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芳

　　摘 要：创伤书写是邝丽莎2015年小说《中国娃娃》的焦点。通过对3位亚裔女性的创伤叙事，小说揭示了父权、战争和种族主义带给亚裔美国女性的伤害，而这样的创伤叙事对于亚裔美国女性治疗创伤和建构主体意义重大。

　　关键词：邝丽莎；《中国娃娃》；创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066-08

　　在當代美国华裔作家群中，邝丽莎（Lisa See， 1955-）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她仅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华裔身份，怀着浓厚的中国情结笔耕不辍，自1995年发表《百年金山》以来，邝丽莎已经公开出版了9部小说，全部都以中国或美国华裔生活为背景。作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知名作家，邝丽莎深受读者好评，其家族传记《百年金山》发行后很快成为全美畅销书，2000年被改编为歌剧在洛杉矶上演，在华裔中反响热烈；《花网》（1997）曾获爱伦坡奖提名；《雪花秘扇》（2005）吸引了近百万读者，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35种语言，并于2011年被美籍华人导演王颖搬上荧幕；《上海女孩》（2009）和《乔伊的梦想》（2011）也广受读者欢迎。

　　《中国娃娃》是邝丽莎2015年的作品，该书由兰登书屋出版后，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被《华盛顿邮报》评为“年度最佳书籍”。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主要记述了3位热爱舞蹈的亚裔女性格蕾丝、海伦和露比追寻梦想的曲折经历。通过对这3位亚裔女性的创伤生活的描写，小说表现了创伤的持久性影响和创伤运作的心理机制，治疗创伤的药方自然地被融入到她们的奋斗历程中。目前，国内外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仅有少量书评，国内还鲜有学者公开发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以创伤理论为参照，从表征创伤之痛、寻求解决途径和实践创伤写作等方面解读《中国娃娃》，揭示小说对于美国亚裔女性治疗心理创伤、建构主体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创伤之痛

　　从20世纪末开始，“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在《沉默的经验》中，美国学者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沉痛经历”。①而国内学者陶家俊则认为创伤理论的当代核心内涵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②在《中国娃娃》中，3位叙事主体格蕾丝、海伦和露比都是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种族主义、战争暴力和父权制的合谋使得各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她们身上集结，主体难以得到解脱和救赎。

　　第一位叙事者华裔女性格蕾丝是父辈所遭受的种族暴力和父权统治下的牺牲品。格蕾丝从小乖巧伶俐，放学之余努力做工帮扶家用，但她和母亲却长期遭受父亲毒打，其原因非常复杂。格蕾丝的父亲原本是一名出生于美国的华裔矿工，地位低下，母亲出生于中国，被拐卖至美国，因其华裔身份无人收养而沦落风尘，从良后与格蕾丝的父亲结婚。这对华裔夫妇婚后生活艰难，深受白人歧视。格蕾丝出生后，他们搬离旧金山，来到俄亥俄州的普莱恩城，以开洗衣店为生，成了小镇唯一的一户华裔居民。格蕾丝的父母之所以搬迁到内陆，是因为他们决心要摆脱华人世界，完全像白人一样生活：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吃西餐，不吃中餐，定期去教堂，只和白人来往。“父母将自己与华人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全力融入白人的世界”。③当代美国亚裔学者安林·成（Anne Anlin Cheng）认为：

　　“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进步意识形态掩盖了白人/黑人/亚裔之间种族认同的抑郁创伤。主流的白人政治话语建构的美国民族认同，以对黑人、亚裔等种族他者的抑郁症式内并、憎恨和排斥为底色。作为种族他者的少数族裔之主体建构，也以对种族自我身份的抑郁症式憎恨和责难为基础”。④

　　格蕾丝的父母以种族自憎的策略来应对种族主义歧视，他们隔断与族群的联系，试图抹去自己的华裔身份，将自己改造成精神层面的“白人”，目的是希望得到白人社会的接纳。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一家三口依然被小镇居民视为另类的“中国佬”，父亲遭受的羞辱格外突出，格蕾丝的母亲曾这样对格蕾丝描述父亲的悲剧：“你父亲在这个国家毫无尊严可言，在这里，中国男人根本就不被当成男人，他永远都只是被看作做着女人工作的洗衣工”。⑤赵健秀等在《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前言中就曾指出亚裔美国男性历史实际上是被“阉割”的历史，是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女性化”的历史，而这种来自种族主义的歧视和迫害使得亚裔男性“处于一种轻视、排斥自我和精神崩溃的状态”。⑥格蕾丝的父亲便是如此，但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母亲曾经的失贞。尽管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已经知道了她过往的历史，却无法对此真正释怀。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与性属于男人和家庭，男性主体身份的稳定性要靠女人的贞操来构筑和凝聚，妻子的失贞会严重影响该男子的荣誉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因此，对男性来说，妻子的贞洁至关重要。“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了贞操”。⑦随着女儿日渐长大，身体逐渐发育，他愈加担心女儿可能会重蹈母亲覆辙。父亲走不出心理创伤，暴躁易怒，成为精神分裂者，将仇恨的拳头挥向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

　　家庭暴力给格蕾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父母最初对她隐瞒了过去的经历，她完全不理解父亲为什么经常暴打母亲和自己，内心充满了惊恐。卡鲁斯指出，创伤事件因其暴力的本质和骇人的破坏性而具有不可理解的特征，在发生当时不能被充分地体验或吸收，只能“延迟性地”表现在它持续的、侵入式的返回上。⑧17岁时，格蕾丝在遭受了一次毒打后逃到了旧金山，尽管自此她在地理空间上远离了父亲，她依然无法消除心中的恐惧，如惊弓之鸟般脆弱。她时常梦到父亲责骂她“一无是处”、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她，她浑身大汗地醒来，抱住头尽力想把恐惧和无助赶出脑海。父亲的暴力也直接影响到她与男性的交往。在与男友乔相处时，对方脸上的一点不愉快立刻能被她捕捉到；乔因为和别人起冲突差点误伤到格蕾丝时，她害怕到呕吐，进而浑身发抖，因为这让她再次回忆起父亲打她的经历。数年后，父亲去世了，她依然感觉“毒打给我的肋骨、手指和脊柱带来的僵硬感、疼痛感永远留在了我的骨头里；只要受到一点威胁，我就开始胆战心惊”。⑨

　　第二位叙事者露比是一名日裔“二世”⑩，她和父母之间由于文化观念不同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她对自身的美国身份的绝对认同也成为她二战中所遭受的心理创伤的根源。露比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雖然身在美国，却心系日本，希望孩子亲近日本文化。母亲要求露比每天必须要上日语课、唱日本国歌、学习忠君、孝长和恭顺为核心的日本精神，还经常教导露比如何做一名传统的日本女人：走路时要采用小碎步、说话时永远使用敬语、把未来的丈夫当成“主人”等等。但是，露比强烈认同自由独立的美国精神、厌恶男尊女卑的日本文化。露比酷爱跳舞，为了在娱乐业发达的唐人街附近找到工作，她脱离亲友，假扮华裔在“紫禁城”歌舞俱乐部工作。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政府公开宣称要驱逐所有日本人。露比此时虽然对外宣称自己是华人，内心却惶恐不安，最终露比即将进入拍电影的录影棚、马上要实现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时被FBI抓走，关进了位于犹他州沙漠里的日裔拘留营。尽管露比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在美国白人和华裔眼中，她始终是一名“日本鬼子”（Jap）。

　　邝丽莎在小说中审视了拘留营经历对包括露比在内的整个日裔群体造成的集体心理创伤。美国的日裔移民在20世纪初已达10万人，不同于早期作为“苦力”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境遇比华人移民好得多。{11}但是二战的爆发，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给日裔美国人带来空前的灾难，尽管日裔“二世”都出生、成长于美国，同其他美国人一样地反对日本侵略者，仇日情绪依然开始在美国主流社会蔓延开来。当时，《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社论曾露骨地宣称：“毒蛇总归是毒蛇，不论它在哪里产蛋；一个由日本父母所生的日裔美国人依然是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12}罗斯福总统最终下令出于军事需要关押在美日裔。近12万日本人财产被无偿征收，只带着换洗衣物住进了拘留营。拘留营散布于美国的荒漠地带，冬冷夏热，条件艰苦，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有士兵执抢看守，人们的生活毫无隐私。凯·埃里克森{13}认为，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基本组织的打击，该打击损坏了维系人们的纽带，削弱了人们的团体感，破坏了组织之间的联系、相应的价值观和固定的社会关系。日裔美国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创伤。他们原有的家庭结构和社区团体被瓦解，过着噩梦一般的生活。以露比一家为例，她的一个哥哥在夏威夷打鱼时被美军炸弹炸死了，她的叔叔全家、另一个哥哥和她被关进了位于犹他州的托佩兹拘留营，父母则因被怀疑是间谍关进了看守更加严密的地方。昔日完整的家庭四分五裂。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击，露比被迫反思自己的族裔身份：

　　“有时候我会来到铁丝网边盯着那无边的沙漠。外面无处可藏，即使我逃出去，也只会活活饿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仇恨我们？我们究竟犯了怎样无法宽恕的罪过需要把我们锁在这样一个地方？…早上我经过拘留营的学校时，听见孩子们在背诵效忠美国的誓词，还唱着‘上帝保佑美国”。{14}

　　露比和大多数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日裔人士一样，热爱美国，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所以，被当作“日本鬼子”隔离起来，他们内心的伤痛是无法言表的。露比的哥哥因为无法忍受被猜疑的命运，主动报名参加了对日战争，用生命的代价向美国表明了自己的忠心。而露比被羁押两年后才得到释放。露比一家的悲剧折射出了战争背景下美国种族歧视政策所导致的日裔社群的集体创伤。

　　第三位叙事者海伦是一名华裔，她自幼成长于中华文化氛围浓厚的唐人街，自然地亲近华族传统，认同华裔身份。海伦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精神统治者，母亲、哥嫂、海伦和后辈们都必须要听从于他。在海伦家里，男女地位不同。虽然家境富裕，父亲却不允许海伦上大学，“哥哥们可以上大学，但是爸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就只能呆在家里。我不能开车，不能露胳膊和腿，只能在家学学做饭、清洁、缝纫和绣花”。{15}16岁时，海伦的父亲安排她回中国与素未谋面的苏州富商之子来凯定婚，她欣然接受并在18岁时嫁回了中国。来凯是一名建筑师，他鼓励海伦参与到他的事业中。海伦摆脱了压抑个体和否定女性价值的唐人街后，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像父亲说的“一文不值”。丈夫的鼓励使她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步萌发，开始从长期的失语状态中觉醒。

　　但是，二战爆发后，海伦亲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杀戮，遭遇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其创伤在父权制占主导的唐人街里无法得到救赎。1937年，日本侵略军突然在杭州湾登陆，逼向南京。海伦和丈夫全家仓皇逃难。海伦的丈夫和儿子在她眼前被日本人刺死，她自己也惨遭日本士兵轮奸，侥幸逃脱后，爬行数十公里来到上海，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下，重新回到美国。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女性价值是通过照顾公婆、丈夫和为夫家生育男性后代来实现的。海伦从小在唐人街接受的传统教育就是长大之后离开父母，结婚生子，照顾丈夫和家人。一夜之间，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她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整个华裔族群也未能给海伦提供治疗创伤的环境，父母把重回大宅子的海伦当成“尴尬的存在”：

　　“来凯死后，我的生活跌入了深渊，日日都像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门罗，所有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哥哥都开始排斥我，视我为家族的耻辱。爸爸说作为一个被日本人轮奸过的寡妇，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没有任何一个体面的中国人还会愿意跟我结婚，我是家族族谱里一个无用的分支。”{16}

　　不但家人排斥她，她以前的伙伴也不愿和她交往，海伦无处倾诉心理创伤，只能将其压抑到内心深处。为了逃避创伤记忆所唤醒的负面情感如恐惧、害怕和焦虑，切断不断侵回的创伤记忆和痛苦感情之间的联系，海伦顺从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每天由哥哥陪着走着到唐人街的电话交换中心上班，下班后又由哥哥陪着回家，过着固定而单调的生活。这种回避和情感分离能够让海伦不再反复纠缠于过去的噩梦中，但它会阻碍海伦与他人建立正常联系，享受日常生活和计划未来。而且她的创伤记忆只是暂时地被压制在大脑的记忆深处，一旦相关的场景触发了创伤机制，创伤记忆就会突然闪回。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海伦重新陷入了惊恐之中，终日担忧日本人会随时来袭。邝丽莎以对海伦的境遇的书写表明了父权制统治严重阻碍了海伦治疗创伤。

　　二、疗伤之旅

　　由于创伤记忆负载着痛苦的感情，受创者本能地要回避它，但是创伤记忆如果不经合理的途径进行转化或升华，会以噩梦的方式不断地闪回，干扰受创者的生活。受创者要走出创伤，就必须要直面创伤，寻找途径将创伤记忆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回到该事件中，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该事件的理解，{17}才能迈出创伤治疗的第一步。邝丽莎在小说中针对如何治疗创伤提供了两种基本的解决方案。

　　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受创者复原的基本条件。弗洛伊德{18}在《悲悼与抑郁症》中认为，受创的抑郁主体会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地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并排斥心理移情。赫尔曼{19}也认为，创伤使人们失去了对人性的信任，对家庭、朋友和社区的依附断裂，自我建构认同坍塌，所以，重构受创者的自我意识、创建新的人际联结是复原的关键。只有“在关系中”，创伤才有治愈的可能。赫尔曼在临床治疗中发现，如果幸存者能够向其他个人或集体见证或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就有可能改变创伤记忆的非正常处理过程，而随着记忆的转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很多主要症状都会缓解，由恐怖造成的躯体性神经机能症可以通过语言得到扭转”，{20}通过讲述和见证，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这种互动不仅能够帮助幸存者整合创伤经历，还能够提供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于重建受创者与他人的联系十分重要。在《中国娃娃》中，格蕾丝、海伦和露比的创伤能够顺利得到治疗，与他人和集体的联系密不可分。

　　首先，姐妹情谊在心理疗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姐妹情谊”这一理论术语出现于20世纪西方后现代女权运动中，由贝尔·胡克斯{21}首次提出，意指女性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关怀、互相支撑的情感纽带。不少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都将姐妹情谊作为重要的书写内容，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的《紫色》、托尼·莫里森的《秀拉》和《宠儿》等都强调了姐妹情谊对于黑人女性争取自己的权益起到的独特的作用，而邝丽莎在《雪花秘扇》、《恋爱中的牡丹》、《上海女孩》和《中国娃娃》中也持续表达了姐妹情谊对女性反抗压迫、建构主体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身处父权制和白人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少数族裔女性之间的爱和联系可以成为她们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支柱。因为她们拥有共同的被压迫的境遇，她们可以以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为靶子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分享苦难，互相汲取生存力量，对抗男性中心价值观和白人至高论。正如小说中三姐妹之一的露比所言：“我们三个像吸附力强大的海洋生物一样黏在了一起。这种感觉非常奇特”。{22}格蕾丝为逃避父亲的家暴离开故乡、来到旧金山时举目无亲，海伦热心帮她在唐人街租房，使格蕾丝和露比有了安全的居所，后来格蕾丝离开唐人街、到好莱坞寻求发展时受尽白人歧视，海伦的到来和陪伴令她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海伦失去丈夫和儿子、被亲人孤立时，是格蕾丝把她拉进了歌舞俱乐部应聘，同露比一起教她学会跳舞，海伦才有机会通过舞蹈来接触唐人街以外的大千世界，逐步摆脱旧日创伤阴影；露比被关进集中营后，海伦的来信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在生活中姐妹三人互相照应和关怀，精神上她们相互勤勉和抚慰。共同的亚裔和女性的身份背景使她们能够认同彼此所遭受的压迫，为创伤的治疗提供强大的精神援助。

　　其次，加强与族裔群体的联系有助于美国亚裔建构主体、治疗创伤。美国少数族裔长期接受强势的白人文化的熏陶，会因为自身所具有的种族特征而厌恶自己，内化民族自卑感，远离族群，竭力迎合白人主流文化。但是这种种族自憎的策略不利于亚裔美国人的生存，只会加剧其伤痛。出于不同的原因，三姐妹最初都显示出疏离族群的倾向，格蕾丝是由于父母刻意的隐瞒对华裔文化一无所知，海伦是因为战争创伤在唐人街被孤立，想要跳出华裔圈子，而露比则因自然地认同于美国人身份而想要摆脱日裔群体。但是远离族群会导致美国亚裔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与族裔群体的联系是必须的。小说中的“紫禁城”和“中国娃娃”这两个歌舞俱乐部给格蕾丝和海伦提供了与族群共存的主要空间。在这两个俱乐部里，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华裔，他们共同致力于为展现华裔演员的独特性、打破白人社会刻板印象而努力。无论是明丽泰的女高音还是马杰克的魔术，技艺之高超都令台下的白人观众“难以置信”，格蕾丝、海伦和同伴们在舞台上专业而活泼的舞蹈彻底粉碎了华裔女性羞怯、沉默的形象，她们自己也因为观众的认可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露比原本完全否认自己的日裔身份，被关进拘留营后，每天都和自己的日裔同胞生活，看到数以万计的日裔在拘留营的悲惨境地，她内心悲痛难忍，开始学会从以母亲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中汲取力量：“请你永远记住，白鬼听不懂我们是哭还是笑，因为他们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保持游戏的心态，很快你就可以展翅高飞、笑对过去”。{23}

　　最后，当亚裔女主人公超越族裔的藩篱，思考战争和种族主义给其他种族和整个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时，个体的苦难在对他人和他族的关爱中得到升华。海伦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者杀死了丈夫和儿子，内心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美国对日宣战后，她努力为战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除了直接到医院里去帮助护理战争中受伤的伤员，即使是外出巡演，她也尽力援助抗日战争：“海军发布消息说需要O型血，我安排所有的演出团成员到伯明翰当地的红十字会去捐血；在蒙哥马利县时，我看见有人摆摊售卖战争债券，我号召大家到旁边的人行道上唱歌跳舞，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买”。{24}走出唐人街后，海伦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种族之外，她外出巡演的演出团里有几名黑人演员，“许多州专门针对黑人实行了宵禁，半夜之后有不少區域不允许黑人进入”。{25}海伦对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十分同情，她主动帮他们购买食物和饮料，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卡鲁斯{26}曾指出，创伤本身可以提供跨文化连接的桥梁，海伦用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将身陷创伤中的个体联结在一起，超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界限，在相互的关爱中一起应对创伤。海伦在与他人的联系中，也重塑了自我，从一个封闭、无助的受创者成长为独立、坚强的主体。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创伤复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创伤叙事则是受创者缓解和治疗创伤的决定因素。赫尔曼{27}认为，创伤记忆是“无语静默的”，通常在“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中”展现。由于创伤经历往往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解，受创主体会本能地将它压抑到潜意识中。创伤研究的鼻祖弗洛伊德{28}率先认识了创伤叙事的作用，指出叙事能够引导意识和激发潜意识，把“谈话疗法”（talk therapy）作为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基本方法。创伤叙事能够帮助受创者把创伤经历从无意识转到意识、探究和理解事件的成因和内涵；在叙事的过程中，受创者能从自己的角度重构事件的过程，从而找到有意义的关系和有价值的生活。因此，临床医学大量采用引导受创者回忆和讲述创伤经历的方法来治疗心理创伤。小说中，露比和海伦的创伤治疗都受益于创伤叙事，但是，她们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露比的创伤叙事是对话式的，具有强大的交流功能，所以，她的创伤复原之路非常顺利。作为少数族裔，她同两位华裔姐妹一样遭受了种族主义歧视，找工作时只能找到女仆、餐馆服务员和电梯看管员这样的工作，但是，露比从不把受挫的经历埋在心底，她选择了把这些当成笑话讲给好友听。露比被关进拘留营后，她设法找到关在同一个拘留营的哥哥，两人的沟通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遭遇并非特例，而是属于所有日裔美国人的集体创伤。在关押期间，露比还不断地写信给海伦，将拘留营的非人生活和内心混乱、复杂的感受直接表达出来。在与哥哥和海伦的叙事交流中，她有机会去质疑美国政府大规模关押日裔美国人的公正性，而对方正面的回应也让她的创伤叙事渠道保持了畅通，使得露比能够对当时的创伤经历进行客观的审视和评估，对创伤保持积极的应对姿态。因为，在创伤叙事中，倾听者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对方的关怀和同情能够给受创者以情感的慰藉。从拘留营出来后，露比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日裔美国人身份，不再刻意隐瞒，倍加珍惜独立和自由，将近70岁时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比起露比，海伦的创伤叙事更加曲折和隐蔽。在华日军的战争暴行是海伦创伤记忆的原始场景，是导致她饱受噩梦、闪回和幻觉的干扰的根源。最初由于得不到家庭和族群的关怀，海伦的创伤无处宣泄，完全处于封闭状态。走出唐人街后，海伦才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小说中海伦对自己的创伤经历的描述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她和格蕾丝、露比相识之初，“当时我住在中国，日本人进行轰炸的时候，我们…我是指我哥哥门罗和我正走在路上，我们看到飞机边上红色的太阳，听到附近村里传来的警报声，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日本士兵端着刺刀向我们冲来。”{29}海伦第一次对她的创伤经历的叙事是含混不清的，她当时为什么会住在中国？日本人向他们射击后发生了什么？她之所以没有进行深层的创伤叙事，原因有二：第一，她不能确认格蕾丝和露比是否为安全的见证者和倾听者；第二，还不存在刺激她将创伤记忆转化成创伤叙事的诱因。海伦第二次的创伤描述发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此时海伦再次有了儿子，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可能再次因为战争失去儿子的恐惧，她向格蕾丝和露比首次讲述了她幸福地嫁回中国、丈夫却被日本人刺死的经历，但是截止此时海伦还没有把儿子惨死和自己曾被轮奸的经历讲述出来，因为这是她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噩梦。小说结尾处，露比控诉海伦不应该向FBI揭发她时，为了得到好友的谅解，海伦才被迫揭开所有的秘密，来向露比解释她为什么这样仇恨日本人：

　　“刺刀刺穿了我们母子，那个士兵抽回了刺刀，大军挂在了他的刺刀上。我的儿子死了，他才三个月大。他用他的小身軀救了我，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然后，那些士兵糟蹋了我…一个接一个…我快要死了，却没死。”{30}

　　这三次的叙事逐渐从破碎含混变得清晰、条理分明，通过循环往复、不断修正和添加的追忆过程，海伦将碎片重整为完整的记忆，最终战胜了自身的耻辱感和沉默，将创伤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廓尔克和哈特{31}认为，创伤得以治疗和修复的标志之一，是受创者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回顾所发生的一切，并将其经历纳入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海伦曾这样回顾过去：

　　“如果来凯还活着，我们现在应该有了好几个孩子，住在我们自己的大宅子里，美满恩爱。不过他要是还在，我永远也不会有机会遇到格蕾丝和露比，我也永远不可能会到俱乐部里去跳舞，不会和埃迪一起去好莱坞闯荡，也不会有机会看到那么多美国的城市。”{32}

　　在这里，海伦尽管依然显示出了对丈夫的怀念，却已经将创伤记忆外化，基于现实的原则对创伤经历重新进行评估，走出了创伤的阴霾。

　　三、创伤叙事之意义

　　邝丽莎在《中国娃娃》中从格蕾丝、海伦和露比的视角追忆和再现了亚裔个体、家族和族裔的创伤历史。这种以追忆和再现为核心的创伤叙事对于当今亚裔女性的现实生存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助于亚裔美国女性建构自我，还承担着重构族裔历史、确立族裔身份的重任。

　　首先，美国亚裔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需要通过创伤叙事来表达自我、探寻身份和建构主体。威廉·布洛姆（William Bloom， 1990）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33}但长久以来，无论是亚裔美国男性还是女性都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其身份的“间际性”（in-betweeness）令自身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这些人出生、成长、受教育都在美国，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思想上倾向于美国的价值观。可是无论他们美国化到何种程度，白人主流社会依然把肤色相异的他们当做少数族裔，他们既不是白人眼中的“美国人”，也不是本族人眼中的“自己人”。正如林英敏（Amy Ling）曾说：“从隐喻的意义上讲，他们变成了拉尔夫·埃里森小说主人公那样‘看不见的人。”{34}两个世界之间的夹缝生存的创伤体验令这些亚裔美国人感到困惑和挫败，邝丽莎也是其中一员，她曾在《百年金山》前言中提到：

　　“我所采访的许多华人谈及白种人的时候都用‘老番、番鬼、白人和‘白鬼这样的字眼。往往会有人解释说‘知道吗，她和你一样，是白种人。他们绝对不会知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是多么惊讶。因为多年来在店里或是参加婚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华人。”{35}

　　同亚裔男性相比，亚裔女性身处双重边缘化的境遇。除了要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她们还要应对父权制的禁锢。为了打破束缚、表达自我，不少亚裔美国女性选择了写作作为创伤叙事的手段。华裔女作家汤亭亭、谭恩美、邝丽莎等，在作品中不仅重写了亚裔女性的创伤经历，还在虚构和非虚构、编造和再造之中，大胆颠覆了白人主流社会和父权对亚裔女性的统治。汤亭亭的《女勇士》以讲故事的形式描绘了几位不同的华裔女性所遭受的种族与男权压迫，抒发了她对这种双重压迫的愤恨，也展现了她从自我憎恨到反抗、最终确立自我身份的成长过程；谭恩美在《喜福会》中书写了四对母女如何应对婚姻和生活的不幸遭遇，以此来表达华裔女性对过去和当下生存状况的反思；而邝丽莎的《中国娃娃》除了探讨以格蕾丝和海伦为代表的华裔女性成功摆脱创伤、重塑自我的历程，更首次在作品中把焦点投向以露比为代表的日裔女性，塑造出一个充满反叛精神和斗争意识、追求多元文化身份的女性形象。作家们通过写作实践改变了亚裔女性被噤声的状况，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也为解构和重构美国少数族裔身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邝丽莎的创伤叙事对于重新构建亚裔美国历史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托尼·莫里森指出：“掌握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要了解自己，人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历史。”{36}现代历史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官方的、殖民的现代历史，具有全知叙事、抽象和客观的特点。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如少数族裔的历史尽管充满了创伤，却被官方历史刻意地压制和隐瞒。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历史是伤痛，它拒绝欲望，对个人和集体行为进行无情限制。”{37}邝丽莎反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行径，在《中国娃娃》中，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重写亚裔女性在二战前后所遭受的种族、战争和父权制所带来的创伤，以个体的、活的创伤叙事来对抗官方的档案式记忆。对于亲近华族文化的邝丽莎来说，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亚裔创伤的表征。因为从书写手段来说，小说能比历史叙事更灵活地表现创伤。邝丽莎通过整合、重新编辑现实中亚裔美国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构造出了文学世界中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表征不仅可以“解构主流社会广泛认同的‘大众所知的历史，以文学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破除种族刻板印象”，{38}还能将原本属于亚裔个体的创伤记忆与集体的、世界的和整个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补充历史真相，反思现实，建构未来。

　　四、结语

　　邝丽莎的《中国娃娃》表现出反男权、反东方主义和反他者化的鲜明立场。邝丽莎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不仅能够启发亚裔美国女性进行自我身份建构，还能够记录历史、修正历史。此外，邝丽莎以小说人物应对创伤的方式隐喻地指出，要治疗创伤，必须打破孤独和封闭，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结中将隐秘、难以言说的创伤记忆逐步地转化为创伤叙事，积极重塑自我、建构主体和客观评估过去，才能走向创伤治愈之路，重拾共同抵御灾难和邪恶的信心。21世纪，全球频发暴力冲突和自然灾害，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伤体验，对于如何疗治创伤，邝丽莎的《中国娃娃》给出了极有意义的启发。

　　①⑧{26}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p6， p3.

　　②④{18} 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③⑤⑨{14}{15}{16}{22}{23}{24}{25}{29}{30}{32} Lisa See. China Do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117， p288， p289， p272， p32， p185， p52， p215， p306， p307， p51， p356， p305. 文中所有China Doll引文为本人翻译。

　　⑥ Frank Chin， et al.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viii-xxviii.

　　⑦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國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⑩ 日本移民被称为一世（Issei），他们的子女被称为二世（Nisei），第三代为三世（Sansei）。

　　{11} 薛玉凤：《美国文学的精神创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12} 戴超武：《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拘留政策》，《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

　　{13} Kai Erikson.“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Cathy Caruth，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5， p187.

　　{17} 柳晓：《通过叙事走出创伤—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

　　{19}{20}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p14， p83.

　　{21} 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7}{31} 王欣：《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8} 转引自刘荡荡：《表征精神创伤 实践诗学伦理—创伤视角下的〈极吵，极近〉》，《外国语文》2012年第3期。

　　{33} 莱恩·T·塞格尔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学研究中的新视角》，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34} 蒲若茜：《多元·异质·杂糅—论亚裔美国文学之族裔身份批评的分化》，《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35} 邝丽莎著，王金凯译：《百年金山：我的美籍华人家族奋斗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6} Philip Page. Dangerous Freedom：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 p29.

　　{37}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2.

　　{38} 蒲若茜：《華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暨南学报》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Healing Journey of Asian-American Women： China

　　Do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Dong Qiufang

　　Abstract： Trauma writing is the focus of China Dolls， a novel published in 2015 by Lisa See. With its trauma narrative on three Asian-American women， the novel reveals the hurt patriarchy， war and racism have done to Asian-American women and such a trauma narra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sian-American women in healing their trauma and constructing subjectivity.

　　Keywords： Lisa See， China Dolls， tr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