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华文文学；汉语文化；刘再复；朱寿桐；卢新华；澳门对谈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005-06
2017年12月21日，文化名人刘再复、朱寿桐和卢新华等在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雅聚，他们就中国文化与华文文学等话题展开学术对谈。出席此次座谈会的还有刘再复的夫人陈菲亚女士、著名诗人傅天虹教授、江苏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徐宗文、高等教育出版中心主任章俊弟、华东政法大学吴敏教授、常熟理工学院计红芳教授、《解放日报》编辑朱蕊、海南师大文学院院长邵宁宁、云南民族大学教师王琨、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常务副主编庄园、澳门大学的博士生叶雷、符愔畅、杨笑菡等。
刘再复谈启蒙的重要性
刘再复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哪里？我之前以为在图书馆的书本上，但其实它在每个人的身上。我在海外漂泊了28年，无论走到哪里，中国的历史文化都跟着我。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个巨大的时空存在。人类世界构建了三个无以伦比的文化奇峰，一是西方哲学；二是大乘智慧；三是中国的先秦经典。这三座高峰将永远与世界同在，也将永远滋养人类。他不忘谈及两位最重要的朋友，李泽厚和高行健。他们三位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都极具深度。
李泽厚和刘再复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两位影响重大的学者，李泽厚比刘再复年长11岁，刘再复说李泽厚对于他，属于“亦师亦友”。他们早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一个在哲学所，一个在《新建设》编辑部，办公于同一座大楼），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李泽厚还给刘再复80年代出版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写了序言。他们去国以后，上帝偶然把他们抛到美国落基山下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城（Boulder），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两人经常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谈，后来这些谈话的成果由刘再复整理成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产生广泛世界性影响的《告别革命》，其他的对话录则基本收录进《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中华书局2014年版），其内容涉及到哲学、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领域，亦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刘再复还专门就李泽厚的美学成就写了一本研究性专著《李泽厚美学概论》。可以说，李泽厚和刘再复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名”，产生了学术的品牌效应，闻名于学术界。
刘再复指出：20多年前，我就说，高行健不仅是个作家，而且是个大作家。那时就有人表示怀疑；之后，我又说，高行健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思想家，也有人怀疑。但我却愈来愈坚定自己对高行健的认识。我钦佩高行健并非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数不清的荣誉和奖项，而是因为他很有思想。他的作品不仅使我感动、震动，而且从根本上启迪了我。我结识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曾打动我，但没有一个像高行健如此给我启迪。这启迪，甚至改变了我的某些文学理念和思维方式。
高行健有许多独特的人文发现，也可以说是思想发现。刘再复总结高行健前后至少四次的“发现”：1. 高行健发现20世纪的“现代蒙昧”，往往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因素，甚至被“主义”绑架，从而写出了《没有主义》一书。2. 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他出国不久，写了《逃亡》这一剧本，呈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发表后，不少人都把它视为政治戏。其实，这是一部哲学戏。戏中的思想非常突出，他把萨特的“他人是地狱”翻转为自我又何尝不是地狱。笔下之意是：倘若人在逃避现实政治和他人的压迫之时，不能清醒关注身在其中那混沌的自我，这自我也会成为地狱。这也正是现时代人普遍的病痛。他这种内心的观审可说是慧能的“去我执”的延续，这种冷观在他随后的剧作《生死界》和《夜游神》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现代表述。3. 发现“脆弱的人”。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十多年，有意思的是又获得了法国“文艺复兴”金质奖章。我也一直把自己的这位挚友视为“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即多才多艺、人格全面發展的奇迹般的人物。但高行健自己却明确地说，他呼唤“文艺复兴”，但与文艺复兴时代那老人文主义的理念有所不同。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们，其“人”的理念是大写的人，卓越的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而高行健的“人”，则是小写的人，脆弱的人，具有种种人性弱点的人，也可以说是平常人，普通人，充满人性的种种弱点与困惑的人，这就是高行健的新人文观。世上的每一种大文化都有自己的人文观，高行健也一再呈现和表明自己的人文观。他的人文观之核心就是在生存困境中的真实的人，而真实的个人是脆弱的，这是他的大判断。4. 是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高行健的绘画，在此发现中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开拓新的艺术形象的巨大可能。高行健全方位的文学艺术创作涉及小说、戏剧，也包括歌剧和舞剧，诗歌、绘画与电影，而且都有相关的美学论述。他一再更新文学艺术的表述形式，都与这“第三地带”的发现有关。
刘再复特意谈及重要的“启蒙”话题。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什么是启蒙》中认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非常之艰辛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摔过几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关思想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启蒙运动的重点，是人类要努力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刘再复高度评价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赞赏本刊总在显要的位置刊发他们三位的重要论述，夸奖编辑部人员“敢为天下先”，实践的是一种启蒙的精神。他说：“办刊人要思索如何‘立命？做人的境界不一样，刊物的境界也是很不一样的。学、胆、识三通很重要。有胆有识才能构成境界。”他勉励本刊继续传播知识人独立不移的思想和见解，为文艺复兴做出贡献。
朱寿桐倡言“汉语文化”
朱寿桐教授介绍，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和澳门特区政府亲切关怀并热情支持下成立的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和交流活动的平台。他将在这里继续从事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各项研究工作。
朱寿桐指出：同汉语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样，以汉语文化代言中国文化，在概念上同样有利于解除周边各国的国族戒备心理，从而为汉语文化在国际背景下的学术认知赢得更多的空间。中国周边许多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过汉字，甚至使用过汉语，汉语在他们的文化史上起到过某些关键的作用，不少国家的有识之士仍然怀着某种憧憬或崇敬的心态怀念那样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我们从国族的视角将所有这些文化都阐释为“中国文化”，就会触动上述国家那些有识之士的文化自尊，构成不必要的历史情结。如果用“汉语文化”概括那种不同国家共同拥有过的文化传统，则非常有益于不同国家之间化解这样的历史情结。毕竟，汉语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同时也是东亚和东南亚许多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曾经有人以餐具与进餐方式作为不同文化区分的依据，将中国及周边区域定义为筷子文化区。其实这种形而下的文化分类法尽管有充足的理由，却暴露出简单、粗疏的致命缺憾。按照这种学说，世界文化只能分为三种形态：因为世界上人类进食的工具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欧洲和北美：刀、叉、匙三器并用；二是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使用筷子；三是非洲、中东、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次大陆地区：以手指抓食。专家认为既然这三个区块的人们都以强硬态度维护自己的餐具和餐具使用方式，那么它们就各自形成了稳固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相信这样的说法有其充足的理由，但并不特别吻合一般的世界文化总体观，至少不符合人类五大文明伟大延续的传统。
其实，文化形态所代表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都可能得出不同的分类。既然可以从餐具及其使用方式分析文化形态的种类，当然也可以从食物及其饮食习惯的不同进行这样的种类划分，当然这样也很麻烦，因为即便在中国，人们也很容易注意到北方人与南方人可以大而化之地分为嗜面和嗜米的差异。当然人们也可以从气候、地理、人种的不同寻找文化形态的不同归宿，在这样的思路上，文化的宗教分类都是第二性的区别。由于文化源泉、文化环境、文化信仰的不同，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性会特别巨大，而这种巨大的差异性都会通过一定的表述途径和承载形态加以表现。固然，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形态乃至思想形态都是相应文化形态的表现途径，然而隐匿在这些表现形态背后但经常可以起某种决定作用的是各自独特的思维范式，而思维的物质外壳是语言。因此，从文化呈现的途径与方式方面进行分析，文化分类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语言的分类开始。
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结果早已证明，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其外壳，是其物质呈现，而且是其特定方式的结构者，甚至是其结构的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的语言不仅受制于一定的思维范式，而且还反过来决定这种思维的基本模态以及表述途径，语言对思维有着明显的反决定作用。特别是在文化表达和文化呈现方面，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往往高于思维对语言的决定性。这可以通过西方文学和文化作品的汉语翻译中可以逆推这样的观察。西方的文学表述和文化表达当然使用着西方语言，被汉语翻译以后所呈现的文学素质和文化理论得到了精彩的保留和移植。可是，如果中国的写作者用汉语重写西方文化的情节或者重述西方文化理论的内涵，也就是说借取了西方文化的思维，则它们的语言形态会被还原到西方语言表述的腔调或风格吗？回答是否定的。既然是否定的，则至少在文化传导意义上，思维决定语言的假设便被置于怀疑状态，相反倒是说明了语言对思维的反决定性。
基于这样的观察，既然语言对于文化思维有着明显的反决定作用，则从语言的角度进行文化分类就成为可能。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有汉语文化、英语文化、德语文化、法语文化、俄语文化等等语种文化，而在一个国家内，又可根据方言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文化，如吴语文化、粤语文化、闽语文化等等，还可以从这种地方语言文化之中再划分出次方言文化，如吴语文化中又可以划分出越文化、吴文化等等，在北方文化中，则根据丰富复雜的方言所构成的文化类别更为密集，有理由相信富有特色的东北文化与东北方言的联系非常紧密，就像齐鲁文化与齐鲁方言的联系非常紧密一样。根据语言进行文化分类的事实依据可以列出不同层次的众多序列。任何国家的任何方言岛现象总是紧密伴随着相应的方言文化的飞地现象，大的方面如加拿大境内的魁北克法语文化，如中国粤语和闽语区域内的客家方言文化，小的方面如澳门境内的黑沙环地域由闽语方言所构成的特定的闽文化等等。
汉语文化的可能性可以在学术上进行历史的追溯。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现象都能够在汉语语言的意义上展开学术阐述。汉语文学显然是汉语文化的集中的精粹的表现形态，它与汉语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具有不言而喻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还体现在其他艺术表现方面，如美术、音乐等等。美术、音乐的表现自有其专业语言，但任何专业语言都基于民族语言及其所联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形态。中国画和中国民间音乐之所以与西方绘画（如油画）和西方音乐风格迥异，差别巨大，就是因为其所根基的民族语言以及所反制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思想学术范畴的文化类型更是如此，它们与语言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既然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概述为“汉语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在汉语文化的概念下对中国文化展开学术探讨，这样的探讨可以合理地模糊文化现象的国族边界，当然也可以借助汉语这一共同的载体与媒体，对俗称中国文化的特定类型进行新的整合以及总体性的学术把握。
朱寿桐说，高行健和莫言，他们都是在汉语新文学的语言文化平台上向世界呈现自己的色彩斑澜，他们都是汉语新文学的文化英雄，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真诚与热忱研究他们，以学术的成果和力量向他们致敬。
卢新华再提中国文化的重建
近几年来，作家卢新华在国内外一些不同的场合演讲时，曾多次提到中国文化重建这样一个话题。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他说：主要是基于我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当然，起心动念还与我2013年6月在北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长篇小说《伤魂》有关。那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龚合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谐音）。他从一个部队转业干部，回到地方上后开始时韬光养晦，后来努力转型，欺下媚上，四处逢迎，将“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厚黑学“应用到极致，终于爬到一个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再后来，眼看着年龄和文凭越来越缺乏优势，晋升之途日益渺茫，又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心灵几经挣扎和熬煎，终于与时俱进，迫不及待地将最大限度地攫取金钱、美女和财富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最后东窗事发，惶惶不可终日，自首不成后，又装疯卖傻，以图自保。我是将龚合国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缩影来加以描写的，写完后，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语的疼痛，那感觉正如我在扉页上所说的——“先乱其神，再夺其魂，能不痛乎，能不伤哉？！”那之后，凤凰频道曾对我作过一次近两小时的采访，在那访谈中，我曾形容自己是一个给社会看病的郎中，而我对时下中国社会某些方面的诊断则归结为十六个字——“大道流失，术数猖獗，权谋盛行，物欲横流”。
卢新华认为，这十六个字其实都与文化相关。能够承载大道的文化不见了，消失了，流向远方了，而那些术数文化、权谋文化，形而下的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身体需要的文化却大行其道。事实上，他对中国文化的思索应该始于1978年写作《伤痕》以后。因为造成文革时代全中国人人身心伤痕累累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深层次的因素。就像著名经济学家顾准，虽然比时代早30年预见到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却两度被打成右派，其间家庭破碎，妻离子散，74岁癌症晚期弥留之际，很想见五个子女一面，却没一个肯来，幼子甚至还大义凛然地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冷血如此，这与我们历来的忠君爱国，大义灭亲的文化也有绝大的关系。所以，在卢新华2004年出版的《紫禁女》一书中，他也曾借主人公石玉之口说：“常道从此不见了，消失了。音讯全无。我一有空就四处打听，能找的地方我也都找过了，能询问的人我也都询问過了，但他却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道，你快回来吧……东有大海，西有流沙，南有炎火，北有寒山……你回来吧……”那个常道在他的心目中，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象征。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他思想的触角越是伸向文化的纵深处探索，就越是发现一个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部分只在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还能寻到一些遗迹和芳踪，而在作为中国行政主体的内地却一度暗昧不彰。而那些文化的糟粕，例如权谋家的文化，阴谋家的文化，吹捧逢迎的“颂圣文化”，拍马屁文化，吹喝玩乐的文化，等级制文化，官本位文化，瞒和骗的文化等却大行其道。他悲哀地发现，领导人号召古为今用的结果是让帝王权术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扬，推陈出新的结果是将儒家、道家行仁政的文化、士的精神和风骨，佛家“众生平等”的主张等，统统赶尽杀绝，而代之以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专政文化。
卢新华指出：鉴于在一个普遍失去信仰的土地上，人们要么不信，要么迷信，不仅迷信鬼神，同时还迷信金钱万能，权力至上。所以，要重新收拾人心，阻止一个时代和社会迅速滑向沉沦，文化的重建也就显得特别的必要和迫切。这也是时代赋予每个中国人，尤其身处海内外的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迫在眉睫的责任。他认为重建的首要工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梳理，而契合天道，平衡人欲。——这才是人类、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应该遵循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化重建应有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重建中国文化必须放下身段，认真学习、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他说，五四运动曾大张旗鼓地提出要学习西方，并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甚至连鲁迅先生也曾提出“全盘西化”和“拿来主义”。那么，站在今天中国有些荒芜的文化园地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学习西方，借鉴西方，拥抱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呢？其实，文革结束，国门打开，中国便已经开始了这种学习、借鉴和拥抱的过程。至少从建筑文化、商业文化、服装文化、金融文化、互联网文化等方面，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是比西方还要西方了。但在制度性的文化，平等的文化，自由的文化，创新的文化，张扬个性的文化等等方面，我们常常要么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要么便是敌视的态度，很少能在报刊杂志上见到心平气和的讨论。所以，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老旧的思路。故中国文化的重建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要全面而深入地拥抱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
他认为：这方面，身在港澳台地区以及移居海外的大量华人专家、学者具有特别的优势。一方面，中华文脉的血液一直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同时，他们因为一直浸淫在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沃土中，耳濡目染，对中西方文化的优劣，常常更有深刻而独到的体会和体验。同时，他们因为精神上受束缚较少，比较能够自由地思想，也较有独立的人格，故他们应该是中国文化重建运动中的主力军。而港澳地区，他期待着它能成为中国文化重建运动的发源地和重镇。他提出应由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起，就中国文化重建建构一个永久性的文化论坛。
他说中国文化重建，从中国角度看，可以视为是中国知识界、海内外华人文化精英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余绪，所发动的又一场”新启蒙运动”，或曰“新新文化运动”。但它也是人类文明，东西方文化在新世纪、新时代重建和整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是曰“同体大悲”。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可能再有，也不允许再有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尽管很古老甚至很有影响力，可以完全独立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作为社会的良心，不仅要对挽救中国的世道人心恪尽自己的责任，同时更要对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世界主流文化的重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第5期。
2. 古大勇：《李泽厚、刘再复比较纲论》，《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
3. 康德著、何兆武译《什么是启蒙》。该文由刘再复提供。
4. 朱寿桐：《略论汉语文学与汉语文化》，朱寿桐主编《论汉语文学与文化》，银河出版社2015年7月初版。
5. 朱寿桐：《个人的存在与拯救——高行健小说论》序言，庄园著《个人的存在與拯救——高行健小说论》，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7年2月初版。
6. 卢新华：《中国文化重建的迫切性与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该文由卢新华提供。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Enlightenment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A Talk between Liu Zaifu， Zhu Shoutong and Lu Xinhua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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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21 December 2017， cultural celebrities such as Liu Zaifu， Zhu Shoutong and Lu Xinhua met at the Centre for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where they had a dialogue over issues lik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Liu Zaifu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nlightenment， Zhu Shoutong promoted a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while Lu Xinhua once again talked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Liu Zaifu， Zhu Shoutong， Lu Xinhua， a dialogue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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