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汤亭亭的《女勇士》自1976年出版以来引起了美国学界的一场持续、激烈的体裁辩论：关于这部作品是自传、小说、自传体小说，还是后现代自传，评论家众说纷纭。本文借助叙事交流模式，聚焦文本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主人公和真实读者的动态关系，深度探析《女勇士》体裁纷争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以自传、自传体小说和后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叙事特征为依据，管窥文本对传统自传体小说叙事的“循规”和“逾规”，据此提出《女勇士》是一部后现代自传体小说，旨在拓宽后现代文学体裁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女勇士》；叙事交流；自传；后现代自传体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112-06
引言
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旗手汤亭亭（Maxine H. Kingston，1940-）的代表作《女勇士：在鬼佬群中度过的少女时代回忆录》（以下简称《女勇士》）获1976年全美图书奖，被耶鲁等美国高校引入文学课堂，被录入人类学、女性研究等多个学科文选，作者本人也问鼎1997年美国“国家人文科學奖”。随着这部作品关注度的日渐提升，其体裁的独特性也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注意，并引发了一场持续的、激烈的体裁辩论。
作品的取材和叙事形式成为这场体裁纷争的主要导火索，争论主要涉及两大阵营：自传阵营和小说阵营，前者以美国非华裔评论家为首，后者以华裔美国评论家为主。前一阵营的主要依据是，此作品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整个文本围绕“我”的成长展开，况且汤亭亭自己也坦言《女勇士》的素材多取自其亲身经历和家庭历史①；另外，副标题的关键词“回忆录”暗示强烈的自传色彩②。但是这一阵营的大多学者也承认《女勇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亨特利（E.D. Huntley）指出与传统自传中的自我塑造不同，汤亭亭“通过展现自己的思绪、猜想以及对过往事件的重构”③来塑造自我；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直接提出可以把《女勇士》解读为一部后现代自传④；另有学者从女性批评角度出发，把《女勇士》归为女性主义自传⑤。尽管各持己见，但这些评论者共享《女勇士》是一部自传的立场。而以赵健秀为首的华裔美国评论家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提出了很明确的否定原因。第一，文本中很多汉语词汇、文学典故、历史记述与事实不符，从根本上讲不能称其为自传；而且把汤亭亭自己主观的叙述当作自传来读很容易误导非华裔读者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第二，这部作品最多反映的是汤亭亭的内在心理成长，因此《女勇士》至多称得上是“名义自传”⑥；第三，《女勇士》中存在大量的虚构成分。另外，赵健秀从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立性出发，指出自传起源于基督教中的忏悔⑦，本身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并据此指出对《女勇士》自传体的默认是对美国白人文化的皈依。更重要的是，从文学欣赏角度讲，自传被认为是最没有艺术创造价值的体裁⑧，因此更能满足美国白人大众对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心理期待。中国学术界对《女勇士》体裁界定的研究多为对两大阵营的争论进行梳理，或者仍从作品的取材、第一人称、体裁界定影响等角度出发展开讨论，且尚未得出明确结论。这为本文的探讨留下很大空间。
本文第一部分尝试借助叙事交流模式，对这一持久争论进行重新审视，指出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立场的不符以及真实读者的多样性导致叙事交流遇到障碍，并对查特曼叙事交流模式进行补充。第二部分从自传、自传体小说和后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关系出发，分析《女勇士》的文本叙事特征，进而指出它是一部带有鲜明后现代叙事特征的自传体小说。文章尝试为《女勇士》的体裁争论本身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剖析其实质原因之所在，并说明传统的体裁划分难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新的体裁界定，旨在拓宽后现代文学体裁的研究视野。
作者-叙事者-主人公
叙事是修辞行为，叙事交流本质上讲是一个“说服”过程，而阅读文本的过程即作者说服读者的过程。对文本体裁的界定无疑是此说服过程的基础。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提出如下叙事交流图：
图中方框表示叙事文本，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方框之外表明二者在文本内部结构之外，其与叙事文本之间的虚线则表明二者与叙事文本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因而不属于此叙事交流分析范围⑨。不难看出，此交流模式更注重在叙事进程中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与叙事文本的内在联系。然而，本文发现从真实作者到真实读者之间交流的分歧对《女勇士》体裁之纷争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又深刻影响对文本叙事性质的判断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生成。
传统意义上的自传被定义为：一个人书写的关于他/她自己生平的故事⑩。这个简单的定义貌似只涉及到了作者（“一个人”）和主人公（“他/她自己”）。法国自传研究者菲利普·勒琼（Philippe Lejeune）在《自传契约》（“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中就作者、叙事者和主人公三者关系列出2个公式：“作者=叙事者”，“作者=主人公”，从而进一步推出“叙事者=主人公”{11}。换言之，在自传叙事中，作者、叙事者和主人公保持同一性。以此审视《女勇士》，读者很难通过文本来确定作者是不是叙事者，而叙事者又是不是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貌似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肯定的答复，然而也不足以成为叙事判断的“铁证”，况且第4章《西宫门外》又特意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有力暗示叙事者和主人公的非同一性。再加上5个小故事分别围绕不同的主人公展开，虽然大部分是“我”叙述的，但叙事者“我”也没有必要是同一人物。即便被理解为同一人物，把她解释为作者假想出的人物也是可以成立的。可见，单从作者-叙事者-主人公的关系来看，《女勇士》体裁无从确定。
勒琼进一步指出，当主人公的名字与作者的名字有可能同一也有可能不同一的时候，作者对文本体裁的界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文本出版时作者在扉页上标明的体裁即为文本体裁。这有三种情况：虚构契约（版权页上标明是虚构叙事），零契约（版权页上没有任何标注）和自传契约（版权页上标明是自传）。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女勇士》出版时的体裁标注情况。
纽约古典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女勇士》（1977）在其版权页上标明这本书是一部“传记”（biography），在印刷页的最后一页的左上角上印有“自传”（autobiography）字样。四月古籍出版社国际版（1989）的版权页上表示这本书应归为传记。而英国斗牛士出版社（Picador）2002年的版本在版权页上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文类划分的字眼。读者或许质疑，版权说明应该是出版社的最终决定。事实也确实如此。汤亭亭的编辑克诺夫（Knopf）曾坦言“（《女勇士》）可以被划为任何体裁，但是一般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都比较难卖。我很清楚如果作为自传进入市场，它大卖的几率会大大提升”{12}。换言之，这是出版社考虑市场因素做出的裁定而非作者的决定。我们再来看看真实作者对这部作品体裁的态度。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汤亭亭说到“在我把文本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小说。它必须是一部小说。”继而说到“（叙事者）的名字不是玛克辛（Maxine），那是我的名字”{13}。稍后她的态度有了动摇，说“我想我确实觉得它更像小说，但是什么卖得好......”{14}回答的語气愈渐微弱，足以说明她的态度开始暧昧。几年之后的又一次采访中，她的态度变得更委婉了：“我的编辑告诉我非虚构类作品是对我的作品的最恰当归类，非虚构作品包罗万象，甚至诗歌也属于非虚构类。”{15}再之后她的态度越来越不坚定，但她还是谨慎地避免承认《女勇士》是自传。她只是说“如何归类对我而言无关紧要，可是好像很多人都很在乎……我想如果称之为小说，应该是对的。”最后她提供了一个更加成熟、圆滑的解释：她创造了一个新的体裁，“我决定我是在给虚构的人写传记和自传。”{16}至此，汤亭亭最终认可《女勇士》是一部自传，尽管是一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一部“虚构”的自传。她为它取了一个特殊而别致的名字，“神话式精神自传”（mythopsychic autobiography）{17}。
勒琼的公式只涉及作者，并未区分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如果把“作者”概念加以区分，可以看出，关于《女勇士》体裁界定上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立场并不一致。根据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的定义，隐含作者指读者在文本所体现出的特定立场、观点、态度及价值观基础上构建的作者形象。如上所述，通过文本，读者很难确定《女勇士》的体裁，隐含作者并未提供任何关于其体裁的暗示。另外根据申丹的定义，隐含作者是“在特定写作状态中”{18}的作者，而汤亭亭曾坦言“或许在我的人生中，我的很多感受和文中小女孩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铁定不是这么想的。”{19}此即表明隐含作者否认自己是作品主人公，即隐含作者并不认为《女勇士》是一部自传。然而，真实作者态度的摇摆不定使得其体裁界定从最初的小说慢慢过渡到了自传。
因此，有必要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做如下修订：
真实作者虽然处于创作过程之外，处于文本内部结构之外，但其立场依然对文本叙事性质的界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界定是叙事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作者、叙事者和主人公三者关系的讨论，法国叙事学者热耐特（Gérard Genette）等在《虚构叙事、事实叙事》（“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一文中也有精彩呈现。文章依据三者不同的关系来界定叙事文本是虚构性叙事还是史实性叙事。该文用5个三角形直观地标明5种关系及其相应的叙事模式：
并对五个三角形关系做出解释，指出当作者和叙事者同一时，文本即为事实性叙事，当作者和叙事者不同一时，文本为虚构性叙事{20}。换言之，在事实性叙事中，叙事者的独立自主叙事权威被作者占据，因此作者要为文本的真实性负责；而在虚构性叙事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叙事者，无需对文本的真实性负责。这从叙事权威的角度为华裔阵营坚决否认《女勇士》为自传体裁提供了最核心、最实质性的解释。一旦认定这部作品为自传就意味着作者/叙事者默认文本中的叙事为事实性叙事，作者要为文本的真实性负责。然而，作品中却存在着大量个人感情色彩浓厚与不符合事实的笔触。“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指未按隐含作者规范展开的叙述，然而《女勇士》体裁纷争所讨论的叙述不可靠性超越了这一叙事常规，不仅包括叙事者的不可靠，而且包括对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可靠性的质疑。这一点在华裔美国批评家看来暗藏着很严重的政治叙事后果。
在华裔评论家看来，《女勇士》如果被界定为自传无疑会误导美国主流读者，并加剧华裔美国人的“他者”（Other）形象。在美华裔移民早已被主流社会贴上了文化他者的标签，从华裔社区走出来的任何一位作者一旦以自传形式发表任何一部作品都会被美国大众读者视为是整个华裔的代表。凯瑟琳·冯（Katheryn Fong）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虚构作品，这些故事很有创造性，有形象的画面感和情感。但问题是，[一旦界定为自传]非华裔读者在阅读时会把他们当作对中国历史和美籍华裔历史的真实记录”{21}。因此，华裔美国批评家就两个问题提出了质疑：《女勇士》中的文本内容都是事实吗？汤亭亭有资格代表整个华裔社区甚至是中国文化来发言吗？很明显，对他们而言，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非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没有足够的背景文化知识来识别《女勇士》文本中的“事实”与“虚构”，也没有华裔美国评论家对在美华裔处境的政治敏感度，因此也就相应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叙事影响。通常情况下，作者借助文本引导读者参与叙事进程进而实现其“说服”过程，但《女勇士》所面对真实读者的独特性却加剧了其文本类型的争论，对叙事交流的动态过程产生反作用力。因此，可以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做进一步修订：
真实读者虽然也处于创作过程之外，处于文本内部结构之外，但其阅读体验参与了文本动态运动，深刻影响文本叙事性质的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本价值和意义。
鉴于上述分析，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态度的不明确以及两者之间立场的分歧，再加上真实读者的多样性共同构成《女勇士》作者与读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遇到的不同寻常的障碍，而这一障碍无疑引发了不同阵营的不同呼声，甚至给《女勇士》和汤亭亭带来负面评价和攻击。从叙事交流的角度来看待《女勇士》的文体纷争，无疑给这一现象的解读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也进一步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模式提出补充，强调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对文本叙事交流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文本终极意义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折射出《女勇士》的后经典叙事倾向。
自传-自传体-后现代自传体
同一文本引出美国评论界如此不相一致的阐释和争论，既证明了《女勇士》文本意义的丰富性，也表明其中每一单独解读都是片面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该作品内涵的多样性{22}和叙事技巧的复杂性。本文第二部分尝试以自传、自传体小说和后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关系出发，深入剖析《女勇士》的叙事特征，并探讨其对传统自传体小说叙事的“循规”和“逾规”，进而提出《女勇士》是一部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尝试对《女勇士》体裁界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把握其丰富内涵。
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曾指出区分“自传”和“自传体的”必要性{23}，后者脱胎于前者，往往指涉具有自传性质的文本创作，以自传体小说为最常见形式。从根本上讲，自传体小说以缺乏上文勒琼所提“自传契约”而区别于自传，主要创作特征为（1）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密切相关；（2）自传体小说着力探寻自我，是一个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3）自传体小说体现了虚构性与真实性的融合。根据这三个特征，《女勇士》完全可以被界定为自传体小说，是自传和小说的结合。另外，勒琼也对自传体小说的界定提出过较为合理的解释，他提出当读者以他/她猜测到的一些类似素材为基础，判断作者和故事人物同一，但作者却否认此同一性，或至少不明确予以肯定时，即可将这样的虚构文本称为自传体小说{24}。据此，《女勇士》无疑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虽然《女勇士》遵守了以上自传体小说的叙事常规，但是文本本身又蕴含着非常明显的叙事逾规，这些叙事逾规本身带有异常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使得《女勇士》不仅成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更成為一部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其体裁界定的合法化也据此完成。
1. 非线性叙事+非连贯主人公=结构松散最大化
《女勇士》由5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组成，每个故事的独立性都很强，以至于读者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短篇小说集。事实上第一个故事《无名女人》在《女勇士》出版之前确实曾以短篇小说的形式独立发表。开篇故事《无名女人》围绕“我”的姑妈展开，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广东；第二个故事《白虎山学艺》对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进行改编，时空跨度很大，从几千年前的中国到当代美国；接下来《乡村医生》是母亲英兰的传记，发生在抗日时期的广东；第四个故事《西宫门外》追述了阿姨月兰来美寻夫的前因后果，时间跨度较小，从月兰抵达美国到她去世短短一年；最后《羌笛野曲》围绕小女孩“我”的童年展开。因此，五个故事并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叙事主线，也没有统一的情节安排，传统自传体小说的线性叙事和连贯主人公也明显缺失。
在《无名女人》里，从“我”的叙事声音和视角的变化可见，“我”由一个刚刚初潮的小女孩慢慢长成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成年女性，再到最后是孕育新生命的母亲；然而到了第二章，“我”又变成了充满幻想的小女孩，还把自己想象成花木兰的化身，整个故事在“我”的脑海中展开，最后回归美国现实；《乡村医生》中，“我”一会儿是向妈妈提问的小女孩，一会儿又变成满头白发的成年女性；第四章全知叙述者讲述月兰的故事，“我”完全退场；最后一章，“我”又变回小女孩，展望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像蔡琰一样，用文字发声。可见，整个文本的叙事一直处于一个跳跃的状态，时间随叙事的需求而变，没有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另外，每章都分别围绕一个叙事中心展开，虽然几个故事靠“我”的叙事而串联起来，但每章中的“我”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甚至“我”都很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破碎的叙事时间和处于分离状态的主人公，使得文本叙事结构松散到最大化。
2. 五个主人公+两个叙事者=去自我中心化
德里达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去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对二元对立进行解构，针对二元结构中永恒中心，比如，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对立中的口头语言，男性和女性对立中的男性，自我和他者（Other）对立中的自我。去中心主义成为后现代写作的一个标志特征，《女勇士》亦不失为一绝佳例证。这部小说的去自我中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对自传中被聚焦者，即主人公的去中心化。如上所述，五个故事分别围绕五个主人公展开，每个叙事分别通过不同的聚焦对象展现人物从表象到内心、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批判的一个过程。分散的叙事不仅使得叙事结构呈现松散状态，而且使得传统自传体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被消解，自传中包含大部分他传。
其二为对自传体小说中叙事者的去自我中心化。自传体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且多同时采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在回顾性视角中的双重聚焦，以构成叙事张力，并在张力中透露自传体中成长小说的元素，与此同时，叙事眼光与叙事声音得以重合，增强文本叙事的可信度，所以整个叙事始终保持叙事者的叙事权威。然而在《女勇士》中，在以“说故事”（talk-story）的形式展开的叙事进程里，有妈妈和“我”两个叙事者，两个叙事眼光、两个叙事声音，整个叙事构成多重聚焦，共同挑战传统自传体小说中唯一叙事者的叙事权威。小说五个故事蕴藏着同一个叙事模型：同一故事再叙述。无名姑姑的故事、花木兰的传说、母亲英兰的亲身经历、月兰寻夫的过程以及女诗人蔡琰的境遇，都分别由妈妈和“我”以讲故事的形式传递给读者。在两次蕴含不同叙事声音、叙事视角以及叙事立场的叙述中，不同聚焦者对同一被聚焦者的不同叙事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多面，呈现立体状态，而且凸显两个叙事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整个叙事呈现复调状态，一个全知全能、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叙事中心被解构了。在五个故事的叙事进程中，两个叙事声音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女儿的成长伴随着对母亲叙事权威的抗争，也从叙事的角度暗示了女儿对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感。直到故事最后，女儿决定和母亲一起来完成“说故事”，叙事者的去自我中心过程完满结束。
3. 多个叙事人称转换+第一人称叙事中的转换结构=异故事与同故事相结合
传统自传体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也有少数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比如伍尔夫的《奥兰多》、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等，前者采用同故事叙事（homodiegetic narration），后者采用异故事叙事（heterodiegetic narration）。这两个概念的分类依据是叙事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同故事指叙事者处于被叙述事件中，参与了整个事件的叙述进程；异故事指叙事者处于被叙述事件之外，未介入到叙述事件的进程中。
《女勇士》不仅在多个叙事视角之间转换，也采用了不仅一个叙事人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章都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而第四章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紧接着在第五章的开头，叙事者借用一句“我弟弟跟我说的实际上是……”{25}把第四章的最高潮部分用第一人称进行再叙述，使得整个文本处于多人称叙事的灵活转换当中。第三人称叙事使得叙事的个人感情色彩得到淡化处理，叙事客观性增强，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另外，也使得叙事者和读者以及叙事者和主人公的距离最大化。因此，可以看出叙事者在第四章中试图用最客观最冷静的视角来看待月兰的悲剧并疏远她和月兰的关系，而且叙事者在整个叙事进程中都没有添加任何个人评论，不仅没有介入叙事而且很娴熟地实现了叙事者的隐退。这样异故事叙事在《女勇士》中得到了完美演绎。然而，第五章开头一句简短的开场把第四章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轻而易举地推翻，最主观的视角、最强烈的个人色彩、叙事者和读者、叙事者和月兰最短的叙事距离等等使得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轻松接轨，异故事已经不再是异故事，同故事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同故事，最后呈现一个异故事与同故事相结合的叙事画面。
异故事和同故事相结合的另一个叙事策略是第一人称叙事中转述结构的运用。这一结构指的是叙事行为虽然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承担，可是却需要借助另一位叙事者的口吻来叙述故事，因所叙述素材并非其所亲历。如上所述，《女勇士》五个章节都蕴藏着同一个故事被叙述两次的叙事模型，先是母亲叙述，而后“我”用“我”的方式实现再叙述，叙事者很巧妙地通过“再叙述”使得同一个故事穿过不同的叙述层，成功地把他人的故事转换成她自己的故事。比如，第二章花木兰的故事。第一人稱叙事转换结构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四个相关的叙事层：（1）花木兰的故事；（2）妈妈给经验自我讲故事的故事；（3）叙事者讲述的关于经验自我听妈妈讲故事的故事；（4）隐含作者的故事，即整个故事文本。第一人称转述结构给予叙事者足够的自由穿梭在这四个叙事层之中，“再叙述”也使得“我”最终从故事之外走入故事之内，无名女人的故事最终变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很难确定哪一部分属于异故事，哪一部分属于同故事，最终异故事和同故事难以区分，各叙述层次相互融合。
结论
《女勇士》的体裁纷争不仅让读者思考其中原因，也使得读者对传统体裁的界定提出质疑。经过对叙事交流过程的深入分析，可见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立场的不符以及真实读者的多样性是造成文本体裁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另外，我们也会发现《女勇士》可以被当作自传体小说来读，但是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非线性叙事和非连贯主人公形象使得文本叙事结构松散最大化，围绕五个主人公展开的故事和两个叙事者的叙事模式促成文本的去自我中心化，多个叙事人称的自由转换以及第一人称叙事中的转换结构完成了叙事中异故事与同故事的融合。这些明显的后现代叙事逾规足以让这部自传体小说成为一部后现代自传体小说。耶鲁大学教授艾米·亨格福特将《女勇士》称为“小说或传记”，似乎暗示在后现代叙事语境下我们无从也没有必要尝试去断定其体裁。然而笔者认为后现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恰恰为探究《女勇士》的体裁敞开了空间，而此探究过程反过来又拓宽了后现代文学体裁的研究视野。
①{19} Kubota， Gary.“Maxine Hong Kingston： Something Comes from Outside Onto Paper” [J]. 1977.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 ed.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2.
② Gotera， Vicente F..“Ive Never Read Anything like It： Student Responses to The Woman Warrior. ”[J]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C]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71.
③ Huntley， E. D..Maxine Hong Kingsto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p.89.
④ Yalom， Marilyn，“The Woman Warrior as Postmodern Autobiography”.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112.
⑤ Kennedy， Colleen &Deborah; Morse，“A Dialogue with（in） Tradition：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Woman Warrior”.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124.
⑥{15}{21} Sau-ling Cynthia Wong，“Autobiography as Guided Chinatown Tour？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Controversy”.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 Casebook. Ed. Sau-ling W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2， p.30， p.30-31.
⑦ DianeSimmons， Maxine Hong Kingsto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9. p.41.
⑧{23} James Olney，“The Ontology of Autobiography”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
⑨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M]. Ithaca & London： Cornel UP， 1978. p.151.
⑩ M. 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15.
{11}{24} PhilippeLejeune，“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 O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4， p.135.
{12}{13}{14} David Leiwei Li，“Re-presenting The Woman Warrior： An Essay of Interpretive History.”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 Laur E. Skandera-Trombley.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p.189.
{16} PaulaRabinowitz，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75.
{17} Neila C.Seshachari，“Reinventing Peace： Conversations with Tripmaster Maxine Hong Kingston”1993.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198.
{18} 申丹：《再談隐含作者》，《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0} GérardGenette，Nitsa Ben-Ari， Brian Mchale.“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Vol.11， No.4， Narratology Revisited II（Winter， 1990）， p.765.
{22} 刘英，程廉：《〈女勇士〉中的多重视角：女性主义与巴赫金对话诗学的交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47-50页。
{25} Maxine H.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London： Picador. 2002.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76， The Woman Warrior，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has been causing a sustained and heated debate about its genre in the American world of letters， with critics arguing about whether it is an autobiography， or a fiction， or an autobiographic novel or a postmodern autobiography. Based on the mode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author， the hidden author， the narrator，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real reader in analysing the root cause of this debate surrounding The Woman Warrior， apart from gaining peeps into the following or breaking of the rules in the traditional autobiographic narration， based on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autobiography， autobiographic fiction and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fi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novel is a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novel， in an effort to expand the vision of research on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genre.
Keywords： The Woman Warrior， narrative communications， autobiography，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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