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和大马显然具有政治、社会和族群结构上的差异，不过不管是在二战前或战后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过去的历史中她们都经历了漫长与艰苦的殖民统治压制，但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战后虽然独立/光复了，并不意味着当家做主，只是换了另一个政权、另一个主子。台湾人从日本人的统治改为国民党当政，大马华人从被英国人殖民换成被马来人主导，同样是被边缘化的命运。在这样的基础上，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如何再现这些过去的政治和历史，把它们置于同一个平台，显然是具有比较与分析的基础。本文尝试以两位著名小说家，即台湾的李乔以及马华的驼铃作为具体的比较对象，通过他们的三部涉及政治与历史的中长篇小说作为对比文本，以政治抵抗的视角勘察他们书写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这项比较也希望展示两地的政治生态与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两地的作家如何替底层受压制的群体发声。
关键词：台湾；马华；中长篇小说；政治；抵抗；弱势群体；国族寓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035-11
一、前言
台湾和大马显然具有政治、社会和族群结构上的差异，不过从战前至今，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二战前两地都曾被殖民，台湾从西班牙-荷兰到日本，大马从葡萄牙、荷兰到英国①，经历了数百年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被殖民史。二战时大马被日本统治了三年零八个月，日军掳掠、抢夺、奸淫、残杀无所不为，人民生命如草芥，但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战后虽然独立/光复了，但是对于台湾人与大马华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当家做主，只是换了另一个政权，另一个主子。台湾人从日本人的统治改为国民党当政，大马华人从被英国人殖民换成被马来人主导，同样是被边缘化的命运。在这样的认知上，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如何再现这些过去的政治和历史，置于同一个平台上，显然是具有比较与分析的基础。
台湾苗栗出身的李乔（1934-）和来自大马霹雳州的驼铃（1936-）年龄只差两岁，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台湾称为三年级生，在马华被归类为三字辈作家。他们经历的大时代相当接近，太平洋战争、日据时期、反殖民运动、国家光复/独立、政治霸权的延续等。他们两人都出身卑微与贫寒家庭，出来社会工作后选择进入教育界服务，原名李能棋的李乔曾担任了20多年的中小學教师，1981年退休；原名彭龙飞的驼铃更是数十年如一日，36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至1991年退休，并于2005年获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发表扬勋章。此外他们也很早便提笔写作，李乔1962年开始从事创作，主要写小说，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驼铃则在中学时期便开始写作②，19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吉打的人家》（驼铃，2002：147），后来从诗转入小说，以深入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2012：iv），虽然创作量比不上李乔丰富，但也有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出版，在文类的选择上两者还是挺接近的。这两位前辈作家的创作特征也有相似之处，主要以写实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③，并喜欢探入政治和历史大叙事。他们也是文坛的长跑健将，从事文学创作超过一个甲子，并仍然在文学上进行探索，偶有新作推出。两者都曾经获得文学大奖表杨，李乔曾获第十届台湾国家文艺奖（2006年），驼铃则被授予2004年亚细安（东南亚）华文文学奖。
在相同之中两者也有差异。李乔属于比较纯粹的作家与知识分子，而驼铃除了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之外，他也是一位行动者，曾参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外围组织，因此于1974年被政府逮捕，关押在著名的甘文丁政治犯扣留营五年。实际上，驼铃出身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实兆远，这地方也是鼎鼎大名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出身地，他成长与受教育的历程也和陈平近似，因此走向红色革命并不意外，但他始终没有像陈平那样加入武装斗争。
本文尝试以两位作家的3部涉及政治与历史的中长篇小说作为对比文本，通过政治抵抗的视角勘察他们的书写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这项比较也冀展示两地的政治生态与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李乔方面，所选的3部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小说《寒夜三部曲》（1981）④、《蓝彩霞的春天》（1985）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下册）（1995）；驼铃方面则集中在中篇《硝烟散尽时》（1991）、另两部长篇《沙哑的红树林》（2000）与《寂寞行者》（2006）。所选的这些作品，不论是李乔或驼铃的，都涉及历史、政治及社会大课题/大叙述。（李乔，1983：2；驼铃，2012：v），而且都以书写政治抵抗为主旨。
二、底层人民/弱势群体的“合法”抵抗
李乔或驼铃的小说不约而同的从底层人民/弱势群体的视角去书写政治抵抗。小说主人公都是社会中最草根的一群，一无所有，经常面对生活的压力，为了生存往往铤而走险，具冒险和开拓的精神。无论如何，他们的遭遇总是很坎坷，经常要面对强势者的欺凌、压抑、侮辱、耍弄，甚至暴虐的对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们往往不顾一切，和强势者/强权者对着干，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命自由，以及作为人的最基本尊严。这与史碧瓦克（G.C. Spivak）所提出的弱势群体/次民族（subaltern）的抵抗颇相近，抵抗的性质经常是本能的、被动的、但往往又是激烈与悲剧性的（Spivak， 1994：93-95）。这些群体的抵抗在女性主义、后殖民、少数民族、同志书写、黑人文学里普遍地被表述。处在无权无势无资产无靠山无天理无公义的边缘族群，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而李乔和驼铃的共同点在于很自觉的为这些弱势群体发声。
李乔说他自从1976年写作《结义西来庵》开始走向历史书写后，关注的就是那些在官方历史中被抹杀或消音的小人物和族群，当然也陷入历史苦海中载浮载沉。（1981b：523）。驼铃在《沙哑的红树林》的序中也有一段很强烈的告白，说他的文学书写由始至终都是在写小人物、寻常百姓家，而没有意图突显英雄人物。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要看英雄人物，请不要读我的小说，以免你们会大失所望”（2000：1），故鲁原所谓的“平民视角”的写作（2002：51）是对驼铃小说创作的恰当归纳。
弱势群体的抵抗经常从他们自身的不幸与悲惨遭遇为出发点，他们的痛苦经常来自于强势者/强权者对他们的掠夺、剥削及欺凌。在殖民、封建/半封建、战争、自由民主没有被张扬、公正平等没有被伸张的时代，弱势者只有用个人微薄的力量，或个别微薄力量集合起来的集体势力，与强权者周旋，但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提起勇气一搏，或者在极端隐忍后才把自己豁出去。李乔在《荒村》中写到二林事件被逮捕的李应章医师要求公平审判时，日本查案官却说：“法律，俺们订的，俺解释的，呵呵！省一省嘎宜！请汝也试试本分室纳体刑啅！哇哈哈！”（1981b：257），在日据时期，自己不只无法获得公正的审讯，还要无辜地挨难以忍受的身体刑法，以屈打成招，有人因不堪体刑而自杀。另外主人公刘阿汉控诉日本殖民者：“抢我土地，杀我同胞——还无缘无故打得我半死”（1981b：74），表达了受异族统治的悲惨命运；阿汉的战友大南势人林华木和刘俊梅家族本来有“十几甲自己垦殖的山园，过着颇为安定的日子”，可是日本总督府为了让退职官吏永住台湾岛，开始办理所谓的“官有地拂下”，强占了他们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处在惊慌失措而又怨恨愤怒之中”（李乔，1981b：8、137）；另一位抗日份子郭秋扬在农民群众大会激昂陈词：“全台四百万同胞完了！大家会被榨尽膏血，变成奴隶，变成牛马！”（1981b：135）提醒台湾人如果再当顺民不敢反抗，将会被统治者逼上死路。这不是梁山故事官逼民反的再版吗？殖民强权者草菅人命，被殖民的弱势群体的生命犹如草芥虫蚁。刘阿汉被审讯时，一位日本巡查所说的那句话最能表达弱势者的境况：“告诉汝：杀掉一个汝们，踏死阿蚁公一只一样”（1981b：65），这种强权者的跋扈残暴的心态与行径，孰可忍孰不可忍。驼铃的《寂寞行者》写到日军的残虐暴戾，单单在森美兰州，“三千人民的血海深仇，就这样一笔勾销了么？”（2006：234），导致人民抗日军的成立，与日本侵略者武装对抗。《硝烟散尽时》的主人公晓峰目睹自己的母亲被英国人所“抢占”，见到英国军警残酷杀害反英份子，再把他们暴尸街头，以及为了剿共而把他们迁移到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美其名称为新村），这是他后来反英反政府的导因。驼铃《沙哑的红树林》中的主人公林金枝眼见马来人两次的排华，一次在新加坡（1964年），一次在吉隆坡（1969年），多少無辜的生命被杀害，瓦解了他对和平的盼望，决定走入森林拿起武器和政府抗争。
三、抵抗的书写方式
1. 英雄化策略
弱势者的抵抗往往都是被动的，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暴发，但却是可歌可泣。李乔《寒夜》中的彭阿强等小农都只是想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把荒地开垦为良田，但是面对死死相逼的大恳户叶阿添，他们唯有拿起武器来自卫，但是对方却具有官府的包庇，一直处于优势，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代表弱小群体的彭阿强只有和代表强势的叶阿添拼死一搏，最终同归于尽。双方的武斗中，强势的叶阿添手持大刀向弱势的彭阿强死命劈砍，而彭阿强却是赤手空拳迎战，挨了很多刀，血流如注，但对方的喉头被咬碎了（1981a：437），提早死于非命。这种死法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弱势者要把强势者的声音（喉头）消灭，让他们完全发不出来，因为强势者往往捏造很多似是而非的话语，来压制与欺凌弱势者，这样的抵抗书写非常细腻到位。
驼铃在《沙哑的红树林》中主要写林金枝这位小人物的个人斗争史（黄侯兴，2002：8），虽然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的家族斗争史有些不同，但是抵抗的方式，即弱势者对强势者的被动式抵抗却很一致。出身贫困割胶工人家庭的主人公，凭借本身的坚韧不拔顺利高中毕业，但是种族威权政治让他高不成低不就，只能当一名没有正式名分的合约教员。由于高中时无故卷入罢免校长的风波，使他的身份变成为敏感，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面对政治部（情治人员）的干扰，使他烦不胜烦，后来跑到新加坡任教，甚至担任书店的小职员，但都不顺遂。后来连续目睹在新加坡1964年与吉隆坡1969年两次的排华动乱，眼看无辜的同胞被马来族所杀害，在极度悲观绝望的情况下，他忍痛抛下年轻的妻子和两名稚幼的儿子，毅然投身马共的武装斗争，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展开了19年的游击战，直到最后马共与政府在1989年和解，才重返社会。他似乎是“凯旋”归来，收获满满。19年不见的两个儿子一位是医生，另一位是准律师；当年年轻的太太虽然改嫁，但是他却带回了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革命红颜知己——红梅。
《沙哑的红树林》虽然着眼于个人的抵抗史，但是个人的抵抗往往与族群的抵抗微妙交汇，成为具有声势/强大的抵抗群体。这与李乔在《寒夜》中个别小农一开始的团结，中间压力越来越大时，往往有人站不住脚而立场摇摆，不过到了最紧要关头时，弱势小农又毅然决然的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不过作者有意突出彭阿强这位主人公的胆识和勇气，作为弱势者力量的具体展示，这种突出使弱势者转化为强者/英雄：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勇者无惧、为“民”除害；反观压迫者叶阿添反而变为弱者，要借助兵器，还有十多廿来个打手在旁压阵，才敢和彭阿强单挑。虽然双方最后都阵亡，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者的用心，显然是站在弱势者的角度和立场“英雄化”弱势者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刻画在《荒村》中的抗日英雄刘阿汉，以及《孤灯》中的“逃亡英雄”刘明基中也一再重复。
同样的在驼铃的政治抵抗小说中，这种“英雄化”弱势者的策略也有所发挥，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硝烟散尽时》中小农出身的主人公吴晓峰虽然因父亲参加马共的武装斗争，母亲改嫁，而从小被遗弃，但他从不埋冤父亲，反之父亲留给他的是英勇崇高的形象（驼铃，2012：231）。在马共的书写中，“父亲”往往因为“上队”进入森林和政府打游击战而抛家舍妻弃子，产生“父亲缺席”以及“寻找父亲”的情节结构。不仅驼铃的小说有出现，在其他作家如小黑的马共书写中如《树林深处》、《细雨纷纷》等也一再出现。不同于小黑的“不尽责的父亲”形象，驼铃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理描绘那些参加马共斗争的父亲，进而把父亲刻画成“英雄人物”（驼铃：2012：261）。
马共正式成立于1930年，日据时期，马共曾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人民对抗日本，抛头颅洒热血。日本投降后，又和英殖民者进行武装斗争，争取马来亚的独立。他们的英勇抗争赢得了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族的敬重。但是，由于英殖民者的反共宣传和煽动，马共被标签为极端的华族沙文主义者，让马来领导精英感到担忧。再者，共产主义者不信宗教，又和笃信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格格不入（虽然马共成员中也有少数马来成员），这使到马来人非常排斥马共，连带的也对华人不信任，怀疑每个华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马共份子，对独立后的种族和谐具有负面效果。因此，隐喻马共的“父亲”形象，往往又被刻画为“不尽责”的父亲，为了个人的理想而不惜牺牲家人。这种对马共的负面刻画显示了华人对马共斗争的矛盾与复杂的心态。无论如何，驼铃作为曾经参加马共外围组织的一份子，以局内人的眼光叙述，对马共斗争表达了支持、理解与同情，直接表露在小说人物的形象刻画上。例如在《硝烟散尽时》主人公的母亲改嫁给一位高头马大的英国军官，但是很快这个后父便被马共打死了，后父的形象虽然威猛，但是却不堪一击。（2012：252-253）反觀他的父亲在森林里头艰苦作战，不分昼夜寒暑，最后全体马共放下武器时，虽然失去了一个手臂，但是却仍然非常硬朗健硕，相比之下，强势者和弱势者的身份对调了，这与李乔在《寒夜》中的例子如出一辙，具有令人出乎意料的相似。
《孤灯》中华子的抵抗同样也赋予英雄化的光环。华子为换取男友刘明基不被征招而不惜卖身，但后来却被发觉自己被日本军官田内少尉所骗，甚至被辱成孕，后悔不已，气急败坏的说：“四脚仔啊四脚仔！真的我就这样平白的被污辱、欺凌吗？”（李乔，1981c：85）。有冤无处伸的华子，后来申请到菲律宾当护理，希望能见到男友。当她接到刘明基不堪折磨而死的消息后，信以为真，在伤心欲绝的情况下，“她点燃提来的汽油，引发高级汽油爆炸，然后整个火药库就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1981c：483）；火药库是日军扩展野心的“燃料”，也是他们侵略他国/族的“弹头”，华子以个人弱小之躯直袭敌人的心脏——炸毁庞大的火药库，是要让他们在没有燃料和弹头的情况下走向败亡，也要向大日本强权者展示了弱势者的大勇和大无畏的精神。刘明基在菲律宾服劳役时受尽各种折磨，但是当日军败阵后他们展开大逃亡时，明基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他背扛曾经折磨他的受伤三脚仔（台奸）野泽三郎，他一直想保护那位他认为是好的日本人的增田队长，他肩担着好几位台湾同胞的骨骸，他在受土著包围四面楚歌时，竟然能够逃脱围剿，在这些描写中，弱势者顿时成为了“英雄”！
2. 国族寓言/政治隐喻式的写作
以隐喻性/国族寓言的方式去书写，也是弱势者对强权的抵抗的另一种文学表现范式，这种方式接近于詹姆逊（F. Jameson）所提出的国族寓言，这在第三国家或前殖民的国家的文学中特别显著（1986：65-68）。在李乔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类书写方式，尤其在《蓝彩霞的春天》。这部小说当然可以用很写实的视角去解读，即反映了台湾人肉集团逼良为娼的悲惨社会课题，但是也可从国族寓言的视角去诠释，其中彩霞彩云姐妹二度被人肉贩子所转卖，被蹂躏、被鞭打、被性虐、被囚禁，过着非人的生活，几乎可以是整个台湾国族的命运的隐喻。
彩霞姐妹因父亲遭受工伤，不只无法工作，还得经常到医院复健，为了生存把两个亲生女儿卖给人肉贩子。这让人联想到当年清朝政府被日本打得遍体鳞伤，为了自保而把台湾（马关条约/乙未割让）割让给日本（李乔，1989：30）；日本投降后，台湾又被大陆国民党政权所接收，似乎有二度被卖的含义。在这过程中，显然主子都是外来的势力，台湾人仍然是受制于人，无法当家做主，命运和彩霞姐妹类似。这二度被卖的政治隐喻，在更早的《寒夜三部曲》中已运用了。那位在三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灯妹，也具有同样的命运。灯妹是连着脐带被生身父母所抛弃，然后被黄氏家庭所救，再卖给杨家，之后再转卖给彭阿强家当童养媳，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生命无法自我主宰，因此她后来再穷，也不把女儿卖为童养媳。当中隐喻了现实中台湾人的命运似乎就像童养媳一样。
蓝彩霞最终以激烈的方式进行抵抗，把一直操控与蹂躏她们的人肉贩子庄国晖庄青桂父子刺死（李乔，1985：317-327），虽然她最终面对牢狱之灾，但是她总算是摆脱了要在大庭广众演活春宫的侮辱，找回了自己的自尊，也救赎了她的妹妹彩云，脱离魔窟，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庆幸自己总算提起勇气，去对抗强权者，并把强权者打败。弱势者经常处于隐忍，但是当忍耐到了极限时，他们的“合法”抵抗往往是暴烈的，这似乎是李乔置于此部小说之中的潜台词。
相比之下，驼铃这3部小说还是比较倾向写实的，没有类似李乔的《蓝彩霞的春天》这样通篇蕴涵国族寓言的作品，不过文本中局部的政治隐喻还是可以被解读出来的。其中最显著的是橡胶/胶园，因为这3部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和橡胶/胶园有微妙关系。“胶林，我的母亲，我们都是吮吸着您的胶汁长大的孩子”（1995：120）这句话很能表达橡胶与他们的微妙关系。《硝烟散尽时》的主人公吴晓峰本身就是一名割胶工人；《沙哑的红树林》的主人公林金枝出身胶工家庭，未出来社会工作前也割过橡胶；《寂寞行者》中有不少的人物也是割胶工人。橡胶在1877年从巴西再辗转伦敦与新加坡引渡来马来亚种植，并一举成功而曾一度为大马重要的经济命脉，也成为殖民者和资本家剥削的一个重要文学符码。相对于殖民者与大园主的银满钵满，割胶工人的遭遇却是一首又一首的哀歌，这在战前的马华作品中已经有很多再现。在驼铃的小说中，割胶工人表征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一群。他们总是被当权者与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例如在《沙哑的红树林》中胶工千辛万苦割出来的胶汁却给资本家“吃秤头”，一天的血汗竟有一半被吞掉；在《硝烟散尽时》中主人公的母亲因为不堪割胶工作危险又清苦而到镇上当家佣后被雇主英国军官所霸占；《寂寞行者》中很多政治抵抗的谋划与实战，大都在胶林深处中发生与执行，胶园也成为政治抵抗的重要场域。
另外一个带有政治隐喻的符码是红树林，大马是世界其中一个具有最多红树林覆盖的国家，红树林在海岸线边缘随处可见。在《沙哑的红树林》中，当主人公林金枝结束了十九年的马共游击队的斗争，带着自己的同志伴侣红梅坐船出海时，向红梅介绍了三种红树林的类别：“那些长在高地上，结着圆形果实的，叫着王家来，这些长在烂泥滩上，撑着气根，结笔杆型果实的，叫着五脚炉，是数目最多的一类。另外还有一种叫加锭的，这里比较少见”（2000：385），这三类红树林隐喻三大民族（王枝木，2002：118）第一类可以隐喻华族（圆形、王家），第二类马来族（泥、根、笔杆、五脚），第三类印度族（锭、少）。他们就像红树林：“尽管地壳断裂飘离，仍然抓紧脚下的土地，尽管风雨和波涛在打击，……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难怪你的嗓音如此的沙哑，原来是在忧患中挣扎长大。”这段描述具浓厚象征意蕴（鲁原，2002：49），显然斗争归来后的主人公林金枝，对族群关系有更深的体会，不完全把社会问题归咎为马来人的霸权，而是少数政客的煽动，以及资本主义体制的剥削本质等。他认为广大的马来人还是朴质亲善的。他以一种理想主义笔调憧憬着三大种族，即华人、马来人及印度人能够精诚合作，在本地扎根，风雨同路，祸福与共，抵抗那些种族主义的政客，以及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制度，以创造更美好的家国。
李乔小说的主人公大都也是出身农民或农家子弟，尤其是《寒夜三部曲》与《蓝彩霞的春天》；《埋冤》的主人公林志天和叶贞子则比较属于文化与教育工作者，这也是驼铃小说人物的另一个主要类型。相对于胶园，李乔小说则比较突出番薯/番薯园和甘蔗园，特别是在《寒夜三部曲》中。蕃仔林的开荒小农多为种植番薯，这大概是当时台湾贫民最主要的粮食。彭阿强一家除了大节日，平时几乎都是以吃番薯充饥，其他家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番薯和下层/贫民的概念似乎可以挂上等号。对于离家的游子来说，番薯也成为思乡/家乡的代名词。这也难怪在南洋服劳役的刘明基，有一次营里派给台湾番薯果腹，他竟然喜出望外，难以自禁：“台湾的番薯！台湾来的番薯……明基长期沉睡状态的情怀，不由激荡起来……又是一个天大恩典”（李乔，1981c：198）。《荒村》里描述的二林事件中，二百多蔗民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蔗园中守着自己的作物以免受侵犯者砍伐。当来犯者执意要收割他们的甘蔗时，他们就地取材以甘蔗来攻击这些强占者，大有“以吾人之蔗还治其人之暴”，一时甘蔗枝漫天飞舞，让来犯者日本官矢岛与远藤等狼狈不堪，落荒而逃。这样的描述无疑的增加了文学抵抗的趣味性，虽然这种的抵抗让蔗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1981b：242-253）。
在李乔的小说中，另外一个隐喻的运用是高山鳟与银戒子。高山鳟本来是产自北方的一种鳟鱼，但是当它们成群结队的南下，遭遇地壳板块的移动，使他们无法游回自己的故乡，只好滞留在台湾的山区湖泊。这似乎隐喻被征到南洋服兵役或劳役的成百上千台湾青年，死的死，伤的伤，侥幸幸免于难的要回到台湾似乎又千重万隔，望乡兴叹，一如这台湾的高山鳟。而银戒子在《寒夜三部曲》中也是贯穿全篇。先是在《寒夜》中刘阿汉送给灯妹作为定情之物，后在《孤灯》中灯妹把银戒子给被征去南洋的尾子刘明基带着，作为一种希望的象征，母亲嘱咐：“你记住，要把戒指戴回来，还给阿妈”（1981c：28、513）。银戒子确实也成为刘明基的盼望，他不时把银戒子掏出来“捧在胸前抚着、摸着，也拿出来碰一碰嘴唇。”（1981c：193）；无论如何，在小说的末尾，明基突然发觉“戒指，阿妈的戒指丢了”（512），心里异常慌张，隐喻着回归之路似乎已无望。这就像高山鳟那样被大陆所阻隔永远回不去了，令人无限唏嘘。
另外，同样在李乔与驼铃的作品中都有出现的比喻，就是关于那些卖族求荣的人的比喻。他们为了一点利益残害自己的同胞，令人恨之入骨。在台湾把这种人称为“三脚仔”（台奸），相对于日本人的“四脚仔”，在大马则把这类人称为狗或走狗。《荒村》中有一段记述了“三脚仔”的由来，说明治三十二年，台湾总督府为了深入清查抗日可疑份子，开始采用台人当巡查补，从此台湾籍的“三脚仔”正式诞生，这一年内，全台义民被逮捕处死的有一千多人（1981b：55），主人公刘阿汉第一次被捕也是因为巡查补余兆贵所告发（1981b：61）。《孤灯》中的主人公刘明基在逃亡时心里很想把三脚仔野泽三郎（黄火盛）给杀之而后快，野泽在督工时狐假虎威很恶劣地对待他们。无论如何，明基最后不只没有杀他，而且还救了他一次。但是野泽最后还是难逃一死，而临死前还希望自己能魂归台湾，因为“一种，台湾人嘛，回，回台湾的心愿……”（1981c：464）；最后这些三脚仔还不是回到自己的土地和族群的认同来，与之前死要当日本人的心态完全相反，这难道不是对这些人的激烈批判吗？驼铃《硝烟散尽时》主人公在小学时，校长被“走狗”抓去了，主人公不禁内心自问：“很多没有骨头的人，为了一点利益，都甘心做狗”（1995：44-45），借着孩童的视角对这些不惜出卖自己族群获取蝇头小利的败类进行批判。
四、抵抗的觉悟与寻路
弱势者的抵抗虽然经常是本能的、被动的、后发的、无奈的、悲剧的，但是在抵抗的过程中，却也并非完全是出于一种盲动的，或完全漫无自觉与方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抵抗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总结出宝贵的经验，逐渐产生清晰的意识，或者一种理想，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不论这种理想或方向最终成功与否。
李乔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下册）是一部书写台湾历史上最大惨案——二二八事件的小说（1995b：1）。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人最痛苦的伤口，是极度敏感的事件。这部小说其实不完全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对作者而言也是如此（1995b：643），因为上册是根据真实历史材料，通过口述历史与亲历者的供证而写，拥有很大的史料含量（张怡宁，2011：135），下册是以文学的形式写成，采取了上实下虚的策略，以平衡作者在文学与历史的两难（李乔，1995b：644）。无论如何，这是李乔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大制作”，作者自述说比百万字的《寒夜三部曲》还要艰难十倍（2006：55），因为它直面台湾当代史中最黑暗与罪孽的一页，而这段记忆曾经是官方最想避开的史实，李乔自觉的挖掘，“呈现二二八的全景，并释放其意义”（1995b：643），实际上隐含着对官方中华民族趋向下的历史记忆的高度批判和挑战（张怡宁，2011：136）。李乔从1984年《泰姆山记》开始碰触二二八的课题，并咬紧不放，这是他从70年代后半叶以来进入历史书写后的重大书写计划（李永炽，1995：3）。正如卢建荣所说：“李乔笔下的殖民主个个都是道德的侏儒。人我之间的高下立判，正是作者族群书写的寓意所在。”（1999：119）相对于过去的殖民主而言，《埋冤》所再现的是来自祖国领政者接管台湾后，对台湾人施加的惨无人道的暴力，无怪乎小说中不断地喊冤：“伤心啊！伤心他们无辜屈辱惨死；更伤心的是他们热爱的祖国，何以如此血刃相向？祖国啊！祖国啊，天理何在！”（李乔：1995a：584）小说真实地记述了基隆、台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镇压二二八的惨况，企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让读者读后毛骨悚然，惊愤不已。譬如在国民党军队震慑教育加补强教材双管齐下，基隆市混乱中宰杀的26位学生，一律补行削耳切鼻唇之刑，再把生殖器切掉（1995a：199）；蕭朝金牧师，三青团冈山地负责人，被杀后暴尸三日，死前受过难以想像的酷刑，鼻子、耳朵被割掉，脸颊胸膛刻着数十道深浅不一的刀痕（498）。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政府军对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在各地所进行的集体屠杀、投水抛海等（1995b：3），死难者更不计其数，根据作者的估计，死亡人数至少有19146人（李乔，1995a：3）。可见李乔是非常自觉的要把这段国民党一直保持缄默的历史，重新置于阳光底下。而在这种真实展示的过程中，难免会让解读有不同的理解，宋泽莱认为：“以暴露台湾人被屠杀、虐杀及自我扭曲、心理交战的过程，为的是使台湾人痛苦的叫喊、激动的情绪可以宣泄出来而写。”（1998）无论如何，陈芳明则诠释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在对抗国民党所建立起来的大中国叙述时，其实李乔也选用了另一种大叙述的策略。……亦即把统治者描写成邪恶的、粗暴的角色，而台湾社会则是属于正义的、升华的受害者。”（2002：114）不论是对自我/台湾人极端苦痛的一种宣泄或呐喊，或者是对统治阶层的妖魔化企图，都是弱势者心灵创伤与苦痛记忆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李乔的书写更具超越意义的是在批判后的反思。正如张恒豪所言，《埋冤》对战后台湾人民反抗精神史更为全面又深入地探讨和反省（1997）。这种反思 / 反省使这部小说具有更深的内涵，而这层意义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下册，尤其通过叶贞子母子和林志天夫妇的故事深入剖析。
记者林志天因参加二二八反抗行动而被关押，在监狱中接触了红色台湾的代表，并感受到他们在台湾监狱中势力不断的膨胀（1995b：455-487）。无论如何他并没有盲目地受其影响，他总觉得这不是台湾的未来路向。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中，让他沉静下来进行很多的思索，对自己的命运以及家国的未来他不无感慨地说：“当年无知无觉而被殖民者指为反日的青年，在冤屈的炼狱中却也真的培养了反日的思想，而且偷偷思慕那未曾谋面的祖国。谁知道那夜思梦想的祖国，竟然是全身脓疮、恶臭四散的家伙；在相聚两年不到的时间就赏台湾人以堆尸如山、血流成河的恩典！”（李乔，1995b：146）有了这样的认知，他开始对祖国有不同的心态，认为不能再对它存有奢望，从今往后只能靠自己/台湾人了，因此后来林志天改名为林志台，从虚幻理想的“天”，转为具体当下的“台”湾。借用李永炽的话可以很贴切描绘林志天的心境：“幻想中国已被具体中国所取代，相对的，具体台湾逐渐凸显出来”（1995：2）林志天的自我发现——发现台湾，产生台湾意识，是在这部作品中的重要转折点。
有论者认为，李乔1977年出版的《结义西来庵》是台湾意识的开始（张怡宁，2011：83），而这种台湾意识/认同在他1981年发表的《寒夜三部曲》中显然成型，在《荒村》中刘阿汉在扣留所被日本巡查拷问时，否定了自己是“清国奴”与“日本人”的身份，并毫不畏惧地强调自己是台湾人（1981b：66-67）。这种台湾认同成为李乔抵抗书写的重要觉悟。这种台湾意识更具体地说是回归乡土、回归土地，返回民间/ 庶民：“土地就是所有归宿的意思，人民就是我群的共同命运”（李乔，1995b：487）在《荒村》中，李乔很形象的把土地类比为革命的领导者。当大小南势的农民起来维护自己的土地而抗争时，当中的刘阿汉被巡查问及谁是领导者时，巧妙的回答说：“土地……土地自己，它们不肯落入强权之手，是土地在领导大家哪。”（1981b：146），把土地人格化为抵抗的领导人，土地的观念使台湾的意识具有质感。李永炽说台湾人没有共有的质地：“战前延续下来带有土地感觉的作品稍微弥补了台湾人的一丝尊严……文学的倾向由认同土地的乡土文学扩大为共同历史经验的文学呈现”（1995a：2-3），或许李乔正是要借着土地的观念维护这项台湾人的尊严与扩展共同的族群历史经验。
林志天的未婚妻琼玉也被赋予某种作者的理想，她是坚韧不拔、忠贞不二、默默耕耘、不惜代价的。等候自己的未婚夫17年才出狱，这对一位未嫁的年轻女子是耐心与决心的严峻考验。她虽然也曾经被打败，不厌其烦的不断被监视，那次无法进入绿岛会见未婚夫时，她一时气结而投海自尽，但幸运被救起之后她不再软弱，她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默默奉献，同时耐心等候林志天的被释放。皇天不负苦心人，志天被释放后，马上和她完婚，总算是熬出头来了。靠着自己的耐心决心、坚忍不拔、默默奉献，是作者为弱势者归纳出来的人生哲理。
另外一个主人公叶贞子的苦难也让她更坚强。她虽然在国民军中山堂学生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但是却被逮捕然后被轮奸，而且也受辱成孕，后来生下一儿子。她的遭遇所留下的阴影让她从此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一次的婚姻失败后，她从此未嫁，含辛茹苦养大孩子。但是她后来却选择了向主流靠拢的价值观，即所谓的“阿山化”或“中国化”。无论如何，尽管她讲得一口流利的国语，并要求自己的孩子浦实也要说标准的国语，但是她仍然无法成为真正的外省人，身份上还是被配置为“台湾底”那一边（1995b：524）。她过去被侮辱的经历仍然如影随形无法摆脱，陷入一种“自囚”的状态（李永炽，1995：6）。小说最后却让她那“孬种”的儿子浦实教育她，劝她做回自己/台湾人，要她忘记自己的创伤，因为这都不是他们的错，这是强权者加诸于他们的不幸，“要取笑，要鄙视，要向伤害我们的恶魔才对；不是我们”，“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不要自己也认定自己有罪、羞辱，见不得人”（李乔，1995b：637），孩子最终感化了贞子——做回自己，扫除自卑、自虐、自我罪恶感，堂堂正正做人。不论是林志天的发现台湾，琼玉的台湾人特质，或者叶贞子母子的做回台湾人，都可理解为是台湾本土意识的觉悟，这种觉悟或许就是李乔的抗争书写中所总结出的台湾人未来路向。
比较起来，驼铃念兹在兹的是建设红色大马，对他来说，这是在殖民主义与威权主义政体下，对自由民主与民族平等解放的崇高理想（2000：i）。他在《寂寞行者》中从抗日到抗英写到抵抗土著政权，红色革命贯彻始终。小说以倒叙的方式，从一次筹划不周而失败的刺杀行动中，然后引发了大逮捕，进而把焦点集中在政治犯扣留营中。这个甘文丁扣留营里的政治犯，大都因涉及马共组织活动而被关起来。马来西亚有一条从殖民时代便承续下来的内安法令，可以不必经过审讯把被怀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囚禁起来。驼铃本身也因参与马共外围组织而身陷囹圄，被囚禁在这扣留营中五年（2002：148）。从扣留营中的一些成员口中，再回溯马共的政治斗争。在抗日行动中，他们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2006：270-271）领导抗日战争，当中有一些成员曾被送往新加坡草草接受英国101军训，然后靠着坚忍的意志与残暴的日军作战。“洋崽虽然连走带滚地被赶跑了，但中华儿女，却无处不与你们周旋”（驼铃：2002：46），对比英殖民者的胆小如鼠，马共成员表现出一种在强权下的大无畏与英勇的胆识，对比中清楚地分出高下。
日军投降后，他们觉察到英国人要重新殖民化马来亚的诡计，因此不接受英国人的招安，拿起武器转而抗英。在抗日与抗英的过程中，他们深化了要赤化马来亚的决心，即便英国人让马来亚独立之后，他们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建立各族平等照顾贫下工农的大同社会。独立后产生的马来主导论与文化霸权让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经济上的不断改善使他们的宣传与时代脱节，再加上反共教育让新一代对马共存有戒心与误解，以及他们内部激进的肃反内斗与大陆的极左路线的负面效果让他们的实力大受打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他们已经逐渐溃不成军，各地残余部队只得冲过严密防线北上马泰边界会合，在北上的过程中也损兵折将，某队11人只得5个存活（2006：369）；另一队30人剩下3人成功突围等等（2006：445），整个部队可说苟延残喘。李乔的《孤灯》描述日本被打败后部队撤退的惨况也很相似。六百多位台湾人被征赴南洋只剩下4人；残存的部队30多人中最后只有3人存活。不同的是台湾人被迫为日本殖民者的野心而战；而在大马的中国人/华裔为解放马来亚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进入80年代，他们开始和政府谈判，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最后在合艾与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签署和平条约，正式放下超过半世纪的武装斗争。全书共四大卷，每一卷有不同的叙述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建构了一幅马共斗争的完整“史册”，这是马华文学中最全面的再现马共斗争经历的作品。其中有关总书记莱特的背叛、劳工党与马共的关系，以及和谈的经过和细节，巨细靡遗，若非内情人是没有办法如此详尽的叙述。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沙哑的红树林》中，主人公因马来政权的排华行动与种族偏袒政策而选择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或许也是作者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选择加入马共外围组织活动的初衷。对一般人来说，马共斗争以失败告终，但马共内部成员并不做如是观。小说一而再的重复了主人公对马共理想的坚持，虽然在现实斗争中是失败了，但共产主义的精神仍然是最美好的：就好比宗教，不问可不可能，只问好不好，它只要求信徒确认它是至善的精神境界，最高的人类文化（驼铃，2000：i）。“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就是‘大同世界。……它应该还是一个人人欢迎的美好理想。以为政权就是一切，这是错误的。其实，应该是社会政治第一，政权第二。社会主义理想也好，大同世界也好，它好像各种宗教信仰一样，不一定要依靠政权。相反的政权需要人民的普遍支持，否则就要瓦解了。就像英美国家不能没有基督教的支持，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不能没有伊斯兰的领导，缅甸、泰国不能没有佛教的维系民心”（2006：586）。显然作者把社会主义与宗教信仰等量齐观，作为政权背后的普遍价值，认为马共斗争虽然失敗，但是共产主义的灵魂仍然活着。
五、余论
李乔与驼铃分别代表了两地的第二代作者群，他们这一代已逐渐退出文学史的舞台，而第三代、第四代作家后浪涌现。无论如何，他们的创作经过时间的淘洗后，恰恰可以比较稳定地反映各自所代表的文坛，特别是他们这一代经历了比较多的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或所谓的大时代转折，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因此可恰当地作为比较个案。
他们在抵抗书写上的出发点、方式及觉悟有同有异，但是同者比异者来的多。尤其是台湾人与大马华人一直都处在老二/弱势者的位置，受制于人而无法当家做主的命运，让他们有着相似的心理趋向——同情弱势者，为弱势者发声。弱势者被动而又不得不然的合法抗争，在抵抗的过程中运用英雄化与隐喻/寓言的写作策略，以及在抗争的觉悟与寻路，每每不谋而合。这除了显示了两者个人的性情、思想、价值观的趋同外，两地政治文化的基调与变化也有一些共性，唯有通过这样的具体比较才能归纳出来，这是本文在方法论中所要突出的效果。
李乔的历史书写让他萌生台湾意识（1999：67-68）、根植于具体的土地与族群，开创了台湾人的台湾想像。土地从他的出身地蕃仔林开始书写《寒夜三部曲》并聚焦于客家族群的斗争，到《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论述整体台湾人的悲情并寻找出路。这种出路在于做回台湾人以及发现台湾人的优秀价值观。有论者归纳李乔的著作反映了他中国意识-台湾意识-客家认同的转换，但这样的转换不一定是铁板一块，若从这三部小说而论，首先是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掺和（《寒夜》与《荒村》），然后以土地为代码的台湾意识与族群意识的杂糅（《孤灯》），再而是整体台湾意识的张扬（《蓝彩霞》与《埋冤》），并逐渐趋向于树立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应该会获得普遍的认同。无论如何，晚近他接纳了基督教的价值观，选择了更普世的认同——超越中国、台湾及客家意识，回归到生命更本源/本真的探索，例如对原罪、身体、性、人的丑陋面等的探讨。这样的转折虽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但确实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议题，留待以后再论述。
驼铃执着于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似乎是过于理想化的追求。但在其他短篇小说中强调族群亲善合作，植根于本土/在地的想像，也具有某种平衡点。只是在这3部中长篇，也是他唯一的3部中长篇小说，却都把目光聚焦在建立共产大同世界的理想中，让人不得不重视他这种思想的倾向。持平而论，这是他们那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艺青年的大语境，尤其经历了抗日、抗英，以及目睹中共的崛起与雄心。当时还有不少热血青年回返大陆参加“祖国”建设。不过，以当前的发展回过头去看，共产革命虽然热火朝天、勇往直前，但是共产主义思想对人性与文化理解的不足，否定宗教信仰，以及过度神话斗争/革命与最终的乌托邦社会，在这多元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大马，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即便实现了也不会长治久安，也会像前苏联那样的倒台。李乔的回归台湾，回归在地/本土，逐渐成为马华作家后来的借鉴，如第三代作家黄锦树、黎紫书等。他们写马共时只借用马共作为美学的资源，甚至作为小说中神秘性与趣味性的建构，没有去思考马共斗争的含义或为其进行历史评断。而地志书写在陈政欣、辛金顺等作家中，不断地获得拓展。共产主义不认同宗教信仰的作用，但驼铃在类比时反而用宗教信仰的价值观作为不同国家的治国基础，并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作为这样的国族价值基础，这暴露了他矛盾的心理，他要如何去摆脱这种心理的矛盾，这是未来可以再探索的议题。
① 马六甲从1511年被葡萄牙统治，1641年成为荷兰殖民地，1824年荷、英以交换殖民地的方式，使马六甲归入英国的海峡殖民地。
② 驼铃中学时期便以真名彭龙飞给当时杏影编的《南洋商报.文风》投稿，最早的一篇作品是题为〈合唱时〉的诗，获得主编杏影先生的鼓励，从此走向写作的道路。（2002：145）
③ 李乔曾自称深受美国现代主義作家福克纳的影响，他的后期小说也纳入一些现代/后现代技巧如叙述视角转换、后设等，不过，三部所选作为对比的长篇《寒夜三部曲》、《蓝彩霞的春天》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主要还是走写实路线的创作。
④ 《寒夜三部曲》这部以台湾沦日五十年为经，家族三代生活为纬的大河小说，在写作上并未按时空顺序完成。《寒夜》在1977年6月起稿，1979年12月完成；《荒村》于1979年7月起稿，1981年2月完成；《孤灯》于1978年2月起稿，1979年3月完成。（李乔，1981b：523）。钟肇政认为：“李乔代表作就是《寒夜三部曲》，我相信在目前台湾文学是一座巍巍的高峰，很难企及很高很高的山峰，因为他成就了台湾历史，从开垦时代写起，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0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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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庄园）
On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the Fictions
of Li Qiao and Tuoling
[Malaysia] Xu Wenrong
Abstract：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s， society and the structure of ethnic groups between Taiwan and Malaysia，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whether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or after it. First of all，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they both experienced long and hard oppression of the colonial rule， which also led to feelings of resis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e independence or restoration after the war did not mean that the people became their own masters as it only meant a regime change， with a different ruler. The Taiwanese people saw the Japanese rule turned into a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Malaysian-Chinese witnessed the English colonial rule replaced with a Malay leadership， both peoples suffering a marginalized fate. Thus，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is basis， could obviously be compared and analyzed when placed on the same platform.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use Li Qiao in Taiwan and Tuoling in Malaysia as concrete comparative objects， with their three novellas or novels about politics and history as texts for comparison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similarities or similarities in differences of their wri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And， hopefully， with this comparison， the political ecologies of the two places and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groups can be displayed， along with the ways in which the writers of these two places speak for the suppressed group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Taiwan， Malaysian-Chinese， novellas or novels， politics， resistanc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national all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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