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的统、独之争与政治认同问题，既携带着历史创伤记忆的“陈迹”，也体现着政治格局与“立国精神”的“新变”，深刻影响着包括眷村文学在内的台湾文学、文化研究。但既有的政治认同概念并不周延。置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认同毋宁是一个多元流窜的动态过程。以“文化乡愁”的角度切入考察眷村文学，勾勒其文化资源的多元来源和认知流变，则有其逻辑上的自洽性。
关键词：政治认同；文化乡愁；族群；外省人；眷村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109-07
一、眷村、眷村文学与“政治认同”
一般认为，“眷村”系指国共内战后渡海来台的国军眷属居住区，居住主体多为外省籍人士，同时存在外省人—本省人以及本省人—本省人的家庭组合①。眷村文学则指有关眷村的历史、记忆、文化之文学②，以1975年朱天心《长干行》与孙玮芒《斫》为起点，以1980-1990年代为创作高峰期③，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受到广泛关注。
眷村人通常被构筑为外省人④族群下的次级群体：“因为经历共同的‘国仇家恨，拥有共享的历史记忆，涵容于同样的中国母文化体系……包覆在一致的党国教化之下，因而‘被建构了一套相通共荣的集体意识，例如：过客心态、移民性格、紧密的社区凝聚力、与大中国相连结，强烈的党国意识等”⑤。眷村文学也被贴上外省第二代⑥、“党国意识”等标签，由此，“认同”构成眷村文学研究的规定范式；进而在“认同”的框架中抽离认同文化、人民与认同政党、政权之差异，均质化处理眷村文学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结构。简言之，在“认同”概念未得到有效厘清的情况下，进一步将“认同”约简为“政治认同”即对政权（国民政府）和政党（国民党）的认同。即令不询唤这类诠释的合目的性和意识形态导向，将血缘、文化、政权、国家混为一体⑦的认知迷误也已经动摇了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外省第二代”为例，这一基于血统的命名在处理一些非典型案例时显然力有未逮：通常被标签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文姐妹，父、母分别为外省人、本省人，在父权体系中被归入父系血统——则基于血统的定义让渡于血统和社会文化双重标准的勾兑。女作家利格拉乐·阿坞父母分别为外省人、原住民，在威权政治时期自我认同为外省人，随着原住民运动的兴起自我认同转换为原住民——外省第二代的“血统”归因因之失效，并论证了“认同”的流动性及认同和社会语境之间的辩证。
如前所述，研究眷村文学的程式化词汇族群、认同、中国意识、中国结等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法以理性或情感的单一规范代入，而是同时在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理性判断和以情感认知为基础的感性体验之间滑动，偏于哪个方向端赖情境需要。因此，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同样应用上述理论武器，却因立场、情感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神”的相似和“形”的不同；前者源于双方皆有情感融入的倾向性和先验立场，后者则在于双方统、独光谱⑧中的不同站位。质言之，立论标准的双重游移必然导致理论与应用的不稳定性。
国共内战及其后的两岸对峙，使得一代人背井离乡，渡海来台；外省人一度分享着相同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当时，所有的‘外省人都处于一种‘有一天老先生终要带我们回家乡，一种引颈企盼，一种置身于‘球赛中场休息时刻，历史的暂停时间里……他们失去时间感，等着一年又一年大同小异的‘总统文告。”⑨战乱甫息，当局又制造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国神话。由此之故，“过去时”的中国情结、“现在时”的过客心态和“将来时”的人生想像，实为外省人心理“应激”的本能反应与当局刻意经营的政治愿景相互激荡的结果。对党国的“政治认同”在利害和价值观之间夹缠不清：大地主、大财主的出身，成打老妈子、勤务兵、司机的排场，逃难时沿路不得不丢弃的黄金条块⑩——外省人的来时之路和“忠党爱国”难舍难分，毋宁说，外省人和国民政府恰在某个历史时刻达成了利益相关/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但在1950年代政局稳定之后，国民政府的独裁性格与民众的民主需求相对抗，民主/专制的矛盾逐渐取代两岸对峙成为主要的社会命题{11}。或認为党外运动以美丽岛事件为界，此前主要表现为民主化运动，之后逐渐演为“独立运动”{12}。即令在这一叙事谱系中，雷震《自由中国》及“中国民主党”（草案），与1992年“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也可以分别列入民主化和“独立运动”的谱牒。事实上，台湾还曾活跃着一支左翼反对力量，其中不乏眷村人的身影{13}——照映出外省人（眷村人）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中无役不与，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群体。差异的成长经验、精神资源、人生追求，乃至阶级出身{14}影响着外省人在左、右，统、独之四象限坐标体系中的不同占位。即令相对多数的外省人拥有共识，以之覆盖整体也往往抹消了共识间的程度差异，更漠视了少数异质的声音。易言之，无论“外省人”族群还是“眷村”亚群体，并不拥有整一的身份标识和政治认同，以“政治认同”诠释眷村文学，往往暴露出理论的贫乏和立论的不够周延——甚至“族群”本身也是一个可疑的概念，兼具“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现代特征与“共同祖先”“共同来源”“共同文化”的传统特点{15}，使之成为一个并不严谨的权宜指涉。探索眷村文学的丰富内涵，因之必须跳出程式化的研究规范，而代之以一种整体性思维，把眷村文学置于1980-1990年代台湾社会的历史脉络中重新考察。
二、本土化与多元化的交互：
1980-1990年代的台湾
以思想史而论，1980-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贯穿着双重主轴：其一为挖掘、识别、建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本土化运动，以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相结合为特征。另一方面，西方后殖民、后现代等后学及女性主义的大量涌入，引发文化多元化的思潮。二者交互为用：多元化思潮被改造、编码为本土化的元素之一，借以稀释“中国文化”的“霸权”统治；同时，多元化也拆解着本土化单一、排他的封闭逻辑。
1980年代后，本土化运动致力于挖掘台湾历史、民族、文化、文学诸方面不同于“中国”的特殊属性，认为中国文化已被吸纳、涵容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台湾文化因而成为更丰富、包容、开放的“高阶”文化{16}。为凸显台湾文化的可识别性，进一步凝聚“台湾认同”，应对台湾文化中的中国文化部分予以改造{17}。乃至提出“空白主体”说{18}，表现出树立台湾文化纯正血统的精神洁癖和焦虑症。由此台湾文化的建构方向乃在于达成台湾意识的“启蒙”，化解中国意识的“污染”{19}。对此，张大春认为是台湾“第二期的文化大革命”，意在“切断与中国在文化、语言、历史上的关系。”{20}陈昭瑛更警告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可能流为全盘否定的虚无主张。”{21}由是观之，“本土化”实乃台湾文化、台湾历史、台湾意识、台湾认同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以台湾文化、台湾历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为载体，以台湾意识、台湾认同的实现和巩固为方向。文化与思潮上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乃是因应时局变化的破“旧”立“新”之举{22}。
另一方面，对西方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的积极引介，又使得台湾社会思潮呈现互相激荡的多彩系谱。笔者在另文《〈中外文学〉的同志文学研究（1990-2009）》中，以台大外文系名刊《中外文学》为个案，统计其1993年至2006年160个专题中，比较文化视角的专题75个，台湾文学与文化专题37个；由是可以略窥其本土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导向。另统计专题中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者为“台湾”（17次）；“女性主义”、“女性文学”9次，“性别”7次；“后现代”5次、“同志”/“酷儿”/“怪胎”4次、“后殖民”、“认同”、“族群”各3次，显示出对弱势性别（女性）性向（同性恋、酷儿）、本土、族群的高度关注。联系反对运动“互相掩护、分进合击”的策略与对“原住民运动、环境运动、反核运动、工运、妇运”各种弱势者运动的支持{23}，可以管窥本土化、多元化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多元文化的理论资源或为本土化（思潮、运动）策略性地应用，用以松动男权/异性恋/汉族/中国{24}的霸权和话语权，从而整合进其“台湾认同”的建构体系。同为后学，后殖民理论取代后现代理论成为台湾学界的热点，正是基于上述适配性和现实应用性的考量{25}。
本土化演进的制度性成果即“中华民国”台湾化：1991年当局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法理上结束了两岸敌对关系；次年修宪，治权限缩在金马台澎；1997年第4次修宪，“冻结”台湾省。以上诸种举措，虽为政治格局与社会变迁的因应之举，也实质上松动了“中华民国”对大陆的主权宣示，在本土化的主潮中深具象征意义。论者以为修宪对国家认同的转向既是回应也是引导之举{26}。或有以为前述举措具有“去中华民国化、去国民党化”的意味{27}，“以‘台湾为体，中华民国为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务实”思维成为台湾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28}。上述制度层面的变革，既为台湾民族主义的演进结果，也体现了本土化建制的推动之功。
“党国”结构中的国民党也发生了党员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1993年8月，“新国民党连线”自国民党分裂，另组新党。随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十四次大会，台籍中常委人数首次超过外省籍（分别为17、14位），显示国民党权力格局中的省籍对比已经逆转。乃至有认为中国国民党已蜕变为“台湾国民党”的观察。事实上，随着选举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政党、政权不断自我调适，在愿景和民意之间作出协调和变通，乃至刻意引入不同省籍、不同倾向的人士以冲淡政党的刻板印象，修正固有定位{29}。换言之，统、独，国民党、民进党，外省人、本省人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仍必欲建立二元对立的关系，不仅混淆了“政党、政权、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层次的内涵”{30}，也不免因敌我的本质主义思维打击面过大而“失焦”，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统合。
如前所述，本土化发展出一套激烈的话语体系，但一直以来不乏理性反思的声音。近年眷村文化的研究成为台湾建筑、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民进党亦以开放的态度正视眷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叠关系：“眷村文化是台湾庶民文化的一支……保留着眷村文化的记忆，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贡献，是对未来历史的肯定，也是本土文化永恒创新及包容的新历程。”{31}这或许已经预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独立团体、反对派独派视台湾所有民族为“命运共同体”，以取代建立在偶发要素（如省籍）之上的概念{32}，亦有强调合而非分、意在弥缝而非撕裂的积极面向。
三、“文化乡愁”：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个案的考察
基于政治认同对眷村文学的研究体现了时代精神对文化研究的规定和制约。但这一研究思路显然是在回应本土化浪潮，而忽略了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语境对眷村文本的影响。本节试图把文本从前述程式化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文化乡愁”这一指标入手，以这一词汇的流动性松动、释放文本的丰富指向。本节采信广义的“文化”定義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总和，则“文化乡愁”实为以“乡愁”为喻体的修辞，指向针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一种忧思和情怀。选择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个案进行考察基于两种考量：其一，眷村文学作家中朱天心较为典型，从早期的“三三集刊”到后期“超越认同”，思想上的起伏和流变有其寻绎的空间。其二，朱天心的眷村文学书写周期较长，《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般认为是眷村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以框架叙事的形式结撰，叙事人要求读者打开Stand by Me的流行音乐，在音乐伴奏下开讲——此为叙事的第一层框架。第二层框架即眷村小女孩“她”/“你”的故事。结尾抛却第一框架的“对话”对象即假想读者，叙事人与“她”/“你”融合为一。以结构而论，框架叙事的“间离感”，“你”“我”“她”的人称变换与不同视角，为文本增加了审美距离和反思空间。叙事人与作者的合二为一，又彰显了文本在情感的“收”“放”之间呈现出的某种矛盾态度。这种矛盾同样表现在“她”/“你”所持的价值判断：一方面认为眷村男生“动辄放眼中国、放眼世界的四海之志”不免“对未来简直有点不知死活”，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国家如此抽象却又无法自拔的款款深情”之共情与理解；“离开眷村而又想念眷村”，与国民党像“一对早该离婚的怨偶”，凡此种种，无不体现着矛盾而非整一的情感取向。在“勿忘在莒”、“田单复国”的标语中成长，本省人也拥有与外省人差可比拟甚至犹有过之的党国认同{33}。换言之，“眷村味儿”和眷村里的“热血少年”，原本是教化下的被动产物，而非自觉的能动选择；是以朱天心不满于党国认同的浮泛指认，更拒绝承担威权体制的历史包袱。眷村男孩“放眼中国、放眼世界”，眷村女孩则急于逃离——体制、文化、男性之间隐约显示出某种对应关系；女性意识（还没有成熟为女性主义）已经冲破威权的缝隙探索逃逸的可能。眷村的历史现实之于叙事人，其内涵从来不是稳定不变和本质化的，而是随着时间——“她”/“你”的人生时间以及大时代的历史时间不断变迁。“她”/“你”生理、心智与时空坐标体系均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于中试图辨析静态的族群认同只能流于平面化的指认。
对于眷村的“热血少年”，汪精卫《狱中口占》意外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伏线，“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多年后犹在劫案主谋的口中复现——汪精卫并非正统教育中的典范英雄，这一符号实为反叛（之于旧体制）、革命（之于新体制）、越界（之于国族）诸象征的复杂集合。《狱中口占》之烈士情怀、献身精神、豪邁气质，多年后造就了财政部长、成功商人等时代的中流砥柱，或劫案主谋和“为国除奸”的执行人——前者固然继承了儒家“兼济天下”的职志，后者则已偏离“杀身成仁”的典范理想，毋宁蹈袭了“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精神。眷村文化这一流脉显然与威权体制的主流文化有别；作者顺便以汪精卫离经叛道的一面揶揄忠党爱国的主流价值，彰明眷村子弟与威权体制之间并非规行矩步地一致。家国天下的儒家理想与任侠使气的民间精神，成为眷村文化的两个重要面向；国民政府以继承前者的道统自居，也无能垄断儒家文化的所有权和阐释权。换言之，叙事人绕过了威权体制直接接续上中华文化的血脉，同时自官方/民间、主流/支流的文化体系中汲取营养。
文本并充斥着消费社会的各种符号：电影（Stand by Me同名电影、“岸上风云”、田纳西·威廉电影）、流行音乐（Stand by Me、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 gone、“今宵多珍重”）、广播（“九三俱乐部”“小说选播”）、广告（香皂、口香糖）、明星（甄妮、马龙·白兰度）、电视节目（“田边俱乐部”“晶晶”“群星会”“温暖人间”），乃至MIT并非麻省理工学院而是Made in Taiwan的缩写，对典范的英语语言进行戏仿——以一系列拼贴、混杂的意象拥抱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征象。但作者显然意不在批判消费社会，而在于展现世界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即令在威权体制最稳固的年代，影视节目、流行音乐等西方文化也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社会变化并非以解严为截然的分界线，而是早就埋伏下异质的因子。
以上，或从主体性层面入手，或为族群概念增加性别维度，或辨识眷村的官方文化、民间文化、西方文化的不同精神资源，朱天心解构了认同政治的整一神话。如前所述，在本土化和去中心化的后解严时代，后学、女性主义等的涌入及本土化运动的建制，盘整了既有文化的结构和要素。“当下”对历史的偏离，引发叙事人对“眷村味儿”的怀念和辨识，追寻记忆实乃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寻根”不仅指向传统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也体现了一个现代人对前现代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秩序的朦胧乡愁。眷村阡陌交通、守望相助、自成一体的特征，固然有其特定历史语境和物质条件的制约，也典型地体现着农耕文明的“熟人社会”特点，即人际距离意识的匮乏、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高度重合。熔炉式的生活方式与个性的低能见度，使得个人、家庭、眷村、党国合一，协力达成选举期“本村一致支持XXX”的共识。反观当下，部长和商人的讲话令“你”惊叹、同情、信任，乃是因为新的价值体系中，民族、国家不复是单一和最高的标准；相较眷村子弟动辄“家国天下”的宗教气质，社会已经日益“世俗化”，本省子弟的“笃定”态度成为主流。因此文化乡愁乃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族群的经验，毋宁体现了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秩序重组、价值裂变带给人类的心理冲击和自我调适。这一经验一体两面：既解绑了家国天下之单一价值的束缚，又伴随着价值多元（去中心化）带来的无序和茫然。
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蒙昧到觉醒正是一个隐喻：“她”拒绝自己的生理和社会性别，拒绝与眷村男生一起接受威权教化；随后“她”变为“你”，自觉保持对官方主导文化的距离感和反思；在后解严时期新的文化格局下，则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焦虑和失落。“俱往矣”的兴衰之感，不仅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环乃至集体无意识的表征，表现出对历史流变所产生的惘然情绪；也是对曾经蔚为主流、而今失落了的价值之“重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主义和崇高感虽曾迹近虚妄，在主客逆转的情势下，却以其日益稀薄的质地成为新的文化结构中一支反制、批判的力量。
近年的眷村文学{34}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面貌，在传统历史文化谱系中进行更具雄心的探佚搜沉。张大春《城邦暴力团》追寻武侠、卜筮、医学乃至黑道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图谱，骆以军则以《西夏旅馆》在大汉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打捞少数民族的记忆和荣耀。主流/非主流、中心/边缘、官方/民间的话语系统无疑给了外省第二代作家更多启示和思考：威权体制下二元对立的压迫结构的确被改变了，但压迫性思维并未随之改变，反而重新定义、重新配置了新型的压迫性结构，外省人被边缘化为新的“弱势群体”。在二元对立的压迫结构中探寻民间、底层、历史“小传统”的声音，以其多元、包容的视角抗衡、拆解着各类话语霸权。由此，眷村文学的文化“寻根”，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认领和重新“发现”，不仅是对当前台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予以深刻地质问和反诘，并更为彻底地清理了威权体制之遗产，体现了其问题意识的激进和尖锐。
四、结论
台湾的统、独之争与政治认同问题，既携带着历史创伤记忆的“陈迹”，也体现着政治格局与“立国精神”的“新变”。因此，政治、学术、文艺的领域往往“跨界”运作，理性的思辨和情绪化的宣泄难分难舍。影响所及，文学研究也无能自处于“净土”。不同的研究者立场殊异，或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或为抹消、冲淡不同意见人士的影响力，文学研究的倾向性和情绪化大大削减了研究信度和效力。作家的省籍身份在研究者视野中的无限膨胀，必然伴随着其他面向的被忽略与被遮蔽：“身份政治的许多形式中仍存在着一种本质论的方式，这赋予性别、种族、性偏好或一些其他标记以身份要素的特权……一些版本的身份政治盲目崇拜身份的某些给定要素，好像我们的多重身份标志之一就是我们的深刻和真实的自我，我们所有的生活和政治都得围绕着它进行”{35}。这种格局因为大陆学者的加入更形复杂和混乱。但若胶着在族群、认同、统独的认知框架，最后就成为竞相加码比拼更大的声音和更激烈的措辞，相对温和的声音可能就此沉默。但这还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大陷阱。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如不及时调适研究方向，开发新的阐释维度，眷村文学的价值必然与时俱往——取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国族寓言”式的台湾文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文学、文化研究理应保持立场的超脱，一旦丧失了“批判性的因子……很容易成为新保守国族主义回应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机器再打造的先锋队，与进入国际市场时……国族主义的代言人。”{36}文学、文化研究也必然被淘洗、置换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丧失其主体性价值。
① 郭冠麟编：《从竹篱笆到高楼大厦的故事：国军眷村发展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
② 刘俊：《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暨南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
③ 赵庆华：《乡愁的起点，离散的情怀：“眷村文学”在台湾》，《PAR表演艺术杂志》192期，2008年12月，第44页。
④ 外省人是省籍概念，眷村人是居住地概念。但大部分外省人有眷村经验，且一般认为外省人与亚群体眷村人有相同的认同。为论述方便，以下就认同层面对外省人、眷村人不作区分。
⑤ 赵庆华：《相聚、离开、沉默、流浪：阅读苏伟贞的“眷村四部曲”》，《台湾文学研究》创刊号，2007年4月，第147页。
⑥ 眷村文学作者多为外省第二代，也包括少数熟悉眷村的本省人士。刘俊《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暨南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
⑦ 试举一例：“似乎‘非理智地企图抗拒今日政权的阉割，却暧昧地陷入旧政权的迷魅拉扯……从依恋失去的中国故土到依恋台湾眷村故乡，每一种不舍的依恋似乎都成了封闭退化或非理性的具体证据。”邵毓娟《眷村再见/现：试析朱天心作品中恋物式主体建构》，《中外文学》第32卷10期，2004年3月，第102页。
⑧ 统、独概念在两岸有不同理解。以泛统立场而论，有“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乃至“联邦模式”等不同主张。泛独则有“邦联模式”、“欧盟模式”、“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共和国”等不同主张。本文所谓统、独指泛统、泛独的一般共识。
⑨ 骆以军：《西夏旅馆》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40页。
⑩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载《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台北：INK印刻2002年版，第67页。
{11} 王晓波：《自序：民主民族主义思想的自我告白》，《民族主义与民主运动：一个统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2} 台湾独立运动分为两条动线，其一为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独立运动，多活动于国外，对台湾政治影响有限。其二为党外反对运动，以民进党建党为阶段性成果。二者亦有交集。Cladue Geoffroy著，黄发典译，《台湾独立运动》，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
{13} 如钱永祥等。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2001年版。
{14} 以眷村为例，高级将官和中下军职的眷舍在面积、布局上存在很大差异。杨长镇、庄丰嘉主编：《认识台湾眷村》，台北：民主进步党2006年版，第7页。
{15} 王甫昌：《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象》，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67页。
{16} 许信良：《新兴民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02页。
{17} 李乔：《文化、台湾文化、新国家》，高雄：春晖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18} 廖朝阳：《在解构与解体之间徘徊》，《中外文学》21卷7期，1992年12月。
{19} 李登辉：《认识台湾，再爱台湾》，转引自侯荣邦编：《台湾，咱的国家——正名运动手册》。
{20} 张大春所谓第一期文化大革命（一九四九年到解严前）是“把文化缩简成只能符合国民党所需求的文化”，即为符合君王利益与封建正义的儒家道统。陈正芳：《魔幻现实主义在台湾》，台北：生活人文2007年版，第185页。
{21} 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载《中外文学》1995年第9期。
{22} 石之瑜：《当代台湾的中国意识》，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72页。
{23} 此外，“反对运动对于原住民运动的支持，尚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鼓励原住民发展他们的认同，以便强调台湾人之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血缘及文化上都不是中国人……这是在发展‘台湾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在血缘及文化上建立自身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的建构工作。”以上分别见王甫昌《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学2003年版，第115、116页。
{24} 此处“中国”在不同语境中或指中国文化，或指大陆政权，或指国民政府台湾政权。试举同志文学研究为例，“新与旧、统与独、精英与通俗文化、父权思想与女性意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对立紧张使得戒严时期大一统的‘幸福不再，然而又暴显大一统实乃压制弱势与少数的声音所缔造的假象。”刘亮雅《摆荡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国族、性别、情欲问题》，《中外文学》1995年第1期。“台湾性和同性恋命运相似：两者都高度政治化，因为两者都和族群（台湾人、同性恋者）密切相关，而族群都要面对强大的挑战者（中国、异性恋）。”纪大伟：《色情乌托邦：“科幻”、“台湾”“同性恋”》，《中外文学》2006年第3期。
{25} 邱贵芬：《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再谈台湾身份/认同政治》，《中外文学》1995年第11期。
{26} 李鹏：《“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3期。
{27} 劉文斌：《台湾国家认同变迁下的两岸关系》，台北：问津堂2005年版，第267页。
{28} 虞义辉：《台湾意识的多面向：百年两岸的民族主义》，台北：黎明文化2001年版，第370页。
{29} 时任民进党主席黄信介曾力邀左倾统派人士王晓波等人加入民进党。王晓波《民族主义与民主运动：一个统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台北：海峡学术2004年版。1992年5月，新党前身、国民党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成立时，本省、外省发起人分别为8位、7位。江易平、李祖舜著《逆水而行：新党故事》，台北：商周文化1994年版。
{30} 戴国煇：《台湾结与中国结》，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版，第107页。
{31} 杨长镇、庄丰嘉主编：《认识台湾眷村》，台北：民主进步党2006年版，第7页。
{32} Cladue Geoffroy著，黄发典译：《台湾独立运动》，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33} 施明德在美丽岛囚禁期间，受到忠诚的本省军警之苛待，可为一证。李昂《施明德前传》，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版。
{34} 相对前文所述狭义上的、以眷村生活为中心的题材，此处所指毋宁是广义上的眷村文学，即眷村子弟创作、涉及眷村但不再以眷村为中心的文学作品。
{35}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著，陈刚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頁。
{36} 陈光兴：《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陈光兴主编：《文化研究在台湾》，台北：巨流2000年版，第2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r Cultural Nostalgia？
A Re-examination of Juancun Literature
Li Zhuyun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re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the issue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carries the old traces of traumatic memory of history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new changes in the‘nation-building spirit，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udie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cluding Juancun Literature. However， the concept of exist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does not distribute itself as identification， placed in the developing veins of history， is rather a dynamic process of plural fleeing. An examination of Juancun Literature by way of cultural nostalgia， in order to delineate the plural source of its cultural resource and identity changes， has its own logical self-consistency.
Keyword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nostalgia， ethnic group， Mainlanders， Juancu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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