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万华新著《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在宏观上以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为框架，在微观上注重转型中丰富的差异性、可能性，同时引入文学媒介、文图等新途径来分析，做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材料、历史逻辑与文学现场间的多层次结合，深入揭示了战后文学“跨越1949”的影响因素、丰富内容、实质与意义等，得以使战后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转型真正得到溯源寻流、烛隐显幽的研究，在推动文学史研究与促进文化认同方面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流动性叙述;丰富的差异性;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4-0110-10? 黄万华教授主要从事抗战、战后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他早年由抗战期间的延安文学研究转入大陆沦陷区文学研究，进而关注到同处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文学，并进一步延伸到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从空间维度来看，他先后完成《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即出）等著作;从时间维度来看，他先后完成《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黄万华每一次目标集中的定点、分期研究，不仅增进了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文学史实的了解程度，更使得他具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和开创性的文学史构思，形成自觉的研究方法与清晰的学术思路。他一直试图用“越界”和“整合”的方法，“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互为参照的框架中整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为“20世纪汉语文学史”①。其研究生涯“背后一直有个思路，就是能否揭示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原本贯通的历史血脉，探讨完成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文学历史整合的具体途径”②。其新著《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以下简称《跨越1949》），便是基于这一学术理路的一次充分实践与重要收获。在对区域文学、时段文学进行相对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跨越1949》试图呈现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这一相对动态过程的历史表现与内在逻辑。著作返回历史现场，将三地文学置于“1949”前后变化剧烈的历史舞台，以扎实的史料功夫与精湛的文本分析相结合，透过复杂的文学内外部因素，对诸多具体的文学个案与文学史面相做出精彩剖析，深入揭橥了战后文学“跨越1949”的转型的影响因素、丰富内容、实质与意义等。
一、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
中观照战后文学转型
以重要时间节点作为某一时段研究与学科建构的切入点、基本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非常普遍。这种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③。随着史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跨越特定时间界限的重要性，注重并发掘“过程”“转折”“延续”“积渐”“嬗变”等历史形态的意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以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程光炜“重返80年代”等话语为代表，对从晚清到“五四”、1980年代等重要转型（转折）时期进行的研究，取得了相对深入的进展。与晚清到“五四”、1980年代相比，对1940—1950年代的转型研究更具有难度与挑战性，这不仅因为“1949”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半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学科建构过程中“断裂”或“发展”等级关系的影响，还因为1940年代，尤其是1940年代后期文学本身的历史复杂性。1990年代前，研究界多将40年代文学转型化约为1940年代前期的延安文艺整风、解放区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认识大有改观，出现诸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洪子诚充分认识到40年代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生成的关系，强调“文学的‘转折在这里，指的主要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潮流、力量关系的重组”④。不同政治地位的作家的更迭与位移，被洪子诚认为是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转折”的重要征象，成为其观察“转折”的重要视角。⑤钱理群认为40年代文学承接五四新文学与共和国文学⑥，具有“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特点。他重点研究端木蕻良、路翎等作家笔下“流亡者的追寻”等主题的丰富性⑦，以及40年代多样的文学实验等;同时在“大文学史”的视野下，以知识分子精神史为线索，探讨五四启蒙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等多种文化脉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关注知识分子“面对转折”的心灵抉择。⑧与钱理群类似，贺桂梅通过对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等典型作家面临不同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和呈现出的精神状态来分析“转折”的复杂性。贺桂梅在方法上体现出高度的自觉，即从五位作家提升出民族情感与政治立场等多组矛盾对立的核心问题，显示“转折”时代的激烈冲突内涵;同时强调避免把这些二相对立式绝对化或本质化，而追求通过当代文学规范本身的内在裂隙和矛盾性呈现，来对“转折”过程做出多层次的线索性描述⑨。与洪子诚、钱理群、贺桂梅等人相对局限于大陆文学群体的关注重心与研究路径不同，黄万华不仅因为对抗战、战后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很早就对1940年代文学，尤其是战后文学的复杂性、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因为对于大陆沦陷区、台湾、香港等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在参与撰写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受到其以现代人文主义视阈沟通大陆与台港文学对话这一文学史思路的启发，在分析战后文学转型时，他另辟蹊径、资源独具地引入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甚至海外华文文学空间这一广阔的维度，并突出强调在多地流动中审视战后文学转型。相互流动的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既是1949年前后的历史空间，也是黄万华观照战后文学转型的理论框架。他认为抗战结束至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对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时间上跨越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涵盖了“40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學”;在空间上文学力量的格局处在消长变化中。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处于分割、流动中，而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的分割、流动是最多向、最频繁，规模最大，影响最久。⑩因此，他强调，应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才能真正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的内容与实质有深入思考。{11}
《跨越1949》分为上下两编。在上编，作者返回到1949年前后的历史文化场景，从宏观上梳理转型时期多种文学流脉的发展与嬗变，分别为“中国大陆：从多种流脉到一统格局”“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香港：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三地内容。下编，则以体裁为目，从作家作品分析的角度展开对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微观考察，分别论述了“跨越1949”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对沈从文、废名、冯至、覃子豪、周梦蝶、纪弦、郑愁予、鸥外欧、马朗、力匡等众多作家的创作观念、实践在1949年前后的变化进行了剖析，将文学转型研究落实到对具体作家创作路径的转变上。而不管是宏观的文学流脉梳理还是具体微观的作家作品分析，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三地乃至整个华文世界文学在1949年前后复杂的、多重的流动关系。作者进入“1949”前后的历史场景，对处在不同语境中的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进行截断面式的平行比较研究，又以“20世纪汉语文学”为钤键进行整合式观照，发掘政治上处于隔绝状态的三地间文学内在的紧密联系与流动性，还原被遮蔽的“1949”前后文学的多重面相，“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原本就贯通的历史血脉”（第1页）。
围绕“流动”这一关键词，《跨越1949》对三地间作家在1949年这一特殊的节点“北上”“南来”“跨海”等特殊的流动现象，以及“旅外”“在地”等特殊的汉语文学流动形态，都做出了精彩论述。如在作家个案研究中，作者选择刘以鬯、纪弦和张爱玲三位典型作家，剖析了他们从1940年代的上海出发，流散到香港、台湾与海外的历史，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战后文学转型的历史正存在于作家在不同时空的离散中。而文学潮流研究，则以对战后处在不同话语空间下的左翼文学、现代主義文学进行流动性叙述最为集中、精当。在作者看来，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以其独立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革命审美趣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其被逐步“收编”成为体制内的延安文学并在共和国时期借助政治力量在大陆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其批判性和独立品格也逐步丧失。而台湾日据时代的左翼文学传统与大陆迁台左翼作家会合，为战后台湾文学重建“注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批判精神”（第38页）。尽管文化高压政策使得台湾左翼文学生存艰难，但其批判斗争精神深度影响了台湾本土现实主义文学。战后的香港左翼文学以1949年为界，1945—1949期间在“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同国民党文学进行激烈斗争;而新中国需要借助香港这个“窗口”与世界保持联系，因而在这个包容性空间，左右两派和自由主义文学得以共存，左翼文学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而做出自我调整。同样，战后大陆与港台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亦呈现出互相关联却又各有特点的状态。战后中国大陆文学重建曾呈现包容性和开放性，面临多种文学流脉的选择。但随着文学生存限度的紧缩，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盛极一时的现代主义在大陆逐渐消散、隐没。而在战后台湾，现代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缝隙中却获得生存空间，它在“孤岛隔绝、历史离散的荒寂感和西方现代思潮汹涌而至的失落感”（第204页）中，承继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并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做横的移植”，使得50年代台湾文学出现一次“小小的盛唐”。战后的香港作为一个包容性空间，容纳了许多在内地难以存身的文学力量。香港文学接续了上海现代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商业的、通俗的“杂色”文化环境中逐渐“在地化”，呈现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性。除了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思潮外，还有如战后试图“重建”而最终在“人民的文学”的时代潮流中“终结”的京派，黄万华特意指出，除了如汪曾祺、郑敏等当年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在1980年代的创作复苏了京派的某些文学追求，还要注意到鹿桥、程抱一、熊秉明等从国统区出国学习的青年作家1950—1970年代在海外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第350页）这也是文学流散之表现。总之，“正是这种流动成就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基本版图，形成多元复杂情境决定的文学格局，也使得这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第12页）。
在“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等潮流影响下，学术界很早认识到，1940年代文学研究，带动的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发生与结束的两头，还有空间上大陆及其之外的台港与海外中国文学。{12}但真正在研究中的落实与深入，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如在此前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中，钱理群曾简要提及，要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处于两大阵营夹击中这一国际背景。{13}流动性方面，文学史界多注意到1948年大陆左翼阵营在香港以《大众文艺丛刊》对自由主义发动批判这一事件与现代文学转折的关系。洪子诚曾谦逊地自认因为对港台文学生产相关资料掌握这一起码条件等力不从心，所以对文学“转折”研究“不很深入、具体”{14}。程光炜在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维度研究文学转型后也感叹，因为知识储备、结构等不同，对从港澳台角度如何研究“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等当代文学，“一片茫然”。{15}因为此前的研究背景与准备，黄万华在建构三地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流动性叙述的理论框架这点上别具优势。在研究日占区文学时，黄万华注意到不同的日占区形成不同的文学形态。这些文学形态因为政治压迫而流亡，在流亡中显示其价值。因此，他自觉地倡导对从日占区文学到战后的香港、台湾，乃至海外汉语文学进行流动性叙述，以呈现不同时空文学的真正价值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16}黄万华深刻地认识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其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有助于呈现民族文学的多源多流、兼容并存，跨越单地区的文学史，深入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诸多问题。{17}这种基于各地汉语文学之间密切关系的流动性叙述，强调在不同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流变与内在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体化的大陆当代文学的视野中通过作家群体的更迭、知识分子精神思想改造等内部变化来分析战后文学转型，更能使中华民族文学在包容丰富差异性文学时所显示出的历史整体性特征得以呈现，也使得此前被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建构为前后“超越”“断裂”式关系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范式在空间的流动与延续中得以贯通，真正“跨越1949”。
二、在丰富性的差异性中
呈现战后文学转型
文学转型是否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转型过程复杂性、可能性细致、动态的钧沉与呈现，而非简单、武断的概括式处理。早在本世纪初，“大家已经注意到40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如赵园强调对“积渐”的考察，要“呈现所能发现的全部复杂性”。洪子诚多次提到，在研究1940—1970年代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要注意警惕容易构建起二元对立的图景。“一体化”不是意味着某一时期的单一性，“事实上仍存在复杂的，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程光炜则指出，50年代的文学，主流革命文学外有各种支流在延续、各种力量在生成。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也有多重声音生成的可能性。{18}在评价“转折”研究的代表作《文化的转轨》（程光炜著）与《转折的时代》（贺桂梅著）时，洪子诚指出，它们的价值之一正在于，通过有效的研究揭示出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来解决，这不能取代对具体过程、事实的深入考察和对历史的全部复杂性的发现。{19}“说出过程的复杂性”，正是文学转折研究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20}一直身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的黄万华，深知差异性、丰富性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很早就认识到，对文学“异质”空间性的拓展及其展开的文学史叙事，可以呈现丰富的被遮蔽的历史，深化文学史观;文学史“非有机整体性”的“异质混合性”，更能揭示现代文学转型的本相。{21}倡导以流动性叙述来观照战后文学转型，并不只是将“流动”“流散”简化为一种由源到流的影响、转化或延续的关系。在《跨越1949》一书对“流动”的史实、逻辑与影响等具体内容进行剖析时，作者一再强调其复杂性、丰富性、多元性等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构成了战后三地文学转型复杂的实质性内容。
就大陆文学转型而言，学术界对1940年代的文学转折，大多无法摆脱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學“一体化”话语的强大影响。与此类似，黄万华亦将大陆文学这一过程概括为“从多种流脉到一统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跨越1949》一书重点对“多种流脉”进行了回到现场的分析。其中，重点对1947年前后平津地区战后重返的京派作家借鉴、化用瑞恰慈新批评文学理论资源进行文学“重建”的努力，尤其是袁可嘉等倡导的“新诗现代化”运动，做出深入分析。作者认为，他们坚持文学的独立价值与独立传统，对抗左翼文学一体化，其“根本性价值就是由‘人民的文学回归‘人的文学，在文学自身传统的绵延中重建战后中国文学”（第105页）。这一个案，充分印证了战后中国文学转型路径的多样性;即使在文学空间日益窄化的“当代”，“也存在着拓展文学发展路径的努力”（第90页）。而“重建”努力强调“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相异相通，对于当代文学史中以在大陆占主流的“人民的文学”为标准将1949前后的文学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等级的文学形态的文学史建构，无异于一种巨大的矫正与解构。受“一体化”话语的影响，此前的“当代”文学史，多注意到战后中国文学多元化生存的限度与结局。而黄万华在肯定时代大趋势的前提下，特意发掘曹禺、赵树理、丁玲、萧乾等视创作为第一生命，焦虑于“写得少”“写得差”的自我反省，以及老舍《茶馆》、孙犁等在个人化色彩的坚持中跨越“1949”的创作成就。“跨越‘1949的创作意义就在于创作所受到的环境力量是异常复杂而强大的”（第110页）。这些作家的创作信念、精神与实践对于1949的跨越，使读者在巨大的“断裂”之外认识到多种延续性努力的存在与可能，推进了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转型的认识。
对于战后台湾文学，作者着意强调，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高压缝隙中形成的文学思潮与格局，是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作者梳理了战后台湾省籍作家在光复后与1946年报刊日文版全面废除、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间短暂空隙中现实主义文学的突围。作者尤其费较大篇幅梳理台湾光复后大陆南渡赴台作家以鲁迅为典型、以五四新文化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为旗帜重振台湾文学新秩序的努力，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所主导的三民主义文艺思潮以及台湾省籍文化精英之间的不同主张;通过大量的作品分析，呈现“二二八”文学作为台湾文化重要转折的意义，在于以其强烈的左翼文学倾向延续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响应了中国大陆文学，同时表明了台湾文学本土性建设的初次展开。在对文学发展脉络梳理之后，作者对处于政治高压缝隙中的多种文学思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国民党文艺政策主导下的文艺体制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创作自由，三民主义文艺中也多有强调提高文艺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表现技巧、关注文学的趣味性，在坚持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容忍一定的文学探索性、创新性甚至是叛逆性，会在文艺刊物、创作等方面渗透进多层面的文学因素。而以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为代表，以《自由中国》《文星》《文学杂志》为阵地，“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在台湾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与左翼融合。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发生。与之相应，在对朱西宁、王鼎钧、姜贵等台湾省籍作家的战后创作进行个案分析时，作者重点发覆其坚持文学立场、题材的边缘性、民间传奇性等，以实现在威权政治下的突围这一特点。总之，战后台湾面临政治高压，但缝隙之中仍发生多种文学思潮，台湾本土、国民党官方、五四新文化传统、日据文学传统等不同文学传统、多种文学力量，在纠合、汇合中推动台湾文学转型。
香港，作者则突出强调其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对峙中，仍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香港左右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都蕴含着浓厚的中国情怀，只不过左翼着眼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第230页），双方有着共存空间。政治对立的双方一旦进入文学、文学层面，就会有较大回旋空间，在文艺观点上很少正面交锋。左翼强调写实、底层，推出武侠小说;右翼强调中国本位，倡导纯文学、现代文学，但都促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这包括摆脱国共意识形态和英殖民统治文化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的调适。这些为香港城市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的香港文学，因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接续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化传统乃至于中华文化传统。在左右翼二元对峙而又接纳二元的历史张力空间中，香港文学为应对政治意识形态压力而发生“自我改造”，又在相对自由的迁徙环境中做出文学层面的自我调整，培育出地域性和跨地域性兼有的特色，避免了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宰制，形成了香港文学的本土传统，在家园意识与都市体验中开拓出港式文学。由此可见，香港“提供的文学在展开自身传统中发生变化的实践和经验揭示了1949前后中国文学的历史一体性，表明文学转型正是在传统的保存和转化中完成的;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并非断裂，而只是某种‘离散”（第256页）。从上述可以看出，在1950—1980年代人民文学语境中呈现为紧张关系的“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在台港两地却得到充分的展开，使得其经典化建构较大陆同期以“革命红色经典”为主的单一化状态明显更具多元性、丰富性。
在下编从体裁的转变这一角度管窥战后转型的历史脉络时，作者也多注意到并重点发掘其中的多元性、异质性等。如在诗歌领域，作者在对大量的诗人作品和群体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大陆，战后的平津地区，包括“九叶诗人”、吴兴华、南星等在内的新生代诗人，开启的“新诗现代化”运动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达到非常的高度;陈敬容、李瑛等，体现了革命与诗人身份统一;吴兴华、唐祈等在战后根植于传统土壤进行现代诗探索等等。这些都表明，在战后，在统一的共和国文学诞生之前，诗歌有着一个为我们此前所忽视的多元差异的时期。而在1950年代的集体性战歌、颂歌主流外，郭小川、何其芳等仍可贵地存留着个人化情感表达，中国新诗仍多有另类、异端的存在。纯诗、现代主义诗歌等，则转移到台港。在台湾，在政治性诗歌之外，以蓝星、现代等四大诗社为代表的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与“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个性探索，突破了意识形态宰制，整合了中华传统、五四传统与日据时期文学传统，推进了台湾诗歌的发展，丰富了戰后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再如小说，仍以台湾为例，作者通过大量的文本阐释说明，在“反共抗俄”的主流之外，从“边缘”突围而出的现代主义、女性叙事、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多种叙事，构成了战后台湾小说充满生机的形态。再如散文，黄万华对战后香港散文主体性建构过程的深入分析非常精彩。当下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多注意到1947年后大批左翼文人赴港对香港思想、文学的影响。黄万华认为，还应注意到1950年代后因内地政局变化而涌入香港的非左翼作家的影响，他们在较为多元化的环境中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南来作家不仅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更重要的是给香港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传承与转化，使得“在延续香港文学原先的发展走向中，既有可能丰富香港文化的移民性、市井性，也有可能启动香港文化的原生性、区域性”。这就导致“在”香港的文化逐步转化为“属”香港的文化。“混杂产生着流动、开放、灵活，不断走出‘本土又返回‘本土，而香港文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主体性”（第583-584页）。这一特点，在具有杂交性、越界性的散文中得到明显的反映。以曹聚仁、叶灵凤为代表的学者散文、游记，以十三妹为代表的报章体散文，都是“在”香港的文化与“属”香港的文化发生相容、转化的产物。
总之，不管是从地域还是从体裁入手来观照战后转型的三地文学，围绕“流动性叙述”这一文学史思路，黄万华通过大量的微观史实分析，不断强调“流动”带来的沟通、延续、拓展、转化、突破、互动、张力等特点。这体现出其文学史研究背后一种深刻的历史观：“历史的总体化趋势包含着差异，甚至是由种种对抗的力量形成的差异。……种种差异、相对自律性、不连续性、不平衡性，甚至异质、断裂，恰恰使总体化成为一种不断被超越的开放性过程，使其不断深化、拓展……面对差异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既要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要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新‘旧之间叠合、附生、共存等丰富状态。”（第3-4页）在“一体化”“转型”等话语盛行对历史隐幽细微多有遮蔽的当下，这种对文学转型差异性、丰富性的强调，有着去蔽复初的意义。
三、尝试从文学媒介与文图关系的
新途径分析战后文学转型
在对战后文学转型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时，除了采取作家作品分析、文学思潮流变等传统的“内部研究”角度，以及作家流动等“外部研究”角度外，《跨越1949》还尝试不少新途径与新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过对文学媒介生态、文图关系来分析战后文学转型。
近代以来，随着出版业的兴起，文学媒介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力量。中国现代文学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直接介入，而得以构筑成一种新的文学生产，其现代性的展开与现代媒介生态的发生发展密切相连。（第277页）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文学报刊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它向外连接着权力话语、政治制度以及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等，向内承载着刊物同人的立场、文学风格、作家的创作意图等。黄万华借用“媒介生态”一词精练地概括“媒介生存发展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受众等因素”，以及“媒介自身的因素（例如媒介创办者、运行者的构成、观念，媒介传播的内容等）和媒介之间的环境因素（包括同一类媒介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不同类的媒介，如纸质媒介与非纸质媒介之间的影响关系等）”。（第275页）宏观、微观的文学媒介生态，综合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黄万华认为，文学媒介生态的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具体到战后文学媒介环境的演变，突出表现在文学生产的核心环节即文学媒介生态的中心要素——文学出版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276页）在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思潮转型进行梳理后，作者专门用“媒介和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一章，来探讨1949年前后三地文学媒介的发展与思潮之间的关系。对大陆的文学媒介生态，黄万华精准地选取战后的上海和北京两个文化中心作为样本，将其放置在20世纪大陆出版业发展变化的整体环境中，分析战后大陆文学生产、媒介力量的变化，透视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学政策与制度以及更深层的国家意识的变化。他认为，抗战胜利，上海恢复了1930年代作为中国书刊出版中心的地位。《幸福》《文艺春秋》等战后上海代表性文学期刊，由于市场经济的环境，在政治动荡的不同年代仍得以生存发展。及至1940年代后期，文学媒介呈现组织化倾向，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逐步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文学刊物纳入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统性格局，上海的媒介中心地位遂由北京取代。而台湾，“1950年代，文学期刊、副刊最真切、丰富地呈现出台湾文学生产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性情系统”（第293页）。作者通过对1950年代诸多台湾文学杂志、副刊的梳理后认为，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战后台湾媒介虽然无法避免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复杂纠结，但总体上突破了官方政治的强大牵制。民营刊物在生存压力面前依靠“编者、作者、读者聚合而成的源头活水”，占据了读者市场;报刊凭借副刊在“报禁”时代有效地稀释了政治和市场的侵袭，不同刊物的创刊宣言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台湾文学力量与文学生态。总之，“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19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作文学的断裂，也不应在乡土性、本土性倾向中再度被漂流。相反，它作为战后台湾文学中兴的前奏，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应得到深深的关注、细细的研究”（第309-310页）。香港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左翼、右翼文学思潮容纳其间，代表各种倾向的文学刊物都活跃于此。由于港岛社会文化语境趋向商业化、市民化，文学刊物往往更加注重读者口味，而能“过滤掉”政治色彩。青年文学刊物与读者的互动和对文学青年的培育，加之香港文化语境中独特的“家园意识”的生成，使香港文学在战后本土化转型中自由融合众多文学资源，最终塑造出独特的文化品格。除了用专章对三地文学媒介生态进行分析，作者在具体微观的论述时，也敏锐注意到文学媒介这一线索与途径。如在论述战后香港接纳、延续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这一“流动性”时，作者注意到“《文潮》（上海）——《文艺新潮》（香港）”这一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重要文学史线索，通过对两个重要刊物创办者、栏目思想倾向等分析后认为，处于上海沦陷时期左翼文学阵营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而其后身《文艺新潮》转而选择现代主义，既是继续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初期中国大陆“新诗现代化”“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更加开阔。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第256-274页）
文图关系是《跨越1949》探索的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新途径。著作没有过多地展开，而只用一节篇幅来论述。但因其对港台都市图像文化的敏锐感受，其对于台港地区文学的战后转型，提供了一种符合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黄万华认为，“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文学与图像关系更多受制于包括外来影响、媒介变革、读者接受（文学消费）等因素在内的文学潮流，甚至关联着文学的转型”;考察战后转型时期文学与图像间紧密的关系，有助于文学史的祛蔽，增加文学史研究新的发现、阐释空间。尤其是台港地区，黄万华通过长期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到，其现当代文学图像既有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多层面影响，又长期受到殖民地宗主国文化和世界性文化思潮等外来影响，较长时间生成于移民和城市文化的演变中，其表現出来的文图关系与大陆不同，“更紧密地联系着其自身的文学思潮、媒介传播形态等，并与海外各种艺术思潮发生密切呼应”。关于战后台港地区文图关系演变，作者特别指出两点：一是现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变化密切联系着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文学的变革往往与绘画、影视、戏剧、音乐等艺术处于同一文艺思潮中，互相激荡，发展出同一变革潮流中的不同面向。重要的文学转型往往是在文图关系的变革中得以完成、深化的，因此，文图关系成为更开阔考察文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二是现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变化密切联系着包括印刷、影视、多媒体等现代社会媒介的多元化。（第75页）对文图与文学思潮的密切关系，作者重点从文图关系的视角考察了台港文学中“最具有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第76页）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作者认为，因为台湾的现代主义美学先从美术界滥觞而后波及文学，使得台湾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诗画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关系密切。白先勇的“图像写作”、余光中的美学主张，以及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与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的密切关系等等，使得台湾现代主义思潮在“在地化”过程中，借助“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东西方展开对话，传统与现代得以交汇，“将中西艺术资源在诗画层面交融，建构成中国现代语图理论”（第81页）。而香港，战后离散至香港的作家，接续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借助现代都市中便捷的文图媒介展开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作者重点考察了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如何以诗画互文的形式展开对现代主义的倡导，包括杂志封面常常突破传统与常规，刊载、介绍毕加索、马蒂斯等现代主义画家;内部插图常采用构图、色调呈现出现代主义气质的画作，等等。总之，《文艺新潮》试图借助视觉艺术，“以现代主义的开放性、自由度打破当时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政治挂帅的封闭性”{22}。刘以鬯、崑南、叶维廉等人都注重视觉艺术的表现意义，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创作中有意识地融入绘画理论，通过诗画互文，增强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力，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现代主义在地化进程。关于现代社会媒介的多元化，黄万华重点考察了战后台港跨媒介中的文学图像，包括台湾的图像诗创作潮流，以及文学的连环画、影视改编，尤其是后者通过语象与图像的融合，有效地深化现实主义文学。这是台港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环境中借助都市视觉媒介推动文学转型的新现象。在对台港的文图关系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后，黄万华总结、比较：“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图像较多地受制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等观念的变化，政治纷争、政党冲突、战争等也往往较多表现于文学图像……相比较之下，台湾、香港的文学图像更多地具有文学民间的倾向。文学自身发展而生发的潮流，超越政治、党派而运作的社会媒介，成为影响台湾、香港文学图像的重要因素;而文图包含的创作者的观照视野和情怀，更多呈现出台湾、香港文学与个人、社会、世界多元的对话。”这种文图关系，表明台港文学在接纳大陆文学传统时，也正在以自身的资源建构传统。这正是战后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第89页）
重视媒介等文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蔚为潮流。从早年钱理群等注意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倡导注重出版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大文学史观”{23}，到当下盛行的文学制度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华文文学研究界，学者有鉴于“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命名的争论与困惑，注意到华文文学的跨语境性特点，提出“选择以媒介为入口来梳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现象和问题，是较有成效的方法论层面的突破”{24}。黄万华精准地抓住文学媒介这个文学发展和转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以转型时期三地文学传播环节的文学媒介为视角，由表及里地发掘文学媒介及其生存环境变化背后所蕴含的文学外部因素，窥视影响三地文学转型的权力话语、文学制度和社会文化心理等，尽可能地“复原”1949年前后复杂的时代场域。同时，他又借助文学媒介向内挖掘，剖析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和作家创作风格的转变对文学转型的影响。借助文学媒介，黄万华巧妙地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对接起来，落实其“跨界与整合”的研究思路，也为三地的文学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样，对文图关系的研究，丰富了考察现代文学变革的领域，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种新途径、新方式。文学媒介与图像，都是广义的文学建制的部分。可以看出，黄万华不仅探讨文学建制的政治经济、作家身份、读者需求等因素，还关注其作家文学理念等“内化性”的力量。在尝试文学媒介、文图关系等新途径剖析战后文学转型时，作者不断强调对“单一支配关系”“断裂”等化约性、本质主义历史思维方式的警醒，而倡导关联、开阔、对话、丰富的方式来看待战后文学转型，可谓新途径而又能持中正，这无疑能更为充分地呈现文学转型实质性内容的复杂性与内在逻辑。
历经自“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等文学史观的影响，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对于要“跨越1949”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建立合理的叙述框架以“跨越1949”，则仍需要巨大的努力。这既取决于文学史观的深刻认知，也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笃实践行。黄万华《跨越1949》在宏观上以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为框架，在微观上注重呈现转型中丰富的差异性、异质性，同时引入文学媒介、文图等新的途径来分析，做到宏微结合、理论与材料结合、历史逻辑与现场结合，使得以跨越1949年的文学转型真正得到溯源寻流、烛隐显幽的研究。置于更大的视野中来看，这一研究避免了以往文学史以“单一中心论”和“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25}，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裂痕”，有助于推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反省各自文学发展过程和文学史研究理路，使得被政治遮蔽的文学史更加清晰与真实，推动三地文学在历史的接续与平等的对话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①{25} 黄万华：《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兼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② 黄一：《黄万华.越界与整合——黄万华教授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1期。
③ 裴宜理、李里峰等：《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学海》2015年第1期。
④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第26页。
⑥{13}{18}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⑦ 钱理群：《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54页。
⑧ 路杨：《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0期。
⑨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⑩ 黄万华：《分割中的流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总体性——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汉语文学的再审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1} 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2019年版，第1页。以下文中括号内注为本书页码，不一一另注。
{12} 杨联芬：《2004年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1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5}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页。
{16} 黄万华：《流动的文学史视野中的日占区文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2期。
{17} 黄万华：《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9} 洪子诚：《发现和提出问题》，《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20} 王光明：《说出过程的复杂性》，《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21} “异质”空间性的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进程》，《现代中国文学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60页。
{22} 黄一，黄万华：《文图：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以战后至1970年代的台湾、香港文学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23} 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24} 颜敏：《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对象、问题与方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責任编辑：黄洁玲）
An Important Gain in the Study of Post-War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 Commentary on Across 1949：
A Study of Post-War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Zhang Guogong and Gao Tianyi
Abstract： Across 1949： A Study of Post-War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a new book by Huang Wanhua， macroscopically， takes up the fluidity of narrative of Chinese national literature as its frame and， microscopically，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rich difference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while conducting its analysis by adopting a number of new approaches， such as literary media and graphics， achieving a multileveled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material， historic logic and literary scenes and making an in-depth revelation of influential factors， rich contents， subs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cross 1949. As a resu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s in three places， such as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traced back to its origin and revealed with insight in this study， 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in pushing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ie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recognition.
Keywords： Across 1949： A Study of Post-War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fluid narrative， rich differences， new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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