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

　　摘 要：张错1970年代之后创作的诗歌以中国性、民族性、独特的用典和精确的用词享誉中国诗坛，尤其是台湾地区诗坛。然而，其自译诗歌，在北美诗歌及北美中国诗抒情传统的范畴里，诗的中国性内涵因译介选择被狭隘化，诗在台湾/中国新诗语境中具有的独特诗性被削减。但是，由于英译诗虽然脱离了原文的诗歌与语言语境，却并不彻底;又由于诗人一生经历过许多曲折，其精神归依慢慢呈现出复杂与多元化倾向，因此所生的立场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由此，其英译诗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现，那就是诗人中国式詩思及其在英译诗中的体现参与了诗的世界性建构。

　　关键词：张错诗歌自译;中国性与民族性;北美中国诗抒情传统;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19-07

　　在台湾现代诗歌史上①，张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诗人，1970年代之后，他创作的诗歌以中国性、民族性②、独特用典和精确用词享誉中国诗坛，尤其是台湾地区诗坛。他不但创作诗歌，还编辑、英译和研究台湾现代诗。张错无论是创作诗歌还是编辑、英译和研究台湾现代诗，都始终强调诗的“中国性”“民族性”。其原因，一方面，出于对台湾现代诗如何突破“横的移植”，从而获得发展的考虑;另一方面，出于对台湾现代诗如何融入“世界诗史”的诗学考虑。然而事实上，其自译的诗歌，在北美诗歌及北美中国诗抒情传统的范畴里，因语境变化，又因是选择性译介，中国性不再明显，原在台湾现代诗、中国大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语境中具有的独特诗性被削减。但是，由于其英译诗虽然脱离了原文的诗歌与语言语境，却并不彻底;又由于诗人一生经历过许多曲折，其精神归依慢慢呈现出复杂与多元化倾向，因此所生的立场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超脱与包容。由此，其英译诗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现，那就是诗人中国式诗思及其在英译诗中的体现参与了诗的世界性建构。

　　一、中文诗集的中国性民族性立场

　　与英译诗集的西方诗学认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歌创作界与评论界为了及早摆脱“战斗诗”口号式窠臼，追求诗创作的“超现实性”“纯粹性”以及“晦涩聱牙”的语言，把“全盘西化”等同于诗的“世界性”，③从而导致诗创作进入了“虚无”状态。时至1970年代，如何纠正与均衡过度的“世界性”，成了诗歌界首要的任务。“纠正与均衡”的方法之一，便是台湾现代诗创作从全盘西化回归传统。受当时特殊的文化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台湾思想界对传统与现代、左与右等文化立场存在种种分歧与角斗，并由文化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这一角斗与分歧体现在诗歌界，便是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划分存在分歧和纠缠，如何理解和界定乡土与民族的概念，又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国性、民族性的内涵等，众口纷纭，无法统一。诗人张错理解中国性与民族性，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即是在中国古典诗学、民歌、五四新诗，还包括台湾乡土传统中进行的。这一主张落实到诗歌创作中，在诗的内容上，书写家国情怀，其中包括书写在美华工的灾难史和个人的身世;在诗的题材上，借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意象，有些直接以古典意象作为诗题，勾连起历史与当下，增强了诗的丰富性，拓展了对诗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其他题材则主要涉及日常场景、时事、感怀、思乡、赠友人等;诗歌情感的民族性表达主要是咏古以喻今。诗人借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意象、用典感叹个人飘零的身世，表达诗人内心深处对根的追寻，抒发对祖国的孺慕渴切之情，以及对在美华工遭遇的悲愤，进而生发出生命的悲剧感。诗人还从诗的意象（客观物体）中得到能量，传达出“人尽管面对着悲剧处境，然而却在为生存的意义而挣扎着，在此过程中人获得存在的尊严”，即意在召唤与启蒙，张错称此是他诗歌“独特的诗性”。④除此之外，诗人独特的诗性还表现在不避标点符号，诗的独白，诗的语言力求口语与古典雅言的均衡，挑战中国十四行诗已有的成规，如在诗集《错误十四行》里，诗人企图把台湾现代诗的脉络从里尔克、冯至，连接到何其芳、卞之琳等1940年代的中国新诗，“尝试重建遗落的新诗抒情传统”⑤。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主张，张错梳理台湾自1960至1990年代30年里出版的诗选集，考察选择标准的变化，从而发现并指出，林明德等人编选《中国新诗选》⑥，碍于台湾当局政局的限制，不敢打破禁忌，故意漏选与中国传统有关的诗歌，批评诗集不敢“正视台湾地区诗歌发展与中国母亲的关系畅所欲为，有时更做成误导的场面”⑦。由此，呼吁“我们在台湾诗坛的荣耀中，仍然应该有勇气去忆取承认当年荜路蓝缕披荆斩棘哺育我们长育的中国母亲”⑧。张错特别称赞了杨牧、郑树森于1989年合编的洪范版《现代中国诗选》，指出辑录的诗歌涵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⑨，并呼吁台湾现代诗创作回归中国性民族性。其实，早在1980年代之前，张错就开始留意并有意在诗歌创作中践行这一主张，并在1981年将此类诗歌编辑出版，集子名《错误十四行》。该诗集既践行了台湾现代诗回归传统诗学的主张，也代表了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对新的抒情传统的尝试。诗人还把这一主张践行到英译本台湾诗选集的编选上，认为编选台湾诗英译选集，也应该像编辑出版中文台湾诗集一样，要考虑到与中国古典与现代传统的统一性⑩，并对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英译并在国内和海外发行的现代诗选集，没有辑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诗歌现实提出了批评。“1949年以来，英译的台湾或中国大陆现代诗选，都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而事实上，“……同在一个大中国的大前提，他们在这30年的统一性极端明显”{11}。他认为不是从诗学传统出发编选的诗集，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出版，都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学诗集。正是张错在1980年代甚至之前的实践，1990年代筚路蓝缕的振臂呼吁，后经由史书美、奚密等学者的发展，催生了当今王德威的Sinophone，即华语语系文学史书写的主张与践行。

　　吊诡的是，诗人这一主张却没有践行在其自选、自译并编辑的诗集中。

　　张错是位多产的诗人，自1965年在台湾出版第一本诗集《过渡》，到2016年出版的诗集《张错诗集II——槟榔花、细雪——另一种遥望》，共23本。比较而言，虽然诗人一直生活、工作在北美，但是，时至今日仅在北美出版了两本自选自译的英文本诗集：1987年的《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和2000年的《漂泊》（Drifting）。前者是一部台湾现代诗人的英译诗歌选集，辑入了8首诗人自选的诗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诗人自选自译的个人诗集，共37首，由格林印特节出版社、哥本哈根和洛杉矶出版。英译本《漂泊》辑入了《千曲之岛》集中诗人的7首诗歌，未辑入的一首名《贝珠泪》（The Tears of Pearl）。

　　英译本《漂泊》出版之前，张错于1991年就在大陆出版过大陆版《漂泊》，集中共辑入诗歌84首，更早些时候，即1986年诗人在台湾也出版过诗集《漂泊者》。台湾版《漂泊者》{12}与英译本诗集《漂泊》在编目上不同，不过其诗歌都是先在台湾出版，因此，即便编目不同，诗人的诗歌主张及其实践均能在其他诗集中得到印证，因篇幅所限，对此不纳入本文的考察中。如前所述，1991年大陆版《漂泊》共辑入诗歌84首，与英译本仅37首相比，篇目上超过了1倍，诗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的主题，其中，尤为突出是书写家国情怀的诗如《红豆》《故剑》《春夜洛城闻笛》等。冯至评价该诗集，认为古诗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同世感。“他（张错—引者注）从中得到启发，善于吸取，往往略加点化，那些诗句便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他自己的创作里，他用前者结束婉转缠绵的‘忆往事，用后者戛然停止在雄浑悲凉的练剑。”{13}张错本人在接受大陆学者采访时，对诗的自我评价延续了冯至先生的话。{14}这不是迎合而是默契，早年，张错博士论文是写冯至评传。张错还特别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个性比较软弱，以刀剑意象入诗，企图形塑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恢弘人格。大陆学者由此认为，他是当代知识分子里较少几个认识到且能坦诚表达过知识分子比较软弱的诗人。{15}

　　然而，在2000年英译本《漂泊》诗集里，“前言”的导读文字只字未提诗的“家国情怀”“个人身世”，也只字未提诗题材和用典的中国性民族性，只强调其诗与北美当代诗歌在语言和诗学上的关系。“我发现自己完全在用另外一种语言在言说。1980年代，我曾一度迷恋“投射诗学”（Projective Verse），迷恋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诗‘一个意念必须快速导向另外一个意念;我读威廉姆斯（C. Williams）作品，尤其是他的《帕特森》（Paterson）……”{16}不过，在1987年版的《千曲之岛》中，张错介绍自己诗特色时，“家国情怀”和“个人身份”赫然在目。“他的个人生命与诗歌抒情以探索国家和个人身份见长，而这一探索常常迷失在中国灾难性的历史经验中。他的诗歌反映了这一生命的悲剧感，……诗描写日常生活，诗歌语言抒情且被高度控制，……人尽管面对着悲剧的处境，然而他却在为生存的意义而挣扎着，在此过程中人获得存在的尊严。”{17}《千曲之岛》诗集里诗人自译的8首诗中，其中7首后来都被再次辑入了英译本《漂泊》中。纵观《漂泊》集中辑入的诗歌，其主题虽然不能代表最具其书写“家国情怀”的中国性民族性特色，但这些诗的题材和意象却来自于中国文学的古典、现代新诗传统，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乡土。如古典自然意象入题的《兰泽多芳草》（Fragrant Herbs by the Orchid Stream），古代文物入题的《双玉环怨》（Double Jade Ring Grievance），古代诗词入题的《惘然》（Confused），或直接以中国哲学著作作诗题的《读道德经第20章》（Reading Tao Te Ching， Chapter 20），台湾本地乡土“物语”作题的《无悔物语》（Wu- Hui Monogatari）。其他的诗，其题材和意象的中国性、民族性不突出，但内容与上述诗歌一样：追问人的存在价值，继而追问生命的意义。

　　纵览诗人自译的38首诗（包括《千曲之岛》集里一首《贝珠泪》），主要是抒发个人漂泊的心境、对生命流变和存在价值作追问，但依然能在一些诗的字里行间辨别出诗人对家国情怀的抒发，如在《沧桑》一诗结尾，诗人呼号“我们需要更完整一点的国”{18}，这一类的诗还有《呼唤》（Yearning）《赏菊》，个人身世其实含蓄隐晦地隐喻家国历史。不同的是，辑入1991年大陆版《漂泊》里的《故剑》《刀颂》《大龙》等是直接抒发诗人的家国情怀，诗人因思念家国，倍感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张错凭借1991年版《漂泊》诗集重在抒发诗人的“爱国情怀”“在美华人劳工苦难史”被大陆诗歌界和研究界认识与接受，由此，他被认为是台湾现代诗中国性、民族性的代表。比较而言，英译本无论从诗题还是从诗的内涵表达，“来是梦，去是空”的生命短暂情怀的抒发覆盖了“过去一百多年蒙受苦难与屈辱的中国”，“戛然停止在雄浑悲凉的练剑”的抒写。当然，英译本也没有完全违背诗人的主张，即编选诗人个人诗集，不但要考虑到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还要顾及到诗人个人风格的统一性，否则从诗人不同诗集里分别挑选出几首，英译且编成集子出版，成为该诗人的英译合集，“只能算得上是‘选译诗作（selected poems）”{19}。这样的英译诗集看似完整，并且呈现了诗人最好的作品，但诗人独有的风格和统一的主题便消失了{20}。1987年，张错编辑《千曲之岛》时，诗的选择偏向个人身世，但却以“一人译一国”{21}的心态，把“臺湾民报”时期的先驱张我军、赖和编入集中，还把虽用日语创作但中国文化与民族意识强烈的巫永福、张冬芳和龙瑛宗辑入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诗集没有违背诗人编辑英译诗集的中国性、民族性主张，也就是说，这本诗集在诗人个人风格上体现了统一性，而诗的中国性、民族性特色，则是通过包括上述所列的其他入选诗人的诗、而非他个人的诗得以体现。

　　可见，因诗人兼译者译介的倾向性选择，张错自译诗集的中国性与民族性，无论在内容表达还是在诗题方面都被狭隘化。但是，“个人身世”的诗歌美学，即书写个人漂泊的身世，进而升华到对生命的感悟与追问的“天涯美学”，正是抒发了在美“离散”族群共同的情感，也是在美华裔阶层共同的心声，更是在美华裔集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寻根。可见，诗人这一举措无疑是考虑到了翻译文本的语境化和精神归依的多元化等因素，以及翻译文本在21世纪北美的“历史化”与“非历史化”之分这一事实。

　　二、诗人精神归依再选择

　　与翻译文本再历史化

　　正如上文所言，诗人这一倾向性选择与其精神归依的多元化密切关联。诗人祖籍广东，生在澳门，长在香港，读大学在台湾，读博和工作在美国，诗人成长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不同的区域文化都对诗人的思想产生了作用。同时，诗人的身份随着场域和“读者”的变化发生着改变，有学者认为这是“离散华人身份的一个理想策略”{22}。在1980年代之前，诗人身处美国，却对在地文化只是“承受”甚至是“抗拒”{23}，内心始终只认同母国文化;可是，在1980年，诗人因欲回台湾定居却遭到台湾当局当权者的抵制，从此，诗人虽仍然坚守根的文化中国性，但对“漂泊”的理解进入了精神领域，追求因“漂泊”反而内心更加宁静与淡泊的美学。内心的宁静与淡泊不等于无所思、无所为，而是在创作中超越母体与在地文化的“对抗”，不像多数漂泊诗人或作家，要么依然倚重母体的传统，用文字反复赘述，要么则更加在地化。诗人以开放的姿态和心灵，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和新的人生。“一个作家的成长……必须永远保持他心灵的开放，去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人生。”{24}其次，诗人这一主体的自我建构，虽然“其特质是摇摆不定，游移而多元，甚至是混杂性的”{25}，但是仍能从中爬梳出相对清晰的脉络：

　　首先，诗人在英译诗集《漂泊》“前言”里，反其道以行之，只字未提诗的中国性、民族性，却列举了“黑山诗派”中的几位北美当代诗人如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等，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诗人在故意迎合西方。诗人现代诗创作原本就融入了他们的诗学，如被大陆和台湾诗歌界普遍接受并认同的张错诗歌“口语与雅言之间的平衡”“日常生活入诗”，与威廉斯提倡的“客观主义”“要事物不要概念”“口語”“简明清晰的描述性意象”;诗人提倡“隐喻是诗的本质”“诗的抒情意在召唤”与“投射诗学”提倡的“诗是把诗人的能量传递给读者”，“隐喻不是诗的手段，而是诗的本质”{26}，诗人在“形式上对中国新诗（十四行诗—引者注）的反叛”与“投射诗学”提倡的“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拒绝传统的形式”等等均一脉相承。正是诗人对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等诗人诗学的接受，并在诗歌创作中践行这一诗学主张，以“独特的个性”诗学参与建构了台湾现代诗新的诗学，但是，这一“独特个性”英译后回归北美诗歌语境，自然又变成了北美诗学的“共性”。韦努蒂认为：“通过翻译文本的选择将外国文学非历史化，即将它们与其意义赖以形成的文学传统相剥离。外国文学文本常常被改写以符合译入语文学当下流行的文体和主题。”{27}正是由于“翻译文本的非历史化”不彻底，诗人翻译时才没有对诗歌进行改写，而是亦步亦趋地步原诗后尘，且看《双玉环怨》的开头：

　　原文：本是一片天真无邪的顽石，/自从经过巧匠神妙的构思，/和在漫长岁月里精诚的抚割，/本来心硬如铁的一块翠玉，/竟被剔刻成一双透澈玲珑/难舍难分的双玉环饰，/……/玉取其终始不绝，/君子如玉之真

　　英译：Nothing but innocent， stubborn stone， originally， / But ingenious designing， / Devout cutting and a craftsmans handling turned / A hard jade stone / into an inseparable pair， / Tiny， delicate rings. /…/ Rings are without end; / The gentleman is as pure as jade/

　　自译诗是对原文作“语义翻译”，即表达形式与原文非常接近，同时为了达到“交际翻译”的目的——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即与译文语境读者“切磋与沟通”，诗人反对“音译”，认为“音译”等同于硬译。“原文音译实际等于未经翻译的原文，为译者的最后手段（last resort）。”刘绍铭曾委婉地批评张错英译诗歌不够灵活，指出其“文字过于温柔敦厚”{28}。这一评价也可借用过来评价张错的自译行为。诗人事实上对原文作“语义翻译”，看似与他反对“硬译”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正如韦努蒂所言，外国文学文本一旦与其意义赖以生成的文学传统相剥离，便进入非历史化语境，因此意译或者改写在所难免。然而，张错英译的诗虽然与赖以生成的传统相剥离，却因其原本就是中西诗学的结合与融通后的产物，因此，与当代北美诗歌传统有“共性”之处，具体地说，诗的结构、表达技巧及其诗意的“非历史化”都是不彻底的。

　　其次，即使诗的情感和语言源自中国古典，但是，这一“中国古典”特性在北美当代诗歌语境里的“非历史化”也不彻底。钟玲在记述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时，写道：“与会的美国诗人，尤其是雷克斯罗思、莫文、史奈德，在发言时，都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对美国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些译文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雷克斯罗思还认为他们译的很多中国诗歌已经成为英文的经典了”{29}。

　　张错长期在美国大学教书，撰写过《当代美国诗风貌》（1973）、《当代美国女诗人诗选》（1980）、《马丁逊诗选》（1982）。诗人还明确表示过，英译台湾现代诗的目的，是寻求与北美诗歌界的交流与切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既熟悉北美诗坛现状，也熟悉北美诗歌研究和发展史，更细察中国诗学成为英文经典的流变，及其程度与因子，甚至在当代的流变及其流行趋势。以《赏菊》诗为例，全诗都在感叹个人身世的飘零，结尾两句“流下的眼泪，是菊花，/还是杜甫”直接点题，即诗与中国古代杜甫《秋兴八首》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有内在关联。诗人选择英译这首诗，与北美诗歌界对杜甫的接受有关：北美当代诗歌界接受诗人杜甫，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和之后，与1980三个不同的年代。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庞德与其意象派诗人团体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在此不赘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垮掉派的诗人雷克斯罗思（Kenneth Rexroth）、斯奈德（Gary Snyder）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介绍中国诗最得力，其中包括杜甫。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或荷马优秀。至少他更自然，更亲切。”“因为……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着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30}“我30年以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一个伦理的代理商，一个有洞察力的生物体。”{31}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诗人们开始反对杜甫对“人的坚信、爱……”，转而接受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和诗思以及山水田园诗。比较文学认为“负影响”也是一种影响。可见，张错自译《赏菊》、辑入《阅读〈道德经〉第20章》，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北美诗歌史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接受及其当代北美诗学接受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现状。当然《道德经》第20章提倡淡雅宁静的人生境界，《赏菊》诗表达出的对家乡的思念，也是张错所追求的，并且付诸在日常生活中。在此有必要说明，该时期美国诗人斯奈德接受中国“非经典”诗人寒山，是接受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的建议而为，可见，文学交流与文化走出去不能一味忽视对方。

　　诗人是比较文学出身，诗歌创作受到了当代美国诗的影响，在思维上已经养成了比较的方法，因此，尽管英译诗歌选择尽量与北美诗歌界对中国诗接受的轨道一致。但是，中国诗学，道家哲学及其思想在北美的影响毕竟有限，诗人知晓历史及其带来的文化伦理有所“汇通”不等于“等同”，便力求在审美感知上进一步寻求汇通，如摘引莎士比亚诗句“千曲之岛”作诗集名，从而与莎士比亚等英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的抒情作沟通式导读与引领。张错英译诗的中国性因译介选择与语境的改变被削减，又正是基于这一身份系因空间和读者的变化随之变“新”，由此诗人精神归依发生变化，从而诗人所生的立场自然发生变化。

　　三、诗思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张错借重杜甫、《道德经》英译经典在北美诗歌史的接受，使其英译诗歌虽然脱离了原语语境，但却没有彻底的“非历史化”。其实，在张错英译诗歌中，引用最多的是诗人李商隐的诗句，这也是基于诗的“非历史化”事实，但却与上述两种“非历史化”事实不可同一而语。

　　在英译诗集《千曲之岛》和《漂泊》里，三首《空言》《惘然》《寄托》诗分别引用了李商隐《无题》中的“来是空言去绝踪”，《锦瑟》中的“只是当时已惘然”“望帝春心托杜鹃”作题引，可见诗人喜爱李商隐的程度之高。无独有偶，美国汉学界尤其在中国诗抒情传统的范畴里，阐释李商隐及其诗《锦瑟》{32}，较有影响有陈世骧、刘若愚和宇文所安。陈世骧认为，诗人从自己有限生命的循环变化，继而窥探到自然无限时间的生与灭，最终抵达对宇宙之悲哀（cosmic sorrow）的感叹{33}。刘若愚则认为，此诗从不同的层次上，表达着多重含义。有些人对此作象征意义的理解，有些人作寓意理解，“通过诗中提供的潜在线索，使诗的戏剧性情节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或多种理解。”{34}孫康宜认为，李“诗歌是一种表演，诗人的表述是通过诗中的一个人物，作为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35}。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认为，李商隐的诗尤其是无题诗“诗篇无法‘解译，很可能是其目的所在”。同时又指出，李商隐诗可“解析”{36}。

　　以上诗人作为研究者媒介对李商隐诗《锦瑟》做了多元解读，还有学者从历史与诗的关联角度，考证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与中国历史的关联，如旅美学人周策纵就做过考证，在此不赘。三首诗于1987年首次辑入英译诗集《千曲之岛》，结合当时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形势——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逐渐展开，经济文化开始起色，形势蓬勃;而此时的台湾在民间展开了返乡运动，提出“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37}这可能正是三首诗引李商隐诗句作题引的隐喻之一之所在。其次，张错还可能除了借此抒发个人身在异乡的漂泊身世，还包括诗人在经历家庭变故后的孤独与对亲人思念的情绪。{38}更为重要的是，北美中国诗抒情传统自1970年代提出，经由陈世骧、高友工、刘若愚直到王德威，在学界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大陆作家与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的认知虽然波折不断，但已经相对达成共识，如夏志清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再版时增加了对台湾作家姜贵的分析，因此愿景已经实现。另一方面，北美的中国诗抒情传统是华人汉学界媒介用来与西方叙事文学分庭抗礼的武器，并且对其理论的建构，从文学拓展到了艺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诗学建构不断地遭到来自大陆、台湾和国外学界的质疑，如抒情传统把中国诗学狭隘化、绝对化。究其根源，中国诗抒情传统的提出是基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结果，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因此，华裔研究者与北美的汉学家之间存在隔阂在所难免，另外，还存在美籍华裔与美籍台湾出身学者及其诗学见解间的壁垒。而诗人虽然早已超脱，“诗是一种新的综合，其视野更加开阔”{39}。诗人深知，民族主义“不是真正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就不该用它”。如一开始自译时没有把刀剑青铜器为诗题的诗辑入英译诗集，但是，为了团结，为了正当化寻找理由时，提倡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为了团结，它就有用了;为了正当化寻找了理由……”{40}因此，诗人借由一个“非历史化”的题材入诗，以诗学的中国性纠正台湾现代诗虚无化的弊端，其真正目的是以“新的综合”创造诗的“世界性”。事实上，张错诗回归传统后，“不同于大陆新诗，又与台湾乡土传统紧密联系，因此诗是这一种新的综合，其视野更加开阔”{41}。诗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诗的抒情虽然是由历史真实统领着，但却建立在自然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础上，《惘然》《寄托》以及《漂泊者》等描写诗人在漂泊环境中的漂泊心理，但却表达了漂泊环境的或悲、或忧、或壮或愁的境况，从而实现诗人个性与此环境下普遍性的融通。这一手法恰恰是在逃离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与分离性思维范式，是典型的中国/东方一元性和相关性思维，不过它融合了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这正是1980年代北美诗坛持诗的“同类立场”的诗人们所追求的诗思，因此这是诗人张错对北美当代诗学建构的贡献，也是台湾/中国现代诗对北美当代诗学建构的贡献，世界文学是“一切超越其母语语境而流通、并积极地存在于他者语境中的文本和观念”{42}，因此，这一诗思可称之为诗的世界性，它不同于1960年代诗人们追求的全盘西化的“世界性”，是中西历史与诗学汇通的世界性，是诗人思维观念的中国性对诗的世界性所作出的贡献。

　　① 台湾地区把1970-1983年之间的台湾现代诗称作新诗，以区别1970年代之前的现代主义诗歌，大陆则仍称其为现代诗。北美学者用modern和modernism，语意上与大陆的“现代诗”接近，故本文采用了现代诗的称谓。又，文中所有“台湾”皆意指“台湾地区”。

　　② 杨宗翰在《回归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文中，将台湾现代诗的“民族性”等同于“中国性”，而非“台湾性”（杨宗翰：《回归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江汉学术》2016年第6期，第45页）。笔者认为，此处张错的“中国性”“民族性”的概念内涵基本一致，即大中国性，其中包含台湾在地乡土性在内。

　　③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也提出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但与台湾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的“世界性”含义不同。陈思和教授对世界性因素，详见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17}{40}{41} Cheung， Dominic. Chang Tso. 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 Edited and trans. Dominic Cheu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9， P139， P1， P1.

　　⑤ 杨宗翰：《回归期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江汉学术》，2016年第6期，第47页。

　　⑥ 林明德：《中国新诗选》，台北：长安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

　　⑦⑧⑨{11}{19}{20} 张错：《诗的传世〈批评的约会：文学与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页;第18页;第19页;第62页;第62页;第63页。

　　⑩ Cheung， Dominic. The Continuit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aiwa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1（3）. P399.

　　{12} 台湾1986年《漂泊》只收录诗人1983-1986年的作品，该诗集在1994-2000年重新印刷了4次，诗集的目录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虽然该诗集以刀剑意象为题抒发家国情怀的诗并不多见，但这方面内容的诗可见于其他诗集。

　　{13} 冯至：《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14}{15}{23} 李凤亮：《诗情·眼识·理据：现代汉诗的海外经验—张错教授访谈录》，《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7页;第11页。

　　{16}{39} Cheung， Dominic. Drifting. Green Integer Press， Kobenhaven and Los Angeles. 2000. P1， P1. 又，文中引文未标注译者的均为引者译。

　　{18} 张错：《沧桑〈漂泊者〉》，台北：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13页。

　　{21}{28} 刘绍铭：《一个和尚挑水吃——张错英译三十二家诗》，《文字岂是东西》，辽宁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第119页。

　　{22} Erikson， Erik H.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1959. pp.17-19.

　　{24}{38} 引自张风博客文《推荐张错诗集〈连枝草〉附陈义芝? 白灵文章》，2011年8月10日。http：//blog.sina.com.cn/

　　zhangphong.

　　{25} 陈鹏翔：《张错诗歌中的文化属性/认同与主体性》，蕉风出版社2000年版（492），第103页。

　　{26}{30}{31} Rexroth， Kennetn.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4. P7。参见张子清：《中国文学和哲学对美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国外文学》，1993年版第1卷，第1-13页。

　　{27}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67.

　　{34} 劉若愚：《李商隐诗诸评之我见》，《台湾中山大学中文学会编：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台北：天宫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29} 海岸：《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页。

　　{32} 在中国，目前大陆和台湾地区学界对李商隐仅《锦瑟》一诗的阐释，据台湾学人杨文雄考据，至2012年有15种之多，其中台湾的阐释主题分为“爱恋小姨”“失和王家”“人生悲剧”“追忆旧欢”，大陆的阐释主题是“恋情”“咏瑟”“悼亡”“听瑟曲”“伤唐室残破”“游历名区”“顺宗内禅”“编集自序”“自伤身世兼悼亡”“自伤身世”“自叙平生”。

　　{33} 陈世骧：《陈世骧文丛》，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35} 孙康宜：《文学的声音》，台北：三民书店2001年版，第255页。

　　{36} 宇文所安.贾晋华，钱彦译：《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6页。

　　{37} 1987年，台湾民众发起返乡运动，印发“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的传单30万份。传单写道：“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一运动直接促成了台湾当局允许居民赴大陆探亲。

　　{42}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

　　（责任编辑：黄洁玲）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ness and Nationality

　　of the Self-translated Poetry by Chang Tso

　　Zhang Man

　　Abstract： Poetry， written by Chang Tso in the 1970s，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Chinese world of poetry， particularly in Taiwan， for its Chineseness， nationality， unique use of allusions and accurate use of words. However， his self-translated poems， in the category of North-American poetry and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North-America， is narrowed in its Chineseness as a result of the selected poems for translation and its unique nature of poetry in the context of new Taiwanese/Chinese poems is reduced. Although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are detached from the poems in the original and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detachment is not thorough and because of the poets experience of many ups and downs in his life， his spiritual conversion shows a slow tendency of complexity and plurality， leading to changes in his position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m. As a result， his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have acquired new values in the new context in that his Chinese-style poetic thinking and its reflection in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English have taken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rys cosmopolitanism.

　　Keywords： Self-translated poetry by Chang Tso， Chineseness and nationality，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North America， cosmopolit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