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伦理加诸于房思琪身上的耻感，让她决心“爱上”老师李国华。她是遭玷污的不洁物，但又拒绝成为被社会排斥的“例外”。房思琪的“委身”与“抵抗”形成了小说文本叙事的“旁溢”症候，它揭示了小说文本中隐秘的叙事者，即人格化的“刘怡婷”。作为“早已死去的”房思琪幸存的人格物，刘怡婷表征着支撑和延续小说文本叙事的动力，即对修辞的整一性的坚守。就像林奕含引用安德烈·纪德的话：表现和存在相统一。它是拆解李国华的话语体系的武器。李国华以权力为支撑误用修辞，使得修辞具备了现实强力。林奕含以书写复归修辞的整一性，借以抵抗李国华的暴力。
关键词：例外状态；叙事者；话语权；整一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84-05
“林奕含事件”在两岸一直热度不退，甚至还延伸到了绿营和蓝营的党派争斗中。“美女作家”、“性侵”、“自杀”、“绿营”，光是这些新闻标签就足以淹没作者留下来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下简称《初恋乐园》）。把《初恋乐园》当作林奕含的日记来阅读，太痛了，痛得直流泪，而小说又离我们太近了，近到我们只顾得上把它当成事件来谈论。当喧嚣呼啸而过之后，留存下来的是艺术作品，《初恋乐园》应该慢慢褪去报导文学、畅销小说的冠冕，得到文学研究的严肃对待。
作者说：“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写作主题，是它们找上了我”，“我之前的所有生活仿佛都是为这部小说做的准备。”①虽然林奕含一案目前还处在调查和求证中，但留存下来的作者访谈和小说文本中的故事内容，都使得接受者直接把它当成作者的自传。小说中主要的3位女主人公连同作者一起，都被当作受舆论同情的受害者。这样一来，对“性侵”“师德”“法律”“文学”问题的谈论遮蔽了对小说文本的谈论，这部作品的复义性就被削减成社会学或伦理学问题。作者的遭遇和小说文本中那些切齿的罪恶，的确让我们难以回避这类问题，但文学研究对此应该有自身的谈论方式，因为文学研究面对的是虚构的艺术空间。房思琪、刘怡婷、许伊纹以及作者林奕含，都是受侵害的人，《初恋乐园》也理所当然地被实证主义的眼光看作弱者的倾诉，但小说文本中却时时有股力量冲破了原本的诉说，这个文本症候让我们忍不住猜想：支撑和延续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的动力是什么？本文拟在“性侵——控诉”的社会事件语境之外，回归到文学研究的语境来解答这个疑问。
一、例外状态：为什么必须爱上老师？
以商业小说的话语模式来看待《初恋乐园》，那么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它可以很简单地被概括为“被强奸的少女爱上强奸犯的故事”，进入“美女作家血泪自述”的快销文化中。在这种实证主义的视角下，小说里就有个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即房思琪为什么不报警呢？这时候房思琪已经被等同于林奕含了，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置换了对小说艺术的谈论。我们在此不得不提及玛莎·纳斯鲍姆谈论性侵犯时，给予女性的劝诫：忘记法律。②“忘记法律”就是我们理解房思琪不离开李国华的切入点，也是解答本文主要问题的起点。
在小说文本中，房思琪在日记里写到：“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老师。”③舆论在面对这个疑问的时候，通常将之看作房思琪的心理调节机制，认为她如果不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合理化，就无法对自身的人格有个交代。倘若我们把房思琪的行为放到普泛的世界文学中看待的话——例如《红字》、《德伯家的苔丝》、《白痴》——我们能够得出其他更具适用性的解释。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当苔丝·德比菲尔在新婚前夜心怀坦诚告诉克莱尔自己被奸污的经历之后，克莱尔去了巴西。苔丝走投无路，只能选择做亚雷的情妇。《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爱着梅什金公爵，但之前那些被诱奸的遭遇使她自觉配不上公爵，因而愤懑地投向罗戈任的怀抱。逼迫苔丝和纳斯塔西娅走向堕落的深层因素，是伦理加诸于个体身上的耻感。房思琪身上强烈的伦理耻感，为李国华长期施暴提供便宜，也成为封闭她自己的枷锁。《初恋乐园》中曾以遭玷污、遭忽视的美好事物来形容耻感加诸房思琪的负担：“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的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④她参与其中的行为亵渎了禁忌，她虽然不是施暴者但却是不洁物，所以她自认为是被正常社会所排斥的对象，她的不洁使她成为“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只有同样作为不洁物的李国华才能接纳她，因而她离不开李老师，这是她的藏身处。在房思琪发疯之前，小说叙述了另一位受害者郭晓奇的全部遭遇，仿佛是为房思琪的故事排演。郭晓奇被李国华奸污之后，先是抵抗这个事实，继而认命一般地爱上李国华。当她被李国华抛弃之后，就彻底地堕落了。郭晓奇觉得连最肮脏的地狱都抛弃了自己，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全无立锥之地了。
房思琪曾经试探性地做过努力，她跟房妈妈说班里有个女同学和老师在一起，妈妈的回答让她从此绝了向外界寻求帮助的念头。她所处的社会没有多少道德想象力，只有被舆论束缚住的庸俗语境，人们对他人的苦难缺乏基本的同情。小说文本里曾写到过郭晓奇把自己的遭遇发布到网络后的结局，她们所处的社会以善恶、黑白和美丑的二元对立法来判定个人的属性，忽视了人的生成性，并且在遇到真实的惨案时，又习惯以模糊是非界限的娱乐精神来应对。不洁区隔她们与正常人，瘟疫只能和疾病同谋。房思琪清醒地知道自己离开李国华之后的遭遇，更关键的是，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不洁物。在爱情中，一切都是合理的，诱骗将变成追求，强暴将变成身心融合，所以她不得不爱上老师，不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幻像里，她活不下去。我们可以在“行为合理化”的意义上谈论房思琪的心理，但倘若要将她作为文学形象，置放到文学史中来看，那么人性中的倫理耻感和社会的道德想象力就是审视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的钥匙。
法律可以帮助惩罚施暴者，但是并不能够修复受害者的人格创伤。更关键的是，受害者必须作为例外状态的“公开受害人”才能获得法律的力量，遭受暴力的房思琪必须证明自己确曾被侵害。房思琪、郭晓奇“爱上”李国华的原因就在于，她们不想成为例外状态。所以她们要“忘记法律”。小说文本中设置了一个互文，即房思琪的日记和叙事者的讲述。在日记里，过去的日记旁边写着现在的注解，蓝色的正文记录了她和李国华之间发生的故事，红色的注解则以痛定思痛的冷静审视这些故事。文本的叙事者用回忆的口吻讲述小说里的故事，但叙事话语却时时溢出讲述来揭发李国华。房思琪也时时以灵魂出窍的方式驳斥、拒绝他。这个互文昭示了文本中的相互角逐的两股力量，这些力量提醒我们，房思琪在委身于李国华的同时，也在抵抗李国华，在沉陷于恶的同时也在挣脱恶，房思琪绝不是那个“决心爱上老师”的认命者。
二、幸存的人格：谁是文本的叙事者？
在一般的文学阅读中，接受者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把文本中的主要讲述人判定为文本的叙事者，或者是直接把叙事者看作作者。实际上文本的叙事者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复杂、隐秘得多，且对于作品的阐释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是谁在说”的问题。文本的叙事者关系着文本的话语主体，但自传体小说的叙事主体总是模棱两可。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例，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作者是普鲁斯特，小说文本中的叙事者是主人公马塞尔，但由于马塞尔最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追忆似水年华》就是马塞尔的产物。所以，我们总是难以分辨小说文本的叙事主体是马塞尔还是普鲁斯特。《初恋乐园》一定程度上也是林奕含的自传，但它使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大叙事者，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出现，如：“刘怡婷知道当小孩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会认真看待她的话”，⑤“故事必须重新讲过”。⑥此种聚焦通常以旁观者的冷静口吻来讲述故事，但是文本中的这个大叙事者时不时地就溢出原有的叙事轨迹，插入揭露一般的评述，尤其是在涉及到李国华的事件时。这时候，大叙事者仿佛和林奕含合二为一了。于是这种叙事策略在艺术上容易给人以稚嫩的印象，书写如同指控一般。
《初恋乐园》作为独立的艺术体，其中的“叙事旁溢”并非作者意志的刻意流露，而是阐释作品的文本症候。在看似冷静的叙事背后，有个固执的力量在主导文本的话语。文本中还时时插入房思琪日记里的内容，日记的阅读者是刘怡婷。房思琪发疯之后，刘怡婷决定为房思琪写一本生气的书，让人们借此看到世界的背面。如此一来，刘怡婷就像是那股固执的力量，文本的真正叙事者应该是刘怡婷。也许乍看起来这种分析显得多此一举，因为读者很可以说：作者林奕含就是这股力量啊。但这样一来，小说的文本空间就又和超文本空间纠缠起来了。小说研究不排斥超文本因素的介入，但是必须从文本走向超文本，而不是直接以文本之外的因素来涵括小说文本的意涵。这就是文章坚持从“叙事旁溢”这样的文本症候入手的原因。
刘怡婷在文本中是个隐喻性的存在，这个双胞胎中的幸存者是按照柏拉图的文化符码创造出来的：“我们个个都只是人的一块符片，像被切成两片的比目鱼。所以，人人都总在寻求自己的另一片。”⑦阿里斯多芬在此谈论的是人类的爱欲，那相互寻求的两片既可以是男女的结合，也可以是男男、女女的结合。房思琪选择女女结合的模式，不是因为她生来爱慕女性，而是因为她寻找男性的爱欲被剥夺了，就像萨拉辛被阉割了那样。刘怡婷不是实体的人，而是房思琪幸存的人格化的生命，因为她在“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⑧作为人格化存在的刘怡婷肩负着某种使命，这个使命正是文本叙事的动力和延续话语的力量。
在舆论的谴责声中，李国华有时候被等同于陈星，被骂作野蛮的“狼师”，小说文本中的李国华形象很少被细致地分析，但他其实是解开“刘怡婷的使命”的钥匙。李不是单纯地以暴力侵害生命的野蛮人，纯粹的施暴不能给他带来快感。他以逾越禁忌取乐，在他对房思琪施暴的时候，他的内心总是把美、纯洁当成佐料：“李国华心想，他喜欢她的羞耻之心，喜欢她身上冲不掉的伦理，如果这故事拍成電影，有个旁白，旁白会明白地讲出，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⑨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的身上具有严重的被压抑的变态人格。而真正打败房思琪的不仅仅是施加在她身体上的暴力，还有受权力支撑的话语压制，“一切只由他的话语建构起来”，⑩在他自身之外的对象都要受到这个话语体系的阐释、圈禁。他肆意地利用女学生的仰慕（13岁的房思琪和刘怡婷天真喜悦地说：“我们喜欢李老师！”），他用勃起的身体包围住书架旁的房思琪，问她：“听怡婷说你们很喜欢我啊。”{11}房思琪和李国华一起去龙山寺，她带点质疑的提问引得李国华内心里想：“我就知道不能同时两个人在台北，要赶快把郭晓奇处理掉。”{12}而房思琪的问题并不现实地指向谁，更不会示意他去甩掉郭晓奇。李完全以被自身的变态欲望所操控的话语体系，来曲解和利用“房思琪们”的话语，这样一来，就完全地忽视，进而消解了她们的存在。
人格化存在的刘怡婷和李国华就是文本叙事中相互角逐的两支力量，冲破李国华的话语体系就是这个叙事者所肩负的使命。只是这个叙事者既不是发了疯的房思琪，也不是早已“死去”的林奕含，而是“刘怡婷”。更进一步地说，是对文学、书写、话语，或者说是修辞的信仰。
三、剥夺与追讨：有关话语权的斗争
房思琪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她像读书一样审美地打量着周遭的人事，她看待语言、话语和修辞时坚信其现象和本质的同一。就如同中国古典文论所说的“文如其人”。但她不知道那些美好的话语倘若没有真实的内在生命的支撑，就只是修辞的堆积物。她还没有区分出修辞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也没有在这两个世界中区分出现象和假象。在这个意义上，她对李国华是有爱的，只是这个李国华是审美的对象，而不是真实的存在：“早在公元之前，最早的中文诗歌就把女人比喻成花朵，当一个人说她是花，她只觉得被扔进不费脑筋的作文模板，浩浩汤汤的巨河里。只有老师把她比作花的时候她相信他说的是另一种花，没有其他人看过的花。”{13}房思琪相信“李老师”这个表征文学和智慧的喻体就是“李国华”这个本体，就像她相信李国华的“花”说的就是“房思琪”。在她的认知体系中，修辞的美传达着对象本身的美。就像林奕含引用安德烈·纪德的话：表现和存在应该统一。所以她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贞洁，还有她的整一性，这个整一性建立在对修辞的整一性的确信上。
房思琪和李国华的生存语境一直都是错位的。李国华是玩弄修辞的老手，著名国文老师的身份使得他的话语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加固了他用修辞织就的伪装。李国华以权威的口吻占有式地谈论文学和器物，就像他在讲台上自信地给学生讲解课文一样。他对修辞有着变态的欲望，他用扭曲的“审美”来对待遭受欺辱的女学生，例如他觉得像狗一样匍匐在地上苦苦哀求的郭晓奇具有别样的美感，他为自己制造的“恶之花”感动不已。遗留下来的整个古典文学，都被他圈禁在由权力欲望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思琪必须利用“超文本的意图”介入李国华的语言，才能穿过修辞的迷障。她必须时时进入李国华的语境，又要时时将自己从这个语境中剥离出来，否则他无法识别言说者的居心，也无法揭露话语被欺凌、被利用的惨状。
文本的叙事者一直在旁溢的叙述中拆解李国华的话语大厦，如“他总是对小女生说：‘我有好玩的东西给你看。心里头激动不已，因为这句话的双关如此明显，却从来没有人发现。”{14}这里通过揭示“双关”这一修辞项来揭露李国华的居心。文本的叙事者还经常审视和嘲讽李国华的话语，例如：“想到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俗滥，可以随意置换成千目所视、甚至千刀万剐，反正老师总是在照抄他脑子里的成语辞典。思琪很快乐。”{15}房思琪最初把李国华看作文学的代言人，就像赫尔墨斯是众神的信使那样，所以她欣赏并且信任李国华的话语。但是当李国华的话语和行为渐渐相互龃龉的时候，房思琪也渐渐意识到李国华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代言，他的权威来自于权力和修辞给予他的伪装。因而叙事者要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嘲讽一番。
除以上的抵抗方式以外，文本中还多次出现相互对立的词项，如：“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他懒得想为了他和因为他之间的差别。”{16}“只为了换洗不为了取悦的、素面的小内裤”，{17}“每一次他要我含，我总有一种唐突又属于母性的感激，每一次，我都在心里想：老师现在是把最脆弱的地方交付给我。”{18}这些加黑的语词之间充溢着张力，“因为他”所表征的罪恶，在质疑着“为了他”所表征的浪漫；“换洗”让衣物回归到它们本身的属性上；“脆弱”指向坚挺的暴力，交错的张力旨在解救那些被李国华的话语体系奴役的语词和物象。这样一来，话语就回归到房思琪的认知体系中了，即话语/修辞与本事的统一，这就是支撑文本叙事的力量。对修辞与本事相统一的信仰，是房思琪幸存的人格——刘怡婷——所肩负的使命。至此，我们就能够进入作者的创作意图了，在生前最后的访谈中，林奕含曾经提及小说文本中外层的“套子”，她质问：一个学中文的人怎么能背叛“诗言志”这浩浩荡荡五千年的传统。在小说文本中，刘怡婷也曾恍然：“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19}这样一来，作者和整部作品仿佛是想表现修辞的欺骗性以及对文学的失望，但当我们跳出来看待林奕含的书写和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的時候，我们会发现，文学/修辞其实是小说要维护的对象，也是抵抗李国华的话语体系的武器。
结语
舆论喜欢对林奕含“读书”这件事发表很多看法，认为她像“书呆子”那样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错把美丽的文辞当作美丽的灵魂。进而认为她是带有文艺色彩的理想主义者，《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成了她悲剧人生的控诉。元好问品评潘岳时写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论诗诗和舆论的惋惜一样，可做林奕含的劝诫。如果这些仅仅停留在艺术视域中，那么文与人的龃龉也无可厚非。但在《初恋乐园》里，话语获得了权力的支撑，这时候修辞就不再无关紧要了，权力能够让话语变成现实的暴力。艺术趣味上的美丑问题变成了道德上的善恶问题，语言越来越成为灾难的温床。
《初恋乐园》包含多重话语张力，是真正具有古希腊悲剧精神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诱奸、性侵、文学、美，也能看到权力、剥夺、施暴、恶、死亡、生命，它是斑驳的伤痕。李国华在恶之中欣赏美感，这种变态的心理欲望吐露了人类的本性和文明中某些残忍的秘密；房思琪带着褪不掉的耻感拒绝成为“例外状态”，这对我们的伦理价值提出了某些质疑；李国华那些成功的巧言令色，揭示了权力和知识同谋的后果。“写下来的东西照亮了世界，而让写作者消失在黑暗中”{20}用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延续作者的生命，或许是给予逝者最好的慰藉。
① http：//v.ifeng.com/video_7213211.shtml.
②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2213#30148.
③④⑤⑥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4页，第86页，第2页，第25页，第184页，第66页，第90页，第55页，第95页，第102-103页，第131页，第134页，第45页，第55页，第201页，第223页。
⑦ [古希腊]柏拉图：《会饮》，刘小枫译注，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20} [奥]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卷5），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hanks to the shame felt by Fang Siqi， as a result of morality， she was determined to ‘love Li Guohua， her teacher. Even as she became sullied by the stain， she refused to become an exception rejected by society. Thus， her commitment and resistance become an overflowing symptom of the textual 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revealing the hidden narrator of the fictional text as the personalized ‘Liu Yiting. As a survivor of Fang Siqi， ‘long dead， Liu Yiting represents the force of supported and sustained textual narration， which is the adherence to the uniformity of the rhetoric， the same way Lin Yihan quotes Andre Gide that expression and existence are united. That is a weapon to dismantle Li Guohuas discourse system. With power as a prop， Li Guohua misuses rhetoric so it becomes a real force whereas Lin Yihan writes to restore the uniformity of rhetoric in order to resist Lis violence.
Keywords： Exceptional status， the narrator， discourse power， un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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