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观音”意象是林宝音小说中最重要的“女神”意象之一。林宝音通过将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的“观音应验故事”与新加坡本土文化语境和英语文学叙事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匠心的观音形象。林宝音小说中的观音意象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且对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的揭示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我们深入了解文本意涵和作者创作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观音意象;林宝音;华裔作家;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66-08
“观音”是在东南亚各国华族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信仰。张云江博士说：“大概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移民潮的泛起，中国传统佛教信仰大规模地向海外输出，主要输出地则是在东南亚地区……19世纪中叶华人移居海外，起初所携带的是一种民俗性的混合型的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这是一种杂糅了儒释道传统的小传统信仰。在这种信仰形态中，佛教是其主流，尤其是民俗化的观音菩萨信仰在海外华人中最为流行。”①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1942-）小说中出现多次的“极乐寺”（始建于1891年）就位于其家乡库里姆市不远的马来西亚槟城，供奉观音像的大殿几经易名后被称为“鹤山”。《新马华人社会史》中说：“观音，以仁慈女神著称，通常为中国和华侨社会的所有华人所崇拜。”②观音作为华人族群中的信仰已经被逐渐符号化了，成为慈悲的象征。
林宝音的家庭和族群背景使其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观音”意象传统的文化符号意义。但是，新加坡多元文化语境为传统文化符号的“再符号化”提供了土壤。“再符号化”融注了作者的主观情感，是作者在接受原有符号意义的基础上根据文本语境的需要做出的改变。作为“能指”符号的“观音意象”在林宝音小说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所指”意义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在小说中塑造的“观音”意象是典型“女神”意象之一。探讨其在文本中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入把握隐藏在这一意象背后的文化成因和作者的文化心理，从而为进一步解读林宝音的“跨文化”创作打下基础，也可为世界华裔文学的跨文化和跨国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林宝音对观音应验故事的利用
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从小深受华人传统民俗文化的熏陶，华人民俗文化中广为流传的观音、月亮女神、天帝、雷电神和大伯公传说成为激发林宝音创作灵感的源头活水。从1978年开始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到现在，林宝音共出版了11部小说集和7部长篇小说。她将自己深厚的民俗情结与超“俗”意识融入到故事叙事中，为传统文化符码注入新义，塑造了具有族裔特色的典型文学意象，获得了国内外文坛的广泛认可。其中，涉及“观音意象”的作品主要有3篇/部。
林宝音作品中最早的“观音意象”可追溯到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小小的讽刺：新加坡故事》（Little Ironies： Stories of Singapore， 1978）。其中的一篇諷刺故事《被选中的人》（The Chosen One）借用华人的“观音信仰”讽刺了大众媒体对民众的误导。故事中的周阿婆（Chow Ah Sum）穷困潦倒，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老太太，成为众人眼中的“多余人”。现实困境和传统信仰使她对观音娘娘产生了精神依赖，她的梦想就是将来能够成为观音娘娘身边的14位护法之一。在梦境中，周阿婆梦到观音娘娘答应她说：“七天之后我会来接你。”③周阿婆对此坚信不疑，并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引起了邻居们的热议，而且还惊动了当地媒体。虽然观音娘娘没有如约而至，但是发生在周阿婆家的异象让人们对周阿婆刮目相看，那就是周阿婆后院的一颗从未开花的树开花了。人们笃信“这是周阿婆的善行感动了观音娘娘”，媒体记者对此更是添枝加叶，使得周阿婆成为整个国家关注的焦点。更为荒谬的是，甚至还有人认为周阿婆具备无边神力，能帮助人们解决病苦。故事最后描述到：
人们蜂拥而至。周阿婆双腿盘坐在观音娘娘圣像的旁边。在观音像前面的香炉里插满了供香，人们纷纷献上各种供品。在观音像的前面摆放着一个生锈的饼干盒，供人们投放钱币。盒子很快就被装满了。周阿婆紧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非常高兴。（Lim， 1978： 70）
林宝音在这则故事中使用了“对比”手法，将人们对待周阿婆的态度进行了前后对比。而观音意象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促成人们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因素。故事的讽刺性在于那些信仰“慈悲女神”的人并未显示出对他人的慈悲，他们来周阿婆这里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希望摆脱病苦，有的希望早日发财。这则故事除了讽刺大众的病态心理外，还讽刺了新加坡的大众媒体，正是他们的添枝加叶才使得周阿婆一夜成名。尽管周阿婆没有最终成为观音身边的14位侍者之一，但是她相信观音娘娘还是以某种方式来到她的身边，这也体现了标题“被选中的人”的讽刺性。
另一部出现“观音意象”的作品是林宝音的女性主义小说代表作《泪痣悲情》（The Teardrop Story Woman， 1997）。《泪痣悲情》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围绕着长有一颗泪痣的女孩的成长经历展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女主人公玫瑰天生长有一颗“泪痣”，被父母当成不祥之兆，因此从小缺乏父母之爱。但她的婆婆（姥姥）对她关爱有加。婆婆出身卑微，守寡多年。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信仰经常受到女儿和女婿的苛责。于是两个受伤的心灵紧靠在一起。婆婆对代表“慈悲”的女神的信仰从侧面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慈悲”的缺失，从而批判了冷漠残酷的社会现实。
婆婆对玫瑰最大的影响就是将自己的观音信仰传承给了玫瑰。婆婆说：“观音娘娘播撒慈悲，是最善解人意的。”④玫瑰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观音娘娘神像是被婆婆偷偷带到极乐寺，那时婆婆的心愿就是想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到天上与死去的丈夫相聚。”（Lim， 1997： 76）婆婆对观音娘娘的描述形成了玫瑰对观音娘娘的基本认知：“你看那眼睛、头发、精致的嘴唇、纤细的胳膊、飘逸的长袍和那脚下的祥云。”玫瑰也觉得观音像很美，“不过长袍的颜色搭配得不好，脚下卷舒的祥云也很一般，就好像当时的建造工匠没有足够的材料或者失去了信心一样。”（Lim， 1997： 76）这里的“失去信心”一语双关，除了表面的意思外，还暗示了华人对传统信仰的摇摆态度。
总之，婆婆为玫瑰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在玫瑰遇到困难时，她会向观音祈祷。在《泪痣悲情》中，林宝音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观音应验故事”创造性地与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一次，玫瑰将妈妈给的买文具的钱弄丢了（实际上是她的哥哥偷了她的钱），她害怕极了，担心回家后挨打。于是，她向观音求助：“观音娘娘，请您帮帮我。”“玫瑰的这一请求不是用英语发出的，而是用本土华人的方言，结果灵验了。”（Lim， 1997： 116）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但对于幼小的玫瑰来说，这是“观音娘娘”显灵了，听到了她的乞求，帮她摆脱了困境。正是这次经历，确定了玫瑰终生的信仰，也完成了她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次“精神洗礼”。“一生中，玫瑰保持了对观音信仰的忠诚。”（Lim， 1997： 116）可以说，观音信仰决定和改变了玫瑰的命运，也为故事情节的突转提供了契机。
林宝音第三部与“观音意象”有关的作品是《司徒老师》（Miss Seetoh in the World， 2011）⑤。在整部小说中，观音只出现了两次，并不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也未参与到故事的叙事中。文中交代，女主人公司徒的好友米塔和司徒的妈妈安娜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们并未隔断和传统华人信仰之间的联系。“司徒意识到，当妈妈皈依基督教时，只不过是从对慈悲女神的依赖转到了对温柔的圣母玛利亚的依赖。”（Lim， 1997： 276）这里反映的是一部分华人在异域宗教信仰方面的变迁。作者强调的是，无论是观音还是圣母玛利亚，她们都是慈悲和慈爱的化身，都是身处社会底层、备受父权制文化压迫的女性的精神寄托。可见，小说中的观音意象不仅反映了当地华人的一种文化心理诉求，而且还反映出东西方宗教信仰在当地华人族群中的接受和变异。透过小说中的观音意象，我们看到了在新加坡社会发展中所凸显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观音应验故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民间佛教信仰的兴盛而逐渐兴起的一种“释氏辅教之书”。⑥与六朝时“观音应验”故事宣扬佛教教义的目的不同，林宝音在小说中通过“观音应验”故事揭示的是新加坡当地华人的文化心理，并以此来批判社会现实。对于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来说，观音是一种精神寄托。《被选中的人》中的周阿婆代表的是从中国移民而来的传统华人，她们对传统信仰矢志不渝。《泪痣悲情》中的玫瑰则是在不同信仰间进行徘徊、犹疑之后最终选择了观音信仰。在玫瑰身上发生的“观音应验事件”事实上是她成长历程中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在父权传统的语境中，小玫瑰身为女孩，再加上一颗泪痣，成为父母眼中的累赘。观音娘娘几乎是在婆婆去世之后玫瑰能够向其吐露心声的唯一对象。玫瑰将自己的心事和生活的希望付诸“观音娘娘”从侧面也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对女性的压制。而《司徒老师》中的司徒则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审视妈妈从观音信仰到圣母玛利亚信仰的转变，重点在于揭示多元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文化认同倾向问题。
《泪痣悲情》和《司徒老师》中女主人公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泪痣悲情》中的玫瑰深受婆婆所坚守的华人传统信仰的影响。同时，天主学校中的老师和同学把她带入到西方文化的世界中。幼小的玫瑰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中苦苦挣扎。东西方文化的“撕扯”使玫瑰陷入到一种心理“纠结”之中。她甚至一度对“观音信仰”产生怀疑。当玫瑰来到波丽家看到圣母像时，她想：
圣母玛利亚比观音娘娘还美。她的眼睛、嘴唇、脸颊如此完美。她像观音一样也穿着飘逸的长袍，站在一朵浮云上，手中拿着念珠。不同的是，圣母脚下祥云的颜色是白蓝相间的，搭配得非常完美，而手中的念珠上也没有灰尘。（Lim， 1997： 85）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神像的差异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年幼的玫瑰对东西方文化的初步认知。
在《司徒老师》中，观音和圣母玛利亚被并置在一起，她們不仅代表着东西方的文化传统，而且还有共同之处，即都是慈爱的表征。她们的并置是为了揭示人物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批判社会现实。与《被选中的人》《泪痣悲情》中观音意象不同的是，《司徒老师》中的观音意象并未体现出传统观音灵验故事的痕迹，而只是作为圣母玛利亚的参照物出现的。可见，在不同的作品中，林宝音根据故事和主题的需要对同一意象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二、林宝音小说中“观音意象”的叙事功能
故事叙事往往关涉三个方面：“谁在说”“说什么”和“怎样说”，分别与叙事学中的“视点”“事件”和“结构”相对应。从叙事学的视角来看，小说中的“意象”涉及“怎样说”也就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杨义（1997）肯定了意象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提出了“意象叙事”的概念。他认为“象内含意，意为象心，二者有若灵魂和躯壳，结合而成生命体，这就是……叙事意象，或意象叙事”。⑦换言之，当作者所创造的意象与小说中的故事叙事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相合，那么作者的这种叙事方式就可被称为“意象叙事”。意象叙事探讨的是文本中的意象和故事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林宝音小说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观音”意象在故事叙事中起着揭示主题、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主题方面，《泪痣悲情》和《司徒老师》中的观音意象主要反映的是女性主义主题和文化冲突主题。《泪痣悲情》中，女主人公玫瑰的父母重男轻女，再加上玫瑰眼角长得一颗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的“泪痣”，使得玫瑰从小就缺乏父母的关爱。她的女性身份和泪痣就好像受到了“双重诅咒”（doubly cursed），（Lim， 1997： 41）所以玫瑰对爱和慈悲的心理需求显得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只要是真心对她好的人，如婆婆、极乐寺中的“疯阿姨”，她都会真诚相待。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是，婆婆在玫瑰小学还没有毕业时就去世了，极乐寺离自己家比较远，“疯阿姨”备受众人的歧视，周围没有人能够倾听玫瑰的心迹，她只能将自己的心事和自己信仰的观音娘娘诉说。从这一角度来看，林宝音在小说中创设的观音意象反映了身处新加坡华人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被动反抗。她们在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很小，真正理解她们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梦境，而不是对话。
在小说中，玫瑰身边的男性代表了父权制社会中的种种束缚：父亲的偏见和冷漠来自华人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当地富商们的追求将漂亮的玫瑰当作他们炫耀的资本，玫瑰被“物化”成男人们的私有财产。“她感到自己被男人们贪婪地控制着。”（Lim， 1997： 250）“玫瑰痛苦地想：男人们说爱她，但是当她准备好以爱回报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在轻声说：‘快跑，否则来不及了。”（Lim， 1997： 313）只有远离男人世界才能让她找到心灵的宁静。在这里，“逃离”母题成为批判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有效机制，也从而深化了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观音意象反映的另一主题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玫瑰的梦境中，观音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总是交替出现。（Lim， 1997： 86）而玫瑰有时对这两种信仰感到无所适从。这一情节反映出在混杂的文化语境中华人表现出的一种“心理焦虑”或“文化身份认同困惑”。
其次，观音意象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造成情节突转的作用。情节是小说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创作进行了理论梳理，并探讨了情节中的“突转”和“发现”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说，“‘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这种‘突转，并且如我们所说，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发现如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⑧罗钢解释说：“所谓‘突转就是故事的发展突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突转使读者在阅读中原先产生的心理预期落空，因而感到惊奇。”⑨也就是说，“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某一剧情突然发生逆转，这一转变虽然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但却是剧中人物和观众都未曾预料的，剧中人物发现他们之间的‘新关系，观众也对剧中人物产生新的认识。这样，谜底也就逐步被揭示出来。同时，通过突转和发现，观众在长久的期待之后得到了满足，感情上也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这就必然会产生强烈的震撼力！”⑩
在短篇小说《被选中的人》（The Chosen One）
中，周阿婆本来已经穷困潦倒，人们平时几乎注意不到她的存在，但她的命运也由于观音信仰而改变。种种巧合一般的事迹发生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成为人们口耳相传和新闻媒体上的传奇人物。类似的情节被挪用到《泪痣悲情》中，玫瑰的婆婆在梦境中梦到了观音，并承诺会接她到天堂，这与《被选择的人》中周阿婆梦到观音的情节如出一辙。只不过，周阿婆的梦想是成为观音娘娘身边的护法，而玫瑰的婆婆的愿望是希望观音将她接到天上与死去的丈夫团聚。玫瑰婆婆的经历与周阿婆相仿，平时在人们眼中是很不起眼的、被人们视为无物，但她们与观音娘娘相感应的经历在众人中激起了波澜，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她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婆婆去世后，人们到她的坟前烧香，像对待女神一般。“一个想法闪过玫瑰心头：婆婆生前被人们当做是一种麻烦、不招人待见，而死后却成为一尊人们敬仰的神，真是怪事！”（Lim， 1997： 89）
在《泪痣悲情》中，如果玫瑰没有观音信仰，那么她就不可能独自去极乐寺，也就不可能遇到歹徒，那么也就不可能遇到未来的丈夫奥斯丁，也就不可能陷入与马丁神父的感情纠葛中。在这一情感线索中，去极乐寺的玫瑰遇到歹徒是第一次情节突转，被奥斯丁解救下来是第二次情节突转，遇到正直勇敢的马丁则是第三次情节突转，被奥斯丁怀疑与马丁神父有染而离婚是第四次情节突转。这些情节上的“多重转合”突破了读者们的期待视野，为读者们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观音信仰”是在海外华人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信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文学作品中，观音意象已经成为一个代表华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林宝音选择观音信仰来塑造小说中传统华人的人物形象是再合适不过了。同时，作者通過“观音信仰”，透视了当地华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面貌。在《被选择的人》和《泪痣悲情》中“围观”的众人就是新加坡社会的众生相。
最后，观音意象增强了小说叙事空间的张力，形成了“内省式”的叙事风格。在《泪痣悲情》中，观音经常出现在玫瑰的梦境中。梦境中的观音总是那么善解人意，成为玫瑰精神和心理上永恒的寄托。在玫瑰的观音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实和心理元素的相互交融，即对冰冷残酷现实的绝望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玫瑰越是表现出对观音菩萨所表征的慈悲和善良的渴望，越是能够表明新加坡华人社会在这个方面的严重缺失。因此，我们可以说玫瑰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事实上是对父权制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林宝音小说中以梦境构筑人物的心理空间是其小说的一大特色。《毒牙》（The Serpent's Tooth， 1982）中安吉拉及家人的噩梦场景、《女仆》（The Bondmaid， 1995）中涵与“眼耳女神”的梦中对话、《泪痣悲情》（1997）中玫瑰与“观音娘娘”的梦中交流、《跟错误之神回家》（Following the Wrong God Home， 2001）中老仆人阿成在梦中与无名神像的交谈、《银叶之歌》（The Song of Silver Frond， 2003）中银叶与“玉面女神”的梦境倾诉、《闰年之恋》（A Leap of Love： A Novella， 2003）中莲与命运女神的梦中相遇、《司徒老师》（Miss Seetoh in the World， 2011）中司徒在梦中对“订婚戒指”的寻找历程，这些梦境开创了人物的心理空间，构成了小说中的核心场景，被作者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女主人公的精神在现实空间中受到挤压和扭曲时，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梦幻”的空间中寻找慰藉。
林宝音小说中梦境场景被赋予了独特的空间意义。这些梦境空间代表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她们之所以生发这样的梦境，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父权制传统强大的压制力，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倾诉对象，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她们只能将内心的诉求转向自己信仰的女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梦境空间代表的是现实世界中女性无法完成和实现的精神世界，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社会现实中父权传统对女性压迫的严重性。
林宝音小说中的观音往往出现在人物的梦中，增强了小说的“幻想色彩”，加大了故事发展的可能性和张力。小说中与观音进行梦境交流的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淳朴善良、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但残酷的社会环境剥夺了她们的生存空间，她们只能转向自己的精神世界，于是梦境叙事与民间流传的“观音灵感故事”达到了某种契合，成为作家文学叙事的一种必然选择。这种必然也体现在林宝音对其他“女神”形象的运用上，如《女仆》中的“眼耳女神”，《毒牙》中的“月亮娘娘”等。这种写作风格在法国叙事学中被称为“叙事内镜”或“纹心结构”，即故事中套着另一个故事。林宝音作品中对“叙事内镜”的运用反映了她对“内在真实”的执着追求。这也反映了林宝音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借鉴。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也以梦境叙事著称，他的成名作《唐老亚》（Donald Duk， 1991）中梦境与现实交相辉映，以梦境的形式通过民间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来钩沉被湮没的华人奋斗史，从而凸显了男性的主体意识、重塑了美国华裔男性的主体形象。与之相比，林宝音梦境中的女神形象一方面是华人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符号，如观音娘娘和月亮女神，她们是女性慈悲、善良的化身，体现出的是一种“救济”母题;另一方面，女主人公在梦境中与女神的交流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活动，是在父权的强压下一种潜意识的反映。女神形象成为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一种“自我镜像”。这是林宝音小说中梦境空间创设的独特之处。从玫瑰的例子来看，观音意象成功地帮助完成了女主人公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玫瑰聪明、美丽、善良，但是她谈话却很少。我们只能通过她的心理活动和她在梦境中与观音的交流来了解她。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以一种“内省式”的方式展开的原因了。
总之，林宝音小说中梦境场景设置使得小说体现出一種似幻如真、虚实结合的审美意境，民俗意象是实现这一意境的重要手段。林宝音小说中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二元共生”关系：即社会空间压缩了女性的活动范围，造成了女性“向内转”的精神诉求模式;而精神空间的创设又是对社会空间的一种解构和批判。
三、林宝音小说中的“观音意象”
与其他“女神”意象的比较
“观音”是林宝音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神”意象之一。除此之外，《女仆》中的“眼耳女神”和《毒牙》中的“月亮女神”都是林宝音作品中重要的文学意象。“眼耳女神”是林宝音女性主义小说代表作《女仆》中的典型形象，被塑造成一个因不作为而被人遗忘、因遭受嫉妒而备受压迫、因幡然醒悟而奋起抗争的复杂形象。严格来说，“眼耳女神”在华人族群民间信仰中并不存在，这是林宝音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深厚的民俗素养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这一形象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具有象征和隐喻的功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民俗化”意象。{11}从意象的生成来看，眼耳女神意象的创设体现的是作者对冷漠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涵的妈妈不止一次提到“老天无眼”（Lim， 1995：13，18），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其他女仆们也经常说“老天无眼”（Lim， 1995：173，179）。这是当地华人在身处困境时经常说的一句话，以谴责世道的不公。林宝音在小说中通过“眼耳女神”意象，揭示出女性所处的恶劣的父权制社会现实，她们的疾苦得不到他人的同情，她们是被忽视的“社会边缘人”。“眼耳女神”意象正体现出女主人公内心对公正、平等的渴望。小说梦境中创设的“眼耳女神”从被动接受压迫到主动反击，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照。
《毒牙》中的“月亮女神”蕴含着另一种文化意味，成为读者解读小说和作者创作意图的关键意象。林宝音通过对比的方式揭示出新加坡新一代华人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和接受情况。“月亮女神”的传说所表征的是传统华人的文化，作者通过这一典型意象旨在说明华人传统文化的逐渐式微。月亮女神不仅代表着传统华人的“希望”，而且还扮演着帮助新加坡人“找寻身份”的角色。迈克尔和婆婆乞求月亮女神帮助寻找被妈妈安吉拉扔掉的护身符，即是对“寻找身份”的一种隐喻表达。在这里，月亮女神是那个飞离家乡，只身住在广寒宫中的嫦娥，隐喻的是漂泊在异乡的海外华人。他们共同面临着“文化身份”的追问。
林宝音所创设的三个“女神”意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就相似之处而言，三个“女神”意象都揭示了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主题，都是故事中被边缘化的女主人公的精神寄托，是严苛的父权制社会语境的必然产物。“眼耳女神”意象的创设强调了社会中人们对女性疾苦的漠视，反映出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人们渴望“有眼有耳”的女神出现以解救她们于水火。“观音”是“慈悲”的化身，人们对“观音”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中“慈悲”“怜悯”的缺失，所以“观音”意象的设置是作者对冷漠的社会现实的鞭挞。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倾诉的对象，只能转而向信仰中的女神求助，从而凸显了父权制社会的残酷现实，也规约了小说“内省式”的叙事风格。
“观音”和“月亮娘娘”意象也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中被“边缘化”的华人传统文化的象征。它们都是华裔族群的文化符号，是传统华人所笃信的精神民俗形象，但是在新加坡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逐渐被新一代华人所遗忘。这些“女神”意象还被赋予了揭示人物文化身份认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
林宝音小说中的“女神”意象帮助完成了女主人公成长中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在《泪痣悲情》和《女仆》中，女主人公从小就受到华人传统信仰的耳濡目染，她们笃信“女神”信仰的过程也是对社会进行深入认知的过程。通过“女神”意象的设置，这些女主人公内心中隐藏的女性话语被表达出来，她们与女神的交流可以看做是一种通过自我调整与社会进行协商的方式。林宝音笔下的成长故事均以悲剧结尾，喻指女主人公与社会协商的失败，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中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顽固性。
这些“女神”意象也有不同之处。传统意义上的“观音”意象表征的是“慈悲”“善良”，是故事中女性的保护神，也是众多华人女性所尊崇的一位女神;而“月亮娘娘”意象则不仅代表着女性的“阴柔美”，还成为代际之间文化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帮助“找寻身份”的一个重要象征;与这两个女神意象不同的是，“眼耳女神”是林宝音在小说中根据情节需要和基于自己的民俗情结而创设的一个民俗意象，这一民俗意象比前两个意象在揭示女性主义主题方面更为明显，因为小说采用了一种魔幻现实的叙事手法，将“求神”“拜神”的女仆与受苦受难的“女神”进行了身份置换，让女主人公最后“成神”，这是对女性主义主题的升华。在林宝音的女性小说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物最后都转化为“神”，这也体现了林宝音的一个思想：女性的解放需要自身的觉悟。
总之，林宝音小说中的“女神”意象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读者在阅读解码时应深刻体会作者编码的过程，从而挖掘隐藏在这些意象背后的文化意蕴，同时也要关注这些不同意象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区别，以深切把握作者的叙事重点和创作意图。
结语
林宝音创造的“观音意象”是一种文化混合型的书写，她利用观音意象来批判父权制的文化传统，讽刺新加坡社会病态的大众心理，宣扬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但是小说中观音形象所携带的“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并未改变，与在华人民间流传的观音传统形象基本是一致的。在写作形式上，林宝音将民间流传的观音故事与小说叙事进行了结合，通过“梦境”营造出一个精神活动的空间供小说中的人物与观音交流。观音在故事中是一种“若虚若实”的存在，从而为小说营造出一种“虚实相伴”的文化氛围，增强了小说的审美张力。
总之，在世界华裔文学史上，观音意象成为作家们文学创作的重要的灵感来源。林宝音选择“观音”来建构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其“女神思维”的一种体现，也是其女性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映射。她所选择的实际上是观音意象所表征的“慈悲”和“救世”精神，而这正是新加坡父权制社会所缺乏的，从而达到了批判社会现实的目的。
① 张云江：《观音信仰在新马华人社会网络构建中的作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 颜清湟：《新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7页。
③ Lim， Catherine， Little Ironies： Stori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78， p69.
④ Lim， Catherine， The Teardrop Story Woman， London： Orion Books， 1997， p76.
⑤ Lim， Catherine， Miss Seetoh in the World，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⑦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⑧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⑨ 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⑩ 徐蕾：《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1} 需要说明的是，林宝音小说中的“眼耳女神”是通过作家的想象而创造的一个文学形象，这一形象根据小说中的文本语境而创设，体现的是故事中人物的信仰，属于精神民俗的范畴，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民俗化”的意象。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Imagery of Guan Yin in Catherine Lim， an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Fiction and Its Narrative Function
Zhao Zhigang and Zhang Xiyan
Abstract： The imagery of Guan Yi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ddesses in Catherine Lims fiction. By combining the story of Guan Yins manifestation， widely popular in the Chinese world， with the native cultural context of Singapore and the tradition of English-language literary narrative， Catherine Lim creates the unique image of Guan Yin， which， in her fiction， not only contains a rich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ymbols bu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imagery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theme， becoming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deeply understand textual significance and authors creative psychology.
Keywords： Imagery of Guan Yin， Catherine Lim， an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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