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果从新加坡性角度考察孙爱玲，我们不难发现她在创作中呈现出对中华文化传统移入新加坡时空并本土化的转型中有相当出色的把握与再现，她既设立了相关的时空转换，又以具体载体，如戏曲、刺绣、蜡染、茶艺等加以呈现。同样，她长于挖掘女性内心的情感，反思其獨立性与疏离性，同时亦有逸出规范的性别实践的考察。当然，作为新加坡人，孙爱玲亦有明显的本土书写，既在多元宗教文化上有独特思考与尝试，同时也抓住一些本土议题、事件与色彩进行渲染，较好呈现出她心中的新加坡性。
关键词：孙爱玲;新加坡性;移民性;多元性;本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99-10
在《为什么写》一文中，孙爱玲（1949-）这样描写她书写小说的促发和冲动，有时候是遇到一些人，“心仪良久”，有时候是看了某样东西，“心里爱煞”，“有时候是听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她心中的恨、或心中的怨，故事本身就十分感人;有时听到的是上一代的故事，说的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大时代活过，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且说来娓娓动听，于是就综合几件事，套在一个人身上，因故事而塑造人物”。①作为新加坡的知名女作家，孙爱玲的书写自有其独特之处，相较而言，她尤其擅长书写各色女性，并以之呈现其独特的性别意识;同时她又往往将不少相对传统的女性置于转型时期的时空内闪跳腾挪、相互成就，别有一番姿彩。
祖籍广东惠阳，本科毕业于南洋大学、硕士博士毕业自香港大学，孙爱玲社会工作经验丰富，曾经担任过幼稚园校长、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IE）助理教授，也曾经在杂志社、教育部任职，这样的阅历无疑对她的小说书写颇有裨益。迄今为止，孙爱玲主要有如下创作，包括短篇小说集：《绿绿杨柳风》（1988）、《碧螺十里香》（1988）、《玉魂扣》（1990）、《孙爱玲文集》（1995）、《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2001）、《人也·女也》（2007），还有小品集《水晶集》（1993）、寓言集《孙爱玲的寓言》（1994）。除此以外，孙爱玲还有两本源自学位论文的论著《论归侨作家小说》（1996）、《〈红楼梦〉对话研究》（1997）等。
孙爱玲的短篇小说获得过几次奖项，如新加坡金狮奖和全国书籍奖，《斑布曲》②获台湾第一届海华杂志文学奖第二名，《玲珑》获上海《萌芽》杂志海外作品优秀奖，她亦于2001年获第三届新华文学奖，2004年获亚细安写作奖等。相较而言，有关她的创作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整体性研究就有：王爱金《从文艺社会学角度看新加坡女作家孙爱玲的小说》、张传芳《东方文化的诗性观照——孙爱玲的小说世界》;当然亦有相对微观的研究，如张曦姗《从花的意象到中华传统文化——孙爱玲女性书写探微》、王列耀《孙爱玲小说论二题》等等。还有一些点评或读后感想，收录于其著述序言或附录中。
整体而言，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孙爱玲不无裨益，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研究却又不乏偏见和误读，如有论者认为，“对东方文化一往情深的眷顾与关爱，是海外华文作家对神州故国浓郁情感的诗性流露。在他们赤子般的心中，神州故国是一串串璀璨夺目，叫人目不暇给的奇珍异宝;是一缕缕诗意流动、让人心驰神怡的绚烂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痴情眷恋，不仅影响到孙爱玲的创作风格，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取向，这便是她执着地钟情于表现人性的美与善的根”。③在我看来，上述误读恰恰是缺乏对孙爱玲进行立体而多元的观照，因而轻易把其有关中华文化传统的书写纳入到再中华化或对中国性向心主义的想象中，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常见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心态，而实际上，这恰恰是孙爱玲创作中新加坡性再现的一个阶段或侧面。为此，本文企图探勘其作品中的新加坡呈现，结合其创作实践与特色，主要从如下层面展开：1转型时空：移民性;2当世情怀：（女）人性;3立足本土：多元性。
一、转型时空：移民性
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且被建构的概念，我们很难确定其边界，但新加坡性中有一个特性相对确定，那就是移民性（虽然移民性在不同时段的指涉和内涵优势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一点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学角度看都显而易见。新加坡的人口构成主要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少量白种人及其混血，而其中大多数人口都属于伴随殖民地大开发而引进的外来移民，严格意义上说，即使是土生华人④，也不过是更早时期的华人移民。而在文学表现上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新马立国以前，绝大多数的华文文学创作或相对优秀的作家大都属于由中国流徙而来的“南来作家”。⑤
（一）时空转换。严格说来，英殖民地时期的马来亚社会具有更强的移民性，而在二战后社会主义中国（1949）建立、马来西亚（1957）、新加坡（1965）先后立国，政治认同上的相对单一性/排他性部分稀释了这种移民性，但随着各国的现代化、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人才流动频仍，移民性又开始崛起。这当然是大的背景简述，孙爱玲指出，“关于内容方面，我多数选自己熟习的人物、事物去写，我觉得这样才能发挥自如。对社会、对时代，我是反应比较钝的一型。我也不想刻意反映什么，我深知自己是不能完成什么大时代作品的人，我心理也没有这种负担……我对小人物、小故事、小动作、不经意的对白，特别有感应、有灵性，而且反应。因此我能做到的只有把这些点滴，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写下来。”⑥尽管如此，孙爱玲在作品中刻画小人物之余还是难免不得不涉及到更宏观的移民性问题。
1. 中国移民。其中相当重要的中转站或输出点就是香港。比如《羽丁香》一文中提及主人公的被迫从香港移民新加坡，“十年前，我们家在香港本是开珠宝店的，可是家父好赌，把生意给输光了，工人都散了，羽文觉被新加坡瑞兴金庄聘请过去”⑦。这自然是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碧螺十里香》的转换路线显然更复杂，比如汤家茶庄是在惠州西湖湖畔发家，而汤赫明把它拓展到广州，而在碰到危难时他们兵分两路：汤赫明因为支持革命而不得不人走新加坡，而二祖母关凤慈则率子女前往香港，6年后凤慈再带他们中的大多数前往新加坡，“赫明把他们接到河谷路的大房子内，安顿下来，第二天又带凤慈到大坡看他的商店，然而凤慈这些年来所吃的苦，她怎么也不对他提一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把这世界给看化了。”⑧
当然也有从广州移民的，如《白香祖与孔雀图》中的女主人公则是嫁到新加坡，“你父亲替你定了一门亲事，就是那个陈先生，听说以前是你父亲塾里的学生，后来到新加坡谋生，现在在新加坡一间小学当校长，这回是回乡娶亲，你父亲决定把你许配给他”。⑨所以，白香祖移民的原因是因为婚嫁。《玉魂扣》則是类似复杂的路线，从惠州→广州→香港元朗→新加坡，“我也因为戏服庄刚派下一出戏的戏服工作，不能马上成行，于是老爷只得一个人先回新加坡，可我答应一定把子女带去给他。”⑩但新加坡甚至也可成为情人的一个念想，比如小说中伍先生对小祖母的倾诉，“我昨夜想，由于你在南洋的缘故，我看将来有机会，我也会到那里去，我一定去找你。那时汤爷走了，我妻妾也老了，我们可以相伴聊聊以往的事，这些日子我也想通了，能默默地爱着一个人，而她又知道的话，那也够了。”{11}当然垂老的他们也终于得以见面。
不难看出，尽管是书写乱世男女的爱恨情仇，孙爱玲的笔触也在铺陈大背景时难免涉及到移民性的时空转型问题，而在华人移民层面，她更多是涉及到来自广东/香港的移民，而原因则往往是经济、政治、婚恋，简而言之，这在华人移民南洋的原因类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2}
2. 南洋对话。毫无疑问，新加坡的外来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南洋或东盟内部，孙爱玲在作品中亦难能可贵地触及了这一点。
《郁郁阡陌间》主要是写“我”和余广豪的婚恋波折，主要故事发生场地都是在马来西亚，尤其是故乡麻坡和工作地点之一的吉隆坡，但新加坡却是一个对照的焦点，比如“我”到新加坡读书，“都是妈妈多事，托他到新加坡载我，怕我两箱衣物无法带回去，我其实只不过读完了书回家，何必劳烦他。”{13}当然也有关于是否到新加坡工作的论争，女儿说，“妈，你也别依靠他们了，过些日子，我若在新加坡找到工作，你也跟我出新加坡住，好吗？妈！”而妈妈则有自己的看法，“你到新加坡工作，我不反对，但我不跟你到新加坡去，我在这里过了四十多年，生根了，你爸爸也葬在这里，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屋子。再说，太太也老了，七十了，也要人陪”。{14}而实际上，广豪也曾经到新加坡读过大学，“还拿过亚细安奖学金到新加坡读大学”{15}，但因为父亲去世要打理胶园和家务才停学的。最终美娣和广豪各自历经挫折（广豪被骗婚又离婚，美娣被男友陈立威要求试婚才能结婚因而拒绝他）而彼此相爱、修成正果。
如果做更宽泛的理解，《绿绿杨柳风》中的“我”和来自印尼最终回到印尼工作的逸文在香港相识也相互爱慕，虽然因为家庭牵涉和外在压力而未能终成眷属，但是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却是新加坡华人移民的另一种指涉。《班布曲》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但作为同属三个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新加坡）系列，其文化认同指向也有华人再确认的风格，如“我”在面对和继母以及妹妹们可能的乱伦诱惑时，最终决定是，“不久的将来，我会找回一个华族女子，与她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到时我不再依恋阿伊莎、海雅蒂和莎琳娜，我将依恋自己的家庭，还有那卓越的蜡染艺术。”{16}
（二）中华性位移。相当耐人寻味的是，中华性（Chineseness）是如何位移并逐步本土化的？需要指出的是，切莫只关注文本中的中华性和中国的中国性交叉的一面，而误把其写作或中华性再现视为海外作家向中国的向心实践，而实际上，这些特征更多该视为是移民性向“本土中国性”{17}的过渡。
不必多说，中华文化传统在孙爱玲小说中有相当精致而且繁复的表现，如戏曲、刺绣（尤其是广绣）、茶艺、蜡染等等，这些尤其浓缩在其代表作、获奖作品《碧螺十里香》中，二祖母其实是把整套的文化程式传授给后辈的子孙们，比如碧螺春茶艺、背三字经，当然还有她更为擅长的唱戏。某种意义上说，孙爱玲选择了戏子作为主角一方面是可以更好的观察现实，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同时这本身也是对传统书写的致敬（如才子佳人{18}主题等）。小说中的二祖母不仅熟知戏服的品味，而且也往返于香港-新加坡之间强化这一点，而在新加坡现代化开始破坏传统时，比如以大世界游艺场的被拆迁为个案隐喻大环境的恶劣，而在二祖母的灵前，她所调教过的后代却风姿绰约，“她们几个都已亭亭玉立，虽然穿的是赶着缝出来的直腰郁蓝色麻布旗袍，却是无比端庄，脸上虽没有施脂粉，但气质沁人，在灵侧一点头，一鞠躬，绝不马虎……大家体会到二祖母的心血，没有白费，看他们这家子举丧，倒以为是身在二十年代的广州，就越发想起那二祖母的风采神韵。”{19}显示出传统在后人身上的痕迹。如杨升桥所言，“作者对茶叶、国术、历史、粤剧、盆栽、戏服、唱戏功架等深刻的认识，加上文字的洗练（作者年纪不大，文字却如斯老练，十分难得）、精雕细凿的‘功力，使《碧螺十里香》成为一件艺术极品。”{20}
相当引人注目的还有《白香祖和孔雀图》。其中自然形塑了聪颖美丽的白香祖形象，她长于继承传统，却也长于创造，甚至可以戴着镣铐舞蹈，“师傅实在没想到白香祖没改孔雀绣图，倒将多年来传统的针法，绣法给改了。白香祖啊，白香祖，你可真是神绣巧儿！往后的日子，老赵和师傅的心情，由紧张而转赞赏”。{21}当然，人到了狮城后，她也要本土化，学会了“车花”，“这里不知道多流行，那些马来妇女，峇峇娘惹（嫁于华族的土著女子），穿的上衣，都得车花，配纱笼，不知道多好看。”{22}《玉魂扣》中亦不乏对戏曲、戏服等的专业描写，也有对传统瓷器（如花瓶）的细描，当然背后也关联了爱情主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班布曲》，在这篇优秀作品中，孙爱玲不仅书写了可能欲望的乱伦，而且更是以蜡染为关键词呈现出相当繁复的中华性嬗变。首先是父亲去世前的千叮万嘱，“我这些年里，收集了许多资料，我想写一本南洋蜡染艺术史，可是我现在不行了，还巴望你能代我写;要记住，依我的考证，南洋的蜡染艺术，是由中国云南和贵州传过来的，这你可要相信我，你两个妹子去年和我到过云南，她们也赞成我的说法，你一定要信我;信我，我才能瞑目！”{23}其次是作为一半血统是土生华人（母亲是娘惹）的“我”如何强化并发展蜡染工艺，比如大妹莎琳娜来自具有阿拉伯贵族血统母亲阿伊莎点拨的精彩点蜡技术和图案设计，二妹海雅蒂令人惊喜的处理效果等，而工厂里的有关师傅也是各怀绝技，“我望一眼莎琳娜，这时才知道自己工厂里卧虎藏龙，阿伊莎、莎琳娜，现在多了一个龙师父，还有海雅蒂，还有那一批无名的蜡壶绘手。”{24}而“我”马正宇除了认真学艺外，也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和把工艺产业化与机械化。而颇有意思的是，阿伊莎所擅长的按摩工夫也是混血的，“阿伊莎的按摩工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上乘的气功按摩法，这不可能是马来族的按摩工夫，这恐怕是属于中国的按摩工夫，如果是的话，阿伊莎所怀的绝技就不仅是蜡绘蜡染手艺那么简单，她还会气功按摩穴位法，恐怕是跟随她那有中国血统的母亲学的，其功效不但能镇痛，还能调节人体生理功能”。{25}从这个角度看，孙爱玲相当精彩再现了不同文化混血，尤其是中国性变成本土中国性的成功实践。
有论者指出，“孙爱玲在她们的身上安排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或是粤剧、或是刺绣、或是茶文化，这些传统艺术不仅让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同时也让读者认识这些即将消失的传统艺术。”{26}在我看来，这只是她书写的表面意义与内涵，而在此背后其实更是呈现出新加坡性之中移民性层次的繁复性和可能本土嬗变，这其实更是环环相扣的一种以小见大的整体关怀。
二、当世情怀：（女）人性
毋庸讳言，以相对主观的（女）人性作为衡量新加坡性的标准和尺度是颇值得质疑的，但相较而言，新加坡华人女性的生存境遇，哪怕是从简化的角度来看自有其特殊性：马来亚时期，华人移民多为男性，女性以稀为贵，反倒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同时由于传统文化的留存相对更强烈和持久{27}，其身上又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当然也有保守和劣根性）;而到了新加坡立国后，新加坡的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教育体制的限定，女性尤其是白领的性别意识更加突出和强悍，而另一面，男性由于要服兵役以及潜在的鞭刑对象威胁反倒更容易凸显新加坡女性的独立色彩。毫无疑问，孙爱玲是长于书写新加坡女性的。
（一）女性独立/疏离。不必多说，想从孙爱玲小说中找到女性的传统和软弱性，当然是有迹可寻的。有关传统女性的作品中，如《白香祖与孔雀图》中的白香祖要听从父命，嫁给父亲曾经的学生陈永立，当然陈本身也是相貌堂堂的读书人，且是小学校长;《碧螺十里香》中关凤慈给汤赫明做填房却亦有其姿态，一是她喜欢赫明，二是大太太诚心诚意请求她帮忙照顾赫明。新式女性书写中，早期作品，如《绿绿杨柳风》中的“我”终于未能和相爱的逸文修成正果，但她是为了彼此的子女教育而做出巨大牺牲;类似的《痴痴蝉晓鸣》中的汤瑄如是为了好好照顾自己又痴又丑的女儿小芹才不惜和丈夫义杰离婚，但最终小芹还是在手术后死去，背后却彰显出母爱的伟大。
毫无疑问，孙爱玲的小说中更多呈现出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如流苏所言，“也许是爱玲太用心描写她的女人，个个体貌玲珑剔透、情感细腻真切，个个刚柔相济、语言活泼敏锐，气质优雅、才智过人。女子如此活灵活现，以致男人相形见绌，都得靠边站。”{28}传统女性中的性别意识不容忽略，如《碧螺十里香》中的二祖母，在老爷逃难、大太太病死后，依然承担起养家、持家、教养子女的全部责任。孙爱玲甚至还写了类似于总结的《二祖母的哲学》《二祖母的哲学（之二）》（收入《独白与对话》）等篇章，其中呈现出所谓传统女性治家的先进理念，用梁文福的话说，“反讽的是，白香祖和凤慈都比逍遥和楚珑活得更为清醒，更有风范。”{29}甚至连佣人柳姐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谭家师父》一文中就写到柳姐只与大厨谭师傅相爱而在其妻子死后被求婚时不作其填房，用她的原话说就是，“没有理由主人当了继室，自己也得做填房的。”{30}
更能呈现新加坡性的小说当属《悠悠湖畔草》，小说中的三姐妹其实呈现出新加坡现代社会中的三类女性形象：大姐，主人公可欣相对稳重谦逊、有情有义，且具中西两方面的真才实学;二姐则相对热情务实、兼具理性;三妹则讲求享受、过于功利、开放不羁，作者当然是认同可欣。可欣的感情相对波折，初恋是有妇之夫一凡，终于夭折;最终和高级公务员秦启文订婚，暗恋她的南大同学马国平带她去南大重游故地，闻听其要和启文结婚时过于愕然而出车祸而死，不明真相的报纸报道他们为情侣，引发了巨大社会压力和亲友谴责，步步高升的启文决定扛住压力继续正娶可欣，但可欣却拒绝了，彰显出其独特的性别意识和对爱的独特理解，如人所论，“在她那里，一、男人不是可供女性乘凉的大树;女性不是月亮，靠别人的光炫耀自己。二、相爱并不完全等于，也不能代替相互的理解和平等。三、爱情固然重要，但它可以不是终身的归宿，更重要的是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只有它才是可靠，永远的精神支柱。”{31}
《月季花》中的年轻寡妇月季和有妇之夫永权交往/同居10年，隐忍豁达、坚忍不拔，但终于看清这个男人的卑微面目（在经济不好时拿月季的积蓄去开店却写上自己老婆的名字），一气之下去婚姻介绍所登记，最终有香港曾先生对她有兴趣，二人惺惺相惜，终于结婚，正如她女儿的评价，“我自始至终也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妈妈。我会活得像妈妈一样坚强，而且发出绚烂的光彩！”{32}
但不必多说，相当清醒和独立的性别意识也会带来疏离感，甚至是伤害。如孙爱玲自己所言，“既然如此，这世界没有不被隔离的事。人隔离人，人隔离物，物隔离物，物隔离人，我们要做的往往就是把关系拉拢，因此人也就更累了。”{33}这当然是笼统而言的，而对于女性来说，要保持独立和清醒则更不容易。《逍遥曲》中“我”到了婚姻注册局里才决定不愿意嫁给吴哲仁，结果他的父母当场翻脸，母亲大骂，父亲打人，但“我”还是为了回到自我，“这几个月来我觉得婚姻的制度、婚姻的繁琐、婚姻的捆绑在压着我，我不能呼吸，我除了嫁给吴哲仁之外，还看到自己要嫁给他的父母、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社会，我不愿意，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可是现在，这一刻，我看到自己了，我回到我自己里面。”{34}虽然实际上并不成熟的“我”也有一丝任性。但有了自由也会有副产品——寂寞，“自从我抗拒嫁给吴哲仁后，我的生命就得以自由，很多人以为我自由就好，就逍遥了，其实不然。自由伴随的往往是寂寞，不知所措，天天像无主孤魂踱来踱去。”{35}但最终还是要重新起航、建设自我，“我于是出国去了，到南半球去，一个能找到企鹅的地方。在那里，我又经历另一段人生旅程，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同时也努力建立我自己。”{36}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原形》中，“我”决定不和一个天才基督徒结婚，他一方面勃然大怒，另一方面却又双膝下跪求“我”，他终于扯下了高才班的面具与光环，“我”借此寻找到他的原形了，“我寻找到他的原形了，我是否還要寻找自己的原形呢？我当然要寻找，我喜欢我的原形，我也爱他的原形。至少我们现在无论在时间、在空间，在引力场上是一致的。”{37}
（二）性别实践。《逍遥续曲》，若作为小说看待，大约是孙爱玲最难归纳和总结的一篇，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晦涩，因为此篇涉及的主题是两种文化模式糅合下两个具体个体的爱恋及思考，而且，这两个层面都具有任意性或繁复性，所以孙爱玲无法确定，读者们亦然。但其中涉及到的理论（与爱相关）主要有：即使灵魂与对方和谐，但自己的身体未必与灵魂统一;感情很多，到底是为了与很多人恋爱也索取爱还是真心燃烧、把握现在？爱自己和爱他人的复杂关系是什么？一个人一生可以爱几次？爱是现在，还是可以长远存在？
作为有关实践，如前文所述，孙爱玲在其小说中很多时候提及了女性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亦有其成本/代价。同样，我们也要考虑女性强势之后的效果如何？她们在婚恋实践中可有逸出的倾向？如何表现？
《玉无缘》中的男主人公自小体弱多病，从小佩戴一块玉辟邪，母亲与姐姐从小对他管教甚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母亲是个泼辣角色，偶有成功（如去要到一家人的居处，原本要排队很久）并自以为是。她要求“我”读理科而非感兴趣和擅长的文科，会考一塌糊涂，最后去做图书管理员，碰到了长于电脑的上级玉逍遥，她作风硬朗、率性坦诚，建议他取下那块玉。他想取下，母亲却不同意，并说喜娟也不同意。作为之前被贬如今被接受的喜娟，曾经想献身于“我”，而“我”却拒绝了，因为“我”看见了电脑（玉逍遥的象征）而清醒了，最终“我”在集体租游艇送别玉逍遥，找机会（在岛边一起游泳时）把第一次献给了她，而对人生的理解又多了一重，“然而我清楚知道要拥有玉逍遥不是不可能的事。自从把玉抛掉了以后，这人间应纠缠的关系，我似乎又明白了许多。说实在的，就算明天玉逍遥不再出现，我的心还是踏实的。”{38}虽然“我”和玉逍遥可能没有结果/未来，但“我”依然本着本心去做。不难看出，被强势女人管教的“我”终究在变得有独立性之后而不愿意继续接纳她们的决定（如拒绝喜娟），但吊诡的是，他还是接受了另一种“强势”的玉逍遥。
如人所论，“孙爱玲小说的情爱模式较少单纯的情欲性爱因素，这其中不仅积淀着兼及情理的东方文化内核，也包含着孙爱玲将情爱首先是当作一种文化行为来把握的努力。”{39}整体上讲是如此，但孙爱玲对爱恋的态度亦有逸出性书写，如可能的恋父情结或乱伦倾向。《玲珑》中描述楚家的双胞胎玲、珑争爱的故事，其中还不乏情欲乃至性爱元素。这其中尤其呈现了妹妹楚珑对父亲的情欲投射，如5岁时，“楚珑心里不愿意，还是跟在爸爸后头，看他趴在床上嗅着楚玲、吻她、搞弄她，她醒了，抱起她。她在他怀中揉着，磨得他衣服全绉了。楚珑看着，静静地跟在后头。”{40}5岁的小姑娘在解读父亲对姐姐的逗弄时已经带上了情欲的色彩。10岁时，楚珑没有按照大人意志选择蓝色，而是选择另一件原本分配给楚玲的粉红色纱裙，被父母阻止，暴怒之下，她撕烂了它，结果父亲“抓了衣服，要她穿上，然后随手拿起桌上的相机替她拍了几张照。那照片露出她一边含苞待放的胸部。”{41}她以粗暴的方式获得了父亲的粗暴和吊诡关注，被强行展示的身体中间也有欲望的宣泄和满足感。22岁时，姐妹同乘一辆车因出车祸楚玲死去，楚珑活着，她却为了夺爱，违心宣布自己是楚玲，甚至和姐夫赵一夫发生了关系，赵一夫发现了异样，楚珑想做回自己却不可能。结尾是，父亲“每日还是到金铺里当伙计，晚上到剧社里弹拨弦琴，如今新的筝由二十一弦改成二十五弦，能转十二调，他那按、颤、揉推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时光在一弦一栓的弹拨中溜去。他常常想起楚玲在世的日子，教两姐妹吹箫笛的情景。”{42}父亲与女儿间的暧昧意识依然存在，他的动作也有一些可以理解为色情的意味，如梁文福所言，“楚珑姓楚，痛楚的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所有痛楚的根源，来自对父亲的欲求。”{43}
《班布曲》则是呈现出“我”马正宇和父亲的马来继室——继母阿伊莎以及名义妹妹们的可能乱伦，“其实前一晚我就想通了，管她什么继母，管她们什么妹子，一律待她们如朋友，否则那种种暧昧的关系梗在心头，如何相处下去，如何朝夕相对。基本上，许多事情，只要退一万步想，只要把自己的关系脱离开，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就简单多了。”{44}可见在“我”内心，这种潜意识是存在的。而当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比如第一次吃饭时，就不乏暧昧气息，而她们三个都喜欢“我”，甚至因为“我”争风吃醋，母亲严令大女儿必须把自己包裹整齐，而她自己在夜里帮“我”按摩时情不自禁，“她的脸枕在我背上”。{45}“我”最终以古兰经文赠送给继母，让她自重，而“我”也准备专心事业，然后另娶华人女子。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乱伦倾向也反映出“我”既想回归母体（中华文化），又对变异了的本地（文化）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46}情欲化的冲动，更可能延续了父辈对继母身体、才华及工作的占有欲望，这只有到“我”更成熟、强大和欲望升华或转移后才能真正解决。
三、立足本土：多元性
从批判性的角度考察，新加坡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47}自有其肤浅之处，虽然说其源头有中华文化、穆斯林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等，但实际上，由于4种官方语言日益变得过分工具性和浅显化，加上诸多关于政治、宗教的官方限定，各种文化既相对肤浅，又各自独立，并没有在精英文化层面实现高度的融合（hybridity）与创造。但无论如何，新加坡性中存在多元性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身居这样的生活境遇中，孙爱玲对此亦有不少思考。
（一）宗教文化再现。从宗教信仰自由角度看，新加坡可谓是多元信仰的国家，无论儒释道、基督教，还是民间信仰都可以合法存在。这在孙爱玲小说中亦有呈现，比如其代表作《幺七》中就有关于道教处理丧事的礼仪描写，比如其中的超度仪式与操作，“到了最后一晚，是超度的时候，要用活鸡血滴符烧拜，平时幺七都是用一片汽水铁罐的盖子，快手的把鸡冠割下，让鸡血滴出来，可是这晚的主持道士，见幺七把铁盖掏出来，马上一手按住他，轻叱：‘笨！用牙咬。幺七也不笨，马上会意，一手抓牢鸡翅膀，一手抓住鸡冠，狠力一咬带撕，只见那只大公鸡，挣扎几下，鲜血滴了出来，主持一手接过大公鸡，把血滴在符上，幺七松了一口气，只觉得牙床异常疼痛，手一抹，不得了，满手是血，再一抹，一只门牙掉了下来，他还来不及回过神来，道士们已经开始唱招魂曲，幺七含着一口血，连忙把一大把香递给孝子孝孙们。”{48}当然，这也是小人物幺七悲剧命运起伏的开端。而真正作为主题性的宗教书写在孙爱玲小说中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1. 基督教的现代化尝试。在作者看来，《天凉日影飞》首先是一篇爱情小说，又说，“这其中我也提出许多问题：如讲台荒凉、人们饥渴慕义、教会的继承人问题、基督徒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异象、如何进深，许多许多，希望讀者在看一篇爱情小说的同时，也思考其他许多的教会问题。”{49}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篇以基督教为主题的小说，爱情不过是一个背景，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尧坤）和好友亚安都有感于当世教会传教的不少问题，如刻板、无法吸引年轻人等等，后青年团契聚会邀请“我”前去演讲，“我”以圣经中的建筑为题演讲，大获成功，而女友皓星却预感有事发生，举出她想过奢侈生活，而和传道人妻子的身分不吻合，而“我”回想自己的生活与信仰后，毅然决定要前往加拿大去攻读神学，而皓星终于和“我”冷战。“我”和友人亚安交谈后决定坚守理念，并说服了父母。同时“我”也以玫瑰花战术攻打皓星的心，二人见面后决定分手，而“我”力求上进，“等吧！等到天起风凉，日影飞去的时候，我将转回，好像羚羊，在比特山上奔跑！”{50}
《风茄放香的日子》则是续篇，写冯亚安准备被派去上海参加建设新镇的工作，他和女友漓渊商量此事，并将《圣经》背景与建设意义结合起来，而且邀请女友到上海工作。而在加拿大攻读神学的尧坤则到上海来看“我”，他们相谈甚欢，一起参观上海的古迹，也畅谈今世中国与传教问题。后来他们前去机场接漓渊时却发现了皓星同来，然后他们一起游玩，皓星与尧坤和好，而尧坤却呈现出神的眷顾迹象，“夕阳在他身体四围，镶成一幅金色光圈，煞是好看，我们三人在石下，这时刻被他的形象给吸引住了，那光洁无华的样子，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等他跳下来，我们才惊觉起来，神的仆人，叫人肃然起敬！”{51}尧坤也准备在中国传教。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中的爱情、上海（中国）、基督教三线并进，这其实也在思考宗教如何现代化、如何改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何改变自身的诸多问题。
2. 伊斯兰教：诱惑与安抚。这种书写尤其是以《班布曲》为代表，而其中的宗教——伊斯兰教则发挥了巨大功能。其一是安葬父亲的葬礼，“我站在一旁，看继母阿伊莎（Aishas）替父亲的遗体小净，然后看长老用蓝色棉布把父亲的身体包裹起来，将他的脸朝着麦加的方向。”{52}当然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预言，比如主持的祈祷词，“安拉！求你莫要取走我们因忍受他的亡故而获得的报偿，莫要令我们在他之后遭受痛苦的试炼。”{53}而的确大家在随后都经历了一种痛苦的试炼。
其二，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也成为继母及妹妹们的文化支撑，这为她们的美丽和“异”增加了色彩，也增加了诱惑，“我望着继母阿伊莎，她披上黑盖头，她低垂着头，睫毛很长，覆盖在白皙的脸上，据说她是穆圣其中一位妻子茱瓦瑞雅（Juwairiah）的后代”，“此刻兩人都安静地坐着，披着白纱盖头，我清咳一声，她们两人同时望着我，两人都有一对琥珀色的眼睛，不同的是莎琳娜双眼水汪汪，湿漉漉的，象随时会滴泪;那海雅蒂双眼含笑，秋波解语。”{54}
如王列耀所言，“处在特定的背景之中，处在亲情、爱情交织的空间，欲的膨胀、扩展，亲人间的虐待，无不展示出人性由常到异，由善趋恶的死阴。芥川龙之介的森然，张爱玲的严酷，此时此刻，都充分渗透到孙爱玲的构思与创意中。”{55}此时，伊斯兰教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发挥规诫和安抚作用。争风吃醋的妈妈以伊斯兰教的规定来镇压长女莎琳娜，让她穿宽阔的“巴著古弄”而且包头，“那样才使她的心灵不会软弱，意志不致放荡，人格不致于败坏堕落，同时提醒自己保持圣洁完美的人格。”{56}而“我”以古兰经文说服继母，“我飞快跑出去，驾着车子回旧屋，进到屋里，我爬上床去，取下那幅经文，看清楚，那是古兰六章五十四节。我希望能用这经文劝服阿伊莎。”{57}最终如愿，而且“我”打算回归华人身份。
（二）本土色彩/事件/话语。毫无疑问，孙爱玲作品中是不乏本土书写的，其中至少也可分成两个层面，如相对显而易见的本土色彩。《凤凰迷》中的有关九叔的背景铺陈就是，“六七十年代，我们家的旧址是在大世界的对面，从我们家二楼的窗户，可以望见大世界游乐场辉煌灿烂的灯火。摩天轮的转动，木马的旋回，鬼车坊的阴森，成了我们童年多采的梦境。”{58}当然属于过去、颓废/迷失的美好，一如被抛弃的传统和强拆的建筑。而她在散文集《水晶集》中也不乏此类描写，但往往呈现在她于不同地域、国家旅行时通过他者来强化的篇什中，比如中国，在广州旅行时，《自豪》一文中写道，“他们对自己土地的自豪和热爱，是否值得我们学习？”{59}也可以在英国出现，《大食会》中过圣诞时，有人问他们是否来自于香港，他们回答，“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然后老绅士说，“新加坡，美丽的地方，我在三十年前在那里当海军。”{60}其他地域还包括澳洲、香港等，这也是孙爱玲通过他者确认自我的写作实践。
相较而言，在孙爱玲的小说中，本土议题、事件乃至话语形构具有更强的操作。小说《幺七》中对可悲可叹可恨的底层小人物幺七的悲惨命运书写相当典型，如刘以鬯所言，“作者懂得怎样将小说当作一种手段来反映现实，熟悉新加坡的人一定可以看出他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61}作为底层，幺七的命运亦有起伏：因为超度时用牙咬鸡冠时被硌掉镶金的门牙，想去金店称重却又被嫌脏，回来甬道水盆清洗时却又掉入水管内，经人帮忙终于取出，换得400新币，前去赌博先赢后输。落魄中想去兼职才发现位置被顶替，而在太太不放心回来叮嘱前已经暴毙街头，情节跌宕，但让人倍觉辛酸，其起伏都难逃悲剧命运。除此以外，孙爱玲对转型时空（尤其是1965年前）传统人物的书写亦渲染了新加坡色彩，同时呈现出相对独特的空间感，如人所论，其“作品的地域感由空间感代替，以小喻大，动中窥变的审视风格逐渐形成。为了使作品具有时代性与地域特色，孙爱玲曾经用画连环卷的方式写作短篇小说。每个短篇，似乎都象浓缩、简化过的中、长篇。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则将视点投向生活的一段横截面，将时代的感兴寄托于人物的某个凸面。”{62}
当然，孙爱玲亦不乏对当代议题的涉猎与描述，比如《悠悠湖畔草》中的南大背景，无论是可欣，还是暗恋她的马国平都是南大毕业生，以及他们的求职不易（尤其是可欣），当然此文也部分涉及了公务员制度及工作状况。而孙爱玲在散文集《水晶集》中亦有多篇涉及南大景物书写，如《相思树》中的相思树，《木屐乐》中对男女穿木屐不同特点的描绘，《爱莲说》则是有关中文系王叔岷教授及其爱莲情结状摹。
更为凸显的是其他议题。如生育议题。{63}在《上路》一文中有比较深切的反思，而这是孙爱玲立足1990年代对21世纪新加坡社会的预设和反思。当然原本抱单身主义的吴哲佳选择与儿童漫画师玉逍遥结婚生子，而好友蒋达华则坚持单身上路，“走吧！人生的路，好歹得走完它！”{64}孙爱玲其实亦有数篇小说涉及到新加坡的教育问题，如颇有问题的过早分流，所谓精英班/高才班与普通班的差别，甚至类似官方的家长也往往帮子女选择“未来”。《偏差》中的吴哲仁是厂商会课程训练局的当红讲师，教学认真、收入颇高，深受欢迎。其一对子女分属两种类型：女儿倩倩长于考试，但花钱大手大脚，儿子吴宇虽有天赋，但不善于考试，比如有关的新制度设计是这样的，“二十年前，国家为了培养优秀的一代，从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专家来教育年轻的父母，我们依专家指示，一岁就送你们去参加语言课程，由专家训练你们学说话，用声音刺激法训练听觉，用图片、颜色、灯光刺激视觉，用口型法教发音，你母亲也一齐去训练，天天在家教你们，费了许多心思。”{65}表面上和实际却有差别，吴宇长于画画、构思巧妙，喜欢电脑科技，甚至在学校里问倒了前来测试的所谓专家，他因此亦讨厌刻板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准备退学，父母商量后终于同意，担心他的未来，实际上吴宇有自己的专长，除了兴趣画画，还想学习新科技——修理立体电视，且已经开始函授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尊重孩子的兴趣，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才是教育的大道，否则很可能是偏执的拔苗助长或削足适履。
但整体而言，孙爱玲对本土议题的呈现并未达致高深的境界，至少并未达致本土视维{66}的高度，加上其创作手法相对朴素，一直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其书写也就难免显得相对简单，乃至单一。她曾经坦言，“一直很想写长篇小说，就是写不成。因为功力不够，或者是能力未及，或是没有耐性，或是生活阅历不深，总之写不出。”{67}这是一种坦诚，也是一个事实。从此角度看，她缺乏丰富的想象力、虚构能力，也缺乏对宏大议题与结构的游刃有余把握，因此其小说创作中的突破性和创造力已至瓶颈。
结语
如果从新加坡性角度考察孙爱玲，我们不难发现她在创作中呈现出对中华文化传统移入新加坡时空并本土化的转型中有相当出色的把握与再现，她既设立了相关的时空转换，又以具体载体，如戏曲、刺绣、蜡染、茶艺等加以呈现。同样，她长于挖掘女性内心的情感，反思其独立性与疏离性，同时亦有逸出规范的性别实践的考察。当然，作为新加坡人，孙爱玲亦有明显的本土书写，既在多元宗教文化上有独特思考与尝试，同时也抓住一些本土议题、事件与色彩进行渲染，较好地呈现出她心中的新加坡性。
① 孙爱玲：《为什么写》，见《碧螺十里香》，新加坡胜友书局、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88年版，原文无页码。
② 这里的标题《斑布曲》，最早收入《碧螺十里香》时用名《班布曲》，而在收入《人也·女也》（2007）时用《斑布曲》，本文以早期版本為主。
③ 张传芳：《东方文化的诗性观照——孙爱玲的小说世界》，《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
④ 有关论述可参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版。
⑤ 具体可参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年版等。
⑥ 孙爱玲：《心声》，见《绿绿杨柳风》，新加坡：草根书室1988年版，第2页。
⑦⑧⑨{16}{19}{21}{22}{23}{24}{25}{44}{45}{48}{52}{53}{54}{56}{57} 孙爱玲：《碧螺十里香》，新加坡胜友书局、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88年版，第1页;第41页;第21页;第100页;第44页;第12页;第24页;第68页;第76-77页;第90页;第73-74页;第90页;第46页;第67页;第69页;第67-68页;第87页;第96页。
⑩{11}{32}{50}{51}{64}{65} 孙爱玲：《玉魂扣》，新加坡：草根书室1990年版，第25页;第26页;第58页;第121页;第142页;第72页;第76页。
{12} 华人移民马来亚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比如经济原因、政治动乱、自然灾害、中国政府移民政策的变化、从闽粤前往南洋的便利等等，可参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1986年版，第5-7页。
{13}{14}{15} 孙爱玲：《绿绿杨柳风》，新加坡：草根书室1988年版，第84-85页;第87-88页;第94页。
{17} 有关本土中国性的论述可参拙著：《“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8} 有关分析可参苗壮：《才子佳人小说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台湾文史哲1998年版等。
{20} 杨升桥：《传统美德和艺术的芬芳——评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孙爱玲文集》，鹭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26} 张曦姗：《从花的意象到中华传统文化——孙爱玲女性书写探微》，《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4期。
{27} 除了各种运动对传统的打击较少以外，还有一种海外华人的文化补偿意味，举例而言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和鲁迅对于儒家传统的态度近乎迥异，而吊诡的是，林文庆也是留英学者，具体可参拙文：《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8} 流苏：《一个女子跟七个男人的对晤》，孙爱玲：《人也·女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年版，第VI页。
{29} 梁文福：《让每朵花的颜色明白起来》，孙爱玲：《人也·女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年版，第XIX页。
{30}{34}{35}{36}{37}{38}{40}{41}{42}{58} 孙爱玲：《独白与对话》，新加坡文艺协会2001年版，第94页;第40页;第53页;第57页;第112页;第38页;第5页;第7页;第14页;第95页。
{31} 苏菲：《孙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孙爱玲：《玉魂扣》，新加坡：草根书室1988年版，第151页。
{33} 孙爱玲：《序——总是隔离》，孙爱玲：《独白与对话》，新加坡文艺协会2001年版，第2页。
{39} 可参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版，第293页。
{43} 梁文福：《让每朵花的颜色明白起来》，孙爱玲：《人也·女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年版，第XVIII页。
{46} 毫无疑问，最经典的论述可参Edward Said， Orientalism （USA： Vintage Books， 1978）.
{47} 有关这个概念的界定与梳理，可参KIRSTY KNIGHT，“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Griffith Working Papers in Pragmatic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2（2008）， pp.106-118.
{49} 孫爱玲：《天凉日影飞·前言》，孙爱玲：《玉魂扣》，第94页。
{55} 王列耀：《一方是圣土，一方起波澜——孙爱玲创作论》，《孙爱玲文集》，第228页。
{59}{60} 孙爱玲：《水晶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5页;第137页。
{61} 《一九八一/八二年第一届金狮奖评审意见》，具体可参孙爱玲：《碧螺十里香》，第102页。
{62} 王列耀：《孙爱玲小说论二题》，《华文文学》1992年第2期。
{63} 新加坡的生育问题的确日益严重，有关反思可参拙文：《当生育成为国事》，载2002年4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
{66} 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版绪论。
{67} 孙爱玲：《长篇小说》，见《水晶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版，第190页。
（责任编辑：徐瑛）
Making It New and Old， in the Delicate Lion City：
On the Singaporeanness of Works by Soon Ailing
Zhu Chongke
Abstract： When we examine Soon Ailing from the angle of Singapore，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she excels in mastering and rep rese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it is moved into， and acclimatized in， the time and space of Singapor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she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relevant shifts between time and space but has also made the representation with concrete object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embroidery， batik and tea art. Similarly， she is skillful in excavating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female， based on her thoughts of their independence and estrangement， while also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into gendered practices that were off limits. But， of course， as a Singaporean， Soon Ailing obviously writes about her own native land， with her own unique thinking and trials on the multi-religious culture， and she is also able to dramatize the debates， events and colours of her land， the better to present the Singaporeanness in her heart.
Keywords： Soon Ailing， Singaporeanness， nature of migration， multiplicity，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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