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敏

　　摘 要：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使者，当时已经是诗人、翻译家和书法家的程抱一，在《天一言》中首次以小说形式见证异国生活，书中主人公的经历反映出两个世界的相遇，也代表了作者一生所从属的两种文化的对话。

　　关键词：程抱一；《天一言》；两种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32-07

　　《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是法国华裔学者程抱一用法语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此书问世后获得1998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使者，当时已经是诗人、翻译家和书法家的程抱一，首次以小说形式见证异国生活，书中主人公的经历反映出两个世界的相遇，也代表了作者一生所从属的两种文化的对话。

　　程抱一，1929年出生于中国的一个书香家庭。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他通过翻译作品接触到西方文学，其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1948年，他随父亲赴法，随即开始在巴黎学习和生活。上个世纪60年代，他进入了法国高等教学和研究机构，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从事中国和法国诗歌翻译。他的个人创作是从70年代起开始的，最初以发表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文论为主，继而不断丰富扩展，曾用中文和法文創作诗歌。他撰写的许多论著至今被奉为经典。丰富的成就使他相继获得法兰西荣誉勋章和法语创作大奖。2002年，程抱一的第二部法语小说《此情可待》问世，同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的终身院士，成为首名进入这个机构的亚裔学者。

　　程抱一的双语创作是双重文化和内心历程的结果。作为华裔作家，他和所有客居他国的人一样，遭遇过语言文化的障碍。在法国的非本土作家文学的研究中，他的名字经常作为少数族裔代表被提到。但是，跟大多数外裔作家比起来，程抱一的创作不仅走过了独特的道路，而且在语言上也有非常不同的特点。传统的外裔法语作家，大多来自世界上其他法语区，如非洲、加拿大魁北克和北非的马格里布，他们的写作往往带有特定社会语言群体的印记。而程抱一成年后来到法国，19岁才开始系统地学习法语。法语和汉语都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学传统，分别属于不同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除了一般欧洲文字之间的语法、句型和词汇的区别以外，还有表意的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用法语来写中国，既要有正确的法语表达又要体现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感情，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挑战。程抱一战胜了这个挑战，而且将双语环境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外国族裔的武器。从这一意义上说，《天一言》不仅在内容上见证了异国经历，也为语言创作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点。

　　一、文化意识与本土特征

　　作为华裔作家的首部法语小说，《天一言》也带有一切外国族裔文学的基本特性，正如这个领域的加拿大专家阿兰·杜铎教授所指出的：“此类文学首先显示出对原生地的情感，而随着那个地点的远去，这种情感愈加强烈。”①在程抱一笔下，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场景，通过这个背景表现的，还有它所包括的社会、历史、思想等多方面内涵。在这个意识的指导下，故事的安排以突出文化主题为目的，以至于某些情节都成了为之服务的工具。

　　首先，地点的描写无时无处不在反映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习俗。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细节，通过遥远的氛围展示出来，这种遥远不仅是空间造成的距离，也有历史产生的时间距离。

　　从叙述时间上来看，中国近代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的命运相互交迭，而地点的描写则显示出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反映着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绿色的田野，古朴的村庄，茶园和古庙，云雾中的庐山，山脚下的茅屋，在怀念的笔触中令人想到一幅遥远的山水画，落寞而富有诗意。重庆和附近乡村，记载着难忘的初恋和友谊；天一出生的屋子，是父亲为乡亲们婚嫁、节庆、盖房或丧葬时写字的地方，也是他自己启蒙和初涉知识的地方。在回忆中，程抱一的描写得益于来自本土的文化。中国式的比喻似乎比法文直接描写更加生动有力。

　　感情和欲望和直接表述已经枯竭了，而作为大自然组成部分的山峦和云彩，由于相互间变幻不断的联系，得以超越文字的直接表达。②

　　在程抱一曾经发表过的诗中，山和云就已经是常出现的主题。作为地点和场景的构成部分，山和云同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寓意。山川带给人们灵感和保护，在书中是引导天一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源泉，当诗人浩朗被下放到东北劳动改造时，又为他提供了逃脱迫害的暂时避所。在这里，它还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观念：在天与地之间，山是生命之气交融形成的地方。山的雄伟阳刚，与云的温柔散淡形成鲜明的对照，流动飘逸的云，象征自由和命运。年轻时的天一早就向往成为一片云，这似乎暗示了他未来漂泊的一生：

　　将自己想象成一种飘忽不定的物质，使我又一次预感到未来的漂泊命运，超脱一切，就像头顶上这座不可捉摸和无法企及的山峰一样。我将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甚至也许不属于这个世界。③

　　在小说中，关于自然界之间联系的描写还被引申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崇信道家哲学的程抱一，借助自然界山和云的比喻来阐述“阴”与“阳”的概念。阳刚的山是男性的化身，云则是女性的象征。“云雾”和围绕它的神秘气氛是既感性又虚幻的变化源泉：云彩在山的脏腑中诞生，然后“孕育”了山中的雨。在中国的传统比喻中，“云雨”本来就有男女交合的寓意。这个比喻在程抱一的诗中已经出现过，运用在小说中，使情节的描写带有一种诗意：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当我长大以后，才懂得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云，为什么他们用“云雨”来形容做爱和腾云驾雾的感觉，为什么诗人和道教僧人会说“吞云吐雾”，“抚摸云雾”，“云雾作床”。

　　嫁接比喻的手法，使作为故事空间的场景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多了一种抽象的文化意义。地点的描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联系起来，比如：宇宙同一，生存之气，回归自然，变易永恒等等，小说字里行间贯穿着道教学说：

　　表面的稳定产生于运动；表面已经完成的酝于未完成。静止和一成不变是不存在的，既然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只是“凝结于气”，这难道不是最真实的道理吗？

　　元始之气分解为阴阳二气和其他许多物质，于是才有了无数变化。一和无数是相通的。从这个观念出发，画家们要做的不是临摹被创世界的无穷状态，而是参与创世的具体行为。他们巧妙地在阴阳、五行、生命万物中置入了空的概念，这是生物之气良好运行的唯一保证，使之得以达到節奏共鸣后转化为精神。

　　这类关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有时候看起来就像对法国读者的启蒙。而主人公天一的经历，却是跟西方分不开的。天一对西方精神文明的追求，代表了当时的中国青年一代对自由和开放的渴望。

　　和作者程抱一的经历一样，天一也是在上个世纪中期接触到西方文学的。在被蹂躏的中国，感到令人窒息的年轻一代认定希望在西方。天一和外国文学的初次相遇是通过一本诗集，诗人浩朗让他认识的惠特曼的《草叶集》。也是由于好朋友浩朗，他知道了但丁、歌德、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这些作家将对他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西方引进的话剧，使他认识了英美和俄国的剧作家，美国电影又充实了他对霍桑、杰克·伦敦和斯坦伯克的小说世界的想象。当他读到兰波的时候，那些诗句带给他的内心震撼，让他体验到面对家乡山野时的同样激情。在离开中国到达欧洲之前，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已经在他的精神深处萌芽了。

　　目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天一从纪德的小说《人间粮食》中受到了启发：中国文化同印度和伊斯兰长久对话之后，现在西方已经成了一个必要的交流对象。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一将目光转向欧洲，他要通过绘画寻求艺术，寻求真理，这将是他的道路和使命。

　　早在来到莫奈、伦勃朗、弗美尔、高更、丁托列托、乔尔乔内的家乡之前，天一就曾经幻想过进入这些绘画大师的神秘世界。到了欧洲以后，他又发现了德拉克洛瓦、印格尔、米勒、柯罗、库柏和更多画家。西方艺术和中国绘画在他的脑海中第一次产生了碰撞：

　　东方，通过不断的简化，寻求达到人的内心与宇宙内心融为一体的无的精髓；西方，通过形体的渲染，崇赞物质，颂扬视觉，并借此来颂扬自身最隐秘最疯狂的梦想。

　　天一认识到，西方绘画既是开阔眼界的工具，也是更加清醒地看待本土文化的另一个途径。当两种文化在艺术中相遇的时候，所产生的碰撞并不是导致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融合。

　　从某种意义来说，天一的漂泊生涯也是一种抗争精神的结果。反抗的情绪首先源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国民党的腐败和挑起内战，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对自由的限制和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天一的朋友浩朗留在国内，被送去劳动改造，他初恋的情人玉梅也作为右派妻子受到监督。小说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事实，从侧面描写了政治狂热，群众运动，还有贫困和饥饿，这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内容，对西方人来说仍然显得触目惊心。书中对此所持的立场，与西方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是吻合的。

　　作为法国的边缘文学，《天一言》从本土地域出发表现中国社会。小说的前半部，以大量篇幅揭示了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从婚姻制度、家庭结构、节日庆典到祭祀丧葬，日常生活以典型的色彩呈现给西方读者，特别是那些最容易引起西方人好奇心的细节。

　　天一的四世同堂大家庭，是旧中国家庭的象征。尽管这类场景西方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仍然使他们感到惊异：许多院落组成的大宅院，手捧烟枪无所事事沉溺于麻将的男女，还有专制严厉的老太爷，裹小脚的少妇。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妻妾成群，争权邀宠，家族成员关系暧昧，夹杂着偷情乱伦、勾心斗角和严刑惩罚……沿袭几千年的传统，交织成一幅残酷复杂的社会画面。但古老习俗也存在于平静生活中，显示出清新和安宁。春暖花开时节，人们踏青扫墓，为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祭奠。夜晚，悠长的喊叫为早殇的孩子招魂，让他的魂魄找到归宿；这时候别人是不能答应的，不然他自己的魂魄就会变成游魂……民间风俗与古老的传说和迷信混杂在一起，如同揭示东方起源的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一样：这对经历了洪水的兄妹，结成夫妻，成为中国人的祖先。

　　作者的文化和本土意识在这里十分清楚。无论是情节的选择还是叙述语言，都是为突出东方色彩服务。如果说在外裔法语创作中，异国情调往往是一个必然因素的话，《天一言》的某些段落中似乎可让人窥见到一种“自我东方化”倾向。在文化传达的过程中，故事叙述似乎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读者的兴趣。这种刻意渲染异国情调的做法，在外裔文学中并不少见，除了早期旅居欧美的华裔作者的自传体小说以外，类似的倾向在近年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语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有时候，出于文化传播的目的性，叙述语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面对一个不熟悉中国的读者群，小说的故事更像是一段对中国文化的解说。

　　二、双语环境与创造性表达

　　在《天一言》中，东西方交流是通过两种文化对话进行的。社会现实的参照首先通过语言表现出真实性。在创作过程中，双语意识显然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创作环境，利用这一环境，外裔作家使用法语可能遇到的不到，便可能转变为一种特有武器。程抱一是善于利用这种环境的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里，双语的优势不仅被运用在本文里，甚至出现在本文以外。

　　根据法国叙述学理论家杰拉尔·热奈特的定义，构成一部作品的不仅是本文，还应包括“附生文”（paratexte），即本文周边及其衍生的内容，其中一部分包括题目、副标题、小标题、序言、前言、注释、插图、目录、后记、出版信息和作者信息等等④。这些内容虽然不属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但却都是出自作者之手，同样是作者的创作，因此同样代表作者的意图。

　　只要翻开《天一言》就可以注意到，当主人公“天一”开始叙述之前，作者就已经出现了。首先，小说题目和封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两种语言的对话正在开始。法文题目中，“言”字用了一个如今少见的古法语名词Dit，而后面紧接的“天一”却显然不是法国名字。人名的中国色彩，又因毛笔书写的汉字进一步被强调。于是，拉丁字母的法语和方块字的汉语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两种语言的并列，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两种文化对话的基调。

　　小说共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小标题，分别代表主人公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题目不仅点出内容，而且在字面上也颇有讲究。“出发的壮歌”，“游历的吟唱”，“回归的神话”组成了一幅三联画，词汇组合相互对称，都包括一个跟行程有关和一个表示叙述的名词。出发、游历、回归，不但相互衔接，而且分别指示一个不同地点：中国、法国、中国；从出发点到终点，又回到原地。这里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它暗示着道教的“回归”，而这也正是程抱一崇尚的信念。

　　如果再关注一下法文的字形，可能更有意思。出发Départ，游历Détour，回归Retour，其中前两个词的前缀一样（Dé），后两个词的后缀也一样（tour），而中间的词则恰好起了承前接后的作用。我们知道，对于语言和艺术同样有造诣的程抱一，是个热衷于文字游戏的学者，他不但善于运用汉语特性和汉字形状的魔力，而且喜欢将它们引进法语，制造出人意料的语言效果。在中文里，词汇的创造往往给诗人较自由的空间，而在一个驾驭两种语言的作家笔下，利用这个空间会在另一种语言中成为工具，显示出独特的创造性。

　　除了封面和题目，小说前言也是对故事内容的重要提示。前言是一部作品的特殊部分，它介于作者和故事叙述者之间，是将“程抱一”和“天一”联系在一起的环节，也是从现实（读者所处的阅读环境）到虚构（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的过渡。在前言中，作者程抱一以第一人称出现，讲述“我”与朋友天一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及“我”怎样得到了天一留下的手稿。朋友未写完的回忆，将由“我”来完成并翻译成法文。这里多次提到手稿、讲述、回忆，随之出现语言、文字等概念，是对“天一言”的解释。同时提醒读者，在后面的故事中，叙述者“我”已经不是作者程抱一，而变成了画家天一。

　　天一在国外的艺术追求，汲取了两种文化，也经历了语言的困扰。来到陌生的巴黎，他感觉到自己是“异族”，被排斥和隔绝的心理由于不懂法语而更加敏锐。他意识到，语言是异乡生存的保证，是融入另一种社会文化的首要条件和武器。

　　当我生活在中国时，曾以为我深深地置身于一片土壤，一种语言，一股无论如何都会自然流淌的生活之溪。但现在，在这块既吸引我又对我大门紧闭的西方土地上，我没有了根。

　　关于语言的反复议论，令人想到程抱一初到法国时的境况。跟他一样，掌握法语也是天一的强烈愿望，因为他想要的不止是生存，也不止走出隔绝，而是要登上知识圣堂，成为文化界的精英。书中有不少描写是关于学习语言过程的，一些词汇经常出现，比如“话语”、“词句”、“讲述”、“談话对象”、“声音”等等。其中“声音”一词出现的次数频繁，不容忽视。它首先表示的是呼唤：

　　我感到不应该退缩；一个声音在那里，近在咫尺，遥不可及，它在向我们两个人说话。我毫不怀疑，为使它完整存在下去，彻底被理解，我必须倾听。

　　话语的沟通，被比喻为从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法文词“声音”（voix），经常跟“道路”（voie）一起出现，而在法语中它们恰好是同音字。只要读过程抱一的书就可以明白，这两个词一起出现绝非偶然。例如，当天一终于成功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激动地说：“我觉得从这一刻起，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声音与道路相通，令我们想到老子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里“道”有两个意思，在法语中正是分别用“voie”和“voix”来表示的。代表宇宙基本规律的“道”和代表解说行为的“道”，在两个语言中都如此协调地一致，是个令人欣慰的巧合。

　　天一留下的手稿，也是为了传播“声音”，最后将语言变成文字。小说结尾时，前文提到的声音再次出现，它呼唤天一，提醒他的责任：要履行对死去的朋友浩朗的承诺，为他写成书。于是文字代替语言成为新的目标。

　　在程抱一笔下，文字它不是简单的表达工具，而具有一切可触摸的物质特性，它有形状，有颜色，甚至有味道和滋味。关于文字的比喻常伴随着感官的描写。中国墨有一种“虹般的色泽”，散发出“香气”和“形容不出的芬芳”。除了嗅觉的气息还有味道，画家天一说：“我知道它的滋味。”在另一处描写中，墨又被比作一种“味道醇酥的物质”。就连着墨的宣纸，也引诱人去“贪婪地品尝”，它唤起的味觉享受，仿佛“舌头在品尝美味的米糕，感受糕点在舌尖上慢慢融化，留下久久的令人眷恋的回味。”

　　承载文字的书，也离开抽象，充满了触觉和感官欲望。字母写成的横排版外文书，给习惯看竖排版文字的中国读者带来了新鲜感受。外国书厚重，硬朗，捧在手里有一种“结结实实的质感”，与中国书籍的柔软和轻灵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书“用又轻又薄的纸制成，近乎透亮”，它散发出的墨香，夹杂着青草和枯枝的气息。中国书好像清新的植物，而西洋书则充满了动物的气味和特性：羊皮纸的封面，令人想到“被剥了皮的散发着麝香味的动物，一只麋鹿或者一头野猪。”

　　书中偶尔谈到吃，也经常牵扯到语言这个主题。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有一段经典描写，主人公因想起儿时吃过的小蛋糕而引起深层回忆。普鲁斯特的贝壳形小蛋糕已经成了味觉引起这种意识行为的代名词，而小时候的天一第一次吃到西式奶油蛋糕的情景，何其相似：

　　我体验到的那种异国味道，无法用母语来形容，我的母语中没有一个为它设置的词；但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它的滋味跟我一直以来的热烈想象其实十分吻合。

　　从吃蛋糕说到“母语”，也像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在法语里“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程抱一利用他的擅长手法，从一个概念滑到另一个概念，从味觉行为引出语言的联想，引到词汇、文学和文化。当天一第一次读到罗曼·罗兰和纪德时，他的心情显然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感受：

　　啊，人类语言之神秘！那些断言各种文化间不可能相融的人将会吃惊地看到，某些话语，从它产生的地点，终究可以跨越障碍，到达世界的另一端并被理解。

　　这些感叹，让人联想到作者将其视为己任的使命，他的写作生涯。在程抱一眼中，毛笔和纸都是具有魔力的。借天一之口，他这样说：“我预感到这将是我的武器。或许是在异乡的压力包围中自我保护的唯一武器。”他后来的法国生涯证明，这个武器不仅用于他的自身保护，而且帮助他到达荣誉的高峰。

　　《天一言》的文化意识是靠语言的巧妙运用实现的。首要前提之一是作者的法语写作能力，但却不限于这一点。经过多年学习和研究，当程抱一早已对法语得心应手的时候，母语却又以另一种形式进入他的潜意识。这一次的“困扰”，不再是外来语对法语的消极障碍，而是积极影响，使叙述文字更为生动丰富。跟法语不同的语言习惯，被加以利用来制造差别和惊异。不规范的言语表达，经过大师的运用变为拙朴的韵味和魅力。“差别”在这里不是需要摈弃的，相反被作者有意渲染和夸张，以便进一步强调地理距离，突出文化的独特和传统的奇异。

　　产生距离效果的做法之一，是将汉语的因素穿插进法语。这种穿插在《天一言》中采取了几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其中最直接的是翻译。

　　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谚语、成语和熟语，往往传达了中国的古老习俗和智慧。比如“良药苦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等。还有一些现代词汇，跟近期历史和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吐苦水”描写解放初期穷苦农民对地主的控诉，“三反”“五反”和“四清”让读者了解共产党执政以后的运动。

　　除了翻译以外，另一种做法将汉语直接植入，在法语叙述中有时会忽然出现一个中文词，显得更加原汁原味。植入的具体方式也分几种。第一个是拼音植入，即汉语词以拼音出现，用斜体拉丁字母标明。拼音的含义通过各种不同方法交代给读者，有时是后面紧跟着说明，有时用加引号的方法，有时候加括号。引号和括号是书中常用的手段，比如在“杜鹃”的拼音之后，我们可以读到：“一种鸟雀，也指杜鹃花，是永远追寻逝去爱情的传说象征。”戏院中的叫“好”，接着解释为对演唱者的喝彩。“劳改”和“劳教”以拼音出现，然后分别注解为“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和“通过劳动进行教育”。

　　但是有些时候，汉语拼音直接搬来，既不翻译也没有解释，连引号和括号也没有。这种情况，可以由页脚的注释来补救。故事叙述因此不被打断而得以保持顺畅，而注释也不受本文的限制，可长可短，需要时还可举例，便于提供有关风俗民情和传统习惯的足够细节。比如“琵琶”的注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乐器，“二胡”被比喻为中国小提琴，“馒头”是用蒸汽做的小面包，“烧饼”是带芝麻的烤面饼，“豆腐”是磨碎的黄豆凝固液，“高粱”是粮食做的烈性酒，“吃斋”指不吃肉只吃素，“读书人”是会认字的人，“特务”指秘密警察人员，“炕”是用水和泥砌成的从下边烧火取暖的床等等。

　　为了使内容更加真实，语言更有乡土味，程抱一往往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除了页脚注释，正文中的翻译也常常“膨胀”，大大超出必要的长度。比如：“居士，可敬的慈善人物”，“黄果，树叶繁茂、枝干伸展、为人们慷慨遮荫的大树”。“担担面”出现，正好借机介绍家乡四川的美食，为法国人描绘了一幅令人馋涎欲滴的图画：“那是一种极细的面条，当着吃客的面煮熟，有十几种美味的佐食配汁可供选择。”

　　把汉语掺进法语的更彻底做法，是干脆移入而不加任何解释。在这样的词中，或许“大字报”和“太极拳”已经为不少西方人所知，但另外一些却是大部分法国人看不懂的，至少知道得不确切，例如“旗袍”、“玉兰”、“哈密”、“小咬”等等。在作者看来，或者这些词的意思并不太重要，只要传达异国的乡土味就够了，或者是在不妨碍阅读的基础上有意保留几分神秘感。

　　但是，程抱一似乎还要走得更远，直到让中文和法语直接对话。他的武器就是充分利用双语环境。他换掉法语中一些现成词汇，打碎约定俗成的翻译，重新回到母语，再造翻译。这种“特色”翻译，不是力求接近法语，而是相反，从原始表达出发，有意选择直译。于是，sein（乳房）成了“chambre à lait”（奶的房子），crème（奶油）成了“huile de lait”（奶做的油），champignon de bois（木耳）被叫做“oreilles de bois”（木头的耳朵），patate（红薯）是“courge de terre”（地里的瓜），粗糙的包装纸也直译为“马粪样的硬纸”。程抱一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也乐于把奇异和怪诞的趣味传达给读者。

　　甚至一些本来是西方的东西，也用了东方色彩的再包装。他抛弃原有的西方名称，从中文翻译出发再一次翻译：来自西方的福音书Evangile，再包装后成了Bonheur nouvelle livre （幸福，消息，书）。法国读者看到，从西方“出发”的词，经过一番“游历”，再度“回归”时，已经染上了东方的颜色，刻下了道路的痕迹。

　　在程抱一的法语写作中，母语无疑起着一种潜语言的作用。外裔法语文学的研究专家多米尼克·孔博在分析潜语言时，稱之为“先入语言”。意识深层的母语能力潜在地影响写作语言的结构，当它上升到文字表面的时候，所显示的不是简单的词汇移用。以《天一言》为例，法语叙述中注入了中国式的想象，渗透着来自中国的思想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程抱一的小说是一部高度概括的翻译，即法国翻译学家保尔·里克尔所定义的最高层次翻译：“翻译家的使命不是从单词到句子，再到文章和整个文化，而是相反：在广泛阅读并全面浸透了一种文化以后，翻译家再往下到文章，再到句子和单词。”⑤

　　程抱一的尝试是把整个中国翻译成法语，让两个世界直接对话。道家的理想是和谐统一，《天一言》的双语创作，和作者的名字“抱一”同样，也反映了他向往的理想境界：差异与区别并不代表相互排斥或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不同文化在兼容中并存和交流。

　　① 阿兰、杜铎：“安第尔与圭亚那”，见《文化指南，法语区文化与文学》，巴黎：哈切特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② 引自尼古拉、塔努托：“与程抱一的谈话”，见Le Nouveau recueil，第86期，2008年5月。

　　③ 本文中所引程抱一《天一言》均以法文版为准，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2009年版。

　　④ 热奈特的分析将一部作品的“附生文”分为两类：péritexte（周边附生）和épitexte（后续附生）。参见杰拉尔、热奈特著《门槛》，巴黎Seuil出版社1987年版。

　　⑤ 保尔、里克尔《论翻译》，Bayard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Le Dit de Tian-yi：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France] Huang Xiaomin

　　Abstract：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ran？觭ois Cheng， already a poet， translator and calligrapher， bore witness to his life in a foreign countr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novel， Le Dit de Tian-yi， the protagonists experience reflecting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worlds and also representative of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at the author has belonged to all his life.

　　Keywords： Fran？觭ois Cheng； Le Dit de Tian-yi； two cul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