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杨绛的翻译观或许跟钱钟书的观点截然相反。钱颂扬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误，杨绛却为翻译过程中原文“光彩”不可避免的损耗感到些许遗憾。表面上看，杨提及中国印刷业，是在回应“堂吉诃德”关于翻译仅仅类似于“誊录或抄写”的主张，意思是：如果抄写或印刷外文作品已然错误百出，那么翻译，尽管有其各式各样的局限，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提升。然而，品味一下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杨绛提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族印刷业造成的破坏，而她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所有翻译工作的。
关键词：杨绛；翻译观；以言行事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37-10
我觉得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除非原作是像希腊语和拉丁语那样的典雅语言，否则，都会像从背面看佛兰德斯的花毯一样。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在杨绛1987年的准自传体小说《洗澡》中，罗厚高兴地告诉他的同事姚宓：“我不需要翻译它们。”罗指的是他一直在做的法文翻译工作，他进一步解释说，“原文宝贵得很，是老头儿从法国带回来的秘本，都不大肯放手让我用……他对着本子念中文，我就写下来，这就是两人合译。”
杨绛在这里所描述的“两人合译”的过程，令人回想起林纾（1852-1924）于世纪之交所开创的“对译”，他不懂外语，依靠合作者对外文小说的口述，将之转化为优美的文言文。林是在1897年他妻子去世后投身于翻译的，当时朋友们开导他，让他去找份事情来做，以消解悲痛。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小仲马写的小说《茶花女》（1848），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与一位交际花之间违背社会常规的爱情，故事以茶花女的不幸去世告终。因此，即便处于作品中心的热烈爱情反映了林纾与他的合作者之间共同翻译时的紧密合作过程，这次的翻译成果依然包含了林纾对亡妻哀悼之情的替代性表达，以及对两人曾经共度的婚姻生活的缅怀。
虽然林纾的翻译在20世纪初已大受欢迎，但直到他辞世近40年后，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当时钱钟书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林纾的翻译》，热情地捍卫了林纾的“合作翻译”。钱钟书开篇梳理了几个中文词的词源，得出以下结论：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②
为说明翻译中“虚涵数意”法的含义之一，钱钟书引用宋代僧人赞宁（919-1002）的说法，把翻译之“翻”比作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③随后，钱把这个十世纪的佛教隐喻与堂吉诃德关于翻译的惊人相似的比喻并置，堂吉诃德把翻译比作“从背面看佛兰德斯的花毯”，虽然图案看得见，“可是底线太多，使得图案黯然失色，失去了作品的原有光彩。”④然而，堂吉诃德提供花毯隐喻用来批评翻译之局限，而相反地，钱钟书引它却恰恰是为了赞美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讹”，因为“彻底而绝对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⑤
1963年钱发表他的“林纾文”时，杨绛已做了十多年的专职翻译。她已将两部长篇小说译成中文，第三部《堂吉诃德》，也正在顺利进行中。与林纾从未学过一门外语不同，杨绛曾在伦敦和巴黎求学，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法语。海外归来后，为翻译塞万提斯的小说，她更是自学了西班牙语。杨的多语种背景标志着她的翻译与林纾翻译之间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在林译中我们看到的是“翻译家”和他的合作者之间的会心对话，在杨译中则是翻译家和原文之间的会心对话。
杨绛自己对翻译的评论，至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哀叹而不是颂扬翻译的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讹”，比如，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她引了钱钟书20年前引用过的“佛兰德斯的花毯”那段话，但似乎从中得出了颇为不同的结论。原文描述的是堂吉诃德来到一家印刷厂，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了一个人，那人刚把一本意大利文的书译成西班牙文。堂吉訶德直率地表达了对此人职业的不屑，宣称一部作品除非是从“最典雅的语言”——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出来，否则“翻译只好比誊录或抄写”。在她的演讲中，杨绛指出在她自己翻译塞万提斯小说的时候，她发现整个过程
远不是堂吉诃德所谓“翻译相近的语言”那么现成，远不是抄写文章那样‘抄过来就是翻译。我相信，西班牙文和中文的距离，比西班牙文和希腊文、拉丁文的距离还大。塞万提斯本人对翻译不大瞧得起。他借堂吉诃德的嘴说，他“不是轻视翻译；有些职业比这个还糟，赚的钱还少”。他认为一般翻译好比弗兰德斯的花毯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都不见了。⑥
在对塞万提斯的小说做上述引述和阐释后，杨接着用自己的话总结道：“译文不免失去原文的光彩，这句话是不错的。再加我们的排印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大地退步了，外文的拼法和符号上的错误多得改不尽。我只能希望，我们的翻译，还比我们的印刷好一点点吧。”⑦
在对自己工作的这番自谦式描述中，杨绛提出了她的翻译观，这一观点看起来或许跟钱钟书的观点截然相反。钱颂扬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误，杨绛却为翻译过程中原文“光彩”不可避免的损耗感到些许遗憾。然而，她那看似离题的对文革后低劣的中国印刷业的评论却又暗示了一种略有不同的观点。表面上看，杨提及中国印刷业，是在回应堂吉诃德关于翻译仅仅类似于“誊录或抄写”的主张，意思是：如果抄写或印刷外文作品已然错误百出，那么翻译，尽管有其各式各样的局限，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提升。然而，品味一下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杨绛提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族印刷业造成的破坏，而她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所有翻译工作的。
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开始文学翻译，并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后几个月完成她的最后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而《堂吉诃德》的翻译恰好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两个政治运动之间进行，1958年大跃进（1958-1961）期间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文革正式结束后不久完成翻译。她的文学翻译生涯与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领导人的27年执政时间几乎精确重叠。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一个人的话语很可能且很容易违背自身意愿，鉴于此，杨想要把自己的智力和精力集中到把别人的语言转移成中文的决定，可能是对那个时期政治紧张局势的一种策略性回应，然而，与此同时，即便她的文学翻译构成了一种远离政治的迂回术，翻译行为本身却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鸿沟或“讹”造就了创造性表达和批评性介入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首先对杨绛的翻译工作做一概览，然后对《堂吉诃德》的翻译作选段分析，以论证西班牙语原著和中文译本之间的微妙差别包含了译者对翻译过程——尤其是翻译作为一种施效话语行为（perlocutionary speech act）的功能——的自我参照式评论（self-referential commentary）。我以对杨绛的最后一项翻译工作，即柏拉图《斐多》的翻译的简短考察来结束全文，认为这部作品为她在“毛时代”所做的翻译工作共有的对话敏感性提供了个性化底色，同时也使早先那些翻译文本的政治批判内涵更为明晰。
“翻译是不可避免的吗？”
尽管在1949年，当他们原本可以轻松移居国外的时候，杨绛和钱钟书共同决定留在中国，但他们1949年后的学术和创造性活动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却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钱钟书在40年代发表了几篇散文和短篇小说，还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但1949年后，他完全停止了创造性写作，转而专注于只有少数行家才能明白的文学学术研究。在这个“后1949”时代，钱钟书的主要出版物是纪念碑式的、以知识稠密而驰名的多卷本著作《管锥编》，他在70年代完成这一工作，但他肯定干了多年。同样，在40年代，杨绛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也相当活跃，写了四部戏剧和三篇短篇小说，但1949年后她基本停止了创造性写作，转而把她的学识和精力投入到三部名著的翻译中去：匿名作者的《小癞子》（1950年出版）、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1956年出版）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976年11月完成翻译，1978年出版）。
尽管钱钟书没有再重拾他开始于40年代的创作事业，杨绛却在毛泽东去世后重新开始创造性写作。虽已年近七旬，杨在70年代末以短篇小说《一个笑话》（1977）重新踏上创作之路。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她继续写作，使自己成为一名高产而成功的作家，她用不同文类写作了几部既受好评又畅销的作品。在“后1976”时代，她不仅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还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洗澡》，以及三部畅销书——《干校六记》（1981）、《我们仨》（2003）和《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2007），最后一本在她96岁高龄时出版。而1976年后杨绛的唯一一部重要的翻译作品，柏拉图的《斐多》（2000），实质上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哲学著作。
考虑到毛泽东对中国的领导和杨绛从创作转向文学翻译再转回创作这一过程之间的密切关联，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杨绛在1949-1976年之间转向翻译可能是为了帮助躲避持续不断的政治风暴。那个时期她丈夫停止创作，转而投身于文学研究的决定，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保护行为。罗纳德·伊根（Ronald Egan）撰写的那一章对这一结论有更深入的阐述，并认为《管锥篇》——用它策略性的删节、微妙的文学典故和旁征博引——不仅构成了对当时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氛围的刻意退避，甚至还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破坏性的反传统主义的含蓄批评。伊根断定，《管锥篇》是钱钟书“对旋绕于他周围的政治大混乱的冷静、无畏的回应”。
循着相似的思路，我认为杨绛在当时的文学翻译不仅是对政治动荡的策略性退却，还是对作品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含蓄评论。杨绛对存在于源文本与译文之间，以及严格直译和反映原文修辞特点的翻译之间的阈限空间尤为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去世之前（1976年），杨绛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的27年职业生涯是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的。作为一名翻译家，在选择翻译风格时，杨在逐字逐句翻譯和政治正统的僵化决定论，与阐释性翻译和政治自主的创造性王国之间，面临着“无限可能性”。
杨绛的第一部文学翻译作品是《小癞子》，她追忆20世纪30年代初当她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很愉快地读过这本书的英译本。当她后来决定把小说译成中文时用的也是英文本，因为当时她还不懂西班牙语。在1950年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她又从法文译本再次翻译了这部小说。
考虑到翻译在这部小说的早期历史中扮演的重要作用，杨绛最初对英文和法文译本的依赖便具有了讽刺意味。初版于1554年的《小癞子》具有反教会色彩，这也是作者匿名发表，以及西班牙王室将它列入宗教裁判所禁书目录的原因之一。尽管西班牙王室的确在1573年允许这本书的删节版，删去了其中令当局反感的内容，但原初那些未删节的译本继续在全欧流传。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毫无疑问，译本比能够得到的西班牙语原版更准确、更完整。考虑到杨绛转向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1949年社会转型后不稳定的政治气候的激发，她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被禁止和审查的，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只有在外文译本中才能读到未删节版的小说，便显得尤为恰当。
杨绛的下一部译作是《吉尔·布拉斯》，她从法语原版翻译这本小说。她后来回忆，有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钱钟书会“读”勒萨日的小说给他们的女儿钱瑗听——想来应该是在飞速地把法语译成中文。尽管杨绛通常忙于家务和其他事情没能旁听，但她的好奇心还是被她丈夫和女儿从夜间读书活动中得来的愉悦激起了。在完成法语版《小癞子》的再度翻译后不久，她决定翻译更长一些的《吉尔·布拉斯》，以巩固法语。虽然一开始她将这一项目当作纯粹的私人工作，但单位领导某天问她在做什么的时候，她的私人项目便成为了正式项目。该译本于1956年出版。
尽管一开始是钱钟书给钱瑗读《吉尔·布拉斯》的习惯激发了杨绛去翻译这本小说，但当后来钱瑗读到她母亲的译本时，她惊讶地说这“与爸爸过去一向告诉我的故事完全不同”。钱钟书过去只是假装阅读法国小说，其实是在编造故事，这一发现表明，为杨绛的翻译提供灵感的“原始”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如同林纾在世纪之交所实践的合作翻译过程，或是杨绛在《洗澡》中所描述的那种翻译，作品中的罗厚甚至没有直接接触到他正在翻译的“神秘”和“极有价值”的文本，杨绛的中国版《吉尔·布拉斯》是一场对话交流的产物，而激发她翻译的“原版”法语文本（即那本她以为她无意中听到钱钟书给钱瑗读过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看到的。
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广受好评，第二年，“外国文学经典系列”出版编委会请她翻译《堂吉诃德》。她接下了这份工作，并被告知可以从这部西班牙小说的英文或法文译本来翻译。因此，她收集了两个法文译本和三个英文译本（译者分别是约翰·奥姆斯比、塞缪尔·帕特南和J.M. 科恩），但比较后发现，每个文本都有明显不同，不仅是在语气上，甚至是在意义上。她感到，如果想负责任地译好这部小说，她首先得自学西班牙语。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1958年10月，杨绛被送到河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2月她回到北京时，买了一本西班牙语教材，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在能够熟练阅读这门语言后，她开始翻译塞万提斯的小说，并在接下来七年里稳步前进。她在l965年初译完了这部二卷本小说的第一部，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大约译完了第二部的四分之三。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红卫兵来到她家中，抄没了全部译稿，直到1970年她才得以取回。她最终在1976年11月完成了两卷的修订工作。
杨绛这时期翻译的三部小说或属于“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或与“流浪汉小说”密切相关，考虑到她转向文学翻译的政治背景，这一点便很有意义了。“流浪汉小说”是盛行于现代欧洲早期的一种具有讽刺性和潜在的颠覆性的文类，歌颂那些依靠聪明才智在腐化社会中求生存的底层流浪汉或无賴，强调个体改变甚至颠覆一个有缺陷的霸权社会的秩序的能力。例如，作者不详的16世纪中期的文学作品《小癞子》被认为是第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阿兰·勒内·勒萨日写于18世纪早期的《吉尔·布拉斯》被视为这一文类的杰作，尽管17世纪早期的《堂吉诃德》从技巧上讲或许并不属于真正的“流浪汉小说”，但它仍从中受益匪浅。注意到这三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处，一些评论家做了相关思索，如大卫·波拉德（David Pollard）曾指出：“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看起来并非偶然，因为这两部小说中弥漫的恶作剧精神也存在于她自己的天性之中。”然而，不考虑杨绛的“天性”，我们可以看到，流浪汉文学中蕴涵的反霸权精神，与那个时代率先把杨绛引向文学翻译的政治上的谨慎和潜在的批评可相互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本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文学上的流浪汉，她的翻译作品，在政治正统背景下产生，但以它们自身的存在，成为了对这种政治正统间接的批评性回应。
1977年，当杨绛把《堂吉诃德》译稿送到出版商手里，她以最后一次回到《小癞子》来为自己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的25年职业生涯做了总结。已经从英语和法语翻译过这部作品，现在她直接从西班牙语原版翻译了，这个新译本于1978年出版。从三种不同语言译出了这部小说的三个版本，杨绛总结道：“直接从源语言翻译不需要那么迂回，不仅更简单了，还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这句评论的反讽之处在于，杨在“后1949”时代全身心扑进文学翻译这一举动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避开当时紧迫的政治危机的“迂回”。杨绛文学翻译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们忠实地抓住了源文本的意义（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她的目标之一），还在于它们如何携带着产生它们的政治气候的印记，和被那政治气候压制的创造性努力所发出的回声。
就翻译天生是一种存在于完全不同的语言秩序中的“迂回”调停这个意义上而言，杨绛声称想要努力避免的翻译中的“错误”，可比作钱钟书所说的那种创造性“讹”，在《林纾的翻译》中，钱坚称这种“讹”是必要的，也是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在杨绛的案例中，这些“讹”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形成的可追寻的印记，同时也是一种从社会政治形态到另一种社会政治形态时留下的印记。在接下来这部分里，我将选取杨绛多个译本中的一个，以这一文本如何集中反映那些不可避免的“讹”的创造性这一问题为核心，做更细致的考察。
施效话语序列（Perlocutionary Permutations） 以言成事？
例如，如果一个施为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由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说出的，或者是被插在一首诗中，或者仅仅是自言自语，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空洞的或无效的。⑧
——约翰·奥斯丁：《如何以言行事》
《堂吉诃德》是杨绛的第三部——也是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一部——文学译著，这部小说是最明显的元文本叙事，讲述了一位男主角有效地把自己“翻译”进痴迷多年的骑士小说中的故事。小说以堂吉诃德决心成为一名游侠骑士开篇，他接着重新打造自己，以便与他心中骑士该有的样子相符，全副武装穿上旧盔甲，给自己和马匹命名，又向幻想出来的心上人，一位被他授予“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称号的当地农家女献上忠诚的誓言，这个名字的意义稍后我还会提到。然而，做好这些最初的准备后，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正式受封为骑士。当他来到一个他以为是宏伟城堡的小客店时，他躬身请求不明所以的客店主人次日清晨授予他骑士封号。店主猜想他可能脑子有病，便决定陪他逗笑取乐一番。
当到了约定时间，店主拿出一本用于记录客人花费的账本走近堂吉诃德，然后
像重复虔诚的祷告一样诵读起账本。在这个布道过程中，他举起手在堂吉诃德的脖子上重重打了一下，然后用他的剑在他肩膀上快速地拍打了一下，全程念念有词，仿佛一直在祈祷。⑨
考虑到堂吉诃德游侠骑士的自我形象是他对骑士小说过度热情地认同的产物，他象征性地受封为骑士的过程涉及到对一个文本故意的、施行性的“误读”（performative misreading）也就变得恰当了。而且，这个误读的核心是时间的倒转：这个文本由对过去的象征（代表店主人债务的账本）转变为对未来的象征（授予堂吉诃德假定的骑士新身份的“祷词”）。尽管店主人假装朗读的“祷词”并没有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得到直接的呈现，仅仅是称之为“祷词”，但是正是这些“祷词”（堂吉诃德相信）能够象征性地将他转变成一名真正的骑士。
正如店主人（误）读他的账本仿佛那是虔诚的经文，可看作是堂吉诃德（误）读骑士小说，仿佛它们是真实历史的隐喻，杨绛对这段文章的翻译也可以看作是对翻译过程的一个隐喻。杨绛没有把店主人朗诵账本的举动描述为“祈祷”，而是“念经”，或者说“读经书”：
店主仿佛念经似的对着账簿念念有词，一面举手在堂吉诃德颈窝上狠狠打一掌，接着又用堂吉诃德自己的剑在他肩膀上使劲拍一下，齿缝里嘟嘟囔囔，好像在念经。⑩
杨绛的这段译文两次用到“念经”，与西班牙语原文的措辞相对应，先是店主人“在诵读一段忠诚的祷告”（d[iciendo] alguna devota orgaxión），接着是“说着他的祷词”（reza[ndo]）。然而，杨绛对“念经”一词的运用给这个文本带来了重要转变：西班牙语小说中店主人“祷词”的内容是以假乱真的基督教经文，而“念经”在传统上指的是诵读佛教经文的行为。因此，杨对“念经”这一术语的文化-宗教内涵的转换，恰好精确地反映了店主人把世俗账本转换成为想象的宗教文本的过程。
在汉语中，“经”这个词不仅可以指佛教经文，还可以指儒家经典文本，或者甚至可以指“恰当的”或“正统的”这样的抽象概念。当杨用这同一个词去描写店里一名女性客人的态度时，这个词的一词多义性便得到了强调，这位女子被店主人征集去为堂吉诃德佩剑：
她干事非常正经，也非常沉着；要不是那么正经沉着，举行这套仪式随时都保不住失声大笑的。{11}
塞万提斯的叙述者形容這位女子在举行这场假造的仪式时竭力保持泰然自若，如此便不会让她的笑声打断这场表演的假象。杨把这种泰然自若译作“正经”——一个同样包含着“经”字的词语，可译作“体面的”、“恰当的”，或“严肃的”。然而，杨绛对这个词的运用包含着反讽意味，因为它使得这名女子努力在整个假想仪式中保持端庄和得体的举动，与整个仪式本身的不正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杨的翻译里，把女子（假装）的得体描述为“正经”，和先前把店主人的行为描述为“念经”形成语义上的呼应，它们共同影射着堂吉诃德得以自我转化的象征基础（它们为堂吉诃德仪式性地受封为骑士提供了合理化基础），即便它们本身在基督教和佛教、恰当和不恰当之间摇摆。
同时，蕴涵在杨绛翻译中的，是她对翻译过程的有趣评论。翻译涉及的不仅是用语言传达信息，还是把一个文本转换为另一个文本，是对语言的施行式使用（performative use），语言学家们称之为“施效性言语行为”（perlocutionary speech act），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它不仅交流信息，还产生实际后果。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在《如何以言行事》中讲到，为了让语言保持施事功能，它必须“恰当”（felicitous），而且“语言说出的情境必须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是适当的”。因此他把“舞台语言”、“诗歌语言”和“独白”排除出了考虑范围，基于这些情境下语言“被不严肃地使用，寄生于语言的标准使用之上。”{12}然而，在堂吉诃德骑士受封仪式中，恰恰是言语行为的“不恰当”（infelicity）给予了它（想象中的）施效力量（perlocutionary force）。客店里的女子竭力保持镇定，或者说得体（“正经”），以保持表面上的恰当。然而，与奥斯丁坚称有效施事话语的必要前提是“严肃”表达相反，恰恰是那位女子的假装得体（“正经”）加强了骑士受封仪式的有效性。
施效性言语行为的范例是给某人或某物命名的举动，因为正是口头指派一个名字的行为建立起了名字和所指对象之间的纽带。在塞万提斯小说的开头，叙述者描写了堂吉诃德如何将自己改造为游侠骑士，先是占用属于他曾祖父的盔甲，随后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坐骑，把它形容为“比一个瑞尔还多几个夸阿多”（más cuartos que un real），杨绛它译为：
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13}
正如杨绛在脚注中解释的，塞万提斯在这里使用了“夸阿多”（cuarto）这个词的双关义：
一指牧畜蹄上的裂纹，一是货币名，一个瑞尔可兑八文。原文说，蹄上的夸阿多，比一个瑞尔里的夸阿多还要多。{14}
换言之，马蹄上裂痕（cuartos）之多既指示了动物的患病状态，也指示了堂吉诃德对它的潜在价值的感知——意味着，尽管外人会觉得他的坐骑只是一匹没有价值的老马，但在堂吉诃德眼里它是一匹无价战马。同时，“夸阿多”这个俏皮话，它本身又扎根于跟“瑞尔”（real）的联系中——一个既可以指货币单位，又可以指潜在的象征性现实的术语（在西班语种，“real”这个词也承载着和英语中同样的意思，即“现实”），这匹马的重要性从一个开始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在用中文诠释塞万提斯的文字游戏时，杨绛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双关语词。为说明“cuartos”这一术语既可以指马蹄上的“裂纹”，也可以指一个瑞尔所包含的钱币数量（“文”），杨绛把这两个不仅谐音，而且都具有文本性内涵的词并置在了一起。“文”这个词——这里被用作钱币计数单位——通常用来指“文本”或“作文”；而它的变体“纹”——这里用来指马蹄上的裂纹——通常指前文字时代使用的记号，如“鸟兽之文（纹）”。传说正是“鸟兽之文”给了黄帝的大臣仓颉以灵感，使他第一个发明了汉字书写体系。{15}在杨绛的脚注中，通过对塞万提斯“原文”的直接引用，这对同音异义词暗含的文本性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原文是这样的：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
杨绛用元文本（meta-textual）双关词“文”来解释塞万提斯原文中用“cuarto”表达的双关含义，这提供了一个看待翻译的新视角。翻译作为一种实践，其“币值”不仅源于它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还源于成为刻有前文本（prototextual）印记的象征性交换钱币。如同商品，马克思说，正是从交换中才获得交换价值，所以翻译文本的意义也是通过在由不同语言、读者和文化参照物构成的社会符号学空间中流通而获得它的币值。由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不可能做到精确对应，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一些因情境而变化的前文本要素，而这些要素随后会凭其本身的内涵变得意义非凡。因此，翻译文本的最终意义，与其说内蕴于源文本之中，毋宁说是转换过程的产物。
在对其坐骑的价值和意义做出最初的估量后，堂吉诃德感到他的马必须有个合适的名字。杨翻译如下：
他费了四天功夫给它取名字，心想：它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它本身又是一匹骏马，没有出色的名字说不过去。他要想个名字，既能表明它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身价，又能表明它现在的身价：它主人今非昔比了，它当然也该另取个又显赫又响亮的名字才配得过它主人的新身价和新职业。他心里打着稿子，拟出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最后他决定为它取名“驽■难得”，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表明它从前是一匹驽马，现在却稀世难得。{16}
潜藏在这一认同行为下的逻辑与拉康（Lacan）的“镜像阶段”相似。这是说，在堂吉诃德为自己选好名字之前，他已在他的坐骑的外在形象中看到了一个映像，而他也将一反自己的外在形象，重塑自身。他对自己的认识包含在对马的既“理想化”又“去理想化”的形象之中，而他命名坐骑的行为是他后来试图对自己进行命名的先决条件。因此，这命名的仪式化行为，象征着预想的投射性自我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堂吉诃德一边把他想要赋予自身的品质投射到马身上，一边将自己塑造成理想的骑士形象。
塞万提斯对命名过程的描述：“打腹稿、显现、撇开不要、添拟、取消，又重拟很多名字”，不仅恰当地描述了原文中“Rocinante”的命名过程，对杨绛译文中使用的对应词“驽骍难得”也同样适用，这个译名从字面上可以解作“棕色的劣马，难以获得”。在西班牙语里，“Rocinante”这个词是双关语的产物。正如杨绛在脚注里解释的那样：
原文Rocinante，分析开来，rocin指驽马；ante是antes的古写，指“以前”，也指“在前列”，“第一”。{17}
这是说，马名中具有双关义的“ante”表明这个生造词既指这匹马先前只是无用的劣马这一事实，也指它现在已成为该品种中最好的典范。正如处理“cuartos”一词的双关义那样，杨绛这次在塞万提斯的文字游戏上又增加了一层意思。尤其是，她用中文里对应的双关词“前”对西班牙语中的“ante”进行阐释，既表示“以前”，也表示“前列”。然而，在翻译正文中的马名时，她没有使用脚注中提到的“前”这个双关词，而是两次使用“难得”这个词——不仅反映了西班牙语原名中后半部分（nante）的发音，而且在语义层面，也表达出了中文短语“稀世难得”的意思。
对语言转换过程同样精微的关注或许可以在杨绛对第三章末尾一个场景的处理中找到，当堂吉诃德已然受封为骑士，挂上佩带，他转向那位刚刚用他自己的剑拍他的女子，询问她的名字：
让他知道自己是受了谁的恩，将来凭力气赢得荣誉，可以分一份给她。她很谦虚地说，她名叫托梦沙，父亲是拖雷都的鞋匠，住在桑丘·卞那牙{18}那些小店附近；还说她无论在哪里，都愿意伺候他，把他奉为主顾。{19}
在西班牙原文中，“la Tolosa”的名字和她父亲的家乡名“Toledo”之间有一种故意的谐音共振关系。然而，在杨绛的译文中，她模糊了这种平行关系，在翻译“Toledo”时她遵循标准的操作方法把中间的“le”译作“雷”（lei），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把“Tolosa”中的“lo”译成了“梦”（meng）。这种对“la Tolosa”这个名字的第二音节的怪异翻译，将注意力从这个名字严格的语音价值转到了语义价值上去。尤其是杨绛用的“梦”这个字，字面意思是“做梦”，当它与音译出来的第一个音节“托”（tuo）结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词“托梦”，指灵魂带着冥府的消息出现在某人梦中的过程。
“托梦”现象最为人知的文学案例之一发生在汤显祖（1550-1616）著名的剧本《牡丹亭》里，这个剧本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前六年首演。《牡丹亭》是汤显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堂吉诃德》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是莎士比亚那些最好的剧本在语言文学中的地位。汤显祖的戏剧围绕着一位年轻女子杜丽娘展开，她由一位先前曾在梦中与她相遇的年轻男子从地府带回。在作品临近结尾的关键一幕中，这位死而复生的杜丽娘第一次与母亲重逢，她说自己从坟墓回来归功于神灵“在一位书生梦中给予他指示，让他打开我的坟墓”，而正是这个在梦中受到召唤的举动（托梦）提供了巧妙构思，在此基础上整部戏得以展开。因此，杨绛运用“托梦”这个词去音译“la Tolosa”，强调了后者在“真实”世界和堂吉诃德的“梦想”世界中起到的调停作用。事实上，第三章中出现的托梦沙这个形象，和那位以类似方法命名的农家姑娘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Dulcinea Del Toboso）十分相似，在第一章结尾处，堂吉诃德决定把她当作自己的“意中人”，并以她的名义去游侠冒险。正如托梦沙在口头上授予了堂吉诃德名字和身份，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为把堂吉诃德的“梦想世界”翻译，或转换成活生生的现实提供了催化剂。
总而言之，杨绛把“托梦”这个典故镶嵌进托梦沙名字的音译中，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提示，提示我们认识在重新赋予文学文本的想象世界以生命的过程中翻译所起的作用。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杨绛提供了对自己的翻译实践的详细论述，她认为翻译是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她叫作“死译”的阶段出发，逐字逐句把原文比对到目标语言中，到“硬译”，技术上做到了准确，但语言比较呆滞，最终达到“直译”，即形式与意义融合的理想状态。{20}主要以她自己对《堂吉诃德》的翻译为例，杨举了很多例子。她把同一段落的三种译文并列在一起，以详细解释她如何反复斟酌，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赋予最开始的“死”譯以语言上的忠实和文学上的活力。
盡管杨绛的文章用图表把她自己的翻译过程分解为三个区别明显的阶段（“死”、“硬”和“直”），但在实践中她的翻译却同时覆盖三个阶段。它们反复显露出翻译不可避免的局限和失败，同时又乐观地指向翻译所要努力实现的完美、通透的理想境界。再者，就杨绛作为翻译家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对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迂回绕道而言，她的翻译是不完美的现实和理想化的社会改革可能性之间的调停。
结语
在女儿和丈夫近乎同时于去世后（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翻译和死亡之间的这种隐喻性关联对杨绛来说呈现出了个体重要性。像一个世纪之前的林纾那样，杨绛转身投向翻译以缓解失去挚爱的悲伤。更具体地说，她承担起了柏拉图《斐多》（Phaedo）的重译（从英文译本翻译），1999年完成，2000年出版。《斐多》柏拉图对话系列的第七篇也是最后一篇对话，以苏格拉底之死作结，主要聚焦于苏格拉底关于来世的性质的思考。考虑到翻译的时间，杨绛大概不仅是在用这篇文章思考生死问题，还用翻译这一行动去调停生死两界。
虽然《斐多》从英文译本翻译，但杨仍然对语言的忠实问题给予了周密的关注。在《译后记》中，她解释说，她主要依据哈佛勒布经典丛书（Harvard Loeb Classics series）里哈罗德·福勒（Harold Fowler）的译本，而当她遇到文章中有疑问的地方时，会查阅多种二手资料。
可是很有趣，我译到一句怎么也解不通的英语，查看哈佛经典丛书版的英译，虽然通顺，却和我根据的英译文有距离；再查看注释本，才知道是注释原文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全篇最难解的难句。我依照注释者都同意的解释，再照译原文，就能译出通达的话来。我渐次发现所有的疑难句都是须注解的句子。由此推断，我根据的译文准是一字一句死盯着原文的。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21}
就是说，从英文译本而非古希腊原文翻译，只是让杨对原文模棱两可的复杂之处更加仔细。她并不追求绝对透明那不可能的理想境界，而是开诚布公地与她的翻译所必须面对的潜藏的语义不确定处相搏斗。
在这对自己翻译方法的描述中，杨说她的目标首先是从她所使用原文的英文直接翻译的版本又译出一本中文的直接翻译的版本。我在这里使用的“直接翻译”这个说法为“死盯”。这一独具特色的术语让人想起杨更早时候的描述，当她翻译的时候如何从一开始的“死译”到“硬译”再到更为流畅而微妙的“直译”。如果取杨绛“死盯”和“死译”这两个隐喻的表面含义，那么。她在这篇后记中描述的这种方法该是一种“托梦”，或是在比喻意义上尝试把死者带回人间。
正如杨绛1977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把《小癞子》重译成中文在比喻意义上是对她1950年第一次翻译这部小说的收尾，她1999年对《斐多》的翻译标志着一种比喻性的回归，回到她半世纪之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她对《斐多》的翻译不只是反映了她个人对挚爱之死的关心，同时强调了她的所有文学翻译潜在的政治内涵。
① 此标题引自约翰·兰肖·奥斯丁的语言学经典著作《如何以言行事》，在这本著作中，奥斯丁提出了言语即行为的观点。
②③ 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第78页。
④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页。字句略有改动。
⑤ 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
⑥⑦ 杨绛：《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杨绛文集 散文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457页；第457页。
⑧ 奥斯丁：《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页。
⑨ 这段根据西班牙语直译，以与紧接着的杨绛译文相对照。
⑩{11}{13}{14}{16}{17}{19}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第27页；见脚注2；第14-15页；第15页脚注；第27-28页。
{12} 奥斯丁将这类语言使用归入“语言之退化”（etiolation）原则。奥斯丁：《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页。
{15} 在《说文解字》中，可以读到这个传说的经典版本。事实上，这本书用“文”字来指鸟兽留下的痕迹，虽然后来“纹”字投入使用，在这类语境中取代了“文”字。
{18} 托雷都的菜场。见《堂吉诃德》，第28页脚注。
{20} 杨绛：《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杨绛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44页。是作者对杨绛文章的概括和阐发。
{21} 杨绛：《斐多译后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Yang Jiangs view of translation may have been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Qian Zhongshus. But while Qian praises the errors unavoidab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Yang is slightly regretful about the loss of brillia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On the surface， when Yang mentioned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ina， she was responding to Don Quixotes view of translation as a mere ‘transcribing or copying， meaning that if the copying or printing of a foreign work is full of mistakes， the translation must be a lifting despite its limitations. Still， when one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subtext， one can approach it this way that Yang was mentioning the destructio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rought on the national print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it was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that she completed all her translation work.
Keywords： Yang Jiang， her views of translation， action based o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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