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应果是一位文学教授，更是一位小说作家。作为文学教授，他的思维总是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我把他称为“抢跑者”。在比赛规则中，“抢跑者”总是要受到惩罚的，于是他在自己的文学教育生涯经常因为这种先锋性的行为受到治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先锋派的人物，他在审美方面总是带着19世纪俄罗斯的忧郁风格，他的创作总是充满着对社会的莫大关怀，对人生痛楚的承担，这在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又形成了他的审美“辎重”。
关键词：汪应果;文学教授;“抢跑者”;审美“辎重”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32-04
汪应果是一位文学教授，更是一位小说作家。作为文学教授，他的思维总是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我把他称为“抢跑者”。自然，在比赛规则中，“抢跑者”总是要受到惩罚的，于是他在自己的文学教育生涯经常因为这种先锋性的行为受到治理。但是，天晓得他并不是一个先锋派的人物，他在审美方面总是带着19世纪俄罗斯的忧郁风格，他的创作总是充满着对社会的莫大关怀，对人生痛楚的承担，这在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又形成了他的审美“辎重”。一个带着“辎重”的人还想“抢跑”，那是一幅怎样难堪的画面？这画面的中心人物就是旅澳文学家汪应果。
一、时代的文学“抢跑者”——在“汪应果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与汪应果老师交往34年了。当年他是一个讲师，应朱栋霖先生的邀请，到苏州大学讲课。我是他课程的旁听者。他的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批判，强劲的谈锋，睿智的回应，迅速在苏州大学中文系掀起了学术的旋风。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上课，学术也可以那样地富有征服感。不过那时我除了对汪老师顶礼膜拜，又可以说与有荣焉，因为我刚刚通过了南京大学的硕士生招生考试，而且知道基本上已经考取。汪老师异常成功的讲课让我对进入南大的期待更加殷切。
后来，汪老师成了我的亦师亦友，当然也是益师益友。我们曾一起策划课题，一起规划课程，一起酝酿编书，一起设计人生，他在上海路的小房子和在西大影壁的大房子，以及在龙江的特大房子都是我经常造访和逗留的地方。可惜，我们所策划的、规划的、酝酿的、设计的所有事情好像都无一成功，我们的执行力好像总是无法抵达我们的构想力。这显然不是汪老师的执行力问题，因为一个在70岁以后还连续写出多部长篇小说的人，其意志力和执行力都是非同寻常的。也可能是我与汪老师的这对组合（如果说也算一种组合的话），天生就不是一种很合适的组合，是成不了什么事情的失败的组合。由此我想，此次汪老师的活动我不参加，没准还是一件好事。
我一直是汪老师的“粉丝”，一直带着仰慕的神经注视着他的笔与笔下的珠玑文字。作为学者，他有深刻的思想和痛切的社会、历史关怀，他的理论修养和学术修养足以倾倒他所涉足的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文字非常精致，他的议论机锋犀利，他的批判力特别旺盛，这使得他的学术著述常常溢出自身的范畴。只要去看看《巴金论》、《科学与缪斯》等灿烂的学术专著，谁都可能为之倾倒，为之感到震撼，还没等全书看完，你就會掩卷思索，浮想联翩。当然这仅仅是对真正读他并且读懂他的人而言的。看他的书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与书呆子没有半点缘分。他爱管闲事，更爱管忙事，举凡社会、时代、历史、现实，甚至政治、经济、文化、文明，都在他文学艺术之外紧张而急促的思考之列。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深入的学理分析完全不属于《巴金论》所产生的1980年代，他对于科学与文艺的关系的辩证，其理论本身就带有科学想象的成分，这样的想象其精妙美曼甚至对于30年后今天的读者都显得有些过“潮”。对于这些书产生影响的那个时代当然就可以列入犯禁之例了。作为学者和教授的汪应果本质上是一个思想的犯禁者，他像一个不习惯于守规矩的田径运动员，总是想抢跑，他是时代的抢跑者，他跑了好一阵，甚至有些人跟着他跑了好一阵，可时代的发令枪仍然没有如愿地响起，然而他还在想跑，其实他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抢跑者，他有时只是根本不相信真的会有那枝时代的发令枪。
于是，他更多的时候成了一个孤独的奔跑者。陈瘦竹先生、邹恬先生曾多次焦虑地谈论过这个问题：如何发挥好汪应果的作用？每次讨论都似乎没有结果，因为他们也无法劝止汪应果孤独奔跑的步伐。
在一个讲究规范和戒律的时代，抢跑的犯禁需要付出代价。记录着汪老师付出代价的一本书就是《解放区文学史》。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显然至今仍然是这一选题范畴最好的一本，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哪怕是熟悉汪老师的人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来历，他是时代对于一个抢跑犯禁者进行惩罚的印记，他是抢跑者违心地写下自己的伏辩和忏悔录的文本形态。
他曾是小说家，他从不会放下小说的梦。他写论著，写大散文，不过最心仪的还是小说写作。他的小说写作比一般的小说家更具有宽阔的国家关怀和民族胸襟，他的《海殇》出版的时候，南海问题还没有尖锐到触及国人普遍神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已经明确地提出大国的海权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海殇》的思想和关怀同样是抢跑了，但这一次应该不算犯禁，因为它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不过许多当局者并不愿意承认，他们实际上并不想一个本来具有先知先觉素质的作家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殇》的作者仍然是一个时代的抢跑者和历史的犯禁者。即便是他新近出版的《北方的白桦树》，对特定年代人与人关系的精彩描述中透露出人性的和解的信息，不仅溢出了反右斗争时代的思想水平，而且也超越了今天人们的领悟能力，这样的思想属于明天，作家汪应果又在这个不方便讲普世价值的时代作出了一次思想抢跑的文学运作。
抢跑是先知先觉者的习惯性动作，只是在讲求规范和秩序的时代条件下常常属于犯禁的举动。汪应果教授是一个经常犯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为此付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代价。是的，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抑或是学者，他都不是一个得意者，这样的不得意与他作为抢跑犯禁者的形象有极大关系。但他绝对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文学和思想的成功者，因为他有能力抢跑，即便是被罚被打压，仍然保持着抢跑的姿势;他在各个领域都是一个不安分的抢跑者。而历史和真理总是在秩序和规范的前头，因而他总是在人们的指责和戒备中最先亲近历史与真理。
二、携带着的审美“辎重”——关于《北方的白桦树》致汪应果信
汪老：
秀威出版社寄来了你的新著《北方的白桦树》①，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甚至先怠慢了读吴福辉老师的精彩的序文。
这是一本精彩的小说，情节丰富，人物鲜明，历史反思深刻，时代感极强。在这样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中，交织着爱情、政治、历史、时代，人生的艰难，险恶，生离与死别，赤诚与欺骗，人格的高尚与宵小，历史的阴谋与荒诞，包含着许多令人感动的看点。
远方的白桦树，象征着爱情的坚贞，人生的坚持，生命的坚守，道德的坚固，它傲然屹立在北方的原野与天空，哪怕是在最幽暗的日子里，也总是与黎明，与白雪，与间隙的希望和精神、意志和勇气联系在一起。岳翼云、张桦茹以及他们的纯洁、善良、美丽、真诚，就如白桦睁开着的眼睛，给那个幽暗的时代注入了一丝希望与精神。十二月党人及其坚贞勇敢妻子们的悲伤，普希金诗歌中款款的忧伤的余韵，组合成小说的情绪背景，恰如其分地释绎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那个不可思议年代，在那个白桦树十分茂密的地方的生与死，爱与别，歌与哭，情与伤。这一切都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足以令人感动，令人神往。
小说结构应该说相当完美。故事的展开以文革结束后返还的无主日记为基本叙述文本，小说的结束以日记主人的精彩出场交待历史因由，中间所有的故事都联系贯通，所有的线索都丝丝入扣，所有的人物都各有其终，这在当代小说较为普遍的粗糙、丢拉习气中显得尤为难得。我想你是成功地采用了戏剧的构思法，前面的许多情节都构成了后来事件的伏笔，如岳翼云的身世与他后来的偷渡，如李玉瑶、范长虹的故事对后来情节转折的影响，等等。
说到李玉瑶，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个人物成了所有小说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调节中枢，有了她，关键的情节转折点就被安排得天衣无缝。岳翼云的命运转折，他与张桦茹爱情的挫折，都诱因于李玉瑶的逃亡和救助。李玉瑶与范长虹生死相依，相互保护、彼此贡献的爱情，正好是主人公岳翼云、张桦茹的可歌可泣的爱情的背景和注解，是这条爱情主线难以分拆的副线。这种主副线的安排似乎只有在巴金特别成熟、特别有蕴力的小说中才可以看到，我说的是《憩园》。你是巴金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你从巴金的精妙构思中获得启发应自然不过。《憩园》中的主人万昭华、姚国栋及其儿子的关系构成了小说情绪幽暗的主线，而“憩园”旧主人杨梦痴和他的儿子们非常令人痛心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副线，主副线相互阐释，相得益彰。但你的小说中将主副线技巧运用的特别圆熟，你居然让主副线发生了交叉，并且让副线成为主线情节突变的转折因素！这样的安排真是太精彩了！
小说中充满着诗意，虽然有些苦涩。那个年代的诗，如果不是多少有些狂妄、麻木和歇斯底里的《理想之歌》之类，一定是苦涩的。但再苦涩毕竟还是诗，它依然拥有无限的诗情，充沛的诗性，令人难忘的诗味。诗以及诗性，并不总是让人憧憬、让人向往的境界，它有时候只是供人们怀念，供人们深味，供人们哪怕眼含热泪也要加以时时回顾的某种苦涩艰深的生活的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于特定的经验者也往往具有诗意，那是一种用来免予遗忘的诗意，而不是用来憧憬和向往的境界。你所喜爱的普希金有着这样的著名诗句：心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常忧郁;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回忆。“过去了”的哪怕是忧郁和痛苦，哪怕是不堪回首的体验，也同样富于诗的魅力，但不是让人憧憬、向往的诗意，而是让人怀念和记忆的诗性材料。
体现在小说中的生活就是这样散佚出免于憧憬的诗意。反右斗争对于岳翼云这样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是一种噩梦般的记忆，但这样的记忆以及由此分泌出的所有生活况味由于远离了此在体验，由于杂合了青春的血脉，就变成了一定的诗意，虽然这仅仅是用来免予遗忘的诗意，绝对不是用来憧憬和向往的诗境。那种人生记忆和生活况味中有俄罗斯文明特别是俄国革命带来的难以忘怀的诗意，哪怕《第四十一》电影的欣赏，哪怕是岳翼云对俄罗斯文学史，对十二月党人的解读，都贮满了我们的生活中难得体验的诗意。这样的诗意使得残酷的环境变得令人留恋，使得艰难的时世变得难以割舍。我们可能忘记那诗的吟唱，但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其中贮满的诗情、诗意、诗味耿耿于怀。
不过遗憾的是，我领受了小说描写中的诗意，我领略了小说构思中的精彩，我领教了小说故事中的感动，但我却没有流泪。是小说感动力还没大到足以让我流泪的程度？我觉得不是，这不是小说的原因，而是我们读者的原因：一种必然的错失和一种或然的麻木。
那种黑暗与荒诞可能是当代青年人所无法理解的，因而这样的作品在他们那里可能得不到认可，他有一千种理由说这里充满着如何的夸张与编造，还有眩惑，因为他们太不了解那个可怕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可怕。没有体验或者没有深切体验的人生都可以在想象中被减弱了其本来就有的疼痛感，这就使像您这样的作家面临的时代悲剧：您用自己撕心裂肺的疼痛进行写作，但在许多读者那里只能是随便翻翻，如隔岸观火，并且他还不想确信那火是不是真正的燃烧。我说没有深切的人生体验就能将人生的疼痛想象为小菜一碟，这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印象有关。我在一个秋天里不小心弄丢了鞋子，自然受到母亲的责骂，也深悔自己粗心做错了事情。如何弥补呢？我想着以后大不了不穿鞋，就像在这秋天一样，原来有鞋无鞋穿本不那么重要。到了寒冬腊月，大概不穿鞋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冷一点而已。然而真到了冬天，想起几个月前的想法，简直难以接受，冬天那个冷，刻骨铭心，全身的血管都似乎被冰雪僵住了，躺在厚厚棉鞋里的双脚都冷得发疼，冻得发颤，但在秋天，就想象不到寒冷之于身体，之于脚，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摧残力度。同样的道理，未经过反右、无产阶级专政、饥饿、苦力之体验的读者，也会像忘却了严冬滋味的童年时代秋天的我一样，会在阅读和接受中减弱对你所刻画的那种疼痛和荒谬的想象。这是作家和出版家面临的不幸，但更主要的是我所说的这些读者的大不幸，因为他们既失去了历史，失去了體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认知的应有尊重，以及失去了领略、观望、欣赏特定时代千千万万人以青春、幸福和生命为代价铸成的热闹、宣虺。你的小说给了他们机会，如果他们对此不屑一顾，那么他们不仅错失了那个时代，更错失了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令人沉痛的切齿与精彩。
我没能流下泪来，是因为我的泪腺已经麻木，特别是有关我们周边政治人生的种种不间断上演的悲剧，虽然谈不上司空见惯，但早已充塞了我们想象的世界，甚至开始麻痹我们感动的神经。遥远的北方的寒冷，遥远的反右斗争的残酷，遥远的灾难，遥远的白桦树上累累的伤痕，遥远的暗夜里宵小的勾当以及给一切善良和真诚带来的伤害，这一切其实并不遥远，至少并不陌生，即便是没有深切的体验这样的人生和历史，但我们的阅读和正在经历的经验还是强化了我们的这方面认知，于是我们相信，我们感到熟悉，我们不会认为他们的陌生，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故事的夸张与荒谬。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你，从小说中看到的你让我们更加尊敬，但不会因此而流泪。认知导致的麻木，让我们的泪点莫名其妙地变高了，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作者你的不幸。
于是，我想这部很美的小说能否有提高其感动力的余地？比方说，小说的主体部分能否用第三人称？作家汪应果进入的时候用第一人称，但主人公岳翼云却可以不用第一人称，这可能会减弱读者对人物的妒嫉心而增加对他的同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金庸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常常心怀妒嫉，因而实现报复，如将幸运的韦小宝身世变得很惨，原来是“婊子养的”，武功盖世的乔峰原来非我族类。这样的写作和阅读心理是有的，特别是阅读中，主人公太过完美，会降低、减慢读者对他的同情心的付出。岳翼云文能通过讲课征服一切人，武能通过功夫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虽然出身不好但毕竟海外有父亲接应，虽然发配边疆却赢得了绝美佳人金子般的芳心。同时他品德高尚，他正直善良，他广交朋友。这样的完美，尤其是爱情的完美（是的，最终张桦茹离开了他，但他并没有失去张桦茹，张桦茹一直在为了他们的爱而牺牲，为了他和他的骨肉而牺牲自己，这在爱情意义上就是一种完美），会减弱读者对他不幸命运的同情，因而这个人物的感动力就可能受到影响。
原谅我这么说，人生本来就千疮百孔，小说中人物的完美很难不让人心生妒嫉，包括我这个读者都是如此，其实也包括作者你。该用第三人称，会让叙述者与主人公产生必要的距离，人们对主人公投入的感动和同情就会更容易。
以上粗浅意见，呈上作为求教。
寿桐 上
① 汪应果著，台湾秀威出版社2017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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