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共成员的传记在1990年代开始才获得在马来西亚出版的机会。女性马共领导人不多，也自成一个群体，她们的传记跟男性的视角不同。应敏钦和李明的传记展示了当时马共活动的细节，以及女性在马共群体里的地位、心态和情感生活，并表达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马来亚共产党；女性；领导人；传记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098-07
历史的独特性使马共传记在1990年代才获得在马来西亚（“大马”）出版的机会。跟许多国家相比，大马政府相对温和，合艾条约之后，前马共在大马还有出版自由。相比马华文学其他文类，马共传记出版历史尚浅。读者此前只能从马华作者在小说中杜撰的故事想象马共，《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叙事探析》作者陈梦圆认为：“读者只能透过他人的眼睛来看马共，无法从马共的视角了解马共”。若无这些传记，这一段建国史将继续被笼罩在历史的烟雾背后。
传记文学要求真实性和文学性并存，才配得上“传记”+“文学”的概念。马共传记的真实性是让人极想一探虚实的课题。21世纪出版社所出版的马共传记属于有计划性的出版①，在面世前都审查过，内容和敏感课题可能已被美化、修饰②，有时变得语焉不详③。历史有其多面性，难做单方面定论。各方的叙述、感受、想法，都从各自角度出发，读者只能从各方的文章、记录和传记窥探当时情形，要下定论却无比困难。但通过阅读这些传记，还是可勾勒出值得探讨的课题，比如女性马共领导人的传记。
出版传记的女性马共领导人不多，应敏钦的《应敏钦回忆录——战斗的半个世纪》④（以下简称《应》）和李明的《马共奇女子——陈田夫人——李明口述历史》⑤（以下简称《李》）可謂迄今为止女性马共领导人传记的代表作。她们两人遭遇各不同，对个别事件也有独到见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缘何加入马共
马共成立于1930年4月底，马来亚当时是英殖民地。1930年前后，日本加快了在东亚的扩张，中国的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不久后日军的铁骑也踏上马来亚的土地。由于受到爱国（先是中国、后是马来亚）思想的影响，加上日占时期的马来亚水深火热，很多年轻人受感召加入马共领导之马来亚抗日军。日本投降后，不少原先抗日的年轻人留在马共继续抗英，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基本目标是赶走殖民者，还自由民主于民。
应敏钦（1924-2015）作为马共中央女性领导的身份，加上她和马共中央马来领导阿都拉西迪的夫妻关系，使其具有研究价值。她的传记述说参加革命斗争的前因后果、所经历的几个时期，比如日占时期前后的各种斗争时期、英殖民主义者宣布紧急状态后的抗英时期、马来亚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后重建新生活时期，等等。
应敏钦出生在霹雳州实兆远，父亲是“华人团体职员”，死于日占时期；母亲是家庭主妇，死于抗英时期⑥。他们家有一小片胶林，5个兄弟姐妹，她是唯一的女儿。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林持纲的义女，林持纲是林良实（前马华总会长）的祖父，在实兆远是地方名人。林良实的曾祖伯父是林称美牧师，也就是实兆远福州人的垦荒人领导之一，林持纲则是一名基督教传道人⑦。她在自传里写了她和林家的这段渊源，可惜没有多加描述。
她和马共前总书记陈平是南华中学同学，他们都在此受共产思想影响加入革命。好几位马共早期活跃分子的身影出现在她笔下：“在南华中学，有一位我终生难忘的进步老师，名叫陈景云，是当时一位著名的作家”。七七事变过后，“马共的重要领导人如黄诚就曾莅临我们学校演讲”、“杜龙山把马共中央委员黄诚带到南华中学”。这些人让学生接触进步思想，通过文娱活动、学生运动宣传反侵略反殖民。当时校内许多人包括陈平都投身反殖活动，在日军铁骑下、英军殖民里，稍有爱国意识的热血青年无不产生对革命的真实情感。应敏钦被中国抗战运动冲击，积极参与由马共组织的活动，在1939年离开实兆远到怡保继续投入抗敌的后援工作。她直言离开家庭是严峻考验，但她毅然一去不回，经历各种惊险事件后于1940年在怡保正式加入马共地下活动。
《李》没有多加描绘李明如何加入马共，不过她提起好友曾银芬⑧。曾被捕之前，是马共总书记陈平的交通员；曾被捕之后，李明接替她。曾跟李明的老师陈锦香⑨是陈嘉庚创办的福建集美学校的同学好友；陈老师把曾介绍给李明，大家一起抗日，又都是马共党员，还曾在紧急状态时同在霹雳州工作。《李》注重的是李明几个重大经历——入狱、判死刑、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
二、人生伴侣
从传记也可窥探这些女性领导人的伴侣，应敏钦和李明的人生伴侣各有精彩的生命轨迹。
读者可从《应》看到杜龙山（赖来福）（“杜”）的故事。应敏钦提及自己跟杜组织家庭的叙述只有短短几句，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应敏钦说他们为了革命工作，聚少离多，她用了一整节来写杜本人的生平。这一节是可贵的记录——杜年仅21岁便就义，他人生太短，为他做传有局限，关于他的事迹，世人知道得非常少，由他生前的伴侣来写的这个篇幅颇有分量。
杜的年纪轻，经历却不简单。从《应》可得知他的生平和对马共的主要贡献。他本姓杜，名龙山，在马共改名赖来福，出生于1922年，是实兆远南华中学的学生。作为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他接触到抗日时期马共抗敌后援会之后，便积极响应。他带马共高级干部黄诚到南华中学公开演讲，呼吁学生抗日。应敏钦和他在组织同意下结为夫妻，两人一起推广抗日活动。杜勤奋和积极的态度使他很快成了“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功的组织者”⑩，他引荐入党的包括陈平{11}和拉昔·迈丁{12}。
杜中学毕业后为掩饰身份当教师兼任记者，被马共派到各地去组织群众，受工人欢迎。他曾被英殖民政府逮捕和监禁，日占时期又成了被英政府释放的政治犯之一，还当了英政府和马共合作的一员，在101特训学校训练，后来领导第二组成员。英政府给他们一些不先进的武器作为抗日之用{13}，之后杜到森美兰州创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应敏钦跟他聚少离多，把抗日工作放在第一位，最后因杜早逝，关系骤然结束，让人唏嘘。
跟杜有关的最大事迹当数九一事件（下称“九一”）{14}。在应敏钦笔下，相对于探讨九一{15}的各种课题，她显然更把重心放在叙述杜当时的遭遇。从《应》书里读者知道杜死前不久经历了这段马共史上的惨痛遭遇。应敏钦承认她在传记里的记录是根据1980年从张凌云那里听来的叙述。张凌云是九一会议的幸存者，他口中的杜是一个“党的干部模范”。
1943年，杜已是独立队第13队司令。他在督亚冷被日军突袭、活抓{16}，在监狱里受到惨不忍睹的折磨，日军软硬兼施却无法使他动摇。这部分由应敏钦来写，没有很多细节。惨不忍睹是肯定的，但我们无法知道她由何处得知日军使用“糖衣炮弹”，书里没有解释。他不屈服的命运只有一个结局——死刑（斩首）。应敏钦直言自己后来不顾一切地工作，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因为杜的牺牲鼓舞激励了她。
对于第二任丈夫阿都拉·西迪，她的记录方式跟撰写杜完全不同。阿都拉的形象在她笔下并不像写杜那样悲愤又怀念。她没从阿都拉的出生和前尘往事写起，却直接把他描绘成无比伟大、睿智和坚定的革命家。比如，他们还没结婚之前，已是旧识，她把阿都拉形容得很有能力——只靠指南针和地图就能引导整个部队穿越没有向导带领的无人地带{17}。
1955年2月15日，她和阿都拉在“两情相愿”的基础上结婚，改名为素丽娅妮·阿都拉（SURIANI ABDULLAH）{18}。她强调两厢情愿，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大多马共成员的婚姻由领导安排，比如《葵山英姿》（《葵》）{19}曾形容一位女队员被组织安排嫁给一个怀疑患有麻风病的队员以便照顾他。二是当时风气有可能还跟“外面”一样，对异族通婚有所非议，《葵》就记录了普通队员对那些嫁马来领导的华人女子的批评。
应敏钦对阿都拉的积极、领导能力等非常推崇。陈平说过，在党中央讨论革命问题时，阿都拉“是最坚决主张革命到底的领袖之一”。在他领导下，第十支队（“十支”）“没有受到革命浪潮起伏的影响”。阿都拉对合艾和谈有极大贡献。他曾写信给马来亚政治人物比如前副首相敦加法峇峇，展开合艾谈判的初期谈判，应敏钦认为这些初期谈判引致高层谈判，最后成功结束持续41年之久的战争{20}。应敏钦说阿都拉是个“令人称颂的领导，为人楷模的同志”{21}。她举出阿都拉充满革命自豪感的例子——坐过监牢、打过战、长期住在森林、在1940年代到伦敦出席英联邦国家共产党会议、也曾是合艾协议之前的三方谈判的马共代表。
1975年，阿都拉曾被奸细陷害而中毒，以至不能行动和说话，应敏钦只好负起领导十支的责任。她的记录让自己的能干显露于无形——既要照顾阿都拉，还要领导十支，开会、面对进攻、战斗、打电报给中央。但都获得“全体干部和同志们的很好的合作……”。阿都拉中毒是个打击，不过在应敏钦的笔下他无比乐观和远见，党对他也十分照顾。
应敏钦的两段婚姻，一以悲剧结束，一相守到老死，经历文字不足以形容的跌宕起伏；李明传记书名清楚写明“陈田夫人”，她跟陈田结缡之后便一直在一起，直到陈田因病去世。在《李》中，陈田无所不在，尤其是在她提及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电台”）的一大段描写，她把陈田和她本人参与建立电台的前后经历写得相当详细。陈田的性格也从叙述中显露无疑。在李明眼中，他负责任，办事认真。比如，她和陈田两夫妻全程参与建立电台，陈田为了物色地点，四处奔波。建造电台的各方面工作，他都全程参与策划、监督；她把如何为电台招兵买马，挑选人才的严格条件都记录在传记里{22}。陈田的教育程度高，马来文、英文和中文三组的稿件适用与否，由他做最后决定{23}。他的工作量很重，爱抽烟，后来虽戒了，还是死于肺癌{24}。根据《李》，陈田是电台总编辑，不眠不休日夜操劳，得了癌症都不知，发现时已太迟。
两位女性领导人对自己的伴侣都有细节描述，无独有偶，都把他们3人优点放大，几乎零缺点。在她们笔下，这3位男人形象伟岸、睿智、勇敢，最重要的是为党国、为人民服务，献出生命，不求回报。这是一般马共书写领导人形象的手法。如果只是单凭政府所编撰的课本、报章或其他读物，这些人只能有恐怖分子的形象，是国家的敌人。热奈特说过：“视角的本质是对信息的限制”。唯有多重阅读，才能拼凑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三、領导经历
她们经历各有不同。二战后，应敏钦被委为马共霹雳州代表，领导霹雳宣传队。当时马共重要任务之一是和“民族主义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合作并且推进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个理念很重要，马共常标榜自己是独立的推进者。若观其他马共传记，普通游击队员有时看法表达得不够清晰，领导怎么说，他们怎么做。但从《应》可看到不同于其他传记的地方，她在当时就已很清楚他们必须跟马来亚其他种族成为亲密朋友以便一起鼓舞人民。
十支在应敏钦的部队生涯里有一定的重要性。她形容自己是“十支这台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十支是在1949年5月21日成立的。应敏钦在1953年加入，工作是联络和翻译。十支以马来人为主，她在这里工作是一种有象征意味的安排。她跟十支从边区战略转移开始变得密切，从彭亨州行军到泰马边界，他们经历无法形容的困难和危险。除了在森林行走、渡河，还要避开英军巡逻频繁的地区，忍受饥饿，被奸细出卖等等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难。这些记载，虽是从十支的角度出发，却可看出当时英政府对付马共的决心。
读者也从《应》了解到马共为建立边区根据地和部队，最终放松了十支必须是马来人的限制，吸收非马来人。侧看，这里仿佛提出一个大马社会普遍的敏感课题：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队伍，是否适合生存于马共（大马社会）内？马共领导层是否也发现多元种族组合的好处？
这个改变也许是好事，马共成员有机会接触不同种族，生活在一起，在择偶方面也有更多机会，比如曹启初（施拉玛）嫁给了拉昔迈丁（1959）。虽然《应》写了应敏钦跟阿都拉的感情如何地好，受到多少崇敬；从其他人的角度却似乎并非每人都给予异族通婚祝福。就好像《葵》书提及有关华裔女同志嫁给马来裔男同志（高级干部）的现象，并举例一位名叫韩音的女同志因嫁马来中委引起所在单位多数华裔男同志的公愤。有男同志表示：“我要报复……如果韩音嫁给华族同志，无论战士或干部，我都不反对！华族同志条件好的大有人在，但不是中央领导人，她就不嫁，偏要嫁给一个马来中委，这不明摆着看上不看下吗？”原来当时的部队里好些男同志已过适婚年龄，部队里的女同志不多，婚姻是个尖锐问题。这部分的记载明显披露当时对那些嫁给马来中委的女同志感到不以为然的思维。
波澜在勿洞跟十支也有接触，《葵》的记录显示有马来同志认为党内几个马来裔的高级领导人都娶华裔女子为妻，将来解放了他们不能领导马来人，因已在广大马来人中失去威信。从这番话可看出应敏钦的记录过度美化，现实中并非全部队员都能接受异族通婚。马共党内也就好像小型社会，大马多元民族社会中，异族通婚的现象很普遍，有人不能接受，并不奇怪；但应敏钦把党内的事情都描述得过度美好，当读者看到《葵》这部分的描写时，可见应敏钦文宣式的描写已过度美化整件事。她对十支的各种工作也一样充满官腔，以领导身份说话，都是文宣居多。
《李》书里所关注的是李明人生中的两大阶段，第一是她那轰动全马的死刑案件；第二是她在电台的日子。纵观全书，都没有直接评论党当时的方针，读者只能从文字中寻找痕迹，这增加了争议性。比如陈田原是华玲会谈马共代表之一{25}，到了合艾条约会谈时，他似乎已被遗忘。李明没有明说原因，大家所能感受到的就是陈田和陈平两人到了后期仿佛不再如以前那么亲厚。这点从《李》的角度和语气，也可看出一点端倪。
根据李明的讲述，陈田病重时，有时半昏迷会胡言乱语，说的都是要开会、要“回去”（马泰边境）{26}、马共、过去的革命事业等等。她还提到：“陈田病重时，陈平去探访过他一次。不过，陈田逝世时，陈平没有出席他的葬礼，只送来一个花圈。无论如何，他们两人一辈子都是好朋友。”这一段，让读者感觉李明语气似有些许不满——或只是作者的措辞不够妥帖？
《李》提及{27}，1965年她和陈田在北京结婚之后，跟陈平夫妇同住中联部里的一栋洋楼。根据陈平{28}，他1967年去见毛泽东，是在陈田、李安东、穆沙阿默德、阿海等人的陪同下一起去的，陈田负责记录当天会谈内容。可见到那时陈平和陈田的感情应该还不错。
李明说她和陈田结婚后就一直提出申请要回到马泰边境，可是“不获党总书记陈平所批准”。起初陈平并没有考虑不批准，但因文革爆发、毛主席答应马共设立电台，他们必须投入电台成立工作，只好打消念头。电台在1981年停播，中国要跟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们要把同志加兄弟的兄弟党关系放在一边。电台不给办了。…虽然舍不得，但权利不在我们手上，在中国”{29}。李明认为这是他们返回马泰边区的大好时机，可却被留在四方山处理停播后的工作。三、四年后又被安排搬到长沙住了好多年。很多电台人员都先后返回马泰边境。他们两人被留在长沙读报、剪报、整理资料、写稿和制作新闻数据“简报”。
对她来说这是“没有理由地被留下来”{30}，她甚至说：“你只能服从领导的决定，在哪个时候，在哪个条件下，必须听从领导的指挥”。他们一直处理着“简报”，直到1989年。在读者眼中，这其实有点投闲置散。
四、华玲谈判及合艾和谈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共再次转入地下斗争。《应》显示那时应敏钦已能直接跟陈平见面，1954年底，陈平将她委任为联络员，让她向十支传达党的指示。陈平向她表示1955年底将会进行和平谈判，马共可让步，但必须得到平等地位，也不能以投降的方式进行，这部分跟陈平传记的说词一样。1955年华玲谈判破裂，她的解释很官方——马共坚决不投降，而东姑（代表政府）在独立后继续依靠英殖民主义，马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继续武装斗争的。
《应》披露1980年代已有官员游说十支结束战争，但必须以投降方式进行，十支每次都拒绝。从1985年到1988年，大马、泰国和马共在各方努力下被安排参与会谈。三方高层谈判五次，《应》也透露，每次谈判之后，代表之一，拉昔迈丁都回十支报告，马共的立场和原则是不以任何形式投降。
五次繁复的会谈之后终于获得成功，马共同意停止武装斗争，解散武装部队，销毁武器，遵守国家法律和宪法。马政府保证允许大马籍的前马共成员回到大马，在遵守法律和宪法的前提下参加政治活动。泰国也保证协助马共成员展开新生活，提供各种费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轮会谈时（1989年2月），大马方面承认马共对独立的贡献，只是不能公开表述，政府并不会禁止历史学家们去做评价。后来的政治人物有时妄自发言，其实已乖离了这一点。
应敏钦亲身参与签约，由她來说尤其珍贵。从《应》书中可得知当时马共代表团中有4位乘坐直升机从十支出发到合艾参加签字仪式（阿都拉、应敏钦、英德拉、拉昔迈丁），此外，还有陈平、阿焰、吴一石、黄慧娥。8位之中，4位来自十支。当时签字的代表如下：马共是陈平，大马是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拿督旺西迪旺阿都拉曼，泰国是陆军总司令兼代理最高统帅操哇力永差育上将。
有关签约的记录几乎都跟陈平的一致，《应》称赞前首相马哈迪，说他清除谈判过程中的障碍，使谈判成功。当时的大马代表团谈判顾问姚光耀（政治部副警监）认为陈平的态度很有诚意。之后，陈平到十支演讲说这是三方的胜利，不是投降，而是“体面和合理的解决”。1990年2月23日，有关方面各代表参加武器销毁仪式，延续了40多年的武装斗争正式结束，所有牺牲的战士和人民方能安息。操哇力说，“今天对泰国、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共产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历史将把这一天永远记录为世界重要的和平之日。”这句话概括了所有辛酸。
应敏钦积极参与，跟李明完全不同。陈田虽曾是华玲谈判的马共代表之一，又是马共领导层，《李》写他对党的忠诚，但这么多年后，陈田和李明一直留在中国，似乎也没能参与党的决策——李明说他们看了报纸才知道合艾和谈，而马来西亚的报纸他们都要两星期后才拿到。
这部分读来让人感受到两个女性领导在党内后期待遇有天渊之别。应敏钦晚年住泰国，《应》书里特设一章谈她在和平村的生活，也告诉读者大马和泰国政府的各种资助和措施。她和阿都拉仍被视为领导人，凡有探访者都会去拜访他们。从图片可见他们住的双层小洋房，环境很好。她还获准回马甚至获得霹雳州苏丹和苏丹后接见，《应》书里详细描写的字里行间感觉到她的兴奋，“觐见时间虽短，却很有意义”、“我们与苏丹及苏丹后的会面气氛既热烈又愉快”、“离开时，苏丹和苏丹后陛下一直把我们送到皇宫大门口。握手后，苏丹和苏丹后一直等到我们上了车，才返回皇宫”、“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觐见苏丹，我会把它永远铭记在心”。一个普通市民若获得接见，兴奋之情自不必说。但一个革命斗士，为什么却对此事显得如此荣幸，说是一种荣耀？是否因为应敏钦也接受大马君主立宪制度？是否因为和平条约所以愿意接受整个社会制度？她没有解释。应敏钦已在2015年去世，这一切没有答案。
反之，李明永世不能回马。她在陈田逝世之后，不斷申请回马，可是领导（传记内没有言明哪位领导）说，基于人道主义，她必须留下照顾母亲。母亲1996年去世后，她一人住在长沙青园宾馆，电台的所有人员都回去了，只剩她一人；加上时间过去太久，中、泰两国的手续，都会有困难；原本在泰南分给她的房子和地都分给别人了，经济、政治上的各种因素，都使她无法回去。
李明想回马的意愿从未停止，但基于各种原因没机会实现。到2012年去世为止，她没有转换户籍，没有国籍；晚年住广州，没有户口也不能享受老人福利。《李》这部分吐露心声，她对这种安排还是稍有怨怼。最后她甚至说“不管别人对我有任何意见，我一切都不在意了”，这句话极大可能说明她是在倾诉自己的处境。
《李》让人深思，陈田和陈平的感情后期起了什么改变？过去的大马社会一直对李明和陈田的晚年不甚了了，直到《李》出版才让人看到他们直到老死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他们是忠诚的党员，只是无意间的语气透露了本身的感情。有关陈田回国和去世的事没有出现在陈平的传记。他们曾是那么熟络的战友，最后是否发生了什么误会？至今未看到任何记载。
五、语言特色
应敏钦写杜的文字比起其他篇章，显得感情更真挚和贴近人性。她摘录杜给她的最后一封信，让人动容：“亲爱的敏同志：日寇用硬的和软的方法都不能使我屈服后，看来是要杀我了。在这个世界上生离死别乃人生常事。假如我能再见到敏，我相信敏会更为坚强。”这一段话让人想起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应敏钦对杜如何被日军活抓有段描写：“日本法西斯士兵把他重重包围起来，命令他出来投降。他沉着地隐藏在刺人的荆棘后面。日本兵见他不肯出来，就开枪向他猛烈扫射。一群日本兵跳过沼泽地冲过来。赖来福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搏斗。一名日本兵用枪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天旋地转。他被拖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相比其他篇幅，这里的文字更带情感，从字里行间可感到她的悲愤。
至于101特别队，应敏钦写来文字淳朴但却动人：“在告别会上，每位同志都亲吻党旗来表达他们与日本法西斯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留下签名后便奔向北方。……”她当时没在现场，这些显然是从杜处得知。
提到行刑的情况时，她说由于害怕马共反击，日军派了几百人在刑场附近各处埋伏、站岗。杜行刑前，应敏钦极有可能人在现场：“……在最后的时刻，英勇的烈士来福一步步走向刑场，一路上唱起震撼世界的歌曲《国际歌》并高呼壮烈的口号：‘打倒日本法西斯！马来亚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成千革命群众流着泪，决心为烈士报仇。亲眼目睹行刑的士兵和警察也为他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的英雄气概所震撼，不禁默默流泪”。她的结论是：“一个烈士倒下，还有成千上万的英雄站起来，继承他的遗志”，终于“把日本法西斯赶出了亲爱的马来亚的土地”。
传记最重要的是传主生动的剖白，应敏钦写她第一个人生伴侣时，由于感受深刻、文字直白，也让人激愤——不管读者信奉什么主义，爱人硬生生离开自己的感受，相信读者都可感同身受：“祖国马来亚的优秀儿子、英勇的抗日烈士赖来福年仅21岁就英勇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可以斩下他的头颅，但无法挫折他钢铁般的意志和精神。……我的战友和爱人赖来福永远离开了。我当时的悲痛和仇恨是无法表达的……”
可是她免不了还是有充满文宣意味的文字，高度美化马共在战斗中的一切行为。比如，“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敌人展开了多么疯狂的进攻，也不论周围环境多么动荡险恶，……民运同志们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勇敢和毅力。他们坚强不屈，对前途充满信心，顽强不懈地进行艰苦的斗争……”、“所有的队员都有高度的纪律性，认真完成任务”{31}、“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召开欢迎宣传队的大会”{32}、“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从没有听到任何同志发出任何关于饥饿、没有饭吃之类的牢骚”{33}、当十支顺利转移到泰国边境，她说十支“在40多年的岁月中没有向任何困难低过头”{34}、“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高举武装斗争的红旗”等等。诸如此类的高度美化马共同志的形容词，充斥着她的传记。若读者想要看更深的层面，应敏钦对于好些事情还是没有清楚地交代，比如马共在1970年代的肃反。她是领导层，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应知道得更多，不过她完全不提。
《李》书的作者是郑昭贤，南洋商报的记者。根据郑的表述，他写这本书并非那么顺利。后来在几个朋友热心协助下，郑在广州见到李明才写成。李明在1950年代曾是马来亚、甚至国际上轰动一时的人物。其案件引起关注，因牵涉好些疑点。在那时代，该案留下许多疑问，一直没有答案；到21世纪初，《李》的出版才掀开一些神秘面纱；如果没有传记，读者只能自行揣测她的故事。李明的前半生也许比应敏钦更能用“壮烈”来形容，她曾被逮捕、上法庭，甚至被判死刑，后因国际形势，峰回路转，保住性命。可惜《李》书行文过于贫乏草率，全文第一、二、三人称有时混淆不清，内容平铺直叙，精彩的回顾变得平淡不已。可取的是，此书让李明有了一个自我叙述的机会。该书让人关注和按耐性子看下去的关键是李明背后的更多史料。这本书交代她的往事，世人眼中的李明从此有了一个更饱满的形象。最主要的是，她很详尽地将自己被捕、被审判、如何从不信任到完全相信其律师、被遣送回国、在中国的见闻和经历等等，全都做了一个交代。
六、结语
马共传记逐步发行之后，马共在读者心目中已脱离单一和模糊的形象。陈剑认为回忆录是个人心路历程赤裸裸的呈现，但是会有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诚实{35}。话虽如此，从中仍能窥探真正参与过战斗的马共成员的人生阅历。
女性马共成员的历史，也是马来西亚被淹没的历史的一部分。个别来说，她们的牺牲是个人的；但当这种牺牲是整群人的时候，就成了值得瞩目的焦点。他们的历史虽不被正史所记录，但绝大多数的他们自愿牺牲家庭、自由、婚姻、甚至生命，只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战。不管如何，这是她们的信念，并都付出了极大代价。这些付出也许就如他们中间有些人所说的，不管怎样，今天马来亚独立了，她们的奋斗也有了意义。也如她们之中一些人所说：“我们的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至少我们推动了独立的进程”。这种想法造成了她们的前半生，也支撑了她们的后半生。
① 葉建国与陈焕仪访谈于槟城，2015年。
② 廖克发与陈焕仪通过脸书（facebook）越洋电访，2016年6月22日晚上10时。
③ 陈剑与陈焕仪访谈于新加坡，2016年4月7日中午1时。
④ 应敏钦：《应敏钦回忆录——战斗的半个世纪》，雪兰莪：策略咨询研究中心2007年版。
⑤ 郑昭贤：《马共奇女子陈田夫人——李明口述历史》，雪兰莪：策略研究中心2007年版。
⑥ 邱依虹编，黎绍珍，邱依红译：《生命如河流：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马来西亚，新加坡抗日，反殖，独立运动记实（1938-1989）》，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年版，第338页。
⑦ 1903年9月，363名福州基督徒，包括妇女及小童，为摆脱在福建穷困的生活处境移民到实兆远。他们由林称美与柳依美牧师等带领，在今天的甘文阁区定居。这些移民大多在实兆远的橡胶种植园工作。（维基百科，〈实兆远〉，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实兆远，最后更新2017年3月22日，查询日期2017年7月30日）。
⑧{23}{24}{26}{27}{29}{30} 《李》，第51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18页；第120页；第125页。
⑨ 也就是陈夏，将李明带入马共，走上革命的道路。
⑩{17}{18}{20}{21}{31}{32}{33}{34} 《应》，第28页；第84页；第91页；第130页；第130页；第42页；第43页；第84页。
{11} 陈平说杜龙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良师益友”。
{12} 后来拉昔·迈丁成了中央委员和十支的领导人之一。
{13} 一般马共成员认为这是因为英政府害怕而不愿把精良的武器交到马共成员的手上（应敏钦认为这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14} 1942年9月1日，马共党中央召开第八次的中央扩大会议，地点是在吉隆坡近郊的黑风洞附近。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同志、各州地委代表和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代表。日军早就从全马各地调集了2000多名兵士，在石山脚设下了4道埋伏线。会议进行至凌晨5点抗日军被突袭，经过剧烈反抗才成功突围，却牺牲了18个烈士。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是遭到叛徒莱特出卖，才让日军获得如此正确的情报。部分烈士的首级被日军砍下分别挂在吉隆坡闹市怡保路奥迪安戏院前、巴都律罗宾逊大厦前和武吉免登路口巴维廉戏院前示众。（槟城烈心，〈犀乡资讯网〉，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2-08-00/2012-11-06-12-20-06/4861-2015-09-02-13-52-29，最后更新2015年8月31日，查询日期2017年7月29日）。
{15} 应敏钦直指莱特为内奸，是“从英国特务蜕变成日本特务”。她在传记中说，马共在黑风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是莱特的安排，他跟日本勾结，乘此机会围剿马共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整起事件中，莱特没有出现。这部分的历史，在陈平的《我方的历史》也提及。根据应敏钦，杜龙山是作为五独的代表出席九一会议。
{16} 日军企图活抓杜，他因不熟悉地形，逃入沼泽地，手枪因此塞满污泥无法使用而被抓。
{19} 陈剑编，波澜著：《葵山英姿》，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第2015年版。
{22} 根据李明，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包括陈平夫人李坤华、余柱业、李明和沈天。他们对电台成员在各方面有严格的要求。
{25} 1955年在吉打的华玲会谈（Baling Talks），当时马共由陈平、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陈田三人负责谈判。由此可见，陈田当时也是陈平信赖的马共中委。
{28} 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2004年版，第403页。
{35} 《葵》，第xii页。
（责任编辑：庄园）
Glimpses into the‘True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 via the Biographies of Female Malaysian Communist Leaders
[Malaysia] Tan Hwang-ee
Abstract： It is not till the early 1990s that biographies of 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got an opportunity of being published in Malaysia. Although there were not many female 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ey formed a group of their own and their biographies were writte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 biographies of Ying Minqin （Suriani Abdullah） and Li Ming have revealed details regarding the Malaysian Communist activities， the positions， states of mind and emotional lives of women in the Malaysian Communist groups as well as their views of certain events， that are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Keywords： 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 women， leaders， b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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