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是由“汉语诗性”和“人类性”相互作用内化而成的一种运行机制。人类性通过人性的秘密通道为各语言共同体文学提供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人类性是世界文学的品格，具有学术文化的普遍适应性。汉语新文学需要借助文学意象来完成自我表达，文学意象的内里为独异的人生经验，外在为极具辨识度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汉语对文学意象表达过程中所形成的韵律和节奏就是汉语诗性，它通常以文学经典呈现。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既是对汉语新文学的价值估量，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世界文学；人类性；汉语诗性；品格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072-05
一
不可否认，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实绩的部分，鲁迅短篇小说的陆续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①。为何文学而且是汉语新文学最能够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呢？可见较之组成文化的其他部分，首先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文化，汉语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其次文学是文化中最有生机和活力且极易成为文化运动中最有成效的部分。当下的全球化首先应是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间交流融合并成为世界文化的动力，而文化的异质性却造成文化间的排他性。世界文化的形成如果盲目的依靠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无法在全球化下完成的，如果中国文化仅仅借助于中医、戏曲和中国功夫等或许短期内能以新奇趣获得相应的认可，但却绝对是在猎奇心理机制下所产生的臆测。这种文化传播的问题在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简单的置换为在东方神秘主义雾霾笼罩下的奇技淫巧，并以此为手段来完成自我贬低般的讨好，在不对等的情势下失去文化间平等交流的机会并加深误解，这种带有片面性和盲目性的文化传播方式绝非正途，最终无法完成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更无法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因而在全球化下世界文化必须借助世界文学并发挥其优势才有可能。
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②即使被当下中国学界所认为的“世界文学”一词的始作俑者歌德③虽在1827年1月31日在谈及中国传奇《好逑传》时认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④但是“歌德并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他总共在20处说过‘世界文学，但都只是简短提及而已，且有不同说法，不乏矛盾之处。这就给今人解读带来不少困难。”⑤“近年来‘世界文学理论比较具有影响的学说有几种：宋慧慈的‘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斯皮瓦克为了区别全球文学而强调的‘星球性（planetarity）；萨拉·劳娃的复数的世界文学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单数的世界文学（莫莱蒂、达姆罗什等提倡）。”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主要出现了三位代表性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朗哥·莫莱蒂、大卫·达姆罗什一起被称作世界文学理论的‘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⑦帕斯卡尔·卡萨诺娃建立了自己的“空间说”，弗朗哥·莫莱蒂提出了“问题说”，大卫·达姆罗什提出了“流通说”。此外，早在1773年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施吕泽尔就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并将“冰岛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七大民族文学（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爱尔兰文学、俄罗斯文学、拜占庭文学、希伯来文学、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并称为‘世界文学的代表。”⑧虽然“歌德曾明确表示：“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他眼中的世界文学典范是古希腊文学。”⑨然而，“中国文学与德国和欧洲文学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与共通性，瓦解了歌德关于‘民族文学的概念。⑩奥古斯特·施吕泽尔和歌德的认知表明民族文学有一条通往世界文学的幽微通道，文学通过这条通道运送着人类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思想、行为和情感，换句话说，文学通过这条幽微的通道运送着相似和共通的人类经验。我们将文学间以人性为基础的相似和共通的人类经验称其为人类性。
虽然给予世界文学定义是一种危险的徒劳，可否给世界文学一个基本的品格判断呢？在众多的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中，世界文学“是指超乎于本国和本体语言文学范围的世界共同体的文学”{11}显得独树一帜。即代表和表达世界共同体以及被世界共同体所拥有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该定义抛弃以往将世界文学作为客体的认知，而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审视世界文学。这里的世界共同体指的就是全体人类，它将因民族和国家原因造成的区域隔离置换到同一个平等的人类共同体中去感知文学，在保持个体生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从文学角度寻求人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全体人类的组合。世界共同体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品格。世界共同体文学的品格是指文学借助人性幽微的通道，对全体人类人生经验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有效传达中所形成的性格和风格，即人类性。它是世界文学的品格，也是世界共同体文学所共同具有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对于单个具体语言文学而言，单纯的人类性仅仅展示了世界文学的共性，但对于个性的张扬却有赖于具体的语言文学所具有诗性。
二
鲁迅在1934年4月19日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在谈及木刻艺术时顺便提到“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2}后被论者堂而皇之的置换为“越是民族的，就是越是世界的”。遍查《鲁迅全集》，阙无其述。“一位大人物建议再查毛主席和周扬的著作，结果也没见着”{13}。“地方色彩”不能被简单置换为“民族的”。“‘地方色彩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特色、精华和骄傲。”{14}也是一个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和价值判断。“但是‘民族的却并非仅指、专指这些‘地方色彩，它包括这个民族的一切。”{15}可见，从“地方色彩”到“民族的”直接过渡，实为对鲁迅原意的曲解。它不但极大地扩大了命题的论述范围，同时溶解了命题的指代对象的精确性。鲁迅的逻辑是由于文学中的地方色彩容易被别国注意到故而容易成世界文学。此外，作为乡土小说的始作俑者，鲁迅1934年做出这种论断的时间正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丰收期，即是说，鲁迅是在乡土小说的范畴和角度指出文学的地方色彩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性。概言之，中国乡土文学中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容易被别国所注意到，因而极易成为世界文学。无独有偶，茅盾在评价许地山的艺术成就时认为：“他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乃至《醍醐天女》与《枯杨生花》，都有浓厚的‘异域情调。”{16}这是茅盾把许地山的文学创作特色与其他作家进行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茅盾认为，许地山作品中的“异域情调”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前提，也是他独有的创作风格，因而具有了极高的辨识度。“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意象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17}鲁迅的“地方色彩”的观点强调的是一种语言文学与其他语言文学的差异性，茅盾的“异域情调”强调的是一个作家与其他作家的差异性，其相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在文学的范畴内对文学经验的“差异性”强调。“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在文学的范畴内能够源源不断地形成独特的文学意象，这种独特的文学意象是对差异性的情调，因文学意象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强烈的刺激性令人鼓舞，因而就具有了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建立在“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上的文学意象所具有的极高的辨识度形成了语言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表现的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中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文学中所体现的国族气派和文化风格，最终也还是落实在语言本身。”{18}作为语言共同体的文学对文化认同中对最生动最鲜活部分的表达最终需要借助于文学意象来完成。最鲜活最生动的部分就应该成为文学意象的质地和内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所思所想所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以便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通过个体生命经验来表达着生命的诉求，人的不同决定了人生经验的不同，因而文学所要处理的就是不同的人生的经验，而独异的人生经验需要借助于文学意象完成。也就是文学意象的内里和质地应该就是人生经验。即使说文学意象的内里为人生经验，外在表现形态为“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外在形态决定了文学意象的差异性，人生经验独异决定了文学意象的品质。文学意象的完成需要借助于语言，对汉语新文学而言，汉语是汉语新文学表达文学意象时的必须，汉语对文学意象的诗性表达就形成了汉语诗性。汉语诗性是汉语对文学意象表达过程中表现出的韵律和节奏，是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主导因素，更是汉语文学所具有的美感。汉语诗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汉语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文学价值判断。因而汉语诗性是汉语新文学的基本品质。
可见，汉语新文学需要借助文学意象来完成自我表达。文学意象的内里为独异的人生经验，外在为极具辨识度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汉语诗性就是汉语对文学意象表达过程中所形成的韵律和节奏。
三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还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既然都是以汉语写作的，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各体新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可暂且不论在时代属性上是属于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也暂且不论在空域属性上是属于中国本土写作还是海外离散写作，都可以而且应该被整合为‘汉语新文学。”{19}可见，汉语新文学的区块空间构成应为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这样的构成首先赋予了汉语新文学建立在以语言共同体为指归的文化确认基础上所应有的世界性范畴；其次对于构成汉语新文学的各部分的合理化确认不但是对文学史实的承认和尊重，而且确立了在形成世界文学过程中所应有的平等地位。“汉语新文学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可以避免在国家、政治归属的意义上去界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者。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就是‘海外写作者，只不过他的文学活动空间是在海外罢了。”{20}再次，在全球化的当下，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也为这些海外写作者当下的汉语文学创作在理论上提供了进入汉语新文学范畴的可能，并对他们的写作赋予了相应的文学史地位，从某个侧面也显示出当下的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性意义上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可见，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同时也为汉语新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或者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支持。
理论的支撑不具有文学的温度，汉语新文学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的原因，而应该源自汉语新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独特性，汉语新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意象，以及对该意象的诗性表达，即汉语诗性。也就是说汉语诗性是汉语新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前提，也是汉语新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品格。独特并不意味着茕茕孑立式的自我封闭式的孤独存在，交流是语言的天性，借助语言对文学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学的特性。汉语新文学之所以能够与其他语言文学交流并融合的前提是汉语新文学所具有的汉语诗性这种独特的品格。当然汉语新文学的交流和融合不应仅仅局限于汉语群体，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前提是打破语言障碍，让操持不同语言的国外读者也了解并熟知汉语新文学。如同歌德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了与德国文学中相似的东西一样，汉语新文学与世界其他各种语言文学之间应该形成一个共通性和共同性的交流平台，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交流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应该是各种语言文学的交集，是人类共同確认的能够借助文学所表达的人类对于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这个共同的基础和价值判断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人类性。也就是说人类性是各种语言文学在世界文学意义上所具有的共同的基础，是世界文学的共通性和共同性，也是学术文化的普遍适性。而“汉语诗性”作为汉语新文学的品格只有在人类性的这个各种语言文学所具有的共通性基础上才能获得世界性意义，即是说在人类性的平台上，汉语诗性才能让汉语新文学具有世界文学的品格。因而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即以人类性为基础，通过独特的汉语新文学意象形成的汉语诗性。
四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是其在走向世界和成为世界共同体文学的过程中本应具有并借此丰富而成的文学性格和文学风格。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是由“汉语诗性”和“人类性”相互作用内化成的一套生态化的运行机制，如果说“汉语诗性”内秀的内政，那么“人类性”则为外傲外交。“汉语诗性”是内在属性，为汉语文学世界文学化提供强劲且持续的内驱力；“人类性”是外在表现形态，以学术文化的普遍适应性为其提供强大的场域和扩张力。
“超乎于本国和本体语言文学范围的世界共同体的文学。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学都应该在开放的思维中处理好自身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并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21}超乎国族和本体语言之后而成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超越本身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因而世界文学的形成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提醒我们关注其过程性。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22}因而，力图对世界文学给予定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而并未固化为一种形态。以汉语新文学为例，世界共同体文学的最终的形成需要完成两个步骤：首先为同一语言文学共同体的写作者包括操持该语言的“海外”写作者（以人类性为平台），通过汉语文学意象所形成的汉语诗性为内核单体语言共同体文学；其次，每种单体语言文学共同体需要处理好自身与其他语言共同体文学的关系，在互相处理关系的过程是世界文学得以形成。并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里“民族的”实为“民族性的”，即“民族根性的”。对本民族“优根性”阐扬和对“劣根性”的挞伐同样需要借助本民族最佳文学或经典文学来完成。“世界文学只能由最佳文学作品构成，这就与‘经典和‘经典化概念发生了关联，是对世界文学比较保守的一种理解。”{23}即是说，只有那些对民族性有根本触及的经典文学或被经典化了的文学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汉语新文学”中的文学经典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汉语新文学的成就，同时也是其成为世界共同体文学的前提条件。这是由于汉语新文学中的文学经典不但建立在以人性为基础的人类性这个共同的平台上，同时也用“汉语诗性”这个汉语新文学的品格完美地诠释了汉语文学意向。二者共同有效地完成了汉语文学经典的塑造，同时也为汉语新文学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文学经典中包含的“人类性”和“汉语诗性”含量越多，其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就越高，反之亦然。可见，汉语新文学中的文学经典因其对人类性和汉语诗性的有效阐释决定了汉语新文学世界文学品格的高下。同时也决定了在“走向世界”{24}文学的过程中和在海外文学传播的过程中被认可和接受的程度。一部文学作品所占有的建立在“汉语诗性”基础上的“人类性”含量越广，就越容易被传播，越容易被海外读者接受，就越容易成就“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反之亦然。
“漢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既是一种文学存在的事实，又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从文学存在的事实上，它上承以儒释道的辩证逻辑为理论基础的东方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下接“五四文学”的学脉，在“汉语诗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的“中国色彩”的美学经验和审美风格，在“人类性”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共通性和学术文化上的普遍适性。从文学批评的准则上，它以“五四”传统“人的文学”为批评标准，用当今世界公认的人类价值观对文学现象进行评价和概括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综上，“汉语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具备世界性意识的学术标志。”{25}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是其在世界化过程中展示出的文学性格和文学风格。“汉语诗性”和“人类性”是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的两重维度。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品格就是以汉语诗性为内质，以人类性为价值指归，并在海外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被彰显且得以放大。“汉语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确定了自己世界性的基本定向，并以巨大的规模、相当的积累、鲜明的特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只有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才能更自然地发现，更科学地认知我们的文学之于世界文学。”{26}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②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46.
③ 加林·季哈诺夫2017年5月25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第5版的《世界文学应消解大小文学的界限》（由刘海英译）一文认为“大卫·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序论以‘歌德创造了一个词为题，引发了2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学界一场关于‘世界文学的热烈讨论。但是，歌德直到他生活和事业的晚期才开始采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而早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使用过该词，这些不同用法也赋予了‘世界文学以多重含义。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施吕泽尔在1773年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比歌德早了五十多年。”
④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
⑤⑨ 方维规：《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⑥⑦ 郝岚：《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旧瓶中的新酒”》，《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6日第5版。
⑧ 加林·季哈诺夫，刘海英译：《世界文学应消解大小文学的界限》，《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5日第5版。
⑩ 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11}{21}{25}{26}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13} 叶苏：《越是民族的，可能越不是世界的》，《长江丛刊》2914年第11期。
{14}{15} 袁良骏：《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第51页。
{16} 茅盾：《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17} 【美】郝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见《美国作家论文学》，刘宝瑞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18}{19}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暨南学报》2009年第1期。
{20} 【澳门】朱寿桐，【美国】陈瑞林：《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华文文学》2016年第1期。
{22} Dieter Lamping，Die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 KonzeptGoethes und seine Karriere， S.66.
{23} 【英】加林·季哈诺夫，刘海英译：《世界文学应消解大小文学的界限》，《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5日，第5版。
{24}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据（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World-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Wang Haijun
Abstract： The world-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s an operating mechanism formed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ture of Chinese-language poetry and human nature， in which human nature， by way of its secret channel， provides a platform of mutual communications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languages as human nature is part of the world-literary character because of its universal adaptability in academic culture. The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has to complete its self-expression via literary images， which contain unique human experience on the inside and are coated， on the outside， with highly recognizable local colour and exotic feat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hythms forme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expressing literary images are the poetic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ten represented in literary classi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world-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n assessment of its values but also a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human nature， po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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