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摘要：20世纪60年代之后，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经历了一个重振、衰落、复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台湾左翼乡土文学“旗帜”和代表性作家的陈映真，其人道主义立场、社会历史分析能力以及他对这二者的完美结合都对当代大陆作家有极大的启示。陈映真的精神特质，代表了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的精神特质，它对大陆转型期文学发展极富启示。

　　关键词：社会转型;陈映真;人道主义立场;社会历史分析能力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2-0047-08

　　一

　　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怎样的文学？这是近年来大陆文学发展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近2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刺激了大陆现实题材文学的发展，但不管20世纪90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直接描写社会转型的优秀作品虽也有出现，但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颇值得我们深思。考虑到社会转型在当代大陆的持续推进，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势必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甚至占据主流，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又关乎当代文学发展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社会转型期左翼乡土文学的发展对我们颇有启示——战后一度被压抑的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在60年代之后经历了萌发、重振、衰落、复苏的发展过程，这样曲折不平的发展道路和过程本身，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大陆当代文学发展来说便意味尤深。

　　隶属于中国新文学的台湾左翼乡土文学自诞生之始便带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特征，以赖和、杨逵、朱点人、吕赫若、吴浊流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创作构成了光复（1945年）前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的重要谱系。光复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得包括左翼乡土文学在内的整个台湾进步文学、文化和思想都遭到重创。在进步文学遭禁锢的50年代和60年代台湾，与政治保持了某种疏离甚至绝缘关系、带有明显西化特征和实验色彩、以揭示现代人精神苦闷和压抑为旨向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度风行。然而政治、文化上的压抑并没有影响台湾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迎来经济上的腾飞，在国民党土地改革等政策的刺激下，更在美国、日本的直接或间接援助下，台湾在这一时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社会现代化转型。社会转型改变了包括经济结构在内的台湾整个社会面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村衰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变化激发了左翼乡土文学的重新萌动。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年轻一代的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宋泽莱、洪醒夫等形成了社会转型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新力量。这些光复后的“乡土文学”作家深受赖和、杨逵等左翼前辈的影响，积极、主动地汲取其精神资源，将民族主义和民主的诉求，关怀的、战斗的、写实的文风，结合以社会转型这一新的时代现实，推动了左翼乡土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一跃而成为了台湾文坛的主流。然而，上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的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却因阵营分裂（即宣扬民族分裂的“本土派”与主张统一的“统一派”的分裂）等原因而陷入了低落。这里阵营分裂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转型之后台湾社会疾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文化对纯文学生存空间的挤压，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不过，令人惊讶同时也感动的是，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下，左翼乡土文学非但没有进一步凋零而陷入彻底的死灭，反而经过阵营的重新分化、改组，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重新迎来了复苏的迹象。①

　　纵观台湾左翼乡土文学上世纪60年代以降萌发、高涨、衰落、复苏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对大陆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有极大启示。因为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大陆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步入了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加速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动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激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经济发展与人权维护的冲突、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抵牾、乡村和城市的对立、阶层和贫富的分化、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问题和台湾转型期出现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而作为两岸同样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这样一个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发展的过程，两岸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及其表现形態都带有极大的可比性。台湾当时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乡村的凋敝——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兴盛的直接原因，而面对台湾当时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左翼乡土作家所作出的努力，颇值得当下的大陆作家借鉴。因为在大陆社会转型加速的近二三十年，直接描写社会转型的文学，无论“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底层文学、“非虚构”等，都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而其所主要遭受诟病的人文关怀不足、历史理性欠缺等问题，②似乎都能在彼时的台湾左翼乡土文学中找到某种积极有益的启示。

　　这种启示，在陈映真身上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左翼乡土文学起起落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左翼乡土文学“旗帜”的陈映真（1937-2016）不仅贯穿始终，而且以其不懈的文学和社会实践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陈映真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早年曾亲历国民党“白色恐怖”，后因思想左倾入狱7年（1968-1975），但始终坚定不移于民主自由和祖国统一。其意义和价值是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的，这一点为人所共知。然而同样毋容置疑的是，他的文学又是最能窥清他精神思想、文化人格的“窗口”。③

　　陈映真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作品《面瘫》《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将军族》等有着比较明显的感伤、忧悒色彩，至60年代末入狱前后文风始变——如《唐倩的戏剧》《贺大哥》等，理性色彩渐浓。1968年陈映真因“民主台湾联盟”案入狱，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出狱后，面对已然完成社会转型、富裕化的台湾，陈映真于1978至1982年写出了反映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

　　对现实的批判并没有完全缓解陈映真的焦虑，因为他在有感于台湾资本主义化繁荣之虚假的同时，更发现了在这虚假繁荣中台湾民众的愚昧。这种愚昧，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的满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对革命的遗忘。而对于当年曾亲历左翼风潮并因此而入狱，从而有机会会面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④的陈映真来说，这种“遗忘”是有锥心之痛的。这种疼痛最终使他在1983至1987年写出了“《铃铛花》系列”（《铃铛花》《山路》《赵南栋》）。

　　“《铃铛花》系列”写作期间，大约从1985年起，陈映真全力投入《人间》杂志的创办，至世纪之交的1999至2001年，方写出了“《归乡》系列”（《归乡》《夜雾》《忠孝公园》）。这3篇小说既写到了历史，也写到了现实，写到了台湾“解严”之前和“解严”之后，写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写到了台湾本土、大陆、南洋日本殖民地……笔触之广阔，超出了他之前几乎所有的作品。

　　二

　　纵观陈映真的整个创作历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面摊》，到2001年发表最后一篇作品《忠孝公园》，其文学创作贯穿了几乎整个20世纪下半程。此间无论对两岸社会还是两岸关系而言，都是发生翻天覆地之变的一段时期。这种变化原因复杂，共有的历史背景却是社会转型。而它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乃是陈映真文学与思想最核心、最重要的面向。以其小说创作为“窗口”，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身上最独特的精神质素，这种精神质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一种坚定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第二，是以社会历史分析为主的理性批判能力。而这正是当代许多大陆作家所欠缺的。

　　首先看坚定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立场并不新奇，但如陈映真这般坚定、彻底的却非常罕见。陈映真从登上文坛发表第一篇作品《面摊》起，便显现出一种特别的对底层小人物的悲悯。这篇写日据时期台湾街头面摊主和警察“冲突”的小说，延续的是台湾作家对这一题材的一贯青睐（如赖和的《一杆秤仔》等），所不同的是陈映真将主题从对殖民者的批判，置换为了对人性善和爱的发扬：他让善良的青年警察和年轻秀美的母亲直接面对，将专制暴力对弱者的欺压，改写为了人对人的体恤与呵护。青年警察和年轻母亲那种近于爱情的关系，被陈映真塑造得温婉细腻、美丽动人，这显示出早期陈映真忧郁感伤的气质。陈映真早期作品整体而言带有更浓的个人经验色彩，但是《面摊》却已显现出了一种历史的视野，之后的《乡村的教师》和外省人题材的《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第一件差事》等，便都是这种历史视野的产物。而在陈映真对历史的观照中，人在历史中的受害又是他最关注的话题——走不出战争创伤的吴锦祥，最终在战后自杀;因内战和民族分裂而流落异乡的胡心保等，也或自杀、或被杀、或精神错乱。当然，早期作品除了表现“历史”对人的伤害外，《祖父和伞》《死者》《家》《故乡》等所表现的则是“现实”对人的挤压——衰败的村庄、污染的矿区、升学的压抑，正是这饱受社会转型之痛的台湾乡村，直接导致了“爷爷”的死亡、“哥哥”的堕落和“我”的逃离。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陈映真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⑤特别是出狱之后，从《贺大哥》等到之后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理性色彩增强;再到“《铃铛花》系列”、“《归乡》系列”，其写作视野、题材都不断扩大。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外在的，它们只是显現着作家理性能力的增长，而作为其理性能力根基的那种关怀人、体恤人的人道立场却始终未变。

　　“华盛顿大楼系列”写的是台湾的资本主义跨国企业。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已完成社会转型，资本主义化程度大大提高，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经济发展的高依附性，以及对社会底层的伤害（乡村衰败、劳工问题等），陈映真写“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目的，就在于揭露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实相，但作品所着眼的却仍是“人”的受害——“跨国企业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的扭曲”。⑥在《夜行货车》中，林荣平靠勤奋努力成为了台北某跨国企业的高管，但为了保住前程，他却不得不忍受外国上级的倨傲无礼，在爱情面前也虚伪、怯懦;《上班族的一日》中，在中美合资公司任职的黄静雄因升职受挫愤而辞职，但仅过了一天便又忍不住复职上班，只是因为他在那个齿轮般运转的“机器”中已经被彻底异化了;林荣平和黄静雄都属于跨国企业中的中高级职员，《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则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他出身农村，从小家贫、被卖过养子并患过精神疾病，后虽在公司临时打杂却总梦想有朝一日能转正、升迁，但在遽尔梦醒后，终忍受不住打击而精神病发。

　　“《铃铛花》系列”主要是写历史。其重点却在于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追溯批判“遗忘”，所以这几篇作品的人道立场似乎稍淡。但如前所述，它们对“遗忘”的批判与陈映真的现实焦虑有关，而这种焦虑的根源仍然是“人”的受害。到了同样是历史题材的“《归乡》系列”，作家的人道立场便体现得更直接而鲜明了。这些作品用大幅笔墨写到了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戒严”，而这其中，“人”的命运最让人唏嘘：《归乡》中台湾青年林世坤（后改名杨斌）少时被征兵远赴大陆，在国共内战中侥幸保命的他，解放后却远滞大陆，待到老返乡时，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夜雾》中的李皓清本是眷村某老少校之子，“天生正直”的他靠勤勉、上进一步步进入了特务部门任职，然而在“解严”后，却因极度惊恐而精神错乱，最终自杀;《忠孝公园》中的林标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征用的战夫，日本的皇民教育使他抱着效忠天皇的心赴战，但战后却难免不遭到尴尬、受人嘲弄，在社会转型中也沦为赤贫。

　　以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面摊》始，至悲悯社会转型下受历史与现实双重创痛的农民的《忠孝公园》终，陈映真的人道主义情怀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渗透于他几乎每一篇作品之中，这是其人道立场坚定而彻底的表现。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人文思潮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以反抗宗教压迫为宗旨的人文主义思想，既肯定人的价值、主张人性自由和人性解放，又提倡人人平等。而陈映真文学中的人道立场则主要表现为后者——正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宣示过的：“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⑦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陈映真从登上文坛之初便主要关注那些作为社会弱小者的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农民、小手工业者、外省老兵等，及至视野和思想拓深之后，其写作也依然是以对这些社会弱小者的关怀为根本考量的。这种对社会弱小者的关怀，在当代大陆作家身上同样能看到，但仔细观察的话，他们的“关怀”却与陈映真的人道主义悲悯有很大不同。

　　以贾平凹为例，出身乡村的他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其作品也渗透着对农民的同情，但仔细分辨会发现，这种同情其实非常不坚定、不稳固。以其新世纪小说创作（《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为例，除了《古炉》《老生》书写历史外，其他都直击当下乡村现实，这其中，《秦腔》《带灯》《极花》所显现的作家对农民的同情似乎更重，而《高兴》尽管某种程度上也能体现这种同情，但“理念”色彩却更重。也正是这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贾平凹的同情与陈映真的人道主义悲悯的不同。在《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和同伴五富进城打工（捡破烂），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面前，五富怨恨城市，刘高兴却热爱城市并积极融入城市，在物质条件不济的情况下，他竭力在精神上向城里人看齐（穿西装、过周末），同时劝诫五富“不要怨恨”，面对光鲜亮丽的城市要学会“欣赏”：欣赏高级轿车上下来的衣冠楚楚的人，“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小说中的刘高兴和五富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但这种“对话”在小说中又是极不对等的——粗笨的五富没有能力反驳刘高兴。换言之，贾平凹在小说中其实是用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企图为乡土中国指示一条路径。然而这“路径”未免太简单化、理想化了，面对城乡对立，“我们确实不承认‘怨恨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否认‘怨恨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批判性，在成规和体制面前，‘怨恨固然不能解决问题，但一味宣扬‘欣赏和‘微笑难道不等于放弃对‘怨恨的成因分析和对现实进行改变的努力？”⑧

　　很明显，《高兴》更多地是贾平凹“观念”的产物。而他以农民对城市的“示好”⑨解决城乡问题的“观念”，所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他对农民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轻忽。这种轻忽显示了他“同情”的虚伪。面对他人不幸感到同情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他人”还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乡亲。然而这样的一种“同情”，其实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怜悯而已，它并不是基于对普遍的“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肯定而生发的悲悯。“同情”比“悲悯”少了一份理性的、道德的自觉。

　　这种理性的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认定，在陈映真的《将军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两个沦落风尘的卑微小人物，最后竟绽放出了至高无上的生命光辉，他们像两位大将军那样从容赴死的行为，显示出生命应有和本有的高贵与尊严。因为更多了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理性认定，所以陈映真的小说能始终保持对“人”的悲悯而不动摇。与他相比，贾平凹的“同情”虽真切，但缺少了理性支持，便变得犹疑不定。⑩正是这种犹疑不定，使在《秦腔》中还在为农民悲叹的他，到了两年后的《高兴》便让农民向城市“示好”。

　　贾平凹的犹疑其实也表现着他对“观念”的焦虑，这种“观念”焦虑起于他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等宏大事物的关注，但却独独缺少了对作为真实的生命个体的“人”的关注。{11}也因此，其作品才往往下意识流露出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轻忽，他90年代以来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对乡村和农民的粗鄙化描写便是一例。这种粗鄙化描写也许原因复杂（如受80年代文学风气的影响），但却折射出作家對故乡和农民不由自主的厌倦、失望。而在陈映真笔下，除了《故乡》《死者》等早期少数作品稍稍流露过这种厌倦、失望外，他其他作品几乎都找不到这种情绪。当然，他的笔下未始没有那种愚昧的小人物，比如林德旺、林标（前者迷恋都市走火入魔，后者穿日本军装、唱日本军歌向日本政府索赔），但陈映真对他们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厌憎，相反他所努力表现的是他们的令人同情——林德旺贫寒的家境和曲折的成长，林标所受的生活逼迫和殖民创伤。

　　这里显现出陈映真对“人”的一种深切理解和同情。而这种理解和同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对社会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这也正是陈映真身上独特精神质素的第二点——以社会历史分析为主的理性批判能力。

　　三

　　陈映真不只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具有极强理性批判能力的思想家，这种理性批判能力在他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他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在他早期创作中，这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尚不明显——尽管《乡村的教师》等已触及“社会历史”，但“分析”的气质尚弱。直到《贺大哥》，才有所改观。这篇越战题材作品发表于陈映真出狱之后，它以越战期间著名的“梅莱村惨案”为原型，虚构了一个“贺大哥的故事”：贺大哥本名麦克·H·邱克，是“我”暑期实习时遇到的一位美籍志愿教师，在和他短暂的接触中，他的善良、热情深深吸引了“我”，但后来他却莫名失踪，“我”经过调查（查看他的“诊疗记录”）才知道，他原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美军士兵，曾直接参与了“梅莱村惨案”的血屠，战争结束之后，一直无法走出血屠阴影，因而患有精神分裂症。小说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提取，对“战争”“国家”“无政府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探讨，显示出比较明显的社会历史分析气质。

　　这种气质，到了之后的创作变得更加显著。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作者全方位解析了资本主义的危害。首先是对个体的压抑和迫害：这些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受害者）涵盖了不同身份、出身、性格甚至信仰，比如高级职员林荣平和底层打工者林德旺，本省人詹奕宏和外省人刘小玲，老派的陈家齐和新派的刘福金，懦弱的黄静雄和勇敢的女工小文，以及信仰宗教的修女琼……但他们同在一种剥削体制之下，都难免被异化、被扭曲、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其次是对于文化、传统的破坏：林荣平、林德旺等均出身台湾乡下，但进城都主动割断着与故乡的联系（主要是情感、文化上的），但割断联系的他们却如无根的浮萍，辗转于焦虑之中，所以《夜行货车》中心情焦躁的詹奕宏才总是想起那一列向“平原的故乡开过去”的夜行货车。最后是对进步力量的摧毁：在《云》中，富有爱心的张维杰和勇敢热情的女工小文组织新工会罢工，但在老奸巨猾的“宋老板”等人的破坏下终究失败。

　　“《铃铛花》系列”除了《铃铛花》是比较单纯地写“白色恐怖”历史外，另外两篇重点在于追怀革命。它们均呈现以一种现实和历史交叉互映的结构，主人公蔡千惠（《山路》）、叶春美（《赵南栋》）是造成这种交叉互映的关键，也是作者追怀革命的关键。但是除了这些“关键”人物外，作家还描写了另外一些人：在血屠中长大并靠勤奋努力终成中产阶级一员，却也在历史的遮断中淡忘了家族伤痛的李国木;“从一个因着少时破家的悲剧，而曾经淬励自己的意志与品德的青年，一变而为贪取苟得，营私逐利的人”的赵尔平;以及本性纯美，但却在精神荒废的时代里长成为病态“酷儿”的赵南栋。如果说对革命者的塑造更多地是表达理想的话，对李国木、赵尔平和赵南栋等人的成长、心理的呈现，则更渗透着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

　　到了“《归乡》系列”，这种社会历史分析的气质变得更浓。在“《铃铛花》系列”中，人物命运还是被表现的重点，而在“《归乡》系列”中，历史本身的份量变得更重。小说对战争、历史的描写极为详细：在《归乡》中，主人公杨斌参加解放战争时的部队番号、驻扎过的营地、行军的路线等都被交代得一清二楚;在《忠孝公园》中，林标在南洋做军夫的经历也占据了惊人的篇幅。而正是藉由如此细密、翔实的描写，陈映真还原了历史本来的残酷面目。当然，这几部作品除写历史之外，也表现现实：《归乡》中杨斌回到台湾所体验到的人情冷落;《夜雾》中李皓清所从未料想过的让他走投无路的台湾“解严”;《忠孝公园》中让林标老人一家走向赤贫的工商业化进程……通过这些描写，陈映真详细解析了两岸分隔、意识形态对立、官僚体制、城市化等是如何给战后台湾投下深重的阴影。

　　这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是陈映真理性能力的突出表现，相较于人道立场，这一点在大陆当代作家身上似乎更为欠缺。90年代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以及新世纪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孙惠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等，它们都紧密关注社会转型，批判色彩浓烈，但这种批判更多地还是局限于了一种“问题小说”的层次，它们所展现的“问题”虽然严峻，但“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该如何救治等，却所思不深。即便是一些比较复杂厚重的作品，在这方面也表现着欠缺。比如《秦腔》，它通过对清风街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了当代农村的颓败——夏天义、夏君亭、夏天智三人的命运浓缩了当代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伦理的困局。但困局的根源在哪里、如何破解，作者却并没有解答。指望文学为社会发展指明出路并不现实，但文学却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努力，比如村主任夏君亭面临的那些利益纠葛、矛盾冲突等便暗含了更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夏天义主张重新分地、夏君亭兴建大市场等对乡村出路的探寻也可以挖掘得更深入一些，但小说在这些地方都没有更深入地展开。《带灯》在这方面要好很多，作家通过“综治办主任”带灯的眼睛多方呈现了乡村的问题，这让我们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乡村颓败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如果不是带灯最后陷入精神迷乱，实际上也可以展现得更充分一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言的《蛙》中，小说重点在于通过写“姑姑”反思计划生育政策，但它更令人触动的是它描写的时代现实，如陈眉“代孕”等，它关联着更复杂沉重的当代中国，但小说对此同样也缺乏更深入的探究。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更多，如林白的《万物花开》、余华的《第七天》等。

　　在激剧转型的当下，大陆很多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匆促，这当然和他们的焦虑有关，但同时也显现了其社会历史分析能力的不足。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能力常受人诟病，然而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虽然也和比较抽象的文化、信仰等因素有关，但更与那种扎扎实实的、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有关。这种社会历史分析的气质，其實在现代文学时期像茅盾、吴组缃等左翼作家身上曾经出现过，但随着上世纪4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后初期左翼文学步入歧途，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便断裂了。而新时期以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衰落又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虽然随着社会转型的刺激，现实主义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所回暖，但那种注重社会历史分析的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比较少见。

　　这背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即上世纪80年代大陆文坛蜂拥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热潮，正是寻根文学、现代派等文学思潮及其背后涌动的现代性焦虑，更进一步地造成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边缘化。而与之恰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文坛在上世纪60年代虽也一度为现代主义文学所充斥，{12}但到了岛内和国际政治危机加剧的70年代，正是以“乡土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振，尤其是历经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这才荡清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流风，使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的台湾文坛占据了主流。这其中，作为“乡土文学”主将的陈映真，早在70年代文坛开始全面反省现代主义文学之前，便于1967年（其时现代主义文学正盛）发表了《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等文，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反思。而到了“乡土文学论战”发生的70年代末，他又开始写作和发表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那种社会历史分析的气质显然是他对自己反思现代主义文学时所提倡的“回归到现实上”“知性与思考的建立”{13}等观点的有意践行。

　　陈映真形容自己没有出过现代主义的“疹”，而大陆当代作家不但多出过这种“疹”，似乎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所以，陈映真当年批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考和知性上的贫弱病”，{14}并倡导“知性与思考的建立”，不仅对当年的台湾现代主义作家，而且对今天的大陆作家都是一种警醒。

　　当然，历史理性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历来有争议——历史理性强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历史理性弱有时也可能成就文学（比如在历史理性主义的霸权时代）。事实上，陈映真的作品，尤其是他出狱后的创作，也常受到“理念先行”的指责。{15}但每个人的创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陈映真有的作品如“华盛顿大楼系列”理念色彩确实较重，像《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批判情绪就过于突出，以致于小说对于人物心理和生活丰富性的表现有所不足。但这其实只是作家艺术细节处理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他“理念”本身的问题或“理念先行”的问题，因为像《贺大哥》《山路》等，同样是“理念先行”，它们在“理念”和形象的结合上，在结构设置、情节处理上等，都展现着作家独具的匠心，从而使得它们既深沉厚重，又生动感人。

　　四

　　不管人道主义立场，还是对社会历史的分析，陈映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其实也正是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的气质。它在赖和、杨逵、王拓、黄春明、王祯和、杨青矗等作家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对于小人物的悲悯方面，我们能够想到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儿子的大玩偶》、王拓的《金水婶》、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宋泽莱的《打牛湳村》、洪醒夫的《黑面庆仔》等;在社会历史分析方面，我们能够想到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杨青矗的《昭玉的青春》等。

　　不过，从对这种气质的坚守方面来讲，陈映真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又陷入了低潮，但陈映真却毫不妥协、逆流而上：一方面坚持文学创作，一方面更广泛地介入社会实践（如创办《人间》）。纵观80年代以降的台湾文坛，似乎只有陈映真有这种勇气和能力，使得台湾“传统左翼”{16}能在各方势力的夹击下有一脉薪火相传。陈映真的坚守和时代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冷落不仅仅在台湾，还在改革开放后的大陆。{17}但这也更进一步凸显了陈映真的坚执！所以当我们谈论“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对于大陆社会转型期文学发展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启示”在陈映真这样的精神个体身上才体现得更鲜明、更有说服力。

　　但谈论观点总是容易的，难的是发掘背后的原因——比如，陈映真何以会如此坚执？这样追问的时候，陈映真身上的那种坚定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便又进一步地凸现出来，成为贯穿他整个文学、精神思想的一种根基性和灵魂性的东西。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说，“由人道立场，他同情一切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因而他也同情，甚至崇敬一切为这些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奋斗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而对那些加害者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也有着强烈的批判。”{18}这段话基本上概括出了人道立场在陈映真整个思想体系中根基性的地位。

　　那么，陈映真的人道立场又起源何处？这是更深在的问题。同情心应属人的天性，但就陈映真而言，其坚定、彻底的人道立场却更有其特殊成因。比如其宗教信仰。陈映真信仰基督教，据其回忆可知，他的父亲是1951年信教，{19}按常理推断，陈映真信教应是在这之后，且是受父亲影响。陈父信教又和陈映真的双生哥哥去世有关（陈映真原名陈永善，“陈映真”是他哥哥的名字），哥哥去世于1947年，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十来岁的陈映真正是在这段离丧、动乱的岁月里走向了基督教。这样一种历史的、家事的背景不能不影响着陈映真，换句话说，陈映真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接受不是被灌输的，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公义、仁爱很大程度上正契合了他当时的状况与心境。

　　而且，陈映真是经由父亲才接受了基督教，这一点又至关重要。父亲对陈映真影响甚巨。陈父陈炎兴出身贫苦，自学成才，终生以教育为业。出身底层的他一贯主张人人平等，{20}信教之后，他更进一步认识了人的罪性，以及人应该克服这罪性、勇敢地追求正义与真知。陈映真第一次入狱时，父亲曾赠予他三句话——“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这三句话陈映真终生铭记，他一生坚持的人道立场、中国立场，其实都可以在这三句话中找到根据。

　　宗教、父亲是陈映真人道立场的源头，它们在其早年便开始对他发生影响，而另外一种力量——左翼思想——对他发生影响，则是到了他读大学之后。陈映真1958年考入淡江英专，大学期间，台北牯岭街旧书店成了他求知的乐园。当时中学时代已在父亲书房中偷读过鲁迅的《呐喊》和旧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等）的他，左翼思想已受启蒙，而在牯岭街旧书店，他又读到了更多的左翼书籍：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文学，《大众哲学》（艾思奇）、《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第一册，等等。它们给陈映真带来了思想的“豹变”。{21}如果说陈映真的人道立场初受基督教和父亲影响的话，那么到了青年时代，左翼思想又介入进来，对他的人道立场形成有力的支撑。

　　左翼思想虽介入较晚，但它在陈映真的精神世界中却似乎占据了更显要的位置。尤其是经过了狱中与曾经的革命者的相遇，他的左翼立场变得更为坚定。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构成了他精神成熟期整个批判思想的根基——在他对分离主义的批判、冷战批判和后殖民主义论述、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他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也渗透至他的文学，于是我们也才见到了充满社会历史分析气质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铃铛花》系列”和“《归乡》系列”。

　　最后一点是陈映真的行动能力。从青年时代聚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到出狱后参加“乡土文学论战”、批判现代主义文学，再到80年代创办《人间》，甚至自60年代末便开始的与台独势力的斗争等，这些行动和实践，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比如“《铃铛花》系列”便直接源于他的入狱经历，“《归乡》系列”与他创办《人间》杂志则有很深渊源。{22}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一个悲悯而富有理性的陈映真。而这样的陈映真所秉承的，乃是台湾左翼乡土文学虽屡遭压抑但却从不曾彻底断绝的精神血脉。这份精神血脉，从赖和、杨逵一代，到陈映真一代，再到更年轻的蓝博洲等，在百年来的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中，如苍穹中的星斗，熠熠生辉——它的光辉同样也照耀着今天的大陆文学。

　　① 黎湘萍：《另类的台湾“左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②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現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③ 因为陈映真从未讳言过自己“实用主义”的文学观，他一贯都是把文学当做自己思想的“工具”，并坦承自己“是个主题先行的作家”。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页。

　　④{21}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页;第19页;第20页。

　　⑤ 大约从1967年发表《唐倩的喜剧》开始，“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文选》，第8页。

　　⑥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⑦ 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⑧ 参见拙文：《新世纪大陆乡村叙事的困境与出路》，《文艺评论》2012年第7期。

　　⑨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一种叙述——论贾平凹的〈高兴〉》，《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⑩ 比如贾平凹说，他写《秦腔》时便“一直是矛盾的，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参见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载2005年4月29日《河北日报》。

　　{11} 参见拙文：《海峡两岸乡村叙事比较——以贾平凹和黄春明、陈映真为例》，《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2}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充分的一次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台湾战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萌发于50年代中期，盛大于整个60年代，衰颓于70年代”。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13}{14} 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1-82页;第80页。

　　{15} 有人便认为陈映真小说的理性（“智性倾向”）“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损害了他的小说家的才能”。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8页。

　　{16} “传统左翼”乃相对于后现代左翼、新左翼等而言的。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一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传统左翼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积极介入各种社会文化艺术实践。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詹澈、蓝博洲、吕正惠等。参见刘小新、朱立立：《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 李云雷：《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载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578。

　　{18} 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

　　{19} 陈映真：《父亲》，《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20} 陈映真曾讲述过一个“绿豆汤的故事”，讲的是父亲因主张教育公平而受到学生爱戴的事情，參见陈映真：《父亲》，《陈映真文选》，第62页。

　　{22} 比如“《归乡》系列”中描写的特务和战夫问题，在《人间》杂志便早有涉及。据王安忆《陈映真在〈人间〉》一文所记，《人间》第十八期的《遗忘道义和人权的日本，是人间之耻》一文、第四十五期的特别企划“民众史：赤狱国特”，便对此有专门关注。王安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第16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