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平

　　摘 要：在《扶桑》中，严歌苓以发掘历史为名，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大勇这个亦正亦邪、饱含传奇色彩的“华人英雄”形象。然而总体来说，这部小说中的华人男性形象仍未脱出美国东方主义叙事中那个沉默猥琐的“中国佬”刻板印象。这是作家当时对美国种族主义与排华历史的特定认识状态决定的。

　　关键词：《扶桑》；严歌苓；华人移民史；英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077-09

　　有学者认为，《扶桑》（1996）对历史的“解构、重构、再解构”体现的是“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因为“《扶桑》以文学的形式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要求去恢复历史的原貌，再现客观的生活原态，而是叙述者心灵化、个性化地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①指出了《扶桑》对“历史”、特别是由白人讲述的美国华人“历史”的有意识解构。然而，笔者认为，与其说《扶桑》体现了新历史主义这一历史观念与思想方法的“突破与局限”，不如说《扶桑》的历史叙事体现了严歌苓本人当时的生命体验与历史视野的“局限与突破”。

　　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就事论事”，固无不可；而引入新的材料，将“史实”或其他的文学叙事作为对照，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情节设置本身显出了可疑之处，其背后的观念窘境亦随之浮现：就人物形象而言，从许多角度来看，《扶桑》的男性主人公大勇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华人英雄”，然而，塑造这位英雄，却是以“牺牲”早期在美华人的群体形象为“代价”的。《扶桑》对早期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二元化”塑造，折射着当时的严歌苓对美国种族主义、排华历史的特定的认识状态。

　　一、黑道英雄：承载“壮丽情怀”的血腥暴力

　　毋庸置疑，大勇这个形象，是严歌苓对美国排华叙事中沉默、猥琐的“中国佬”刻板印象的直接颠覆，其写作策略可以概括为“针锋相对”——大勇不是沉默无言的，而是“巧舌如簧”的；不是畏怯懦弱的，而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面对白人，他沉着冷静，身手麻利，“铁拳无敌”，令其敬畏三分。无怪乎有研究者将大勇称为“一个可贵可敬的文化‘翻译者”、“敢对西方说‘不的那一个文化拒斥者”。②也有研究者将大勇称为“唐人街霸主”，认为“正是他的邪恶让他可以轻易地游走于华人与白人世界而没有丧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华人的利益，大勇身上留有的山野绿林气质的恶成为了没有法律保护、备受白人歧视的华人的一枚不可少的护身符”。③如上解读都体现出东方主义批评的理论视角。

　　与对女主人公扶桑的“神化”一样，《扶桑》对大勇的描摹也极尽传奇之能事。首先，大勇的形貌就不同凡响，“身材宽厚，个头要高过一般中年男子，他梳一根粗极的长辫。人们很快发现这辫子之所以粗得不近情理，是因为他的头发顺着他颈后一直长到半个脊背上，如同马鬃或狮鬃。”④通过这种奇异的生理特征，严歌苓刻意解构了早期美华移民男性脑后那根备受嘲笑的清朝“猪尾巴”的猥琐气质。小说还强调，美国白人看到大勇的感受是：“男性梳长辫竟显得如此凶险而英武。”⑤为华人男性“正名”的意识十分明确。类似的细节还有许多——“粗大的喉结”、“虬结的血管”，以及一根头发都不掉的旺盛又反常的生理特质，都是强调他“天赋异禀”、拥有与生俱来的“英雄”特质。

　　大勇的内在，又可谓与其外表“相得益彰”。他“邪恶”、“凶险”，欠着多条人命，还有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飞镖绝技，“一旦拔出它们，白鬼警察也不再惹他”。⑥当然，小说后文又揭示，飞镖只是大勇偶然捡到、用来“摆酷”的。这一细节设计用意明显，“中国佬”的刻板印象之一——“中国功夫”——被用作了尖锐的讽刺：“白鬼警察”忌惮的只是他们想象中那个恐怖的东方幻影。这也是当代美华历史、文化批评家一再批评的，美国东方主义者对华人、对中国的“无知”。大勇因白人的“无知”而屡次脱险，这说明他的“英雄”气质不仅在于胆大妄为，还在于有勇有谋、知己知彼——华人因为刻板印象而受欺受辱，善于“将计就计”的大勇反而在其中找到了“逃生通道”。

　　然而，现实的残酷性在于，当“无知”者居于主导、占据多数时，无论他们对华人是“接纳”还是排斥，是“爱”还是“恨”，都能轻易地影响在美华人的境遇与命运。当代美国司法史上还有被盘查的华人疑似“施放暗器”（其实举起双手时腕表反了一下光）而被白人警察击毙的典型案例。如大勇一般“利用”刻板印象自然“大快人心”，但這在现实中又有多少意义？

　　当然，大勇以战斗求生存的基本态度是正面的。回到《扶桑》所写的年代，19世纪后期的旧金山以暴力、混乱而知名，旧金山唐人街“法外之地”的恶名又尤其突出。在“拳头说话”、“以恶制恶”的大环境下，大勇这类“黑道人物”是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需要补充说明，19世纪后期旧金山唐人街黑道横行，又是当地官方长期对华人“另眼相待”的结果：一方面针对华人聚居区出台多种管制政策（包括臭名昭著的《立方空气条例》）、勤于收税敛财，另一方面却对唐人街的治安疏于过问、任其沦为“三不管”地界。因此，唐人街很早就形成了以同乡会馆为主要形式（包括“六大会馆”及后来整合而成的“中华会馆”）的自治制度（在美国排华叙事中，会馆却被说成是以“奴隶制”控制在美华人的暗黑组织，他们在唐人街的地下挖遍了迷宫般的密道，从事各种邪恶勾当，等等）。但19世纪70年代后，排华暴行愈演愈烈，六大会馆应对不力，其运作又出现贪污徇私，威望大大降低，“堂号”趁机兴起——此即《扶桑》中大勇所统率的具有黑社会色彩的暴力组织。在历史上，四邑人组织的“广德堂”与三邑人组织的“协义堂”，控制旧金山唐人街达十余年之久。⑦

　　大勇作为唐人街“不好男儿”的“群龙之首”，自然具有保护唐人街的“正面价值”：“他那得罪天下的气概使这个充满邪恶的海湾至少多了一味相匹敌的邪恶”，若他不在，“便有了这些大模大样逛进铺子，舒舒服服抢钱的洋人”。⑧那些受大勇领导的“不好男儿”，在小说中同样扮演了与白人对抗的“英雄”角色。

　　然而我们仍需要明了：“堂号”并不是为了抵抗排华运动而成立的道义组织。“其成立之始，因华侨多从乡间赴美，乡村宗法社会思想太深，其流弊为大族姓欺压小族姓，小族姓乃结堂号以对待之。”此类组织在美国东西海岸都有分布，“故西美一带有合胜堂、萃胜堂、秉公堂等；东美一带有安良堂、协胜堂，皆势均力敌者也。”擅长暴力行动的堂号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排华暴行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各堂成员之间却时因小事生仇，引发斗殴杀人，“初时本为锄强扶弱，然而日久不问是非曲直，只知有堂友，黠者遂借堂滋事作惡。若遇对方属他堂者，则两堂启衅，谓之‘堂斗。”⑨

　　旧金山唐人街的第一次大规模堂斗发生在1875年。1880年起，堂斗渐趋频繁激烈，至1886年6月更炽。为了平息堂斗，驻美外交官最后不得不采用“连坐”之法（逮捕堂斗者留在国内的血亲），方才见效。直到1913年5月，“美洲华侨和平总会”在旧金山成立、迫使各堂会同意通过仲裁而非暴力来解决争端，堂号与会馆才终于和解。旧金山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旧式堂斗发生在1927年。⑩

　　曾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逐客篇》（1882-1885）中也指出：“后有红巾贼，刊章指名捉，逋逃萃渊薮，趋如蛇赴壑。同室戈娄操，入市刃相斮，助以国网宽，日长土风恶。”按黄遵宪所说，堂斗的主力为受通缉而逃亡海外的太平天国、红巾军残余势力，这些逃犯到美国后做了堂号的职业打手，造成诸多斗殴流血事件，大大破坏了华人的社会形象。“当甲乙堂斗时期，甲堂人与乙堂人互相伺机暗杀，杀风牵连各埠，蔓延几省（美国分四十六省），平均每年死于堂斗者，至少数十人。堂号财雄势大，利用美国刑法之宽弛，法界之黑暗，警吏、公家律师（检察官）、陪审员、法官、省长可以贿通，故杀人者常得免刑，此种恶风为旅美各国人种所无，独华侨有之，故为美国政治之污点，亦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也。”{11}

　　在历史记载中为害不浅、不择手段的黑社会势力，《扶桑》中却呈现出别样的“英雄”风貌，堂斗也被赋予了“展现华人正面形象”的悲壮意义。与故事主线相交接，小说中的这次堂斗起于两个嫖客争相为扶桑赎身、酿出人命；堂斗双方都郑重其事，“共同贴出一张开战告示，协商了多次，日子定在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来天冷刀斧舞不舒展，二来两边都要练练把式”；临到期时“双方又商议：还有一半刀斧没打好，是否再缓战两个月”，这简直是将戮杀作为“技艺表演”来享受：

　　过于沉重的步子使他们行进得很慢。每人都刻意打扮过：头皮刮得青光如卵，辫子上了油，一股肥腻的月桂香气。他们一律穿牙白绸马褂，牙白绸裤，这样血溅上去会很好看。褂子一律不扣，当襟两排长扣密齐地排下去，风一吹像扬帆鼓风，出来闷声的哗哗哗，相当悲壮。

　　……

　　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他们在拼杀中给对手的是尊重，还有信赖。某人刀失手落地，另一个等待他拾起。一切来展现他们的视死如归，像某些人展示财富，另一些人展示品格、天赋。他们以这番血换血、命换命的厮杀展示一个精神：死是可以非常壮丽的。

　　杀场上没剩几对人了，观众给他们让出的舞台更大更广阔。呐喊已完全嘶哑，冲刺是踉跄的，一只被砍下的手坦荡荡掌心朝天。{12}

　　如上一番别开生面的描写，可以分析出的“正面形象”有：决心，勇敢，义气，尊重，信赖，悲壮，好看，“坦荡荡”。直接指明华人“视死如归”的“壮丽”还不够，小说还着意描写了这番“展示和炫耀”对白人观众产生的震撼乃至“震慑”：

　　洋妇人们的望远镜已抖得对不成焦距。男人们不断喝着酒，酒顿时变成汗浴洗他们，先是红后是白的脸。紧紧握住阳台围栏的手上竖着汗毛，竖得如同暴雨前的蒿草一样战战兢兢。这些东方人的勇猛使他们醒悟到一点什么。他们渐渐息声敛气，眼睛也不再狠狠张开了。

　　……他们都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种族带残酷色彩的勇敢和对于血的慷慨。他们还领略到一种东方式的雄性向往：那就是沙场之死。这死可以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辉煌的意义。刀光剑影，热血如浴，这死还要什么比它本身更壮丽的意义？

　　是的，自相残杀是他们的借口、假象。他们是在集体自杀，从某种角度来领悟。他们死给你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都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

　　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死都能面对的，还有什么不可面对的？{13}

　　在堂斗的这一长段“心理旁白”化的情节中，华人取得了“胜利”。华人的骄傲与英雄气概都寄托于这种“从容而死”，而无关于现实的社会效应或所处的社会角色。可以说，严歌苓笔下的堂斗者有一种直接面向美国白人的“表演意识”，流血、断肢、死亡的方式表白自己绝不懦弱胆小、更非麻木不仁，以此战胜、卸落自身在美国受到的种种欺辱压迫——“这些都不算什么！”——以此申明，逆来顺受的华人其实有强烈的自尊心，以及不服输的决心。

　　不过，洋人们究竟有没有“领略”到堂斗者“东方式的雄性向往”、“沙场之死”的“辉煌”意义？小说随之接上一段“我”的自我解嘲：“这或许是我的错误推断：他们什么也没领悟到，见血见得他们脑子成了个大空桶。我从来对洋人的思路摸不准。有时自以为摸准了，来一番胡说八道，人都得罪光了。”{14}由此，严歌苓绕开了可能招来的这段情节是“精神胜利法”的批评。更何况，那句话已经成功地说出来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这就是《扶桑》论证“华人自尊心”的基本逻辑。

　　二、罢工领袖：由“群氓”衬托的邪中之正

　　如果说小说以浪漫化的“堂斗”“反击”种族歧视的手法来得委婉曲折，对大勇这个人物的“英雄事迹”，其笔法则直白得多。小说多次描写大勇以各种身份，与各种身份的美国白人“短兵相接”；除了串通白人赌马、屡次逃过“白鬼警察”追捕，《扶桑》还写到了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的一件大事，并把这件大事说成是大勇一人的“杰作”：这就是太平洋铁路华人筑路工的罢工事件。

　　应当说，《扶桑》对美国排华史的展现是印象式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具体年份的模糊处理，还体现在对排华逻辑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浓缩交待。小说触及的华人与白人“就业竞争”、“华人导致白人失业”的问题，是美国排华叙事的基本主题之一。

　　让我们同样先看一看历史。“华人抢了白人饭碗”的说法在加州民间由来已久，美国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于1876年提出的深得“民心”的证词就称：加州存在30个“华人同白种工人竞争”的行业。但社会学家玛丽·柯立芝对这些行业量化分析的结论却与国会委员会的证词针锋相对。她指出，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华人同白人竞争的情况：“那种指责华人在近30个行业中把工资水平压低到白人男子和妇女挨饿的程度以及华人已经或近于垄断了许多不同行业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5}实情是，在同一行业或部门，白人从事较轻松的工种，报酬较高；华工则做繁重辛苦的工作，工资却低。华工被允许做的是白人不愿或不屑于干的工作：“依靠华工为这些部门打下基础，常常为白人打开了就业的大门。”{16}柯立芝还归纳说，华人是“为人所不能为，或为人未竞之事。他们惟白人的好恶是从，一旦白人想要占有他们的工作，他们便悄然相让，另谋生计。”{17}

　　在知晓历史的前提下再看《扶桑》的描写，问题便很清楚了：

　　更早些的时候，白人工友威胁总部：若工时不减，他们便全体辞工。

　　总部说：好极了，那将由既便宜又卖命的中国苦力代替他们。雇用一个白人的钱足够雇两个中国人。

　　临时搭起的募征办公室被拖着辫子、面孔蜡黄的人簇拥了几天。

　　你会做什么？

　　用力点头。

　　噢，什么都会？给你……每小时八十分，明天一早工地见。

　　用力点头。

　　同意一切伤亡责任自负？

　　用力点头。

　　那么请在这儿按手印。

　　拖辫子的矮小男人庄重地瞪着拇指上的红印泥走出募征办公室。远处的白种工友们冷冷看着他们挤眉弄眼的喜悦。

　　轨道铺过山缝，十几个中国苦力埋在下面。白种工友们跑来，悲痛得全没了妒嫉和敌意。中国兄弟们，必须加入我们的联盟，这是奴隶的生存环境！你们的工资仅次于零！

　　用力点头。

　　站起来，这是一块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土！奴隶制在我们的南方已死亡了——奴隶制是犯国法的，中国兄弟们！

　　用力点头。

　　别让你们的忍耐和宽容给奴隶主利用！

　　用力点头的同时他们从身边拿起磨秃了的锹和镐，提起小饭罐。

　　你们要干什么？

　　上工去。这些拖辫子的男人们安静回答道。

　　白种工友们终于悟過来，他们是一切罪恶的根。这些捧出自己任人去吸血的东西。他们安静的忍耐，让非人的生存环境、让低廉到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合理了。世上竟有这样的生命，靠着一小罐米饭一撮盐活下去。{18}

　　上述描写不可谓不生动，亦不可谓不精炼——华人在铁路公司找到工作，全凭“便宜又卖力”；“庄重地瞪着”、“挤眉弄眼的”“拖辫子的男人”可谓是“典型的中国佬”，愚昧又麻木：无论是对招工方还是对“白种工友”，都一律只会报之以“用力点头”与自行其是。

　　然而，这些描写所传达的信息与历史真相恰恰相反。1863年太平洋铁路动工之初到1864年冬为止，铁路公司曾只招白人劳工，两年间只铺成50英里铁轨。“[白人筑路工]都是不安定的人，靠不住的。有些人根本不想工作…有些人坐等发薪，拿到一点钱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逃之夭夭。”正是因为白人劳工的表现令人绝望，“如果魔鬼能修建铁路的话，它亦将受到欢迎。…连最狂热的反华分子也对于雇华人来干这种活毫无怨尤了。”{19}华工的劳动高效而出色，因此到了1868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的1.4万工人中，华人占到了万人以上：西段全长近1100公里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有95%的工作是在华工加入筑路大军的四年中完成的。跨洲铁路最后提前7年竣工。{20}

　　华人修成的铁路为华人带来了灾难。太平洋铁路通车为加州带来了潮水般的白人劳工，劳力紧缺的局面迅速转为劳力过剩。在种族主义者看来，赶走“临时雇佣”的华人正是理所当然。再加上不久之后的1873年，加州卷入长达五年的经济危机，肤色、语言、衣着、生活习惯都与“美国人”迥然有别的华人，成了白人劳工阶层发泄失业怒火的替罪羊。{21}针对华人的暴力伤害及驱逐事件层出不穷。

　　面对民众自发的排华活动，新闻媒体推波助澜，大肆宣传华人是白人失业的根源；政客更是趁机大做文章，“排华”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各级选战中不可缺少的一张政治牌。两党争相用排华政策讨好选民，拉拢选票。而在华人人口最多、排华呼声最高的加州，以排华为宗旨的政治团体纷纷涌现，其中就包括“加利福尼亚工人党”（1877年成立。而早在1869-1870年间，加州就出现了以“禁止所有蒙古人种的人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加利福尼亚工人协会，此后加州出现的排华组织还有1876年的加州联合兄弟会、旧金山反华协会等）。{22}工人党到处活动，以武力手段威逼工厂解雇华工，{23}赢得了当时加州白人选民的广泛支持。1878年，“加利福尼亚工人党”被选民推入加州议会，以排华著称的1879年加州新宪法随即出笼，其中规定：加州任何公司不得雇用华人；公共工程不得雇佣华人；中国出生的人不得在加州拥有和继承土地；华人永远不能在加州行使选民权利；州议会应用许可范围内的任何手段阻止华人移民，等等。{24}

　　纵览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华人“抢白人饭碗”的问题被越炒越热、华人形象被越抹越黑，是在太平洋铁路修成之后；《扶桑》试图通过太平洋铁路罢工事件展现排华运动的来龙去脉，自然在叙事效果上违背了历史真相。

　　除了有违历史真相，《扶桑》对一般华人劳工精神面貌的表现更值得注意——小说中的一般华工是没有“觉悟”、逆来顺受的；“白种工友”则既有觉悟又有同情心，瞧不起华人“工贼”，却对惨死的华人筑路工“悲痛”、谴责资方是“奴隶主”、呼吁华人与白种工人“联盟”；华人却对“白人工友”的主张和口号麻木不仁。

　　但华工毕竟罢工了；这是历史事实。那么，小说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在《扶桑》中，华人罢工，不是因为自己工酬微薄、劳作艰苦、要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不是要求与白种工人待遇平等，而是出于对“老苦力”、华人老厨子被剪掉辫子、无辜打死的义愤之情。懂得操纵华工的义愤之情、煽动罢工的，正是大勇：

　　大勇勒住马，俯瞰被他的马剪开的两队人。阴沉的轻蔑在他脸上摆布出一个顽劣的微笑。他跳下马，扯掉身后马车的篷布，把老苦力给呈了出来。冻结的血已半溶化，剪去辫子的花白头发失去血的粘性被风飘起。老苦力刹那间像有了动势。

　　……

　　好好看看，看看头发怎么给剪秃了，脑壳怎么给打开了。好好看看嘞。大勇货郎般吆喝。 有人往尸体的脸前凑一会，说：我的亲妈，老厨子的牙全给打掉了！

　　就是啊，大勇说，老人家往后吃饭都不香了。

　　以“点评尸体”的手法不动声色地控诉白人的暴虐，大勇成功地激起了众人的义愤之情；然而，将这种义愤之情转化成罢工行动，他还用了另外两手——恐吓胁迫，与诱之以色：

　　这时人群外的几个人在慢慢散圈子，大勇问：你们去哪里？

　　上工。要迟了。

　　大勇笑眯眯看着他们，看了好一会。

　　那些人被他看得没地方搁脸地东张西望。

　　大勇说：这两个妞儿我请客啦。人人有份，镇上见。

　　大勇把尸首卸下车，又将两个窑姐一一抱上车，在众人的大眼小眼中往坡下的小镇走去。

　　从那天起，工地上不再见中国苦力。{25}

　　“中国苦力”罢工了，其行动的出发点与白人不同——或许不能说华工“蒙昧无知”、“听不懂”白人工友“反奴隶制”的政治呼吁；或许他们只是更倾向于因为同情、感同身受而动心，而不是为政治、正义、口号而动心罢了。严歌苓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刻意强调，将华工罢工的本质归结为捍卫民族自尊：当铁路公司以收买的方式瓦解罢工时，“工贼”被斥为“汉奸”，受到了众人惩罚。

　　（愿意涨工资复工的）两个苦力便跟着代表往工场去了。

　　一小时后，五十多个苦力跑到工场。两个先复工的人见自己如此榜样，便笑着叫喊：吾，跟白鬼有仇跟钱没仇哇！

　　五十个人却冷冷地站在十步开外。其中一个说：果真出了汉奸。

　　另一个说：打断他们的腿。

　　俩人怔住，以为听错了。

　　罢工总部决定，打断你们的腿。两个汉奸，四条狗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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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逛窑子？窑子要汉奸不要？拿棍的问众人。

　　不要。母猪婆也不要汉奸。

　　大棍下来了，欢呼声淹没了惨号。

　　远处只见两棵树的枝叶乱颤。{26}

　　大勇似与此次私刑无关——命令出自“罢工总部”；但紧跟着一句：“大勇远远看着，双手抄在紫貂皮襖袖筒里。”{27}又似暗示他与这次行动有脱不开的干系。“母猪婆也不要汉奸”，言下之意，两个华工的复工之“罪”与其说在于破坏了罢工运动，不如说是在于向“白鬼”低头，有辱华人尊严，因此失去为人的资格。在自居正义的“欢呼声”中，两人被干脆利落地“打断腿”。

　　不过，正面迎战种族主义的仍然只有大勇一人。这位熟练操控群氓行动的“黑社会老大”，对付铁路公司的两个“白鬼”代表时方见其“邪中有正”，谈吐间尽显其手腕之老到、眼光之犀利。借“翻译”之名，大勇直斥种族主义，为华工提出了公平待遇的要求，痛痛快快地嘲骂了排华分子，还收取了一块钱“酬劳”：

　　他们说：狗婊子养的白鬼新通过一个法案，要把中国人从这个国家排除出去；他们还说，长着臭胳肢窝的、猴毛没蜕尽的、婊子养的大鼻子白鬼……

　　你不用翻译这么仔细。

　　一块钱值这么多，我不能让你亏本。他们说，新法案把中国人作为惟一被排斥的异民，这是地道的种族压迫。他们还说，铁路老板们把铁路成功归到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从来不提一个字的中国苦力，从来就把中国人当驴。

　　代表们深深地点头。你接下去讲啊。

　　他们说，一天没有公平，就罢一天的工……

　　怎么停了？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一块钱就值这么多。

　　代表们朝这个衣饰璀璨的中国汉子瞠目。却见他面孔憨厚得连狗都逊色。

　　大勇把钱仔细搁进他袜套，上马走去。

　　当中国苦力的罢工让所有股东喝起烈酒的时候，大勇已在去金山城的路上。{28}

　　《扶桑》里的普通华工则不会骂白人，他们也的确说不出“新法案把中国人作为惟一被排斥的异民，这是地道的种族压迫”的话——这个“新法案”无疑就是《排华法案》（1882），这是史上第一个禁止特定种族进入美国的国会法案。太平洋铁路的修筑却是在60年代；“铁路成功归到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则是铁路公司老板们在铁路完工庆典上的讲话。这样的时空剪接，除了塑造大勇这个见识超群的华人英雄形象，严歌苓显然也有借此对美国排华传统“破口痛骂”、一吐为快的意思。

　　然而，以“牺牲”华人群体形象来成就大勇个人英雄形象的策略，是否能够破除“中国佬”的刻板印象？以超群拔类的英雄领导“群氓”的传统历史观，能否真正理解历代美国华人的生存斗争，把握其特定的精神传统？

　　三、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观的贫困，

　　及其观念本质

　　对照美国华裔作家对太平洋铁路华工罢工事件的描写，我们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观照《扶桑》流露的“文化无意识”与“历史无意识”。与《华人：金山勇士》（China Men，1980）比较，汤亭亭笔下的华人罢工事件就并无什么“英雄人物”领导或诱导；事件的源起、经过、结果，罢工者的形象、特别是早期华工的“群像”，都与《扶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华人》的《内华达山脉的祖父》（“The Grandfather of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一章中，“我”讲述了“祖父”修造太平洋铁路的故事：在漫长而艰辛的劳作中，祖父靠着遥望牛郎织女星排遣相思、计算时日；他在开山炸隧道的工作中失去了许多工友，有人死于爆炸，有人死于坠崖。这一章也描写了那次罢工，但其缘起、经过和结果与《扶桑》截然不同。在汤亭亭笔下，这次罢工，是华工对资方玩弄“涨工资”手法、加重剥削的行为的有意反击：

　　工人们讨论了这个十小时换班制，骂着中国人的粗话。“每天多干两小时——一个月多干六十小时，才涨四块钱。”“抓猪鬼。”“毒蛇。”“王八。”“死鬼佬。”“是人就不能那么干活。”“鬼佬不把我们当人，只认我们是中国佬。”工人们派了会说英语的代表去谈判，结果那几个人被说成是故意挑事儿，不是被开除就是被降薪了。

　　于是，华人决定罢工，要求月薪涨到四十五元，八小时换班制不变。他们冒着坐牢的危险，薪水还被公司掐在手里。阿公还记得罢工的英语口号：“四十五美元月薪，八小时换班制。”“白人八小时一天，华人也是八小时。”{29}

　　在《华人》中，华工对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看得清清楚楚，且不肯忍气吞声。尽管是背着白人开骂，但经由小说描写，华人的声音却是面向英语读者“正面出场”了。这次罢工有组织，有秩序，有敢于丢掉工作、丢掉薪水的勇气和觉悟。更重要的是，在汤亭亭的后现代叙事中，这些罢工者还用上了自己的“文化资源”、行动充满“民族特色”——罢工的计划通过粽子传递到各个营地，如同汉人反抗忽必烈汗、相约起义时一样。这“密谋”的细节实在浪漫，于史无证，笔者认为这只是作家的修辞手法，意在强调先祖们的自觉团结、勇于斗争——不是内斗、自相残杀，而是彼此呼应，“亲情”洋溢：

　　当然，没有华人，就没有铁路。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劳力。这些连绵的山中，华人都是叔伯兄弟，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一次，是自由人，而不是苦力，在要求平等的工作条件。{30}

　　不仅如此，在《华人》中，拒绝参加罢工、扮演“工贼”角色的，倒是白人筑路工：

　　铁路上还在传来铁锤的响声，偶然隧道里还传来爆炸声。那些卑贱的白鬼们拒绝参加罢工。“白人八小時一天，华人也是八小时。”华人们向他们解释。“贱中国佬。”白鬼们说，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红头发。华人只能从眼角射出愤怒的目光。{31}

　　对照历史记载，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从1867年6月25日开始罢工，坚持了九天，最后以八小时换班制不变、薪水涨到35元的妥协结果告终。资方让步后粉饰太平的说辞（“我们本来就想给你们涨工资的”）显得虚伪可笑。《扶桑》则甚至吝于交待罢工的结果——罢工运动成了大勇“个人秀”的布景，他骂完了“长着臭胳肢窝的、猴毛没蜕尽的、婊子养的大鼻子白鬼”，“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至于“欢呼着”惩治“汉奸”的那一群华工，似乎只能满足于制造“让铁路公司所有股东喝起烈酒”程度的麻烦了。

　　《华人》还特意补充说，若是数千名白人劳工肯与华人站在同一战线，他们本来可以共同争取四十五元的月薪。到底谁更有“觉悟”呢？汤亭亭含蓄地写道，那些瞧不起“中国佬”的白人劳工“许多都是红头发”——他们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下等白人”——来自爱尔兰的移民。这种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华人筑路工与爱尔兰筑路工的劳动竞赛与明争暗斗（甚至利用开山爆破的机会炸伤对方，彼此报复），同样是太平洋铁路得以飞速建成的现实原因之一。

　　两个文本的鲜明对比还不止于此。与大勇用两个妓女“请客”、诱使华工罢工不同，《华人》也描写了华工罢工期间对“女人”的兴趣和渴望，但“阿公”的行为相当自制而有德：

　　罢工的人们传说有个女人正在沿着铁路过来，将在罢工的第七天和第八天来到营地。有人说她是个女鬼佬，有人说她是个中国人，她的主人也是华人。他想象着一个为人包扎伤口、照顾病人的护士，或是一个前来巡视臣民的公主；或者她是个仁慈的信耶稣的女鬼佬。但是，那是个可怜的女人，手腕被皮带捆着，给人拖着走，半死不活的。她的主人用她做彩头卖彩票，中奖的人可以享用她一次。阿公没去买那彩票。{32}

　　在汤亭亭笔下，以妓女牟利的人绝不是罢工事件的英雄。

　　将汤亭亭在1980年描绘的罢工事件与严歌苓在1996年描绘的同一事件相对照，两位作家的历史观的差异可谓泾渭分明。与《华人》相对照，我们可以更明确地断言，《扶桑》对“老移民”正面形象的塑造十分有限；大勇这个“华人男性英雄形象”的构建，是以对华工群体形象的“二次刻板化”为代价的。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写作效果是因为严歌苓采取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创作立场。《华人》的后现代叙事与《扶桑》的新历史主义叙事一样，并不是单纯还原历史“真相”，而是表达作家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与主张。不同的文化身份、不同的经历观感、不同的行动议程，决定了华裔作家与华人移民作家不同的创作视角与艺术手法；不同的人物形象背后，是作家不同的问题意识。

　　在美国华裔文学领域，“改写华人形象”近似于一种社会使命；在文本中构建华人男性的“男子气概”，隐含着华裔作家与主流社会的“对话”。赵健秀大肆渲染“梁山好汉”的暴力特征，以此反驳东方主义对华人男性“被阉割”的嘲笑；黄哲伦、李健孙等以细腻的笔调，着力塑造不断克服社会歧视压力、逐渐成熟、勇于自我认同的华人男性形象；汤亭亭笔下以惠特曼·阿新为代表的美国华裔青年形象，则是凭着反战与和平主义的有力信念与“暴力”划清界限。这些书写手法不同、主张各异，却都是本着华裔作家统合本族裔“华人性”与“美国性”的身份政治与“讨还美国”（claim America）的现实需要。

　　严歌苓对大勇的塑造，体现的则是初来乍到的“移民”、“外来者”对美国种族主义与美国华人历史经历的认识状态——对自身遭受种族歧视满怀不解、愤怒，对前所未闻的排华历史骨鲠在喉，急于找到现实出口，将这种屈辱感“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扶桑身上投射的是“我”这个“第五代移民”女性挣扎求生的种种愤懑不平；而在大勇身上，严歌苓寄托了更多与种族歧视“正面交手”的冲动——“我们没有了你们这些前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连反对种族歧视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和方向。种族歧视已被太多的形态掩饰，已变得太世故和微妙了。它形色如幻，一时无所不在，一时一无所在，不像你的时代，种族歧视就是一个追打中国人的恶棍形态，大勇这类人一抬眼便找到了他，几下便除掉了他。”可以说，压抑的愤怒感在《扶桑》中时隐时现，作家投注于文字的情绪之激烈，竟不能被迂回曲折的修辞所缓和。

　　严歌苓后曾自言，写作《扶桑》之时，她“十年一觉美国梦”的幻灭感“当时还比较少”，尽管在小说中展开了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但开始的时候并不成熟，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体验”。{33}正是这种“并不成熟”的思想状态，决定了严歌苓对美国排华史的裁剪、加工乃至“再创作”，都带有一种情绪先行、愿望先行的意味。强烈的愤怒与反击的迫切愿望贯彻于直接“翻案”的创作策略，严歌苓一方面极力批判、嘲讽、斥责美国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做不到深入解构东方主义的话语系统，无暇质疑既存的“老移民”“中国佬”形象是否符合事实，更不会试图以新的形象取代华人刻板印象，而是选择了重新诠释既存“华人刻板印象”这条“带着镣铐跳舞”的“捷径”。

　　于是我们看到了，《扶桑》反复强调着华人“温和”、“乖顺”、“不声不响”、“沉默无语”、“顽韧”、“安详”、“柔缓”（华裔作家对于华人“沉默不语”的刻板印象则是极尽抨击、解构之能事的）；女主人公永远奇异地沉默着；外表英武、衣饰璀璨、口舌便给、目光犀利、满手血腥却暗怀一腔民族自尊的大勇，是一个异数、一种羊群中的“头狼”一般的例外存在；大勇身后那些见识短浅、擅长忍耐、敢于赴死的无名者仍然是“典型的中国佬”，且白人对这样的华人产生“困惑”、“恐惧”也是有道理的。

　　甚至大勇本人在故事的后半程也越来越展现、“回归”华人典型的文化品格——思乡怀旧、思妻恋家；在唐人街被排华分子烧杀淫掠、扶桑受辱之后，他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变得消沉、和气；最终，他不再与排华势力“智斗”、自保，而是与之正面冲突、性命相搏、同归于尽。大勇的结局与他的“传统性”，尚需结合扶桑的人物形象展开分析，鉴于篇幅颇长，笔者将另以专文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总而言之，对美国排华话语系统所塑造出来的既存的“思乡怀旧、懦弱无能”的老移民刻板印象，创作《扶桑》时的严歌苓是认可、接受的；她在《扶桑》中塑造的华人男性形象，究其实质，仍是一种对早期美国华人刻板印象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未曾冲破东方主义的话语牢笼。可以说，1996年的严歌苓尚未认清，近代以来的“东方”、“中国”形象本就是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民族性”的概念也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在这一宏观前提下，对华人“温驯”“美德”的反复渲染，与对“堂斗”的意义拔高一样，无论出于怎样强烈的自我肯定的意愿，也终究是东方主义霸权话语的回声。

　　当然，对于如何面对美国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几年之后的严歌苓终究找到了更从容的立场，更称手的修辞，更有力的话语，以及更明确的立场——从话语策略、故事主题与结局设置来看，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2001）皆与《扶桑》一脉相承，而更见清醒、深刻。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① 刘雄平：《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

　　② 李晓华：《扶桑的人物表征与东方主义文化对应》，《求索》2004年第12期。

　　③ 刘继莲：《论〈扶桑〉中以大勇为代表的华人男性形象的颠覆性》，《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④⑤⑥⑧{12}{13}{14}{18}{25}{26}{27}{28} 严歌苓：《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第56页；第82页；第23-24页；第130-32页；第132-33页；第133页；第59-60页；第70-71页；第72-73页；第73页；第74页。

　　⑦⑨{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⑩ 李春辉、杨生茂：《美国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1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

　　{16}{22}{23} 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第214-15页；第216-17页。

　　{17}{19} 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第86页。

　　{20} 陈元等主编：《中国统一战線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21} Sung，Betty Lee. Mountain of Go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7， pp.39-40.

　　{24} 张庆松：《美国百年排华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29}{30}{31}{32} Kingston，Maxine Hong. China Men.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 pp.139-40； p.140； p.141； p.144.

　　{33} 俞小石访谈：《严歌苓：摒弃“猎奇”写作》，载2002年8月15日《文艺报》第002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ChinamanWritten in Reverse： On the Male

　　Chinese Heroes in Fusang

　　Gai Jianping

　　Abstract： In her Fusang， Yan Geling， in the name of excavating history， portrays in thick and heavy colours Da Yong， a male Chinese hero that is both good and bad quite a legendary figure. Generally speaking， though， the mal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remain the silent and abject‘Chinamanstereotype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ist narrativ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how the author understood American racism and the anti-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Fusang， Yan Gel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her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