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作家希尼尔可谓新加坡制造，而同时其长于书写的短诗、微型小说亦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文体实践。相当有意味的是，他恰恰是以新加坡制造反思制造新加坡中的种种问题：在回顾传统时，他既批评对乡土/传统的巨大破坏，又以“后殖民”日本为例反思岛人的善于遗忘历史；在直面当下时，他着重呈现其间的孤岛属性，批判工具性、现代化，也刻画平面新加坡人的文化特征；而在窥视未来时，他一方面强调双重原乡，另一方面亦强调要立足更新后的本土。
关键词：新加坡制造；制造新加坡；希尼尔；微型小说；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61-10
某种意义上说，希尼尔（原名谢惠平，1957-）是一种新加坡制造（Made in Singapore）：一方面，他生于斯、长于斯，经历过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所有的大事件洗礼，甚至是包括他自己所受的华文教育及其巨大变异（包括南洋大学1980年被关闭，1987年新加坡全国采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当然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者，而是一个有心的观察者、记忆者和反思者；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希尼尔最擅长题材是短诗和微型小说（含闪小说等），著有诗集《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轻信莫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01）、《希尼尔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认真面具》（新加坡：SNP，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希尼尔小说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新加坡青年书局联合出版，2007）等。从某个角度看，短诗和微型小说（尤其是后者）也是因应新加坡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日益压缩的报纸副刊空间而生长出的一种繁荣文类，①这应当也是新加坡制造。当然反过来，希尼尔也是一种代表，如人所论，希尼尔“显现了新华微型小说的逐渐走向成熟与瞩目的成就……在技巧上不断推陈出新，开创出诗歌、寓言、科幻、公文、书信、讣告等多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微型小说体式，形成别具一格的创作特色。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不但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小说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②
毫无疑问，移民性颇强的新加坡自1965年8月9日独立建国也有其被动元素，制造新加坡（the making of Singapore）一直也是人民行动党（PAP）政府及李光耀先生（1923-2015）念兹在兹、刻意建构的重大目标，甚至这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作为焦虑和不安的议题之一，他指出，“新加坡百年后还会存在吗？我不是很肯定。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百年后还会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更早一代的新加坡人，建设这个国家时是从零做起，我们做得很好。当我领导这个国家时，我尽我所能巩固新加坡的成就。吴作栋也是如此。现在，在李显龙和他的团队领导下，新加坡接下来10至15年将会很好。但在那之后，国家发展的方向，就取决于年轻一代国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不管他们最终做出哪些决定，我笃定新加坡一旦有个愚笨的政府，国家就会完蛋。这个国家将沉沦，化为乌有。”③李光耀深知，他所缔造的新加坡神话其实有不少不确定性，在表面光鲜之下问题重重，而作为作家的希尼尔对此亦有相当深切的体验，也有比较精彩的再现与反省。
希尼尔曾经获得过不少相当重要的奖项，如分获新加坡金狮奖小说及诗歌组首奖，亚细安青年文学奖（1992），曾两获新加坡书籍奖（1990，1994）、新加坡文学奖（2008）、国家文化奖（2008）和东南亚文学奖（2009，泰皇室颁）等等。而有關他的研究也相当可观：宏观层面，比如拙文《琐碎的凝重：“自反性”本土书写——论希尼尔的本土事件/视界》（新加坡《新世纪学刊》第6期，2006年12月）主要是考察其间的自反性元素，南治国《探访“浮城”——希尼尔作品的一种解读》（《华文文学》2012年第1期）对其作为新华文学地标式书写进行了精彩挖掘、金进《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笔下的“城”与“人”》（《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等，亦有微观论述，如岳玉杰《新加坡新生代小说两家论》（《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陈志锐《从三篇作品窥见新华文学双文化原乡的构建》（《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是以希尼尔的单篇作品图像诗《怅然若失》进行分析与典型归纳等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序、跋、点评等零散研究，如王润华、许福吉、伍木等。上述研究大多推进了我们对希尼尔的认知，耐人寻味的是，从反思制造新加坡视角的论述相对较少，本文则不揣浅陋，准备从传统回望、现在反思与窥视未来3个层面展开论述，力图彰显希尼尔创作的独特性与创见。
一、回望传统：遗忘与破坏
相当幸运的是，希尼尔其生也早，可以看见与体验一跃跻身于国际化大都市行列之前的新加坡乡土社会，同样，他也因此对巨变/遽变有了更强烈的对照观念和反思可能。而这个蕞尔小岛上的变动频仍及有关破坏性让希尼尔记忆犹新，又难免对有关缺憾痛心疾首，“在整理十年来陆续发表的作品时，有这么一个自觉：在取材上已潜意识地从处理某个特定时空的事物到触及一组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至于手法则从平稳落实转为尖锐荒谬，并带有很大程度的实验色彩。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培育我的乡土上那个特殊的社会。现实中的故事仅仅是一系列未完成的情节在等待延续，群众是制造事件的原创者；在物换星移的过程中，‘现实已转换成‘历史，为了防止过度的时空健忘及心灵上的无限麻木，微型小说往往是纪录这些片段的最佳工具。”④
（一）破坏乡土。王润华指出，“读希尼尔的诗，由于作品都是根植于新加坡的土地与文化传统上，我处处都感觉到被连根拔起的悲痛、被连根拔起后之恐惧感。生活在急速现代化的新加坡，从乡村到城市，从亚答屋到祖屋，从脚踏车到地铁列车，从烤蕃薯到肯德基家乡鸡和麦当劳的汉堡包，对3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都曾遭受连根拔起的身心的感受。”⑤而实际上，这里的乡土既是实际存在的乡土社会，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建构与荟萃。在我看来，它最少可包含/喻示如下几个层面：
1. 自然乐土。在《绑架岁月》中希尼尔呈现出对乡土的多重关怀：《土地印象》中有一种整体的抒怀，“一定有人/忘了补上一笔/那说书人的老榕树//一定有人把童年的烂泥塘/给填满了//也许，呵，也许有人/把来时路/一不小心/给涂掉了”⑥。《加冷河》（之二）则是描绘被强行抹杀的不复存在的部分童年记忆，“我们骑在石狮上拍小六毕业照/三元半的相机留下一叠朦胧的回忆/譬如红鸡蛋与粗藤条/譬如三个五与公仔书/譬如拉辫子与放蟑螂/譬如东方红与圣歌班/比如斗争与争斗/譬如饿与不饿/譬如该与/不该//那更早呢/更早的时候/涨潮时我们网黑纹虾退潮后捉指甲蚌/中午十二点胶厂的钟声，有人/吃饭有人上学去/我们唱刘三姐吃稀米绿豆汤/光着屁股沐浴河上玩烂泥巴游戏/有一天黑牛党的人匆匆来过又匆匆离去/有一天一把大火把我们的童年烧得干干净净/我们流着稚子泪/祈求下雨”⑦而有些时候，乡土就是一种让人脚踏实地的感受，如《北后港》中写道，“收衣时/母亲捡起/那不小心/落地沾泥的黑绸衫/一点也不介意/毕竟，这片土地/我们都沾滚了数十载/还有什么，能令你/有更踏实的感觉？”⑧当然也可以预料到，这些乐土终究被破坏，如《窗外即景》写道，“某个早晨/一只只铲泥机，像群山猪/在胶林内横冲直撞/忙得不可开交//只需一个下午/胶林全部出走/徒留/一些根头//每个清晨，远方/看不见蓝天/一片洋灰，那么刺眼/一阵车烟，十分难受”⑨。
2. 孤独老者。某种意义上说，最贴近土地的老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大多被牺牲掉，当然也容易被在外辛苦打拼的小辈们所忽视，从此角度看，乡土其实也表征了一种舊式的孝道伦理。微型小说《1007号》被子女送到养老院的联邦伯其实相当孤寂，他老让前去探望的“我”给他多买一些九层糕，顺便给同院的阿娟吃，实际上阿娟已经故去，但这却是他难得的精神安慰，最终他在得知真相后仍然送九层糕到阿娟的1006号墓穴，最终半年后他也故去，住到了1007号。《五香腐乳》中借一个偷五香腐乳罐头的小孩的孝心（给已故的坟墓里的婆婆祭奠）来彰显成人社会的问题。《布拉岗马地》中，此处的布拉岗马地是父亲葆有诸多人生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历史遗迹：日据时期的罪恶见证、英军炮舰撞击过的地方、对岸就是龙牙门（隐喻了新加坡古代史），但父亲在“我”的强烈建议（满脑子梦想与理想，离开偏僻落后）下和土地征用法令的逼迫下搬到城里组屋去住，但他一直想回去，直到死后才能返回故土，“我们来迟了，布拉岗马地。趁着小侄们在附近的草坪上嬉戏的当儿，我们把老爸的骨灰轻轻撒下。”⑩如王润华所言，“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不但代表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实际上也是华族文化、儒家思想价值观念的象征。”{11}
3. 寂寞民间。乡土当然也象征着与官方相对的民间。比如《石狮赋》中的两头老石狮和新兴的官方钦定的鱼尾狮（merlion）相比，它们是喜新厌旧和国家意志的牺牲品，“生不逢时啊，你这多病的身子/让你自生自灭好了/于公园一角/守望与回顾/三十年的光阴算不算永恒？/从殖民到自治/从独立到共和/算不算历史？”{12}同样命运的还有民间文化，如《地方戏》中书写原本很红火的酬神戏居然有一次只有一名观众，希尼尔别出心裁地把民间瑰宝比喻为落魄的楚霸王项羽，“当年率领军马百万/如今只落得/江边，亭长一人”。{13}
在《雾榜鹅》中，他甚至也提及耶稣面对铲泥机的强力拆迁也无容身之地，“雨后/耶稣出走/独留十字/刺向天空”{14}。相当有意味的是，他有时甚至也把日益边缘化的中华文化化为民间与乡土的一部分，微型小说《舅公呀呸》舅公为帮中华文化传统知识贫瘠的外甥弥补提升而买了一本《华人传统》的书送给他，结果此书被英文老师在课堂上当作“不良读物”没收，无法索回，“我”向舅舅求助，舅舅回复说，“没关系的，你只不过丢失了一本书罢了。”“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15}
我们当然还可以挖掘乡土喻示的更多意义面向，毕竟，无论是面对纷至沓来的急剧变动，如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等，还是在这种语境中的个体的成长与成熟，都需要乡土记忆、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立足点、精神寄托和升华/蜕变基础。而出身于乡土的希尼尔恰恰拥有一种对话的资本和意识，他的乡土指涉因此也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如人所论，“希尼尔的小说从新加坡的乡土出发，其终极视野却是世界性的。他致力于开掘新加坡乡土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层面，具体而微，但关注的目光却始终落在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层面上……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结构的现代都市社会中，生活的急剧变化、纷纭复杂同作家的思维定势经常会发生矛盾，而希尼尔的小说思维却始终敏锐地捕捉住了一个又一个颇有新意的题旨，就在于他的文化心态始终寻求同全人类精神需求的沟通。”{16}当然乡土的惨遭破坏也恰恰反衬了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诸多问题和巨大代价。
（二）后殖民日本。1902-1909年，鲁迅（1881-
1936）留学日本。思想特别深邃复杂的鲁迅在面对日本时亦有其独特的取舍思路。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双重否定思维：一方面是甲午海战失败的耻辱记忆犹新，要雪耻则必须向强大对手虚心学习、吸纳现代性，而另一方面，他既要反省日本文化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与否，同时又要批判日本转手西方现代性的可能不足。这样的鲁迅恰恰是既能“拿来主义”，又可以批判吸收、成就大我。日本学者竹内好（1908-1977）曾用“回心”一词论述鲁迅对日本及近代的超克。{17}与之不同的是，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立国，在务实心态与一穷二白、周边环境恶劣的内外挤压下，新加坡选择了快速崛起的日本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与自我提升的重要利器之一。而吊诡的是，被日本人侵占3年8个月（1942-1945年）并改名为“昭南岛”的新加坡如何在立国后面对现实与历史？相当可悲的是，新加坡不仅仅是积极吸纳、引狼入室，而且还迷失了自我。不必多说，历史传统（哪怕是鲜血淋漓的教训）亦被视如敝屐。
1. 拒绝遗忘历史。在容量较小的诗歌书写中，希尼尔自有其设计，比如年轻时的血性十足，在《始凌湄》一诗中，面对日寇当年的屠杀，“三年又八月，满城皆英豪/犹如昨夜的我们/守着千疮百孔的堠垣/总想该有把剑/向这星灿星灭的江面/追魂”。{18}《路过纪念碑》则借日本嘲讽本土的善于遗忘，“匆匆的脚步/隆隆的机车/想当年日军的野心也未曾如此急躁/而被遗忘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大浮雕/配上闹市最冷漠的背景/千万片灵魂默默地躺着/苍白龟裂的双手/傲然攀上/青天”{19}甚至在《中日友好》他也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魂，并悲愤写道，“侵略或进出，都是一样/无需过份计较/人人都是这个划时代的临时演员/任听造化的主宰/至于不朽/不朽的总是战争！”。{20}
微型小说给了希尼尔更多空间，所用的手法和策略也相对繁复。如《退刀记》借老妇人退还日本制造的刀而重提往事，“以前被用来杀了不少人呢！”“凶手还歪曲了真相！”{21}《野宴》中则将日本朋友神户抓鸡野宴的话题转移到他们的先辈们当年在中国的8年（1937-1945）侵略和烧杀抢掠；《异质伤口》则写他因为想起祖母的经历——亲人被屠杀的表白，而选择和日本女友早春芳子分手，而其实新加坡已经经济沦陷，“男子默不作声。良久，拿起报纸，翻阅，翻阅。翻了好几版，都是一大版的SONY，不见SORRY”。{22}耐人寻味的是，记忆惨痛历史和痛恨虐杀的却往往是遭受苦痛和压迫更严峻与多重的老妇人。
同时希尼尔也批判日本人的歪曲历史和篡改历史行径。《横田少佐》书写孙子辈的横田重游他祖父占领过的新加坡，祖父则将当年的屠杀颇有保留乃至美化，孙子在向“我”转述时指出，“他们当年被派遣担任保护80万市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23}，而祖父被当年日本人残害的“我”则回复，“我的祖父也不可能骗我，他确确实实躺在里头。”而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两个小侄却是哈日派，因为他们“正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个西村秀树的演唱会……”{24}
《认真面具》中，希尼尔则干脆让日本的祖孙同时出场，老人讲述当年占领新加坡时候的光荣与“威水”史，而他们参观的纪念碑下，一位老妇人正要赶上明早追悼抗日50周年的春祭，历史的面具如此吊诡，让人不胜唏嘘。《运气》一文中希尼尔甚至让两个死里逃生的老人在上海医院见面：一个是南京大屠杀时侥幸跑到江南谋生的幸存者，另一个则是在新加坡逃生的幸存者，剑指日本人不同区域的侵略歷史显而易见。
2. 后殖民{25}反思。二战时期以枪炮逼迫完成的政治侵略、经济搜刮远比不上日后新加坡心甘情愿打开大门接受日本的经济帮助和侵略容易。《流动晚餐》里两代流浪汉也可以到莱佛士城底层的展览厅蹭饭吃，因为是“日本大阪海产促销展卖”，这当然是经济入侵的背景描述。而令人发指和冷血的则是《新春抽奖》，主办机构完全放弃了政治立场，甚至把当年的受难地变成了赚钱和游览胜地，奖品设置有：
“第1奖：中国东北三省——南京屠杀城二十日欢乐游。
第2奖：中途岛——珍珠港偷袭地十日海上逍遥游。
第3奖：哥打鲁——新加坡七日‘马来亚之虎神秘之旅。
安慰奖：50份，各得24K镀金模型军刀一把。
特别奖：20份，各得圣淘沙宝藏图一张，可寻得最高奖金1公斤金条。
抽奖日期：2月15日（配合‘皇军进出昭南岛47周年纪念日）。
抽奖嘉宾：山下奉文及白思华将军的家属联手抽奖。”{26}
《其实你不懂我的伤》则是通过不同年龄、身份、角色的新加坡人表达他们对抗日50周年的想法：有受害者的愤怒、不懂历史的待嫁女、佛教某堂主希望海部俊树到纪念碑上香、保险从业人员及时推销保险、挥春佬（隐喻华校牺牲品）作为屠杀幸存者依旧一无所有、大学生则解构了所谓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不同观点不是立足历史事件之上的多元并存，而更多是一种历史遗忘或功利心占上风，具有典型的后殖民症候，比如“表述困境”{27}。
而走的最远的《我的来世不是梦》则写有1/10的新加坡年青华人想来世做日本人，结果真的实现梦想之后相当兴奋，但最后才发现，“什么？——shit！怎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日文里也借用了阴魂不散的——人们都说美丽的——汉字？”{28}不仅是被经济殖民，而且是自我奴化、彻底忘本，甚至痛恨自己的文化和出身。不能不说，这和李光耀政府经济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息息相关。
二、反思现在：孤岛属性
毫无疑问，对于当代/现在新加坡的呈现与反思是希尼尔所有书写的重头戏和中心，而对此，希尼尔有着相当清醒的认知，“时至今日，母族文化的继承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生活在浮岛的后裔依然是精于衡量与使舵的经济族群，关于本族文化/文学的掌握及关怀，那是一种非常耗神及不符时宜的讨论；过去对母族文化的坚守，导致海洋属性的孤岛性格有了实例的佐证，或是作为漂移到另一个国度的堂皇借口。”{29}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国际化之后的新加坡反倒相当吊诡地呈现出孤岛属性，“他热衷于把探时事脉动，关注岛国的热门话题，从中探讨被刻意扭曲和破坏的生存空间。”{30}因此，不难看到开放与排外并存、本土主义与国际化纠葛、放眼世界与坐井观天混杂等等。希尼尔对此有相当具体、多元而犀利的状摹。
（一）工具性现代化。某种角度来看，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异常繁复的概念和实践，比如有学者认为其社会过程可以包括：技术、工业、政治、都市化、世俗化等方面的发展。{31}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3个层面：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含科技）与文化建设层面。1965年新加坡与现代化遭遇时，各种情势相当紧迫，而新加坡的现代化因此主要是以工具性为主，带有较强的急功近利色彩，当然在各种指标靓丽之下也是问题重重。前述对乡土的破坏和对日本的后殖民心态都是证明。
1. 强势政治及其缺憾。不必多说，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威权与强势政府。{32}它既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但长期以来也要求人民让渡不少权益而带上了霸道、专制、死要面子等特征。《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其实是以拟人化的手段书写三只野象准备到德光岛上“旅行”而被捕捉的经历，“我们听天由命。被遣送回去与否，任由他们摆布，只希望不要被提控为偷渡者！”{33}其中隐喻了政府监管功能的无所不在，连野生动物都难以避免。《关于“春”的几种传说》表面上是以旅店为发生地，实际上也可理解为政府，宣传单上“春”下面的“日”被打成了“目”字，有读者来函或来电批评，看他们如何公关：1. 采用了某中国通洋人1842年写的字为证，但可能是想写“眷”字而误打误撞；2. 中国陕西两考古专家的发现；3. 赞比亚人民共和国内的中国特勤人员的春联亦然；4. 表明本集团在商言商，没有“教育大众”的神圣包袱，最后以皆大欢喜的抽奖活动结束公关，（政府）拒不认错的性格欲盖弥彰。《没有人e-mail给局长》则是以一个关心房地产监察员的社会人士的一封信函形式来告诫他如何化解官场危机，显而易见，希尼尔的重点在于呈现官场的游戏规则及其劣根性。要砍百年老树，首先要e-mail给有关当局，再CC给议员，给传媒，给邻里警岗，给民防部队，给自然保护协会，给环境发展部，给boss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希尼尔嘲讽有关机构办事烦冗，亦推卸责任明哲保身。《如何推广吃香口胶》则完全是正话反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的新加坡禁止售卖香口胶），嘲讽推行政府政策时候的常见伎俩或套路：让洋人或资深国际机构专家给出结论，告知如何控制可能的后果，强调其可能流行的功能（如医学功能）等等，其中对体制的欺骗性与狐假虎威色彩加以影射。{34}
相当罕见的是，希尼尔在《黄狗事件》中亦书写了颇富人性和智谋的老警官形象，他跟因为欠钱而抢钱被逼挟持人质（7岁侄儿）的郭有财谈判，说服他出门自首，帮助他为其减刑，这相当温暖地呈现出办案人员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的爱心与柔软手段，可惜这种个案可谓凤毛麟角。
2. 经济动物及其思维。在《伤心海岸》中，希尼尔书写的变质鱼其实也就是“我”和新加坡人的某些象征，“沙丁的脑袋，曾经拥塞/现在却是空的。什么都被挤光了/惟有神经末梢还被拨弄着/繁华边缘，一九九九以前，一样的/蓝天下，有人饱足，有人穷极/而且慌张”{35}作为经济动物的特征清晰可见。《童年出走》中对比了两种不同方式的童年，而后面的现代社会中童真缺失，“紧跟在人潮后，我们来到愈做愈旺的快餐店/站在缤纷的价目栏前，点一套低脂增值的/巨无霸加薯条。亮丽的装潢遮挡住三十载的血汗/精巧的珍珠泡沫盒中，装着高飞的志向/遗忘回程/我担心的童真”{36}。而《铲泥机的野宴及其他》则书写人为了盖楼或经济利益而吞噬/破坏自然，铲泥机就是工具性现代化的代表意象之一，而战战兢兢的波罗蜜始终难逃厄运，“一阵怒吼后铲泥机开始咽下/半亩木薯/一园鸡蛋花/外加一条溪水（远处的波罗蜜在颤抖）//中午，铲泥机的标准套餐有/锌板与亚答/苦瓜藤与番薯叶/红毛丹为餐后果（一旁的波罗蜜在颤抖）//三点以后，就喝一池荷塘/尝一群鱼柳/以及爽口的波罗蜜（满园全是波罗蜜香）”{37}。
微型小说中亦有不少呈现，如《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书写某会准备在三大报章出特刊以庆祝成立50周年，要各有关理事、顾问、会长、赞助商等捐款，结果应者寥寥，有人还要求查账。结果发现，6成赞助商为按时缴款，一半的永久理事長失去联络，1/4会员拖欠会费超2年以上。经讨论后，决定捐款者才刊登玉照，“原本占有1/5版位的千年老祖宗的彩色肖像，也在版面上正式除去，原因：老祖宗从没有出过任何钱！”{38}
完全罔顾了先辈们的劳苦功高而以眼前的份子决定去留。《南洋SIN氏第四代祖屋出卖草志》其实呈现出传统祖屋和现代化组屋的对抗，祖屋连地皮据说值200万，但它却蕴含了重大历史文化内涵，比如匾额是孙中山亲自题字、甘蔗园曾救过抗日好汉、大伯的衣冠冢埋在榕树下，大门上的龙凤吉祥木雕是公公亲手雕上去的，“这老家累积了我们4代人的回忆与感情，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你们年轻人即使住不惯，也要踏实点，犯不着出卖土地啊！”{39}
相当典型的还有《大家学潮语》，为什么要学潮州话呢？因为“医生，包括许多相关与不相关的人士都预测，躺在加护房的老祖公就快要重新确定他的will——就是遗书，不，是遗嘱的时刻。听不懂他的潮语，不了解他的愿望，无法与他沟通者，都一律靠边站。而且，也无从bargain。”{40}可想而知，连母语/方言传承与祖上交流都得搭经济顺风车，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希尼尔对政府治标不治本、功利性鼓励学华文的一种嘲讽。如人所论，“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压迫华文传统的现实中，新加坡的浮城品格更加的明显。作为新加坡中生代代表作家的希尼尔，其创作执着于追忆历史，着力于维护中华传统文学以及对浮城（新加坡）市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为新加坡城与人的形象提供了一道新的文学风景。”{41}
（二）平面新加坡人。在《浮城六记》中，希尼尔对实为狮城的浮城特征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描绘，“此后浮城再也找不到狮子的踪迹，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想象力。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就像‘一代不如一代的儿时游戏，城内的人们在隐隐约约的传说中，开始塑造一只奇异的动物——非鱼非狮的狮头鱼——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卵生还是胎生？……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那里有传统与现代在挣扎的努力，那儿的人有追求卓越与略带怕输的心理……”{42}而在创作中，的确也有更多实践。
1. 浮浅忘本。文化上的苍白肤浅是平面新加坡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作为华族，对于精英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往往有忘本之感。《或者龙族》写道，“有一种创伤/我们几乎遗忘//有一块文化/从我嘴边流放//身长五千，有一条龙/在历史的激流里靠边站”。{43}《旧梦不须寄》中到广州经营业务的安东尼对中华文化一窍不通，当然也问题不少，最后居然因为不谙信封格式记错了邮件，“寄信人好像就是你，不过，地址也蛮奇怪的，上面写着‘新加坡人民共和国。”{44}更令人发指的是，新加坡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不太熟悉，但未必就对本土的历史文化熟谙，《王朝继续沉淀》一文中，“我”想去查阅满者伯夷王朝的资料，柜台小姐完全不懂，“Sorry！再说一次，关于什么姨？哦，满——，满者伯夷王朝的资料？本市镇会没有，你可以到国家图书馆找找看，就是新建的，很grand的那栋building。——不过，这里有一些关于Merlion狮头鱼的旅游指南，要不要？说不定这头怪兽与那什么伯姨有关联。”{45}
2. 排队怕输。从一穷二白一跃成为人均收入第一世界水准的新加坡亦有怕输的文化性格。这种怕输一方面表现为死要面子，不承认曾经的底层和艰苦。《敢敢去演》中，学校举办迎春会，主要是搞各行各业的扮相大会串，但没人愿意扮演女佣，依丽沙白建议Peter的婆婆来演，结果被年轻的级主任臭骂一通，“用点头脑想想，我们的国家这么富有，怎么会有人做过女佣？”{46}但Peter的婆婆答应演回曾经的自己。
怕输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意无意排队去争去抢。《我等到鱼儿也死了》，“我”清早到吊桥上去钓鱼，但较早后就有不少人前来排队，“这是一条长长的人龙，多么有秩序啊！像是经过训练的。”{47}最终结果是为了排队买可能会升值的地铁卡，他们却纷纷表示不要附送的“宋元明文物展”门票，因为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希尼尔以“我”钓上一条没有活力的鱼来影射新加坡人如土生的鱼感染了“纹化冷膜症”（文化冷漠症）。某种意义上说，怕输也是因为没文化、没主见而又凑热闹。
3. 功利冷酷。经济崛起之后的新加坡既自豪又傲慢，有时候因为斤斤计较而显出冷酷的特征。《我来到马尼拉》中希尼尔回应其弟弟谢裕民的书写，呈现出更犀利的一面，除了写新加坡本土饮食文化外流到马尼拉之外，还输出了对付女佣的酷刑展览间，并和日本人占据菲律宾时的酷刑做比，“譬如有藤鞭、裤带、高跟鞋、榴莲壳、香烟蒂、破酒樽、面包刀、弹珠、利剪、修指甲器、竹竿、雨伞、性器官振动器……我的天！那四种语文的说明牌子上列明——这些都是我们虐待女佣所用的道具！”{48}《校庆》中二毛子校长把原本是50周年的校庆改为10周年，“为了抛开旧文化传统的大包……包（是包袱），我们决定向过去说再见，决定不再同过去有任何瓜哥（瓜葛）。我们的校史就从搬来新镇算起，让过去gone with the wind！”{49}但一听老校友会捐不少款，就把他们变为准校友（Associate Member），但校庆依然10周年，并说“别忘了提醒那些老人家，支票是开给‘阳光中学，不是关闭了的‘阳关！”{50}缺乏中华文化浸润的香蕉人校长不仅唯利是图，而且缺乏道义。这里的阳关中学也有影射南洋大学被关闭的意味。
当然还有其他议题，比如嘲讽政策的瞎折腾和忽悠人本质，《回》中书写了浮城初级学院50周年校庆时历届学长致词用语变迁，从普通话/方言，到以英语为主，反映出学生语言能力和教学媒介语的变迁历史，最令人吃惊的则是结尾，“又，大会主席已安排在历届学长代表致词后，邀请第一任校长——高龄九十九岁的一位老人——上台以双语献词！”{51}潜台词则意味着新加坡数10年来的语言政策根本是失败的，早期没这么多花样、口号支撑的教育依然培养出令人艳羡的双语人才（bilingual talents）。自然，我们还可以挖掘出更多劣根性，如人所论，“希尼尔笔下的浮城城民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文化上的崇洋和自奴、生活趣味上的琐屑和庸俗，以及对人文、历史的贫血与白痴。”{52}
三、窥视未来：焦虑及反抗
王德威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面对华族所来之处的唐山大陆，与其说希尼尔的感触来自政治正统的离散，不如说是来自在地华族文化自身信念的犹疑，与实践方式的薄弱。这是任何移民文化的两难。除此，新加坡尽管在世界版图中占有重要中介位置，但如何在中介位置之上，厚植文化实力，一方面避免岛国孤居姿态，一方面摆脱全球化、过境化的陷阱，是希尼尔忧虑的问题。他其实延伸传统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53}从此角度看，希尼尔对于新加坡未来自有其寄托之处，其文字中既含有焦虑情绪，但又有对现实的反抗意识。
（一）双重原乡。希尼尔有一首很有创意的图画诗《怅然若失》，如下：
（注一）
解构文化
没有形象的一对象形族群
清楚地模糊自己，扭曲
只为锻炼竞相求存的伎俩
（注二）
颠覆传统
不再青绿的一脉青山绿水
清醒地沉默自己，移屈
只为保全迷失坐标的弃根
他让甲骨文的4个字“月”、“日”、“川”、“山”经过变形乃至变异变成了大写英文字母LOST，其中当然不乏嘲讽意味（没有文化的更改）与忧患意识（中华文化的变质乃至遗失，但为了自我保存却又不得不如此）。陈志锐却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隐喻了新加坡的双文化诗作，“诗人本身当然不是诗中所指涉的一般新华社会上的‘原乡遗失者——其把这现象利用双语书写、双文化符码表征呈现，其实就在利用其所拥有的双文化资源。更进一步来看，从汉字突变成英文字母，其实就非常符合新加坡式的思维模式，而把二者如此巧妙地进行互涉、结合，必定也与新加坡写作人所处的中英双语语境和東西交融的社会紧密相关。故这首具有新加坡双语，甚至东西文化身份证的诗歌本身就可以称为一首双文化新诗（biculturalpoem）。”{54}由此我们可以考察希尼尔指向未来的双重原乡理念，其中一方面指向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反思西化/工具性现代化的弊端。
1. 反思过度西化。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全球化似乎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阻挡和逆转的巨大工程，对于弹丸之地、风吹草动就风声鹤唳的新加坡来说更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反思，作为触角敏锐的作家，希尼尔当然亦有其思考。如人所论，希尼尔的作品涉猎了极其广泛的议题，也指出其缺憾，“威权政治的操控，文化精英被收编，市民社会的瓦解，导致政治冷感症、商品拜物教以及消费主义的流行。母语沦为第二语文的残酷现实，加重文化认同迷失的趋势。语言殖民主义的事实，助长‘黄皮肤、白面具现象的流行。”{55}
比如他可以从《生活俳》中发现具体而微的限制，比如《领带》，“战战兢兢，畏缩了/一天的脖子与我/终于可以吞口饭”{56}，借此他指出现代工作的程式化对人的束缚。当然他也为华文地位的下降而叫屈，《母语二》，“只怨当年命歹，落得个/二奶命，凭着外家市场经济的关系/新挂了个标签称‘高级”{57}而把打着西化旗号明升暗降的母语做法进行嘲讽，甚至在《母语遗恨》中借助在日本的境遇加以批评，“东京七日，英语难行/不曾遇见一个日本人因为会说日语/就懊悔终生”。{58}
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微型小说《或者龙族》的书写，它对于过度西化语境下迅速迷失自我的华裔青年的刻画读来令人痛心疾首。他们一开始穿着西化、没有理想、带着女生出入各种场合（保龄球馆、快餐室、舞厅等等）、抽烟、没有追求（不工作、不出国、不做生意），慢慢的他们成为行尸走肉的一群，成为迷失的一代，如其自述，“我们的脸被扭曲成一种流行的款式。我们不喜欢逛马路但是没有法子，我们穿着很波希米亚但没有拖着女孩……最终我们迷失在钢骨泥灰里一阵阵刺耳的回响中……”{59}
2. 强化中华文化。在希尼尔的书写中，他念兹在兹的应对过度西化的方法首先在于要强化中华文化，确立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而让他们的文化出身成为理所当然的骄傲和血脉，甚至成为与英语（或有关文化）并驾齐驱的一种。
《虾想》这首诗是以一只虾的身份自我反省，过分强调谋生、急功近利、胸无大志，最终变成敌人们的盘中餐，它当然有忏悔总结又有寄托，“患得患失，落籍浅滩的一代/不能龙腾，只懂虾跳/载浮载沉，无奈地/蕃衍残生/等待来世//来世，我将是/一条龙”{60}最终它还是决定要变成大气磅礴的龙。《末世思维》中则批评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漠视以及可能末世后果，“譬如有一源流水，让屈子的游魂严重搁浅/我们赛舟作乐，随波打捞历史的遗书//譬如有一脉刺青，曾经伤透武穆忠直的背脊/我们薪传无期，刻意任它迷失在末世的苍茫里//譬如有一方焦土，不确定能容纳多少天祥正气/我们照旧养士，且一再强调功名//譬如有一口大刀，沾谭嗣同颈边愤怒的血/我们用来除根，却不适合革命”{61}。
《伤痕经补余》作为一篇微型小说，信息量相当丰富。小说以相当隐晦的手法书写了新加坡的语言政治及其形成过程，小说中的“鹰纹”（英文）、“凰纹”（华文）、“南黛”（南大，南洋大学），为了经济腾飞而让英文一枝独秀，但也弊端重重，时过境迁，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该不该回去那个曾叫做家的地方呢？——那还是个家吗？那个换了染料的地方！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许多的伤口都快愈合了，他们也许不想再去触摸它。其实，当初在染上凰纹时，有一脉纹路——带着骨气——已开始在体内回转……”{62}无论如何，华文及文化的传统已经扎根，新加坡华人也必须重新回归中华文化。
（二）立足本土。不必多说，希尼尔对身处的人文环境有着相当清晰的认知，“我们拥有第一远瞩的艺术抱负（复兴文艺），第一荒芜的文学园地（以经济效益的方程式推算）、第一繁忙的艺术码头（每年有定期的舶来展）。只惜，这些都不像是影响或引导一个人文心态与心境的主要因素。我想，也许我追寻的仅是一个精致的文学心灵，即使处身于一个纷扰的大环境里。”{63}而实际上他对于未来的解决方案依旧是立足本土，这里的本土不是单纯肤浅的具有孤岛属性的本土，而是一种新生的本土。
首先，他呈现出在龙与狮之间图腾的转换，尽管狮/鱼尾狮{64}是他屡屡批判的对象。《国殇日》中当然还有自我批判的成分，在伟大领袖去世国殇日时，他和牌友们在打麻将。而在老妈的家书里她问，“国殇日，你在做什么？”他原本可以有几个选择，比如去大使馆献花、去电台点播歌曲纪念，但都为现实所困，变成打麻将、和同居的番邦女人做爱等等，而他也日益反思自己，“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太平洋彼岸再落户至此岸的一方浮岛，追逐的是什么？辗转已近十寒暑，浮生多变幻，华发早生。”而最终还是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某日，从国民登记处回来后，他感觉自己从神话中的龙，变成现实的狮子”{65}时也是文化身份丰富化和立体化的他已经从移民身份变成认同新加坡的公民。这是政治身份的限定，同基础/立足点。而在诗作《潮流》中，他面对以后的新的移民潮流更是有所坚守，“门前那棵树，依旧是/从前那棵老土的树/不懂得移民”。{66}
其次，本土形构。在希尼尔的《绑架岁月》卷四中书写的是他服兵役、训练、演习时候的书写。这类书写呈现出他别出心裁的建构，一方面，军训原本是枯燥艰辛的强化训练，但同时也是本地认同建构的载体和形塑过程；另一方面，希尼尔借助他独特的诗思把“命题作文”写得摇曳多姿，这组诗在其内容本身上有其连贯性和系统性，如《伏击》、《狙击》、《追击》、《拂晓攻击》、《撤守》等，同时又有其超越性，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蕴。如《观测士》（之二）写道，“全军覆没该怨谁？/都是那家伙/感情太浓/误把盛开的罂粟/当成是从前家乡那一株后庭花”{67}表面的责备下难得的呈现出人性的有情可原。《伏击》中间也写了己方的胆怯，“只消队上底一枪号令/那久积底怯意/将一起被/射/毙”{68}；《狙击》把杀伤力强大的狙击手与佛串联，出人意料，“你任性地/卧成一座/佛。/整个晌午/把脸贴向冷冷底枪柄/用单眼，占据/所有底/山头”。{69}如人所论，“从总体上看，希尼尔诗歌意象虽多取自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直观印象，但是由于它们在更多情况下经过诗人主观心灵的过滤和点燃，重组和变形，因而其诗歌意象构成便呈现出一种现实经验与超现实心灵幻觉的统一。”{70}當然，此组诗歌更是本土建构的精妙产物。
当然，对于这种文化建构，希尼尔亦有其责任心和恒心，《流年》中因“流转”工程被转岗的“他”从华文教师岗位下来从事过多个行当，如德士司机、罗厘车司机，他也多喝酒（新加坡酒税很高）、嫖娼（新加坡官方允许）等，但当他有一次发现某妓女是他所教过的最后一届会考班的女生时，开始挺而不举，而后生了一场病，驾车出了事故。终于他申请到华社自助会教华文补习班而获批，“星光灿烂的某夜，他终于允许走回校园，一股近乡情怯的感觉涌了上来。一切得从头开始，用生疏的技巧，教他熟悉的第二语文……”{71}这个倒霉却依旧有心的人士也反映出希尼尔对中华文化的坚信不疑，也颂扬了其文化精神中的使命感，哪怕是悲催的用不熟悉的技艺去教华文。
结语
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作家希尼尔可谓新加坡制造，而同时其长于书写的短诗、微型小说亦是别具因应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文体实践，相当有意味的是，他恰恰是以新加坡制造反思制造新加坡中的种种问题：在回顾传统时，他既批评对乡土/传统的巨大破坏，又以后殖民日本为例反思岛人的善于遗忘历史；在直面当下时，他着重呈现其间的孤岛属性，批判工具性现代化，也刻画平面新加坡人的文化特征；而在窥视未来时，他一方面强调双重原乡，但另一方面亦强调要立足更新后的本土。尽管希尼尔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但他的忧患意识和强化中华性建议无疑是正确的指向与文学践行。
① 具体可参赖世和：《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年版。
② 许福吉：《梦翅膀的多元变奏与飞翔：希尼尔微型小说中梦幻主题的呈示》，载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年版，第149页。
③ 此观点出自李光耀的英文书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观天下》（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原文如此，“Will Singapore be around in 100 years？ I am not so sure. America， China， Britain， Australia-these countries will be around in 100 years. But Singapore was never a nation until recently.An earlier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s had to build this place from scratch-and what a fine job we have done.When I led the country， I did what I could to consolidate our gains. So too did Goh Chok Tong.And now， under Lee Hsien Loong and his team， the country will do well for at least the next 10 to 15 years.But after that， the trajectory that we take will depend on the choices made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s.Whatever those choices are， I am absolutely sure that if Singapore gets a dumb government， we are done for. This country will sink into nothingness.”上述中文引文来自《联合早报》2013年8月12日摘译。
④⑩{15}{21}{26} 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年版，第187页；第132页；第140页；第34页；第103页。
⑤ 王润华：《一本根植于文化乡土上的诗集——序希尼尔的〈绑架岁月〉》，载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⑥⑦⑧⑨{12}{13}{14}{18}{19}{20}{43}{60} 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第40-44页；第6页；第10-11页；第25页；第32页；第9页；第5页；第16页；第87页；第128页；第133页。
{11} 王润华：《〈华文传统〉被英文老师没收以后——希尼尔微型小说试探》，载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第5页。
{16} 岳玉杰：《新加坡新生代小说两家论》，《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92页。
{17} 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2}{23}{24}{51} 希尼尔：《认真面具》，新加坡：SNP，1999年版，第5页；第62页；第64页；第54页。
{25} 有关后殖民理论的梳理，可参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 具体可参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
{28}{33}{38}{39}{40}{42}{44}{45}{46}{47}{48}{49}{50}{59}{62}{65}{71} 希尼尔：《希尼尔小说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新加坡青年书局联合出版2007年版，第179页；第73页；第92页；第134页；第190页；第64页；第206页；第211页；第171页；第146页；第186页；第199页；第200页；第8页；第104页；第167页；第150页。
{29} 希尼尔：《后记：跨世纪的华丽与荒凉》，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第145页。
{30} 吴耀宗：《灭杀踵武者：论英培安与希尼尔小说的孤岛属性：，见吴耀宗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2003年版，第51页。
{31} 具体可参威廉·A·哈维兰（W. A. Haviland）著，王铭铭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585页。
{32} 具体可参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 具体可参拙文：《琐碎的凝重：“自反性”本土书写——论希尼尔的本土事件/视界》，新加坡《新世纪学刊》第6期，2006年12月。
{35}{36}{37}{56}{57}{58}{61}{66}{67}{68}{69} 希尼尔：《轻信莫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01年版，第70页；第45页；第82-83页；第157页；第151页；第146页；第101页；第157页；第99页；第105页；第106页。
{41} 金进：《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笔下的“城”与“人”》，《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内容提要。
{52} 南治国：《探访“浮城”——希尼尔作品的一种解读》，《华文文学》2012年第1期，第72页。
{53}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年版，第56页。
{54} 陈志锐：《从三篇作品窥见新华文学双文化原乡的构建》，《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第109页。
{55} 张松建：《记忆书写的诗学与政治——希尼尔小说综论》，张松建文化中心2014年版，第56页。
{63} 希尼尔：《荒凉自一个华丽的世纪初》，希尼尔著《轻信莫疑》，第160-161页。
{64} 有关鱼尾狮的意象书写论述，可参拙文：《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70}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页。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Xi Ni Er， a Singaporean writer， born and bred in Singapore，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made in Singapore， and the short poems and micro-fiction that he is good at writing are also a genre practic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an society. Intriguingly， it is by making reflections with Singapore that he makes issues in Singapore. In reflecting on tradition， he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huge destruction of the native village/tradition but also reflects on the islanders easiness in forgetting history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a ‘postcolonial Japan. In the face of contemporary times， he lays emphasis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island nation， critiquing its instrumental modernity and also portray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at Singaporeans. When it comes to peeping into the future， he emphasises the double original home whiles also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a foothold in the renewed native land.
Keywords： Made in Singapore， the making of Singapore， Xi Ni Er， micro-fiction，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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