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施叔青的小说题材涉猎广泛，其不断迁徙的经历带来了身份的模糊性，也使其作品表现出丰富的意蕴和多重文化特色，因而其创作被称为“施叔青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施叔青作品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题材意蕴、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其后期两部大河小说尤为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旨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及港台有关施叔青小说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形成对施叔青研究的较为系统的认知。
关键词：施叔青;题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大河小说。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120-09
施叔青，当代著名女作家，1945年生于台湾鹿港，即旧时古城洛津，后进入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学习，1970年赴美国修习戏剧。20世纪60年代，施叔青凭借《壁虎》①走上文坛，其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样，体现出丰富性与包容性，正如王德威所言，“不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写实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乡土文学还是海外文学，于她都有迹可循。其作品已具有教科书的意义。”②施叔青生于台湾，又与香港联系紧密，既经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历西风西学的浸染，作品呈现出多元特色，这也成为学界提出“施叔青现象”的直接源头。
随着大陆涌起思想解放的大潮，两岸文学与批评的交流渠道逐渐畅通，大陆关于施叔青作品的研究进入丰赡期。本文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引入同时期港台学术界的代表性成果，以此窥探大陆与港台学界的不同思考脉络，进而形成对施叔青研究的较为系统的认知，对两岸批评家研究角度、观点的异同及原因进行探讨。
在持续关注施叔青创作的学者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大陆学者白舒荣。白舒荣与施叔青渊源颇深，2006年其《自我完成，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入“台湾作家研究丛书”。作者指出，“施叔青一生平顺，无大起大落，无艰难曲折，于做传本不有利，但她对知识无止境的追求，对文学心无旁骛的专一，以及她精彩纷呈的创作成果，如实落成文字，她本身也竟成了令人耐读的小说。”③以此为基础，2012年白舒荣完成了《以笔为剑书青史》，由台湾远景出版社推出。该书以线性时间发展为经，以人物在不同地域与文化中的游历为纬，所注重的不仅是施叔青外在的感性生命，更是其内在的精神成长史，为研究者了解施叔青的写作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一、题材意蕴研究
（一）乡土往事
施叔青生于台湾鹿港，其笔下描写乡土的作品往往以原乡鹿港为中心。而“乡土”在台湾文坛属于流动的概念，从最初的强调写实到加入历史、性别等的杂化建构再到后期的解构反思，“乡土”的概念一直是漂浮的能指，具有被不断填充的可能性。20世纪初的台湾学者提出“乡土”、“新乡土”、“后乡土”的说法，由此概括出乡土文学的流动面貌。施叔青说：“我想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本能的生活经验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写的贴切。我除了喜欢写鹿港的那些小人物，以及那些小人物周遭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点，我非常怀念鹿港过去的光荣。”④施叔青笔下的乡土生活作品之中夹杂着民间历史、风俗信仰、神话传说，已不同于传统的乡土小说，因而被归入“新乡土”的范围之内。
1986年，刘登翰便对施叔青早期小说中的乡土元素进行了阐释，其论文《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之间》⑤认为，施叔青一方面构建了故乡淳朴的乡土世界，另一方面又带着现代的目光，描写了故乡病态的景观，乡土世界是其创作的最初的根。对于其笔下乡土的研究，也见于之后的研究论文中。郑岩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施叔青小说简论》⑥认为鹿港相对封闭的创作空间奠定了施叔青独具特色的情结模式，家乡鹿港的各种奇风异俗散见于其小说创作中。王天舒《论施叔青小说中的“家园观念”》⑦认为“家园”为施叔青提供了一种阐发形式，乡村的经验深深熔铸在其记忆中。囿于台湾长期以来的移民状态，施叔青的家园书写始终存在着对抗和融合，但是其中的原乡情节却始终未变。
故土难离，两岸学者都注意到了施叔青对于根的重视，如白先勇指出“童年時代那个古风淳朴的乡俗社会是施叔青创作的土壤、生命的根。”⑧与此同时，对于施叔青原乡题材的研究，港台学者表现出了不同的切入角度与研究脉络。如李紫林《地理环境的历史书写：从地貌及地理空间解读〈行过洛津〉》⑨从文本涉及的地理环境入手，探讨地理环境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分析地理环境所引起的生存危机，进而解释了施叔青对家乡的独特解读。文化意象暗含着更加深层的隐喻，担负着文本阐释的功能。刘依洁《〈三世人〉中的台湾文化意象》⑩对施叔青小说中出现的台湾文化意象予以解读，作者认为，施叔青通过对于意象的书写达成对乡土的关注和回望，其最终指向点仍在乡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地方作为描摹主轴成为台湾乡土文学书写的新面向，施叔青作品中所描摹的乡土，不仅单纯地承载其家园情怀，而且包含着更大的愿景，即为原乡做史志式的概览。朱云霞在《流动的乡土——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管窥》之中，以《行过洛津》为例，认为其表现乡土的作品体现出女性的乡土想象，指出《行过洛津》中体现出的洛津风情，承载着地方志式的内涵。同样，石晓晓在《台湾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述伦理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中以“流动的乡土”概括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与朱云霞观点不谋而合。施叔青在新乡土文学方面的创新与努力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新乡土之称扩大了乡土的内涵，呈现出杂化的色彩，一方面，这与彼时台湾文坛现代主义的传入关系密切，另一方面，这也源于作家对于原乡历史的再想象。施叔青以地理景观、民风民俗、鬼怪往事达成对于乡土的再关怀，而最终的指向点仍是其心中的乡土情结。
（二）浮华都市
施叔青于1963年赴台北读大学，可以看做是其“离乡入城”的开始，都市文化进入施叔青的视野。施叔青书写自己认知中的城市生活，体现出对繁华都市的另类思考，即观察隐藏于繁华之下的琐屑和苍凉。
与一些土生土长或久居香港的作家不同，施叔青是香港的外来者，其笔下的香港故事与本土作家存在差异。白先勇认为，“施叔青的小说可能港味还不足，但香港在她笔下却有一份外来者看到的新鲜感及浪漫色彩。”并指出，“香港作家看香港是从当事人的眼光，所以香港種种现象视为当然，而施叔青虽然在香港居留的日子不算短，但她写香港却完全是从一个外来者（Outsid-er）的眼光，所以香港在她的笔下，事事新鲜，光怪陆离。”“外来者”的观点同样得见于刘登翰的《香港文学史》，并且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延续，如梁雅雯《“外来者”的香港经验与香港叙事——论施叔青香港时期的创作》，该从施叔青“外来者”身份入手，进而言及其香港时期的小说创作，与白先勇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
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施叔青以叹世界的立场开始对城市的华丽探险，书写城市的痴嗔贪怨。孙思邈《浮华都市欲与情——论施叔青香港小说中的物欲都市与情欲历史》是篇较为全面论及施叔青笔下城市题材作品的论文。文章认为施叔青以外来人的视角书写香港这座城市的生活，揭示出香港浮华空间中生活的空虚。
生活的空虚导致了生存意义的模糊，陈映真《试论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系列》（1986）中提到：施叔青的作品，“对腐朽世界”并无明确的批判态度，即使有，也是“轻省的、不触及要害的、和善意同情的。”甚至颇为严厉地说：“这反省和批判的弱质，便是施叔青的作品不安地摇摆在新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颠跪摇动。”此种观点在孟丹青《消费时代的红男绿女——施叔青香港题材小说解读》得到延续，论文指出了施叔青在此类题材中过于沉浸在“叹世界”的惊喜中，未认识到腐朽世界的病根所在，因而也就丧失了批判性和深刻性。这可以看做其香港题材小说的不足之处。
此外，也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切入对城市的研究。陆雪琴《超越性别的写作——论施叔青香港时期的创作》认为，施叔青香港时期的小说对触目所及的香港社会进行了批判。被殖民情境下的香港政府形同虚设，上流社会的虚与委蛇，人情的荒凉一一显露，香港这座城市在物质大潮的挤压下变成了无序的世界，也带给作者精神上的荒原之感。
台湾学者林芳玫《地表的图文与身体的图文》则表现出与大陆学术界研究思维的不同，文章从性别与空间的角度着手，摘取小说中提到的现实存在物，如海洋、港口等，借此阐释城市的物化空间。
施叔青小说多围绕乡与城展开，原乡作为其作品的根本，一直承载着其对乡土本源精神的坚持，而城市作为更加开阔的背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更具值得开掘的意义。
二、人物形象研究
1960年前后，台湾文坛发生新变，以白先勇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为阵地，西方文艺思想如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等大量涌入台湾，掀起一阵现代的“腥风血雨”。1970年，施叔青随丈夫赴美，又恰逢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尾声。女权主义运动企图颠覆父权等级秩序，追求两性平等，消解父系权威，书写女性自我诉求的主张对施叔青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女性形象研究
施叔青对女性的关注早已引起两岸研究者的重视，如李今《在生命和意识的张力中——谈施叔青的小说创作》就指出，施叔青“在创作中随着本人的成长、成熟，不断变换着女性的视角：少女——妻子——情人，从女性对生命特有的经验和体验出发，表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价值判断取向”，李今肯定了施叔青“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既世俗的又要超越世俗的，既现实的又要超越现实的人类与社会的完满和完美，有着既是女性的又要超越女性的本色和努力。”港台学者陈芳明也曾对施叔青的女性立场予以总结，认为“施叔青从一位自我审视的女性主义者，翻转成为具有立场与判断的历史观察者，是建立史观、抗拒男性价值的一个历史书写者。”施叔青自己也说：“我好像特别喜欢描写身份地位卑微、社会边缘的女性，《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行过洛津》里的阿婠、珍珠点，演艺旦的许情也是吧！”施叔青作品的描摹重点多偏向于女性，并在其身上加入隐喻，女性常与城市、历史、政治等相关联，表现出施叔青为女性正名，以此消解男性权威的愿望。
朱小燕《异地求生的女性群落——谈施叔青小说中的外乡女性》提及了施叔青前期小说中异地求生的女性形象，指出女性在陌生环境中的情感压抑，及无力面对命运的困境，这种困境也体现在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的身上。于静《新时代的旧悲剧——浅析施叔青的都市女性故事》分析了施叔青笔下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尽管她们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却始终难以摆脱男权的束缚和影响，独立和寻求男权庇佑的矛盾一直存在于都市女性的心中，自我怀疑成为她们难以走向独立的因素之一。对于女性困境的阐释同样见于张淑云《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的都市情结》中，论文以张爱玲和施叔青作品中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认为女性在都市的繁华中呈现出一种放逐自我的状态，在弃绝和坚守自我中犹豫徘徊，因而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
从人性角度切入，表现女性的生存困境，是另一种表现角度。高从云《超越性别的人性书写——施叔青〈愫细怨〉简评》从对人性的分析入手，通过愫细与两个男人的关系，表现出受过高等教育女性在中西文化中不见容于任何一方的夹缝状态。作者认为愫细与两个男人的纠缠即可看作香港回归前夕与东西方的纠葛。这契合着后殖民语境下的东西方关系，也成为后期大河小说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之一。
王瑞华则从物化角度切入，分析都市女性的命运。其论文《物化：香港女作家叙写都市人的命运一种——以张爱玲、施叔青、西西的小说人物为例》指出在三位作家作品中人物在财富的诱惑面前逐步地丧失了自我，这也是都市人悲切命运的深沉挽歌。
颜柯洁则指出了施叔青小说中对于女性塑造的进步一面，其论文《张爱玲、王安忆、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世界》（《苏州大学》2009）综合分析了张爱玲，王安忆及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指出了施叔青不同于前两位作家的强烈女性主体意识。施叔青笔下的女性一直在清醒地承受着痛苦，反抗性相对强烈，这可以看做是施叔青对于两性认识的进步一面。同样，盛开莉《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同样指出了施叔青笔下女性受压迫的现实，但重点在于探求女性出路，同属进步的方面。
当前学界对于施叔青笔下女性形象的解读相对完善，从最初的形象分析扩展到后殖民视角下的城市与女性的类比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研究轨迹变迁。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多半带着反常态的色彩，她们同属于想要极力冲破束缚的一类叛逆者，体现出作者企图打破父权权威设定与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定位，以此让女性发声的愿望。
（二）男性形象研究
施叔青作品中一直存在着“男性群像”，但是在当前研究中，有关男性形象的研究成果尚显单薄，未形成系统。施叔青以女性作为重点书写对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对于女性的关注，相应地遮蔽了男性的光彩。
李伟《“火车头的传说”与施叔青笔下的男性群落》是当前最早涉及施叔青笔下男性形象的论文。这篇文章从“火车头”的传说入手，一反前人对于施叔青笔下男性压倒女性的认识。文章认为施叔青笔下的男性处于压迫者和受害者的双重位置，他们既专横，自大，同时又煞费苦心地掩盖缺点，维持着自己强者的面目，渴望着温情。由于时间的限制，这篇文章并未涉及施叔青后期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因而放在当前来看分析稍显不全面。
季真真发表于2010年的论文《浅析施叔青笔下的男性形象》从鹿港时期、赴美时期及香港都市三个时期着手，分析施叔青不同创作时期男性性格特征的不同。鹿港时期其笔下的男性形象带有变形、颓废的色彩;赴美时期多从心理入手，描绘其丑陋的心灵和扭曲的人格;香港都市时期则从男性压抑角度入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内心苦闷的男性。由此深入，可以看出施叔青的创作轨迹从个人化体验转入具体的社会现实层面，且对人物心灵的分析逐步深入。
王烨的《施叔青小说综论》（《华东师范大学》2004）从“男人购物”的角度入手，以《维多利亚俱乐部》中的男性徐槐对购物的疯狂分析开来，购物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活动，是男性找寻自我的一种外在表征。从侧面表现出其笔下的男性同样是大时代下的精神流浪者，都市繁华的光怪陆离使男性不得已以此种方式实现自我认同。
女性一直处于施叔青书写的中心地带，但是作为配角的男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开掘性，尤其是在当前普泛解读其笔下女性的各种意涵的同时，应该给予男性形象一定的重视，以此更加全面地把握施叔青作品的价值。
三、艺术特色研究
施叔青的作品倾向于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展开叙述，迷恋于技巧的运用，前期充滿浓重的现代主义气息，中后期则转向于写实。正如王德威所言“施叔青的小说在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运用方面表现出了“教科书的意义”。当前学界对于施叔青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从叙事艺术及怪诞（grotesque）美学两个角度着手。
（一）叙事艺术
费勇在2001年发表于《华文文学》的《叙述香港——张爱玲〈第一炉香〉、白先勇〈香港——1960〉、施叔青〈愫细怨〉》中选取不同时代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分析三者对于香港的不同叙述方式，她们借香港与外部的相遇来讨论香港的存在问题，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恰好凸显了其笔下人物的边缘化特征。
台湾学者刘思坊《魅/媚相生——论施叔青与陈雪的疯狂叙事》认为两者同为女性疯狂叙事的代表性作家，施叔青侧重于怪诞，将故乡的风土人情诉诸于笔下，形成一幅鬼魅的画卷。另一位台湾研究者李欣伦则从受苦叙事的角度入手，《受苦叙事与身体隐喻──以施叔青〈台湾三部曲〉与钟文音〈岛屿百年物语〉为例》将施叔青和同为鹿港出生的钟文音关于台湾书写的作品进行比较，李欣伦在总结两人外在经验相似性之后，认为施叔青有意以身体所遭受到的苦难应和台湾发展的历程，并以此建构苦难史。而此种以文学重构历史的写作策略恰恰印证了茱莉亚·克莉斯蒂娃所提到的苦痛叙事。
有学者从叙事立场的角度介入作品。杨烜《冷眼看繁华：施叔青香港题材小说的叙事立场》（《郑州大学学报》2012）指出，“施叔青的香港题材小说，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用舒缓有致的笔调演绎了香港百年沧桑的历史巨变。其中，以女性的经验消解历史、以女性的视角探讨两性关系、民间立场与贵族精神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叙事方式。”
王萌从反方向的不可靠叙事入手，其论文《施叔青家族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与叙事伦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认为，施叔青的家族小说中均存在着不可靠叙事，探讨家族与女性之间的不可靠性、殖民与女性之间的不可靠性和衣服与女性之间的不可靠性，并指出不可靠和可靠叙事相互转化。独特的叙事策略呈现出文本的包容性，由此给予了读者更多的判断空间，同时修改了男性正史一直以来的垄断，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叙事的切入研究恰好证实了其作品艺术技巧运用的广泛性，“教科书的意义”自然有迹可循。
（二）异化美学
鬼魅和怪诞是施叔青作品独特的美学指向，其作品的异化特色是学界研究重心之一。怪诞美学研究者凯撒（Wolfgang Kayser）曾指出：“西方自浪漫主义以降怪诞美学当道。怪诞来自于世界，器械，植物，人，兽各种元素的杂凑，代表了我们世界支离破碎的投影。怪诞是一种暧昧的效应，在断裂力量的支使下，我们对看似熟悉并不和谐的世事，觉得疏离起来，从而粉碎了贯穿其间的连串意义。”鬼魅成为施叔青表达身份、婚姻、死亡和性别观念等认知的直观方式。
李伟《“火车头的传说”与施叔青笔下的男性群落》提及了古老而神秘、充满着怪异色彩的火车头传说，火车头每每化作人形，赴娼寮寻找姑娘，怪异的故事在施叔青文本中带上了神秘和温情的色彩。鹿港小镇的鬼魅故事为施叔青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启蒙，也成为其作品中鬼魅故事的不竭源泉。徐玲《梦魇世界的“恐惧”述说——施叔青与残雪早期创作的灵魂对话》将施叔青和大陆擅长描写鬼魅的作家残雪进行比较。作者分析二人作品中鬼魅的不同来源，认为施叔青作品中的恐惧来源于人物内心，这也是当时台湾文坛高压状态在其作品中的无意识流露，而残雪则是由于外在环境而使人物产生恐惧。
于静则将施叔青和徐晓斌进行对比，探讨二者作品中对女性幽微心理状态的探寻，指出鬼魅的不同来源。其论文《穿越神秘的女性境地以徐小斌〈羽蛇〉与施叔青早期小说为例》，将施叔青和徐晓斌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前者作品中的鬼魅来自变异的外部，而后者则源于内心的细思极恐。
台湾学者唐毓丽则从疾病的角度展开，其论文《台北意象与讽刺美学：探索疾病书写中的人文价值》（《东海中文学报》2013）认为施叔青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是其展示台北独特风貌的策略，并直指资本主义重利轻义的文化，展现出了疾病与都市文化的相关性。疾病作为一种反常的状态，却得以在施叔青笔下成为常态化的现象，体现出神秘之外另一种体现鬼魅的方式。
施叔青坦言自己是“张爱玲迷”，其笔下的鬼魅色彩带有张爱玲“将活的世界写死”的意味，无边的荒凉与萧索成为女作家抒发内心鬼魅的区域，而若再向前追溯，这一鬼魅的传统如王德威所言，可达至鲁迅，《野草》中的种种正是集体意识的恐惧和迷魅。施叔青对于鬼魅的营造与中国文学的志怪传统同样有所契合，白先勇更是指出了施叔青与怪诞美学的渊源：“比诸诗鬼李贺，‘南山何其悲，鬼雨撒空草。”由此来看，施叔青小说中的鬼魅色彩仍有较大的可开掘空间。
四、大河小说研究
《香港三部曲》和《台湾三部曲》是施叔青后期创作的两部长篇巨著，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在笔者搜集到的施叔青研究文章中，自兩个系列作品出版以来（从1996年算起），涉及或主要论述这两部作品的，比重达到53%。如古远清《简论施叔青的小说创作》主要选取了《香港三部曲》和《台湾三部曲》展开叙述。这两个系列作品的丰富意义，给了研究者极大的阐释空间，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梳理。
（一）香港三部曲
《香港三部曲》包括《她名叫蝴蝶》（1993）、《遍山洋紫荆》（1995）、《寂寞云园》（1997）三部，堪称是对香港历史的寓言性书写。自问世以来，相关研究一直呈现增长之势，各家解释不同，但基本围绕在女性、殖民、历史等关键词，后殖民角度一直是学界切入的重点。
按照后殖民理论的分析路径，女性和历史同构的研究思路广泛见于当前研究中。台湾清华大学廖炳慧的《从蝴蝶到洋紫荆——管窥透视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认为在黄得云身上体现出赫雪特所提出的诸种妓女类型，而黄得云身上所展现出的种种新式行为，暗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隐喻。《遍山洋紫荆》中黄得云对于传统女性的归化令人不适，但若从深层经验而谈，这也是施叔青跳出已有约定观念的一次尝试。凌逾《女性主义建构和殖民都市百年史——论施叔青的长篇小说〈香港三部曲〉》是当前知网收录的大陆最早的一篇全面研究《香港三部曲》的文章，文章指出了三部曲的文学史意义：“开创中国小说打造都市百年史的先河”，作者仍然延续着学界提到的殖民论和女性论，虚构的人物黄得云进入了真正的历史当中，准确地还原了历史记忆中的点滴，不重史线而重精神的手法也有助于增强叙述的真实性。
此外，从城、史互构的角度切入，也可视为研究者的有益尝试。张书群、秦磊的《欲与城：百年沧桑史的构造——论施叔青小说〈香港三部曲〉的文化意蕴》指出，三部曲中欲望和城市、历史相互勾连，呈现出香港复杂丛生的历史万象。在文本中，西方宰制东方，男性宰制女性的定势被打破，映射着殖民者在香港势力的消长，也写出了殖民者和殖民地的互动。延续此思路，李钧《家国同构，香港史诗——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从《香港三部曲》的家国历史入手，作者指出香港仍旧笼罩在后殖民的文化危机之中，并通过黄蝶娘种种西化的言行加以佐证。
施叔青的作品大量使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知识，由此从侧面指出了一个锐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西方话语主导的文本中，离开了西方理论后评论者的无力，殖民化精神的覆盖应当引起担忧。
除上述角度，从女性与城市互构的角度切入，是为依附后殖民理论的又一尝试。谢世宗《性别图像与阶级政治：否想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认为黄得云与香港是一体两面，二者的发展交融共生。作者虽提出了否想的说法，意在对前人观点进行革故鼎新，但是思维仍旧束缚在前人对于妓女与城市的解释中，并未超越此前成果。林曼曼等人的论文《东西文化夹缝间的妓女形象与身体政治——比较研究香港三部曲和扶桑》（《三峡论坛》2016）在分析两者形象的暗喻内涵时，依附后殖民理论中对于中西与男女之间的类比关系，指出黄得云和扶桑都是处于中西夹缝中失语的人。这种失语症正是源于他们不为中西任何一族所接受，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其身上的特质逐步杂化，人物史也是政治史。
《香港三部曲》以妓女的经历作为叙述的主体，抛去了大叙述的思维模式，以底层女性的经历为轴，牵扯出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当前学界对于其后殖民角度的解释囊括了女性和历史的隐喻、女性与城市的互动、城市与历史的同构等，显示出相对完备的解读。
（二）台湾三部曲
《台湾三部曲》是继《香港三部曲》之后施叔青的观望故园之作，带有历经沧桑后的转身回眸姿态。施叔青决意为自己的故乡做传，故城鹿港即洛津，作为台湾先民最早登陆的地方，成为施叔青笔下台湾三部曲的开端。
张羽于2005年发表于《文艺报》的《〈行过洛津〉戏曲内外的台湾传奇》，是当前知网收录的最早一篇《台湾三部曲》的研究文章，彼时台湾三部曲第一部问世仅有两年，因而仍属“管窥”。文章从戏曲的角度切入，其中出现高达二十几次的梨园戏《荔枝镜》恰是了解这段被遮蔽历史的最佳文本。文章已经注意到人物许情被去势的倾向及人物与城市历史的同构，为日后台湾三部曲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路。
同年，刘登翰《施叔青：香港经验和台湾叙事——兼说世界华文创作中的“施叔青现象”》中也提到了《行过洛津》，认为其中所刻画的“民俗台湾”，以小人物描述大世界，体现出历史的颠倒。这种颠倒不同于主流正史，而是带有着民间历史的真实性。
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融入了大量的节日、戏曲、说唱和传说等民俗内容，刻画了一个真实的民俗台湾，许多研究文章从此角度着手，分析了大量史料之下的隐蔽内容。台湾学者林晓英《音乐文献抑或艺术史小说一〈行过洛津〉》指出施叔青在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音乐、戏曲艺术，因而抛去所公认的小说身份之后，《行过洛津》同样可以看做是一本“音乐文献”或“艺术史小说”，作者分析了艺术史和小说之间的对话，其中真实与虚构的交缠，具有更加深刻的文化含义。白舒荣《施叔青的故园想像》认为施叔青令小人物担当历史的见证人，将正史遗忘的民间故事一一搬入历史舞台，为正统历史中的洛津增添了民间的生命力。其中所提及的施叔青文本中的历史细节，以及背景式的历史事件，无疑可以看做是施叔青想象故园的文本体现。台湾学者林芳玫在《文学与历史：分析〈行过洛津〉中的消逝主题》，从史料的角度探讨施叔青作品中的主题，认为施叔青揭露了被遮蔽于正史之外的历史前魂，而历史本身便是经历过二次建构，真实性显得无足轻重，重点在于史料本身所传达出的文本含义。此外，沈曼菱《历史的寄存：施叔青〈三世人〉中的身/物》同样执着于施叔青作品中史料的作用及价值，作者指出了施叔青以细微处体现历史的特点。诸如服装和器物往往在施叔青笔下被赋予建构家国，阶级，民族的重要使命。从史料角度切入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台湾于历史中被遮蔽的部分，施叔青为后殖民、后现代等经典浪潮做解释，后殖民角度成为研究台湾三部曲的另一个视角，性别、城市、历史成为研究的几个关键词。
从性别和历史的角度切入，仍是当前被广泛援引的研究方式，朱云霞的《性别视阈下的历史重构——试论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认为施叔青以女性书写重新建构了台湾历史。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的认同变迁为女性正名，展现边缘女性和殖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历史景观。文章将性别、殖民及历史联合进行探讨，提供了思考臺湾历史的不同角度。延续此思路，王泉在《“台湾三部曲”的历史意识与女性书写》中指出：《台湾三部曲》全然超脱官方的男性的史料记录，形塑了完全属于施叔青个人的女性历史，脱离主流，选取支流成为其建构历史的方法;但是仅以作家的女性身份即断定其作品对于历史的描述是女性化的未免牵强。
朱云辉在《三世流转：台湾移民·殖民经验论——施叔青“台湾三部曲”人物谈》以《台湾三部曲》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切入点，探讨了殖民与移民、成长与迁移、及其中所隐喻的台湾历史命运。施叔青描写边缘、让小人物发声、以小博大的史观与其寻找历史、重铸历史的情怀值得思考。
从性别和叙事角度切入，体现了施叔青建构小历史的愿望。杜旭静在《身份的漂移和台湾历史的文学建构——施叔青〈行过洛津〉论》中指出，施叔青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人化而不是宏大叙事，因而历史的宏大被消解，以小人物的经历带动对洛津历史的书写，体现出施叔青挖掘民间历史的叙事策略。作者同样指出了因施叔青居住地的变动所导致的其在台湾现代主义女性小说中的缺席现象，与刘登翰所提出的施叔青现象不谋而合。曾秀萍则从小说中的性别操演入手，进而延伸到身份认同和性别流动。在《扮装台湾：〈行过洛津〉的跨性别飘浪与国族寓言》（《中外文学》2010）中，作者提到了许情跨性别的叙事策略与国族寓言相关，显示出有关性别和国族的另一脉叙事路径。朱云辉《论〈风前尘埃〉和〈KANO〉的殖民遗绪》（《华文文学》2017）从文本和电影语言出发，阐释了文字及电影画面后的日据想象。作者提及《风前尘埃》中的种种写真，写真作为一种直观的方式，隐喻着人物的价值认同，透过写真可以看到日本殖民者的种种殖民策略，作者由简单的写真和电影出发，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出其内在的精神理路，充满独特的思考。
结语
当前，学界对于施叔青作品的研究已较为全面，涉及题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其后期的两部大河小说更是得到批评界的高度重视。大陆和港台学界对于施叔青创作在原乡问题、都市问题、女性问题、历史重构等的共同关注中，体现出不同的分析路径。相对而言，港台学者更重视细部的开掘和处理，并常常以跨学科的视角展开，从音乐、戏曲、摄影、史料等独特角度介入研究，如林晓英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行过洛津》，并探讨艺术史和小说之间的互动;又如李紫林和林芳玫都曾以“空间”作为切入点进行文本阐释;或如沈曼菱从史料角度切入小说研究。以上的跨学科视角无不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角度。如此，大陆和港台对于施叔青作品的研究便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补。而造成大陆及港台对于施叔青研究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长期以来治学思路的两脉有所关联;另一方面，大陆学者与施叔青无论是在地理还是心理上，都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于宏观方面更加侧重，而台湾学者近水楼台，加之对于台湾现状、文坛思潮的熟悉，使其可以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切入。
学界广泛认可的后殖民视角一直是分析施叔青作品的热点所在，但稍有不慎，即会陷入重复的无意义循环。当前学界对于施叔青作品的研究涌现出诸多新视角，如荒林《后现代女性主义文本——读〈香港三部曲〉》（《华文文学》2017）即抛却了学界一贯对于《香港三部曲》的后殖民解读，指出女性建构家族历史的后现代性命题。因而，对于其作品的研究应该积极开掘新的视角，采取更加新颖的方法，不仅对其积极意义进行开掘，更要注意到其作品中的不合理因素并给予考察，唯此，才能促进研究的长足进步并保证其不竭的生命力。
① 关于施叔青处女作《壁虎》的发表年份，学界有四种不同观点，在这里一并加以辨析。第一种说法是《壁虎》发表于1961年，如施叔青作品集《维多利亚俱乐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写作年表》中，载有“一九六一处女作短篇小说《壁虎》发表于台湾《现代文学》二十三期”。第二种说法是1962年。如李今的《在生命和意识的张力中——谈施叔青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开篇提到当代台湾女作家施叔青1962年以处女作《壁虎》震惊文坛。这两种说法应是将作家创作作品年份作为作品发表年份，或表述不够准确之误。王德威在《异象与异化，异性与异史——施叔青论》（《落地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中认为，施叔青的创作是从1961年的《壁虎》开始的，又提到其作品以怪诞荒谬见长，这从“她17岁初试身手的《壁虎》”可见端倪。第三种说法是《壁虎》发表于1968年，如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提到：“《壁虎》（1968）作为施叔青的第一篇小说就显示了她的梦魇世界。”持此种说法的人较少，或是作者无心之误。第四种说法则认为《壁虎》发表于1965年。白先勇在《香港传奇——读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博易月刊》1988年5月）中指出，“施叔青的第一篇小说‘壁虎是投在《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上，那是一九六五年。”不过关于期号，此处有出入。而在其《〈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又有这样的文字：“我在美国接到二十三期《现代文学》，有一篇小说《壁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白舒荣为施叔青作传中的《施叔青创作年表》同样指出《壁虎》发表于1965年，其《自我完成，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写到：“1965年《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上，‘施叔青连同〈壁虎〉赫然在列”。苏伟贞、刘俊主编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华文女性小说世纪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选取了《壁虎》一文，在作家介绍中也指出《壁虎》发表于1965年2月《现代文学》23期。查找《现代文学》23期可以发现，该书确实出版于1965年2月，同期还有陈映真《猎人之死》等台湾作家的作品。因此，关于《壁虎》发表于1961或1962，亦即施叔青在17岁时发表了处女作《壁虎》，这类说法均是不准确的，《壁虎》应是发表于1965年台湾《现代文学》23期。
② 王德威：《殖民世界的性與政治——评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二〈遍山洋紫荆〉》，《读书人》1996年第1期。
③ 白舒荣：《自我完成，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④ 陈秀芳：《如是我写——与施叔青一席话》，《幼狮文学》1975年第2期。
⑤ 刘登翰：《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之间》，《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⑥ 郑岩：《传统与现代之间——施叔青小说简论》，《华文文学》1990年第2期。
⑦ 王天舒：《论施叔青小说中的“家园观念”》，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⑧ 刘登翰：《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之中——论施叔青的早期小说》，《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⑨ 李紫林：《地理环境的历史书写：从地貌及地理空间解读〈行过洛津〉》，《东华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⑩ 刘依洁：《〈三世人〉中的台湾文化意象》，《应华学报》2013年第13期。
A Running Commentary on the Shi Shuqing Studies since the 1980s
Yu Chunling and Ma Haiyang
Abstract： Fiction by Shi Shuqing covers wide-ranging themes and its constantly migratory experience has brought it an obscured ident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her work to have rich contents and multicultural features. Hence the them about her work as‘the Shi Shuqing phenomenon.Since the 1980s， mainland studies on Shi Shuqings work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quantities， with great progress made in terms of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cusing mainly on the implications of subject matter， image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artistic features， her late two Roman-Fleuve novels becoming key works for the scholarly worl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rovide a running commentary on the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n fiction by Shi Shuqing， from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ince the 1980s in order to form a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the Shi Shuqing studies.
Keywords： ShiShuqing， themes， images of characterisation， artistic features， Roman-Fleuve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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