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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记忆与文学想象

时间:2023/11/9 作者: 华文文学 热度: 16544
张晓平

  摘要:台湾作家萧丽红以其个人性的乡土体验和乡土民俗记忆创作了多部反映乡村女性的情感和命运的长篇小说。她在淡定从容的民间叙事中,表达了她对乡土民间的生存状态的想象,以及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反思,呈现出舒缓从容的抒情风貌。

  关键词:小说;萧丽红;乡土记忆;文学想象;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73-05

  萧丽红,1940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县布袋镇。乡村的人和事成了她难忘的记忆和割舍不断的心理情结,乡村生活凝成了她生命的血液,也孕育了她的情感和态度。1975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冷金笺》,而后陆续出版了《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春梦》等长篇小说。萧丽红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多,但优美的文笔、浓郁的乡土特色和乡村民俗文化书写使她在台湾文坛风格独具。台湾著名学者、女作家齐邦媛说:“书中处处是民间传说之美。无论是字里行间流露的宽恕厚重色彩,或是呈现台语小说的特质,萧丽红都不平凡。”①台湾静宜大学教授杨翠说:“她之所以写作《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皆与感叹时代变迁、文化精神源头失落有关,其‘乡土写实是对西化的反思,而其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母土)”之暧昧纠葛,更表征了一种时代语境。”②而龙应台则对《千江有水千江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本小说所流露的观念意识——凡是‘传统,都是美好的——却令我坐立不安。作者以极度感情式的、唯美式的、罗曼蒂克式近乎盲目的去拥抱、歌颂一个父尊子卑、男贵女贱的世界,对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一点反省与怀疑,使《千江有水千江月》成为一本非常肤浅的小说,辜负了它美丽的文字与民俗的丰富知识。”③傅正玲也认为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之类的作品在某个程度上,“间接介入当时的国家论述,附和了主流意识的‘中国想像”。④

  其实,萧丽红的创作意图非常明确。她在小说的后记和访谈中多次谈到她的创作旨归在于“文化中国”的重建,即通过乡土生活的书写来寻找和重建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因此,萧丽红喜欢把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置放在乡村,并对乡村相对稳定的生活和文化充满赞美:“人类原有的许多高贵品质,似乎在一路的追追赶赶里遗失;追赶的什么,却又说不上来,或者只有走得老路再去捡拾回来,人类才能在万千生物中,又恢复为真正的尊者。”⑤“不论世潮如何,人们似乎在找回自己精神的源头与出处后,才能真正快活;我今简略记下这些,为了心里敬重,也为的骄傲和感动。”⑥萧丽红的小说正是通过乡村民间生活的书写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浓重乡愁。

  一、民间节庆文化书写

  如果说《冷金笺》是萧丽红的试笔,关注的是人物和故事,那么《桂花巷》则开始关注文化,书写民间传统文化背景下人物的心理和命运,而《千江有水千江月》可以说是一支中国传统文化的牧歌。

  先看《千江有水千江月》,萧丽红书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嘉义布袋镇淳朴自然的渔村生活。小说叙事以四时节气为序,描写人们顺应自然时序,承续传统的节日和乡土民俗文化:如端午节接午时水,七夕搓圆仔、拜七娘妈,冬至搓冬至圆等等。这些节庆文化习俗都饱含着人们生活的脉脉温情和恬静自然的状态。如作品写七夕节“搓圆仔”就别有情味,和冬至节搓圆仔不一样,要搓圆后再按个凹给织女装眼泪。因为每年七夕的黄昏都有牛毛细雨,人们把天气与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融合在一起,因怜爱织女对牛郎的相思之苦,把天雨想象成织女的眼泪,于是在圆仔上按个凹给织女装眼泪。这是织女的深情,也是人间的深情。萧丽红又把这些美好的传说写进故事里,使得小说读起来有一种源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现实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

  萧丽红在接受采访时说:

  布袋镇民风淳朴,居民大多数还保有早期开台先人的生活形态和习俗。在故乡,每一个节日都是鲜明的,过年以石磨磨水米做年糕,厨房、灶下连着几天蒸做粽的气息不散。你不用数算日子,不用看日历,任意走到路上巷口,鼻子里的气息就是节令,真是时光转移就在自己身上可以感觉到。

  端午节,家家插菖蒲,取午时水。小时候我们还记挂着这年里方圆内几里共有几个新娘子过门,因为要跑去与她讨端午节的香袋来戴。

  七夕要拜油饭,搓汤圆,油饭旁放着七朵芙蓉,小时候大人叫我们去跟种草本芙蓉的人家要花时,最是兴冲冲。湯圆则与冬至的汤圆不同,是要在上面按一个小凹,从小听到大,答案从来没变,都说是要给织女装眼泪的。⑦

  萧丽红说:“唯是我们,才有这样动人的故事传奇;我常常想:做中国人多好呀!能有这样的故事可听!中国是有‘情境的民族,这情字,见于‘惭愧情人远相访,见诸先辈、前人,行事做人的点滴。”⑧

  农历五月五日过端午节,民间有包菖蒲、插艾草、饮雄黄酒、配戴香包以及举行龙船比赛(俗称扒龙船)等习俗。端午时节小孩身上都佩戴一支彩绣的香包(亦称“香囊”),台语叫“香馨”,用绸布剪成花果、鸟禽、鱼介、葫芦、花卉等各种形状,然后绣出各种花纹,内装香料,作为保护小孩的神符。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贞观回忆童年过端午那欢快的心情和乡村习俗:

  她从六岁记事起,每年端午节的前一天,便四处打听谁家有新过门的媳妇,然后便飞着两条小腿,跑去跟人家讨馨香,一般新娘子会笑嘻嘻的把一只只缝成猴子、老虎、茄子、金瓜、阉鸡等形状的馨香,分给孩子们。⑨

  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书中,萧丽红通过贞观以一种亲历性的述说姿态表达对儒家文化里崇礼尚德、忠厚仁义的伦理道德的认同和眷恋,即通过贞观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来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贞观自小在传统文化气氛浓厚、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乡土民俗的台湾嘉义布袋镇长大,在外公家接受儒家传统诗书礼教文化的熏陶,随着年岁阅历的增长,对《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劝世文》等儒家正统文学的理解,由对诗文章句的书面认读逐渐上升到人事经历上的实践和体验。贞观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对传统礼教里面的伦理道德进行体认,理解人事之中的深情厚谊,体会传统礼教里的德性人格的关怀。比如,贞观及其外公无意撞见阿启伯偷瓜而绕路避开,并对此缄默。“也就在同时,贞观想起《国语·周语》里的一行字:‘守以敦笃,俸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⑩作品所呈现的正是一个充盈着儒家文化精神的上下和睦、妻贤子孝、充满爱的家族生活,构建了一幅民风淳朴、人性醇厚的乡土社会图景。具体说来,萧丽红的民俗书写为民间社会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切实而丰富的镜像。endprint

  《桂花巷》更注重在婚姻民俗中展现民众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品中有一段描写富家女出嫁时的排场:

  四季衣服,上下铺盖,大红的八角眠床,嵌螺鈿的梳头桌,紫檀桌椅,以及雕着各式花鸟的面盆架。还有,赤金的镯子,一支又一支,从腕上直戴到上胳臂来。另外,绫罗、绸缎,件件用大银盘高高盛着,别样不说,光看压箱底的银元大金宝,也够眼花半日的。除了新娘子的人外,其他的每样物件,几乎都贴上红纸,一顶八人抬的大红花轿,吹吹打打,前后距离拉得一、廿丈远……整个队伍,泛成一大片红光;再与她无关的人,路上遇着,也会慢下脚步,多看它两眼。往下是,三朝回门的那天,尤其风光,坐顶花锦大轿来去,十只手指头,各从两边的轿窗伸出叫人看。整个巷尾、街头,都有人赞叹:“那只珍珠圆滚滚——”“那翠玉的才好看呢!比颗青莲还大——”“啧!真的十个手指都带满了,等回去了,那手一定抬不起来,太重了——”{11}

  这不仅彰显了嫁女的风光,也表现了民众内心的艳羡、追求与欲望。贫民家庭都渴望着这种金钱堆就的好姻缘,姑娘也想象着有一天出嫁能占尽风光。高剔红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民间文化氛围里,也就决定了她后来放弃心仪的渔夫秦江海,为求得富贵和风光而嫁入北门屿的大户辛家。萧丽红在《桂花巷·后记》中说:“事实上,汉文化漫漫五千年的岁、月、光、阴里,不知生活过多少这类女子;她们或远或近,是我们血缘上的亲人,在度夜如年,度年如夜的时空里,各自有各自的血泪、心酸,……虽然她只是我书里的人,虽然在日人侵台,那段国仇家恨的大时代里,以一个民间弱质女子的胡愁乱恨,实难代表炎黄子孙的万一情怀,毕竟,她们是同跻身在一个声气悲壮,血色鲜明的年代啊!”{12}

  另外,萧丽红书写了大量的民间戏曲活动。其实,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等也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戏曲民俗不仅是民众生活的娱乐,而且是民众情感教育和道德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即戏曲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民众生存精神世界里,成为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萧丽红说:“我是看戏长大的,它们带给我人生上、艺术上无可比拟的影响。”“像我妗婆姨婆她们,一辈子没离开过故乡,戏曲就是她们的老师、伴侣,带给她们无数的启示。使她们执着的相信:忠臣孝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13}。

  萧丽红对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民俗文化既有理想化的讴歌也有现代反思,以至于有人将她视为“《红楼梦》的继承人”,“台湾乡土文化的集大成者”。{14}

  二、民间信仰文化书写

  信仰民俗也是台湾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主流是佛教和道教,同时也供奉着妈祖、天公、清水祖师等。从《冷金笺》到《白水湖春梦》,萧丽红的小说多处描写了宗教民俗活动。

  《桂花巷》写道:“二月十六是开漳圣王千秋。这一年,鱼捕得多,渔家全赚了钱,本来的大小神像:关圣帝君、关平太子、萧府大帝、南天骆恩师、天上圣母、临水夫人陈靖姑……全要出列相迎。”{15}这既是民间喜庆丰收的民事活动,也是民间感恩诸神的仪式,而且从这些神像就可以窥见台湾民间信仰呈多元性。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贞观因牵挂大信而经常到龙山寺烧香,贞观的大妗在丈夫平安归来后到庙里还愿等,这些都与信仰佛教有关。特别是四妗的小儿子银祥意外夭折,当时举家悲痛,四妗更是悲恸至极,无人能劝。等后来生了一个小弟银禧,四妗才冥冥之中感到了另一种生命补偿。在这些生命的哀愁、欢喜和感恩之间,贞观也领悟出:“人、事的创伤,原来都可以平愈、好起来的!不然漫漫八九十年,人生该怎么过呢?”萧丽红正是借贞观的生命体验表达对人生死无常的一种感喟,对天理命运的一种感性领悟:人间生死无常,唯有珍惜感恩当下,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再如,银禧头上长疔,阿嬷从蟾蜍身上割下来一叶肝为银禧疗毒,随后缝合蟾蜍的肚皮,放归自然。阿嬷说:“蟾蜍是土地公养的,我们只能跟它借一片肝叶疗毒,还得放它回去。”“只有它们都好好活跳着,银禧的疔仔才能完全好起来!”。萧丽红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民间对生命的虔诚和敬畏,并用佛家文化里面的慈悲和善来阐释这种现象,把人与万物生灵和谐共处的画面呈现给读者。

  民间还信奉佛家的因果随缘思想。《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大信和贞观两人生命中竟有那么多机缘巧合的事情,那么相近的心怀、相似的性情、相像的笔迹,以及父辈们给二人所起下的意义相关的名字:“贞观,大信;女有贞,男有信,人世的贞信恒常在……”但是也是因为两人相似的骄傲自重的性格,最终这场有缘无分的爱情成了两人独特的成长体验和生命感悟,对贞观而言,则是历经一场成长的蜕变。在书写贞观在这场成长蜕变的过程中,萧丽红表达出对佛家思想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尘世中克制忍耐,清静超脱。贞观辗转在这场情关里无法抽身,最后在一个十岁男童和小小的蚕蛾“破蛹成蝶”中获得生命的启示:“蚕做茧,又不是想永远住在里面;它得先包在茧里,化作蛹,然后才是蛾儿,它是为了要化作蛾,飞出来……”贞观从蚕蛾的生命进化过程洞悉生命的成长规律,并借此生命智慧反观自己的生命历程。克制忍耐,自省修身,进而从情感困惑中解脱出来,顺应命运的安排,与生命中的苦痛遭遇握手言和,使内心达到“人与天命的合一”这种清静超脱的人生状态。

  《千江有水千江月》又以颂扬的笔调书写女性的贤淑气质、隐忍谦卑、善良宽容、守礼重道的品质。在众多蔡家女眷中,大妗素云守候因战乱断了音讯的大舅三十多年,期间谨守妇道,教养两个儿子,侍奉公婆,无怨无悔地为大舅祷告,求助神灵保佑大舅平安,后来大舅平安归来,却已另娶妻子,这是何等纠结的情理啊!然而因了传统妇道的谦卑隐忍、体谅宽容,大妗“欢喜夹掺感激”地面对这一切人事变故。情义深厚的大妗,在侍奉婆婆享尽晚年之后,上山出家为大舅还愿。正如齐邦媛所评:“忠恕忍让到这个地步,真是爱情的极致,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极致。”{16}大妗所体现的女德妇道,彰显了萧丽红对传统女性的敬重和赞美。

  《桂花巷》中还充满了民间的“命格”思想。高剔红幼年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弟弟也不幸葬身大海。嫁到辛家不到两年,丈夫又因病去世。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她生就了一副“断掌”——尅父母尅丈夫。作品充斥着命相学观念对人生命运的解释。这样的命相观念还经由高剔红转嫁到其儿媳沈碧楼身上,并导致了沈碧楼被休弃和逐出辛家的悲苦命运。终其一生,高剔红笃信骨格、命格之说,认为“命生在骨,刀削也不落”、“人是太渺小了,一切只有托付给命运”。endprint

  萧丽红的民间信仰书写揭示了民众的生存观念和精神世界,同时也体现了民间在现实中无助而又自助的朴实的品质。

  三、民间文化立场和审美追求

  萧丽红以故乡布袋鎮的民俗书写构设了想象中的台湾乡土社会图像,还原了她心目中美好的“古老中国”图景,寄寓了她关于“儒释道”文化融通的美好期待。其中包括儒家文化里“仁义忠信”的伦理道德观念、道家文化里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佛家因果随缘的处世观等。萧丽红书写乡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歌戏曲、典故传说等民俗事项,可称为一部台湾近代民俗大全。

  学者杨翠说,《桂花巷》出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屡屡受挫的时代情境底下,在西方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性逐渐在台湾发展,生活型态及价值观面临扭变的情况下”,“欲藉由一些选择性中国文化符码的复制与再现,表达其对民族文化主体与尊严的主张——‘自己家里的事,好坏都由不得让别人做主!”{17}她从政治经济的文化背景上揭示了萧丽红中华文化书写的初衷,并从另外的层面验证了萧丽红小说民俗书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学者郑清文曾就《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获奖发表评论:“我有一种感觉,台湾继承着大陆的许多优良传统,却没有人把它表现出来。读这部小说,我才感觉到许多藏地下的东西,终于被挖出来了。”{18}他们充分肯定了萧丽红小说还原民俗记忆对于集体、族群意识的建构作用。可以说,萧丽红是以一种优雅的文化怀旧的姿态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彩。《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书书写布袋镇蔡氏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浓厚的人间情意,亲情、爱情、友情等等人间情义都写得真挚诚恳,乡民们敬天爱人,信仰秩序井然、崇礼尚德的儒家伦理,并以民间传统而朴素的价值观去衡量和规范生活中的人事物,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品质。仅一个布袋镇就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魂和中国传统社会文明里的文化素养。学者尼洛说:“从《千江有水千江月》中,使人读出中国文化的厚重,它写大家庭中人情间的琐屑,兄弟之间,姊妹之间,长晚辈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写生死、亲情、爱情,有冲突、矛盾,也有宽恕,由小见大,使读者感觉到我们的民族就是如此存长,有苦痛、眼泪,却又全被德性所包容,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面貌,踏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脚步。”{19}

  在《千江有水千江月》后记里面,萧丽红写道:她十六岁时读中国名著《红楼梦》,由名著中的人物故事回顾她六岁时的一次见闻:第一次看到祖母铰了拇指般大的布,将它贴摊上头痛药膏,贴在在双鬓。从中体悟到祖母和《红楼梦》里众女眷所共有的那份同是身为中国女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怀,“她们的相同处,只在于她们都生身为中国女子;凡为中国女子,不论民女、官妇,都衬在相同的幕布、背景里,都领受五千年岁月的光和影交织而出的民俗、风情,和一份悠远无限的生活体验”{20},萧丽红在古书典籍与生活体验的交汇处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美好。正是如此,萧丽红通过对自己成长历程中的种种人事的仔细观察,细心体会,不断地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细腻感受对传统文化一一进行择取、体认、领悟,以其感性的笔触书写那些符合世间人情、世代流传的传统文化和生命存在。

  萧丽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实际上是回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轨道上,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国族身份。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越是深入到民族生活的细小层面,越是能领会中华民族情意的深长。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萧丽红通过对民俗记忆的书写(书中处处是民间传说、民谣戏曲、民俗文化之美),从而构筑出一个有谨诺有礼、淳朴敦厚的精神家园。

  萧丽红在生活体验上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深刻把握与投入,把抽象的传统文化精神投射到日常生活体验中,并具体转化为个人内心的体悟和洞悉之后的涵泳。

  乡土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生动的部分,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多以民俗文化为书写角度,以此寄寓其国族认同感。萧丽红以故乡恋栈为情感依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据,一路追寻,追认自己的民族血脉,这是萧丽红文化心态中最深沉的部分,由眷恋故乡这种个人情感上升到民族意识的高度。

  总之,萧丽红小说的民俗文化书写不但表现了民族文化认同,而且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文化品格。如果把萧丽红对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书写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文化背景下考量,就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追怀,而且是对现代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新的体认和反思。

  ① 世界女记者与作家协会“中华民国”分会编:《各领风骚一百年:女作家》,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63页。

  ②{17} 杨翠:《文化中国·地理台湾——萧丽红一九七○年代小说中的乡土语境》,《台湾文学学报》2005年第7期。

  ③ 龙应台:《盲目的怀旧病——评〈千江有水千江月〉》,《新书月刊》1985年6月号,第24页。

  ④ 傅正玲:《认同的原乡——试探萧丽红小说中的文化身份》,《鹅湖月刊》第30卷第6期。

  ⑤⑥⑧{20} 萧丽红:《正色与真传——后记》,《千江有水千江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57页;第358页;第357页;第356页。

  ⑦{13} 秋堇:《织锦的鹤——访萧丽红》,《明道文艺》第29期。

  ⑨⑩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81页;第169页。

  {11}{15} 萧丽红:《桂花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0页;第65页。

  {12} 萧丽红:《剔红是我——〈桂花巷〉后记》,《桂花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78页。

  {14} 郝誉翔:《红学传人?儒学信徒?——阅读萧丽红》,《幼狮文艺》2000年4月号。

  {16}{18}{19}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联合报八○年度中、长篇小说奖总评会议纪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页;第7页;第1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Rural Memorie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n Her Cultural State of Mind in Hsiao Li-Hungs Fictional Creation

  Zhang Xiaoping

  Abstract: Hsiao Li-Hung, a Taiwanese writer, has written a number of novels about the sentiments and fate of countrywomen, based on her individualistic rural experience and folkloric memories. In her relaxed folk narrative, she expresses her imagin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rural living, her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reflection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revealing relaxed and lyrical features.

  Keywords: Fiction, Hsiao Li-Hung, rural memories, literary imagination, cultural state of mind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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