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婧

　　

　　

　　摘要：明朝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日本江户时代上田秋成撰写的《雨月物语·蛇性之淫》，这两个同时以“蛇妖”为情节主线的小说文本，在情节、形象等要素上呈现出了诸多相似与差异性，体现了中国文学向日本传播，并施加影响的过程。运用“述本与底本”的叙述学观点分析两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同时意识到日本作为接受国所固有的民族文化与审美能动性，是如何体现在述本对底本的选择上的。分析两个“蛇妖”文本的深层联系，明确中日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过滤”作用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相关思想的一大体现。

　　关键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蛇性之淫》;底本;述本;文化过滤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3-0110-06

　　明朝冯梦龙编撰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日本江户时代上田秋成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中的《蛇性之淫》，两个文本有着极为相似的情节主线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是分别围绕着“白娘子”与“真女儿”的蛇妖形象展开的，同时也呈现出了具有本国文学特点的差异性。中日不同民族的文学文本在交流碰撞中存在的异同特征，可通过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所提出的叙述文本的二元化进行考察。不同文本之间所体现的相似性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作品都可以假定为是同一故事的无数叙述表现之一。”底本可以称作是文学创作所需的没有边框的绵延不断的事件流，即素材库，述本则是在底本的全部构成中进行适当挑选加以叙述，即《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的具体文本，前者属于“人物活动所及的全部空间”，后者则是“叙述文本中叙述者报告所及的‘空间注意力的焦点”。中日两个述本的异同显而易见，各自的底本则隐藏于直观文本之下，值得分析。通过中日“蛇妖”述本的异同而进行的，对于各自底本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蛇妖”从中国明朝远游至日本江户时代的线索、过程的理解，并由此衍伸出多种思考的可能。通过叙述学与符号学的方法阐明“文化过滤”在不同国家文化接受中的体现，也是比较文学跨学科方法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中日“蛇妖”述本的异同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讲述的是南宋时期生药铺主管许宣遇见貌美丧夫，家境殷实的白娘子与丫环青青，在种种波折后与其结为夫妻，却被道人与法海和尚识破了白娘子与青青的妖怪身份，经历了白娘子对其的纠缠后，法海最终将白娘子收服在雷峰塔下，而许宣也随其修行，最终得道圆寂。《蛇性之淫》的篇幅较之更短，讲述了江户时代渔业之家的次子丰雄，偶遇同样条件的真女儿，与其结成夫妻后发现其为蛇妖而逃脱，另娶妻子后发现真女儿依旧纠缠不休，最终求助于神社法海和尚将其收服镇压，得以保全性命。

　　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进行述本与底本的分层理解，首先可以对两个文本的显性述本所提供的情节的类同性与差异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整理与分析，通过直观的对比，可以概括出这两个文本在“男子遇蛇妖”这一情节主线上的选择。

　　如上表所示，通过对两个故事的述本呈现出的情节线索的初步概括与比较，可以看出最直观的明显相似之处，然而在篇幅比重较大的情节与人物设定的基础上，两个述本也呈现出了同样直观的差异处。例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除了许宣携带被盗的官银被抓到官府从而第一次获罪流放的情节之外，还有他穿戴白娘子为其准备的，实为赃物的衣物饰品外出，而被第二次抓获的情节，以及李员外垂涎白娘子美色，意欲调戏却撞破她的白蛇真身以及许宣姐夫意外看见白娘子蛇身的情节，《蛇性之淫》中只有丰雄因真女儿所赠宝刀而第一次被抓的情节，也删去了他人发现真女儿真身的情节，直接就使神官道破其妖怪的身份，同时也增加了丰雄另娶妻子，却在新婚后不久发现妻子被真女兒所附身的情节。以及结尾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确写出许宣在白娘子被降服之后，自愿跟随法海剃度修行，最终成为留下“色即是空”警句的得道高僧，而丰雄的结局则仅以“保全性命”草草作结。这几处述本情节的差异对于进行两个文本的比较，有着重要的意义。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提炼元素，进行比照分析的仍是显性的，可以被读者第一时间所把握的述本层面，通过这一述本的把握，对于隐形底本的挖掘有着一定的帮助。

　　与情节的异同性相对应的，还有“白娘子”与“真女儿”这一蛇妖形象本身塑造的异同性。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同为主动引诱男子，与之婚配的蛇妖，同样因所盗财物而使得男方获罪被捕，并且在被识破真身之后对男子百般纠缠，也有着与前来降伏自己的人的多次对抗与最终失败。但其对于周遭人物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虽为蛇精的化身，却呈现出“伶俐、爽朗、泼辣、对待爱情积极主动”①的世俗妇女形象，她虽因个人的爱欲而突破了人妖之间的界限，却不曾真正夺取他人性命，对于前来降伏自己的捉蛇先生，她只是略施捉弄便放其离去，甚至在她被法海用法力逼出原形的危急关头，还为与自己为伴的青鱼怪青青祈求饶恕。而《蛇性之淫》中的“真女儿”却是一个对与丰雄之间的情欲有着极度执着的妖魅野性的形象，她屡次胁迫对她怀有惧意的丰雄，并因妒恨而附身于丰雄的新婚妻子富子，还用蛇毒害死了前来收服自己的法师。前者形象相对平民、世俗化，后者形象偏于鬼怪的邪魅阴狠。可以看出对于“白娘子”的形象塑造，两个述本中的隐含作者，呈现出了价值观上的界定差异。在白娘子贪求男欢女爱的本能之上，隐含作者更注重表现的是一个依托于蛇妖身份，而内在却更倾向于市民社会中普通市井女子的形象，还为其增加带有怜惜之情的人性面呈现。真女儿的形象则更多地承载了日本人民传统认知中对于“蛇妖”、“蛇怪”的恐惧心理，以及对其难以脱离动物性本能的“淫”的自然形象的认识，这一点通过丰雄的视角，以及全知叙述者对丰雄内心恐惧惊慌之情的描述，得到了体现。对于同样是“蛇妖”的形象，文本中隐含作者所传达出的两种不同的书写与评判，也是基于中日两个不同民族对市民文化中的“妖怪”的不同认识。

　　“蛇妖”情节与形象的异同，此时的梳理还只是在述本层面的直接把握，为何出现这种异同现象，以及更深层次的关系梳理则需要进入底本层面，进行探讨。

　　二、“蛇妖”述本与底本的关系

　　底本的概念过于抽象且边界模糊，需要将其放置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蛇性之淫》的特定文本中进行讨论，借助符号学知识，可以厘清两个文本中底本与述本所呈现的关系，仅选取几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述本情节为例，呈现叙述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如下图一所示。

　　如上图所示，借用符号学中的组合与聚合的概念，试以此来较为形象地展现底本与述本在两个文本中的关系。图一选用“白娘子”的相关述本为组合轴，各处情节作为符号，被互相搭配地链接在同一水平轴上，而某一剧情相对应的纵向聚合轴上则是各个可以互相代替的同类符号。例如，白娘子所送的“银两”在述本中也可以被换成“香囊”、“宝刀”等物，而其他聚合轴上的相关符号也可以进行替换。然而，聚合轴上与情节相关的各个建构要素，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选择的，通过选择之后而确定下来的要素就固定在了“白娘子”述本的横向组合轴上，从而通过这一系列的选择产生了小说文本的情节。此时，就“白娘子”这个述本而言，其底本就应该是包括图一的聚合轴上的各种要素的集合，每一条聚合轴上的要素都可以被运用，而通过选择进入到组合关系中的则是某些特定要素，通过纵向的把握，可以看出视为材料库的种种要素被选择录用的情况，它们作为底本的一部分被留存在了各个聚合轴之上。通过横向上的把握，可以看出“银两”、“金山寺”、“法海”、“捉蛇先生”、“捉弄一通”这些选择之后所确定下来的情节与要素，组成了链接在水平链条上的组合关系，同时也就是我们所能直观地通过可见的文本，把握到的述本的情节线索。同理，在“真女儿”的蛇妖故事中，也应当是这样的在聚合轴中选择底本材料要素，在组合轴上链接述本情节关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已经由表一知道了两个“蛇妖”故事中所包含的一些情节相似点，这些相似的情节在两个叙述的组合轴与聚合轴的交接点上，应当是相对应的。例如，白娘子送“银两”给许宣，对应的是真女儿送“宝刀”给丰雄，白娘子在“金山寺被法海识破真身”，对应的是真女儿“在吉野被神官识破真身”。然而，通过对这两处述本情节的底本的范围考察，可以产生一些思考。以图一所示的“白娘子”部分聚合、组合关系为例，在聚合轴上的白娘子所赠的“银两”与其它要素如“香囊”、“玉佩”、“宝刀”一样，都只是还未被选择进入文本这一媒介的材料元素，在底本这一材料库，还未为“白娘子”这一“蛇妖”述本，进行情节选择的时候，“银两”与其他要素并列于底本之中，和“玉佩”、“香囊”一样，都有可能成为被隐含作者所选择为进入述本的材料。因为在隐含作者还未将特定的述本意义，加于材料选取的这一过程的时候，底本中的上述各个材料要素的地位，应当都是均等的，而独特的意义以及述本的情节，则产生于隐含作者对于“银两”这一要素的选择与提取中。值得注意的是，与之相对应的“蛇妖真女儿”的故事中，此处的组合轴上所选取的要素是“宝刀”，“宝刀”这一单纯的材料要素也可以作为“白娘子”叙述的“银两”聚合轴上的一个要素，尤其是在这两个情节线索与人物形象都如此相似的“蛇妖”述本中，由此可见，底本的材料库看似是没有边界可以进行任意选取的。然而，“蛇妖真女儿”的述本最终在此处的组合轴上，呈现的是“真女儿将供奉神社的宝刀送给丰雄定情”这一情节，新添加的“神社”这一日本宗教元素浓厚的要素，是和“白娘子”的中国文化色彩的底本截然不同的。因此，原本可以同时共用的底本材料库，此时出现了重叠的分层。更明显的还有“白娘子在金山寺被法海和尚识破真身”和“真女儿在吉野被神官识破真身”这两处相对应的述本。隐含作者在选择要素生成情节的时候，是考虑到了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尤其是“日本蛇妖”述本中的隐含作者虽然很大程度上参照了“白娘子”的情节设定，但是在涉及到文化层面的细节要素的时候，依旧是以本国文化特色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看出，“真女儿”的蛇妖述本在这两处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走向上，所选取的底本材料库与“白娘子”的底本还是大致相同的，然而“神社”、“吉野”、“神官”等要素则体现出了“真女儿”底本中的独特性，两个“蛇妖”述本所采取的底本则出现了差异性。如果说将“真女儿”的蛇妖述本理解为隐含作者吸收“白娘子”蛇妖述本之后，对其进行的模仿与改编，即日本文学史上江户时代小说对明清白话小说的“翻案”的话，则可以理解，日本“蛇妖”的底本与中国“蛇妖”的底本在某种程度的完全重合之上，还有基于此种重合，而结合自身文化特色衍伸出的崭新要素。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之外，由于注意到了两个“蛇妖”叙述中还有着完全不同的情节，例如“白娘子”述本中有“李员外垂涎白娘子美色意欲调戏，却看到其白蛇真身”、“许宣第二次穿戴白娘子为其准备的赃物饰品，又被夜巡的官府人员抓获审讯”的情节，“真女儿”述本中有“丰雄逃离真女儿后娶得富子为妻，却发现富子被真女儿附身，而最终被夺去性命”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各自的叙述中所独有的，实则是代表了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所截然不同的特点，因此不会发生重复。《警世通言》作为明朝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一，力图描绘的是市井小民的现实生活，街坊商铺、柴米油盐、嬉笑怒骂，大多是围绕着这样的市民阶层的普通百姓生活所展开的故事，因此，“白娘子”的蛇妖述本看似应因其妖怪的诡谲设定而呈现出更多的神秘虚幻的书写，却最终呈现的是如上所述的，更加贴近现实、普遍的明朝市井生活的内容。而“真女儿”的蛇妖述本中关于“真女儿因嫉妒附身并害死富子”的独有情节，也与日本江户时期市民文学的独有审美观念有关，自平安时代《源氏物语》起，就有“六条妃子因嫉妒源氏正妻，附身于其上，并将其害死”的述本情节，流传自江户时代，出于对“意气”这一饱含坦率情欲的审美观念的推崇，江户时代作家更加善于运用这一桥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歌舞伎剧作代表作之一的《东海道四谷怪谈》中，女鬼阿岩附身于情敌身上，并夺走其性命。这样的叙述传统可以体现出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体现在“真女儿”的蛇妖述本上时，则更加显出了与中国蛇妖述本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这两处明显具有本国特色并且毫不重叠的述本内容，在笔者看来，它们相对应的底本应当也是完全不重叠的，此时它们的各自对应的那一部分底本应当是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价值体系，所培育出的材料库中，因此与前两种情况的底本又有所不同。因此，结合这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以“白娘子”与“真女儿”述本分别对应的底本为例，与其将底本理解为平面的材料库的铺展，不如将其理解为立体的结构，因为首先两个底本有出现材料完全重叠的情况，其次有在原有重叠基础之上自行衍伸出崭新材料的情况，又有底本材料完全不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说，以“白娘子”底本为基准，“翻案”创作而成的“真女儿”述本的底本中，既有与之重叠的材料，也有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新材料，也有与之截然不同，分属与完全不同次元的材料。

　　关于“人物形象”是如何在底本与述本中的关系中体现的，笔者认为，人物形象是在许许多多的情节的总结归纳中逐步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中日两国不同“蛇妖”形象首先是在各自的组合轴上的一处又一处情节的链接中，通过这一链条的逐渐延伸、充实，并糅合归纳了这些链条上各个情节点，最终在此基础上描摹展现出来的。例如，“白娘子”的蛇妖形象，虽也有其“妖魔性”，但是通过白娘子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对捉蛇先生与青青的人性怜悯等，隐含作者所传达出的更多则是一名封建社会背景下，有着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却最终宣告失败的普通市井妇女形象。而“真女儿”的蛇妖形象，更多的则是体现出了其“淫荡”、“邪魅”、“毒辣”的妖魔化特征，述本中通过神官点出蛇妖是淫性之妖，喜好情欲以及真女儿出于嫉恨害死富子等情节，使得她的蛇妖形象与白娘子便有了较大的差异。鉴于人物形象是产生于组合轴上的处处情节的共同作用，那么，组合轴与聚合轴的交点即情节产生的那一点，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情节是通过对底本材料的选择而产生的，因此“人物形象”也应当与底本材料库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考虑到了上述所说的三种不同底本之间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又都与不同底本所属的文化特色、民族背景等现实因素相关，因此两种“蛇妖”形象的塑造，归根结底便是与中日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隐含作者在叙述中的价值观念的体现虽然在述本中，通过形象、情节等呈现出来，但通过上述分析，事实上还是植根于自身所从属的文化背景之中的。

　　理清上述线索，对于“蛇妖”形象以及相关情节是如何通过述本，而从中国文化体系向日本体系转化是有所帮助的。

　　三、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解

　　通过对“蛇妖”形象、情节在中日文学之间的异同，运用底本、述本概念进行的分析，可以从形式论的角度对这一转变有所认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借由以上的叙述学分析，在对“蛇妖”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中的具体呈现这一点上，还可以运用相关概念对比较文学变异学中提到的“文化过滤”，进行新的角度的理解，在此只简单谈谈笔者个人的看法。

　　《比较文学论》一书中对于“文化过滤”的概念是“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收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②，从变异学的角度，可以将“蛇妖”的中日异同作为“文化过滤”的现象来进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底本”、“述本”的概念，可以对这一变异学概念进行理解。“文化过滤”的概念投射到具体文本分析中，其实就是隐含作者在就述本情節进行选择的时候，在底本材料库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取向。“交流信息”与其说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实际可见的具体文本信息，即显形可见的述本信息，不如说是没有明确边界，但是可以自由流动、交汇、独立的底本材料库。这一材料库在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视野而进行呈现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形体上的分化，分化之后所形成的另一个新的底本，则是对应的文化接受方所将选择而成的述本。例如，“蛇妖白娘子”与“蛇妖真女儿”的述本都是分别对应的两个不同的底本，作为受到前者影响的“真女儿”述本所对应的底本与“白娘子”的底本之间的区别，则明显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结合“文化过滤”这一概念，可知在文化交流中，接受一方通过自身的选择、改造等能动作用，对对方的底本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即是对对方传递来的信息，做出了带有本国民族文化色彩的反应。鉴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隐含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等要素，对于原有底本材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从而建构起了自身底本材料库的一部分，即“真女儿”底本中以“银两”、“吉野”、“神社”等为代表的材料要素。与此同时，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对不符合本国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材料进行过滤，从而在自身土壤中重新建立起这一部分的底本，并对之进行选择而构成独有的情节，也应当是属于文化过滤的概念范围，例如，“真女儿”述本所选择而成的“附身”“嫉恨仇杀”等情节，就是从白娘子“追求真爱的市民妇女”这一特色的底本材料中走了出来，重新从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底本中进行选择的。

　　“文化过滤”的概念有时候理解起来偏于抽象与过于概括化，而如果结合“底本”、“述本”的叙述学概念，并代入之前所分析的“蛇妖”的中日异同，或许能够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主题，找到一些更为清晰的脉络。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话，必然发生适当程度的受限于接受国文化现状的变异，正确地认识到文学文本在民族文化、社会心理以及作家个人情况等诸多因素下发生变异这一过程，既是基于实证性影响研究基础之上的深入发展，也是对于中国文学如何成功地走向外域，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中传播影响的必由途径的探索。明朝白话小说集“三言”在日本流传变异的这一案例，正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求提供一定的经验，以“底本”、“述本”的概念分析中日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变异”这一文化传播交流的必然规律，为继续开拓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道路而努力。

　　① 汪俊文：《日本江户读本小说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以〈雨月物语·蛇之淫〉与〈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84页。

　　参考文献

　　1. [日]上田秋成著，王新禧译：《雨月物语》，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出版。

　　2. 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3. [日]家永三郎著，刘绩生译：《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4. 曹顺庆著：《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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