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柯的“异托邦”传入中国后，在不同的领域中被反复运用，显示出巨大的理论阐释力，可以将其归结为五个语义分叉：不同国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想象、对特殊地域和历史空间的书写、对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幻象世界的阐释，在科幻小说批评领域的运用、以及建筑理论和其它文化现象的运用。通过考察福柯在《词与物》与《别样空间》对“异托邦”的阐释，可以发现其理论源头定义的模糊性与广延性，而现实的需要以及与“乌托邦”、“恶托邦”相关联的语义基础也是其获得影响的重要原因。“异托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差异性、他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反抗正常世界”的批判性。但值得反思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异托邦”的泛滥，“差异”的反抗性已经十分可疑，甚至很有可能成为资本收编的对象，“异托邦”被用在广告和推销中就是其明证。
关键词：福柯；异托邦；空间理论；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053-09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米歇尔·福柯的哲学思想已成为人文社科诸领域的常备工具。只不过，相比于“规训”（discipline）、“话语”（discourse）、“谱系学”（généalogie）等被福柯用较多的篇幅所反复丰富的概念，“异托邦”（hétérotopies）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概念工具，也就是“以小分量博取大立意”为特征的。因为福柯只是在三篇文章当中简要地阐述了他对“异托邦”的界定，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胜于福柯对它的关注度。阿兰·布洛萨指出：“在这个角度下，即数量的角度，必须承认异托邦概念在福柯著作中的地位，如果说不能算边缘也至少是次要的。因此，如此少量的文献却在概念散播上产生了出奇的效果，也就让人震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异托邦主题进入美国，而后欧洲以及几乎所有大陆，成为一个炫目、横贯和跨学科的采石场。其反响回荡在文学系，也回荡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回荡在建筑杂志里，也回荡在同性恋和种族运动中，直至政治科学等等领域。”①那么，在中国学术界，“异托邦”的接受情况如何？其背后的创生驱力为何？当概念被广泛运用之时，原初的内涵是被消解了还是丰富了？
一、“異托邦”在汉语世界的语义分叉
在中国学术界，“异托邦”的知名度虽然不及福柯其它某些关键性概念，但是它的应用领域同样是极为广泛的。单单在电子搜索上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异托邦”三个字，就会出现1700多条记录，第一条人文社科领域关于“异托邦”的记录出现在1998年，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有和“异托邦”相关的论文产出。2013年之后，每年的论文超过200篇，2016年数量最多，接近300篇。如果以“主题”为限，总共298篇，以“篇名”为搜索条件，则有140篇文章直接以“异托邦”为标题。在读秀上搜索相关书目，以“异托邦”为目录或提名的丛书有61本。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建筑学等诸多领域。针对论述对象的不同，又可分细为以下五钟。
1. 形容不同国度、文化之间的相互想象
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文学界，“异托邦”最常见的用法是形容文学或艺术作品中对不同国度、文化、地域的书写。首先，那可以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文化，如《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他者》②。其次，西方人想象中的除了东方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如《劳伦斯小说〈羽蛇〉之印第安文化的异托邦构想》③。除此之外，还涉及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穿行的“流散群体”对“家国”的想象，如《“异托邦”还是“乌托邦”——中国与新加坡作家“家国”与“放逐”主题比较》④。虽然说，这类文章都冠以“异托邦”的标题，但是其理论基础并不是福柯，而是法农、萨义德、斯皮瓦克以来的殖民-后殖民主义理论——当然，福柯的理论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异托邦”概念许多时候是一种命名的功能，与后殖民主义另一个概念——“他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所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课题，诸如主体（Subject）与他者（Object）、身份与认同（Identity）。既有对文学艺术中异域情调的指认，如张隆溪《异域情调之美》⑤，更有对这种异域视角所造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纠偏，如《福柯异托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⑥。
2. 对特殊地域空间、历史空间的书写
在第一个类别中，划分是否为“异托邦”的标准主要是国别和文化，而在第二个类别中，异托邦的划分标准就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同一个国度里，也处处都是“异托邦”。它可以是灯红酒绿的都市文化，如《物欲、情殇、与海上“异托邦”——郭敬明小时代的三种读法》⑦。也可以是与之相对的淳朴美好的乡村文化，如《乌托邦还是异托邦？——三种视野模式建构下的湘西形象》⑧，更可以是瑰丽奇幻的某个地域性文化，如《楚文化的“异托邦”诗学想象——略论闻一多的〈九歌〉研究》。⑨除了某个地理上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空间可以称之为“异托邦”之外，某些更加微型的“隔离性”空间同样也可以称之为“异托邦”，如现代的娱乐场所酒吧，如《异托邦：70后女作家的酒吧叙事》⑩，古代的妓院，《风月空间：中国传统文学想象中的异托邦》{11}，甚至是古人家宅中的后花园，如《花园：戏曲想像的异托邦》{12}。这类文章所依附的理论资源有二，首先是与“异托邦”概念相关的人文地理学复兴以来的空间理论，关注空间与主体的建构，内部权利机制的分配，以及中心与边缘，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等特定空间的杂糅及对抗。第二则是依托于具体地域或文本独特的文化内涵，那是进行空间分析的基础。因为即便没有空间理论的涉入，各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文化内部的独特性依旧鲜明。此刻的“异托邦”可以说是引入了一种新的观察特殊文化的空间视角，以地理坐标或空间区隔做为切入点，东方主义中“他者”的“刻板印象”被抽空，主要表明其作为异质性存在所具有的理想性、批判性与反抗性。
3. 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书写的幻象世界
如果说第二个类别的“异托邦”利用具体的地理坐标引入空间批评，那么将青年亚文化的诸多分支冠以“异托邦”的头衔就无需切实可循的地理位置，而是突出其所构造的幻想世界相对于平庸、琐碎、残酷的现实的一种逃避、慰藉和批判。网络文学由于与“主流文学”的背离，被称之为“异托邦”：“它对‘主流逻辑的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于它的异质性——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托邦。”{13}作为亚文化的类别之一，耽美作品也因其提供的浪漫又禁忌的情感被冠以“异托邦”之名：“耽美文化在一个自身建构的异托邦世界里生产着一种区别于现实的虚假经验，它向人们展示着各种各样精致的情感模式和生存意义。”{14}不仅仅是亚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韩剧也因其提供的美好幻境被归为“异托邦”的一员。{15}可以发现，这种类型的文章的主要理论资源并不来源于福柯，也并不侧重于实际的空间与地缘政治批评，所遵循的依旧是伯明翰学派以来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与阐释。既分析了权利与资本对大众文化的规训，又突出了其内部所具有的反抗性和积极的慰藉意义，更突出了观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此刻的“异托邦”概念所起的同样是一种命名的功能，强调的是大众文化所营造出来的背离现实的幻象世界。
4. 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恶托邦及异托邦
随着中国科幻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也迅速发展，而“异托邦”作为一个特殊的术语也屡次出现在科幻文学批评之中。在这种类型的批评文章中，“异托邦”往往是与乌托邦、恶托邦一起出现在批评视野之中的，这其实也与西方科幻小说的实际发展密切相关。自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长篇小说诞生以来，乌托邦一方面指代一种文学类型，往往指旅行游记和海外见闻，同时也渐渐成为一种学术思想，致力于对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进行规划，因而又往往带有空想的色彩，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与“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相反，“恶托邦”可以说是对未来邪恶社会的想象，英文主要为dystopia，也有anti-utopia、cacotopia、kakotopia等，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国内有恶托邦、敌托邦、坎托邦、反乌托邦等不同的翻译。“恶托邦”的小说的故事线往往也指向未来，一方面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集权主义进行控诉，另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福特制、贫富分化，同时还对未来科技对人类的异化表示了担忧。代表作有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我们》、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等等。在科幻小说批评史中，“乌托邦”与“恶托邦”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词，而“异托邦”往往也是在与两者的对比当中进入科幻文学的批评视野。国内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王德威的《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异托邦”在这里所扮演的是为最新的科幻文学命名的角色，并将之与之前的“乌托邦”、“恶托邦”的作品互相比较，阐明科幻文学的最新特色。但严格地将“异托邦”的概念和内涵与另外二者联系起来，力图阐释科幻小说整体的发展脉络是困难的，因为许多时候这三者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而“异托邦”与前两者的差异之处就是它不是单纯的美好或者邪恶，而是“差异性”的世界或空间，如王德威所言：“我特别要强调科幻小说或者是科幻的行为想象可以代表又一代作家或读者进入一个自为的异托邦的一种努力。借着这种努力，他们似乎和日常生活的世界划下了一条界线，而因为有了这条界线，内与外，边缘与中央，正常与反常似乎被定义出来。而这些界线也不断地被跨越被质疑。”{16}。
5. 建筑学及其它难以归类的文化现象
如果说前面几类“异托邦”往往被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属于文本意义上的“异托邦”，那么对现实生活中各类确实存在的“异托邦”的分析，就不断地出现在建筑学的各类论文中。既有对整体城市空间规划的命名{17}，也涉及到对小范围的教堂{18}、办公楼{19}、老城区{20}，甚至是养老院{21}的分析。这可以说是一个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为主轴的跨学科领域，所涉及到的理论包括空间理论，后现代理论，美学理论，经济全球化等诸多课题。主要关注点有三，首先是分析不同的微型空间别具一格的美学特色，其次是它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是将其放在经济全球化语境、后现代语境、及意识形态规训之中审视，对其进行症候性阅读。“异托邦”概念在这里除了具有之前几类“文本意义上的乌托邦”所具有的特色外，更多了一种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神话学标签化与符号化的功能。“异托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吸引游客的有效说辞，它既含有异域风情，更是疗养休息场所，同时又充满了高大上又小清新的文化因子。这种广告式的命名，在当代的诸多无法归类的旅游文化、文艺范小资情调的推销当中最为明显。如对时尚的追捧，《文艺范异托邦与无衣可穿》{22}，对剪纸艺术的解读，如《大剪纸：红色异托邦》，{23}对旅游景点的宣传，如《乌托邦，而且异托邦——关于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24}
可以发现，在汉语世界当中，对“异托邦”概念的使用五花八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目的并依托各自的学科背景十分灵活地在使用着这个概念。那么，作为在其最初源头——福柯那里，“异托邦”究竟有何深意？为何它会被那么多领域都接受和运用？
二、“异托邦”的语义源头：
福柯的“他性空间”
“异托邦”差不多只是在福柯的两个半文本（总共几十页）有所体现，{25}而对国内影响最为深刻的只有两个文本，即《词与物》的序言，以及《別样空间》，后者为福柯在“建筑研究学会”所作演讲的修订版。这两个文本基本上也点明了“异托邦”的理论要点，也是汉语世界理解“异托邦”的理论来源。
《词与物》：“扰乱人心”的言语秩序
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指明了“乌托邦”是储存美好理想，给人以安慰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展现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方式，让你之前的认知系统全部崩溃：“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所在地，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个它们可以在其中展露自身的奇异的平静的区域；它们开发了拥有康庄大道和优美花园的城市，展现了生活轻松自如的国家，虽然通向这些城市和国家的道路是虚幻的。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26}而福柯这次阐释“异托邦”的例子，来自于博尔赫斯所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动物可以划分为：①属皇帝所有，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驯顺的，④乳猪，⑤鳗螈，⑥传说中的，⑦自由走动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⑨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⑩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27}以现代科学“纲目属种”的眼光来看，这种无规则的感性分类是令人震惊并且无法接受的，但是它却开启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你必须超越现有的语言系统规训，才能够进入其中。可以发现，此刻福柯对于“异托邦”的使用并没有与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只是纯粹地用它来命名一个与现存的规则完全不同的分类方式，因为它是异类，已被“规训”的我们无法接受，所以它有“搅乱人心”的功能。但是由于福柯所举的例子来源于另一个国度，即古老的中国，带着现代分类系统的前置知识去观看这种凌乱的分类方式，才会让他“哈哈大笑”。这里涉及到的是不同民族、规则、文化的深刻差异，因此在汉语世界里将“异托邦”与“异域风情”、与西方人看东方的“他者”眼光联系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别样空间》：具有反抗性的另类空间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首先论述了当代社会脱离了19世纪对时间的重视，空间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自康德以来，时间一直都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而空间则是被认为是固定和具有惰性的。但是在现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28}当然，不同的时间段空间被分配和划分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以历史的观点来看，中世纪的空间是被嚴格限定的，神圣与世俗，城市与农村，被保护与非保护的场所间的等级与区别不可僭越，这就是所谓被“定位”之后的，固定的空间模式。但是在伽利略之后，空间的“广延性”（extention）代替了对它的定位。也就是说，空间不是单一的，而是必须通过点和元素之间临近的关系才能够确定。其实，这种变化与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也具有相似性。时间在刚开始时被认为是线性向前发展的，那是由无数个转瞬即逝的当下构成的点。但是在现象学的时间观当中，时间却是晕圈，进入当下之前有过去的痕迹，同时又带着对未来时间的期待。过去的痕迹渐行渐远，未来的期待不断转换为当下的体验。
在《词与物》当中，福柯还没有将“异托邦”与空间理论联系起来，而在这篇文章中，福柯将“异托邦”直接置入对当代空间关系的探讨之中。不仅如此，福柯同样再一次用“乌托邦”与“异托邦”的比较关系中来定义后者。他认为“乌托邦”与“异托邦”都是与现实空间相反的类型：“所有这些位置中，有一些位置使我感兴趣，这些位置具有与所有其它位置有关的奇怪的特性，但以中断、抵消或颠倒关系的集合为方式，以致这些位置是被确定的、被反映出来的或经过思考的。可以说，这些与所有其它空间相联系的，但和所有其它位置相反的空间出自两种类型。首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
另一种类型，无疑就是“异托邦”了：“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在这里，福柯指明了“异托邦”的第一个特征，那就是它不是像乌托邦一样是怀着美好的理想虚构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场所，但它内部的组织系统却又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接下来，福柯阐明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这一点是所有种群的倾向。”福柯在这里同时又讲了两种形式的“异托邦”，第一种是“危机异托邦”，如原始社会的某些空间或者个人，如某项神圣之处，禁止别人入内，又或者月经期的妇女、产妇，她们是禁止被接近和观看的人群。第二种是现代社会的，则表现为精神病所、养老院、医院等场所，福柯将其称为“偏离异托邦”。
“异托邦”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以公墓为例，在18世纪末，它们被安放在城市的中心，教堂的旁边，到19世纪，墓地被移置到城市的边缘。此刻人们不再相信灵魂的存在，反而对遗骸更加重视。福柯第二个特征其实主要是要强调“异托邦”的历史性，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的作用是迥然有别的。
第三个特征是：“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异托邦”内部的“并置”结构。以电影院为例，它总体上是一个三维空间，但是大厅深处却是一个二维的屏幕，里面播放着三维的画面。即使是一个花园，内部也有最为“神圣”的地方，比如中央的喷泉。
第四个特征是：“异托邦同时间的片断相结合，也就是说为了完全对称，异托邦为把何物称为异托时（hétérochronies）开辟了道路。”福柯这里举的例子是博物馆和图书馆，因为在那个特殊的空间里，积累了所有时间性知识所形成的形式，时间本身是超越于普通的线性时间的：“这个场所本身即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啮蚀的，在一个不动的地方，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定限的积累的计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短暂性的、琐碎性的时间异托邦，比如说市集、度假村、各种节日等等，在短暂的几天中，人们可以拥有与平常的日子里不同的生活。这里其实可以联想到巴赫金的“狂欢节”，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任何既定的规则系统都被解构和颠覆。
第五个特征是：“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
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异托邦”的“排他性”和“开放性”。所谓的“排他性”，就是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禁忌。所谓的“开放性”，就是在某个时刻，我们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进入其中，或者是自愿，或者是被迫。比如说军营、疯人院、医院等等，当你被外界诊断为需要疗救的“非正常人”时，“异托邦”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第六个特征是：“与剩余空间相比，它的这个作用发挥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或者相反，创造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真实的，与我们的空间同样完美，同样细致，同样安排得很好的空间。”可以发现，这里福柯其实暗地里将“异托邦”与“乌托邦”又联系了起来，指出了二者在许多方面是有共性的。“异托邦”的第一个功能是显示出与普通的现实空间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而第二个功能是凸显出另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状态，这里福柯所举的例子是殖民地，因为那是开拓者新近规划的领地，一切都事先计划而成，并且井井有条。这种对理想的寄托与“乌托邦”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并不是“乌有之乡”，而是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现。
三、“异托邦”的创生驱力：
现实语境及理论基础
虽然福柯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具体的定义。甚至看他具体所举的例子，似乎也看不出这些“异托邦”场所有何具体的特征，仿佛任何一个地点在某个程度上都可以称其为“异托邦”似的，有学者甚至颇有意味地将这些场所与某位诗人的诗句进行比较，发现竟然有某种类似性：
一块石头/两座房屋/三个废墟/四个掘墓人/一座花园/一些花/一只浣熊（普雷维尔版）
一座监狱/一个妓院/一辆夜车/一座花园/一张地毯/两个坟墓/一个耶稣会殖民地（福柯版）{29}
理论源头的模糊性与广延性其实是福柯“异托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概念内部的诸多“空白”，才使得后来者有进行继续“填充”的空间。当然，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也有可能使其成为批判的目标{30}，也暗含着可能被误会或者滥用的弊端。但从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之后的运用来看，它其实是证明了另外一种激发思想活力的方式。那就是，一个概念在诞生之后，第一要务或许并不是对之进行严格地界定，而是在不同的运用当中对其进行描绘，这样不仅能够从内部爆破概念的核心内涵，更能够彰显阐释主体的理论能动性，使得概念具有“常用常新”之效，正如阿兰·布洛萨所言：“异托邦的本义就是：这个清单永远也不会完结。每个人都能在此状况下对之有所体会：一旦开始被这个主题纠缠，就会在阅读过程中、在旅行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异托邦经验。”{31}
萨义德曾经具体地阐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过程，其中包括理论源点、横向距离（distance transversed）、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全部或部分观点得到重新接受或融合等四个方面。{32}对福柯的“异托邦”而言，如果说概念源头的模糊性助长了对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那么现实语境需求则是概念能够被接受的基础。已经成型的理论和概念无疑是在阐释现实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它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直接穿越现实的表象，抓住其背后隐含的规律。但是如果长时期地将某个概念或者方法奉为圭臬，旧的概念和体系必定会束缚人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语境之时，旧的方法体系必定会遭遇到语义局限，总是会有言不及义之感，“理论的失语”也就由此而生。经济全球化之后对空间的关注，边缘群体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各种亚文化影响力的日渐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理论更新的需要，都是“异托邦”得扩展的现实语境。其实，随着文艺作品创作方式的转变，“utopia”的另一个派生词也进入研究视野，那就是“E托邦”，E其实代表着与electronic、email、Internet这些词汇密切相关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创作形式，而eutopia也成为新一代网络文学的指称。
除了现实语境之外，接受主体的知识储备也十分关键，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前见”去认识新事物的。皮亚杰将认知发展分为“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同化”中，接受主体总是会将新进的知识整合进旧的知识中，使它符合现存的知识方式，这样有利于没有障碍地接受新知识。福柯在阐释“异托邦”的时候，也往往以“乌托邦”作为参照。后者自从被严复翻译之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刚刚接受它时，中国人往往将其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提并论。正是因为有“乌托邦”的接受背景在，对“异托邦”接受起来便也容易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世界当中，“dystopia”的翻译众多，如“恶托邦”、“敌托邦”、“反乌托邦”等等，其中一个也有“异托邦”，在这种翻译的文本中，译者的理论语境丝毫和福柯的“异托邦”无关，纯粹只是对“dystopia”进行翻译。而这种翻译也并非没有出处，因为“dys”既有“坏”、“不良”之意，也有“异常”之意，解剖学词典中，dystopia和heterotopia都可以翻译成异位、错位，heterotopia最初是医学专业术语，指的是医疗技术中的“异位移植”。而另一个以“dys”为前缀的词——“dysplasia”就是发育异常和发育不良之意。在汉语当中“异样”也往往意味着“不好”，与“普通”、“正常”相对。但由于这种翻译在国内接受程度不广，只有在几个文本当中零星出现，所以即便有人将“dystopia”翻译成“异托邦”，也没有与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s）相混淆，更没有造成什么语义上的混乱。{33}
四、“异托邦”的概念反思：
“差异”反而容易被资本收编
虽然说“乌托邦”、“恶托邦”是理解“异托邦”的关键参照物，但是三者的内涵和外延多有相关性，并不能够严格区分。“异托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差异性、他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反抗现状”的批判性，但是“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以及“恶托邦”的黑暗未来，都跟现实具有差异性，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有所不同的是，“乌托邦”和“异托邦”更多的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来构想某个或光明或黑暗的世界。它们所营造的另类空间是对现实空间彻底的颠覆，内部具有完整的结构，直接否定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异托邦”则是奠基于现实，并且选取了现实的缝隙，通过小规模的反动来实现内部的爆破。“异托邦”被用来阐释各种“亚文化”和边缘人群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从广义的文化分析来看，如果说已被社会规则系统所接受的文化是“主流文化”，那么与之相对的被排斥、边缘、小众的文化就可以称之为“亚文化”，在二战之后的美国，那是嬉皮士、黑人音乐，街头青年帮派等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出一种另类的认同，传达出一种可以被察觉到的差异：一种他者。总之，他们在象征的层面上，像阶级和性别的刻板印象的‘不可避免性与‘自然性发起挑战。”{34}而生活在醫院、工厂、唐人街等“异托邦”领域里的人群都是“被排斥的人”，它所指称的是社会各个层面的“边缘人”，比如说福柯笔下与“正常人”相对的“疯子”，性别意义上的女性，种族意义上的黑人，乃至于经济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都因为不被社会规则系统所接纳，又或者只享受到了规则系统之中最卑微的福利，所以他们的“被排斥”不单单只有悲情和失落，更有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反抗源泉。
除此之外，“异托邦”与正常系统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纯地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在许多时候，规则系统甚至需要通过对“异托邦”来肯定自身。社会规则系统的确立，不仅仅表现在对遵守规则之人的防护，更体现在对僭越规则之人的惩罚之上，对于社会异端的排斥，是确认社会共同体安全和规则的基石。也就是说，被排斥之人既是社会规则系统放逐的存在，但是同样也充当着“正常社会”确立自身的角色。就像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式的颠倒，那个原本让人瞧不起、被遮蔽、被卑微化的“他者”，甚至有可能篡夺了主体的位置，拉康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中的“他者”就往往凌驾于主体自身。
但是，“异托邦”所具有的“反抗性”以及其“凌驾于主体”之上的设想，許多时候是很可疑的。因为社会规则系统这个“大他者”（拉康意义上）可以是无所不在的，它渗透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操纵着你的每一个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反抗话语系统的诸多行为和言说，都只是存在于话语系统内部。比如说，女权主义或许不过是男权话语的另一种隐性的作用方式，它表面上是强调男女平等，女性不应该靠男人来养活的观念。背地里其实隐含了这样的信息：你赚的钱比男人少，不过是在竞争过程中你的能力确实比男人差，这个社会不承担任何责任。正因为现存话语如此强大，所以它许多时候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差异话语”其实早就蕴含在系统内部，要思考绝对的差异其实不太可能，那其实已经到了思维的边界。诸多想象性强的文本之所以能够被人所理解和接受，并不单单因为其与现实的差异性，更是因为其与现实的相似性。
赫伯迪格指出官方系统对处于边缘的“亚文化”有两种收编方式，首先是“统治集团（如警方、媒体、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即意识形态的形式）”。{35}这其实就是德里达对于福柯的批判，认为他用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阐释了无法被言说的“疯狂”，其实是对“疯狂”的进一步压制和规训。而“异托邦”同样也容易被与之相对的“正常空间”所包纳和融合，将之训练为无害的正常社会的一部分。第二种方式是“亚文化符号（服装、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即商品的形式）”{36}也就是说，将其中的“革命性”与“反抗性”彻底清洗，使之变得娱乐化、扁平化，就像诸多女性主义写作者企图用“私密性”的话语逃离男权社会的固有表达，但是到最后，这份“私密性”反而成了商业资本的噱头。由于“异托邦”在不同领域当中都得到了运用，其中也包括商业标榜“异域风情”、各种小资、时尚和旅游行业所推销的“别样空间”式的广告噱头。因此，以“异质性”为语义基础的“异托邦”必须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差异”本身是否依然还有那份反抗性存在？是否已经成了资本收编的对象？是否因此助长了它原本所反叛之物？或许，正如萨义德所言：“某种观念一旦由于它的显而易见的有效性和强大作用而开始广泛传播开来，那么，在其流布过程中，它就完全有可能被还原、被编码化（codified）、被体制化。”{37}
综上所述，虽然“异托邦”概念由于其理论源头定义的模糊性和广延性，在汉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展现出强有力的方法论潜能，蔓延出诸多语义分叉，如不同国度、文化之间的相互想象、对特殊地域空间的书写、青年亚文化书写的幻象世界等等。但是这种过度的应用以及“乌托邦”的泛滥，同样会消减其最初的批判性内涵，使其成为资本的收编对象和商业推销的噱头。
① [法]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l）：《福柯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② 周宁：《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他者》，《书屋》2004年第2期。
③ 丁礼明：《劳伦斯小说〈羽蛇〉之印第安文化的异托邦构想》，《文化学刊》2015年第9期。
④ 宋晓英《“异托邦”还是“乌托邦”——中国与新加坡作家“家国”与“放逐”主题比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⑤ 张隆溪：《异域情调之美》，《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⑥ 周桂君：《福柯异托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⑦ 汪贻菡：《物欲、情殇、与海上“异托邦”——郭敬明小时代的三种读法》，《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⑧ 郑怀远：《乌托邦还是异托邦？——三种视野模式建构下的湘西形象》，《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12期。
⑨ 兰珊：《楚文化的“异托邦”诗学想象——略论闻一多的〈九歌〉研究》，《殷都学刊》2016年第1期。
⑩ 刘笑谊：《异托邦：70后女作家的酒吧叙事》，《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1期。
{11} 陆杰：《风月空间：中国传统文学想象中的异托邦》，《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2} 周宁：《花园：戏曲想象的异托邦》，《戏剧文学》2004年第3期。
{13} 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14} 杨毅：《耽美异托邦》，《粤海风》2016年第4期。
{15} 周志强：《浪漫“韩剧”异托邦的精神之旅》，《文艺研究》2014年第12期。
{16} 王德威，贺晶晶：《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载2011年5月17日、6月22日、7月11日《文艺报》第7版。
{17} 如李昊：《综合体城市主义：作为异托邦的魅惑与疏离》，《北京规划建设》2016年第1期。
{18} 如潘道正，李进超：《异托邦视域下的天津老教堂》，《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19} 如李冰心，洪在生：《办公楼里的异托邦—结合北美案例分析办公空间的屋顶绿化发展新趋势》，《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4期。
{20} 如夏健，王勇：《基于“异托邦”的历史街区营造》，《城市问题》2010年第3期。
{21} 如杨孟春，许谦：《并不遥远的异托邦—健康养老设计新概念》，《城市住宅》2015年第6期。
{22} 朱艳蕾：《文艺范异托邦与无衣可穿》，《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8期。
{23} 郭小川：《大剪纸：红色异托邦——应天齐现代艺术活动解读》，《中国文化报》2007年3月4日第3版。
{24} 冯博一：《乌托邦，而且异托邦——关于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世界美术》2016年第2期。
{25} 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l）在《福柯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中提到：“福柯只有两个半的文本（总共几十页）谈到异托邦：第1个文本名为《乌托邦身体（Le corps utopique）》，这是1966年12月在‘法国文化电台所做的一次演讲；第2个文本是《异托邦（复数）（Leshétérotopies）》这是1967年3月在‘建筑研究学会所做的演讲；第3个文本名为《别样空间（复数）（Des espacesautres）》，是在1984年春天，即福柯去世前不久，根据1967年的那次演讲所做的修订版，这也是《言与写》最后一卷中的文本。如果再加上福柯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前言里的20多行文字，基本上就把福柯清晰阐述异托邦主题的文本都扫了一遍。”
{26}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译文有改动。
{27}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28} [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之后福柯这篇文章的引用出处都一样，不再一一注明。
{29}{31} [法]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l）：《福柯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t， 1900-1977），法国二战后著名诗人和剧作家，代表作《秋叶》（该论文译者注）。
{30} 如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指出：“首先，它缺乏一个规范的标准，把具有反抗意义的异质空间与统治的异质空间区别开来”。
{32} [法]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
{33} 将“dystopia”翻译成“异托邦”的文本举例，如有（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主编：《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查常平，刘宗迪，胡继华，董志强，刘雪怡，哑石等译，新华出版社，第421页。范小红：《奥斯丁的爱情乌托邦与婚姻异托邦——以〈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4}{35} [美]迪克·赫尔伯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第117页。
{37}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9页。
（責任编辑：黄洁玲）
The Semantic Bifurcation and Creative Drive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in the Chinese-language World，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m
Xiao Weijing
Abstract： Since Foucaults idea of heterotopia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t has been repeated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showing its enormous power of explic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emantic bifurcations， such as mutual imag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the writing of specific regions and historical spaces， the explication of the sub-cultures of youth and the imaginary world， its use in the critical area of sci-fi fiction and in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other cultures. Through the explication of heterotopia in Les Mots et les choses and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by Foucault， one can find the fuzziness and extensiveness of the definition in the source of his theory while realistic needs and the semantic foundation associated with utopia and dystopia are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its influen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topia is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as well as criticalness of being‘against the normal world. However， it is worth reflecting that， in the age of globalized economy， and with the overflowing of heterotopia， the oppositional nature of difference has been thrown into doubt and is even likely to become an object of being incorporated by capital as clearly evidenced in advertising and commercial promotions.
Keywords： Foucault， heterotopia， space theory，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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