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学大师；华文文学；文学评价；金庸；余光中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25-07
一、“大师”的高帽满天飞
华文文学依照约定俗成的解释，指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以华文（准确的词语是“汉语”）书写的文学。文学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一是评价。评价包括对作品和作家的评价，评价向来是难事。一个语种在一个时代到底有没有文学大师？如果有，有多少位？成就有多大的作家才称得上大师？都很难严肃、公允地回答。华文作家中有没有大师？整体的中华作家（包括大陆的作家和本文说的华文作家）中有没有大师？如果有，有多少位？都很难严肃、公允地回答。如果有，这些文学大师中，大陆的占多少？大陆以外的（即本文所说的华文作家）占多少？如果有人开列名单，则比例多寡之间，更可能会为了谋求一种“平衡”、一种“政治正确”，而令人旬月踟蹰、忐忑不安。
研究华文文学者大可不理会“大师的评定”这个议题，只用种种当时得令的西方理论来从事研究工作——我则在不薄西方理论之际，“守旧”地爱用《文心雕龙》“六观”说来从事分析和评论，真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诚然，研究者大可不理会这个议题。不过，我们耳闻目睹：“金庸是文学大师”、“余光中是文学大师”、“王蒙是文学大师”、“高行健是文学大师”、“莫言是文学大师”，以至“木心是文学大师”、“张炜是文学大师”、“席慕蓉是文学大师”等等标签；“大师”的高帽满天飞，飞到文学界，飞到各行各业。
到处都有大师：史学大师、国学大师、绘画大师、音乐大师；佛教的高僧也称为大师。网上有一份西方绘画大师的名单，是这样的：有优雅深邃的大师达芬奇，有和谐典雅的大师拉斐尔，有高雅而奔放的17世纪巴洛克绘画大师鲁本斯，有弘扬民主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杜米埃，有朴实无华地描绘农村田园的现实主义大师米勒，有不幸而执着的疯子绘画家梵高，有追求原始生活的后印象画派大师高更，有汇集现代艺术流派的绘画大师毕加索……文学研究者也有大师，如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中就有红学大师；研究《金瓶梅》或金庸作品的，有金学大师。香港一个大学的网页，介绍其中国文化课程，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栏目《来见见大师》，一页里就列出三十几个大师。
什么是大师？先说“师”。师可理解为老师，在尊师重道的社会，为人师者地位高人一等。师这个字，有长远的历史，在古籍里面早就出现。师字加上一个大字，其地位更高了。香港的法律界对从业人员向有律师和大律师之分。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有若干“正名”的考虑：当时舆论界有人建议，把原来称为“大律师”和“律师”的，分别改称为“讼务律师”和“事务律师”；可是众位“大律师”不同意改称，因为“大”字太好了，不能去掉。①由此可见含有“大”字的“大师”一词，有崇高尊贵之意。什么是大师？大师是对某一种知识、某一种技能有深厚修养、有突出贡献的精英人物，在这个行业、专业广为人尊崇。②
二、评定文学大师：标准和难题
跟着是本文的主题：文学大师的评定。运动比赛计算速度，可以精确到分秒不差，甚至0.1秒都算得出来。文学艺术虽然也有比赛，如文学奖绘画奖，却难以精确计算表现的高下。文学艺术的评价有极多的主观因素，《文心雕龙·知音》早已叹息：“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 theory），其基本论述和《知音》篇相同。
文学的评价，不可能像运动比赛、科学研究那样精准。可是我们总要为文学评价定一些标准，至少像《文心雕龙》一样为分析与评价订定几个观察作品的角度——《知音》篇所列举的“六观”③。在西方，19世纪英国作家安诺德（Matthew Arnold）则有“试金石”（touchstone）的说法。安诺德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常常困惑不安。人们问他，当代某某作家的作品好不好？你对其评价为何？他说我没有天平，难以准确衡量。他认真思考，想出了个“试金石”办法：就是以古代西方的经典之作，或其片段，作为比照当代作品优劣的“试金石”。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中外自然还有很多理论和标准。这里不一一介绍，而直接提出我的一个看法：如同《文心雕龙》的“六观”有多个角度，我认为可从六个方面来衡量、评定文学的大师，是为“六大”——大格局、大篇幅、大创意、大好评、大影响、大销量。
大格局。指作品规模宏大，有大气魄。《文心雕龙》形容的“壮丽”风格，就包括“壮大”的意思；朗介纳斯的“雄浑”（sublimity），上面提及的安诺德的“气度恢弘”（grand style），其意相近。作品写国家民族战争存亡的大事，或其他题材而视野广阔、历时绵长、情思深厚，是谓有大格局。写大时代大环境，有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规模，以至大到惊天地动鬼神那种，则是大格局的极致。假如写的是短小的诗，只要众多诗篇题材不一，合起来成为大局面，也能满足这里的要求。当然，大格局的篇章，乃由众多具体的细节组成；作品成功与否，细节起了大作用。
大篇幅。意为作品的篇幅绵长。古代西方的叙事诗如荷马的史诗，有大篇幅；现代的长篇小说则动辄二三十万字。古代中国的《诗经》泰半篇幅短小，唐朝的绝句短的只有20个字；现代写短小诗篇的作者，就没有机会成为大师了？却又不然。作品篇幅短小，但篇数多，全部合起来看，题材广阔，技巧高超，创意丰盈，打动人心，影响深远，作者当然可称为大诗人，是诗人中的大师。古代的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有1400多首，作品具备上述所说的特色，他因此有大诗人的令誉。要补充说明的是，作品篇幅多、产量大的作家，只是篇幅大，而达不到这里说的其他标准，当然不可能称为大师。④
大创意。创意这个词是“潮语”，从此词而来的文化创意产业，简称“文创”，是新兴产业。世界各国都重视创意，例如英国政府有一个文创部门，出钱资助民间“搞创意”；韩国也重视，也肯花钱，据说十多年前大受欢迎的电视剧如《大长今》，就是政府大力资助下创造出来的。创意就是有创新的意念。在文学艺术方面，作者要继承传统，更要开拓创新，照抄是没有前途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心雕龙·辩骚》要求的“自铸伟辞”，《通变》篇讲的“通变”，都强调创新。艾略特（T.S. Eliot）认为诗人除了吸收传统的精华之外，还得有自己的才华，也就是创造力。⑤可是要判断作品创新与否，非常困难。读者和批评家，面对的作品究竟在内容和技巧上有没有创意，如果他们没有博观群书、胸罗万卷，就没有办法在比较之后下结论。正如《文心雕龙》所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大好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只得到好评，而没有坏评。作家获得的好评远多于坏评，他成为大师的可能性自然比较高。好评、坏评的数量是可以比较具体地、科学地统计出来的。评论有来自一般读者的，有来自学院批评家的；后者大抵上比较理性，比较不会发表极端的好评或坏评。
大影响。影响的有无大小，也不容易讲清楚。十多年前，香港一大学举办张爱玲作品研讨会，两岸三地有多位学者、小说家参加，其中有上海的小说家王安忆。很多与会者推崇张爱玲，说她是“张派”的祖师奶奶，其小说写法影响了香港的钟晓阳、台湾的苏伟贞、上海的王安忆等，她们都是张派的传人。据说当时王安忆发言，表示她没有受张爱玲的影响——她开始写作时，大陆还没有出版张爱玲的作品。所以说到谁影响谁，我们必须有具体的证据来支持。假如某个诗人说，他极为喜欢杜甫的诗，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从18岁一直读到80岁，都爱读杜甫的诗，学他的风格写作，像清代的翁方纲所承认的，我们说杜甫影响了翁方纲，自然准确无误。作家凭其杰出的作品，发挥影响力，力量巨大到形成一种风潮、一个流派，他就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有资格获尊奉为大师。影响可以在受影响者的写作技巧、风格方面，也可以在读者的行事为人方面和品行道德方面。文学应该有正能量：导人向善行仁，如《文心雕龙》说的“炳耀仁孝”。
大销量。这指作品洛阳纸贵，大家爭相阅读，成为畅销书，或者成为有相当销量的长销书。不过我们要注意，销量的大小，有见于作家在世时，也有见于作家既殁后。作家有在世时奠定大师地位的，也有去世不久后经过学者和批评家的“发掘”或“重估”才获得好评的。一般而言，大师之称，乃见于作家在世时，或刚离世时。文学史对作家的定位，如在西方，通常有重要作家（major writer）和次要作家（minor writer）的分别——当然，二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何况文学史是可以重写的。文学史的重要作家以至最重要作家以至最最重要作家（如果可以这样“最最”连用的话），不一定是畅销作家，但应该是长销作家：该作家的作品后来成为经典（classic），文学系的师生会阅读，喜爱经典文学的人会阅读，其长期性销量自然可观。⑥
从作品的销量，其畅销或长销，我们说到文学史对作家的定位。文学通史（例如中华文学通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就不只称为某个时代的大师，而要称为“伟大作家”了。伟大作家这顶冠冕的戴上，兹事体大，这里不继续讨论。
上面说过，评价文学是困难的事；评价文学大师可以说更难，其难处有如下列。第一，是文人相轻。你是作家，人家问你某一个作家是不是大师；文坛不称我为大师，他写得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差，为什么要称他为大师？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崇己抑人”，是文人相轻。曹丕认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从古到今的确都如此（当然也有文人相亲的）。第二，是刘勰说的“贵古贱今”：古代的作品高雅，现代的低俗；古的出色，今的平庸。这种心理颇为普遍，历史上有很多例子。例如，司马相如的作品，汉武帝很欣赏。“原来这个司马相如是现代人，我以为他是古人呢，写得那么好！”汉武帝知道他是当今的人，不值钱了。第三，是贵洋贱华。洋指西洋，我们一听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个是英国的著名诗人，这个是美国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家，就肃然起敬。2000年前没有汉语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后来有；因为如此，崇洋者说：中华文学突然间有突破性的表现了，得奖者是最杰出的汉语作家了，是大师了。洋人的评价一定合理可靠吗？绝对不能这样以为。⑦
三、华文文学大师：金庸和余光中
评定大师的6个指标有了，评论作家是否称得上大师的批评家，有吗？有的话，有多少位？还是一句“真难说”。这位批评家必须博学卓识，必须力求客观理性，力求没有上述崇己抑人、贵古贱今、贵洋贱华的心态；还应该有研究助理，为他收集关于好评数量、作品销量等资料（单凭批评家的印象就立论并不“科学”）。我称不上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称职的批评家，就算是半个（或三分之一个）吧，姑且就凭这半张身份证，加上一些算不得精确的数据来论说，举例指出我认为的华文文学大师：一是2018年10月30日辞世的金庸，一是2017年12月14日辞世的余光中。请注意，只是举例而已，而非通论概说。
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大多是每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内容涉及的时空极大，有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在大格局、大篇幅两方面都符合要求。他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其“粉丝”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武侠小说号称“新派武侠小说”，名为新派，自有其创意。有些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但好评其小说者极多，研究者众，香港的倪匡——一位非学院批评家——甚至这样浪漫主义地激情赞扬：“金庸小说，天下第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金庸的小说常常是畅销书，长时期有大销量，加上据其小说改编的多个电台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其读者、听众、观众之多，在当代小说家中，大概是冠军。影响呢？对其他作者的影响如何，我没有具体的资料；对读者的影响，我且略举两三个新近的例子。金庸辞世后，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金庸馆”在11月12日起让人们在此吊唁；记者采访几个金庸迷，其中一位姚先生说：他最喜欢《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乔峰武功高强，“硬桥硬马”，令他学会“做人要企硬。”一位胡先生移民外国后最近回港，表示有时发梦“自己有乔峰的身手”；又说移民后曾失业因而气馁，读到金庸作品，如乔峰有情有义、不会放弃，令他重新振作。一位裴先生自深圳到香港吊唁，也说喜欢乔峰；乔峰“有大侠气概”，影响到他“做人有诚心，情义都在，对兄弟、朋友都较好”。⑧这几个金庸迷，不约而同举例的小说人物是乔峰，这事颇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朱寿桐论文学家的成就，有“文学存在”说，意思是所论的作家，其人其文影响广泛，在文学界内外都感受到其影响，都觉得其“存在”。⑨金庸是“文学存在”的一个极佳例子，我曾有一文《金庸：雅俗广泛的文学存在》论述之。⑩
另一位是余光中，我用“璀璨的五采笔”概括其文学成就：余光中有五色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
诗是他的最爱，从《舟子的悲歌》开始的20本诗集，其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明朗而耐读，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高贵桂冠而无愧。他建立了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式，尤足称道。紫色有高贵尊崇的象征意涵，所以说他用紫色笔来写诗。
余光中的散文集，从《左手的缪斯》开始共十多本，享誉文苑，长销不衰。中国内地出版他的散文集，一冊接一册，更几乎是“层出不穷”。他的散文别具风格，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等卷篇章，气魄雄奇，色彩灿丽，白话、文言、西化体交融，号称“余体”。他因此建立了美名，也赚到了可观的润笔，所以说他用金色笔来写散文。
文学评论出于余氏的另一支笔。在《分水岭上》等书里面，他的评论出入古今，有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有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解释有度，褒贬有据，于剖情析采之际，力求公正，效黑面包公之判断。他用黑色笔来写评论。
余光中又是位资深的编辑。《文星》《现代文学》诸杂志以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等选集，其内容都由他的朱砂笔圈点而成。他选文时既有标准，又能有容乃大，结果是为文坛建树了一座座醒目的丰碑。他用红色笔来从事编辑作业。
第五支，是余氏的译笔。这支健笔挥动了60多年，成品丰富无比。其所译的《梵谷传》，有多个版本；长销之际，感动、感化了不少文艺青年，如当年的黄春明。他“中译英”过中国的现代诗；也“英译中”过英美的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他力陈恶性西化的翻译体文字之弊，做清通多姿汉语的守护天使。在色彩的象征中，蓝色有信实和忠贞的寓意。他用蓝色笔来翻译。
五色之中，金、紫最为辉煌。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
细读以上所说的相关内容，我们知道举凡大格局、大篇幅、大创意、大销量诸项都具备了。大影响呢？内地的李元洛、何龙等等，香港的胡燕青、黄秀莲、黄仲鸣和我本人等等，当然还有台湾和其他地区的，都有文风或诗风受影响的“承认”（诸人自有其本人的创新之道）。李树枝著的《由岛至岛：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马来西亚：苍苍出版社，2018）是说明余光中影响深远的一本坚实报告书。大好评呢，略举如下：
在美国的夏志清教授1974年写道：“台湾散文‘创新最有成绩的要算余光中。”
在香港的胡菊人1976年写道：“在台港现代诗人中，余光中是最富儒家入世精神的一人。”
Julia C. Lin教授1985年在美国出版的《Essay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一书写道：余光中的“作品极为繁富”，“在诗艺上多创意”，“他的诗融汇古今中外；当代一些新诗，极端地扭曲文字，内容则晦涩难明，使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余氏的诗，没有这样的弊病。”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1985年写道：“余光中先生应为中国现代诗坛的祭酒。”
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时在台湾的梁实秋教授（1903-1987）称“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1985年菲律宾资深报人施颖洲以浪漫主义情怀写道：“余光中如非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伟大的作家，至少也是今日最伟大的作家。以作品成就而论，新文学运动至今，无人可望余光中之项背，无论是质是量。”
1988年四川诗人流沙河写道：余光中在香港（1974-85）“完成龙门一跃，成为中国当代大诗人”。
1994年时在香港的梁锡华写道：“看他[余光中]什么时候朝瑞典发一箭，诺贝尔文学奖必中。”
武汉的古远清教授2016年说：“两岸谁的文学成就高？团体赛大陆是冠军，大陆作家多，大陆名家多，大陆的长篇小说气势磅礴，但是台湾有很多单打冠军。……余光中是两岸诗文双绝的单打冠军。”
香港的陶杰在《明报月刊》2017年2月号的文章《拈花微探余光中》中写道：“中国文学史三千年，余光中是创作力最旺盛，世界足迹涉游最广、风格变化最繁丰，而诗作题材最阔、气势最宏大的一位”，他还称余光中是“现代的诗圣”。{11}
余光中逝世后，各地悼念的文字涌现，以下摘录若干评论。
台湾的陈幸蕙称余光中为当代中华文学的大师，又说：“不论在台湾、大陆、东南亚、海外地区、整个华人世界，余光中都是非常受尊崇的、极少数的文学巨头之一。”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院资深副校长王润华说“余光中诗歌影响力无远弗届”；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认为“余光中对新马诗人的影响十分深远”。
湖南长沙的李元洛写道：“这位罕见的全能型的文学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苏轼，其名字已经煌然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且必将传之久远。”
诗翁仙逝次日，台湾《联合报》报导：“同为诗坛大家的郑愁予昨受访时指出，论全方位的文学表现、以及高洁之人格表现，余光中是‘诗坛第一人，在华文现代诗坛‘没人可超越他。”
夏志清遗孀王洞在《敬悼余光中，兼忆蔡思果》一文说：“像余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精通绘画音乐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大翻译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彦火（潘耀明）：“余光中是世界级大诗人、大作家。”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香港：中华书局，2018）中，作者对余光中有极高的评价，他说：“黄维樑以‘壮丽状其文采，可谓余的诗、文之解人。……余光中没有获诺贝尔奖，很难说是余光中还是诺贝尔奖的遗恨，几乎可以肯定的，余光中将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中华诗坛骄子共在，中华的文学殿堂中不能不为光中设一把座椅。”{12}
说是略举，其实已引述了过千字。文友谬许我是“余学”专家，对余光中的评语我搜集多年，得来不易，这里容许我不成比例地放纵引录了。
四、评定大师与编撰文学史的关系
余光中曾有“半票读者”（即只有一半资格的读者）的讽刺，我自认为只有半张身份证的学院批评家，虽然努力从事，却确实对严肃的、公允的大师评定深感困难。我所谓的大格局、大篇幅、大创意、大好评、大影响、大销量，“大”到什么程度才谓之“大”？种种的“大”，如何作量化处理？各种“大”在整体的大师评定中，所占分数是否相等，还是有比例上的差异？这大概需要称职的学院批评家小组多番讨论后，才可能有共识。其他的相关问题，例如华文文学每个世代一定都有大师吗？如有，可以有多少位？整个中华文学界呢？
为什么评论家知其不容易而仍然为之，因为大师的评定，隐隐然与文学史所述作家所占的篇幅、文学大系所选作家作品所占的篇幅、文学馆所展示作家所占的空间，密切相关。195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作家排座次，有“鲁郭茅巴”的序列：论述作家及其作品的篇幅，其多寡顺序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评价他们时涉及的用语，其赞扬程度的高低，也基本上依此顺序。这样的固定地位，这样的“官样文章”，自然不能得到所有文学研究者的认同；然而，任何文学史的个人作者或团队作者，任何文学大系的个人编者或团队编者，任何文学馆的个人策划者或团队策划者，都必然会考虑论述篇幅、选文篇幅、展示空间、论述或说明用语的高低层级种种因素。也因此，对作家评价的高低，对何者为优秀，何者为杰出，何者可谓大师，以至何者堪称伟大（如果有伟大作家的话），必定隐隐然胸有成竹，胸有座次阶梯。{13}
然则对大师的评定，乃是与作家成就大小的评定、与作家文学地位高低的序列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学院批评家难以回避的，尽管它确是个大难题。在考虑上述问题的时候，如果还要加上广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因素，则处理起来就难上加难了。有“勇士”迎难而上吗？有厚望焉。如果不幸没有，那么谈艺之文士，就作诗话文话一类的月旦、作文艺沙龙一类的褒贬、作餐桌漫谈（table talk）一类的喧议好了{14}。不需要严肃的评定、尊贵的称许，只欢迎客气的奉承、廉价的高帽；月旦褒贬喧议之中，你喜欢的资深作家都可以称为文学大师，甚至可以加上“伟大”（great）的冠冕——像美国人谈话时，什么好的对的东西（甚至不好不对的东西）都absolute（绝对）、都wonderful（美妙）、都great（伟大）一样。如此这般，则读者对本文所艰难论述的“大师的评定”，大可一笑置之。
① 在香港，“大律师”可上法庭为当事人辩护；“律师”则不上法庭，只为客户处理买卖房子、离婚、遗产等法律事务。
② 英文master一词，中译可以是“大师”。Master有好几个意义。古代的学徒学一门手艺，木匠也好，鐵匠也好，裁缝匠也好，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多少年，学到一个阶段，他的老师说可以做一个结业的作品了；做出来之后，老师说行，有资格加入行业组织，这个人就称为master，也就是成为师傅，以后可以教人了。他的结业作品称为masterpiece。Masterpiece我们现在通常译为杰作，其实这个词本来没有杰出不杰出之意，只是及格的作品而己。英文里面又有master-class（大师班）一词。有个“大”字好象就高级了，其实也不怎么样。例如，有一个外国的著名钢琴家来内地某城市演奏，演奏之外，他请当地一些学钢琴有相当造诣的青年来表演一下，同时教他们一些技巧，就谓之大师班了。在中文里，大师这两个字颇令人肃然起敬，比起master这个词，听起来觉得要高阶、高贵一些。又：在中文里，意思和大师相近的词汇有巨匠、巨擘、泰斗、宗师等。继续说大师。大师总是有相当的年纪，往往是德高望重的人。“德高望重”的篮球足球球员，大概只能当教练，所以我们没有用大师称呼篮球足球健将的。好象也没有革命大师。我们尊崇孙中山，可是不称他为革命大师。他逝世前说革命尚未成功。其实，革命一次成功就可以了，不要永远地革命。如果革命一个接一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只有长久的动乱。所以我们不要革命的大师，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在多种的大师中，还有算命大师、优化大师、极简主义大师；还有蝴蝶椅大师、驯犬大师。有一年我看深圳卫视的新闻报道，该节目介绍一位先生——他被评为中国唯一一位国家训犬大师。大师之名满天飞，说来煞是有趣。
③ 黄维樑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版。
④ 从前香港有位作家叫高雄（名字跟台湾的高雄市一样），也叫三苏。他写得极快，写得极多，他写作的方式是缝衣车的方式：他的左手拿着纸，右手拿着笔，写的时候右手几乎不动（在极小的范围内动），他的稿纸则往上面拉动。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写稿的右手省力。他一个早上写一万几千字，也不会很累。他非常高产、多产，可是高产、多产当然不见得就是这里所说的大格局，就有可能成为大师。
⑤ 艾略特的理论见于他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华》（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这篇文章有多个中译本。
⑥ 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世时作品没有什么销量，甚至受到坏评。例如，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他的书出版后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好评，甚至有坏评，就是今天说的不叫好也不叫座。可是他死了之后，没有多少年，渐渐得到好评，受到重视，学院批评家把他高高地标举，结果他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诗人。又好像荷兰画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他在生时只卖出一张画，价格很低，买主是他的弟弟，他死后画作愈来愈值钱。1980年代他的一幅《向日葵》拍卖，卖了接近4000万美金，换算成港币是3亿多元。有香港的专栏作家为他算账：这张《向日葵》大概有30朵花吧，那么一朵花就值100万港币了。所以说，大师在世时，其作品不一定有大销量。
⑦ 瑞典皇家学院中，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有18位委员，其中只有一位马悦然先生是懂中文的。他可以读多少中华文学作品呢？他有超凡的鉴赏力吗？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可参看黄维樑著《迎接华年》（香港：文思出版社2011年版）中《瑞典的马大爷和华文作家小蜜蜂：论华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一文。
⑧ 载2018年11月13日香港《明报》第1版的《金庸馆吊唁处现人龙：最爱〈天龙八部〉》一文。
⑨ 朱寿桐主编：《论王蒙的文学存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⑩ 此文收于黄维樑著《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
{11} 余光中仙逝后，陶杰在报章撰文称：“余先生本是当代应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华人之选”，更谓“余光中的诗教和文学，拨开政治的不成比例的争议，成就独步三千年中国文学史，诗歌才旷处高于太白，情深处齐比工部，不但散文与庄子司马迁并胜，而产量之丰，风格之变，又俱犹有过之”。陶杰年轻时诗作得到余光中赏识，视诗翁为恩师。为此，陶杰的评论或有感情因素。请注意，我这里用了“或”字。文学批评要完全没有主观因素，大概极不容易。说到我对余光中的评论，我对他确然推崇备至。
{12} 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在2018年10月12-13日举行“余光中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与会，宣读论文题为《早潮和晚霞：中大校园余光中诗析论》；这里引录的评语，载于此论文的“附录”。关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请参看黄维樑著《壮丽：余光中论》（香港：文思出版社2014年版）和黄维樑著《文化英雄拜会记：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 学生在校内校外参加各种考试，其结果一般都有排名；世界各地的大学，有多个机构为之排名；全球的“宜居城市”有排名；2018年11月15日《羊城晚报》头版的一篇报道，说在《2018年世界城市名册》中，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依序名列前茅，都属于Alpha级，即所谓“世界一线城市”。
{14} 英国诗人柯立芝（Samuel Coleridge）有著作名为Table-talks，为文艺闲谈的书；锺嵘《诗品序》有“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叹息。
（责任编辑：庄园）
Criteria for Naming a Master： On a Difficult
Issu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Hong Kong] Wong Wai Leung
Abstract： Literary study， including study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华文文学huawen wenxue），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means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of a work or works， and those of a writer or writers. Evaluation means appra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work or works， and that of a writer or writers. Analysis is basically factual and thus relatively “scientific”， while evaluation， because of its value-oriented nature， is a difficult task. Certain writers are respectfully addressed as大师dashi （meaning roughly “master” in English） by readers and critics of literature. Sometimes we see that the title 大师 is casually given like a gift to writers with considerable publication and fame. The present author does not subscribe to this casual titling. 大师 should be a writer of profound worth and respect bestowe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大师， 大（da） means big， huge， large or great； and 师（shi） basically means teacher or mentor. In this paper， a set of six criteria coming semant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 大 （da） is proposed to judge whether a writer can be called a master or not. The first criterion is “great vision and scope”；the second is “large volume of total writing”； the third is “great creativeness”； the fourth is “large amount of favorable criticism”； the fifth is “huge influence” （hereof 朱寿桐Zhu Shoutongs concept of “literary existence”（文学存在wenxue cunzai）is helpful in our research）； the sixth is “big circulation.” The third one is difficult to judge since it involves tremendously wide reading and acute power of comparison on the part of the critic； the rest of the criteria are mainly matter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Evaluation is， again stressed， by no means an easy task.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the judging of creativeness， such as： the proportion of credits in each criterion assigned to the total completion of “mastership” （if this word may be coined）； the number of 大师 we should have or need to have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in a certain country or region； and the issu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naming of大師， if handled seriously， is very complicated ； however， any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editing of literary anthology cannot be undertaken without a sense of ranking the writers， and 大师should of course be treated most favorab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names， for examples， a couple of contemporary writes as大师 ——金庸（Jin Yong）and余光中（Yu Guangzhong）——with his own reasoning.
Keywords： Literary masters； study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literary evaluation； Jin Yong； Yu 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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