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是一个有着特殊生命际遇的群体。这个群体承载了父辈一代和自身一代共同的关乎历史、族群、自我的“集体记忆”。他们以文字为记忆媒介，在超越时空背景的记忆空间里感喟历史、溯源情感、寻找自我。在原乡的追慕、身份的追寻中印刻下个体自我生命的根源，留存下凝聚认同、情感归属的凭据，融入下族群生息、文化香火的寄托。
关键词：台湾外省第二代;原乡;身份认同;记忆空间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4-0039-07? 原乡是台湾文学中一个镌刻着生命体验、熔铸着时空记忆、承载着族群历史的具有丰富内涵和美学意蕴的话语概念。它源于台湾多舛的历史境遇和特殊的精神症候。台湾的数次战乱、政权更迭、与大陆的长期疏离导致了岛上千万移民与遗民频繁陷入到与自己的家乡相离散的无奈命运中。历史的挫折和情感的创伤带给台湾民众沉郁苍凉的民族分裂之悲以及痛彻心扉的身份认同的精神重负。尤其对于台湾外省第二代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创痛剧烈地隐忍着来自父辈一代与原乡骨肉分离的乡愁痛楚，一方面困惑茫然于成长生活在台湾环境中自己新的身份定位的冲击和挑战。在这双重的情境下，他们以文字支撑记忆，在记忆空间里构建起心中的原乡，并以此来感喟历史、溯源情感、寻找自我。
一、原乡：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
记忆，是指涉过去的叙事，而过去又与历史息息相关。当历史渐被埋没，记忆则成为呈现那段历史的主要方式。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重塑机制，他在其论著《论集体记忆》一书中确认“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的存在及意义，指出共同的回忆是一个团体凝聚力最重要的手段，它是建立整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保障。“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①于是，集体记忆与群体保持了密切的关联。“集体记忆总是以一个处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群体为其载体，”并且“拥有具体身份”。②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皮埃尔·诺拉进一步表明，集体记忆的背后是“带有其不同标志和符号的社会”，“通过共同的符号，个人分享一个共同的记忆和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③以此来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积极的建构和诉求表达。对于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来说，他们是一个有着特殊生命际遇的群体。这个群体承载了父辈一代和自身一代共同的“创伤记忆”，因此，他们的书写是关乎一个族群、一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其中有着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建立、对过往历史的重塑、对当下现实的阐释以及对个体需求的诉说。
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外省籍子弟，自呱呱坠地起，身上便已烙刻下离散和追寻的印迹——因为父祖的来处是海峡对岸的广袤大陆。由此也注定了他们作为外省族群所必然要背负着的沉重的历史向度，而这向度的尽头就是“原乡何在”。
对原乡的眷恋化作连绵不绝的乡愁充盈在台湾外省第二代中。他们依据父辈的口述平添想象着“原乡影像”：一群在陕北漫天黄沙里绑着大鼓、戴着红巾的庄稼汉子;在一间破教室里绣了三四年绣像的湖南湘绣妇女们;虔诚的上香烧金纸的贵州地方戏的老艺人们……在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之中品尝、回味着家乡的味道：江西人的辛辣味、浙江人的糟白魚、广东人的酸酵味、山东人的臭蘸酱、北京人的面食点心……他们继承了父辈的怀乡情结，向往着礼赞睦邻友好、尊老爱幼、勤劳坚毅的华夏美德，在父母的追忆中触摸故乡的气息，追寻血脉之根、文化之根。然而，对于出身眷村的外省第二代来说，乡愁的来源不仅仅是那未曾亲履的原乡之地，更多的是带有自身生命印痕的眷村生活。
眷村，是台湾一个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人为刻意地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形成的战后随国民党来台的军眷聚集之地。这个特别的空间生活聚落孕育出独具一格的政治文化形态，它与生活于其间的有着特定族群背景的人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间交织构筑，形塑出特有的眷村文化记忆场域。而承载着这一记忆的人们正是诞生于此，并在这儿度过了他们青少年时光的外省第二代作家。
“眷村的生活，只有眷村成长的孩子，才能呼吸到属于军眷村里特有的空气。”④与没有眷村经验的其他外省族群相比，眷村儿女在自成一体，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接受着党政军一体的思想意识形态，体验着五湖四海皆为一家的鸡犬相闻的文化情感。因此，当眷村拆除改建，空间的位移变化使得眷村人再次飘蓬四散时，对眷村爱恨难解的眷恋与回忆成为眷村儿女思乡吟唱的主旋律。他们的乡愁是一幅幅根植于记忆深处的眷村图景，是生养他们这一代人的这方土地上的人和事。
眷村是朱天文儿时的伊甸园，虽处陋室、日子清苦，但却是快乐与温馨的。《子夜歌》中小孩子的童年乐趣、大人们的油盐酱醋、其乐融融的全家福、争吵拌嘴的夫妻俩，貌美如花的杜家七仙女……记录在小女孩薇薇脑中的眷村印象正是作者心中记忆的投射。还有《扶桑一枝》中恬淡和乐的家庭氛围，人与动物的融洽相处，朱天文早期笔下的眷村充满着温暖的烟火气息和桃花源般的安稳平淡。这正是她建立在父辈原乡情结之上的对男耕女织、各司其职，琴瑟相和、秩序井然的礼乐中国的怀想与向往。苏伟贞的《有缘千里》亦用“情”建构起她所念兹在兹的眷村经历。相濡以沫的夫妻情、互帮互助的邻里爱、纯真热烈的朋友谊……眷村里的人们没有血缘关系却彼此守望、同舟共济、在异乡之地凝塑了休戚相关的共同生命情感体认。尽管眷村有着美好的过往，但同时也是滞后愚昧的所在，隐藏着种种矛盾与裂痕，让人亟欲逃离。《离开同方》里的眷村是一个“混乱不堪、疯狂没落的渊薮”。⑤眷村里的人无论老少都带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症。整个村庄笼罩着怪异诡谲的气氛。而最令人心寒的莫过于村民们对身边人日常琐事、个人隐私指三道四的看客消遣心态和他们对别人痛苦的津津乐道。他们的不幸与政局的丕变、乱世的流离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时代的残缺使一些人疯了、健忘了、无品了，或无奈地不完整地煎熬着”。⑥作者以酷烈的笔调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她对眷村保守、落后，人性缺失的反思。同时，也借助人物之口发出了对自我命运的质询，“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段叔叔、李妈妈等父辈一代陷入记忆恍惚之中，下一代的阿瘦、中中则是不停地找回自己的父母、找回自己的血缘至亲。无根的焦虑与惶惑如影随形地跟着同方眷村的男男女女。迷失在历史政治巨变漩涡中的人们找不到自我身份的定位，这是作为外省族群丧失原乡的无限感伤，也是对历史的悲情叩问。
当凝聚着外省族群亲密情感的眷村随着台湾政治的解严、改革的进程而在台湾地图上日渐消失时，朱天心用她珍藏的个人记忆和绵密的生命细节，用丰饶的文字来呼唤离散的族群，执守住内心永恒的乡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在开篇抒情乐曲Stand by Me的笼罩下氤氲着浓郁的怀旧愁绪。全文没有了具象化的人物个体，而是树立了一个整体的族群形象，这个族群有着共同的文化体认：象征着眷村特色的竹篱笆，融合着来自大陆天南地北生活习性迥异的军民大家庭、演绎着外省腔调的国骂“他妈的”，哼唱着流行歌曲《今宵多珍重》……一个个生动具体、琐碎又鲜活的点点滴滴映射出眷村人曾有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即使是眷村中的丑陋与不堪、腐朽与阴郁，也都是眷村人真实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也是唯有眷村人才能理解并葆有的“情感、情绪、情结”。⑦
离开眷村而又想念眷村的女孩儿们，我深深同情你们在人群中乍闻一声外省腔的“他妈的（音踏、马的）”时所顿生的乡愁，也不会嘲笑有人甚至想登寻人启事寻找幼年的伙伴或甚至组个眷村党，因为你不甘愿承认只拥有那些老出现在社会版上、仅凭点滴资料但照眼就能认出的兄弟们（如X台生，山东人，籍设高雄左营或冈山或嘉义市或杨梅埔心、或中和南势脚、或六张梨、南机场……那些个从南到北、自西且东、有名的大眷村集结之地）。……眷村的兄弟们，你们到底都哪里去了？⑧
一声声呼唤是对他们渐已失去的乡土/眷村的留恋。尤其当台湾的政治气候对外省族群日益不善时，族群身份的不被认同让外省第二代精神与身体双重“失乡”。他们“来不及安葬父祖叔伯的悬棺，自己已经变成老人，忙着点数同时失落的两种乡愁。”⑨在现实与历史的重压下，外省第二代以多于父辈的焦虑和痛惜、失落和压抑，用共享的成长经验来书写“原乡”。在他们的笔下，“原乡”亦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集体记忆的负荷，族群生命的载体。无论是困苦还是甘甜，这些都是对自我重新认知的源泉，是联系情感、确立认同的依据，更是与时间的对峙，与时代的抗辩。
二、“我是谁”：记忆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意蕴丰富，简单意义上讲是“对身份的承认和认同”，也指自我的同一性或认同感。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率先提出“identity”，将“认同”和“认同危机”并置考察，认为身份的建立首先源于自我对自己的认识和承认。身份认同除了需要个体的自我确立之外，还与社会建构有密切的关系。诚如美国思想家阿皮亚所说，“一种认同总是通过你的宗教、社会、学校、国家提供给你的概念（和实践）得以阐述，并且这些概念还通过家庭、同辈和朋友得以调整。”⑩在影响身份认同的诸多因素中，个人的集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也就是说，一旦人失去了归属感，那么，作为个体的自我认同也随之遭遇挫折。继而对身份认同的渴求就格外引人关注。“我是谁”的再次询问牵引出“被回忆的过去”，“我们通过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遗忘来定义我们自己”。{11}通过记忆，个体获得自我认同的历史依据。“我们对我们自身的理解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决定于我们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消退、变化或不断增强的记忆。”{12}當聚合了外省族群生命意义的共同体——“原乡”失落时，外省第二代们顿时陷落在“失根”的状态中，身份的迷失让他们唯有在回忆中正名，在文字中寻找。以文字守住记忆，以文字为自己代言。
“旅台”之期的幻灭，“在台”事实的既定，让父辈一代彻底困在了这个偏隅之岛，成为岛上“在而不属于”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亲族，失去血脉。同时，他们过往的经历，他们的身份也一并在这个异地的空间里失落了。身份的失去如魔咒般刻在了外省第一代人的意识深处。他们将不愿接受的流离命运转化为对过去无休的回忆，将自我封闭在那一段过往时光中，像“坏掉的唱盘重复播放”，{13}甚至不断地加以想象与虚构，再造了一个个属于他们的故事，一个他们想“意图亲近且置身其中的‘他的当代”。{14}然而，思之切，痛之深。尤其在不被理解和认同的异乡，“回忆非但不再能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失重，反而让当下的现实显得压迫难堪。”{15}于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在传统思想与本土意识的颃颉中，父辈们无所适从，只能在错位的时空里顾影自怜。同时，他们又把自己的这种身份失落、精神落寞的离乡之痛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孳乳出有着共同身世历史但身份却更为尴尬的“台生人”。
谈论你们的身世，得从名字说起：十个你们当中总有三、五个叫“台生”，一、二位名“保台”，可是就是看不出你们的来处。或者说，你们的名字刻划的是共同的未来，尴尬的身分湮灭了厄舛的身世。
其实一样。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16}
“台生”，一个带有着集体性象征意味的名字。它是特定历史的记录和见证，是上一代人生命的转折，同时又是下一代人身份迷离的开启。这些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人，无论父母同为外省族群，还是有一方是原住民，他们的身份的尴尬与历史的渊源自他们出生之日起就已经嵌入了他们的生命之中。“我是谁”成为他们终其一生的质问和寻找。
外省人身份的复杂让他们无法说清自己究竟源自何处。“祖家”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象征。他们生命的一端系着对岸的想象，一端系着本岛的现实，而自己却只能成为两不归属的中间的一段。这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界限，又是台湾与大陆的纽带，也是时代风云际遇下的人生迷津。当一党独大的体制逐渐瓦解，本土意识日渐兴起，原先被噤哑压抑的本地文化及本土论述甚嚣尘上，外省族群的尴尬身份与日俱显。尤其在他们失去了眷村，离开了这个可以为他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安身立命之处，进入到台湾本地社会之后，没有了同类的相濡以沫，没有了同族的集体记忆，外省族群犹如“河入大海似地顿时失却了与原水族间各种形式的辨识与联系”。{17}他们的身份在社会的变迁、族群的碰撞中一次次迷失。认同的裂变与焦虑让外省第二代不断地重新思索与定位自己，为自己所属的这个日趋边缘和孤立的族群寻找当下的存在意义。
朱天文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极尽描摹了外省人对身份认同的游离、焦虑与追昔。透过对种种逝去的青春的哀叹，传递出作者对曾经所拥有的眷村美好世界的留恋和伤感。哀伤青春在蹉跎岁月中的流逝，悲恸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失。而伴随遗忘、失忆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更是镂骨的隐痛。外省族群抑郁于心的被放逐的痛苦与无法回归的怅惘借同性恋者小韶的身上间接的表达了出来。小韶在大千世界中上下寻找，在文明古国里漫游思考，以为获得身份的一隅。但在他的版图中，却唯独“跳开那一大块陆地”，“现在，它在那里，一件我脱掉的青春皮囊，爱情残骸，它狼籍一堆扔在那里。我淡漠经过它旁边，感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遥远的国度都陌生，我一点也不想要去那里。”{18}作者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以老灵魂的苍凉记录了第一代外省人回归原乡的企盼和重返原乡“恍如异国”{19}的苦楚以及原乡、眷村空间的消失带给外省第二代人严峻的身份危机。在漫漫求索的过程中，朱天文将原乡的遥想、身份的认同化为正在使用的文字，用文字记录下、保存下她渴望能亲履的土地，那日夜思念的地方。
朱天心在《古都》中借助记忆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为自己定位，为眷村人正名并寻求归属和认同。小说在人物的双重身份、两地的相互更迭、时空的历史交错中建构了一个自我生命的追根溯源。叙述者“你”在异国古都彳亍独行，所见景物依稀间和台北的景致别无二致。空间的对比所显现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风物，而是从地理空间牵引出的存放在作者深处的情感记忆。当珍藏于心的桃花源式的“纯真年代”不复存在，“失古”的焦虑时时缠绕着失去生命根源的异乡人。面对“在这动不动老有人要检查你们爱不爱这里，甚至要你们不喜欢这里的就要走快走的时候。”{20}“我”“到底是外来客，还是本地人？所有的欲望、记忆，与身份重重掩映，让人难分彼此，所有事物的真理、历史的因缘都成了众生法相的投影，一场半梦半醒的迷魅。”{21}朱天心在“历史/地理”的双向时空背景下，在个人生命记忆的频频回顾中，不断勘探台湾的前世今生，并试图将自己融入这共享的历史文化脉流，透过追忆不断重塑原乡图像，以抵抗历史痕迹逐渐消逝的生命源点，为外省族群寻找一个属于他们的原乡空间。到了《漫游者》，朱天心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追寻父亲灵魂去向的漫游征程中，以与死亡的问辩隐喻族群的命运。父亲的病逝代表了第一代外省人与大陆血脉源头的断裂，代表了这一代人所信仰的价值体系的坍塌。父辈的离世使后世的外省族群更加失去了生命的航道，只有不断地出走、旅行、漂流，去寻找“梦中市镇”。{22}朱天心用沉重的笔调在《漫游者》中指涉了眷村人坎坷、尴尬的历史文化境遇，更喻示了外省族群无根的流亡困境。尤其是父辈一代的亡故，更让这一代人“因为至亲死亡突然造成的巨大时间裂隙而被抽离开既有的坐标，而悬浮。”{23}中国大陆原乡遥不可及，生身故土的台湾又质疑“你”外省人的身份，朱天心以她自己坚强的写作姿态，用自己的历史记忆讲述着他们的岁月故事，为眷村辩护，为外省族群言说，为自己的身心寻觅栖居之地。
走出眷村的张大春同样既深刻体会着父辈们远离故土、思乡情切的忧愁及信仰瓦解、茫然无依的痛苦，又面对着自身群族在台湾政权更迭中被非议、被排斥的困扰与愤懑。他藉由渗入父辈记忆、个人体验的文字叙述冷静地面对历史与现实，在他所从事的“画梦的行业”中寻找自己的根。《将军碑》是一部深含寓意的小说。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冲突隐喻了外省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精神上的隔膜和价值观的差异。父亲是一位将军，在大陆时的那段军旅生涯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最精彩的人生部分。这不仅是属于父亲的个人历史，也是宏大的家国历史。父亲参与了诸多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战功彪炳。然而这一段他最引以为豪的珍贵回忆却在儿子那得到了无视甚至是不屑。儿子维扬不以为然地表示这只是一段属于父亲的而且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对于这对心存芥蒂的父子俩来说，历史带给他们的是无法抒怀的精神重负。将军父亲对年轻时参与历史建构的英雄自我念念不忘，这段辉煌岁月是他生存意义的存证。尤其当暂时栖身的眷村变成了永居之地，台湾政权的风云变幻瓦解了他们的信仰，为了免于在虚渺无望的他乡失去自己，这些过往的记忆就成为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和原乡寄托。但对于下一代来说，父辈的记忆就像原罪一般加注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痛苦不堪。他们一面背负着父辈的创伤，一面又想奋力地挣脱这一切。但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倘若全盘舍弃了父辈的历史，那么“我”从何而来，小说中倔强的儿子维扬也不得不发出：“坦白说，我们都活得很矛盾”的无奈感慨。{24}
在不断的反思与追问中，张大春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源生地，在《聆听父亲》中完成了对“根”的确认。在这部近乎写实的小说中，作者以父亲的成长为主轴再现了一个家族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兴衰荣辱。充盈在文本间的是对原乡人、原乡文化的追念与思慕。张大春的家族史时间源头直溯至光绪末年，场景亦在大陆与台湾间转换。围绕着祖上大陆济南老家“懋德堂”和现今的台湾三口之家，娓娓道来父子间、兄弟间、宗族间的人情人事。个人命运、家族兴衰、动荡历史相互交融，在中国的百年变迁中再现了普通人物平凡而又跌宕的曲折人生。这部历时五年的时间完成的《聆听父亲》是张大春对家族记忆的珍藏，更是为后代留存家族历史的存证。虽然祖家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已是久远模糊的记忆，甚至是旧体制、旧文化、旧价值的象征，但同时“它是根、它是来历、它是饮水当思之源，它是不容践踏遗弃的记忆。”{25}一如文中张大春泪眼模糊、叩头拜别祖宅，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寻根认祖的身份确认，更是对父辈苦难、家国多舛这段历史存在的认同。但是，张大春诉说的意义又不限于此，他讲述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让聆听的人能够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26}尤其对台湾的外省族群来说，或许这一份沉甸甸的原乡记忆、家族私史是他们拨清迷雾、寻找身份的最好明证。
同样以父亲为名，追溯历史，探寻身份的还有骆以军。他的文学创作更鲜明地饱含着一种身份忧患意识。骆以军对自我身份的重探从父亲的人生开始溯源。《月球姓氏》中的父亲在大陆已娶妻生子，因避祸丢下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儿，历经生死磨难只身来到台湾。一日分别，终身离乱。父亲和发妻迫于生活的需要，各自嫁娶生子。时光辗转，当父亲回到家乡，面对妻子的改嫁，子女的私心，一切美好的原乡想象与情感寄托皆被消解全无。若父亲悲哀于回不去的原乡，那么，对于出生在台湾的“我”而言，则是无法回去的原乡。少年欲模仿先祖的迁移，却在冒险猎奇的中途迷失在杂乱庞大的建筑工地里，归家而不得。少年的困境可以说是“我”的切身写照。父辈的生命中有着真实的原乡影像和流亡经历，而“我”只是生活在父亲的回忆里。复制父亲的经验犹如缘木求鱼，被困在“中正纪念堂”而不自知更是“我”与父亲一代精神信仰的断裂，“茫然无知”的身份状态让“我”不免哀怨：“啊，这又是一个背着故事的迁移者的、无身世的后裔呵。”{27}作者在小说里凌乱无序的各色空间里跳跃穿梭，用漫游的脚步串起破碎的记忆，用场景的拼贴暗喻家族的历史，甚至将“我”妻子的家族迁徙流变纳入其中，构筑了一个枝节繁多的家族史。在这个庞杂的家族中，“我”的身份无疑是混乱的。《远方》中，“我”直面自己的多重身份，远赴大陆九江，与失散多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們”汇合，共同救助中风的父亲。在表面的“救父”故事下深藏着纠缠不清的家族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分裂的痛苦。在“我”的原乡之地，“我”的“长兄”已是一群“老人兄弟”。他们浓厚的地方乡音让“我”不明所以。“我”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又让“我”与“长兄”产生诸多价值认同上的差异。尤其让“我”难以言说的苦楚是被大陆、台湾双方的情感排斥。在大陆，“我”已几乎听不懂亲人的口音，他们的一句“你们台湾人”使“我”如坐针毡。而在出生地台湾，“我”又被当地人视为“外省第二代”。置身于大陆、台湾夹层中的“我”“简直像不鸟不兽的蝙幅”，{28}“我属于他们每一个面貌中的每一部分，但又不是全部。”{29}被双方遗弃的命运是“我”与生俱来的身份记号，“我总是满嘴酸苦，像一个遭诅咒无法将血滤净的变色龙后裔，艰难地选择两边皆唾弃的身分。”{30}这种“莫名其妙的被抛弃、弃离的境况”是骆以军一生所耿耿于怀的，他以书写刻画出“弃与背弃的轨迹”，{31}并在《西夏旅馆》中爆发出来。
在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巨著中，骆以军将笔触从个人的家族史延伸到父辈一代的流亡史，构筑了一个“典型异乡人故事”。{32}迁徙者的后裔图尼克为了求证自己存在的意义，来到“西夏旅馆”，借助父亲遗留的手稿《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进入到父辈的时空中探本溯源，由此掀开了一段古今交织、扑朔迷离、似真亦幻的西夏王朝的兴衰史和图尼克家族的流亡史。穿插在其中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形形色色携带着各种复杂身世背景的人物。他们都是被社会排斥、驱逐的边缘人，聚集在“西夏旅馆”里咀嚼着他们的回忆，驰骋着他们的想象、证明着他们的身份。在他们回溯各自的故事中，骆以军投射了父辈一代迁徙流亡的命运。他以图尼克们的“脱汉入胡”隐喻在台湾的大陆人。脱离原有生活空间来到陌生环境中的他们总感觉浑浑噩噩，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只能迷惘地过活着。对于父辈来说，他们的记忆完全定格在离开大陆之前，他们生活的唯一信念就是永不停歇地讲述他们的过往。父辈一代困在了记忆里走不出来，他们的怀乡执念成为了后代的精神负累。
但是这唯一的从父辈口中得知的信息又是正确的吗？在身世的追索中，发现老人的叙述出现了混乱，专家的考证与既定的史实发生了抵牾，骆以军不断地讲述着又不断地解构着，不确定的叙事皆来自无法归属的身份困境：“‘异族永远不是他人，而是自己。”{33}或许外省族群也会如消逝的西夏帝国一样，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面对这忧患重重的生存状态，骆以军以《图尼克造字》作为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文字是历史与文化的存证。图尼克的文字重造是一项极具野心的“自我制造工程”。它为自己的身份、为自己的群族著书立言，自此以后，“我们”生的小孩，“他们不再是外省，也不可能是外省第三代。这个记号到我们这一代止，那些被定格凝住小说里的逃亡，也到我这里为止。”{34}
可以说，外省第二代作家用自己深刻的生命经验来“反身性地安排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s）而形成自我认同”。{35}他们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记忆怀想融入进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之中，通过文字与现实对话，传递出自我的姿态、族群的认同。也正是基于这种双方对话的不断碰击，反过来又拓深了台湾情势变化的复杂，丰富了台湾文化脉络的厚度。
三、结语：以文字为记忆媒介为“我”书写
“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36}在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看来，文字可以被视为和“思想”比肩的媒介。它是书写者的一种自我交际、自我对话。翻看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蕴含其中的是他们关于流离与逃难、重建与扎根的沧桑丰富的人生。从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记录了一个个独特鲜明的饱含自己生命印记的“个人”历史。这些鲜活的生命、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社会体验的记忆的汇聚，则构成特定时代下特定族群的历史发展样态和精神症候，进而获得对于“我/我们”身份之认同。
作家莫言曾说：“我看到的台北有一种浓厚的怀乡情结。它的怀乡的情结跟当年许多大陆人流落到台湾有密切关系，他们流落到台湾岛，与家乡隔断四五十年，怀乡的感情一定会产生。他们的后代对故乡的记忆是记忆的记忆。台湾年轻作家像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他们的乡愁是一种梦幻，是一种传说，他们的乡愁是建立在父辈的乡愁之上。”{37}这些“新一代在台湾长大”的外省籍作家与生俱来的有着“双重故乡”：父辈生活的原乡老家、自身成长的家乡眷村。无论何种故乡，虚幻也好，真实也罢，他们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承受了“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被迫‘离开”的痛苦。{38}有着难以言说的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与历史、身份与族群的身世负累。面对大陆原乡的无法亲近，现存故乡的一再逝去，身份认同的焦灼困境，他们通过文学的方式记录下面临消失的历史的痕迹，以此来保存终将逝去的记忆，用对故乡的追忆来追溯来由、铭记身世、抵住遗忘，用“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把大陆和台湾联系起来”。{39}在这个超越时空背景的记忆空间里，有着个体自我生命根源的印迹，有着凝聚认同、情感归属的凭据，更有着族群生息、文化香火的寄托。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②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
③{11}{36}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第62页;第206页。
④ 程幻幻：《眷村儿女》，收入青夷编《我从眷村来》，台北：希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⑤ 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⑥ 陈义芝：《悲悯撼人，为一个时代作结》，收入苏伟贞著《离开同方》，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版，第6页。
⑦ 张大春：《眷村子弟江湖老》，《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0年12月29日。
⑧{17}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頁;第217页。
⑨ 张启疆：《老人家》，收入《消失的□□》，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⑩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12}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失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13}{27} 骆以军：《月球姓氏》，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第309-310页。
{14} 骆以军：《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15} 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
{16} 张启疆：《君自故乡来》，收入《消失的□□》，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18} 朱天文：《荒人手记》，台北：新经典国文传播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95页。
{19} 朱天文：《说明一下》，《下午茶话题》，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20} 朱天心：《古都》，新北：INK印刻文字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页。
{21} 王德威：《老灵魂前世今生——朱天心论》，收入《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9页。
{22} 朱天心：《漫游者》，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1页。
{23} 黄锦树：《悼祭之书》，收入朱天心《漫游者》，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7页。
{24} 张大春：《将军碑》，收入《四喜忧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第27页。
{25}{26} 張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页;第260页。
{28}{29}{30} 骆以军：《远方》，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9页;第62页。
{31} 王德威：《我华丽的淫猥与悲伤? 骆以军论》，收入《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94页。
{32} 骆以军：《西夏旅馆》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33} 骆以军：《默片场景》，《文讯》第258期，2007年4月，第99页。
{34} 骆以军：《经验匮乏者笔记》，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5页。
{35}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 p.244.
{37}{39} 《三双眼睛看台湾》，载2004年03月18日《南方周末》，本报驻京记者夏榆记录整理http：//news.sina.com.cn/c/
2004-03-18/12103037765.shtml.
{38} 张嫱主编：《宝岛眷村——一群临时的顾客永远的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Space of Memory： Native Speech and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by the Writers in Taiwan Whose Parents Were Born Outside It， with Su Weizhen， Chu Tien-Wen， Chu Tien-hsin， Chang Ta-chun and Luo Yijun as the Main Subjects for Investigation
Wang Dandan
Abstract： Writers in Taiwan whose parents were born outside the province are a group with a special kind of life experience as it bears a collective memory of history， ethnicity and self， shared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generation of their parents. With words as a medium of memory， they feel for history， source emotions and seek self in the space of memory that goes beyond space and time， inscribing the source of individual lives， keeping evidence for congealed identity and where feelings belong， merging them with the life of their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hope that culture may last，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admiration for the original homeland and of identity.
Keywords： Writers in Taiwan whose parents were born outside it， the original homeland， identity， space of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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