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摘 要：“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对战后中国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冷战”意识/视角却隐而不彰，众多的现当代文学史著述，也缺乏“冷战”维度的观照。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白桦的两篇小说为例，对“冷战”格局下中国文学的特有形态，进行了阐释，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冷战;中国形态;白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15-06

　　文学：“冷战”的重要维度和中国的“反应”

　　一般而言，“冷战”（the Cold War）是指二战后的1947年至苏联解体的1991年之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世界”（这里所说的“西方”和“东方”，均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主要是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分别归属于以大致地理方位为基础——在欧洲分西欧-东欧、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导和道路选择、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为军事体现的两大集群）展开的一场非传统交战形态的多领域对抗，在战后的这44年里，冷战以各种方式，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进行着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热战”形态的力量博弈和多元较量，这些方式包括：意识形态和外交竞争、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军备乃至太空竞赛、生活方式展示、价值观推广等，它们渗透、存在和活跃于世界发展的各个方面，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深刻影响。在冷战的总体格局下，文学作为表现“意识形态”、展示“生活方式”、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也被编入冷战体系，成为进行冷战的重要“战场”。美国学者安德鲁·N·鲁宾（Andrew N. Rubin）在他的《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和冷战》（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一书中，“对冷战以及非殖民化这段关键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化进行了探究”①，指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资助如何重新构建和塑造了全球的文学景观，改变了作者与其公众之间的关系”②。1948年，美国政府根据《国家安全指示》（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NSC-10）“授权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文化战略，以削弱苏联的‘和平攻势，因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很快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帝国较量中最重要的项目和机构之一”③，当时，英国有“英国文化委员会”，美国有“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这个“‘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从根本上管理和控制冷戰的各种话语”④。由于战后帝国权力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作为这一转移的一部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文化的机构”⑤，它通过资助展览、演出、诗人、小说家、剧院公司、舞蹈剧团和学术社团，“重塑和改造世界文学的思想”⑥。

　　从安德鲁·N·鲁宾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事业/行为，在冷战时期也被编组为冷战这一“总体战”中的重要部分，成为美苏两大集团冷战较量的重要“战场”。战后香港地区的“绿背文学”，就是“冷战的文学表现”之最佳例证，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香港的美国新闻处，以资助报刊、出版社和文化研究机构的方式，从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维度，展开冷战攻势。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边倒”地倾向苏联，虽然它不是华约成员国，但政治选择和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中国在冷战格局中，必然位列于苏联集团这边，实际上是处于国际冷战的亚洲前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学也卷入冷战，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一翼/文化之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事实却没有按照“逻辑”的“推理”向前发展。熟悉战后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1945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后来很多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也至少有上百部，可是从冷战角度/冷战视野展开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撰述，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为何一个处于亚洲冷战前线的“排头兵”，其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著述）却似乎和冷战少有关联？

　　其实在战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文学中，不乏与冷战相关——或者说与冷战“同构”的文学创作，所谓与冷战“同构”，是指作为苏联一方重要成员的中国，其文学中的“反美”书写所在多有，1950-1953年的韩战（抗美援朝），催生出了许多“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著名者有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路翎）、《团圆》（巴金）;长篇小说则有《剑》（杨佩瑾）、《东方》（魏巍）、《昨天的战争》（孟伟哉）等，这些作品既然是描写冷战中的热战——韩战（抗美援朝），那冷战自然就成为“包裹”它们的外壳，令它们“天然地”置身于冷战之中。

　　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些“置身”冷战的文学作品中，却难以发现作者的“冷战”意识和“冷战”视野——这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尽管创作环境置身冷战前沿，虽然创作题材涉及冷战内容，可作者（和研究者）却并无明显的冷战意识/冷战视野，也就是说，中美尽管对抗，创作虽然涉及，中国当代文学却似乎对“冷战”视若无睹，“冷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中国当代文学似乎跟“冷战”无关。

　　白桦小说：“不是冷战的冷战”形态及其成因

　　真的是这样吗？事实可能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我以白桦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小说为例，展示、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冷战”的复杂关系，并进而探究冷战文学的中国形态。

　　白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的创作遍及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编剧）等不同方面，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小说《边疆的声音》（1952）和《神秘的旅伴》（1954）中，均写到了冷战格局下的敌特活动，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敌对斗争。然而，在这两篇具有浓烈“冷战”色彩的小说中，作者白桦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国际冷战观，而只是在作品中揭示出对敌斗争的严峻和复杂。

　　《边疆的声音》写的是1950年南方边疆某边防部队的两条新架设的电话线突然不通了，电话架线兵副排长张经武和班长谢根生“出任务”去查线，张经武和谢根生是参加过国共内战的“老兵”，他们从北国转战到南疆，现在新中国建立，他们的装备及各种工作条件都大为改善，刚刚接通的两条永久国防电话线，不但能让边防哨所和边防区保持联系，而且还可以跟军区乃至和北京保持联系。现在这两条线突然“断”了，事关重大。对于为何电话线路会“断”，电话架线兵排长面对政委的询问，首先表现为不理解：“在技术上完全解不透”，接着他判断原因“可能是深谷里突然冷起来”，“电线自己缩断了”，“也有可能野猪啃倒了杆子”，“也可能是大风”，然而，政委却不这么想，他首先发问：“除了‘技术上、‘突然冷起来、‘它自己缩断、‘野猪、‘大风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可能？”接着他更提出：“你们只是在从技术上、气候上、野猪牙根痒上想，你们忘了一点”，“目前的环境和情况，难道没有比这些‘气候突变、‘野猪更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像暗藏的敌人！”在进行了这样的“提醒”之后，政委接着明确指出：

　　“……我们刚刚进驻边疆不久”，政委把脸转向河对岸，“我们还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势力被击退了，他们还在向我们进行着隐蔽着的阴谋活动，他们会甘愿我们巩固地保卫着祖国吗？他们会让我们的国防电线平安无事吗？他们会让边疆的声音毫无打扰地传到北京吗？会让电话员除了架电线再就可以清闲无事吗？”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惬意地微笑一下：“不可能！同志！他们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目前边疆群众还没完全组织起来，暗藏的敌人还有机会进行阴谋活动，你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嗯？”

　　当电话架线兵排长表示“我们原来没想到”时，政委非常严厉地对排长说：“以前没想到，今后处处时刻都要想到！”当政委得知去查线的只有两个人时，立刻很惊异地表示：“太少了”——他的“外行”遭到了排长的反驳：“报告政委，这一行你可不懂，查线两个人足够了”，然而，政委的回答表明他的敌情观念十分自觉和强烈：

　　“不，不是我不懂，是你不懂，查线有两个人是够了，要是又要对付敌人，两个人够不够呢？”

　　“敌人？”

　　“要是敌人打埋伏怎么办？”

　　“是，我马上派人赶去。”

　　“可以骑上我们骑兵通讯排的马，你自己……？”

　　“我自己也要去”排长用尊敬和绝对服从的口气重复着政委没说完的话。他在这极简短的谈话中，顿时对这不是自己的直接上级感到亲切。

　　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政委之所料：张经武和谢根生通过检查，发现电线杆很稳固、电线也很结实，外表看一切正常，找不出毛病，最终，他们发现确实是“特务”在搞破坏——“他把线剪断，两个头不接触在一起，又拴在隔电子上，又把断头通到电线杆的拉桩线上——不接地才出奇哩！表怎么量的出来呢？”正当张经武和谢根生赶修这个由特务破坏造成的人为故障之时，爬上电线杆检修的张经武被特务开枪击中，从电线杆上摔下深渊……两个特务本想活捉张经武和谢根生，但最终，却被他们两人击毙——从“两个特务死尸的包头巾里搜出了两张外文卡片，这两张卡片完全说明了这两个卖国贼做过了些什么，他们背后是谁。”

　　张经武虽然被击中腿了，但并无大碍，他告诉谢根生：“我们开始进行边疆建设了，敌人也开始对我们进行破坏了”，而谢根生的回答是：“我们准备着！”

　　被特务（而且是受外国派遣的特务）破坏的电话线修好了，边疆不但能保证边防，而且还能和北京保持联系——不但边疆的时间和北京一致，而且北京也知道边疆的部队在升旗、唱国歌。

　　白桦的这篇小说创作于1952年，正是韩战（抗美援朝）正酣、冷战高潮之际，然而小说却并没有展现“冷战”视野，而聚焦、着力在突出“敌情观念”、强化对敌斗争——虽然政委已经警觉到“美帝国主义”“还在向我们进行着隐蔽着的阴谋活动”，而特务身上的“外文卡片”也足以证明他们的破坏活动有着国际背景，但作者显然没有在这个“国际背景”（国际化是冷战的重要特征和指标）上过多着墨，反而强调特务是“卖国贼”（不过是受了外国敌对势力的指使来破坏），还是“自家人”。

　　《神秘的旅伴》写于1954年，是白桦另一篇关于边疆“敌情”的小说，最先出场的人物盘大妈是XX寨瑶彝联防委员会的情报委员，“她是一个细心的人，从不放过一点可疑的痕迹”，“曾经从一个稀罕的鸟声里找到一个特务”，“她这种警惕已经成为边疆人民生活中共有的习惯”。就是这个“从不放过一点可疑的痕迹”的盘大妈，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行踪诡秘的“奇怪的马帮”：“头马没有挂铃;还驮着十驮奇怪的货物——盐不是往内地运的货;他们走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森林里的小道走马帮是很困难的，……更奇怪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这个时候，前无村寨，后无马店，林中又没有宽敞的地方开亮……”，警惕性极高、敌情观念极强的盘大妈立刻将此情况报告了联防队长朱林生，于是他们又一起迅速向边防军巡逻队报告。

　　边防军巡逻队接报后，派出排长冯廷贵和朱林生一起，假扮也是一个马帮，和这个可疑的马帮“一路同行”，同行期间，冯廷贵成功地争取了神秘马帮中的受雇者小梨英，孤立了魏福（马帮头）和萧五（帮手），最后，在马店，冯廷贵、朱林生以及在马店与他们汇合的盘大妈一起，揭穿了魏福和萧五的真面目：原来魏福早在1949年之前就“常常在一些地方向外国的领事揽生意，渐渐跟外国人勾搭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他的生财之道，实际上他和那些外国领事已成为一体了”，而萧五则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和一群国际土匪混在一起”的土匪，这次他们是帮一个外国领事偷运军事设备（两台小型收发电报机和四支长筒无声手枪）给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堂神甫——领事特别关照魏福“这少量货物是我国政府给在赤色中国内对我们存在着希望的人的支援。……这些，你一定要带到，要瞒过中国共军的巡逻队”，结果是，在新中国军民共同打造的天罗地网面前，这些“支援”的东西还没到神甫手里，他们就落网了。

　　这篇小说同样是写外国敌对势力如何介入对新中国的破坏，以及大陆军民如何粉碎了这种介入和破坏，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对敌斗争意识。1954年虽然抗美援朝已经停火，但冷战仍然在世界各地持续，美国在亚洲联合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形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并在这一年直接卷入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预，自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世界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峙，至此已形成较為“成熟”（稳定）的“冷战”格局。

　　可是我们在白桦的这篇似乎与“冷战”有关的小说中，仍然难以发现/感受到他的“冷战”视野，小说中指派魏福运输军事设备的外国领事，因X国曾在滇西修建滇缅公路可知即是美国，因此《神秘的旅伴》中描写的故事和人物，仍在冷战氛围和冷战格局之下，与冷战有着直接关联，然而在作品中却看不出作者有自觉的“冷战”观念，他只是一味强调敌对势力试图对新中国进行破坏和颠覆。小说中边防巡逻队的战士们最大的心愿是“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而冯廷贵的一段思绪流动，大概也是作者白桦创作这篇小说的意旨所在：

　　今天，在我们祖国版图以内的土地都是我们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连一点黑灰也不让它飞进我们祖国来……可这就要要求我们共产党员，边防军战士，象人们警惕灰土吹进眼睛一样，警惕敌人混进我们的祖国;也要求我们有象磁石对铁沙一样灵敏的感觉，来发现敌人的每一点细小的破绽……

　　这样的创作诉求，显然与“冷战”的全球格局和世界视野，毫不相干，作者关注的，只是新中国的“国内”安全，以及为了保卫这种安全，而进行反特故事的创作和英雄形象的塑造。

　　白桦当时是个部队作家，他创作这两篇小说，既与他以军人身份创作“军事题材”的作品相符，也与他准确把握（国内的）时代脉动有关——这个时代脉动，虽然置身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对“冷战”元素有所涉及，但作者更专注更聚焦更突出的，显然是国内的立场和国内的诉求，那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为何中国当代作家在涉及国际对敌（对美）斗争的小说中，都没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中，虽然置身冷战环境和冷战前沿/冷战漩涡，但却没有彻底依附于所属的冷战集团（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而是保留了非常鲜明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独立处理复杂的（与冷战相关的）国内外问题的能力——而这种“精神”和“能力”，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白桦这两篇小说可说是突出代表），而且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观念、历史叙事和历史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置身苏联阵营并实际参与了冷战，却能保有独自处理/参与冷战的能力，使中国的冷战参与，能以一种看似不是冷战，实际上却以“非典型冷战”的方式进行。究其原因，就不能不提到那个时代，中国与冷战中的“东方阵营”老大哥苏联的关系，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绝对权威地位——毛泽东的这种绝对权威地位，对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刻影响——也就必然要联系到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对苏态度，最终决定了当代中国与苏联的两党两国关系。回顾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毛泽东与苏联（斯大林）——以及国内那些莫斯科的忠实执行者和代表——的关系，就不太融洽，早年的“土包子”、“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说法”，就让毛泽东饱受歧视和屈辱⑦;后来深受莫斯科影响的张闻天、博古、王明等人身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集中代表），又令毛泽东甚为反感，并在延安整风时受到“整顿”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中国政府提出“一边倒”，完全倒向（苏联）“老大哥”，可实际上中（毛泽东）苏（斯大林）关系并不融洽，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苏，这次访问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毛泽东最初在苏联遭“冷遇”，令毛泽东很不愉快，甚至大发雷霆⑨;抗美援朝爆发后，中（毛泽东）苏（斯大林）在如何协调参战方式上，也有很多不甚和谐之处⑩;赫鲁晓夫时代，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认为既“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11};1958年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设立长波电台，也遭中方（毛泽东）拒绝{12};1960-1961年，苏联撤走所有在中国的专家;而在如何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国际共运走向（总路线）等问题上，中苏也产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公开辩论的地步——1963年9月6日至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矛盾公开化;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中苏关系可谓彻底破裂——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才恢复“正常”。

　　从中（毛泽东）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党、两国关系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虽然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但却一直没有完全依附、屈从于苏联的主导，而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主立场，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斗争中，中国始终将带有冷战性质的国际斗争，纳入到保卫新生政权，反对和打击外部势力介入、干涉、颠覆和破坏的国家诉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以）白桦（为代表）的小说虽有冷战（背景）之实、却无冷战之名的原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眼光从白桦的这两篇小说移开，去考察一下类似的其他作品，不难发现，白桦的小说在将国际化的冷战搏击内化为中国内部的对敌斗争这一点上，非常具有代表性——几乎所有那些关涉到冷战背景的当代作品，冷战元素最终都转化成了“保家卫国”的对敌斗争，而这种将国际冷战国内化、国内斗争国际化的文学表现，看似是在书写（国家内部）保卫新生政权的对敌斗争，却因其反美（及其在亚洲的盟友）而在客观上已经具有冷战的实质和效果，这种文学形态，可以说是中国在介入“冷战”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不是冷战的冷战”——一种具有鲜明主体性和本土特色的“非典型冷战”——方式，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文化/文学建构。

　　以新形态延续的“文学”冷战

　　在1947-1991年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虽然被卷入冷战，但由于毛泽东权威的作用，导致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在介入冷战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冷战”特性——也就是说，毛泽东一向强调的“中国特色”，使得他不愿意让中国在冷战问题上变成苏联的“团队/阵营成员”（随从和附庸），而要表現出中国自己的“自主性”，这就使得中国虽然在实际上介入了冷战，但在“内部”却没有自觉的冷战意识和突出的冷战视野，而是将冷战“内化”为国内的对敌（这个“敌”包含了国内外）斗争，这一特性在整个国家意识上的全面贯彻，导致了文化/文学一翼在表现与国际敌对势力（以美国为代表）斗争的时候，每每以粉碎外来力量颠覆、破坏的“保家卫国”意识或“抗美援朝”书写，来“内化”/“中国化”冷战意识和冷战特点，使得中国的“冷战”文学表现，具有看似不是冷战/与冷战无关，实际上却是“不是冷战的冷战”这一特点。应当说，中国文学的这一“冷战”特点，是对国际冷战形态的丰富：看似“非冷战”，实际上却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非典型冷战”。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以及“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大行，使得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国际关系已由“后冷战”（美-苏对峙之后）状态进入到“新冷战”（美-中对峙开始）阶段。事实上就文化/文学而言，冷战可以说从未停止，也远未结束。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如既往，仍然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评奖、褒扬、发表、出版、理论、教育、网络）向世界推行/灌输“优秀文学”的观念和标准，另一方面，新崛起的中国虽然在致力发展经济之际，于“主观”上未必具有明确的冷战意识，但在“客观”上也一改过去将冷战“国内化”和“非典型化”的做法，而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文化/文学“走出去”战略。美国和中国的各自做法，实际导致了也昭示了在文化/文学的背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美学标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无形“较量”，在“东”、“西”方之间正方兴未艾——只不过这种新时代的“新冷战”，在文化/文学中的体现，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世界”，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由于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和语言优势，通过网络展开文化/文学冷战（广泛的渗透和无远弗届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新特点;在中国（如果代表另一极的“东方”），动用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外译”工程（扩大影响范围并力求突破），则成为以文化/文学“软实力”来抗衡“西方”影响乃至逆向进行文化/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相对于美国/“西方”历史悠久、目的明确、意识自觉的冷战文学设计，中国/“东方”以“展示自我”的方式进行文化/文学推销，这一方式看似并无明确的冷战诉求，实际上却是以“反抗”冷战的方式，落入其所要“反抗”的冷战的窠臼/格局，成为一种在“反抗”中的“陷落”，并因此而形成一种“东”、“西”方文化/文学冷战新格局。而无论是“冷战”（美-苏对峙）还是“新冷战”（美-中摩擦），其总体格局和形态特征看上去并无根本性变化——其实质说到底都是一种对抗——就此而言，“新冷战”格局下借助文化/文学展开的意识形态博弈、美学观念较量、生活方式展示和价值观追求，正纷至沓来，未有穷期。

　　①②③④⑤⑥ 安德鲁·N·鲁宾（Andrew N. Rubin）著，言予馨译：《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和冷战》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页;第20页;第19页;第2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一卷，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13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二卷，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3-214页。

　　⑨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三卷，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5页。

　　{1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四卷，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6页;第38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Cold War as Represented in Literature and Its

　　Chinese Form： the Case of Two Short Stories by Bai Hua

　　Liu Ju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post-war Chinese literature although the Cold War consciousness or perspective is not prominen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massive amou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lacks the Cold War dimension， which is an issue that commands deep thinking. Based on two short stories， written by Bai Hua in the 1950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al 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Keywords： The Cold War， the Chinese form， Bai 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