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汤琛

　　摘 要：王韬的《漫游随录》作为事后追忆之游记文本，基于王韬本人际遇的变迁以及书写之际的启蒙策略，于文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西方想象体，与此同时，在展开西方乌托邦想象之际，“吾道其西”的中华文化想象也平行展开，他者想象与自我想象之间的牵扯及其悖论性共存，说明近代思想的发生、近代新人的诞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替代，而是于新旧杂陈的思想交锋间摇曳而出。

　　关键词：王韬；漫游随录；想象；悖论式；文化心理图式

　　中图分类号：I0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046-07

　　王韬的《漫游随录》以溢美的笔调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西方世界，对于这一书写向度，不少论者将之视为记游实录下的思想嬗变之反映，即王韬一路游历的所见所感促使这名传统士人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精神转化，然而，这一线性的追索却忽略了该游记作为事后追忆之文本的事实；作为交织了过去经验与当下思考的追忆性的游记书写，显然不同于逐日而录的游记，它不再提供书写者游历期间思想变迁的有效线索，而成为糅杂了过去与现在、游历经验与当下诉求的叙事编织，书写者从此在的基点出发回首曾经的游历历程，往往夹杂了当下的抉择、诉求，必然形成相应的态度倾斜与事实遮蔽，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其游记中有关西方乌托邦的想象，并不指向线性的思想改造的结果，而事实上蕴涵了更为丰富的作为口岸知识人的王韬的心灵秘密，譬如际遇变化所投射的想象光影、基于改良诉求的当下策略等等。饶有意味的是，王韬于追忆之文间极力渲染、美化西方他者的同时，还处处强调“我”的儒者身份，极力将自我塑形为一名肩负“吾道西行”之重任的中华儒士，这一与西学宣扬背道而驰的自我想象性书写，在不自觉地制造文本悖谬的同时，也为我们有力地展露了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的口岸知识人其复杂而顽固的文化心理图式。因此，本文在展示游记所呈现的西方与自我的双重想象同时，更试图破解这悖论式想象背后的秘密，寻求理解王韬一类晚清颇具先锋性的口岸知识人的精神图式。

　　一

　　王韬于1867年作汗漫之游“西极乎阿兰”，但逾二十年后，才于1887至1889年间在《点石斋画报》连载他的配图游记《漫游随录图记》，关于这番作游记的缘故，王韬曾作如是言：

　　“诚以佳景当前而易忽，事后回思，如追亡逋；非有诗词以记之，图咏以传之，直付之飘风尘迹，梦幻泡影而已，不大可惜哉！此余《漫游随录》之所由作也。”①

　　与出使官僚于序言强调其探利弊的现实诉求有别，王韬的书写目的似乎是为了“抵抗”遗忘，抵抗他所畏惧的“直付之飘风尘迹，梦幻泡影而已”。王韬开篇便通过自序表达了对时间一去不顾的这种古老的恐惧，时隔二十余年后他再回过头来重拾笔墨，将漫游“咏以传之”，似乎是为了回顾往事、抵御时光的侵袭，王韬的这番个人追忆自然与出使大臣们被预先布置、有所要求的行旅日记迥然不同，它轻灵、自由，具有自发性，可视为是个体心灵对以往岁月带有体温的一次触摸，类似才人墨客面向旧时光的又一次招魂。

　　王韬颇具个人回忆性质的书写，因卸去了官方要求、即时性的游历报告等多重束缚，而在行文上显得格外轻松摇曳，与同期呆板、紧张、严肃的出使游记不同，追忆之作《漫游随录》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杂树生花、莺飞燕舞的美好西方，游记中的“我”自在徜徉于西方的名胜古迹之间“余自夏间游览各处，苏境诸名胜阅历殆遍”②，并且“与女士排日游玩”③，还幸逢了才子佳人所津津乐道的艳遇：

　　“爱梨妍质羞花，圆姿替月，固世间慧心妙女子也。………余有所欲言未能达意者，爱梨则代为言之，无不适如余意之所欲出。盖女士于此别有会心，能以目听，以眉语，而不徒在口舌间也。”④

　　在王韬的上述描述中，爱梨不仅对王韬崇敬有加，而且两人有如古代的金童玉女，心有灵犀，深情婉曲。如果了解当时西方女子的社交行为，我们无疑会对王韬的自作多情哑然失笑。但无论如何，王韬站在时间的“此在”以松弛而优美的笔触处处在提醒我们，那是一次愉悦而怡然西方之旅，他不禁于游记行文中直抒胸臆“余处境虽厄，而游览之奇，山水之胜、诗文之娱、朋友之缘亦足以自豪，几忘其身之在海外也。”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美好的西方之游距离作者写作已逾二十年，王韬不仅以溢美的笔调为我们追忆了一个如梦似幻、堪称完美的旅行故事，而且西方在王韬的生花妙笔下一如理想世界的乌托邦，他如此描述法国的首都巴黎：“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居民百余万，防守陆兵三十万，按街巡视，鹄仪严肃，寂静无哗；此外亦设巡丁，密同梭织，立道左，无不威严。寓舍闳敞，悉六七层，画栋雕瓦，金壁辉耀…………”⑥巴黎的人物、宫室、园林、城市风貌无不井然有序、金碧辉煌，它们在王韬大赋式的铺排渲染与穷形尽相的描摹下成为一幅完美的都市范本。法国如此，英国也毫不逊色；王韬作《风俗类志》一节，所描述的英伦俨然是风俗淳厚的世外桃源：

　　“英国风俗淳厚，物产蕃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贪寒之户，勤工力作。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族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⑦

　　上述描述中，王韬不吝用“尤可”、“从无”、“绝少”等绝对化的形容词来赞颂西方文明，他所描述的西方世界，不仅物产丰盛，而且风俗纯朴，百姓各安其所，呈现的是一派堪比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盛世风景；甚至，连涉笔一向被视为苦地的监狱，王韬也挥动如椽大笔将其描述为“完美监狱”，其“居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⑧关押人犯的监狱居然成为福地，王韬可谓爱屋及乌，完全沉浸于对西方的美好幻觉之中了。为此，王韬还对记忆中的西方世界作了一番全面总结，那就是“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⑨西方成为一个物质、文明皆备的理想世界，礼仪、仁信、教化均面面俱到，它以完美范本的样式悬挂于中國的对面，成为一帧被书写者所爱慕与向往的风景，一个洋溢着善与真的乌托邦王国。

　　王韬的这种乌托邦式的西方追忆是否还原了真实，自然值得怀疑，然而，更值得追问的是，王韬为什么要在几十年后对西方进行这番溢美式的建构？其中有什么因缘与意图？或许，我们应该关注这两个方面，一则涉及王韬当年游历期间的身份变迁与自我意识，另一则涉及二十年后王韬的当下思想与书写意图。

　　二

　　就王韬个人际遇而言，西方游历所赋予他的身份感与尊崇，可谓天上人间，自东往西的空间变迁，不仅是王韬地理空间的迁徙，更在客观上为王韬带来了文化身份的增殖，西方这一异质空间重新赋予了王韬曾经渴望的地位与名声，给予了他在国内无法企及的尊重与地位。

　　尽管已暌隔二十年，王韬仍以不乏激动的笔墨回忆了他刚至法国时所遭遇的“明星”生涯，法国侍女见王韬仿若见大人物“见余自中华至，咸来问询。因余衣服丽都，啧啧称羡，几欲解而观之。”⑩游览博物馆，王韬又遭女郎热情赠画，王韬受宠若惊，感慨“殊可感也。”作为中土文人，王韬还受到法国女学生的热忱款待“女弟子长者凡二十余人，年皆十六七，无不明慧秀整，秋菊春兰，各极其妙。各乞余写诗一篇，珍为珙璧。群为余弹琴唱歌，各极其乐。”美女围绕乞诗，并弹琴唱歌作乐，这等风流香艳事在传统文人看来都是值得称羡的，更何况在远隔重洋的异地。俨然，西方世界里的王韬是个大人物，他的行踪被刊登于日报，他的相片被作为礼物珍藏，所到之处，西人还张灯结彩、大宴宾朋，隆重地欢迎他的到来，一如他在自序所忆：

　　“余出行衢市，巡丁见有童子喧笑者必驱之去，询以途径，必导余至其所而后已。里老见余，必摘冠道旁，以致敬问。何以然？曰：愿效法孔子也。好事者询余所临，先一日刊诸日报，照像者愿勿取值。相识者迎余至家，盛设宴会，招集宾朋，悬旗于屋顶，示有远客至，以为荣，且志喜也。”{11}

　　王韬于回忆中呈现的自我遭遇淋漓尽致地凸显了一名在西方备受尊崇的大人物形象，他被西方女子围绕、被西人追逐、受到了热情款待。我们可以认为这其中有着中西文明隔绝的因素，中国士人的涉足对于西人而言有着物以稀为贵的奇观效应，这类情形，犹如鲁迅曾总结他在日本的僻地仙台留学而遭逢“物以稀为贵”的待遇一样，王韬自己也承认之所以在西方受到如此宠爱，有着“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12}的原因，王韬所追忆的优游之旅发生于1867年，正值首位出使大臣斌椿奉命远游的第二年，彼时，除了因生计越洋从事苦力的华工之外，以个体身份侧身海外的儒家文士可谓寥寥无几，而王韬，则可谓西方世界难得一见的儒家文士，正是因“先路之导，捷足之登”的因缘际会，王韬作为一介书生，却在西方受到了不下于出使大臣的隆重欢迎。

　　然而，就国内的身份而言，王韬并非斌椿类清朝使臣，也非名人豪客，出游之前，王韬只是一个在国内惨遭科举淘汰、佣书异人的边缘知识分子。王韬出生于沿海江苏一带，其父以设馆授徒为生，王韬从小就在父亲的训练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沿袭传统读书人的生活模式，希望通过科举来光耀门楣，但王韬科举场上屡试不爽，受创深重，只能望而兴叹“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羁縻于此，势非得已！”{13}对于传统士人而言，只有经由科举一途进入官场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流、享受世人尊重与世间荣华，所有孜孜苦读的念书人无不梦想通过科举跃入龙门实现其人生价值，科举的失败，不仅是考试的失利，更代表通往上流阶层的大门从此紧闭；1849年，21岁的王韬迫于生计，走上了一条与传统文士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来到条约口岸的上海，受聘于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麦都思翻译西籍，成为学者所言的“口岸知识人”。作为一个被正统科举体制摈弃于外的破败文人，走异路的王韬内心常颤动着不安和痛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追悔道：“韬逐臭海滨，佣书觅食，计非得已，然舍此无可适者”{14}可见，作为最早一批受聘于洋人而谋生的口岸知识人，王韬对于自身颇具异端意味的翻译身份是难以认同的。1862年，王韬冒险秘密上书太平天国的将领，为反清出谋划策，不料被清军缴获，遭到了清王朝的通缉，对这一举措柯文认为：“王韬有强烈的从政愿望，但他的朋友们却仕途得意，这对于自视甚高的王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叛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对他来说肯定十分强烈。”{15}可见，王韬有关“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想一直在啃噬着他，以致他妄想从太平军的青睐中得到一官半职。上书败露使得王韬于走投无路下远遁香港，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867年，侧身香港躲避追捕之灾的王韬应汉学家理雅各之邀，前往欧洲协助翻译，于是便有了这次让他“几忘其身之在海外”的美好行旅，因此，王韬此次的域外之游当属于他逃亡之旅的一部分。

　　对上述背景有一个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确定，王韬在出游前是一介落榜书生，一名雇佣于西人书馆以译书赖以生存的边缘文人，是一个有着中国传统儒学背景并接触了西学的口岸知识人，并且他有着强烈的建立功名、学而优则仕的欲望，但是，这些欲望均告失败。可以说，出洋前的王韬仅仅只是中国偌多传统读书人中微不足言的一名落魄士子，并被摈弃于主流之外，然而，本来仓皇而逃的失败士人却在异域他乡被奉为上宾，这种戏剧性的身份反转不难让王韬对西方产生一番知遇之情。我们因此不难揣测，现实境遇变迁下的身份反转，是王韬溢美式的西方書写中一剂有力的强心针。王韬对于西方，莫不有着士与知己的意味，在他看来西方对他更有着“知遇之恩”“余穷于世，而独得此于异域之人、数万里外之文士，抑何幸欤？”{16}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王韬的西方乌托邦想象自然暗含了个体如何脱离原来的社会网络、实现了个人际遇的反转后对于当下现实的一种无原则的认同过程。溢美的西方配合被西方所重新赋予的自我，它们相得益彰地从时光深处涌现，成为让王韬为之吟咏沉迷的逝去佳景。

　　三

　　自东向西的空间迁移，王韬的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都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赋予了王韬新的社会地位，也给予他新的身份意识，那么，王韬是否仅仅将此次追忆当成一场自我境遇的渲染、重申呢？细察行文，我们不难发现，王韬对西方的溢美与推崇，除了有因际遇之变而生发的知遇之心在起作用外，其中坚定而饱满的启蒙精神更值得重视，西方，不仅是被置放了美好回忆与感激之情的感性空间，同时，它也是一个被理性启蒙所宣扬的模范世界，王韬的有策略的叙述编织，让西方游历更类似一份宣传的印证，一种新观念、新思想的佐证，书写者敏锐的探究、有理有据的启蒙态度一直贯穿于游记全文。

　　与随游而录、在新旧价值观中不断牵扯摇摆的日记体游记不同，王韬的上述记游文字书于游历之后，彼时彼刻诸多的心灵矛盾、精神裂缝与种种不安都被回忆给光滑覆盖了，游历的所见所闻成为一种可靠的理性思路下的论述材料，这自然与当前的王韬作为一名有着稳定的变革意识的回忆者身份是分不开的，此时，这个游历的回顾者已经成为《循环日报》的主编，从一名佣书异人的落魄书生蜕变为一名宣扬变革与西学启蒙的先锋知识人了。

　　在此，我们显然有必要注意王韬于《点石斋画报》登录此文时的现实境遇。1887的王韬已然不同于1867年在国内默默无闻、为稻粱谋的王韬，他西游归来后于1874年2月在香港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由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连续发表了《变法》（上中下篇）、《变法自强》（上中下篇）、《答强弱论》、《洋务》（上下篇）等大量政论，他以变革、启蒙为己任，其宣传内容涉及“取士”、“练兵”、“学校”、“律例”诸方面，向世人大力鼓吹变法、倡导西学；1886年，沪上中西董事公举王韬主持上海格致书院，格致書院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为宣传和普及西方科学技术而设的新式书院，王韬上任后，大力推进他的维新思想，规定就读学子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也要了解西方社会思想学说“讲求西学，揣摩时局”{17}，格致书院在王韬主持下一时成为国内弘扬西学的重镇；此时的王韬也早已摇身变成为上海滩的文化名人与文化维新的知名人士，这便是书写追忆性游记时的“此在”的王韬，一名有着激烈的维新意识的上海名士。就书写的此时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王韬于游记中对西方溢美式的构建自然与他此时的维新变革思想不谋而合，追忆下的西方游历事件为他宣传鼓吹改良思想进一步提供了貌似实录的证据，乌托邦式的西方建构有效配合了其推进变革的现实策略。

　　这就不难理解，王韬为何于《漫游随录》中能以从容、甚至相当先锋的姿态来讲述西方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明了，他以不乏夸张的笔调赞美火车的快捷方便一如“迅鸟飞投林，狂飙之过隙”{18}，以浪漫的笔致描写凌越了时空隔阂的西洋电信“以电气秘机传达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有如觌面晤对，呼应问答。其法精微，有难析述”{19}，除了上述感性的夸大，他还专辟了《制造精奇》一节，从制度、学问以及发展历程等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作了理性的归纳，追溯西洋器物发达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制造精奇》开篇，他大胆指出英国之所以能制造出“穷其精微”的器物，是因为有国家的一臂之力“此固见其用心之精，亦由国家有以鼓舞而裁成，而官隐为之助也，”其论调对西方体制的赞许不言而喻，并将矛头隐约指向了清王朝的官僚制度；随之，王韬谈到了英国的专利制度，他指出专利的实施使得民众勇于创新、易于得利，基于法理之上的制度保护使得朝廷也莫可奈何“人有一得之技，虽朝廷不能以势相抑，故人勇于从事也。”这种种颇具针对性的论述，莫不有着针砭清帝国时弊的变革意图。

　　而《漫游随录》所呈现的变革激情与维新意识，均是在二十年后当王韬化身为一名相对成熟的改良知识分子后才得以呈现的，因此，与其说它是漫游期间的精神实录，不如说它是当下王韬作为改良知识人的价值判断。因而，谈论《漫游随录》，我们不仅要谈到1867年遁走海外的王韬，也同时要关注1887年这位因激进的变革思想而蜚声海内外的王韬。

　　四

　　那么，于1887的时间点上回顾二十年前那段西游历程的王韬，是否已经成功蜕变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呢？是否如五四知识人那样已经有效祛除了传统的阴影？细案《漫游随录》，我们发现，在似乎无条件地服膺于西方的同时，中华文明的魅力于王韬行文中从未失色，甚至，游记中的王韬正被塑形为一名堪为中华儒生典范的完美的“儒者”；将自我塑造为完美的“儒士”，王韬无疑于追忆中对自我进行了重塑与美化，文中所展现的这名众星拱月的儒生形象，固然有着为王韬为自我树碑立传的隐识，但与此同时，这种大加渲染的“儒生”形象的自我塑造，显然有着王韬于变革维新的自我辨识之外对自我身份进行的另一番强调与辨别。

　　王韬作《漫游随录》，字里行间念念不忘西方诸位人士对其“儒者”身份的尊崇，作为一介书生行走异域，王韬却经常性地遭遇各方人士恭请其吟诗、题字，将他待若上宾，如文中所载，英人画室司理者“出素册求余书数行其上，奉为墨宝。”{20}英国考官因为王韬的儒者身份而延请他参观牧师考场，并将其行踪载入本地报纸“知余为中国儒者，延往观试。翌日即以其事刊入报章，呼余为学士，一时传遍都下。”{21}当然，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域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王韬之所以被围观、被引为上宾，大部分源于他背后的中华文明与东方情调能够满足西方“他者”的窥视欲和好奇心，如上已述，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极少有中国传统儒者涉足，而王韬捷足先登，并且与西方惯见的华工形象迥然有别，他能吟诗作赋、会中国书法，可谓完美地契合了西方人士的中国想象，因此，曾受过科考训练、有秀才资格的王韬才会被西方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中国儒者”之代表，被指认为承载了东方文明与孔子之道的继承者；这类指认显然有着西方的符号化想象，当这么一个生动鲜活的东方文明符号呈现于面前，他们往往会以搜奇的狂热对之围观与探究，其中的热情显然并非完全出自对中华文明以及王韬本人的仰慕，更大一部分，乃是王韬被视为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的符号，足以满足西方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有趣的是，王韬也一直乐此不疲，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他者对“中华儒者”的塑形之中，他极力将自我描述为一名博学多才、学问精深、出口成章的东方儒生，并且在与西人的实际交往中，不断强调其作为“儒生”的东方身份；他初见西方美女爱梨，便为之吟哦“香山《琵琶行》一篇，抑扬宛转，曲尽其妙，爱梨为之叹赏弗置，而更使予逐字度之。”{22}参加司篾氏的宴会，“乃为曼声吟吴梅村《永和宫词》，听者俱击节。”{23}出席贫家女子午餐，他又摇头晃脑为吟《贫女》一诗。王韬俨然成为西人围观下的一个努力配合他者眼球的表演者，一个沾沾自喜地在他者面前展示绝活的艺人，他吟咏西人并不通晓的古诗词，在一片因不懂而啧啧称赞的氛围下强化了自我的儒者形象，在这里，王韬曾经佣书异人而积累的西学知识消失不见了，他成为一名完美的儒者，一名能满足西方想象的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那么，王韬这类努力契合西方想象而凸显东方文化身份的“儒生”塑造，是否意味着王韬已然成为投合他者想象的被动体？是否意味着后殖民语境下王韬的自我东方化？显然，与之相反，王韬在自我塑造的同时反而凸显了他对于西方的强大的操控力量，有力呈现了一名东方儒生宣扬本土文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儒生的身份，从来是王韬心甘情愿并乐于拥有的，早在上海佣书异人时，他就为自己那种远离正统士人的边缘化身份痛苦过，如今，身处异地，西方的想象重新赋予了他这一身份，并且将他本人放大为儒学名流，这一新的身份赋予无疑暗合王韬一直以来的“士人理想”，虽然这一理想的实现并没有带来仕途的辉煌，却让他感受到类似于仕途的尊荣与地位，因而，王韬对于自我儒生的努力塑形不过是他顺势利用了他者想象来释放了自己的欲望，东方儒生形象的缔造可谓王韬的自我欲望与他者想象的一拍即合；因此，从根本上，王韬是作为主体的儒者而出现的，在西人面前的吟诗表演，固然对于西人而言类似于异国情调，对于王韬而言，却正是他宣扬中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西人将奇观的眼神凝视于他时，他反而以中华文明之美投射其上，西方对他儒者身份的外在赋予为他在西方进行一场东道西行的文化普及带来了实际的力量。换而言之，王韬的出现有力地满足了西方有关东方文化的幻觉，从而成为西人心目中举足轻重的文化名流，与此同时，王韬又充分利用了这种幻觉，在幻觉的光环中实现了其“吾道西行”的文化夢想，譬如在一场隆重的文化表演中，王韬更在意的是他对孔孟之道的宣传效果：

　　“理君邀余诣会堂，宣讲孔孟之道凡两夕，来听者男女毕集。将毕，诸女士欲听中国诗文，余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抗激昂，听着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黄霁亭太史于余将作欧洲之游，特书：吾道其西“四字为赠，虽不敢当，抑庶几焉。”{24}

　　在这里，王韬又炫耀了一番他的吟诗表演，音调抑扬顿挫、富于感情，对西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然而这番卖力表演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孔孟之道的宣扬作渲染与铺垫，因为经此番宣传，王韬自信英国士女将“无不知有孔孟之道”。

　　结语

　　儒者身份的自我强调、吾道其西的传道意识与西方乌托邦的溢美讲述在1887年王韬的回忆中以悖论的方式同时展开，这不禁会让我们感到解读的困难，传统与变革为何如此奇特地统一于王韬的游记书写之中？这个曾在《循环日报》上大力鼓噪西学、呼唤变革的新兴知识人，为何要在《漫游随录》中将自我精心打造为一名肩负传统文化传播的恂恂儒者？对于这类看似悖谬的统一，墨子刻曾一言道破之，他指出中国传统士大夫“之所以接受西洋方式，并非因其乃是与儒家传统矛盾的东西才接受。他们之所以热心的采行西洋方式，主要乃因他们将西洋方式视作在达到传统目标而久受挫折的奋斗中，能够预示一种突破的新手段。”{25}引而言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王韬对西方的美好想象始终于中国儒家文化“道”的结构下安然运行，或者说，西方乌托邦的建构不过是王韬为了达到传统的自强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旨在突破的手段罢了，这种貌似激烈的变革思想其实质趋向于竹内好所言的东洋之“抵抗”，西洋文明的被接纳、被赞颂始终服从于东方视野，并作用于东方之顽强的内在抵抗，因为抵抗的东方从未丧失其主体性，只有从这个视野出发，我们才能明晰地理解，王韬于言辞激烈的《变法》中为何要赋予儒学以乐观的未来“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纶，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细案这番抵抗背后所强调的与中国实际境遇相左的盲目自信，我们又不难望见其中游荡着鲁迅所言的“心造的幻影”，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势紧逼，王韬选择另造一面“道”的心墙，用以抵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溃败，沉迷于自造的真实之谎言，这一理路与晚清甚嚣尘上的“西学中源”说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总之，王韬身上奇特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悖论性运行及其相互协商，说明新思想的发生、新人的诞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替代，而是从来于新旧杂陈、相互抵抗、相互浸润中摇曳而出。

　　①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2008年新版，第41页。

　　②③④⑤{20}{21}{22}{23}{24}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40页；第140页；第137页；第137页；第139页；第125页；第136页；第138页；第146页。

　　⑥⑦⑧⑩{11}{12}{16}{18}{19}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版，第82页；第107页；第149页；第82页；第43页；第43页；第79页；第43页；第108页。

　　⑨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13} 王韬：《寄周丈侣梅》，《弢园尺牍》卷二（光绪癸巳夏五月，甫里王氏藏本），第6页。

　　{14} 王韬：《弢园尺牍》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

　　{15}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7}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王韬序》，上海书局石印本，第1页。

　　{25} 墨子刻、马若孟《汉学的阴影：美国现代中国研究近况》，转引自黄克武：《墨子刻先生学述》，《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6} 王韬：《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Western Utopia and His Remark About‘My Way Westward： Wang Taos

　　Paradoxical Cultural Mental Map， All Based on His Informal Essays

　　Yang Tangchen

　　Abstract： His Informal Essays， a post-travel text， written from memory， is based on changes that happened in Wang Tao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strategie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n that a utopia of imaginary West is fully revealed in the tex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ination of a Chinese culture with‘my way westwardis also unfolded in parallel in which the imagination of an Other and that of a self co-exist， in an entangled and paradoxical manner， driving home the point that the occurrence of modern though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people in modern times have never been a simple either-or replacement， instead an emergence out of the clash between thoughts， old and new.

　　Keywords： Wang Tao， Informal Essays， imagination， paradoxical， a cultural mental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