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华裔性别书写始终与华裔社群在美国的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其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90年代之后，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等后现代力量影响之下，华裔美国文学在性和性别书写上趋于多元和复杂，《裸体吃中餐》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性文本。文中的华裔女孩罗碧，在性别和性相中展现出许多反传统的面向，即她的承诺无能、酷儿倾向和乱伦渴望。本文认为，这是人物深陷于种族、阶层、家庭、性别的复杂纠葛中的迷惘和挣扎，是表征于个人性相的父权制、种族主义等文化创伤的症候。
关键词：《裸体吃中餐》；性与性别；创伤；种族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104-08
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始终与性和性别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华裔美国文学发生的初期，社会上流行着关于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华裔男性被认为是古怪、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的无性（asexual）客体；而华裔女性则要么是没有主见、温柔顺从的“莲花”（lotus blossom）形象，要么是阴险狡诈、神秘性感的“龙女”（dragon lady）形象。这与美国早期的种族主义制度和文化霸权是分不开的，就像著名亚裔学者金惠经（Elain Kim）所指出的，“在美国种族和性别等级的奇怪纠葛之中，亚裔美国人被客体化为政治上永远的外族人的过程，与其被客体化为性变异者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亚裔男性被编码为无性客体，而亚裔女性除了性之外别无其他”①。华裔美国文学就在与这些刻板印象的顺从、抵制或颠覆中不断展开来。早期作家如林语堂、黎锦扬等在各自作品中有意无意展现出对华裔刻板印象的迎合，受到后来赵健秀等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抨击。赵健秀等人启用中华文化中的关公等男性英雄形象，试图重建亚裔男性雄风；在他们的性叙事中，以对白人女性的占据为获取男性阳刚气质的重要渠道；同期的汤亭亭、谭恩美等人却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母女关系为叙事中心，塑造了一些强大的母亲形象，建立了女性谱系传统，不仅挑战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也批判了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和厌女思想，由此引发了华裔美国文学批评中旷日持久的“赵汤之争”——不仅华裔作家以性别之差分裂为两个阵营，从事亚裔批评的各路学者也纷纷围绕性别、种族、文化真实性等问题发表各自看法。90年代之后，赵汤之争偃旗息鼓，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和其它后现代力量的影响下，华裔美国文学中重心发生转移，从“以种族和男性气质为中心轉移到族裔、性别、阶层和性向的多维坐标之中、从主要关注社会历史和公共责任转移到文化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多重困惑和可能之中”②。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性和性别问题上更加多元，不仅在性的书写上更加大胆和直接，在题材上也涉及一些相当敏感的话题，比如乱伦、同性恋和酷儿现象等。
伍邝琴（Mei Wu， 1967——）于1998年发表的《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即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性文本。《裸体吃中餐》（以下简称《裸》）中并没有波澜起伏、跌宕丛生的故事情节，主要讲述了华裔女孩罗碧大学毕业后返回皇后区在家庭、恋爱、就业方面的种种。从小说的标题可以明显看出其与性和饮食的强烈关联——诚然如此，小说在简单、平淡的叙事情节中最突出的便是两点：一是小说对饮食的恋物般的执迷；二是小说主人公罗碧频繁且反传统的性活动。前者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陆薇《“胃口的政治”：美国华裔与非裔文学的互文性阅读》，黄新辉《华裔女性文学中的食物叙事与性别政治》，梁颖《〈裸体吃中餐〉中的中餐、性别与空间政治》），对于小说中的独特的性相叙事，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将把力量集中于此。
《裸》的女主人公罗碧是个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她的身上，表现出很多反传统的面向，尤其是人物的性心理和性活动，超出了大多数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她的异常性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稳定婚姻关系的逃避和恐惧。尽管被白人男友尼克百般宠溺，却始终无法做出相守一生的承诺，并且在恋爱关系期间，频频与陌生人发生一夜情；二、明显的酷儿倾向：虽然身边有一个稳定的白人男友，却忍不住被各种同性女孩深深吸引，其性向在异性恋、同性恋之间不断滑动；三、隐隐的乱伦渴望。罗碧和母亲的相互依恋，超出了正常的母女感情，表现出强烈的乱伦暗示。
如何合理解释这个华裔女孩奇特而复杂的性行为表征？在本文看来，小说中复杂而异常的性活动，是小说中人物心灵状态的一种反映，是人物深陷于种族、阶层、家庭、性别的复杂纠葛中的迷惘和挣扎，或者说，是一种创伤的症候。
一
所谓创伤（trauma），原为精神病理学术语，在弗洛伊德那里，指的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③。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借鉴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将之应用于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战争创伤研究，出现了杰费里·哈特曼、凯西·卡鲁斯、米尼克·拉·卡普拉等一批致力于创伤研究的学者，创伤批评蔚然成风并迅速渗入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领域，成为知识分子反思历史文化、介入人文关怀的一种批评范式。“创伤”作为文化批评的关键词，其现代内涵不仅限于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911恐怖袭击等重大灾难性事件所带来的创伤性后果，也包括那些“不那么公然、但却同样具有破坏性的个人和结构创伤，比如父权意识、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④。
具体到美国的华裔族群而言，他们的创伤源要追溯到在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种族主义制度，尽管在如今的族裔时代，制度上的排华已经废除，文化多元主义也已经推行开来，但是种族主义的残留影响却依然如影随形，在每一个华裔的文化记忆、心理和行为模式打上了永远的烙印，成为深植于整个族群心灵深处的文化创伤，正像美国文化创伤研究的先驱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说，“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⑤。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她们所承受的不仅仅有种族主义的文化创伤，还有华裔家庭的父权制以及以父权制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的二次伤害。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裸》中脱离常轨的复杂性相的根本原因。
性心理学表明，很多成年时期的性倒错现象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来自父母、家庭、社会的影响会进入人的潜意识层面，对人的成年生活发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这样论述童年生活的影响，“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会自然感觉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了与我们的欲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是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⑥。尽管童年生活与成年的性行为模式并不发生必然联系，但是它确实对于一个人的性发展造成潜移默化和深远的后果。对于华裔女孩罗碧而言，在美国唐人街华裔家庭出生和成长的经历对其产生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这其中既有来自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有华裔族群与主流社会互动的压力。
罗碧的父亲富兰克林18岁时应父亲的要求来到美国。富兰克林的父亲是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典型代表，不仅继承了老唐人街的所有恶习（赌博和嫖妓），而且尽显封建家长制作风，富兰克林在他面前不敢说半个不字。富兰克林对父亲的服从不仅体现了唐人街华裔社区父权制的强硬存在，也包含富兰克林对美国社会的恐惧和屈服，因为18年在中国家乡等待父亲来信的岁月里，父亲就意味着美国、意味着赴美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与父亲一样，他从事着美国社会最底层的、被主流社会看不起的洗衣房工作。华裔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正体现了David L.Eng所说的“种族阉割”——“亚裔美国男性在美国文化想象之中在实质上和心理上都被女性化了”⑦——这是整个华裔族群在美国社会的悲哀处境。这样的社会和历史现实在华裔男性的主体性和自我认同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引起著名亚裔评论家赵健秀所说的“种族自憎心理”——“自我贬低、自我贱斥、自我分裂”。这种心理在富兰克林一个小小动作中尽显无疑：当他使用美国超市的塑料袋装垃圾时，他感到自信从容，可是如果是印有汉字的唐人街垃圾袋，他就会“神情紧绷”，赶紧把塑料袋反过来好让人认不出“这是中国人的垃圾”⑧。种族主义给华裔男性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见一斑。尽管在《裸》里，对富兰克林在美国社会所经受的种族屈辱没有直接描写，但是从富兰克林的种种行为里读者可以得到许多暗示：他很早以前就拒绝外出旅行，借口是自己脚疼，这種生理上的疼痛也可以解读为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心理疼痛；富兰克林不断从新闻报纸上获取种种轰动性悲剧事件，来为自己拒绝外出找到正当理由——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作为华人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就意味着危险和麻烦。
罗碧的母亲贝尔是一位照片新娘，富兰克林为了讨好自己的父亲才回中国迎娶了贝尔。贝尔孤身一人跟随富兰克林来到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和仰赖，但是富兰克林非但没有起到保护功能，反而把主流社会和父权制创伤所带来的焦虑和压力悉数转嫁到自己的华裔妻子身上。富兰克林对主流社会的白人顾客和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完全是两副面孔：对白人客户，他礼貌周到、恭顺尊重，是众口一词的老好人；而在自己的家里，却是儿女眼里的“暴君”和“独裁者”；他管教儿女的方式就是粗暴地连打带骂，对老婆贝尔从来没有好脸色，种种语言暴力和冷暴力充斥在这个华裔家庭。他骂贝尔是“脏猪”、“慢的像头老牛”；贝尔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没有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只言片语的体贴和安慰，甚至晚饭还要亲自动手。贝尔想方设法讨好富兰克林：做他爱吃的菜，努力做家务，晚上献上自己的身体，可是一切仍然无济于事。不仅如此，当贝尔受到公公的骚扰求助富兰克林时，富兰克林不仅没为贝尔出头，反而将她痛骂一顿，说她勾引了老头。富兰克林的反应与其说是由于其愚蠢和缺乏判断力，不如说是他面对传统父权的怯懦和卑微，因为在父亲一次次将妓女带回家的过程中，他对父亲的品性早已知晓。
即便富兰克林内心知道自己对待贝尔的态度很过分，却依然故我，因为这是他的心理需要，“整天清洗白人的脏衣服让他筋疲力尽，他提高自己士气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的老婆感觉卑微，所以他不停挑刺——挑她腌鱼的方式、挑她梳头发的方式、挑她说早安的方式。”⑨
富兰克林成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斡旋中介，他成功地把从主流社会承受的种族主义伤害转化为家庭内部的男性沙文主义，由主流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转为家庭内部的施虐者。贝尔作为美国社会的种族他者和性别他者被双重边缘化，承受了父权制的伤害和以父权制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的二次伤害。贝尔在一次次被嘲笑、被斥责、被无视、被冤屈过程中逐渐失语，在漫长的等待被爱的过程中，心慢慢冷却乃至麻木，沉默成为她应对富兰克林的方式：富兰克林在早餐时讲轰动性新闻时，她沉默着；富兰克林在儿女面前嘲笑她的衣着打扮时，她依然保持沉默。“沉默”，不论作为一种政治术语还是文学辞格，都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丧失，更代表着被压迫阶层和属下地位，就像斯皮瓦克在她的名篇《属下能说话吗？》所论述的那样：作为属下的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制之下，成为了哑然主体，失去了自我表述和自我言说的能力⑩。对于身处美国社会的华裔妇女贝尔而言尤其如此，甚至于即使有机会表达欲望和渴求，也失去了言说的意愿；为此，作为女儿的罗碧甚至心里暗暗许愿：愿意放弃手里最珍爱的东西来换取母亲开口反驳父亲一次的可能，但是始终不曾发生。在家庭生活漫长的失语中，贝尔成为了儿女眼中的“受气包”。
富兰克林还利用自己的父权地位和言语优势有意经营、限制了贝尔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因为害怕贝尔会结识其他男性，他不让她去上英语课，为了让她待在家里，他谎称晕车，还把家里的汽车卖掉；因为担心贝尔跟亲戚联络密切而离家出走，他限制贝尔打电话。贝尔从空间上被富兰克林牢牢困在了唐人街的洗衣店里，内心的困扰、孤独、苦闷无人倾诉、无法化解。与罗碧的弗罗里达之旅成为她的理想、她逃离现实的乌托邦，她幻想在那里，“35年前她只穿一件薄裙和短上衣抵达纽约时，那种透骨穿髓的寒冷（the chill that entered her bones）终于可以离她而去”{11}。此处的“寒冷”显然不仅指代贝尔初抵纽约时身体上遭受的寒冷，更隐喻了贝尔在美国社会在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凄凉、悲伤和无助的心境。
可以想见，上述情形下的富兰克林和贝尔不可能是幸福和睦的夫妻——事实也的确如此。夫妻二人不仅言语上很少交流，甚至很少发生肢体接触，“从来不亲吻问候，也不会亲吻告别。母亲沏好茶之后不会递到父亲手里，而是放在旁边的小桌上。”{12}而早在罗碧出生时，两个人即开始了事实上的分居状态；罗碧上大学以后，贝尔和富兰克林甚至不在同一餐桌吃饭；晚饭以后贝尔去地下室，富兰克林在客厅，两人各看各的电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是“岩石一般的分离感”{13}。
小说最开始的一幕场景就奠定了笼罩在这对夫妻和这个华裔家庭的凄凉氛围，“她的母亲[贝尔]拿盘子盛好饭就去地下室了，他的父亲[富兰克林]自己在厨房里吃饭”，正如Wenying Xu所指出的，“这是她[罗碧]父母分居生活的一种转喻——两人之间长期感情疏离和不和谐性生活的缩影”{14}。
当罗碧问母亲是否爱过父亲时，贝尔回答说，“中国人不相信爱情”{15}，一句话掩盖了贝尔漫长婚姻生活中的孤独和绝望，遮掩了夫妻之间缺爱的事实。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对贝尔而言，不过是不得不履行的苦差，“他那么爱抽烟。身上都是烟味，谁会想靠近他呢？”{16}
华裔少数族群，作为美国社会的“种族他者”——“内部的外族人”（the foreigner within）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位置，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都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移民和少数民族族群身份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弱势，并且容易受到来自种族主义的伤害和主流社会的沉重剥削”{17}。在种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下，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华人劳工阶层在空间上被隔离于唐人街华人社区内，从事着主流社会所不齿的卑贱工作，在辛苦劳作中艰难度日。这种政治语境和生存方式对华人族群带来复杂而多重的心理创伤，形成华裔学者成安林（Anne Anlin Cheng）所说的“种族的忧郁”（the melancholy of race）：“在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少数族裔的‘自卑情结之下，是各种情结和力比多动力的复杂交织——一个自我确认、自我贱斥、心理投射、欲望、认同和恶意交汇的复杂网络。”{18}这种集体心理创伤以种种可见不可见的方式渗透进华裔族群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华裔家庭的两性关系、代际关系等等。富兰克林和贝尔之间疏离的夫妻情感固然有华裔社区传统父权制的负面因素作祟，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也体现了种族主义社会文化创伤对华裔家庭的潜在影响和肢解作用。
二
罗碧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带有文化创伤烙印的华裔家庭和华人社区之内，并且在不自觉间承受了来自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多重影响，无可选择地成为种族主义、父权制、性别主义和社会阶层的文化创伤主体。关于集体文化创伤和个人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文化创伤首先是对一种文化的威胁，而身处在那个社会之中的个人都不免与这种文化发生紧密联系。换句话说，文化创伤对个人身份产生了威胁。那么，个人如果经历这种威胁的话，就会产生种种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s）。”{19}
对于出身纽约皇后区洗衣房的华裔罗碧而言，在与主流社会发生种种交往和互动中，在从纽约皇后区到曼哈顿的空间转换中，对于自己的族裔和阶层背景有着充分的敏感和自觉，种族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创伤内化为个人心理层面的各种负面感受：羞耻、厌恶、自卑、内疚、悲伤种种矛盾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这些情绪在罗碧与其男友尼克一次云雨之后得到释放，“前一分钟她还在发出各种声音，屁股還在扭动，下一分钟她高潮了，开始放声恸哭起来。她为住在洗衣房后的父母而哭，他们现在应该早就上床睡觉了，但是他们却躺在各自的床上，睡在各自的房间里……她还在哭泣，现在不是为了住在洗衣店里的父母，而是为了那个已经不住在那里的女孩、那个曾经藏在熨衣桌下观看外面世界的女孩”{20}。罗碧的哭泣具象而生动地展示出：在一个情感疏离的华裔家庭和一个贫困卑微的族裔社区长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体验，不仅影响了罗碧对自己华裔身份的认知，也不可逆转地在她的个人性相上打上了深刻烙印。
我们先看一下她和白人男友尼克的关系。
在与尼克的关系中，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矛盾点：一个是罗碧频繁发生的一夜情；一个是罗碧的承诺无能，而这二者都与罗碧的家庭环境和父母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
从各种角度上来看，尼克都是相当不错的男友，甚至罗碧本人也承认他是一个“完美的情人”。尼克反复跟罗碧说，“只要她不再和别的男人上床，他们之间就会很幸福”{21}。尽管罗碧喜欢尼克，也很享受与尼克之间的性爱关系，她依然无法控制地频频投入陌生男人的怀抱。这种强迫症式的性行为模式并非出于强烈的欲望满足，更大程度上源自一种心理需求。
从罗碧很小时候起，父母之间关系一直冷淡疏离，不仅不住在同一房间，甚至彼此几乎没有过亲密表示。在看过其他白人家庭的相处方式以后，对自己家庭亲密感的缺失就更深地烙印在罗碧的成长记忆之中。在青春期性意识萌芽和觉醒之时，罗碧期待有男孩来吻她，可是一直等到18岁，仍然没有一个男孩这样做。这让她对别人的拥抱亲吻充满艳羡，“她是多么渴望得到那一切啊！能够伸出胳膊，然后感受有些东西踏踏实实靠在自己身上”{22}。成年后的罗碧对肉体亲密的过分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对少年时代亲密关系匮乏的心理补偿。
同时，频繁的一夜情也源于罗碧对稳定关系的恐惧，所谓的“白色篱笆恐惧症”（white picket fence dread）{23}——对自己华裔身份和贫民区出身的敏感使她本能地对白人社会心怀戒备，而父母之间的疏离和冷漠又让她对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充满疑虑和恐惧。罗碧的家庭无法提供一个充满爱意的环境和可供仿效的爱的榜样。成年之后的罗碧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爱”{24}，面对白人男友尼克心里始终包有一层硬壳，无法打开。母亲在婚姻关系中的处境给她提供了反面教材，对罗碧来说，稳定的婚姻关系更像是一种枷锁和桎梏。与尼克结婚20年的设想让她有一种“奇怪的被困住的感觉”{25}。每当产生这种感觉，罗碧就不可遏制地去寻找一夜情。罗碧的承诺无能和出轨冲动都与这个伤痕累累的华裔家庭脱不了干系。Wenying Xu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罗碧的父母长期关系冷淡，他们在一种无法打破的怨恨和悲伤中互相排斥。罗碧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因而只想要性，而不想要婚姻。她希望和尼克之间的关系仅止于性关系。”{26}
在与尼克若即若离、时好时坏的情爱关系中，罗碧似乎完全占据了优势和主动地位——尼克总是屈服于罗碧的想法和决定，甚至于包容她一次又一次的一夜情，在母亲明确反对他和罗碧之间恋情的情况下也依然痴心不改。但是往深处挖掘，走到人物内心，就会发现，这些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尼克的妥协和包容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自信和安全感；而罗碧的优势地位却是源于她的怯懦和自卑——她对白人异性恋缺乏信心、无法投入。这在罗碧的言行举止中有很多端倪：尽管与尼克关系亲密，她却很少对他谈起自己的家庭、自己出生的地方，而这正是尼克心心念念想要了解的，“他想知道她所保留的部分，那一部分不管他进入她的身体多深也无法触及”{27}。罗碧在与主流白人社会的交往中对自己家庭的阶层出身和经济地位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正是让她羞于启口、无法面对的东西。在痛哭一场的情感宣泄之后，在尼克的安慰和鼓励之下，才有勇气说出事实，“我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房子……没有篱笆，没有草坪。你得穿过前面的洗衣房才能走到住人的地方。没有沙发，没有咖啡桌。甚至都没有可以坐下的地方。客厅地面都是要洗的衣服。墙是绿色的。盘子也不配套。”{28}
罗碧讲完这件事后立刻想到了父亲扔垃圾的事情，两件事之间的类比性是不言而喻的。父女两代人在不同的两件事中展现出同样的心理动机——对华人族裔背景的敏感和自卑。即使罗碧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生也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似乎总有人在看她，并且在她身后嘀咕，‘滚回皇后区去，滚回你出身的地方”{29}。这也是促使罗碧下定决心与白人男友尼克分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罗碧和尼克一次吵架之后，他暴露了心底潜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坦白承认生气的时候认为罗碧一点都不漂亮，因为他注意到了她的华人特征，
“刚刚你穿着睡袍站在那儿，不肯抱我，甚至都不肯看我一眼，我在想，那个站在我房间里的丑陋的中国女人到底是谁啊？但是现在你在我怀里，你很漂亮。我甚至都注意不到你身上的华人属性（Chineseness）了。”{30}
在尼克的潜意识里，想当然地把“华人”和“丑陋”等负面字眼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根植在主流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在作怪。尼克的话勾起了罗碧上学期间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创伤记忆：白人老师嘲笑罗碧精心书写的拼写作业是“古怪的中国字谜”；白人小孩在课间大声吟唱侮辱华人的歌谣。尽管年幼的罗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能够忍住不哭，能够在晚饭时对母亲的询问有所隐瞒，但是，种族主义所带来的经年积累的文化创伤被白人男友的一番话瞬间点燃。罗碧在尼克的卫生间里失声痛哭，她在内心里对自己呐喊，“尼克，你不能像他们一样也看不起我！在我放心地把我的中国面孔交给你，相信你不会扇它耳光、不会将它扭曲变形之后，你竟然这样对我。”{31}
罗碧和尼克的恋爱从表面看只是一个私人事件、小我事件，但是这个小我却深陷于社会文化的大我漩涡之中，并不由自主地被其制动和牵引；社会文化创伤被内化为个人的心理创伤，在个人认知、行为模式和性心理等方面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我们再看一下罗碧与母亲贝尔的关系。
在罗碧的情感世界里，母亲贝尔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罗碧与贝尔之间情感维系最为强烈和深厚，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罗碧把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闻母亲梳子的气味，在远离皇后区4年之后，是对母亲的爱和渴望使罗碧重新返回感到羞耻和厌倦的家中。如果说，母女情深本无可厚非的话，小说中多处近乎情色的母女接触则无可避免地引发了读者关于乱伦的猜想。
“她们拉着手，十指交缠；在她的手里，她[罗碧]能感觉到母亲的手很小，让她不由想起那些自己曾经爱过但却惨遭拒绝的女人。”{32}
如果這只是一个关于肢体亲密的微妙暗示，那么罗碧与母亲的性爱梦境则将两人之间的乱伦倾向昭显无疑：
“她[罗碧]梦见在跟母亲做爱。母亲马上就要高潮了，但这时父亲醒了，正在卫生间清嗓子。于是她母亲把她推开，说她得上班去了。”{33}
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梦是潜抑愿望的满足，“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34}，人在清醒状态下某些无法对人言说的欲望和幻想会进入潜意识层面，在理性意识松懈的睡眠状态中以梦境的形式浮出水面。罗碧的梦境可以说是罗碧从孩童时代对母亲贝尔亲近、倾慕、怜惜、保护等所有复杂感情的凝结和升华，是罗碧潜意识里俄狄浦斯情结的展现。尽管在现实层面，罗碧与贝尔之间的乱伦关系从未发生，两人之间的种种亲密迹象和罗碧头脑中反复出现的私奔幻想却使看起来正常的母女关系问题化和复杂化。小说开始不久，罗碧就提到了对母亲的这种超乎常态的依恋，“当其他小女孩坐在父亲膝头、摸着爸爸脸上的胡子茬幻想长大嫁给他的时候，她却梦想着有一天娶了自己的母亲并把她带走”{35}。在幼年罗碧娶母私奔的幻想中，已经产生了性向倒错的萌芽和自身性别的混淆：作为一个女孩，力比多释放的幻想客体并非父亲而是母亲。令罗碧和贝尔都心心念念的母女二人的弗罗里达之行更像是两人潜意识里私奔愿望的达成，是母女结合的乌托邦之旅。最终这项计划的破产似乎象征着乱伦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性。在罗碧对弗罗里达之行既渴望又厌倦的矛盾情绪中，显然对人类社会文化中的乱伦禁忌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被罗碧以一种食物禁忌的方式表达出来，“你自家的甘薯、自家的狗肉、或者自己的母亲姐妹是不可以吃的。别人的姐妹、别人的母亲，你可以吃。”{36}正是出于这种认知，罗碧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欲望客体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因此，罗碧的酷儿倾向应该溯源到与母亲的关系上。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提出，婴幼儿时期在人类性发展过程中并非无足重轻，而是它的第一个阶段；尽管成年以后对这段时期记忆模糊，但是这时候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开始表现出爱、嫉妒等情感，“[婴幼儿时期]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印象，仍然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最为深刻的痕迹，甚至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37}罗碧从出生之日起，看到的就是父母分居的状态，并且亲眼见证了父权制笼罩之下母亲的困境。富兰克林对母亲的欺压和言语暴力、家庭性别权力的不平等使得幼年罗碧的感情天平向母亲极度倾斜，这令富兰克林“比以往时候更想击垮他老婆。但是他对罗碧母亲越坏，罗碧就越发爱她的母亲”{38}。这样的经历使幼年罗碧形成了关于异性恋婚姻、父母关系的最初判断和情感偏向。罗碧5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帮母亲拿东西，送给母亲从邻居庭院里采摘的野花，爱抚母亲的梳子、围巾、口红盒，并且把她们藏在衣兜里随身携带。在年幼罗碧娶母私奔的幻想中，潜意识中想把母亲从父权制和传统的异性恋婚姻制度中解救出来。所以，可以这样说，被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创伤化的华裔家庭环境是形成罗碧乱伦渴望和酷儿倾向的原始温床。
而在这一过程中，理想父亲形象的缺失，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倾向。如果说，父亲家庭中对待妻子儿女的粗暴作风已经严重损害了父性权威和父亲形象的话，那么华裔男性在主流社会被“阉割”和去势的社会语境更使这一境况雪上加霜。华裔男性普遍社会地位低下，从事着餐馆、洗衣房等卑贱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沦为美国社会边缘化的“他者”。走出皇后区去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女孩罗碧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无知无觉、完全免疫。渴望成为“正常美国女孩”的她，无法接受父亲爱吃螃蟹的饮食习惯，父亲倾注毕生积蓄买下来的房子在她看来不过一个破烂垃圾场，暗自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不住在洗衣房里的家庭”。罗碧内心里对父亲充满反感，在他又一次嘲笑贝尔之后，甚至有想把他杀掉的冲动，“她要是能当场把他给杀了该多好！”{39}罗碧的杀父娶母愿望几乎就是俄狄浦斯情结{40}的完美注脚。
罗碧华裔家庭环境为罗碧的性向转变和性别困惑提供了温床和土壤，而外在社会环境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化的可能。见识到真正的美国家庭之后，罗碧意识到华裔家庭的差别和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被歧视的创伤体验更加深了对于自己族裔身份的敏感，种族自卑心理深植在了内心深处。在青春期渴望被异性关注和吸引的日子里，罗碧的理想约会对象一律是白人男孩，但是却连一个亲吻都等不到。于是6年级的罗碧与一个叫玛丽·安的女孩常常躲在被子底下练习接吻，罗碧终止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她害怕自己更喜欢这种练习而不是接吻本身”{41}。对同性亲密欲迎还拒的态度恰恰证明了罗碧已被同性吸引的事实。
成年罗碧其实已经确认了同性之爱才是她真正情之所系。在她看来，“她跟男人之间的一夜情是完全无害的。她爱尼克，她爱男人也就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她有种感觉，一旦某一天她遇到一个女人，她就会永远离开尼克。”{42}本来想学新闻的她，大学修的专业却是“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
酷儿理论中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性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人并非生为同性恋者，而是成为同性恋者的，同性恋身份并不是心理或生理的自然，而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43}。《裸体吃中餐》的华裔女孩罗碧，尤其如此：在她的身上，展现出社会、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成为深受父权制和主流社会种族主义的创伤主体，这在她的性别认知和个人性相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裸体吃中餐》充满了这个华裔女孩对个人性身份的困惑和迷惘、发现和追寻。当她最终毅然决然跟白人男友分手并且搬入女子公寓时，或许这种追寻有了终点，但是，那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加艰难的生活。
① Elaine Kim， “Such Opposite Creatures： 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Michigan Quartly Review（Winter 1990）， p.69.
② King-Kok Cheng，“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in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
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6页。
④ Susana Onega and Jean-Michael Ganteau，“Introduction： Traumatic Realism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Narrative”in Trauma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eds. Jean-Michael Ganteau and Susana Onega（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
⑤ Jeffrey C. 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Berk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
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弗洛伊德文集》，刘平译，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⑦ David L， Eng， “Introduction”in 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
⑧⑨{11}{12}{13}{15}{16}{20}{21}{22}{24}{25}{27}{28}{29}{30}{31}{32}{33}{35}{36}{38}{39}{41}{42} Mei Ng，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London： Hamish Hamilton，1998），p.126； p.32； p.50； p.52； p.76； p.28； p.142； p.124； p.119； p.52； p.159； p.86； p.124； p.126； p.119； p.236； p.238； p.140； p.168； p.18； p.169； p.38； p.58； p.236； p.120. （本文小说引文均由笔者译自原文。）
⑩ 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14}{17}{26} Wenying Xu， Eating Identities： Reading F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148； p.148； p.151.
{18} Anne Anlin Cheng， The Melancholy of R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
{19} Neil J.Smelser，“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Cultural Trauma”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Berk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40.
{23} Picket fences（庭院籬笆），是美国一种很常见的庭院装饰，一般修建在房子的前后院，用来圈住孩子或宠物同时又不阻挡视线。在美国文化中，白色篱笆象征着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这种家庭一般在郊区拥有带花园的大房子，家里有孩子和宠物，生活相对安定和富足。
{34}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A. A. Brill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7）， p.31.
{3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徐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40}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源自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故事，弗洛伊德以此来描述性器期儿子依恋母亲、害怕或反对父亲的情境。本文罗碧并非儿子，但是考虑到她的同性恋倾向，或可勉强用此术语。
{43} 斯蒂文·塞德曼：《〈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酷儿理论》，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Gender writing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living re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context. Since the 199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postmodern forces as multiculturalism， globalization etc.， the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have become even more multi-faceted and complicated， among which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is a representative text. Ruby Lee， the Chinese-American protagonist in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has broken away from sexual normativity， which can be shown in her commitment impotency， queer orientation and incest longing.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protagonists confusion and struggle in the tangle of race， class， family and gender as well as the symptoms of cultural trauma incurred by patriarchy and racialism etc.
Keywords：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sex and gender， traumatic racism， patri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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