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中国书院发展史为背景，从文学视角关注清以前的书院和文学的互动，可发现书院和文学从书院创立之初就有密切关系。唐五代进士科考诗文直接孕育书院文学教育的萌芽，宋代语录体的出现与科举关系的日益密切昭示着书院文学教育因素的持续发酵，明代书院歌诗的兴盛对应着书院文学教育的进一步平民化。总体来看，书院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顺应了传统教育“下行”、受教育对象阶层扩大、时代流行文体多样化文学普及的潮流，紧密结合了科举文学和俗文学两个因素，取得了较有特色的成果。
关键词：书院;文学教育;科举;歌诗;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4-0087-07? 传统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办学机构，肇始于私人讲学，于唐末兴起，宋以后不断发展，清代达到顶峰，具有官学、私学和官私混杂的多重身份，集藏书、教学和祭祀等功能为一体，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客观来讲，以书院为阵地开展的文学活动及其教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书院教育与文学传承统系的相互关系，也直接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教育①的生长发展。魏晋南北朝时，儒释道的兼容合流使得儒经独尊地位受到冲击，进入文学自觉时期，我国教育传统中属于“纯文学”的部分开始得到重视，教育内容多元化，审美教育如书法绘画等也开始出现。分析书院纯文学教育因素在唐宋明历朝书院中萌芽、发展的特点和历程，可以发现，唐时科举制的诞生使读书赋诗成为时代潮流，书院随之诞生，“纯文学”教育正式登上舞台。宋明两朝“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虽重新强调了道德教育，但书院文学教育结合着科举文学、俗文学的流行和书院教育体系的完善而逐渐发展，顺应着文学“下行”趋势，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唐五代：进士科考诗文
与书院文学教育的萌芽
书院之名②最早见于唐代，其真正作为教育机构兴起的个中缘由，一是唐中后割据战乱，官学式微，私学教育勃兴;二是部分文士受佛禅影响，选择山林隐居施教;三是唐代科举风向改变，进士科地位上升，重辞藻运用、偏诗赋文学，对文学教育有迫切的需要，而这并不是官学教授的主要内容。最后一点，是书院得以诞生的根本原因。唐中叶之后，进士科考试内容直接导致士人学习重点由经史记诵变成诗赋写作，习诗赋成为了士人跻身仕林的敲门砖。学子隐居于适合养育文学才华的山林苦读赋诗再赴试，并将自己读书、藏书之所命名为书院、书堂和精舍等，这种个人读书的场所在长期的接触和切磋中，衍生出了授徒讲学的教学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的初生即代表了书院文学教育的萌芽。据学者研究，唐代士人隐居读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粗通经业，择一闲雅安静之处读书自修，待业成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二是学已有成，借隐居读书而博高名，以待中央及地方长官的重用”;“三是隐居读书的士人并不都怀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四是因树为屋，读书自娱的士人中有一部分则视功名如粪土”③。上述这4种形式中，前两种都逃不开“诗赋取士”的终极追求，《旧唐书·隐逸传序》称：“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唐代统治者对隐逸相当推崇，“大隐隐于市”“仕隐双修”“以隐求仕”极为流行，出世之想与山林之思得以统一，“终南捷径”对唐代士人有极强的诱惑力，隐居山川、读书山林的隐逸之风结合着儒释道的三教合流越发炽烈。一般认为，优美环境有利于性情陶冶，灵感激发，在山光水色中与同好的干谒交游、宴请游乐也对诗赋写作至关重要，隐居山林、求访名师、交游诗友是高效培养诗赋文学素养的理想途径。
刘得人《送车涛罢举归山》诗曰“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④。在这种比较闲散的隐居山林氛围中，师生关系存在偶然性和开放性，没有固定的业从关系，某些隐居学者甚至师生友三者身份兼具，书院就读、山水赋诗的气氛更和谐。《唐摭言·海叙不遇》载段维“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尤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刺。翌日，维悉能强记，诸坐异之。”⑤可见授受关系的随意和对诗歌的一定重视。由于这种初期教育形制刚刚萌芽，导致唐时书院文学活动的记载十分笼统模糊，多存于当年诗作之中，讲述书院文人学诗习文、把酒题诗、游宴会文，如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有“诗体挹余波，相欢在琢磨”“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⑥等句，每天定时定点的教学活动之余，文人墨客在书院游宴中以琢磨“诗体”相欢，论诗讲文吸引“远儒”前来参与，这种文学气氛的自然流露，抑或可视为后世书院会讲和雅集活动的滥觞。其时士子肄业山林的主要学习内容也包括诗赋写作，李鹭《题惠山寺诗序》记载其肄业于惠山寺藏书处⑦时，除了潜读“屈原《离骚》，庄周”外，还“著歌诗数百篇”⑧等。
与前朝相比，五代书院已有明显的发展，如形成了一定的营收模式、经营规模和比较固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其中属南唐的书院书堂最有代表性。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即是一例。东佳书堂系江州陈氏所建的书院，《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著录《陈氏家法二十三条》如此描述这个家族的书院生活：“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日解散。”⑨徐阶《陈氏书堂记》还记载：“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书楼”，陈氏“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⑩可见东佳书堂属于民间家族书院，其从家族的蒙学需要出发，将藏书和教学的双重功能结合起来，有较为明确的“礼乐”“诗书”的教学内容。
南唐科举上承唐制，出于应进士试所需，文学仍是许多书院、书堂的核心教学重点，尤其诗歌是最重要的传授内容。由于资料阙如，书院书堂的详细教学情况、课程设置等几乎无从考察，但某些诗文材料仍间接体现某些书院培养文学修养的教育重心。如华林书院，来此讲学者多为文学家，曾致尧诗称“宾友尽为文苑客”，宋白诗亦云“帝时词人多景慕，谩题诗句满修篁”{11}，可一窥当时盛景。唐末五代世乱道丧的现实和文人坎坷漂泊的经历使得授受双方都追求作诗文以求才名流芳百世，证明文人自身存在价值，是除了科举应试之外书院传授诗文创作技艺的文学教育得以延续发展的另一重要推动力。其中，以庐山的隐读和聚徒授学、私人讲学之风最盛，“十二月，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12}（亦称白鹿国庠、廬山国子监等），这是第一个依托书院而诞生的文学集团，昭示着书院制式的进一步扩大，更积极地推动了当地山林修学的风气，诗文创作的氛围也更为浓厚，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庐山文学群体。庐山诗人群体主要是由布衣、隐士、僧人等组成，不同阶层的师生同门形成师承关系，亲密交往，频繁酬唱，相互请益，带来了彼此学习与切磋、交流与模仿的盛况，使得庐山师生同门群体的创作倾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诗作在谋篇布局、主题、意象、句式等方面时见雷同和程式化。以学于庐山的诗人为例，黄损、虚中、熊皦从陈沆学诗，江为、刘洞师事陈贶，夏宝松、杨徽之复从江为学，夏宝松又再传弟子，“庐山国学”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比较稳定的师徒传承的书院交游文学群体{13}，也是书院师门同学结成文学流派的开始。因此可以说，从唐五代书院的历史渊源和初期特点来看，“书院文学教育”本身就是书院得以萌芽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宋：科举文学、语录体
与书院文学教育的发酵{14}
宋代是书院制度成熟、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北宋初政府无力兴办官学教育，书院得到初步恢复，暂时替代了官学的地位。庆历兴学等改革后，政府大力支持官学，书院陷入沉寂期。南宋时，理学家们为了更好宣传理学思想，兴办书院，呼吁改革，在庆元党禁解禁后，书院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植，融入官方教育体制，与官办教育机构合流，书院规制在逐渐完善成熟的同时，其官学化倾向也日益明显，我国传统书院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相较于前朝，此时的书院文学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并且正面直接的教学记载。不少宋代书院除把经学意味较为浓厚的《诗经》《楚辞》等经典诗赋作品列为教材外，还直接将诗赋等纯文学题材列入日常教学内容，如黄氏家族的芝台书院和樱桃洞书院以教授诗赋、和诗为教学特色，又如白鹿洞书院也比较重视文章诗赋之学，陈宓《流芳桥志》记载：“新安朱侯在建桥白鹿洞之东南陬……同游江西张琚、罗思、姚鹿卿、闽张绍燕、潘炳、郡人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即朱熹《白鹿洞赋》），特名流芳。”{15}一些书院还设立了“以文会友”的诗歌赏鉴之所，如朱在于嘉定十年（1217年）专设会文堂，专门用于书院师生关于诗词文赋的诵读交流和讲会开展，其重视文学的程度可见一斑。
科举制度的成熟、士子人群的扩大和印刷术的逐渐普及，也推进了宋代书院文学教育的持续发展。宋代书院类型不一，但绝大部分皆事举业，即便是理学家的讲学式书院，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也不完全排斥科举。书院与科举逐渐取得相生相容的平衡状态，这种关系既跟唐代书院的诞生一脉相承，也是宋代书院兴盛的重要原因，从书院到科举，已经成为书院学子的出仕之途和生活常态。宋代的诗赋取士，要求考诗、赋、论、策，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16}这决定了书院教育必须要有一定的科举文学即包含诗赋讲授之内容。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其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17}可见应天府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类科举文学教育在宋代的书院学规、山长语录、讲义及教材等史料文献中也体现得较为直接。如《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便有此类内容，如：“一、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一、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18}“编类文字”，即便于检阅或用来诵习的科举畅销书，其文学性固不足取，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史方面的知识储备，也体现了对生徒文学积累的重视，并有课堂鉴赏之环节，这些都有助于生徒增强文学写作能力，求得文理通达。
宋代书院比较典型的文学成就之一，是书院语录体。语录体成书最有名的当指《朱子语录》（又名《朱子语类》），是朱熹书院讲学内容记录的分类汇编，作为宋代语录体的典型代表，体现出了宋代理学家书院教学的本色。如朱熹论“性”：“今且以理言之，毕竟都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便是性。”{19}运用了一串浅易俚俗、贴近生活的字词，排列组合，分析哲理，精要得当，易懂易记。清朱泽沄评价宋代语录体道：“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20}可见成效斐然。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宋诗人篇什往往‘以诗为道学，道学家则好以语录、讲义押韵成诗”{21}，直接把“押韵成诗”的语录等同于理学诗文，跟清代大多数文学评论一样，将宋代语录体视作理学诗文文体的代表之一。作为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和对书院教学的如实记录，语录体直接体现了当时书院理学学者讲学时点到即止、不涉玄奥、多作譬喻，语言通俗的显著特点。从教育角度而言，来源于书院教学的语录体使得深奥义理浅显易懂，作为教学案例是成功的，但若从纯文学角度来看，语录体虽被当做文体的一种，但其内容多涉性理，遣词造句没有过多修饰，缺乏玩味赏鉴之趣，更近似于“讲义”，在后人看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文的健康发展，助长了宋代诗坛直说性理的风气。严格来說，宋代语录体原本就只是对书院教学内容的如实记录，并非主观上的纯文学创作，却也顺应了文化下行、文体创新的时代潮流，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生成发展，推进了宋明理学诗的创作和繁荣。
三、明：歌诗兴盛和书院
文学教育的进一步平民化
明代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承前启后，经历了多次高峰期。明初书院有一段沉寂期，但在王、湛之学引领风骚，席卷学术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书院作为理学传播阵地再度辉煌，遍地开花，在嘉靖隆庆年间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局。乘学术辉煌之势，大量文人进入官场，任职书院，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以规施百姓移风易俗为己任，而且结成诸多书院学派以扩大影响。在这种平民化、社团化的新趋势之下，用歌诗形式诠释儒学、组织民众学习成为明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个崭新特点，邓洪波称之谓“儒学诠释的平民化”{22}，其目的是培植百姓合乎儒家理论的价值理念和伦常民俗，其教育对象跟唐宋的士子不同，而是遍布士农工商阶层的平头百姓。
歌诗最早起源于弦歌，《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同子游讨论弦歌一事，子游担任武城县令时用弦歌的方式来教化民众，孔子对此举给予了肯定。汉代郑玄解释“弦歌”为：“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23}可见弦歌是以诗的文本为依托，既有歌咏，又有奏乐。歌诗从一开始，其教育对象就是布衣阶层，明代书院的歌诗教育直接继承了这一点，因向不懂高深理论甚至不识字的民众普及儒学，歌诗就必须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简单易行的形式来进行，尽量口语化，使人易记易行。同时，明代书院歌诗也是直接将宋代书院语录体的口语化特征发扬光大，这与书院的平民化发展和理学盛行大趋势所相适，成为研究书院文学教育因素进一步发展的又一视角。
明代书院歌诗教学理念和实践首先从王阳明开始。究其原因，一是王阳明之学，在平定叛乱之后社会秩序重建工作中发展、兴盛，能有效主导一地民风的化育;二是王阳明“六经注我”的学术热情，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平民书院的出现，能为其提供理想的实践平台。贵州龙冈书院讲学期间，王阳明就有用诗歌教育民众之端倪。正德十三年（1518）平息寇乱后，他接连发布《兴举社学牌》《社学教条》《南帻乡约》，修复赣州濂溪书院。其中《社学教条》规定，教师要“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交兄。不但勤劳于诗道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24}在动乱始平，且经济落后的赣南山区，王守仁认为以歌诗为教学方法是启蒙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梯、忠信、义礼、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25}可明其化民成俗，推广基础教育之意。为此，他制订了相当详细的歌诗教学方法：“每日清晨，……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童生班次，皆如歌诗。”{26}这种群体化、规模化、制式化的集合歌诗教学，发其志意，按部就班，浅近易行，以致速成，开启了大众百姓的书院受学之路。
之后，泰州学派及其据以讲学的书院，继承了王阳明的歌诗教化观，开拓了明代书院歌诗教学的大道。关于明代歌诗，邓洪波先生于《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一文中择韩贞、颜钧二人为例叙述，以见其歌诗概貌{27}，如颜钧主讲扬州邗江书院时，著《箴言六章》阐发《圣谕六条》，其言浅近，每条之后皆附诗二首，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各安生理》等，有“父母贫穷莫怨嗟，儿孙命好自成家”“劝君勤俭度年华，谨慎长情莫谎奢”{28}等句，皆为较为成熟的七言韵体，浅显韵文，娓娓道来，内容遍及世事人情，用于教学，浅显易懂，迎合了平民的审美口味与知识文化水平，这些对爱师敬长、忠信笃敬等儒学基本伦理观念的详细诠释已具有较为浓厚的俗文学成分。从此，用歌诗诠释儒学为当时诸多书院所用，如东林书院一系的虞山书院，程嫩生马启超《明代时期虞山书院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虞山书院讲《乡约》仪式，其中可见其歌诗过程的高度程序化。“其歌法施以钟、鼓、罄等乐器，运用平、舒、折、悠、发、扬、串、叹、振九声四气之法，各诗半篇重复一句，全篇重复二句，其义精微。”其歌诗内容主要是孝悌、礼让、勤俭、守分等，按照程序反复歌咏，重复吟诵以求牢记，修身养性陶冶感染整个家族的人心，以求达到明显的教化效果。并且，虞山书院在会讲歌诗之余，也有较为定期的雅集创作。{29}可见，明代虞山书院的民众歌诗和会讲雅集形成了较为良好的联动，有利于士人的文学创作，使各个阶层的参与者们在交流中都增强了对文学的体认，互相渗透，互相感染。
书院歌诗的韵文，虽略嫌浅白不成篇，没有很高的文采，也没有丝毫对民众进行狭义上的纯文学教育的意图，但在这种形式的唱诵活动之中，儒学孝顺长辈、忠信笃敬等基本核心观念因书院讲师转写成押韵有规律、浅显易懂的类似于民谚童谣的韵文，进行了成功的再诠释，回环往复，朗朗上口，是俗文学在书院教学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和片段。这也体现出明代书院对民众间接进行文学普及，切实推进文学受众阶层扩大的成就。明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因素在这种歌诗唱诵活动之中得以稳步发展，代表着书院文学教育的一个新高峰。
四、结论
在书院这个传统教育体系中，书院藏书养士，教师讲学育人，学徒读书修身，教师、学生、教材（书本）三者构成了完整的教育过程，书院文学教育发展特征的演变，也密切结合了授受双方的需求变化和时代文体的流行变迁趋势。从总体来看，唐宋明三代书院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顺应着教育“下行”趋势和受教育对象平民化、文学普及化的时代潮流，受到了科举文学和俗文学两个因素的巨大影响。
在唐宋时期，从进士科考的功利性目的出发，书院士子的科举需求直接导致了唐五代山林赋诗结庐授诗现象的出现和宋代书院规模化、程式化的科举文体教学的流行。宋明理学流行后，大儒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凭借书院平台积极进行讲学和结社，将书面语言口语化并进行传播，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书院文学教育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俗文学因素。书院在唐以后，往往是前沿学术大师的平台和学术传播的阵地，教学内容逐渐增多，教学方法逐渐多样，教学水平也逐渐提高，因此可以支撑这两种因素的良好发展。北宋经历了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共三次兴办官学后，官学实行“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这个制度的实行导致书院与官学合流，形成了“三位一体”，如潭州地区的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地位由低而高，岳麓书院是潭州地区的最高学府，教学水平和质量居州学以上，它标志着真正能引领风骚的书院代表的诞生，标志着书院体制的健全和成熟。这类书院作为一地之文化中心，主导着当时学术潮流，进而影响该地之学风文风，其对文学的态度，可以决定大多数书院的风向，这也为书院文学教育因素的影响扩大提供了立足点。在这个发展形势下，书院受教育阶层也逐步扩大，书院学子身份从唐代科举士子和隐居学人逐渐下移扩大到明代的社会底层，雅、俗传统的混融和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推进了书院文学教育的教学传播范围的逐步扩大，这对我国传统文学的循序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助推之功。而唐以来科举文学和俗文学这两个因素在书院交织发展、演变发酵，也为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全面开花和最终繁荣，如多样文体的写作训练、文学读本和科举教科书的编纂等，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是一个涵盖内容非常丰富的大学术课题，涉及到了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书院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皆有密切联系，牵涉到了学术变迁、文风转向等核心问题，选择书院来研究古代文学教育是一种较为理想和综合的视角。在现代教育学中，“教育”本身有目标要求、需求引领、问题导向等基本理论组成成分，也有破除体制障碍，推动教育功能扩展，统筹协调教育资源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缩小公共教育差距等等实践层面的要求。分析文学教育因素在唐宋明历朝书院教学中生成、发酵、壮大的过程，可以更好地去把握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传统特色教育的特征，去初步构建一个书院和文学发展关系的背景框架，内化成研究书院教学的基础思路之一，也可以更好地探讨文学教育在书院繁盛和中国古代教育中起到的良性作用，并结合现当代教育理论，对当代科学教育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① 在我国古代“文学”一词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具有泛文学、泛文化的特征，对今日意义上的“纯文学”则一般用“文章”“文辞”等词指代。因此，正常来说，“文学教育”应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本文的“文学教育”中的“文学”概念，取了具有审美倾向的狭义文学作为范围，即包含了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行为及其作品的统称，力求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② 最早冠以“书院”之名的是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官方修书之所兼帝王歡宴和侍讲侍读之处，基本不具教育性质，跟后世通常的聚徒讲学的书院有明显不同，在此不做探讨。
③ 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3页。
④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册第144页。
⑤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⑥ （清）席启寓等编：《唐诗百名家全集》，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1920年，第287-291页。
⑦ 禅林大师与道家法师们往往依山林，立精舍，设讲坛，对唐代的初期书院产生了诱发作用。唐代士子多读书于山寺中，许多书院书堂直接从寺、观因袭而成，书院升堂讲说，个人读书潜修等现象也受了佛道影响。相关论述可参见宋大川：《略怡庸代士人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第27-32页。
⑧ （唐）李鹭：《题惠山寺诗序》，《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3页。
⑨ （清）陈宝箴编修，新加坡·陈国纬撰：《义门陈氏宗谱》，民国大义堂线装本，第13页。
⑩ 《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4页。
{11}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第291页。
{1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7页。
{13} 参见贾晋华：《五代庐山诗人群考论》，《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14} 本章关于“语录体”的相关论述，参见李劲松：《北宋书院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5} （宋）陈宓：《流芳桥志》，郑廷鹄《白鹿洞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16}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7}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2页。
{1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19}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64页。
{20}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3页。
{21} 钱钟书：《谈艺录订补》，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45页。
{22} 参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78-484页。
{23} （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7页。
{24} （明）王阳明著：《王阳明全集》（3），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25} （明）王阳明著：《王阳明全集》（1），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26}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88-89页。
{27} 参见邓洪波：《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8} 相关诗作参见黄宣民点校：《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页。
{29} 以上内容参见程嫩生、马启超：《明代时期虞山书院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in Pre-Qing
Shuyuan Book Colleges
Xiao Huihui and Sun Li
Abstract： With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or the shuyuan book colleges in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and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re-Qing colleges and literature from a literary point of view，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book colleges， from their inception， ha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and the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involving poetry and prose directly gave birth to th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book colleges; the appearance of quotation style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estified to the continuing fermentation of elements of litera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book colleges， and the rise of book-college-based songs and poems responded to the further popularisation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book colleg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book-college-based literary education complied with the trends in which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ved downwards， the receiving end of education was expanding， the literary styles of the age were diversified and popularized and closely combined the factors of imperial-examination literature and pop literature， achieving special results.
Keywords： Book colleges， literary education，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songs and poems， pop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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