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共书写一直是黄锦树创作的重心，“父”、“马共”、“写作”、缺位的“我”等在此类小说中交织缠绕，作为马共的“父”与作为书写者的“父”又相互重叠交替，呈现出有意味的阐释张力。从早期的《大卷宗》（1989）到晚近的《如果父亲写作》（2014），黄锦树笔下的“父”由“失踪”变为“重写”，两部小说从内容、文体、语言上都充满了不安定感。《大卷宗》中祖父预支了“我”的生命进行写作，完成的“大卷宗”又流离海外、失去居所;而《如果父亲写作》中父亲的“文”则是假拟的定居，“我”的出生直接被删除，“我”的缺位意味着生命力回溯与叙事错位，小说呈现出多个时空交错的幻境。
关键词：黄锦树;马共书写;“父”;失踪;重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84-06
黄锦树以父辈的批判者身份进入文坛，王德威用“坏孩子”形容黄锦树，高度概括了黄锦树及其作品的处境。黄氏小说大量处理失踪、离散、死亡等题材，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既是玩笑之作，也是忧患之书。“父的失踪”是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林建国认为，《大卷宗》里父的失踪带来了忧伤及悼亡意识。哀悼与招魂是黄锦树书写马华文学的方式，马华文学的痛处即不被认同的挫败感。王列耀认为黄锦树的挫败与焦虑，来源于重写马华文学史的压力，新一代马华作家选择重写历史、重写父亲来表明其独特的华裔意识。《如果父亲写作》所展现的“父”的重写，实际上是对于父辈马共历史与马华文学的重写。黄锦树以“重写”的姿态介入当代马华文学，寻找并确立其在当代马华文学史上的位置与价值。
在黄锦树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马共书写占据重要分量，在这类书写中，黄锦树又一直在追索、重构“父”形象，以探求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与历史的背面。本文以黄锦树早期的《大卷宗》和近作《如果父亲写作》两部马共题材小说为例，分别从“父的身份”、“文的流浪”、“‘我的缺位”三个方面，解读黄锦树马共小说中“父”的演变及其书写意义。
一、父的身份：革命者与书写者
马共写作一直是黄锦树个人颇为关注的重点，在《大卷宗》和《如果父亲写作》中，父亲都具有同样的马共身份。在南洋视野中，马共是难以绕开的话题，“锦树的父亲辈那一代，只要你识字，你读书，读华文书，差不多你就会走进森林做了共产党。”①因本人实际生活的缺乏，黄锦树用小说弥补他的马共想象，他将马共身份赋予了父，或者说令父成为了马共，两个敏感身份的交叠，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张力。
《大卷宗》以父的失踪为线索，在“我”零散的幼年记忆中，父被一群人带走，临行前匆匆留下一句“爸……”②，这是一个无法延续、无法回应的断句，“我”从此失去与父亲交流的权利。紧接着父的失踪，祖父跳窗而出、不见踪迹，大卷宗也失踪了，一部分的文流亡海外，剩下的则与蚂蚁为伴、不见天日。“我”对于父辈的想象重建，基于母亲提供的单向信息，迷雾般的父辈令文本增添一分侦探小说的气质。
张锦忠在《散文与哀悼》中指出，黄锦树笔下的每个父亲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作为给逝者的（爱的）赠礼。”③父的失踪带来疼痛与创伤，并留下来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和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父亲成为了“历史的炮灰”④，家族历史因此产生难以逾越的断层。母亲无法阻止父的悲剧，只得极力掩盖、猜测;身为原马共的祖父逃离家庭，孤独地、不停地写作;“我”作为迟来者，只能在只言片语中重建父辈历史，不断寻找失踪的父与失踪的大卷宗。文本笼罩在失踪的阴霾之下，充满追魂之感。
父失踪了，即父不在场。林建国在《反居所浪游》中指出，“那么是谁杀害了父？使他不在场？这个问号成为黄锦树后设小说的基调，并沿着它追究历史阙如的根源，直指大马历史与政治的现实情境。”⑤父的失踪背后隐藏着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历史秘密，黄锦树以小说创造出招魂的世界，撬动历史的根源。失踪的背后是追寻的焦虑，历史的空白令小说叙事如坠迷宫。
晚近，黄锦树不再写父的失踪，在父失踪、死亡之后，他试图重新构拟父的人生。《如果父亲写作》的开篇一句“父亲过世十多年了”⑥，父的生命终结于文本开始之初。死人是无法说话的，死亡意味着失语，叙事者完全从自己的立场重新赋予死去的父以声音。
《如果父亲写作》里的父，是《大卷宗》里父辈形象的糅合，前一半是加入马共的革命者父亲，后一半是退出马共的写作者祖父。父从失踪的迷雾状态走到了阳光下，形象更为鲜明，故事再现了父如何加入马共、如何脱离马共等经历，补充、扩展了因父失踪而隐去的剧情。胶园割断了父亲和外界的联络，这是一个“不得已”⑦的做法。叙事者运用后设技法，向读者展现了通往未来的无数条岔路，而特地为父选择了其中一条“不离题”的路，这条路具有很强的宿命感、被设计感。
赤裸感与宿命感一直延续到父的写作者身份中。父的马共身份退缩之后，其马华作家的身份主宰了后半部分人生。父的两种身份有一定的交融，他在马共时期开始写一些零星的诗稿，而马共经历则支撑他写作马华文学。父亲对女马共秀凤存在爱恋之情，功成名就之后，特地在马华文学雏凤奖的设计上向她致意，“……碑上有她侧脸的素描，她的名字”⑧。文本详细记载了父的写作启蒙、作品、成名经历等，塑造出一个仿真的马华作家，故意提及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如方北方、陈平等，具有强烈的先锋色彩。
重寫父，并不代表重写父的辉煌人生，叙事者的主观态度并不包含多少的称赞与尊重。“但那十多年里他颇有收获”⑨，“收获”二字是极大的讽刺，叙事者马上用括号对其加以补充，暴露赞助出书、买奖、排队发文等文坛灰色的一面，父的马华现实主义写作被定性为含金量不高的写作。
“我”的身份是子，小说以子的视角剖开父辈历史。《大卷宗》里父的失踪，令“我”与母亲承受同样的创伤，“身为独子为了负担母亲的悲哀，我持续沉默，且成为一种伤痕式的个人风格。”⑩“我”与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甚至有恋母之嫌。但在《如果父亲写作》里，叙事者将父亲私生活上的污点公之于众，父亲与数名年轻女性纠缠不清，“只是玩玩，反正又不会大肚。”但事实上，父亲留下了数名私生子女。
高嘉谦在《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中指出，黄锦树小说尽管寓意深沉，但其叙事腔调并非沉重，“反倒处处彰显笑谑的本质。”黄锦树以戏谑口吻撬动沉重主题，嘲笑、讽刺父辈历史的灰暗面。《如果父亲写作》里的调笑意味，比《大卷宗》浓厚许多。在父亲四处留情的前提下，母亲的地位略显尴尬，而子并未对母抱有相应的补偿、安慰或同情，而是突出了母亲身上精明、撒泼、市侩的一面，讽刺其敛财之举，“但多半分不到什么财产，因为精明的母亲老早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了。”在母形象的塑造上，“我”更多时候是以写“女人”、而非写“母亲”的口吻进行重写，这样的笔触使家族史丧失了亲切感。黄锦树笔下的子辈与父辈，存在显而易见的情感隔阂，父非完美父，母非亲切母，营造出异样的冰冷感。
黄锦树以父身份的转换、糅合，展现出其持续思考马共历史、马华文坛的创作理念。《大卷宗》父的失踪令“我”跌入“寻谜”的陷阱，父辈历史无从记忆、无法碰触，失踪的背后是寻觅的焦虑。而重写，则赋予了叙事者“重头来过”的权力，抛弃失踪的不安定感，从而寻求新生。《如果父亲写作》里对父的重写，不单是对父亲个人生活的重写，而是对整个父辈的重写。重写了父，也即重写了祖父、重写了祖母、重写了母亲、重写了子女，是对整个家族历史的彻底重写。面对每一个命运的节点，“我”利用叙事权力，尽量让故事避开支流、向前发展;而支流又不可控地、在文本中不断涌入。父由“黯淡的、缄默的”形象，被重写成追名逐利、情史丰富的形象，这一差异体现出“我”对父生活的反思，是哀悼、补偿，也是异样的讥讽。父在文本之初便丧失了话语权，叙事者重写的父并非“真实的父”，而是具有马共、马华作家双重身份的另一自我。
二、文的流浪：从失居到假拟定居
《大卷宗》里的“失踪”具有多重含义，除了父与祖父身体的失踪，祖父写的文也“失踪”了，大卷宗流浪海外、失去居所。文字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失去居所的文字无法为历史正名，祖父所写的马共历史，不过是正统历史的盈余物。黄锦树意识到，写作是历史的孤儿，“我们的文学其实是‘没有的孩子。”
文的流浪，给《大卷宗》带来飘渺、神秘、虚幻的艺术气质。故事隐藏在重重圈套之中，呈现出抽丝剥茧式的结构，一个又一个秘密被隐藏、一个又一个秘密被揭开，人物处在层层“梦境”之中。父亲失踪之谜、祖父大卷宗失踪之谜是文中的两大谜团，甚至连大卷宗是否存在，也是小说贯穿始终的谜题。
祖父身为前马共，在大卷宗里自述经历、自白心迹，这一经历难以找到对应的真实历史实体，个人记忆在正统历史前显得无力，大卷宗的存在得不到认可，没有容身之处。祖父是隐藏在秘密中的记叙者，他没有公开的、正面的身份，没有身份的创作者，难以赋予作品固定的居所。祖父的大卷宗不敢出版，甚至不敢曝光，只得藏在小楼中，与蚂蚁为伴、不见天日。“我”一直寻找那可能存在、可能只是幻想的卷宗，后来发现一部分大卷宗流亡海外。大卷宗即马共史，马共史文本流浪的经历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马共之文成为正统概念对应的私生之文、野生之文，失去了固定的居所。
《如果父亲写作》在表面上突破了文无所居的尴尬，父的文在重写之中“定居”了。叙事者赋予父亲以马华文坛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其作品内容、题目惊人的详细，父的所有写作，被自然地纳入官方文学的大框架之内。在重写的世界里，父亲被定性为“真正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其作品就被定位成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作品——文拥有了固定的居所，至少是“受到了现代主义风尾吹拂”的现实主义马华文学，而不必是“无足轻重的中国归侨文学”，也不只是“马共文学”。
然而，文的定居仅仅是表面的、假拟的定居。文本暗示，父亲并非认同“现实主义”的定性，叙事者在框定父现实主义作家身份的同时，又不断重写父的非现实主义，二者呈现出矛盾的状态，“文学场域论如果说不清，精神分析不知帮不帮得上忙”，其定位显得很勉强。
从文体角度而言，《如果父亲写作》毫无疑问属于小说，而其又在不断冲破固有文体带来的限制。“这篇小说从诗过渡到散文，经历一番小说的旅程后，又回到散文（跋尾）”，诗歌的断裂含蓄、散文的零落温和、小说的传奇巧合，在故事中融为一体。黄锦树认为“离开所谓的文学性，内容就不存在。它的形式不成功，内容就不存在。”其小说形式向来同小说内容风格一致，在文本内外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如果父亲写作》的小说文体居所实际上亦是假拟的，不同的文体特点构建起独特的小说结构，文充滿了不安定感，张景云认为黄锦树“是在写小说，而且创作出来的是不像小说的小说。”
从语言驾驭而言，《大卷宗》的语言瑰丽流畅，证明了黄锦树是懂得如何写“中文”的，他完全具有写作正统现代文学的语言能力。因此，《如果父亲写作》语言的涩味，则显得是有意为之了。黄锦树认为语言应当再造，“失语的南方因为在书写上一直是中原的边陲，所以才需要创造语言，所有的写作也必将是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写作。”文中零散的方言异语、错误的中文语法、缺乏标点的长句等，并不是他写作能力的倒退，而是再造南洋话语体系的尝试，体现出黄锦树对马华文学发展的深层思考。
这种思考是必要的，但其分寸并不好把握，过分的“再造”或带来阅读障碍。一方面，“炫技”般的语言体现出作者本人扎实的文字功底;另一方面，令人困惑的语言影响阅读的流畅度，读者不自觉地猜测特定词句的意思，分散阅读的精力，小说形式的困惑压制了小说情感的共鸣。
从故事讲述而言，《大卷宗》采取了返乡寻谜、抽丝剥茧的模式，《如果父亲写作》则似乎更为“温和”，仅顺着时间线索重写父的人生。在温和之下，是叙事的暗涌。黄锦树运用令人炫目的技巧，将一个并不复杂、甚至有流水账之嫌的故事写得陷阱重重，小说的多重时空与多重命运的交叠感随之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父亲“确实”在写作，并非“如果父亲写作”。父的作家身份是被框定的，写的内容也十分确定，因此父写作这件事并无二说，甚至过于确定而近似历史纪要。标题却写成“如果”，这重“如果”是建立在“我”为父亲构建的人生之上，“我”为父亲重写故事，父亲在故事里继续写故事，父亲写作这件事本身存在着多种可能的空间。这样的重叠设计是异样的，给人带来强烈的不适感，文本里的父亲写作与标题中的“如果父亲写作”形成悖论。
结尾处补写了一笔，父亲把《南方晚年自订稿》精装限量版留给九个孩子，“有的是婚生的，有的是‘野生的。”龙生九子，将父比喻为龙，延续了叙事者的讥讽态度。龙是典型的中华图腾，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黄锦树借助文化符号展现出“一种异史与无河之流、鬼影幢幢，符号化大矩阵快闪纷繁的神话学式挤压与狂欢”。婚生子与私生子同样获得了遗物，身为遗物的文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正統的居所，文生前所享受的马华文坛正统地位被消解了。私生即零落，婚生即正统，然而“零落”与“正统”同样具有“继承”的权力。私野与正宗的平起平坐，是假拟定居的有力注脚。
三、“我”的缺位：从生命预支到生命删除
父的失踪带来无数秘密，在《大卷宗》里，叙事者发现最后的秘密是“我”的缺位。祖父写作大卷宗超出了时间的限制，他引用了当时时代之后的文章，甚至是“我”的博士论文、小赵在晚年写的一部关于华族领袖的书。“我”意识到时空交叠了，过去的祖父透支未来的时间，现在的“我”本不在此处，门外的小赵来自多年之后的未来。
祖父的写作预支了“我”的生命，“原来梦中所见的一切其实是无比真实的，那个忙于著述的我是我那被消耗的未来。”生命力的挪用在之前的剧情中有所暗示，“我”有早衰的征兆，性能力弱，极有可能没有后代。“我”无法生育后代，即无法留下生活的印记，这是没有后代的写作，无以为继的悲剧感萦绕在整个文本之中。
《大卷宗》里的世界处于同一层面，而失去了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人人都在过去、人人都在现在、人人都在未来。三个时空因大卷宗而交叠，祖父挪用“我”的生命写作大卷宗，而“我”又一直苦寻由“我”生命滋养出来的大卷宗。母亲的预言最终得以实现，“她相信我之和祖父的重逢必然会遭致一方的不幸”，“我”的生命消失了，以鬼化的形式回到“无”之中，大卷宗成为“我”生命的物理载体，本来毫无关联的两者产生了奇妙的交联。生命的最初即是消亡，死亡与新生连接在一起，错位的时空给人以神秘、诡异的阅读体验。
《大卷宗》里的缺位的“我”即生命预支，“焦虑遂在哀悼里移位，转化成对父亲的认同，先是成为《大卷宗》里消失的‘我，与父执辈成为一体，然后再以鬼魅的身影如父执辈般回来附魔。”鬼化与附魔，是黄锦树表达忧伤及悼亡意识的方式。
《如果父亲写作》的叙事存在多个层面，“我”重写父的初衷是“近年也颇想以父亲的口吻写一个‘车大炮的家族史故事”。然而，“我”在讲述家族故事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以父亲的口吻，叙事者的声音时常跳出，不断打破故事的完整性。另一种叙事声音的存在感十分强烈，叙事者自己宣告了自己的缺位，“这个故事里没有我。为了让父亲写作，总得有一些牺牲。”小说至此，给读者带来了困难：如果“我”缺位了，那么谁是叙事者？谁在记录这个故事？谁在文本之外讲述？
重写父的时候，意味着重写了“我”的生命，而“我”之生命的归宿是被删除。同样被删除的还有其他生命，“我那十个兄弟姐妹如果有读到这篇小说，请原谅我把你们也都抹除了。”父亲的重生建立在儿女生命的消失之上，风光无限的代价是失去子女，或者说，正是失去子女令父得以获得新生。
自然界中的父与子生命力的争夺是一个原始论题，子强大则代表父的衰竭，必然迎来代际的更替，“罪的痕迹，生殖的本能，混血的必然。黄锦树把叙事与伦理的纠结，作了复杂的推演。”《大卷宗》里祖父预支了“我”的生命，“我今生的三十五年光阴不过是祖父生命中无关紧要的延续（虽然是母亲的‘宝），就像他著作中的最后一个句点。”子辈生命是父辈生命的补充，子辈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如果父亲写作》里的子辈生命删除，则是向父辈、过去传送生命，故意扭转了时空顺序，挑战自然规律。父的生命力外化为性能力，“他那儿‘绑着的竟然松掉了”，结扎后仍留下私生子，是生命力旺盛的集中表现。
父亲的生命消亡之后，之前被剥夺生命权利的私生子女，则作为“生”的代表而登上舞台，“那些被我的小说删掉的兄姐，那些多余的孩子们，有几位就藉由别的女人的子宫，找到重生之路”他们以野生的身份继承了精装版《南方晚年自订稿》，父的生命力以文的方式，被交还给子辈，故事回归至平衡状态。
《如果父亲写作》的叙事者站在另一世界，讲述这一世界的故事，叙事者和父辈的时间不是交叠的，而是错位的。父与子的时间以流水账的方式不断前进，二者的人生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或者说是两条理应相交、但因命运设计而并未相交的平行线。“我”的生命既已删除，而故事又在讲述，那么叙事者将不是原时空的“我”，而是异世界、平行时空的“我”。叙事者在原世界里的生命被删除了，他用不留退路的方式打碎、重组时间，走入无人可知、无人可记的平行时空。直到父亲的生命消亡，有“我”之身份的九名子女方有机会走到阳光之下，文的生命又重新开始、生生不息。
四、“重写”的意义
马共写作是南洋视野中难以绕过的话题，亦是黄锦树本人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他以小说弥补马共想象，将父与马共两个敏感身份进行重叠，家与国形成照应关系。文本中父身份的转换、糅合，展现出其持续思考马共历史、马华文坛的创作理念。
黄锦树小说涉及了大量父形象的失踪或死亡，父执辈言语的失落是黄锦树“流离失所的根源”。从父的失踪到父的重写，黄锦树在追寻和招魂之后，进行完全地、彻底地重写。黄锦树在《原乡及其重影》强调了“此地的乡土”，他以“重写”的姿态介入当代马华文学，寻找并确立其在当代马华文学史上的位置与价值。
“失踪”具有多重含义，父的失踪给家族历史带来创伤，“起源的失落。那是对创伤的更具体的命名。”叙事者在迷雾中重建父辈历史，文本笼罩在追魂般的阴郁气质之下。人的失踪与文的失踪形成照应，祖父所写的马共历史，不过是正统历史的盈余物。“我”的缺位是最终谜团的答案，祖父的写作预支了“我”的生命，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空因大卷宗而交叠。
晚近，黄锦树从“失踪”走向“重写”，他重写了本已失去生命的父的生命，招回、控制、玩弄死亡的父魂。《如果父亲写作》抛弃了父失踪带来的迷雾感，而赋予父以确定的、被设计的人生，叙事者运用后设技法，为父选择了一条“不离题”的路，具有很强的宿命感。
《如果父亲写作》里的调笑意味，比《大卷宗》浓厚许多。黄锦树以戏谑口吻撬动沉重主题，嘲笑、讽刺父辈历史的灰暗面，父含金量不高的写作、混乱的异性性关系等，都是“我”调侃、讽刺的对象，情感的隔阂令文本丧失家族史应具有的亲切感，呈现出冰冷的一面。死亡即失语，父无法为自己发声，叙事者重写的父并非“真实的父”，而是具有革命者、书写者双重身份的另一自我。
在“重写”的世界里，文的所谓“定居”，是叙事者假拟的定居，“我”在框定父现实主义作家身份的同时，又不断重写父的非现实主义。黄氏语言的涩味是其再造南洋话语体系的尝试，然而，过分的“再造”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形式上的怪异压制了情感的传递，令读者“举步维艰”。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小说陷阱重重，文中的父亲写作与标题中的“如果父亲写作”形成悖论，父亲写作这件事本身存在着多种可能的空间。遗物的文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零落”与“正统”同样具有“继承”的权力，文生前所享受的马华文坛正统地位被消解了。
叙事者在“重写”时宣告了“我”的缺位，父与子的生命力发生了有悖自然规律的回溯。子与父的生命力争夺，是小说内在的线索，最终父的生命力以文的方式，被交还给子辈，故事回归至平衡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生命既已删除，而故事又在讲述，那么叙事者将不是原时空的“我”，而是异世界、平行时空的“我”，叙事者和父辈的时间不是交叠的，而是错位的。
《大卷宗》是历史的孤儿，《如果父亲写作》则打碎了失踪的迷雾感，对父辈历史进行根本的重写。父的革命者、书写者身份相互交融，他赋予文的居所不过是假拟的居所，私生的继承是对正统血缘的讽刺。子与父生命力流动超越了自然限制，“如果父亲写作”其实是“我们”的写作，“只有这样方能让淤积的河道重新流通。”这些年，黄锦树走出“失踪”的困境，以“重写”的姿态介入父辈历史，展现其不断探索、不断尝试的马华文学创作理念。
① 朱天文：《迅速之詩——读〈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②⑤⑩ 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第324页;第52页;第63页;第59页;第325页;第63页。
③ 张锦忠：《散文与哀悼》，《焚烧》，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④⑥⑧⑨ 黄锦树：《犹见扶馀》，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第5页;第35页;第32页;第35页;第6页;第17页;第18页;第20页;第18页;第270页;第36页;第6页;第26页;第26页;第36页;第36页;第270页。
⑦ 黄锦树：《犹见扶馀》，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这样的安排也是不得已的。”
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每每梦尽醒来，发觉躺在身边的母亲体侧贴着我的左臂，因体温袭来而觉得烫。虽然十六岁那年，舅舅坚持在母亲房里多摆一张床，我在梦里仍然再牵着母亲的手。”
高嘉谦：《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黄锦树：《南方以南》，《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259页。
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有时怀疑，是否自己现在过着的生活是别人的梦境……”
黄锦树：《犹见扶馀》，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如果他走入森林……这倒可以好好考虑，但那势必只能是马共文学了。”
黄锦树：《让马华创作回到原处——一场“干扰”的文学对谈录》，《土与火》，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张景云：《不像小说的小说——花踪马华文学大奖赞词》，《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黄锦树：《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79页。
骆以军：《写在南方——黄锦树〈马共小说〉的文学史钟面》，《犹见扶馀》，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犹见扶馀》，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林建国：《反居所浪游》，《南洋商报·书香社会》1995年版。
黄锦树：《亡者的赠礼及其他》，《焚烧》，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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