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越

　　摘要：本文将社会学评论与文学评论相结合，探讨了陈映真小说中“故乡”之意涵的变化，并分析了陈映真在其中寄予的个人情感、文化想象和社会历史思考。文章指出，只有将其文学书写放回台湾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脉络中，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陈映真的社会关怀和替代性的伦理追寻。

　　关键词：陈映真;故乡;资本主义化;台湾;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2-0068-09

　　故乡往往萦绕作家一生的创作，比如莫言书写高密东北乡始终抱着“极端的爱憎”和“混乱的激情”，贾平凹的商州也被他称为“身体和灵魂的地脉”。对某些作家而言，故乡甚至在源头上型塑了他的创作风格和文化视野。陈映真在《后街》一文中谈论他的创作历程，也是从故乡的童年记忆写起，那里有台湾光复后街头落魄的台湾人日本兵，在火车站前被打倒的外省客商，小学里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甩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以及与吴老师在同一年被带走的外省人兄妹。1993年，陈映真发表了《后街》，彼时的他回望故乡，埋下的似乎都是他思考的伏笔和小说人物的原型。这些故乡的人物、场景，究竟是56岁的陈映真对过去的选择性重构，抑或它们的的确确是陈映真童年记忆中的深刻烙印，在冥冥中召唤着他后来对白色恐怖、两岸分断和台湾人殖民经验的关注，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两者都有。但我们大概可以从中体会，陈映真对他的故乡莺镇，大抵并非保持着现代性体验下的所谓文化怀乡，莺镇也没有奠基他个人某种浓厚不可解的乡土情怀。然而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故乡”却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从早期的《故乡》《死者》《祖父与伞》到后来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山路》三部曲以及《忠孝公园》三部曲，“故乡”在其中始终都是颇为关键的叙事元素，自然也承载了重要的意涵。

　　“故乡”是空间上的故里，同时也是时间上的过去;“故乡”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故土、文化渊源。“故乡”意味着已经发生了的告别，和终究要面临的继续流离或回归的未来，它也总是在当下、未来与过去之间产生一种对照甚至紧张关系。陈映真的小说叙事镶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之中，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与折返是不可回避的主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陈映真小说中“故乡”之意涵的变化，以及它背后所呈现的社会历史变迁，并探究陈映真在其中寄予的个人情感、文化想象和社会历史的思考。

　　一、左翼青年的彷徨：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

　　“故乡”第一次作为陈映真的小说主题出现，是1960年9月发表于《笔汇》的小说《故乡》。然而這个故乡不仅异常缺水，而且常年笼罩在陶瓷工厂的煤烟底下，树木熏得枯萎，麻雀也一身烟灰，沾着一身煤屑的人们竟分不清是男是女。故乡既不美丽迷人、令人思恋，我与故乡的亲人也早已隔膜至深。《故乡》中的哥哥曾是受我崇拜的理想者，最初怀着虔诚的基督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投身于焦炭厂做一名保健医生，然而随着父亲咯血而死，家道中落，昔日的理想者也陨落为放纵邪淫的魔鬼，娶了一个娼门的赌妇，故乡的家早已成为赌窟。于是，故乡成了梦魇，成了我要逃离的地方——

　　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在下雪的荒脊的旷野上飞驰，驶向遥远的地方……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①

　　陈映真在署名许南村发表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对自己早期小说中对故乡的避拒以及自我放逐进行了阐释，认为这是“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由于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②。因而，在陈映真的阐释中，这是类似于契诃夫所表现的社会转型期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状况：虽然敏感于时代的颓坏与更迭，却无力于投身自身所认同的新世界的建设，因而便只有绝望、忧悒、自我厌弃与自我放逐——这便是《故乡》中的我，最后“投进了繁华的、恶魔的都市”，挥霍着父亲留下的人寿保险金，追逐着女子，过上了堕落浪荡的生活。

　　赵刚认为，阅读陈映真早期小说如果能够超越这种“现代主义”式的理解，更可以挖掘其中多层次的存在状态和丰富的思想意义③。《故乡》显然是指向自我的忏悔录式的小说，但除了“我”之外，故事中我的哥哥，未尝不是陈映真的另一个投射。怀抱理想的左翼青年必然要面对主体内部的紧张状态，既有着高蹈的改造社会、投身民众的热情，又面临着世俗中的现实自我，后者是充满缺陷的，被种种下沉的力量拉扯（诸如青年男子的性欲）。于是理想者的沦落与崩溃是陈映真早期小说的常见情节，《故乡》中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太阳神流转陨落，天使沦为魔鬼，最终或疯或死，可谓同一叙事的三种版本。陈映真在《后街》中写道：“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④再进一步具体到左翼青年在1960年代台湾的状态，他们通过隐秘地阅读马克思，阅读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怀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对对岸的红色中国充满向往，如同心中熊熊燃烧着炽热火焰，但这理想无从示人，既不可能结合同志，也无组织可依靠，更谈不上任何实践的可能性;他们心系一个理想国度，但身之所处却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反共的、肃杀的台湾社会，未来不来，又拒斥当下，可谓在那“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无地彷徨，又从哪里去寻找安顿身心的故乡呢？

　　我认为陈映真早期小说对“故乡”的描写，呈现了乡土台湾的“人间景象”，其中包含陈映真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复杂的情感。比如吴锦翔从婆罗洲的战场返回故乡，怀着一腔改革的希望和爱人的热情，然而村庄里的人懒散又呆板，过着日复一日“宿命的、无趣味的生活”，甚至孩子们也是局促且无生气的;故乡的人们也热衷于作为“看客”，嚼着别人的舌根;《死者》中林钟雄的故乡蒙着一层森森的阴气，一家人围绕着将死未死的生发伯。而让老人临终之际仍放不下的，是这“败德的庄头”里自己媳妇私通的事情。但作者本人也现身评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陈映真笔下的乡土台湾在某种程度上有对鲁迅的继承，他分明看到了那里的贫穷、破败，人们的愚而不安，他也批判，也渴望改造，但对底层人民艰困的生存状态依然有着深切的同情共感，而不是带着知识精英的启蒙姿态与之切割。就如陈光兴所言，“对吴锦翔/陈映真而言，作为中国人，必须概括承受祖国所表现出的愚昧与不安，中国不是一个理念，是一个要诚实直面的历史复合体，充斥着多面性的矛盾”⑤。

　　二、失落的土地：“田水汩汩地往外流去”

　　时间到了1960年代，用一句最常见的形容，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农业社会逐渐转向工商业社会，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遍布台湾。国民党采取“工业取代农业”“低廉工资代工”等经济措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不仅在经济层面，整个台湾在文化层面也欣然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国式的现代化想象和都市文明占据了价值的高地。而1966年之后，陈映真的小说视野从内向的自我省视逐渐转向对外的社会批判和历史书写，台湾的社会变迁，以及其中知识分子、外企白领、底层劳工、农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况，皆成为陈映真叙述的主题。从1966年的《最后的夏日》开始，直到陈映真的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其实都涉及这样的情节，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做出社会批判和历史书写的阶段分期，而是按照陈映真的叙事内容来组织论述。

　　我认为1966年之后，陈映真小说中对故乡的描写，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学式的考察，尤其呈现出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价值背离，延续了马克思一脉的资本主义批判。例如在《忠孝公园》中，陈映真对1960年代末的台湾农村社会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欣木二十四岁上下的那些年，种稻子的收入已经远远追不上肥料、农药和日用品的开销，村镇上的年轻人逐渐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欣木不一样。“阿爸，我想到外头去，跟着人开个铁工厂。”欣木说。他的朋友坤源在台北三重一家不锈钢加工厂当了几年工人。“贸易公司来订货外销。赚钱快。”欣木说。林标沉着脸，不肯答应。直到光是种稻实在已经打不开生活开销时，有人来牵线，林标把地卖给了台北来的一个“李董”去盖房子。欣木拿了地价的三分一，带着女人和三岁大的小月枝远走台北三重……⑥

　　学界一般将1960年代中期视作台湾农业发展的分水岭。1968年后农村土地利用程度开始下降，从事农业越来越不足以糊口，农村贫穷化迫使大量人口逃离农村，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从45.01%下降到26.71%。大规模的离农、贫穷化与兼业化可以说是1960年代以来台湾农村结构变迁的基础轴线⑦。陈玉玺也在《台湾的依附型发展》中谈到，1960、1970年代，政府通过对农民的高赋税，垄断肥料价格，以行政手段干预农产品市场价格等手段榨取农业剩余。例如书中援引1972年《聯合报》的新闻报导：“台湾省政府最近要求‘中央政府稍微提高米价，强调提高米价将会使几十万户小农家庭直接受益。但是，‘中央政府不予同意，主要理由是这么做可能会影响物价。”⑧

　　林欣木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故乡，投身于“猬聚着小型地下工厂的、空气污浊、却沸腾着对于成功发家的强烈欲望的三重市”，然而遭逢石油危机工厂倒闭，林欣木宁可流浪露宿街头，再也没有回去过。在这里，“故乡”意味着台湾现代化过程中没落的农村，意味着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以自耕农为基础的乡土世界。无论原因是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抑或国家与资本的联手压榨，总之196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农业凋敝、农民贫困流离是令陈映真深感痛惜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陈映真还指出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开发对农村和农民造成的另一重影响，表现在《归乡》这篇小说中——杨斌老人朝思暮想的故里和亲人也在历史的洪流中变了样。

　　1970年代，都市不断扩张，“土地凡沾上城市发展的范围，点石成金一般，地价就节节哄抬，造就了一批生活穿着土气，却家财数亿的农民暴发户”。杨斌老人的二弟卖了地发了家，从此却“全变了样”。蜂拥的人群上门来拉投资，当说客，原本老实朴素的这位二伯父，不久就买了新车，赌博喝酒养女人，花天酒地。他的大儿子也靠着土地金开酒家、炒地皮，还选上了议员。这二伯父一家被金钱和利欲蒙了眼，不仅谋夺杨斌老人的地产，连他这个亲人都不认。

　　二伯父一家不就是台湾土地开发中典型的“田侨仔”吗？他们不是受资本或国家剥削的农民，反而像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一下子“翻身”成为有钱人。然而货币经济和市场化逻辑的入侵，对传统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使得农村人原有的价值体系和生活规范被打乱，金钱甚至瓦解了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使得夫妻成仇，手足反目。

　　作家杨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田侨仔”也有过相似的描述。他写到，台湾大部分的地主都是因为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才有了一片耕作的土地，大多“惜地如惜生命之根”，不会有人愿意变卖祖产。但如果长辈不在，兄弟经济情况不一，就很容易卖了土地分家。原本淳朴的农民一夕暴富，但在他们原有的生命经验中，只有稻米成熟、存放粮店，有需要再卖出换现金以应生活所需，所以他们对现代资本的运用毫无概念，一旦坐拥大笔资金就挥霍无度起来：买金条，买进口车都还算好，有的农民拿到钱，不知如何花，硬是在酒家玩了一年多，抛妻弃子，包养女人;在大酒家把钱败光了，再去小酒家，靠向兄弟借钱度日，最后才拖着一身病回家⑨。

　　城市的金钱涌入农村，也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忠孝公园》中，林标老人在分到土地，成为小自耕农的那一年，“心喜得不知所措，就在屋后种下两棵龙眼树苗”，早早晚晚悉心浇水。等到龙眼树葱翠如盖的夏天，便给了这全家一片荫凉。“当其中的一棵龙眼树忽然开出黄色的碎花的那个夏天”，儿子欣木娶了亲，“第二年，吃过第二次收获的龙眼，生下了孙女月枝”。这一小段叙述非常优美，龙眼树仿佛充满慈爱地守护、陪伴这一家人，自然的节律与人的生命时间有一种呼应，人与土地相近相亲，人在土地上自由地劳动，也自由地享受。但土地一旦被商品化进入市场交换，“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便不复存在，“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⑩

　　在这两篇小说中，林欣木离开了故乡，漂泊无踪;二伯父一家也在经济的巨变中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操守——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被“抛出”原有世界的人，因为社会经济巨变已经使得他们的“故乡”面目全非，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施加于常民生活造成了如此的价值失序和经验断裂。

　　三、资本主义与精神危机：

　　“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黄”

　　在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故乡”也常常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救赎的可能性，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例如在《永恒的大地》的结尾处，饱受凌虐的“伊”突然说：“那天，我竟遇见了打故乡来的小伙子……他说，乡下的故乡鸟特别会叫，花开得尤其的香！”，“一个来自鸟语和花香的婴儿……我的囝仔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而在《夜行货车》中，詹奕宏毅然带着刘小玲逃离那傲慢、虚伪的“华盛顿大楼”，也决定要一起回到他的南部的故乡。小说的最后，詹奕宏忽而想起那一列“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故乡”在这两篇小说中都以最后的庇护所出现，它给饱受伤害的人们以安慰、以希望、以拯救。在下文中，我将通过对《万商帝君》和《云》的具体分析，阐述陈映真对“故乡”寄予的价值内涵，以及在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世界中，故乡如何对个体的生命经历产生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如何反过来“吞噬”人们的故乡。

　　《万商帝君》可谓“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前景最为黑暗的一篇，资本主义全球化如同天罗地网，令人无处逃遁;曾经对立的陈家奇和刘福金相视一笑，在彻底贬抑和抛弃民族主义上达成共识，全身心拥抱world shopping center的迷梦，而华盛顿大楼的底層和边缘人林德旺则精神崩溃，彻底疯了。

　　林德旺的疯狂固然是由于被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抛弃——在公司中受人嘲讽冷落;长久地被噩梦中老金和Lolita偷情的场景所压迫;又逢莫飞穆公司承办国际会议，人人都沐浴在前所未有的欣快中，人人都能参与其中，可是分给他林德旺的连一张纸片都没有。对林德旺来说，华盛顿大楼不仅仅是个拼事业、出人头地的工作场域，而且几乎是性命的仰赖，“如果要他离开台湾莫飞穆，他宁愿一头从七楼栽下这宫殿一般巍峨的华盛顿大楼”。然而在另一方面，林德旺又要与生养他的土地一刀两断。比起华盛顿大楼中衣着光鲜的“上等人”，在他眼里，故乡显得“那么愚昧、混乱、肮脏、落后”，“我当然不属于乡下那个落后，不识字的地方”。

　　在林德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第三世界农村的底层人民，如何与资本主义世界劈面相逢。对于林德旺们来说，后者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重新魅化的世界宗教，闪耀着摄人的奇异光芒。它让林德旺们充满欲求，去把自己包装成举手投足的都市人，去投身于“出人头地”的职场攀爬之路。然而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效应如同“下蛊”一般，让林德旺们深陷巨大的夹缝，上不上，下不下;既无法被这个体系全然接纳，自在游走于其中，也在价值上永远失落了他们的故乡。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映照”之下，整个乡土世界显得愚昧、破落，好不容易从乡村进入都会的林德旺们急切地想要斩断与这一切的关联，彻底抛却那些民间社会的生活传统，恨不能抹去自己身上故土遗留的一切痕迹。

　　现在，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林德旺另一个固定的噩梦：

　　他忿怒地——也不知为了什么，总之，他便是那样地、异常生气地在故乡铜锣的、干涸的河床上奔跑。河床上的石头坚硬、棘脚，被太阳晒得火烫。……他还是那么生气而执念地跑着，一心要跑出这荒芜的、看似无边的故乡的河床。然而，整个河床却只像轮盘一般，慢慢地转动，使他耗尽力气，就是怎么也无法逃脱整个恶意而燠热的、慌乱，而又令他羞耻的河床。{11}

　　在小说中，林德旺的姐姐说到，“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黄”。既无法投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又在价值和情感上抛却了故乡，最后亦没有得到宗教的救赎，林德旺除了疯癫，别无出路。

　　而《云》中的小文和她的故乡则可以说是与《万商帝君》形成对比的“正面描写”。在到麦迪逊的工厂做工之前，小文同样出身于台湾南部的农村家庭，父亲是退役的空军，母亲则是本省的农妇，一家人勤勉地劳作，有一个相依、相爱的家。所以小文进入跨国公司的工厂后，依然惦念着故乡和亲人，她的日记、散文中充满深深思恋的文字。小说中写到，一个加完班的周末，小文就赶着坐夜班车回乡;第二天的早上她与大嫂沿着圳沟散步，家中的小狗兴高采烈、前奔后跑，“五月初的天，明亮、透明，照着两边的蔗田里随着风舞动着的蔗叶”，“每次回到家，看着这些，就不想要回到工厂去。或者，至少也希望能多几天假，待在家里”。

　　小文也从乡村进入了城市，却始终牵挂着她的故乡、她的家。心有所系便不容易在流俗中茫然浮荡，因此她对自己在城市中可能沾染的消费欲和虚荣心始终诫慎警惧，在日记中常常提醒自己;她也没有像好朋友秀丽那样全身心地坠入与陌生男子的恋爱之中。另一方面，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的家庭也给予了小文爱的经验和爱人的能力，她也才能在工厂中被何大姐她们感染，义无反顾地投入工会这一“大家庭”的建设。“坚决相信人应该互相友好、诚实地生活”，这不仅是何大姐们给予她的信念，同样是她在故乡家庭的生活经验给予她的初心。

　　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还难得花了不少笔墨，对“故乡”进行了一番颇为审美化的描写。

　　我还想到屋后的一片竹林，在秋风的吹拂中，发出好像几百件衣裙相摩擦的声音。在夏天的清晨，叽叽喳喳的饶舌声把我叫醒的上百只麻雀，就是栖息在这丛竹林里。我的房间，开着一个窗口，流进来几乎带着绿色的晨光，也是太阳透过这丛竹子，照进来的。照着我的宽大的、因岁月而发亮的木榻。{12}

　　小时候，在竹丛下的古井边乘凉，每次看见流星总要对一边燃烧着、一边流逝着的星星，不知为了什么地合十，惹得母亲爱笑。……多么叫人怀念的故乡。多么叫人怀念的童年的那一颗流星……{13}

　　这一段描写仿佛古旧的梦境，充满传统的诗趣，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文人式的对乡村生活的再现。正如赵刚指出，这里的“古井”和“竹丛”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它们表征了一种在自然中的人文、一种历史中的生命足迹、一种无意识的传承，以及一种来日的另类文化的深层源头{14}。小文的故乡仿佛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田园乌托邦，但它在时间上不是孤立的，而是坐落于一个充满中国古典意味的传统脉络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不仅亲近，而且提供一种心灵的滋养，让人打开眼，打开心，于是，这篇小说中也只有小文能望着天上的云朵，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些白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抱着。想着如果他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15}

　　四、结论：从“故乡”重建一种价值伦理

　　23岁的陈映真在小说《故乡》中化身流浪的青年，流着泪踏上北上的列车——“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后来的陈映真，面对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却深感失根的焦虑，在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追求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归乡”的过程。但这种归乡不是文人作家在现代性经验下的文化乡愁，追忆一种逝去的情致意趣。我们必须回到陈映真的左翼立场，尤其是身为第三世界的左翼，面对如无边巨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面对两岸分断体制以及分离主义的崛起，陈映真始终坚持着他的批判与介入。

　　陈映真的“归乡”一方面是试图挽留或召唤某种可能已经失落的生活經验和文化性格：人与人之间亲近友爱而不是冷漠疏离，人对自然敞开心灵、怀抱虔敬，而不是为了利益肆意污染，人对故土、对过去有一份温情与传承，而不是在异化的资本主义丛林中失魂落魄，心无所依。

　　另一方面，陈映真的“归乡”也表明了他愈加清晰而强烈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陈映真固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但他并不是只是“向前”看，如同中国大陆过去的很多左翼作家那样，以一种背对历史、建设未来的“进步”态度，致力于乡土的改造与重建，促成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革命的发生。相反，陈映真带着一种自觉，反身回顾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资源，这既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抵抗，同时也是孜孜以求一种让人更真实、更合理地活着的伦理价值。在电影《甘地传》的观后感《自尊心与人道爱》中，陈映真写到，“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中寻找像甘地那样单纯而又万古常新、简单而又深刻的信念，重新为自己建造对人、对生活和对世界的信念”。{16}对陈映真而言，第三世界不应以西方的左翼“解放”理念为唯一参照点，而是应该分析和把握自己的历史脉络和生活逻辑，从中找到继续转化的可能性;而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领悟和重新采用，也是在第三世界中形成有效的在地实践的重要前提。

　　① 陈映真，《故乡》，见《陈映真小说集》（1），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版，第56页;第57页。

　　② 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见《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1页。

　　③{14}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

　　④ 陈映真，《后街》，见《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⑤ 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年第84期。

　　⑥ 陈映真，《忠孝公园》，见《陈映真小说集》（6），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版，第161页。

　　⑦ 叶守礼，《小农经济现代变迁：东势果农的商品化之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硕士论文。

　　⑧ 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台北：人间出版社1995年版。

　　⑨ 杨渡，《回望台湾股疯》，财新网文化专栏，2015年7月13日，http：//m.culture.caixin.com/m/2015-07-13/100828338.html。

　　⑩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1} 陈映真，《万商帝君》，见《陈映真小说集》（4），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版，第194页。

　　{12}{13}{15} 陈映真，《云》，见《陈映真小说集》（4），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版，第18页;第65页;第117页。

　　{16} 陈映真，《自尊心与人道爱》，见《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