国诗于诗经和楚辞中开拓一个在社会蓬勃生长的诗，扎根在最深的现实生活中。然而在秦以后二千年的专制帝国里，却被一些挟持知识的贵族文人把持，成为他们自渎品……我们读旧诗时，一定要把这些颓废思想剔除出来，恢复诗经和楚辞的真传统。{23}
——《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
唐文标所认可的诗歌传统是诗经、楚辞的“真传统”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他的划分方式是由其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所决定的。
先看“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生命圈”——诗经、楚辞的“真传统”。唐文标将中国文学史分割开来，主张古典诗歌传统以魏晋时期为界线，认为“传统诗歌理论其实是主张诗和时代相关的”，“诗来自民众和社会口里”{24}，魏晋以前诗歌坚持批判社会问题的写实传统，而魏晋以后则成为日渐颓废的抒情传统。他主张现代诗必须承继诗骚的言志写实传统，反对魏晋以来的日渐颓废的抒情传统。这就涉及到一个古老的诗歌论争主题，即诗歌“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争。“文人诗虽也说言志，其实诗缘情而绮靡，以后的中国诗，大都是走上了自怜和闲情二种”{25}，他认为这种“诗缘情”的文人诗导致的后果是使诗歌成为“个人逃避现实的洞天福地”，“他们既然失去了社会代言人的责任，诗也成为装饰品，奢侈游乐的玩具”{26}。这种文人诗的旧诗传统，唐文标将他们称之为“死的传统”，他认为现代诗坛的诗人们正是“一次又一次投入死的传统，学用旧传统的语言，模仿传统的老思想，泡制旧的新诗”{27}。唐文标想要找寻的是一套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代表平民心声，能够批判社会现实的古典诗的写实传统，他对台湾现代诗坛的审视正是建立在这套传统之上的。
然而现代诗派大部分诗人所理解的“传统”范畴与唐文标不同。唐文标是将中国文学史分割开去理解传统的，而现代派诗人们所理解的传统是以整个中国文学史为背景的。由于现代派诗坛受“横的移植”的影响，他们所说的传统往往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东方的传统，隐含有民族性的区分。他们理解的是蕴藏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能表现中国文化内涵的传统，例如说他们多次提及到中国传统的“抒情”“意象”“禅”等。并且对于传统的态度台湾现代诗坛内部也一直在变化发展。早在纪弦提出现代派信条，主张“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开始，《现代诗》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反叛色彩。《创世纪》初期提倡“新民族的诗型”，1959年改版后就放弃了对“中国风、东方味”的追求，转而倡导“世界性”“超现实性”，成为比“现代派更现代派”的诗社。《现代诗》和《创世纪》都在台湾现代诗潮中扮演着比较激进的先锋角色，但是随着对现代派诗歌批评的声浪越来越大，纪弦在1961年就开始了对现代诗的反省，提倡“现代诗的古典化”。但是基本上没变的是现代诗坛中大部分诗人所追求的是形式上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唐文标将这种崇尚形式的诗歌称之为“精神的麻醉剂的诗”。因为唐文标自始至终所关注的是内容上对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
其次看唐文标所认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唐文标认为“‘五四开始了另一个生命环。因为它精神上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实质上是判死了形式主义文字、声韵、封建思想、山林主义等等，而建立了全民的、自由民主的白话国民文学。”{28}他高度认可五四运动关怀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与前面提到的唐文标对诗骚的言志写实传统的肯定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他对新诗叛离五四传统表示不满：“五四的控诉是直接的、全民的、现代的。但是我们的现代诗要革什么命呢？事实上它的叛离……由开始到结束，它的行动是反社会、反进步、反平民、反生活、开倒车的行为”{29}，他还在文中列举了新诗喊出的错误口号“下五四的半旗”{30}。唐文标和现代派诗人们之所以对五四传统的评价大相径庭，关键在于二者审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视角不同。
五四文学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而得名，台湾现代派诗人们对五四文学持否定态度是因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两大运动虽然以文学为名，其实是以社会政治改革为目的，不是以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或功能为标准，而是把文学定为社会改革或政治变更的工具。”{31}余光中在《下“五四”的半旗》一文中提到“五四文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语言的解放，而非艺术的革新”，“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之中，他们偏重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32}余光中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对五四文学的一般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文艺是一种以文学为社会改革工具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它过于关注社会而忽视了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其文学价值不高。而现代诗所要关注的正是“五四”文艺所忽视了的诗歌的艺术性，追求对诗歌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创新，追求诗歌的纯粹性，排斥诗歌的功利性。这与当时的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文化背景有关，台湾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基于它对白话文运动的贡献。实际上，白话文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形式革新，真正的精神是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唐文标正是从洋溢着强烈的社会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角度去看待“五四”新文学传统的。
当然唐文标的这一现实主义立场就决定了唐文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文学的范畴，带有浓厚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五四”传统其实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内容上对于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二是在形式上对于民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重视。尽管台湾当局政治的戒严使得台湾作家被迫与大陆五四新文学失联，尽管台湾现代派诗人们存在着对五四新文学的否定评价，但是台湾现代诗并未能完全摒弃五四新文学传统。有学者发现台湾现代诗的信条就其提倡诗歌的现代性，追求诗歌的艺术形式创新，追求诗歌的纯粹性而言与30年代《现代》杂志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诗歌观念上纪弦的不少诗歌主张甚至是戴望舒、施蛰存、冯文炳当年的诗歌主张的延伸。例如，李欧梵认为“纪弦为戴望舒所主持下的气数不佳的《新诗》杂志的同仁之一，在1953年创办的《现代诗》杂志，显然又使1930年那点微末的遗绪复活起来。”{33}李欧梵的这一发现使得在50年代被普遍切断与“五四”新文学联系的台湾现代诗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接上了血脉。
（二）现代诗与现实
翻开第一期的内容，你看不出他们活在“大动乱”之后，看不出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甚至看不出他们生命目的，他们过得仍是当年士大夫的优游生活，他们就是新一代的有闲阶级。{34}
——《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
二十世纪人摒弃诗……而倡导形而上的逃避的教条……这个严重的问题不能以逃避现实的诗和宗教疏散到他生去，這世界有许多事根本不能升华到虚空的。从社会来的，必须要由社会解决。{35}
——《僵毙的现代诗》
不难发现，唐文标在抨击现代诗逃避现实时频频论及“社会”二字。他批评周梦蝶的诗逃避现实，原因是其诗中意象风、花、草、星、雪等“都是所谓清高、风雅之字，与人的社会没有直接关系”{36}。可见，唐文标眼中的现实是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他所强调的文学观也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对此，陈芳明曾批评唐文标对现实社会的假设有误，“唐文标心里面的‘现实社会只有洪水猛兽的世界而忽略了其它。”{37}这个“其它”其实指的是偏向于个人的现实。而现代派诗人喜欢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以自身的确切体验去折射现实世界，这种个人化倾向使诗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都呈现为诗人的内心体验。结合具体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文化语境，台湾现代诗之所以尽量避免关联社会现实，转而去追求诗歌新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创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当时台湾政治现实的规避和反拨。由于无法认同当下的意识形态现实，不得不设法与盛行的“反共抗俄”的“战斗文学”进行周旋等等，这一点正是70年代回台湾定居的唐文标所忽视的。唐文标的观点和主张与后来的新生代诗人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不在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38}这与唐文标提倡继承诗骚的写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对唐文标而言，关注现实是主要的，回归传统只是强调自己论述合法性的手段。
其次，唐文标所主张的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行动指向性，具体来说就是他追求的是关注现实，对社会能够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在现代诗论战中他对现实行动力的强调也成为对现代诗批评的重要因素。他关注文学反映到社会现实层面的作用，认为文学所产生的问题“并不只在文学本身，更值得批评的即在读者如何接受方面。作者的逃避连锁反应到读者的集体逃避，就是新诗最应该检讨的地方。”{39}从唐文标对现实的理解来看，现实赋予现代诗人的是一种紧迫的使命感，诗人只有时刻谨记自己社会人的身份，不舍弃对社会意识的认知与思考，不忽视对社会动向的考察、体念与实践，才算担负了知识分子带路的责任。对此，不少现代派诗人表示异议，余光中认为“就本身的定义说来，诗人只要把诗写好，就已善尽自己的责任了”，“要诗人去改造社会，正如责成兽医去维持交通秩序，是不公平的。”{40}由此也可以看出现代派诗人与唐文标的观点分歧更多体现的是70年代知识分子遭遇民族——国家占主流地位的特殊时代语境下作家们的美学追求与文学唤醒民众社会关怀意识的自命任务之间的矛盾。
总体而言，唐文标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彻底地否定了台湾现代诗的价值和意义，尽管不少观点有失客观，但却不失为问路之石，成功激起了台湾现代诗坛的一潭浑水。而由唐文标引爆的这场论战改变了台湾诗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一统文坛的局面，新生代诗群高举着民族的、现实的、本土的旗帜纷纷崛起。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被现实主义思潮所顶替，长期以来的“横的移植”转而向传统的回归，诗歌也由个人化、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这些转变对于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也显示着台湾诗人在更高层次上的文学觉醒。其诗歌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刺激了现代诗的蜕变与新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在论战中所坚持的精神方向启发了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使得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成为现代诗论战的延伸和深化。
① 向阳：《1970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林燿德：《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2》，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327-373页。
② 关杰明：《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赵知悌：《现代文学的考察》，台北：远景出版社第1978年版，第139页。
③ 史君美：《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中外文学》1972年第1卷第6期。
④⑥{21}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15页。
⑤ 纪弦：《新形式主义的放逐》，收入《纪弦论现代诗》，台北：蓝灯出版社1970年版。
⑦⑨{11}{23}{24}{25}{26}{27} 唐文标：《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龙族·评论专号》1973年版，第9期，第115-220页。
⑧{13}{15}{16}{17}{18}{22}{28}{29}{34}{36}{39} 唐文标：《诗的没落》，关博文《我永远年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30页。
⑩{35} 唐文标：《僵毙的现代诗》，《天国不是我们的》，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44-146页。
{12} 余光中：《掌上雨》，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112-113页。
{14} 颜元叔：《唐文标事件》，赵知悌《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远行出版社1976年版，第119页。
{19} 余光中：《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巨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20} 陈芳明：《检讨诗的晦涩性与时空性》，《镜子与影子》，台北：志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4页。
{30}{32} 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余光中散文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317-319页。
{31} 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明星咖啡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3页。
{33} 李歐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现代文学》1981年版，第14页。
{37} 陈明芳：《检讨民国62年的诗评》，《中外文学》第3卷第1期，第51页。
{38}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版第5期。
{40} 余光中：《诗人何罪》，赵知悌《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远行出版社1976年版，第12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Trial Comment on Tang Wenbiao and
Criticism of New Poetry in Taiwan
Lu Yiran
Abstract： Tang Wenbiaos criticism of new poetry in the 1970s， centring around the two questions， ‘for whom should literature be written and ‘how should it be written， is a thorough review and expose of a series of ills created by the avoidance of realities and worship of art in the modern world of poetry in Taiwan， leading to a debate about modern poetry. With a sweeping momentum， he completely negated the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of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Although many of his views are not objective， they， like a stone thrown out to check the path， successfully stirred up the muddy water in the pond that was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Keywords： Tang Wenbiao，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criticism of new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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