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立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与马来西亚的天狼星诗社可说是很重要的文学跨界者。前者早在1954年便从香港进军马新，后者在1974年从马来西亚移师台湾并成立神州诗社。友联成功在马来西亚驰骋了45载，而神州则在台湾停驻了约7年。本文从史料与参与者的观点，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尤其是惯习、资本及文学场的双重结构，比较两者如何回应与调适新场域，以解说他们跨界后的运作模式与最终的命运。对这两个跨界文学团体的比较，试图总结前人的经验，以了解上世纪50至80年代华文文学的文学互动与交流的运作方式，或可为未来文学越界者作参考。
关键词：友联；神州；场域；惯习；资本；双重结构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39-10
一、前言
在华文文学界，文学组织拓展本身的王国，进军海外开垦新的文学疆场，可追溯到1950年代的香港友联出版社，接着是在1970年代的神州诗社。前者于1954年开始从香港进军马新，后者在1974年先以天狼星军团从马来西亚移师台湾，并在1976年创立神州诗社，招揽马来西亚与台湾的诗友，相应者众。神州诗社1980年随着核心领导人温瑞安与方娥真被台湾当局扣押并递解出境而宣告解散，前后在台湾文学场闪烁了7年后迅速陨落，留下一则传奇的文学故事。当然如果从诗社正式创立至解散的年数来算，则只有区区5年的风雅聚会。虽然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何况在文学场域中有着布迪厄所谓的“输者为赢”的原则，时间的长短也非衡量文学影响力的最关键因素，但神州的现实生命的确是过于短促，倏忽便隐入历史的甬道①，这无疑是令人惋惜的。相比，友联出版社从香港越界南来，迅速在马新落脚与建立根据地，出版《蕉风》与《学生周报》，发展学友会，编教科书，创立印刷厂，甚至成立餐厅，发起全国性的歌乐节等，在文学、教育与文化事业上大鹏展翅，一直到核心领导人垂垂老矣而在1998年裸退，驰骋在马华文学场域45载，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甚至超过当初他们移师南来所构设的目标。相较于神州7年的激情高歌而落幕，45年的春秋让友联能够冷静与深具策略地落实南进的目标与理想，并给本地文坛打下了更深的影响印记，培育了几代的作家与编辑人，他们所出版的核心刊物《蕉风》更成为马华文坛寿命最长的文学杂志，自1955年至今尚在出版（1998年转手给南院）。比较这两个文学团体，特别是它们异地闯荡之后的历程，肯定是华文文学一段宝贵的历史。
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研究场域的理论闻名。他认为在一个大社会中分成若干的小社会，每个小社会具有本身的操作方式与内部机制，而这些小社会自身特有的操作机制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小社会运作的内部逻辑和行事机制。②这些大社会中的小社会便是我们所说的各个场域，例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而文学也是一种场域。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观之，场域或许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内部行动者的想象中，但这种想象却是很真实的，它有边界，知道谁是主谁是辅，谁是先来者，谁是后进者等。
场域之间与场域内部似乎一直是处于竞争的状况。无论如何，场域内部却又非警卫森严的关卡，而是类似敞开与流动的市场，正如布迪厄所言：“每个场都构成一个潜在的、敞开的游戏空间，其界线是一种动态的边界，与场的内部斗争的利害密切相关。一个场就是一个缺乏发明者的游戏，它比任何人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具流动性和更为复杂。”③比起其它场域，文学场域更具敞开性与流动性。它比起其它场域如政治场域或经济场域来得自由与开放，主要是因为没有比较直接涉及现实权力与利益关系，而是一种符号的创造，一种象征的生产，因此它比较对外来者开放。外来者要在另一个国家成立政党参加选举，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外来者若要参加某国举办的文学奖比赛，不但受允许，而且往往受到鼓励。像中国台湾的两大报文学奖、中国的冰心文学奖等，都吸收了很多外地的稿件，这也是为什么友联与神州的跨国越界成为可能。
在1950年代的马华、台湾及香港的文学场域，虽然边界已经隐然成形，但与现今相比，它们的边界还是相对模糊。当时有不少马华作家在香港出书，也有不少大陆/台湾学者作家南来，包括谢冰莹、孟瑶、苏雪林、锺梅音等。友联社能够在香港成立并迅速崛起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创社的四大成员，陈思明、燕归来、史诚之及徐东滨，大都是中国南来的文人。而《中国学生周报》的前身则是1946年在南京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因此可说是从大陆迁移到香港，而很快便在香港崛起，成为极有影响力的文学社，除了《中国学生周报》外，还出版《儿童乐园》和《大学生活》等刊物，出版了不少社员的著作与其它作家的作品，张爱玲的《赤地之恋》便是其中一部，由创社成员燕归来为它写导论。④此外，他们也成立研究所，对大陆政治进行研究，掌握了相当的学术话语权。在香港的成功经验，推动他们把臂膀再伸展到东南亚。
至于神州诗社，它的前身是创立于1967年的绿洲社，由温瑞安所创办并担任社长，最早的成员只有4人。绿洲社是后来组成天狼星诗社的五大诗社之一，往后又迅速发展成为十大分社，其它诗社为绿林、绿田、绿原、绿湖、绿野、绿风、绿流、绿丛、绿岛。天狼星诗社于1973年成立，成为这十大诗社的总称，社长为温任平，即温瑞安的兄长。当时他们举办文学聚会、诗作竞赛、出版刊物、社员著作（多为温任平、温瑞安的作品）等。至1976年神州诗社于台湾成立之前，他们已出版了114册的文学期刊（多为各地诗社的社刊），同时也已在马来西亚与台湾两地出版了10部著作。
二、南来北往：友联的入境与神州的离境
本身也是属于企业机构的友联，它1954年的“南进”并非单纯的商业决策，更是一种文学场域的拓展，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政治议程。据说它具有美援的背景，与南进行动和反左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无论如何，对于这种“特殊关系”学术界至今仍然只有间接的推断，还未有直接的文献佐证，尤其引用美国官方的文献证明他们接受美国新闻处的基金。他们能够在香港短短几年迅速扩张，建立了如此多元与丰实的文化工業王国，并能够很快地伸展到南洋，背后若没有庞大的基金支持，确实难以想象。无论如何，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推断它具有美援的可能性，但我们的焦点不在政治，而是探讨他们如何适应与立足新的文学场域。
当年友联入境新加坡时，新加坡与马来亚都尚未独立。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后，友联便把总部从新加坡迁到吉隆坡。根据友联在马来西亚最德高望重的成员姚拓的回忆，友联先后南来的朋友们，起码也有20多到30位。⑤有些来了之后从此就在南洋落户久居，例如姚拓、申青、黄崖、王瑞龙等，有些来了之后又走，有些回到香港，有些跑到美国或移民到其它国家，如陈思明（友联董事长）、燕归来（友联秘书长，友联研究所所长）、白垚，杨际光、黄思骋、彭子敦、司马长风等。
作为一支外来文学军团，友联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当地文人集团的排斥或竞争，但是却非汹涌澎湃的阻力，只能够说是一股小逆流，主要来自左派集团，这与它据传拥有美援与反左议程有关。另一方面，他们在年轻人群中获得支持与拥戴，这又与他们先锋性的发起现代主义文学风潮系有关，让他们的影响力渐增。他们所出版的文学杂志《蕉风》与《学生周报》，吸引了很多的读者，早期的发行量皆在一两万份以上，《学生周报》在1983年停刊时，销路仍有1万多份⑥，在文化贫瘠的马来西亚，那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们从这两份刊物的外延机制扩展出更大的文学网络。很显然，布迪厄所言的场域内部竞争与互相排斥，在友联登陆马来亚的例子中没有很尖锐，反之其被接纳的声势更强大。
神州入境台湾的文学场域，是天狼星社员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留学后启步。1973年，天狼星两位主将温瑞安、休止符（周清啸）最先赴台深造。由于过于挂念马来西亚诗社的社员与活动，不出两个月便休学归返。1974年温瑞安再度赴台深造，这次连同黄昏星、廖雁平、方娥真一起启程。隔一年，周清啸也赶上他们的步伐，来台会合，组成“五方座谈会”，他们这5位南洋文艺青年在台北掀起了一场为时约7年的文学嘉年华。他们举办创作竞赛、组织文学郊游、出诗社刊物、出版社员著作、售卖文学书籍、习武（刚击道）、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振眉阁、试剑山庄），成为一批很特殊的文学集团，凝集力很强，社员也必须遵守严谨的清规戒律，“赏罚分明”，必须服从领导，特别是大哥温瑞安的决定。诗社在高峰期时社员数量拓展到三四百位，声势浩大（少年林耀德也曾是神州的一员）。后来诗社内部发生矛盾，社员纷纷退出。在诗社元气大伤的当儿，却厄运不断，最致命的是台湾国民党政府警备处以“为匪宣传”罪名逮捕了诗社四大主持人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廖雁平。黄、廖在经过一天的盘问后被释放，温、方则被扣留了大半年，释放后被递解出境。诗社遭此大劫，从此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
下文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来阐述友联与神州在文学易场后的操作机制，即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与文学场的双重结构（double structure）。
三、惯习/习性（habitus）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⑦这里所谓的“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又可简称为惯习或习性，这与他所说的另一句话吻合：“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⑧换句话说，每一个场域内部都具有它的操作惯性与积累的习气，这些惯习是建构该场域内部机制的本质特性，同时又是该场域能够运作的一种行事规则或常规（Doxa）。布迪厄又认为惯习是“持续的、可以转换的倾向系统，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于各种框架的模拟性的转换，惯习使千差万别的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⑨
惯习与场之间的关系是在两方面进行运作的。一方面是一种调节的关系：场构造惯习，惯习是体现场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一种知识的关系，或是认识的建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对于某个场域是很重要的，它是某个场域形成的支撑点，同时也是该场域操作的守则。⑩对任何新进者或挑战者，他们必须在这惯习底下适得其所才能游刃有余，不然他们得扳倒旧的惯习建构新的逻辑或游戏规则。
友联诸友之所以很快能够在马华文学场域中如鱼得水，基于他们能够适应马华场域中的惯习。这可分成三点来谈。首先在1950年代的马来亚与新加坡都处于紧急状态（Emergency Rule）时期，英殖民者以及独立后的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动员各种资源来剿灭马来亚共产党的威胁。拥有“反左”背景的友联在没有受到多少政治干扰下迅速发展，例如1955年成功出版《蕉风》，1956年顺利出版《学生周报》。第二，当时的马华文学正如火如荼地倡导爱国主义与反黄主义。爱国主义是配合即将独立的马来亚，脱离殖民政权的辖制而走向民族自主，华人应该效忠与投入新兴国家的建设，与其它兄弟民族携手创造美好的未来。因此，文学界倡导华人要爱马来亚，抛弃政治中国的观念，融入为本地公民。而反黄运动的导因，是一位高中华裔女生被奸杀，让文学推动者觉得是黄色书刊荼毒了青少年的思想，健康的文艺在紧急法令统治中受限制，因此文坛便发起创作健康的文学作品。{11}不管是爱国主义，或反黄运动，友联都能够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蕉风》一创刊便喊出马来亚化的方针，积极刊载论述马来亚方方面面的作品与论述。此外，《蕉风》与《学生周报》的出版与发行，正符合文学界迫切期待健康文艺书刊的愿望，因此很快就获得文艺青年的青睐，每期发行万份以上，尤其是《学生周报》，高峰期时达到16000份。
第三，進入60年代之后，文艺青年渐渐对久据文坛主流的左派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与观念兴味索然，甚至产生反感，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友联通过其两份机关刊物发起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潮，冲破左翼文学的主导，推动新的文学气象，更是当时马华文艺青年的心中憧憬。
友联的目标与主流政治意识吻合，它的文学策略一方面顺应大势，一方面创造新的范式，即延续又开创属于自己的场域习性。马来亚官方政策不断改变，官僚主义猖獗，因此他们行事谨慎，低调而不张扬，却往往能摸石过河。他们所碰到的阻力，一方面是残存的左派势力，虽然并没有被很严厉的对付（不像在教育界有被暗杀的事件），但对于一些个别的友联拥护者，例如学友会的成员，也有受到威胁恐吓的，或者通过围攻对那些支持友联的写手诉诸文字暴力。另外，友联也频频举办生活营、文学营、野餐会等活动给予当时的文艺青年“正确”的引导与熏陶，初期准证还很顺利，但是后期当权者则有各种各样理由刁难，每每在举办日期的前一天才发出准证，令主办单位面对许许多多的不便，因此这类活动在1969年之后，便不再举办。{12}这项挫败对友联的核心业务没有很大的影响，毕竟《蕉风》与《学生周报》的出版并不受干扰，尤有进者，在1970年代之后，友联获得官方的授权编辑华校教科书，这使它具有更广的发挥空间。
神州诗社1970年代从马来西亚的美罗小镇跨入台北的文学场域，似乎也切合台湾社会与文化的习性。这时台湾在外交上被孤立，1971年被迫退出联合国，1978年亲密盟友美国与台湾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来自海外的华侨子弟，自然会更加的接纳与珍惜，甚至有更多的爱护与包容。再加上从1966年以来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神州诸人所倡导的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国做点事，鼓励文学创作，与官方文化运动的机制明谋暗合，而1960年代便进入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台湾文学场域{13}，对于接纳倡导现代诗创作的神州显得顺理成章。因此神州在台湾的活动，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甚至可以说是获得鼓励。他们受到当时的文坛名人如朱西宁、余光中、高信疆、亮轩等人的热情接待和精神上的支持。实际上他们尽量避开文坛的纷纷扰攘，并未卷入台湾的文学论战，例如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以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后来他们和台湾文学场域惯习的反差，使诗社遭致的致命伤，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他们习武的动作难免引起外人的猜忌。神州延續他们的绿洲精神，继续在台湾习练“刚击道”——这一糅合空手道、跆拳道及中国功夫的自创武术，实现他们所谓的文武双修、兄弟结义的愿望，再加上主事者温瑞安勤写武侠小说，神州无疑成为他的小说原型、灵感激发与武侠实践的场所。神州诸子习武有板有眼、虎虎生威，有时甚至在公众场所开馆，嘈杂喧嚷，不免引起了路人与居民的投诉，这对戒严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显得格外刺眼，也非台湾其它诗社（如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三三诗社等）的行事作风。习武的活动与操练使一些人士对诗社的解/误读，把它与政治意图挂钩，甚至在30年后写台湾文学史的陈芳明，仍然还有“诗社的组织仿佛是一个习武集团”{14}之说，不能不说这种解/误读事出有因了。文学化被诠释为政治化，与末后诗社被国民党政府以具有政治议程与企图之名被检举密切关连。另外一个神州较与众不同的行事规范，是对社员投入感的严苛要求，他们往往通宵达旦谈文学，被要求出外卖书（被称为“打仗”，很武侠气的名词），严格的创作要求，超负荷的出版计划，出钱出力，但最后债台高筑，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啊！对于一些诗社成员来说，这些要求使他们荒废学业，使家长产生不满，有家长来兴师问罪，带走不回家的孩子。{15}主事者总以做大事者行事与众不同为训，要社员视诗社的事业为第一重要，加之诗社又有阶级之分、论资排辈之外，还有：“公交车出租车之分”{16}，长期的经济负担，长期的精神轰炸，诗社内部成员开始对这种行事方式无法忍受而背弃，“首先是殷乘风，随后许丽卿、楚衣辞等相继退社”，甚至有社员罗海鹏，为表去意，竟然写血书铭志，离异之心如此强烈{17}，逐渐发酵成为了所谓的“退社潮”，使诗社元气大伤。
四、资本
布迪厄对资本的分析非常到位，他把资本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及符号资本（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是具有创见的划分，尤其把符号作为一种资本的形式。
他所说的经济资本和经济学中的资本含义大致相同，这种资本与物资、货币及金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很快转为金额的形式。布迪厄认为文化也是资本的一种客观存在形式，而文化资本通常以作品、文凭、学衔等为其符号，文化资本也可以制度化为某种学位或者某种教育资格。在行动者的各种社会实践中，文化资本具体的存在形式经常是图片、书籍、辞典等文化物品，从事脑力劳动的个体通常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是最为隐蔽的，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就是努力地传承着各种文化资源，并在这基础上尽可能地拓展其文化影响力。
布迪厄认为一个人或群体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网络之中，而这个社会网络就是他所说的社会场域，而在这个社会场域范围内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之间发生联系，而个体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总和就是他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通常以社会声誉、各种头衔为符号，也可以制度化为某种社会规约形式。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多少，取决于行动者有效的运用联系网络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跟他发生联系的个体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这里的资本既可以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可以是象征资本。也就是社会资本不能简化成特定的行动者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资本，而存在于各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之中。社会资本经常和社会权利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
符号资本是一种相对于“物质”而言以语言、文字、衣着、行为等符号形式存在的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不被看作资本的资本。但符号权利可以构建现实的权利，掌握了它便拥有一定的优势。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他常用符号资本分析社会权利关系。它既独立于其它形式的资本又与其它形式的资本紧密相联，是一种抽象的资本形式。布迪厄认为符号系统具有认知、交往和社会分化三种重要的功能，但在实践层面上具有“超功利”的面目，它总是试图将功利性的东西变成超功利性。布迪厄认为各种资本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资本形式的划分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各种资本虽然都以经济资本为根源，但他同时又极为反对将所有的资本都还原为经济资本，从而忽视了其它资本的特殊功能与独特运作规律。{18}
借助布迪厄对资本阐释的视角探勘友联与神州的资本积累与掌握，可从中获得更深层的认知。比较起来，友联出版社一开始便在经济资本上具有规模，加上后来的善于经营，使它避免像神州那样举债度日，更成为一家盈利的文化集团。他们丰足的经济资本背后是否一如传言是接受绿背支持？赵稀方曾提及1950年代接受美援的香港四大出版社，即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友联赫然是座上宾，无论如何他并没有举出直接的证据，特别是来自美方的文献，是美中不足的。{19}因此，在未有更直接的证据出土前，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在现实的层面上，友联在香港的成功经验，已使它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与人力，可以调兵遣将，大举南进。他们能够以如此庞大的队伍，如姚拓所言前前后后二三十位成员陆续南来，而且成员中皆为全职的执行员、编辑及职工，包括陈思明、申青、方天、黄思骋、黄崖、姚拓、白垚等极为优秀的人才，没有相当的经济资本是办不到的。中期，他们获得马来西亚官方的接纳，成立马来亚图书公司（马图）、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等，出版教科书，成为具创收的出版机构，使他们可以长期资助《蕉风》的出版，《蕉风》因而成为马来西亚寿命最长的文艺杂志，连续出版了44年共488期{20}，给予马华文学的发展颇大的冲击，不少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早期大都在《蕉风》发表作品而后走向文坛。
比较起来，到台湾深造的神州诸子，大概除了温瑞安之外，几乎都是穷学生。后来他们和母体天狼星诗社决裂而成立神州诗社，背后的支持经济力量更毫无指望。他们唯有自力更生，但是诗社的出版大计超负荷运转，让社员总是觉得“钱不够用”，因此唯有寅吃卯粮，欠债累累。社员陈剑谁（陈素芳）回忆说：“为了完成温瑞安描绘的文学大业，除了他和方娥真，社员个个背债。”他们的经济来源极为有限，主要靠卖书（被称为“打仗”），但是仍然无法资助庞大的出版开支。靠写武侠小说在台湾生活过得相当优渥的温瑞安，自称没有用过社员卖书所挣得的任何一分钱，有时还得自掏腰包请社员吃饭。{21}我想应是没有虚言，只是他也没有适当资助诗社，即使要为他出书，也还得公事公办，先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以“表现诚意”{22}，令诗社陷入更大的财困，可见大哥是非常“公私分明”的，本身可以置身度外，让社员去承担诗社的经济压力，这对诗社的伤害颇大。
至于社会资本这方面，友联诸友如申青、陈思明、黄思骋、黄崖、刘国坚等，都已是大学毕业生，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尤其在大陆和香港建立了广大的人际网络，南来后“上山下乡”，广结善缘，人脉宽广。他们在出版《蕉风》与《学生周报》的同时，还在9个城市（吉隆坡、槟城、太平、江沙、怡保、芙蓉、马六甲、文冬、麻坡）成立了学友会，把通讯员、作者、读者集聚在一起，声势浩大，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力量。学友会组织是成功的，底下有学术组、合唱团、舞蹈组、戏剧组、美术组等，成为友联很强大的外围组织与后盾，也栽培了不少杰出的文艺青年，包括马汉、马仑、年红、陈鹏翔、王润华、淡莹、冰谷等，一生在马华文坛驰骋。他们也善于拉拢外地来马旅居工作的作家学者，扩大他们的社会网络，例如曾经到太平华联中学执教的谢冰莹、曾经在南大客座的苏雪林与孟瑶，曾经不只一次被邀请成为文学营、生活营、野餐会的主讲人。作家锺梅音路过吉隆坡时，也受到姚拓先生的款待，带她们一家游吉隆坡，去吧生吃海鲜等。这些都是积累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相较之下，神州诸子也善于建立社会人脉，他们结交了不少文学名流，如朱西宁、余光中、高信疆、张晓风、亮轩等，获朱西宁款待，高信疆赠剑，亮轩更借房子给他们练武等。他们也善于招揽同侪大学生，在短短的几年内，社员迅速增加，非常活跃的至少有三十几位，外围社员也有上百人，这颇令人惊讶。无论如何，友联在社会网络的建立上比较属于“外向型”，服务对象比较多元，而神州的社会关系比较倾向“内向型”，整个诗社便是一个大家庭，社友之间以兄弟姐妹称呼{23}，大家长甚至可以干涉社员的动向，对有犯错的社员实施很莫名其妙的惩罚，如李宗舜所描绘的：“谁知社规俨如军令，又以成就个人为唯一标的，社友做错事者理应小罚惩戒，却被罚洗放大的彩照，永和永亨路的神州社，大厅挂的都是温瑞安大张人头照片”{24}，这种较内向的关系发展到极限是，眼中就变成只有一个温瑞安了，逐渐演化成个人崇拜，对他唯命是从，令其社会关系网萎缩，导致其社会资本的弱化。
至于文化资本方面，除了姚拓乃军旅出身之外，其它友联诸友大都名牌大学毕业，例如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司马长风和燕归来、畢业于复旦大学的黄思骋、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刘国坚等，文化资源很丰厚。此外，他们通过出版《蕉风》和《学生周报》建立了他们的文学品牌。1970年代后出版《友联文选》等教科书，成为中学生必读品，建构了他们的文化威望。他们也通过蕉风、学报及友联的名义，出版了不少文学著作，有些随刊赠送，有些在市场售卖，逐渐建立本身的文化品牌。此外，通过友联文化协会，他们还在马来西亚发起“歌乐节”，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全国性的歌乐盛会，协会会长陈思明从不露面，默默在台下欣赏，陈思明也是友联、马文及大人的董事长，可说是友联的大家长，但他行事低调，只在乎成果，不搞个人崇拜，确实是很踏实的人。{25}
神州诗社的成员当时大都是在籍大学生，尤其是5位核心领导温瑞安、李宗舜、廖雁平、周清啸及方娥真。除了温瑞安与方娥真或许在台湾文坛闯出名堂，其他成员仍然寂寂无名。温瑞安在神州时期，已经在台湾出版了10多部书，包括《将军令》（1975）、《龙哭千里》（1977）、《凿痕》（1977）、《回首暮云远》（1977）、《山河录》（1979）、《天下人》（1979），创作质量备受肯定，也受当时主流出版社的青睐，拥有相当知名度，与其它社员的差距颇大，这恰恰是造成诗社过于依赖温的个人魅力，形成了后来的个人威权领导和一言堂，这不是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打响诗社的整体知名度，他们通过出版天狼星诗刊，以及后来的神州文集、神州诗刊，很快在中学生与大学生群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吸收了不少新的成员，社员急速增加。当时仍在中学念书的林耀德也因缘巧合地参加了神州，接受启蒙的文学教育。他们后来还出版了学术刊物，即青年中国杂志，共出版了3集，每集都以不同的刊名出版：青年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这项出版希望能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一定的效应，他们特向文化界学术界名人邀稿或访谈，包括朱炎、杨国枢、徐复观、傅乐成、牟宗三、胡秋原、韦政通、余光中等，令他们激赏不已。{26}亮轩所描绘的诗社盛景，可反映诗社前期的辉煌：“他们不断的受到鼓励，从作品及书刊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各大、中学校的社团也主动邀请他们去主持座谈会，跟他们交朋友。诗社的成员，早已不再局限于几位海外归国的游子，许多生于宝岛长于宝岛的青年子弟，已经完全把热情与理想投注于诗社之中，开出灿烂的花朵，结成累累的果实”{27}显然，由于诗社频繁的出版，大都“自己写自己”的自我建构方式，再加上打出“复兴中华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旗号，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侪，甚至也有四五十岁的老文友也被吸引，成功地把他们聚集起来为诗社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复兴办点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后者并没有很具体的落实，只沦为一种文化口号，而诗社的文化策略是办更多的活动，出版更多的刊物/文学集子，反过来令社员负担过大，特别是那些核心会员，毕竟他们尚未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去应付诗社的宏图大计。当然，诗社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在文化上结出如此累累的果实，这确实是一项传奇。
至于符号资本，是比较抽象与超功利性质的资本，但它可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与权利。友联的作风一向非常踏实与具有策略性。他们顺应趋势适时地发起了各种文学符号，赢得作者与读者的积极响应。例如在独立前后，他们顺应爱国主义文学的提倡而发起了“马来亚化”的创作与论述。在1960年代，他们顺应很多文艺青年对左派现实主义的反感而倡导现代主义，译介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鼓勵从事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向台湾现代派诗人如覃子豪、余光中、杨牧等邀稿，获得年轻一辈作者读者的喜爱，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友联的核心领导如陈思明、姚拓等本身虽然是写实倾向的，{28}却没有阻止友联刊物现代主义化，此外他们也让《蕉风》与《学报》的主编自由去塑造刊物的风格或文学倾向，显现出他们的宽容与开阔的心胸，这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至于神州诗社，则武侠氛围非常浓厚，充满理想与浪漫色彩，这与主事者温瑞安沉溺于武侠世界密切相关，他们的大本营称为试剑山庄，山庄里有聚义堂、振眉诗墙、黄河小轩、长江剑室、路远客栈、七重天等，聚会称为四方座谈会或五方座谈会；师兄弟姐妹拜把结义，论资排辈，并经常聚集练武；更有甚者，主事者温瑞安还喜欢为女社员取名：如曲凤还、秦轻燕、陈剑谁、戚小楼、楚劲秋等，增添了武侠气。诗社隐然成为温瑞安武侠世界中的现实还原，这种倾向成为神州的标志与核心符号。虽然这样的符号成为神州很重要的号召，以及强化内聚力，但是在高压统治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这样的符号难免引起当权者的不快，再加上不满的家长“诬告”，酿成后来遭到来自政治场域的打压。此外，神州诗社延续绿洲/天狼星时期的中国性抒情的文学风格，显然是模仿自台湾的宗师如余光中、杨牧等辈，在台湾的文学场域已行之多年，不算创新的拓展，不像友联在马来亚倡导现代主义，是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29}，因此友联强大的后续力量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这两个文学集团的会歌里头，似乎也可窥见两者所要建构的符号之别。友联的膀臂组织学友会，表面上虽然独立运作，但实际上有友联的全职编者的监督与推动，例如黄思骋、黄崖、白垚等都曾经在学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各地的文友会会所与图书馆书刊，都是友联所提供的。他们不时地举办生活营、文学营、野餐会等，每次在聚会前，他们也习惯性地高唱营歌，与神州的习惯相同。营歌的歌词是燕归来所撰，并由奚会章谱曲：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里，大自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心地像太阳，像太阳磊落明亮，我们的意志像岩石，像岩石一样，坚固刚强，我们的活力像松柏，像松柏一样劲拔青苍，来，来吧，年轻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一同工作，一同成长，工作成长……我们的情谊，像不枯的泉水，永远永远不相忘，我们的抱负像宏伟的堡垒，耸立在马来亚的高原上……{30}
在比照神州社歌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两个文学团体不同的符号系统：
中华的荣光正在滋长发皇，看我们艺术优良，听我们歌声绕梁，唱到悲歌慷慨，情节激昂，发人深省，无限感伤，莫怪原形毕露，粉墨登场，可歌可泣，认识炎凉。看我们艺术优良，听我们歌声绕梁，中华的荣光正在滋长发皇。{31}
友联的生活营歌倾向于取法自然，以自然为榜样，从自然推衍理想，是很实在的风格，很具体的追寻，其中或暗含着反对过于人为与违反自然的作风。反之，神州的社歌在感伤中有激越的情感，在压抑中想要冲破种种框框，抱负远大、理想开阔。无论如何，这种激越的情绪是否能够长久持续？所谓骤雨不终朝，由于想要完成的事很多，挤压在很短的时期过度消耗能量，最后透支而难以延续，最终只能选择逃避，这就是引发退社潮的肇因。主事者温瑞安2010年接受《文讯》访谈时反过来说，后期诗社给予他的负担很大，正如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后来发生了肃清事件而解散后，他反而感觉如释重负。这样的感觉是他当时真实的感受，还是30多年后自己的省悟？{32}但是，以神州诗社这样频密的活动与出版，想要在很短期内搞出辉煌的事业来（中华荣光滋长发皇），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何况他们只是一批在读的大学生而已。
五、双重结构
根据布迪尔的观点，由于在文学场中，文学生产者所占有位置的不同，他们进行文学生产的目的也是不同的。这样文学生产场域就发生了分化，主要分化成两个对立次场即：“有限的生产场域”和“大生产场域”，即所谓的双重结构。前者属于文学探索领域，而后者属于商业领域。当然，我们不必完全用这样的二分法来定位这两种生产的方式，但这两类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套用在这两个文学集团身上，前者应是神州的文学生产模式，后者则比较接近友联的性质。
神州的胚胎期绿洲社在一开始便是属于同人社团，他们自编自写，自创自刊，出版了很多手抄本、油印本的社刊。后来诗社扩大成为天狼星，也仍然没有脱离这样的同人形式，集聚志同道合的同好，谈文学、办活动、编社刊、出著作等。他们的方式是非商业性的，也非大规模的生产，出版物主要还是给予社友传阅交流。当温瑞安等辈移师到台湾之后，这种同人的形式仍然很浓厚，诗社偏向家族型，当中有一个大家长，再由几个小家长协助，其它的都是家庭成员，但因为有同样的志向与理想，再加上年轻人那一拍即合的天性，因此很快招揽了不少社员，阵容相当强大。他们的核心活动是对内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以诗会朋，以文待友，互相砥砺，切磋琢磨，终希望能够获得创作上与文学修养上的升华。他们所出版的诗集或文集，主要还是收录社员的作品，也是自编自写，自掏腰包出版，甚至被讥为“自己写自己”的夫子自道模式，只是出版社从马来西亚换成了台湾，印刷质量比在大马时期的手抄本油印本精美光丽，但仍然没有跳出同人的模式，因此是那种“有限的生产”机制，属于小众的文学场。这小众的文学场，后来由于对主事者的过度依赖，形成了不太健康的现象，正如当事人蔡素芬所描绘的：“主事者被神化、圣化、抬高、拔高；家族型的领导转化为个人领导，再转为威权领导。”李宗舜归纳说：“有人野心勃勃，神州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王朝的‘样品屋，他抬手举旗，犹如卒子过来汉界，就是回不了头。诗社变质，新人被遥控，设立各部各组由一人指挥，成了一言堂，社员若有不满，则标签小集团，群起围攻，承受不了者退社，当之奈何。”{33}
从蔡素芬与李宗舜的描述中，诗社变质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们的“大哥大”温瑞安。他后期的权威领导引起了许多社员的不满而引发退社潮。无论如何，温瑞安个人认为，当时他对越来越多的社员有穷于应付的趋向，本身面对很大的内外压力，但是他仍然扛着这重担，“我得背着他们走”“像薛西弗斯——举步维艰”{34}；然而他仍然无怨无悔地负起作为大哥的职责。他把诗社的倒退归咎于“树大招风”、“内部分裂——诬告此起彼落”，令他感到很痛心，最后“出事”了，他反而感觉轻松，“反而是脱壳了”{35}。当然以温瑞安这样好为“大哥”，喜欢江湖义气，并不甘寂寞的文人（即使到香港他仍然搞文学社团），神州的下场并非他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是超乎意料的，“脱壳说”只不过是他的自我解嘲而已。当然，他大概并没有充分自觉，他后期的个人领导以及过度的自我建构，使神州这小集团成为更小的集团，最后走向颓败。无论如何，现实语境中的颓败并不必然在文学场中是输者。文学场有一个很奇怪的“输者为赢”原则，虽然不能很贴切的概括神州，但是神州的传奇确实是让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坛受到注目的开始{36}，并且也影响了一些文艺青年走向文学之路，林耀德便是很好的个案，因此在促进台湾与马华文学事业上的贡献是不可抹杀。
至于友联出版社，它的性质比较倾向阿多诺所谓文化产业那种类型，是属于企业化经营，大批量生产的运作机制。它在1951年成立于香港，创社之初虽只有4人，但他们通过招贤纳士，聘请了很多优秀的才俊加盟，声势迅速壮大。他们所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获得良好反映，在未南进之前，便已设立星马版、印度尼西亚版、泰国版、缅甸版及越南版。由于星马版的销路最好，因此后来选择跨界来星马，并作为策略考虑，最后把总部设在吉隆坡。他们后来在新马出版的《蕉风》与《学生周报》，初期发行量每期是一两万份，尤其是后者。进入1970年代，他们开始获得官方的授权，出版中文课本与教科书，除了友联出版社之外，他们还设立马来亚图书公司、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友联也有门市部、印刷厂，在怡保设立欣和书店等，他们的文学生产的性质与类型扩大了，也同时加强了他们的经济资本。因此，友联一开始便朝着大生产目标迈进，在经营多年后，生产范围不断扩大，可说是达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目标与理想，虽然后来《学报》停刊了，《蕉风》的读者群也逐渐递减，但是这与网络时代的冲击相关，是信息时代下文学的普遍命运。但从1950至1970年代友联通过大生产的模式影响很大的作者与读者群，栽培了许多文学接班人，对马华文坛贡献良多，将来的文学史是无法跳过友联这一章的，而且肯定不会像神州那样在台湾文学史只有一页半的篇幅。
六、结论
比较友联与神州在跨界之后的经营，友联不论在惯习的适应、各种资本的先天性具备与后天调配、以及大规模的生产运作方式的掌握，都比神州更具弹性与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实务与谨慎的行事作风，让他们赢得了官方与民间的信任，达到最终的目标；反观神州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挟着年轻人的激情，对现实没有充分的认知，对本身的能力也有过高的估量，最后又陷入个人威权领导，社员疲于奔命，抓襟见肘，仍然无法达标，挫折感很大，又荒废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投诉频仍，也引发官方的怀疑，内外离心，内忧外患，最终崩解是可以预料的。这项比较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原则做判断，而是想归纳前人的行事历程，总结前人经验，或许能够成为后人的参考，尤其是今天这越界跨国口号喊得漫天价响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有其它像友联或神州的文学集团或个人的跨界，可站在前人经历的基础上更有策略地实现目标。
① 陈芳明在两大册的《台湾新文学史》中，为诗社写了约一页半的记述，认为神州是让台湾文坛最早注视马华文学，诗社组织似乎像练武团体，并列出温瑞安与方娥真在台湾的著作等。其它台湾文学史著作似乎没有提及它。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2012年版，第703-704页。
②⑧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第142页。
③⑦ （法）布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第134页。
④ 张爱玲在香港创作的第二部小说《赤地之恋》1956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出版，并由Maria Yen写导论，Maria Yen就是燕归来。详见https：//notesbooks.wordpress.com，01-07-14。
⑤⑥{12} 姚拓：《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2页；第568页。
⑨ 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116.
⑩{18}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91-2， 300.
{11}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版，第265-348页。
{13}{14}{36} 陳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页；第703页。
{16}{22} 陈素芬（陈剑谁）：《遥远的鼓声》，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台北：秀威资讯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第206页。
{16} 社员陈剑谁回想当年时说：“独自行动时，我们坐公交车，与他们（温瑞安与方娥真）外出当然坐出租车，千金散尽还复来，钱用完了再说。”，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台北：秀威资讯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17}{24}{33}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资讯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第182页。
{19} 赵稀方：《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二十一世纪》2006年12月，总第98期，第88页。
{20} 友联全身而退后，《蕉风》交给南方学院（后升为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继续友联时期的期号，但改为半年刊，目前已出版了506期。
{21}{32}{34}{35} 温瑞安访谈：《龙游浅水虾味鲜——访温瑞安谈神州诗社与神州事件》，《文讯》394期，2010年4月，第68-69页；第71-74页；第65-68页。
{23} 林耀德在追述他参与诗社的经历时，总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称呼诗社的四大家长温瑞安、李宗舜、廖雁平和周清啸。一次他参加诗社活动后，忘了把帽子带回来，要去上学时正苦恼之际，四哥周清啸骑脚踏车在冷飕飕的清晨来到他家，把帽子递给他，令他无比感动。林耀德：《浮云西北是神州》，《坦荡神州》，台北：故乡，第267-271页。
{25}{28}{30}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八打灵：大梦书房2007年版，第63-64页。
{26} 这三部由神州出版社所出版的文化学术期刊，即《青年中國》《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是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主编为曲凤还，出版年均为1979年。在一年内出版了三部期刊（还未包括其它出版品），以他们皆作为学生的身份而言。这种出版速度是惊人的。
{27} 亮轩：《序》，温瑞安主编：《坦荡神州》，台北：长河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1页。
{29} 虽然马华现代主义萌发于1930年代中期，不过因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断层”，当1960年代友联再倡导时，似乎又是一项新的拓展，凝聚成强大的风潮。
{31} 神州诗社主编：《风起长城远》，台北：故乡1977年版，扉页2。
（责任编辑：黄洁玲）
Literary Border-crossing and Field Adjustment：
the Case of Shen Chou and Union Press
[Malaysia] Khor Boon Eng
Abstract： It can be said that Union Pres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and Sirius Poetry Society in Malaysia are two important border-crossers， the former entering into Malaysia in as early as 1954 and the latter moving to Taiwan in 1974 where it established Shen Chou Poetry Society. Union Press had been successful for 45 years in Malaysia whereas Shen Chou stayed in Taiwan for about 7 year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view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adopting Bourdieus field theory， particularly his habitus， capital and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two to find out how they adjust to the new fields in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modes of operation and the final fate after they crossed the borders. With this comparison of the two border-crossing literary groups， an attempt is made to summarize the previous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methods in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between the 1950s and 1980s as a possible reference for future literary border-crossers.
Keywords： Union Press； Shen Chou； field； habitus； capital； doub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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