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裔美国老年人是美国老龄化社会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形象在华裔美国文学文本中不断涌现，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老年学研究的推动下，赵健秀、任璧莲等作家的作品中的老年人形象展示出独特的魅力。通过细读他们的作品可见，华裔老年人形象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他们从早期的“老而无用”演变为现代社会中的“老有所为”，这是华裔美国家庭融入美国社区的结果，也是华裔老年人积极入世、沟通中美文化的成果。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老年;赵健秀;任璧莲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40-07?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华裔人群逐渐来到美国谋生，在美国的劳作过程中他们遭受了美国政府的排挤。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限制华裔人群的移民、归化和组建家庭。之后的几十年里，进入美国的华裔人数并不可观。直到1965年，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才修正了移民政策，华裔人群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到2050年，美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8850万，美国人口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每5位居民中将有一位超过65岁。①华裔美国老人是美国老龄人群中的重要成员。
虽然华裔老年人人数正在以显著的数目增长，对华裔老人的研究仍相对缺乏。班德纳·珀卡亚沙等在研究了老年学文献后指出，“在老年学文献中，亚裔美国人是不可见的。”②不仅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是如此，在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亚裔老人的形象解读也并不多见。早期③的华裔作家在作品中所力图表现的不是老人，而是中华伦理，代际传承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华裔美国人群正在老去，伴随着年老而导致的身体机能的衰退在他们身上无一例外地得到显现，这一点，在多元发展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已经有所表现。
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老年研究出发研究华裔美国小说中的老年人形象。从早期赵健秀的短篇小說到多元时期任璧莲的新作《大世界、小城镇》（World and Town， 2010），华裔老年形象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具体说来，华裔美国小说中的老年人形象经历了由“老而无用”的刻板印象到“老有所为”的积极演变，其历程与华裔的同化程度和作者的文化视角密切相关。
一、唐人街里“老而无用”的老人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父母对子女需尽抚养义务，而子女对父母则需尽赡养义务。美国社会的唐人街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早期出现的华裔老人形象多为一家之主，如玉雪的父亲、裔昌的父亲、宾来家族的族长等。华裔美国作家如赵健秀、谭恩美等都写过华裔老年人形象。谭恩美《灶神之妻》中，珍珠发现：“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④这一转变如果不是习俗使然，它至少指出了华裔美国人群中的老人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是在谭恩美笔下，老人只是代表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必然面对的身体衰老的各项特征均隐而不见。《喜福会》中打麻将的华裔老人没有显示出老迈的迹象，她们积极与女儿沟通，试图调解女儿的身份困惑。《灶神之妻》中讲故事的雯妮已经年逾古稀，但精力充沛、精神矍铄。杜姨婆93岁离世，“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精力充沛、身体康健的。”⑤谭恩美小说中的老年人形象与其说打破了老年就是衰老、老迈、孤独、疾病的刻板印象，还不如说谭恩美在小说中没有正视老年人和老年的存在，因为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愿意谈论老年。
相比谭恩美而言，赵健秀塑造了更为老迈的华裔老人形象。早期作品《献给亡灵的食物》（Food for All his Dead， 1962）中，步履蹒跚、吐血不止的父亲已经不能去舞狮。戏剧《龙年》中，患有肺病、早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在与儿子的争执打斗中猝死。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人死了》（A Chinese Lady Dies， 1970）中，飞船独自一人照料着瘫痪在床、即将死亡的母亲。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的一个清晨，他穿过唐人街，来到母亲的家，把她抱进洗手间，帮助她上厕所。之后，他将母亲抱到客厅，放在地板上。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控制，并试图摆脱自己是“已经成年的侏儒”形象，飞船在母亲磕头为新年祈福时用膝盖将母亲打倒在地，并认为她“活该如此”。至此，虽然这位母亲仍然苟且生存，但她在试图独立、试图摆脱传统压力的儿子心中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女人死了》中的母亲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年人，她的瘫痪将其困于唐人街狭小的房间之内。身体的瘫痪意味着身体的失能，它将老人置于与婴孩一般需要人照顾的地位，但老人的人生阅历使她不甘居于婴孩的地位，她的身体与灵魂处于完全割裂的地位，身体的桎梏使老年生活变成了煎熬。在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中，老人是三条腿的动物。与四条腿的无知金色童年、两条腿的如日中天壮年相比，老年的这“第三条腿”既是行动的助手，也是多余的包袱，代表着古希腊人对于老年的思索。著名诗人叶芝在《驶向拜占廷》一诗中不无调侃地说：
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
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除非他那颗心灵拍手来歌吟，
为人世衣衫的破烂而大唱;⑥
叶芝的诗句表达了变老的残酷和说话者深切的痛苦，而这痛苦主要来自于身体的衰老、病痛的折磨，以及年轻人的离开。赵健秀笔下的母亲处于垂死的状态，体验到了“卑微的”感觉。飞船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无意打到了母亲的脸。母亲问他为何这样做时，使用“开玩笑的、扭捏作态的细声音”说话，这是对儿子的曲意奉承，并试图重塑做母亲的尊严。但是儿子拒绝道歉，他“没有害怕。没有悔恨。没有愤怒。”他辩解说这是自己示好的一种方式，并毫不犹豫承认期待她的死亡。母亲的本意是要责备儿子在照料她时动作粗鲁，希望儿子带着对长辈的尊重来陪伴她，但是儿子的辩解、麻木使她置于“卑微”的境地。此时的母亲深知老年、病痛的威胁：
作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她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一个老年女人的样子。她扮演着他母亲的角色，像一个孩子摆弄自己的食物一样摆弄着他。她享受着做母亲的孤独，尝试着老女人的情感，只是为了体验年老的感觉，在她越来越深刻地感觉死亡正在控制她的身体时，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⑦
她所不知道的是儿子对自己黄种人的脸的憎恨，“麻点、皱纹、晦暗，充满个性，就像泥潭变干成为马铃薯片的沙漠的一张脸。”⑧这张脸代表着母亲所代表的族裔身份以及推崇孝道的文化传统。所以，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自己，尤其是自己老迈的身体。母亲与儿子的每一番对话都让母亲感觉“又排练了一次她的死亡场景，让她更老了一点，更像母亲了一点，更老迈了一点”⑨。母与子的冲突代表着老年人的无人问津、老年的孤独无助。母亲绝望地看着儿子及其所代表的世界离自己越来越遥远。
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要求儿子尽孝，反哺父母以谢养育之恩，这是一种典型的“老人统治”。对“老人统治”，特纳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身体与社会》一文中指出：
很难把父权制和老人统治分离开来，所谓老人统治就是老年男人对所有辈分和所有性别的家庭成员行使政治支配权。殖民地美洲的早期历史可以进一步说明《圣经》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曾被用来支撑老人统治制度。⑩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其实就是一种老人统治，它把老人的地位提升到家庭主宰的地位，儒家学说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是美国社会的精髓则是个人主义。当中国传统文化被移植进入美国社会时，年轻人必须承担的赡养义务与年轻人热爱追求的独立自由的生活形成冲突，必然造成年轻人的精神重负。《龙年》中，弗雷德在剧始就开始规划父亲死后大家的生活，剧末他坚决要求自己的家人离开唐人街。《一个中国女人死了》中的儿子飞船在长年累月照顾母亲的任务中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因而拒绝与母亲再次建立起如儿时般亲密的感情，他不止一次想到母亲的死亡和葬礼。对于他而言，母亲既象征着中国的孝道传统，也象征着他无法摒弃的族裔身份。他表面在默默忍受，内心却时刻渴望打破束缚。
弗莱说：“文明的生活经常被比拟作生物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然后以另一个体的形式再生的循环。”我们无法直接去描写“死亡”，于是“老年”就成了“死亡”。{11}孔子曾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正是这些对于老年的负面描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以年轻人为导向的潮流，老年被视为一种负担。国外一些知名的人物甚至通过自杀来避免老年。年龄批评学者古莱特在《年龄维度》一书中讲述了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和悬疑作家（mystery writer）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在家庭幸福、事业兴旺、身体健康、财产不菲的情况下自杀，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老年，因为老年带给她的精神危机远大于外在的物质条件和身体状况，而且在老年，她不得不悲哀地发现她处于比以往更低的一个位置。{12}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年龄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下降，悲剧必然发生。
在《一个中国女人死了》中，读者看到了华裔社区遭受病痛的老人形象，她被丈夫抛弃，渴望儿子的爱，但是不得不面对“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悲哀，但是她以中国人顽强的韧性活着。华裔美国社区的老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语言、种族的原因，他们在美国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逐渐老去时，他们身体遭受病痛的折磨，同时经历着子女的疏离，这使他们原本痛苦的移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吃碗茶》中宾来和美爱的父母虽然已经成为祖父，但没有资格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骨》中的父亲利昂已经年老，被健忘症所累，与妻子分居两地，二女儿自杀，小女儿在外地工作，他的家庭分崩离析。这些老人经由不同的人生走到老年，但晚景凄凉，令人唏嘘，他们的人生映射着唐人街“孝”文化的失落以及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冲突。
二、多元文化下“老有所为”的老人
华裔美国小说在繁荣时期很少出现老人形象，这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华裔作家自己比较年轻，他们更加关注年轻的华裔移民或土生华裔对于身份、对于中华文化的困惑;其次，华裔老人题材的受欢迎程度不如华裔年轻人题材，因为即使最樂观的哲学家在面对老年时也是矛盾的。西塞罗曾无比犀利地指出：
事实上，只要好好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老年之所以被认为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是，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是，它使身体衰弱;第三是，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第四是，它的下一步是死亡。{13}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华裔作家多对老年敬而远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成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正在老去。《一个中国女人死了》发表于1974年，赵健秀34岁，他从年轻人的角度进行创作，与整个社会崇尚年轻的风尚不谋而合;伍慧明的《骨》发表于1993年，她当时37岁。对于这些年轻的作家来说，老年是遥远的。但是任璧莲2010年发表《大世界、小城镇》时已经55岁，面对即将到来的老年，她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事实上，她对老年的关注并不始于此时。《谁是爱尔兰人》中索菲的外婆是68岁的中国移民;《爱妾》中的王妈妈是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大世界、小城镇》则以老年人为主要角色：有68岁的中美混血老人海蒂、66岁的白人老人卡特、已经步入老年的柬埔寨移民张、结婚37年的白人吉妮和匈牙利裔艾弗莱特夫妇，等等。《迈阿密先驱报》认为这部小说是“小说的胜利……再现了最强大的美国、最弱小的美国、最脆弱的美国。《大世界、小城镇》是她目前为止最丰富、最温馨的作品。”任璧莲将小说人物置于虚拟的地理空间——河湖镇，通过老人的视角审视了移民、老与少的代际传承等问题。
同所有的老人一样，河湖镇的老人同样面临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吉蒂腰不好，走路不便;柬埔寨移民张因为坐骨神经痛而不能再在院子里劳作，同时还患有糖尿病;海蒂的右腿不灵便，听力衰退，视力下降。因经常犯错、不再有新观点因而被迫从大学教授职位上退休下来的卡特则是秃顶、牙齿脱落。卡特和海蒂互相调侃对方说：
“你成了一个动物爱好者。”
“你成了光头。”
“你戴着两副眼镜。”
“我还有牙齿，你呢？”
“大多数吧。”
“真了不起。”{14}
上述卡特与海蒂的对话中，不仅再现了年老带来的身体变化，而且表现了说话者对身体变化的调侃态度。也就是说，虽然年龄渐长，他们却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老年。在戏谑身体表征的同时，他们正在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老年。海蒂和她的散步小组成员称老年生活为“中年的后期”，称自己是“生活的老兵”，这些委婉语的使用表现了河湖镇老人在面对老年时的积极态度。
区鉷等在分析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廷》中关于老人的诗句时指出：“在残酷的‘变老现实面前，说话者和诗人将智慧和灵魂变成为战胜失落和痛苦的武器。因来自智慧和灵魂的喜悦，说话者在‘变老面前不再显得软弱无力、徒然伤感，而具有了主宰现实的力量。”{15}与叶芝一样，海蒂同样通过仁爱的灵魂来获得面对老年的勇气。海蒂的父亲是孔子后裔，母亲是基督教传教士，海蒂是中美混血，她的身上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精髓。年老的海蒂赞赏儒家的“达观”哲学，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老年生活，“达观”一词，任璧莲直译为detachment，指“一种人已经超越了生活，看透了生活的感觉。”{16}也就是说，她的“达观”指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的人生态度。中国古代的诗人对这种态度多有推崇，如辛弃疾在《西江月》中这样书写闲适的老年生活：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在辛弃疾看来，进入老年后要看淡世事，寄情山水，勿以俗世为念。孔子曾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也就是说，老年人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正是因为达观的精神状态，海蒂在得知自己的初恋情人卡特搬回河湖镇居住时，虽内心波涛汹涌，但表面上无动于衷，她寄情于创作中国山水画来抚平情绪。朱迪告诉她卡特和吉尔在约会时，海蒂同样以作画回应。亲戚们抱怨海蒂未将自己父母的尸骨埋在曲阜，未能与孔家先人在一起、未能入土为安，导致他们的人生面临种种困难和厄运时，虽然海蒂知道这并不是祖先是否眷顾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时，她仍然以达观的心态面对一封封抱怨的信件。任璧莲的“达观”少了一些闲适，多了一些以身作则的积极入世观。小说的第三章：海蒂“再次起身战斗”表达了海蒂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态度。可见，“达观”是一种入世的人生策略，是在面对困难时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态度。而海蒂正是以守为攻，以积极的心态入世，也正是在守的过程中，海蒂看到了世界秩序的不和谐。虽然她并不迷信孔子的礼仪习俗，她决定还是将父母在爱荷华的尸骨送回曲阜安葬，如果世界因为孔圣后人的入土为安而变得和平，那么她已经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此外，海蒂还通过与年轻人的交流来与外部社会建立联系。在谈及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时，西塞罗指出：
一般说来，年轻人并不讨厌老年人，而是比较喜欢老年人。因为，正如明智的老年人喜欢同有出息的年轻人交往，年轻人的亲近和爱戴可以减除老年人的孤寂一样，年轻人也乐于聆听老年人的教诲，这些教诲有助于他们去寻求美好的人生。{17}
老年人在年老之时能给社会提供的最大的财富便是他们的人生智慧，而最能从他们的智慧中受益的便是年青人。在丈夫去世两年后，海蒂决定“重塑人生”，她将目光投向了新邻居，一家柬埔寨移民，尤其是他们家中15岁的女儿索菲。在曾经做过高中老师的海蒂看来，索菲是“一个勤奋的女孩，本应该去上学的”。为此，她主动和索菲交朋友，带着索菲去市场，教她中文，和她聊天。但是，海蒂散步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吉妮也在接触索菲，并成功将她拉进自己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原教旨主义是从《圣经》的字面意义而非引申意义出发解读圣经。在吉妮的暗示下，索菲將哥哥沙伦看作是造成家庭不幸的害群之马，并试图嫁祸于他。海蒂没有直面批评，而是同样从《圣经》出发，引经据典解读基督的泛爱思想，表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并尊重年轻人的学习和认知习惯，没有强行灌输，而是让她们自己思索、自己感悟、自己成长。在父亲毒打沙伦后，索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解到海蒂并没有要监视她，而是一直关心着她，因而与海蒂真正和解。正是与年轻人的交流使海蒂等的老年生活不再寂寞。
而老年人与年青人的交流还可以帮助避免年青人成为恐怖袭击的工具。和平年代里的美国本土离战争似乎很遥远，但并不是一个坚固的城堡。任何人，尤其是年轻人，在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都有可能成为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例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们通过对《圣经》的误读和误导便可以将一个单纯的青少年变成恐怖袭击的武器。索菲在错误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差点酿成大祸。而宗教原教旨主义对社会的危害远大于此。“9·11”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无数无辜的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小说中，作者借海蒂的口吻描述了这次恐怖袭击：“飞机、烈火，人们跳出窗户？绝望，她说，人们很绝望。”{18}“绝望”一词既是受害者的感触，也是从电视上目击这次事件的观众们的感受。海蒂和张在青年时期都经历了战争，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痛失亲人、意味着生命里深深的缺失，所以，他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恐怖行为。因此，老年人要向青年人多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历，要引导他们，爱他们，因为“爱是一个抽象名词，某种含糊不清的东西。然而当世界上下颠倒，屏幕变成漆黑一片，爱却最终被证明是我们身上最真实的地方。”{19}任璧莲构建了卡特和索菲的师生关系、张与儿子的和解，让读者感受到了爱的光芒，以此证明老年人与年青人的交流意义非凡：老年人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年青人也从中受益，老人的智慧与年轻人的活力并行不悖。
三、全球化时代反思老年
最早进入美国的华裔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他们带着母国文化进入移居国，“叶落归根”的理想也演变成了“落地生根”。母国文化的变异导致了华裔老人的不适之感，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他们将接受这种变化，并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但老年形象一直是被边缘化、被抹除了声音的。波伏娃在其专著《老年》中声称，鉴于老人被视为“异类”，不是“真正的人”，整个社会对老年的态度不是“愧疚的”而是“可耻的”，她着手对老年进行研究，旨在“打破沉默的阴谋”，迫使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20}华裔美国作家正是秉承着这一创作宗旨，再现“他者化”的老年形象，以及他们与美国社会融合的过程，使读者得以窥探华裔社区老人形象的变迁之径。
从早期孤独的唐人街老人形象到多元时期积极参与生活的老年人形象的演变源于美国唐人街社区传统的瓦解和华裔搬离唐人街的外移趋势。早期的华裔移民多数和自己的族人一起生活在唐人街，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父权制。例如《花鼓歌》中的王家两个儿子与父亲王老先生、姨妈唐太太住在一起;《吃碗茶》中的宾来和父亲、王姓族人生活在一起。赵健秀笔下的老人形象多是华裔父权制家庭的代表，作者并没有太多描写他们的体貌特征，而是主要着墨于他们的一家之主身份或对儿子孝道的要求。这些老人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老年生活的幸福与否完全依赖儿子的孝顺与否。但是儿子尽孝的行动必然影响他们自己追求独立的人生和理想，在此冲突之下，子辈通常会视尽孝为一种负担，年迈的父母因此被置于可悲的人生境地。但是，在《大世界、小城镇》中，华裔并没有生活在华裔聚居的地方，而是与白人混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华裔很难也不必坚守自己的母国传统。
整个社会崇尚年轻的趋势也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原因。现代社会弥漫的对年轻的崇拜和渴望随处可见。脍炙人口的英语名篇厄尔曼的《青春》中这样定义青春，“青春不是芳华年少，而是一种心境;青春不是桃花红颜、盈盈朱唇、轻柔体态，而是积极的心志，丰富的想象，炙热的感情;青春是充满生机、清新盎然的生命源泉。”在厄尔曼的定义中，即便垂垂老者也可自称现在拥有“青春”，只要他有一颗不服老的心。老年人要做的是从外部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使老年成为人生的全新阶段，而不只是自怨自艾的存在。事实上，“青春活力”一直是西塞罗乐于歌颂的对象。西塞罗曾崇拜地说“正如我钦佩老成的青年一样，我也钦佩有朝气的老年。凡力求保持青春活力的人，虽然他的身体也许会老，但他的心灵是永远不会老的。”{21}正是社会的这种大趋势，使得老年人虽然年龄增大，但仍积极生活。《大世界、小城镇》中的老人面临着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和正在衰老的身体，他们在老年到来时积极调整心态，面对老年，力求“老有所为”：他们一起练瑜伽;组成散步小组，经常一起聚会、讨论、串门;在美国的北方仍然春寒料峭之时，下水游泳;他们还一起参与社区的建设，反对在镇上建手机信号塔，反对建超市，表达了老年公民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这些老人并不是“他者”，而是真正的主体，他们即使在老年阶段仍然选择工作，直至生命的河流将他们淹没。
从唐人街的衰弱的老年人形象到任璧莲笔下积极的老年人形象的演变可能是个别现象，因为在任璧莲之后，以老年人为主角的作品仍不多見，但是它代表了一种直面老年、积极建构老年形象的文学创作态度，而直面老年的哲学基础便是中华文化中一直存在的敬老爱老的传统。敬老爱老不是“老人统治”，不是像唐人街里的旧传统那样把老人当成权威、无条件地听从老人的指导，而是像任璧莲笔下的河湖镇里的居民一样把老人当作独立的主体，把老人的经验和记忆当成宝贵的财富，尊重老人，尊重他们参与生活的主动性。尊重老人不是要把青年人变成奴从，被困于家庭无法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是让老人和年青人能顺畅地交流，老人从中得到支持和理解，青年人也能因此受益。《大世界、小城镇》中的老人居住在多元文化的社区内，老人们并没有因为已经年老、已经空巢而自怨自艾，他们所代表的经验、智慧、和平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小镇里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海蒂这位孔子后裔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后代，她以孔子的“仁爱”“达观”精神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帮助自己的同龄人化解生活中的矛盾，与他们一起从容面对老年，同时，老人们还乐于做年青人的导师，帮助年青人成长，并以其健康成长为自身之至福。
无论是老年人的友情也好，老少开怀的天伦之乐也好，都是在美国生活的个体从“相互独立的自我”到“相互依存的自我”的转变。中国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自我”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美国文化则以“相互独立的自我”为主导。对于美国老人来说，“相互依存的自我”更利于个体健康的生活。“相互依存”不仅意味着对配偶、子女的依存，而且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流、老年人之间的友谊、爱情。“相互独立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也是任璧莲在《虎书》中的核心观点，“前者将自我看作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特的和不受环境约束的实体，后者则把自我看成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份子，个人存在的价值要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来实现。”{22}“相互依存的自我”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命运唇齿相依，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发展，避免战争。例如“9·11”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还有整个社会里呼唤和平的人们;美国由此发动的反恐战争同样将他国的无辜民众拖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相互依存”的观点呼应了巴特勒的观点，基于人类的暴力行径不断上演，巴特勒构想了一个新世界：“在其中，人们将尽一切可能避免暴力，人类无从避免的相互依存状态将成为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公认基础。”{23}，而从“相互依存”的角度出发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比巴特勒的“全球政治共同体”的视野更为宏大。“全球政治共同体”隐含的意义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引领人类生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憧憬与助力。老年人人生经历丰富，和平的年代他们是人生智慧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和平的祈愿，他们在生活中践行“相互依存”的生存哲学，既可以帮助自己免受孤独的困扰，也可以帮助其他老年人积极面对老年。经由老年人的智慧与实践的引导，建立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有理可循。
文学作品中塑造老年形象的目的不在于指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滑向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而是指出人生是一个接受年龄的挑战，从关注身体到关注心灵的超越过程。老年人积极的变老不仅在于接受社会的变迁，而且在于保持平和的心态，与年轻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华裔美国作家对于老年形象的贡献不仅在于这些，而且在于介绍了儒家老年人修身养性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华裔美国小说之于美国小说的独特魅力。
①② Purkayastha， Bandana， Miho Iwata， Shweta MajumdarAdur， Ranita Ray， and Trisha Tiamzon. As the Leaves Turn Gold： Asian Americans and Experiences of Aging. Plymouth：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22， p3.
③ 蒲若茜将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分为：上世纪70年代的萌芽期，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和90年代后期至今的多元化时期。本文将此分类进行综合，90年代以前的华裔美国文学统称为“早期”。
④⑤ 谭恩美：《灶神之妻》，张德明，张德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第3页。
⑥ 叶芝等：《驶向拜占庭》，袁可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⑦⑧⑨ Chin， Frank. The Chinaman Pacific & Frisco R. R. Co. Minneapolis：Coffee House Press， 1988， p113， p109， p115.
⑩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1} 邓天中：《当代英语小说中老年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2} Gullette， Margaret Morganroth. Agewise： Fighting the New Ageism in America.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3}{17}{21} 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第15页;第20页。
{14}{16}{18} Jen， Gish. World and Tow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p93， p26， p266.
{15} 区鉷，周芳：《悲喜交织的“变老”——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9}{23}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前言第2页。
{20} Beauvoir， Simone de. Old Age. Penguin Books， 1977， p8.
{22} 陈爱华：《跨文化视野下不同自我观的碰撞与融合——评任璧莲的〈虎书：艺术、文化与互依型自我〉》，《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Old and Useless to ‘Old and Useful： On the
Evolution of Old Peoples Images in Chinese American Fiction
Pan Minfang
Abstract： Old Chinese Americans ar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ageing American society， whose images keep appearing in Chinese American texts without receiving much attention. Under the impetus of gerontology， writers like Frank Chin and Jish Ren have written about the old people with uniquely appealing images.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ir works reveals that the images of old Chinese Americans have experience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s they have moved from being ‘old and useless in the early days to being ‘old and useful in modern society， a result of their families merging into th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of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communica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old age， Frank Chin， Jish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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