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的英文名作。1938年小说问世以来，节译盗印盛行，讹传至今。小说尚未付梓，林语堂便函请好友郁达夫代为汉译，后因郁达夫遇害，译事遂告中断。2015年10月，台北林语堂故居公布了一份《瞬息京华》译文残稿，载于《华侨评论月刊》，译者署名 思。刊名和译者虽与史载不符，馆方宣称此即达夫佚文。本文首先爬梳迄今所见各版《瞬息京华》，钩沉数个鲜见译本，希冀为《瞬息京华》的史料添砖加瓦。继而讨论《瞬息京华》牵涉的一桩文坛悬案，探究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始末，厘清关于郁氏未克译竣的诸多误解。最后，本文为 思译文一辩。王贺先生认为此稿拙陋不堪，乃一劣译。笔者例证 译虽非达夫佚文，但译笔雅驯，风格独特，是目前所见《瞬息京华》之最佳汉译。
关键词：林语堂；《瞬息京华》；节译；郁达夫； 思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6-0028-18
1938年8月8日，林语堂开始创作Moment in Peking（林语堂自译为《瞬息京华》①）。次年8月8日小说完稿，11月由约翰·黛（John Day）公司出版，旋入选美国“每月读书会”12月特别推荐书，短短半年即行銷5万多册。《时代周刊》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②。林语堂也毫不讳言：“我写过几本好书，尤其以写《瞬息京华》自豪”③。40年代，国内节译盗印《瞬息京华》之风甚炽，真赝揉杂，讹传至今。其实，小说尚未付梓，林语堂便函请郁达夫代为汉译，并劝告国内译者切勿擅译。然而，1945年郁达夫遇害，林语堂翘首期盼的完善译本终成憾事，《华侨周报》已载译文至今下落不明。2015年10月，林语堂故居公布了一份《瞬息京华》译文残稿，载于《华侨评论月刊》，译者署名汎思。译者和刊名虽与史载不符，馆方宣称此即达夫佚文。
长期以来，林语堂横遭“误解、误读和误译”，而林学研究“最薄弱、最被人忽视的领域是翻译”④。本文首先爬梳迄今所见各版《瞬息京华》，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并钩沉数个鲜见译本。继而讨论《瞬息京华》牵涉的一桩文坛悬案，探究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始末，厘清关于郁氏未克译竣的诸多误解。最后，本文为汎思译文一辩。王贺先生认为此稿拙陋不堪，乃一劣译。笔者例证汎译虽非达夫佚文，但译笔雅驯，风格独特，是目前所见《瞬息京华》之最佳汉译。
一、各版《瞬息京华》总目
《瞬息京华》的版本，黄恽评论“据当时有人文中谈及，说有十余种之多，可惜未能一一列出，只能姑妄听之”⑤。林学专家万平近亦指出：“这些节译本除大陆个别图书馆藏有残本之外，已难于寻觅”⑥。笔者不揣谫陋，按出版时间枚举阅读所见之各版《瞬息京华》（多个版本乃首次列出），厘清译本源流与各本关系，希冀为《瞬息京华》的史料添砖加瓦。为清晰起见，先将各版以表格列出：
Moment in Peking的首个国内版本是1939年11月上海别发洋行⑦（Kelly & Walsh， Ltd）印行的“特别授权本”（Special Authorized Edition），版权页印“兹经作者和原出版社纽约约翰·黛公司特别授权，仅在中国印行”（This Authorized Edition for China only is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and the publisher，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张海涛在《也谈〈京华烟云〉国内最早版本》一文谈及这个稀见版本，黄恽认为这“可能不是盗版，恰恰是正版”，至于张先生“找遍全书没有出版商的名字”，可能该书“失去了外面的封套，以至来历不明”⑧。笔者查到授权本的两个版本，一版出版信息齐全，为正版；另一版只有1939年这一出版年份，无出版社信息，纸张粗糙，属盗印本。张先生所见实为盗印本，郁达夫的论述亦可佐证：“在上海，除别发公司与美国原出版公司订有特约，印行廉价本外；并且也有了一种盗印本在流行”⑨。
这种盗印现象不仅限于英文本《瞬息京华》，中译本《瞬息京华》更是盗版猖獗，私译成风。1940年，《世界杰作精华》第3、4、5期刊载越裔⑩节述的《瞬息京华》。第3期译文附录林语堂友人周黎庵{11}的《关于〈瞬息京华〉》一文，包括“林语堂致本文作者函”、“一：故事略述”、“二：书之评论”、“三：书之价值”、“四：书之错误”和“五：书之翻译”六部分。8月，上海世界文化出版社出单行本，9月再版，32开，共156页。译文后收入1946年9月大国书店出版的《缩小了的巨著》上编，归入“风行一时的文学杰作”。三期译文前有“本书已当选为1939年百部佳作之一——定价：中国特版（即授权本）国币八元五角”等字样，盛赞“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确是现代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12}，并介绍小说创作初衷和热销程度{13}。该本未译出原著三卷标题、《庄子》引文、正文前的人物表和中国人的称谓，压缩了原著情节，删除了纯粹介绍中国风俗之处。虽有周黎庵的信函和赏析可资参考，此本人名汉译和周文{14}仍有出入，如Sun Mania译作“沈曼娘”（“孙曼娘”），New Szetao译作“牛志道”（“牛斯道”）、Cassia译作“桂花”（“桂姐”）。值得注意的是，附录的“五书之翻译”特别指出：“至于中文译本，作者为中国人；自不能马虎从事，故出版之后，即商请现居南洋之郁达夫担任译事。林语堂并刊载广告，劝告国内作家，勿轻予翻译”{15}。
1940年5月，上海中英出版社{16}出版《瞬息京华》中文注释本，顾宗沂编注。同年7月再版、3版，9月4版，11月5版。扉页注明：“本书国内多数学校已采取为英文课本或补充读物”{17}，可见影响之大，销量之广。末页印“新书预告：英译中国近代短篇小说选（顾宗沂编译，中英出版社发行）”。反面封皮附有梁少刚、赛珍珠、《西风月刊》、全增嘏、林如斯对《瞬息京华》的评价。
1940年5月，香港扶风出版社也出版了《瞬息京华》中文注释本，夏冬编注。笔者无法浏览全书，但据出版页“民国廿九年五月初版、七月再版、三版、九月四版、十一月五版、卅年六版”和“全国各大书局经售”字样和末页中文注释，此为盗印顾宗沂注释本，当无疑义，只是换了编注者名字。{18}
1940年6月{19}，北京东风书店出版白林节述的《瞬息京华》，共334页。这是第二个节译本。此本首次译出原著序言（Preface），三卷标题为“道家的女儿”、“园中的悲剧”和“秋日之歌”。每卷标题后译有《庄子》引文。译文后附“《瞬息京华》评”和译后赘记。此本节述原则同越译本，芟除了原著的芜蔓情节和纯介绍性文字，更符合国人阅读习惯。
同年{20}，上海欧风社出版沈沉{21}节述的《瞬息京华》，由五洲书报社经售，共156页。1941年4月再版，1942年3月广西欧风社印行第三版{22}。这是《瞬息京华》的第三个节述本。译文前有“写在前面”（即译序），目次为“道家的女儿”、“园中的悲剧”和“秋日之歌”，和白译本相同，每卷标题后还原《庄子》引文。译者盛赞《瞬息京华》“不但和茅盾的《子夜》可以媲美，可以说是中日事变来的唯一杰作”，并直言“本书原文计五十万言，其中描写事变后的情形，几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惟因环境所限，不克依原文直译，殊感遗憾啊！”{23}囿于孤岛上海的“环境”和日本侵华的大背景，沈译本只在结尾草草交代“次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日战争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始”{24}。林语堂着力描写的“陈三、环儿、黛云之入游击队……素云之悔过不甘为汉奸，为日人所杀，曼娘之惨死乡下”在沈译本中都一笔带过，大大斫损了原著的艺术价值和作者“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谓而作也”{25}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版将“写在前面”改为“节述后言”{26}附在文后，译者重申了译述本意：
述者很知道这部书是不能节译的，也并没有作节译的尝试，现在不过是将全书看了一遍之后，将它重新述说出来，所述的不过是书中的故事，但求贯串，不计工拙和章法。因了编辑的关系，书中的议论大部分也只能割爱遗弃，所以并不能将原书的精神充分的表现。述者的意思，不过是藉此使没有工夫或没有机会读原书的人能略为知道这本书的轮廓，和书中的大概罢了。{27}
“因了编辑的关系”和前两版“惟因环境所限”都说明了译者淡化政治意味的目的，当然囿于时地，首个全译本尚付阙如之际，此类节译本对《瞬息京华》的传播功不可没。
1940年6月，上海春秋社出版了郑陀{28}和应元杰合译（以下简称郑译本）的《京华烟云》{29}上册《道家的女儿》，10月中册《庭院的悲剧》出版，次年1月下册《秋之歌》出版，后三册合印出版。这是Moment in Peking的首个中文全译本{30}，首次采用“京华烟云”这一译名。林语堂对郑译本颇有微词，曾撰文指出郑译本浸染时行“直译及欧化文法之说”，“也喜搬弄此种玄虚”，译笔“累赘冗长”、“拖泥带水”{31}。林语堂晚年对郑译本仍耿耿于怀，认为“译文平平，惜未谙北平口语，又兼时行恶习（看隔院之花谓“看看它们”，书中人物说那种南腔北调的现代话，总不免失真）”{32}。郑译本译笔欠佳，缺陷颇多，却是首个中文全译本，读者终能一窥全豹，亦不乏“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33}。抗战后期郑译本流传大陆东南各地。1946年1月改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1949年5月已出第五版。1946年至1949年，香港文达出版社多次重印。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重印的仍为不署名的郑译本。{34}
康德八年（1941年），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启智书店出版王丽萍编选的《京华烟云》。上册版权页印有“康德八年六月一日三版印刷{35}；康德八年八月十日三版发行”和“不准翻印”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字样；中册版权页印有“康德八年四月卅日印刷；康德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行”字样；下册版权页印有“康德八年六月十五日印刷；康德八年六月三十日发行”字样。新京国风书店也同时出版了《京华烟云》，译者为王桐文。此书中册版权页同样印“康德八年四月卅日印刷；康德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行”{36}。这两个譯本纸张低劣，都分三册出版，实为盗印郑译本，出版社甚至加上“不准翻印”字样。从两家书店同时印刷的情形可知，当时伪满洲国盗印之风也相当普遍。{37}
1941年4月，港社出版《瞬息京华》中文注释本（三册），版权页标明“民国三十年四月（1941年4月）出版”，注释者为朱澄之。所谓的“港社”没有具体地址，由各大书局发行，亦无“特别授权版”之类的“准生证明”，因此判为“黑户口”大概是不错的。{38}其实，《〈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的“（丙）英汉对译”就录有“《语堂佳作选》，朱澄之编译，1941年，上海国风书店”。{39}因此该注释本亦为私印本。
1942年9月，桂林建国书局出版林若年节译的《瞬息京华》，10月再版，次年由重庆正风出版社出版。其实，此本盗印了沈沉翻译的《瞬息京华》，只是换了译者。《出版史料》1987年第1期曾公布部分违禁书籍，其中就有林若年盗印的《瞬息京华》，送审者为广西图审处，查禁理由为“冒印审查证”{40}。同年12月，建国书局又出版林若年译的《生活的艺术》（上下册），同样盗印了越裔翻译的《生活的艺术》。雷锐主编的“桂林文化城大全 文学卷 小说分卷 第3册”据盗印本“写在前面”的落款误认为“1940年7月林若年便以《瞬息京华》为书名节译完毕，于1942年9月由桂林建国书局发行，是国内动笔翻译和出版较早的几个译本之一”{41}，明显抹杀了沈译本的成果，而且给人造成林译本是另一个节译本的假象。
1943年《河南青年》月刊{42}第3卷第1期文艺版刊载了杨和壎节译的《瞬息京华》，第2-3期（合为一期）载毕。这个节译本实为选译，完整译出原著第3卷“秋日之歌”末回后半部分。第1期从“是九月二十九号的早晨，木兰的全家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加入成千成万的难民群中向内地逃避”译至“现在，这个小婴孩对于她，却是一个种族不灭的标识”。第2、3期从“是一九三八年新年的早晨。三阳提议在这一天，他们应当稍事休息，并且老和尚也极力的挽留他们”译至原著结尾。该本节译“秋日之歌”末回的初衷不难理解。该刊发刊词曾声明：“抗倭战争已经步入第五个年头，我们固不需要侈谈最后胜利就在今年，但是，我们的确相信，胜利的到临，已经是为期不远……河南现在是抗战大业中的擎柱……河南青年的双肩上自然也有不可卸却的千钧重任”{43}。《瞬息京华》“系以大战收场，暴露日人残行（贩毒走私奸淫杀戮）”{44}，契合该刊“阐发三民主义、宣扬抗战国策”之宗旨，因此译者完整译出了原著末回。值得一提的是，此本未参考其他译本。第一，他本实为节述本，对原著进行了删减重述。第二，此本人名汉译与众不同，“孙亚”作“三阳”，“锦罗”作“锦绣”，“黛云”作“太云”、“曼娘”作“蛮妮”等。此时郑译本虽已问世，但1946年版郑译本《译后序》明言：“于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存书与纸型，即同遭日寇禁黜焚毁……总计前后停刊时间，达四年之久，今虽重版有日，诚不胜隔世之感矣”{45}。易言之，当时郑译本在市面上流通甚窄，译者只能另起炉灶。显然译者也没读过《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因此人名的汉译略显怪异。
1946年7月，《华侨评论月刊》刊载汎思翻译的《瞬息京华》，共6期{46}，对应原著第1卷《道家女儿》第1回与第2回开篇，之后未有下文。关于此译本的诸多疑窦下文将详细论述。
1977年3月，台湾德华出版社出版台大外文系教授张振玉{47}翻译的《京华烟云》。这是继郑译本后的第二个全译本（以下简称张译本），并沿用郑译本“京华烟云”的译名。随后金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全集》也采用张译本。后张振玉曾多次修订{48}，“附加各章前之回目”并补译“著者之简短献词”。张译本独出心裁的的章回体体例虽使整部小说“显示出诗意特征”{49}，但这一做法却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文本错觉，使人误以为林语堂用英文也可写出如此齐整的章节回目，或将章回体体例看作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50}张译本甫经问世，风靡两岸三地。1987年2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首次在大陆推出张译本，对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后来张译本逐渐取代郑译本，成了《瞬息京华》的通行本。如今国内书店所见皆为张译本，个别出版社干脆省去译者名字，致使不少读者错将译著当成原著。
1991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郁达夫之子郁飞翻译的《瞬息京华》（以下简称郁译本），这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据郁飞自述，为了替父亲偿还文债，80年代初他着手译事，开译已是1986年，后因他事搁置，1990年末始克完稿。郁飞自问译本足堪告慰先人：“首先，宁可冒影响销路之险也要把书名恢复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其次，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至于忠实原文则是我下笔时的主导思想”{51}。“前人之妙品，每为后人之题”，郁飞“浸润先者之作，含咀众妙，转益多师”{52}，纠正了前两个全译本的讹误和擅改原著文意之处{53}。由于郁译本以直译为主，故忠实有余，灵动不足，且亦不乏欧化表达。此本影响甚微，后未再版，很多读者甚至不知有郁译本，而Moment in Peking仍以《京华烟云》之名流传至今。{54}
王贺认为《瞬息京華》“究竟有哪几种是盗印、滥译，翻译史、文学史和出版史领域的研究者们都还在研究，在未作出可靠的结论之前，似不可一概否定，厚侮先贤”{55}。其实长期以来，除了广为人知的三个全译本，学界对《瞬息京华》其他版本鲜有细致梳理，或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且遗漏了不少珍贵版本。通过史料钩沉，我们可以肯定三个中文注释本为私印本，越裔、白林、沈沉、杨和壎和汎思五人所译属《瞬息京华》节译本，林若年、王丽萍、王桐文所译为盗印本。出现各类盗版《瞬息京华》的原因不难探究。“由于当时正值抗战，印刷行业非常纷扰无序，许多总部在上海的大出版社由于遭受轰炸和仓促内迁，营业难以恢复，造成许多小型印刷所趁时而起，以求填补因此而造成的空隙。这些印刷所多集中在香港和重庆等地，它们一时找不到好的稿子，也联系不上著作者，就利用手头资源，出现了不少盗版”{56}。对于“真赝揉杂”的各种“灾梨祸枣”，林语堂晚年自述：“把七十万言长篇小说，缩短为十分之一。这对作者是一种损害”，但也“无可如何”，颇有“憔悴江南倦客意味”{57}。
二、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始末
林语堂的晚年感慨其来有自，他本属意的郁达夫译本终成泡影，此事也牵扯出一桩文坛悬案。《瞬息京华》尚未付梓，林语堂便于1939年9月4日去函郁达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无憾矣”，并特刊启事：“鄙人新著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版权系本人所有，现正在重庆注册中。中文译本已交原稿与郁达夫先生担任翻译，恐海内同文不明真相，故特奉告，请勿重译，空费精神，使鄙人抱歉不安”{58}。随后，林语堂亲注原著人名、地名、俗语及出典，分两册寄给郁达夫，并预支了500美金稿费{59}。至于为何不自译此书，林语堂坦言：“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则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60}。1940年5月，林语堂携眷回国，函请郁达夫飞渝一晤。6月6日郁达夫复信：“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想近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就排就矣”{61}，但译事旋即不了了之。1941年元旦，时隔两年，沪上已有郑译本问世，林语堂等得心焦，遂撰文称：“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癖，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62}。1941年5月，郁达夫在李筱英（郁飞记作“李小瑛”）协助下为新加坡当局编发《华侨周报》，自始连载他和李筱英合译的《瞬息京华》。可惜连载未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遭日军暗杀，译事遂告流产。
关于郁达夫迟迟未克译竣的原因，众说纷纭，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根据郁达夫本人自述：“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63}。二是林语堂好友徐訏的说法：“这决不是郁达夫存心骗取语堂那笔钱，而实在是达夫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放浪形骸的生活，他是在生活上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想计划的人”{64}。这种说法与王映霞的观点相似：“可是郁达夫把钱用光了，书却没翻译，当时我还对郁说：‘你拿了钱，就得守信用，时间长一点不要紧，但书一定要译”{65}。第三种说法认为事关文人面子。林语堂不太懂人情世故，二人虽年龄相仿，但郁达夫“成名”却远早于林语堂{66}。与此类似的说法是：“请著作等身的郁达夫翻译一部小说处女作，可以说是一种奢望”{67}。第四种说法则认为林语堂对国内时势有隔膜，主要写儿女私情的《瞬息京华》并不能对抗战产生多大作用。郁达夫没有译出《京华烟云》，一定是因为这部小说绝没有郁达夫从事实际的抗战工作来得重要和有效{68}。
笔者认为前两者说法兼而有之，但后两种说法则有失偏颇。林语堂和郁达夫素来交情甚笃。徐訏说：“在当时作家中，与语堂往还最好的还是郁达夫”{69}。1927年8月28日林语堂和鲁迅第一次闹翻，最后是郁达夫做了和事佬。后来忆及此事，郁达夫仍然维护“忠厚诚实”的林语堂，认为乃是鲁迅喝酒所致{70}。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性灵文学和闲适小品文，惹来鲁迅等左翼作家非议，郁达夫撰文力挺林语堂：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71}
1935年5月郁达夫写下《扬州旧梦寄语堂》，笔触清雅婉丽，遥传知音之情。1940年，林语堂携眷回国，国内一片哗然，此时郁达夫为好友说了句公道话：
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72}
其实，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林语堂就一直在海外宣传抗日，发表了如《中日之国民性——近情与不近情之差别》、《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中日战争之我见》、《日本必败论》、《美国与中日战争》等一系列文章。而最能体现林语堂宣传抗日思想的当属《瞬息京华》。林语堂在致陶亢德的信札中谈及创作《瞬息京华》的初衷：
弟迁居巴黎已十余天{73}。因蒙东究竟乡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弟每晨夕坐卧之际，凝思此时此刻，我军我民众非在台庄临沂与敌人厮杀，便是在五台山左右拦截粮草，死者几何，伤者又几何，所拼者老命，所牺牲者血肉，又非平常喊抗日抗日所可比。思之令书生愧死。每思此支笔到底有何用处？若谓海外宣传，分工合作，人尽其才，亦仅足解嘲而已，书生所谈决不能影响大战前途于万一，将来胜败，全仗老百姓前阵作战后方组织之精神耳。兄劝我多做几篇文章，亦不过观察中外大势，时作分析报告，使国人一知败胜之权全操于手，二知抵抗到底必获胜利而已。……在弟方面，仍系摭拾本国材料，组成篇章，寄登纽约泰晤士报，带点皮里阳秋之宣传耳。美国杂志，近已一律变为高等报章。论文以叙事为主，谁有特别材料，谁注销去。若今天也者，理论空谈，绝难获选。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此国人多未知之道理也。{74}
虽然人在异乡，林语堂仍然时刻心系抗日战事，毅然执笔为祖国奔走宣传，字里行间浸透着拳拳爱国之心与民族之情。从“论文以叙事为主，谁有特别材料，谁注销去”不难看出，当时林语堂在美发表抗日文章是何其困难，亦是何其执著。也正因文体之故，林语堂最终选择用小说体裁继续为祖国争取国际援助。林语堂在《关于〈瞬息京华〉——给郁达夫的信》一文也提到：
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75}
综上所述，后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终其一生，郁达夫都将林语堂引为知己，何来代译《瞬息京华》乃屈尊为之之说，况且郁达夫本人就是一位翻译家，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已出版的《郁达夫全集》（译文卷）即是明证。同时，郁达夫充分肯定林语堂在海外为国所作之贡献，因此说林语堂不谙国内时势并抹杀《瞬息京华》的抗战主旨更属偏见之说。
正因郁林二人私交甚笃，郁达夫才会觉得有负好友之托。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提到“他在华侨周刊上曾译载林语堂的《瞬息京华》。他说，那是林语堂寄了美金来向他定译的。……达夫一谈到这事，美金用去了，而译文尚未出来，便觉得非常内疚似的。他因之感叹工作繁重，而金钱终不够用，不断自叫‘糟糕。我从此看出他并非真的是玩世不恭的人”{76}。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徐訏的印证：“郁达夫这件事始终觉得有歉意，一直到他到了星加坡后，还同人说起他对不起语堂，这是很接近达夫的人后来同我讲的”{77}。又據包思井回忆，日本投降前三个月，郁达夫在沙果山上办了个小农场备作避难用。一天，他将一只小木箱带上山收藏起来。郁达夫失踪后，他打开木箱，发现里面装着林语堂亲注的两册《瞬息京华》英文本，两个人的批注都很小心{78}。由此推断，郁达夫直到遇害前仍然铭记好友之托。假以时日，郁达夫译完《瞬息京华》是迟早的事。
关于郁达夫译文的下落，《〈京华烟云〉没有满意的译本》一文提到林学专家王兆胜认为目前所有译文里依旧以郁达夫翻译的几章最为精彩。郁飞所译的《瞬息京华》保留了郁达夫翻译的部分，成为整本书的焦点{79}。然而，这明显有悖事实，因为郁飞在《译者后记》明言“南国烽烟吞噬了一切，后来也回想不起来当时译出了多少，刊出过多少？那些周报也至今没有发现”{80}。王贺指出郁飞还在新加坡最大之华文报纸《联合早报》撰文，希望“搜集《瞬息京华》的译文若干段”，认为“只要有那份刊物就能复印。”笔者为此查阅了郁达夫的相关文集，发现有如下两段编辑说明：
还有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小说《瞬息京华》，郁达夫曾受作者之托于1940年在新加坡开始翻译，译作已有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因林语堂同为中国作家，……译作未收入。{81}
到了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郁达夫全集》（译文卷）{82}时，此段说明作了如下更动：
此外，郁达夫曾受林语堂之托于1941年着手翻译林氏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在新加坡《华侨周报》上发表过若干段，但那份刊物海内外至今未能找见，这部分译文只能付诸阙如。{83}
显然，第一段说明语焉不详，实为未找到译文的托词，而第二段说明对译文所载刊物和下落均有交代。
40年代初，徐悲鸿旅居新加坡，与林家常有书信往来。1987年，林太乙在台湾公布了这批信札{84}，其中一封写于1941年11月17日，披露了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的情况：
昨日特与郑兄往访郁达夫兄。据说尊著《瞬息京华》译完大约三十万字，彼已有十分之一，发表于此间华侨周刊者殆两万字。闻至来年五月可以全部译成。弟乃以尊址与之，彼日内将有书致兄说明一切，译文亦由彼直接邮寄左右。彼今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兼编华侨周刊，甚为忙碌。以弟观之，明年五月必不能完工也。三千条注之原书弟等皆阅览，良佩兄之精力。{85}
由此可见，至1941年11月中旬，郁达夫已译完约30万字（接近全书一半篇幅），还发表了约两万字{86}。1994年10月，学者陈子善承秦贤次告知，林太乙曾将林语堂遗留的一箱旧书刊捐赠给台北市立图书馆，内有郁达夫的《瞬息京华》译文{87}。陈子善认为此乃海内外仅存的孤本，期待台北市立图书馆早日公布这部分译文。2015年9月26日，陈子善发表《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一文，记述了他重访林语堂故居寻访达夫译文下落，可惜馆方称林氏藏书中并未发现《华侨周报》。唯一的线索到此中断，成了一个难以破解之谜{88}。
三、林语堂故居公布的《瞬息京华》译文
巧合的是，2015年10月，台北林语堂故居公布了一份刊载于《华侨评论月刊》的《瞬息京华》译文残稿，宣称此即郁达夫已刊佚文。10月22日，澎湃网率先报导此事，却未引起学界关注。2016年6月18日，澎湃网刊载了《郁达夫翻译过〈京华烟云〉吗？》一文。作者王贺先生认为《华侨评论》所载译文并非郁达夫手笔，毫不讳言译者的中英文水平难称高明，这只是又一种劣译而已。
笔者看到这份译文时颇为诧异，因为笔者几年前就已下载觅得，译者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汎思{89}（以下简称汎译）。其实，结合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始末，识者当能立即发现如下疑点：第一，译者不符。“汎思”显系笔名，但是《郁达夫年谱长编》确载郁达夫译《瞬息京华》的署名为“郁达夫”。{90}第二，时间不符。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遇害，而这份译文首次发表于1946年7月16日，最后一期发表于1947年2月16日，后未有下文。此外，这份译文的编者有如下按语：本刊兹得汎思先生的合作，分段译出逐期登载本刊，以飨读者。{91}译文前4期（第6-10期）均为连载，最后一期则载于第13期。既然译文时辍时续，这位署名“汎思”的译者当时肯定健在，否则何来“合作”和“逐期登载”之说。而一年前郁达夫早已遇害，绝无可能发表译文，“汎思”实另有其人。第三，刊名不符。上文反复述及郁氏译文载于《华侨周报》，而非《华侨评论月刊》，郁飞、王任叔、徐悲鸿（误记为“华侨周刊”）等人的记述亦无半点语焉不详。另据陈子善记载，1941年8月30日在《华侨周报》第22期开始连载郁达夫译文，直至《华侨周报》于12月27日出版第2卷第13期后被迫停刊{92}。
同时，两种期刊的性质也不同。《华侨评论月刊》为加拿大华文月刊，华侨评论社编。1946年1月创刊于温哥华。16开本，每期约40页。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扩大海外宣传而出版该刊。由国民党海外部驻加拿大总支部书记长陈立人任主编。第9期后由罗金水编辑，陈立人任社长。主要刊登国民党在国内及海外各支部的主要活动和国民党要人的讲话，以及时事评论、侨讯等。北京图书馆存见最后一期为第15期（1947·06）{93}。而《华侨周报》为新加坡英殖民政府情报部主办，4开大小。自1941年起郁达夫兼编《华侨周报》和《星洲日报》，此时《华侨评论月刊》尚未创刊。值得注意的是，《华侨评论月刊》主要供稿人如翁文涛、罗金水、邵挺、李朴生、陈立人、许建吾、章士钊、梅友卓等。虽然王贺指出郁达夫与陈立人、罗金水等人夙无交往，但是郁达夫和章士钊之间却有过一次笔战。二三十年代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教育总长，国民党教育部顾问，是旧中国文化界保守势力的代表。1925年9月23日，《现代评论》刊登了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一文。原来，章士钊在《甲寅》第14期上发表了攻击新文学运动的《评新文学运动》。章士钊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批评新文化放纵人的兽性。郁达夫撰文对章文逐段批驳。后来成仿吾、吴稚晖等人也执笔讽刺章士钊。{94}终其一生，郁达夫身上都有一种现代士的文化矛盾，他既没有投奔国民党，也没有投身共产党，他对两党均呈疏离状态。{95}翻译《瞬息京华》时，郁达夫身在星洲，兼编两报、宣传抗日尚且无暇，遑论与《华侨评论月刊》这一“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96}的党派刊物合作，“分段译出逐期登载本刊”。
那么汎译是否为郁达夫连载译文之重刊或盗印呢？笔者认为没有这种可能。一，虽然单行本《瞬息京华》盗印猖獗，但现有報刊所载《瞬息京华》译文皆为原创，无剿袭之例。二，《华侨评论月刊》第14期刊登的《本刊重要启事》哀叹“自本社社长陈立人返国后，人力经费均感缺乏”，故此宣布谢绝寄赠，敦请各方长期订阅并代为推销，可见其时已难以为继。因此出到第15期从此停刊，似在情理之中。若为达夫译文重刊，《华侨评论月刊》大可直言郁达夫真名，于创刊号即予刊载，为何迟至第6期方始连载？其时达夫已逝，凭借郁氏文名拓宽销路，提高期刊知名度亦非难事，译者何必以笔名示人，甘冒抄袭之险公然连载呢？
种种证据表明，汎思实另有其人，这份残稿亦非郁氏遗墨。那么汎译是否有独特之处可供探究呢？鄙见与王贺的贬斥之论截然相反，认为此稿虽非达夫译笔，实为迄今所见《瞬息京华》之最佳译文，诚如编者所言，“汎思先生不仅译笔信雅，且对北平话下一番苦工，故于书中人的对话，神态身份，描摹尽致，译风别具一格”{97}。下文将结合王贺的论述，逐一探讨此稿特色。王贺认为此稿的第一个特点是原书结构上的调整。译者无视原著各章分别，自出心裁，将原著章节妄改为回目，导致结构失衡。具体而言，译者将第一章劈作一、二两回，第二章第一部分因之放入第二回，如此一来，第二回字数变为第一回的三倍之多，故此，原作相对平衡、自成一体的结构在汎译中就消失了。细检此稿，第6期译文前印“第一回”，第7期译文前印“第二回”，第8-10期未有章回说明，第13期印“《瞬息京华》（五）第二回”。笔者认为第7期译文前的“第二回”当为“第一回”之误。第6期编者曾坦言该刊尚在草创时期，并对“内容的简陋”和“出版的误期”深表歉意{98}。的确，这几期译文屡有鲁鱼亥豕和手民之误。如第7期的“端王”均印作“瑞王”，第8期的“扬州”印作“杨州”，第13期的“舍不得管”印作“舍不得菅”，甚至将“砸”印作“匝（石旁）”。因此“第一回”误作“第二回”也不无可能，这样第6-10期译文恰好对应原著Chapter I，第13期译文对应Chapter II开头。译者必是遵循原著章回迻译的，但此稿为连载，囿于版面，故每期译文大都占2-3页，当然，原著人物关系表和《庄子》引文等因非单行本，译者省去也情有可原。
至于“将原著章节妄改为回目”，实为林语堂本意。林语堂在《关于我的长篇小说》一文中说：“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上、中、下卷”{99}，后又撰文透露“写此书时，书局老板，劝我必以纯中国小说艺术写成为目标，以‘非中国小说不阅为戒，所以这部是有意的仿效中国最佳小说体裁而写成的”{100}。因此，除了章回体例，汎思在译文风味上也竭力贴近“纯中国小说”范式。现有译本只有汎译以“话说”开头，兼夹“看官们须知”、“且说”等旧小说习语，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古典气韵。王贺将汎译出现的“且说”一类字眼视作陈词滥调，不免有失偏颇。
关于译文的语言问题，王贺根据林语堂的相关论述推断：其一，在白话与文言之间，倾向于白话；其二，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强调口语为主，无口语则用书面语；其三，在众多方言之中，独独青睐北京话，为的正是其中有大量浅白清白之白话、口语足敷使用。接着王贺援引汎译的三个例子，认为汎译“纯是文言口吻，极少口语，甚且，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就连一个十岁小女孩的思想意识，译者也要大笔一挥，以半文半白、迹近文言的口吻出之”，而且充斥着不少“假摩登之欧化句子”。笔者认为王贺将文言和白话截然对立的言论实属断章取义。更有甚者，郁达夫译文尚付阙如之际，王贺处处奉郁达夫“不仅中英文俱精，还能掌握地道之京话，可采京话翻译”为圭臬，无视汎译的雅洁、精炼、优美，亦与事实不符。语丝时期林语堂曾多次撰文讨论文白之争，例如：
醉心欧化认为国语有毒者，欲排斥文言，行其保姆政策，一手建造“新大众语”，亦未免痴人作梦。国语中多文言遗产，为何不可享受？……若以为太不大众而摒弃之，恐不仅文不洁净，恐非“辞达”二字亦办不到，其结果是否梦想中之“大众”所欢迎，亦成疑问……白话本性既极具体，再加入文言之淡远字面，运用适中，锻炼起来，必有极灵健之散文出现，与任何国文字媲美也。吾理想中之白话文，乃是多加入最好京语的色彩之普通话也。……文白之争，要点不在之乎与了吗，在而文中是今语抑是陈语。文中是今语，借之乎也者以穿插之，亦不碍事。文中是陈言，虽借了吗呢吧以穿插之，亦是鬼语。{101}
有人问我，何为作文言，岂非开倒车？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若“盖”“使”“抑”“曰”“皆”“无”“何时”“何地”等语皆文言，胜于白话之“因为”“倘使”“还是”“说”“统统”“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书中所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以色为寄”，“以技为寄”等句，皆文言中最着实锻炼之语……至若“天下事何不可谓”“勉之哉”，文白转变之中极自然，正是语录体好处，不可错过。{102}
今日白话文人之写作，不如一般旧小说之白话远甚……我们必须冶文言白话于一炉……你知道那一句话最能简洁达意，不管他是文言是白话，尽管用进去。你可使白话为奴，不可为白话奴……“之乎也者”都没关系，可用即用。……我自己近来也常写所谓“文言”，其实此文言全非彼文言。……文言便利达意便由他文言，白话便利达意便由他白话。{103}
依林语堂之见，文白可相调和，只要简洁达意，皆可入文。林氏中文承继明人小品文遗绪，将白话文言巧妙锻合，铸成雅驯灵健之风格，上述三段引文即是明证。可想而知，林语堂称许的“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以色為寄”，“以技为寄”等文言，王贺必弃如敝屣。王贺对汎译的整体看法，借用林语堂的话，即“以为太不大众而摒弃之”，落入“为白话奴”之窠臼。试看王贺批驳汎译的第一个例子：
那端王欲使太后猜忌各国对其废立之举有意阻挠，故假造列国公使会衔照会，要求太后让位光绪亲政。太后不知情诡，乃遽信以为真，因见那义和团以驱逐洋人为帜，甚足号召一时，乃毅然决用之以雪同仇之恨。但有几个朝臣，却是深明大义，认为拳匪焚毁使馆之议，有违西洋惯例，乃极力谏阻。无奈均遭端王党徒谋杀。{104}
这段译文言简意赅，毫无晦涩之处，颇合林氏提倡的“文言中最着实锻炼之语”，堪为经济之译文。王贺仅凭“乃”“故”“甚”等词就妄断“纯是文言口吻，极少口语”，错将“此文言”误认作“彼文言”。若以张译本和郁译本比较，汎译之功力立见：
张译本：端王伪造了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光绪皇帝，这样就使老婆子相信外国使节是反对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所以她决定与义和团济瀣一气，休戚与共，因为义和团的口号是“驱逐洋人”，这成了他们得势的秘诀。朝廷中几个思想开明的大臣，因为义和团主张烧毁使馆，违反外交之道，因而反对义和团，但是这几个人已被端王杀害。{105}
郁译本：端王伪造了一份北京外交团的联合照会，要求西太后还政皇上，遂使这个老太婆以为外国人同她废立皇上的打算作对，因而决定与拳民共命运，他们得势的秘诀就是“赶尽洋人”的呐喊。几个开明的大臣反对拳民，因为那帮人主张的焚烧使馆有违西洋惯例，但他们被端王杀害了。{106}
原文：Prince Tuan forged a joint note from the diplomatic corps of Peking， asking the Empress Dowager to restore the Emperor to actual power， thus making the old woman believ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stood in the way of her plan to depose the Emperor， so that she decide to throw in her lot with the Boxers， whose secret of power was their war cry of“driving out the Oceanic People.”Some enlightened cabinet ministers had opposed the Boxers on account of the burning of the European Legation， advocated by the Boxers， which is against Western usage； but these opponents had been killed by the power of Prince Tuan.{107}
汎译与林语堂的翻译理念相符：“先把原文整句的意义，明白准确的体会，然后依此总意义，据本国语言之语法习惯重新表示出来”{108}。“那端王欲使太后”一句，先说原因，后说结果，纯然中文写法。而张译本和郁译本都先说结果，后述原因。“太后不知情诡”一句，避免了“使…相信（认为）”的欧化句式，先说太后不知情，再说误信端王之言，接着说见义和团之势，最后以“乃毅然决用之”收尾，将原文抽丝剥茧，井井有条，同时避开原文出现的“她”、“他们”，深得林语堂“代名可省时便省”{109}之三昧。同理，“但有几个朝臣”一句调整了原文顺序，将定语“enlightened”单独译为“深明大义”，用词妥切，按因果顺序逐一叙述，自然清顺。而郁译本先说“反对拳民”，后言“因为那帮人……”。张译本“因为”后接一“因而”，不免冗长欠通。汎译“列国公使会衔照会”、“亲政”、“以驱逐洋人为帜”、“以雪同仇之恨”等皆为典雅凝练之语。反观张译本和郁译本，措辞语气皆有瑕疵。张译本的“沆瀣一气”为贬义词，用于评论他人，显系误用。“休戚与共”意同“患难与共”，与实情不符。郁译本的“遂使这个老太婆以为…同…的打算作对”为欧化句式，搭配亦有问题。“共命运”则不甚通顺。“他们得势的秘诀”一句亦是据原文字译。林语堂曾说：“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之语意”，如all flesh只好解为“血气之属”或为“圆颅方趾”{110}。与张译本、郁译本的“字译”相比，汎译“因见那义和团以驱逐洋人为帜，甚足号召一时，乃毅然决用之以雪同仇之恨”，译笔信雅，轻巧灵动，浑然天成。
王贺接着批评汎译的人物对话，认为“就连一个十岁小女孩的思想意识，译者也要大笔一挥，以半文半白、迹近文言的口吻出之”。为清晰起见，笔者将第二个例子详加引述：
木兰听到这里心中正在发闷，忽又闻姚老爷接下去说：“可是一个人不该有这些宝贝，就说刨起来的话，也只是一瓮一瓮的水”，因忙问道：“那么，匣子里那些翡翠刻的鸟兽呢？”姚老爷道：“他们会变作小鸟飞了去。”木兰又问：“要是咱们再回来自己刨出来呢？”姚老爷道：“那么，玉仍旧是玉，铜仍旧是铜。”这话使得木兰又欢喜起来，同时也得了一个教训。正是一人有无福气只是命中注定，断非偶尔逢遇。而有福必有德，才能享受。凡应分享福之人，一瓮之水，见之变为银。其不应分享福之人，一瓮之银，见之化为水。”{111}
原文：Mulan felt very sad， until he added，“If someone who is not their destined owner should dig up the treasure， he will find only jars of water.”
“And the jade animals in the box？”
“They will fly away as little birds.”
“But if we dig them up on our return？”
“The jade will be jade， and the bronze will be bronze.”
This made Mulan happy. But it was also a lesson to her. Luck， or fochi， wa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a man from the outside， but was within him. To enjoy any form of luck or earthly happiness， a man has to have the character to enjoy and keep it. For one qualified for luck， jars of water will turn into silver； and for one who is not qualified， jars of silver will turn into water.{112}
王贺认为“这是以高贵典雅的语言风格重写一少不更事的女子的片刻思绪，全然不符合其身份、语言特征”。显而易见，此处木兰父女的对话完全是地道汉语。王贺认为汎译与这部“太像外国话”的英文原作无内在一致性，恰恰歪曲了林语堂“在我写作时，所有会话，是故意以中文想象出来，然后译英。如此始使西洋读者读时如阅中文译品，得中文意味耳”{113}的初衷。原文虽用英文写成，但“中国奇特的心理非中国人不能了解”{114}。林语堂称这个教训为“水变银银变水定数之论”{115}。既为玄理（严格来说，并非对话），汎译简洁有力，字字铿锵，再现了原文辩证玄妙的特征。第一回还有两句姚老爷对木兰的训导可供参考：
译：木兰曾听他讲过“凡事若动乎心神，则于元气有损”。又如“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等语。{116}
张译本：木兰曾听见父亲说：“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他的另一项理由是：“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117}
郁译本：木兰常听父亲说：“激愤对心灵无益。”他还有一个论点是：“正直自持则行事不逾矩。”{118}
原文：“Excitement is not good for the soul，”Mulan heard her father say. Another argument of his was：“When you yourself are right， no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can ever be wrong.”{119}
汎译字字珠玑，精辟隽永，颇合哲学意蕴。“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实为朱熹名句，虽然林语堂亲注之出处尚待考证，但是汎译的古典涵养可见一斑。其他两个译本都力求简练达意，然而“对心神有害”、“对心灵有益”等语與汎译相比仍显苍白。汎译之可贵之处确如编者所说“于书中人的对话，神态身份，描摹尽致”。除了木兰父女之道家气质，他如骡夫之俚俗：“人死了银子有什么用，洋枪子儿却不认人，碰当一下子打到脑袋里，立刻就翘辫子了。你别瞧这条牲口的肚皮儿，也挡不住枪子儿，可是要挣口饭吃，有什么说的呢？”{120}；管家罗大之忠诚：“老爷，这趟路上未免辛苦。今儿您可得好好的歇一歇。”{121}；姚太太之慈训：“小孩子无非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哪里真的懂得呢？”{122}；珊瑚之戏谑：“你瞧这孩子，只才十岁，可是别小看她。大起来我可真要怕她。将来非得嫁给一个哑巴。两口子一生一世光是由她一个人说”{123}。林语堂自称“大凡《野叟》《红楼》白话之佳，乃因确能传出俗话口吻”{124}，汎译之人物语气浅白清白，合乎身份场景，饶具《红楼》风味。
其实，《瞬息京华》的对话翻译，林语堂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中早已给出范例。“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控制我们的生命”当为“冥中有主”，“让我们折一枝桂花来行一下酒令”当为“折桂传杯”，“（乾隆）又是个提倡文学艺术的人”当为“右文之主”，“我光识‘戚和‘吴这些字”当为“粗识之无”{125}。不难看出，林语堂的改译雅驯洗炼，不愧为斫轮老手，“右文之主”、“粗识之无”用于口語，在今日读者看来，可能过于高雅，但这正是传神达意、简炼凝萃的译品佳译，何况《瞬息京华》有意师法《红楼》笔法，处处熏染红楼幽韵。因此，王贺将汎译古典风味之背景语言误作文言，认为木兰所承之庭训过于典雅高贵，一笔抹杀汎译对话之苦心描摹，实与林氏提供之范例相左。
王贺批驳汎译的第三个理由是此稿遍布“假摩登之欧化句子”。诚然，姚老爷出场时原文形容他“the body preserved an absolute poise， ready for a surprise attack at any unsuspected moment from the front， the side， or behind”{126}，张译本译作“若出其不意，前后左右有人突袭，他必然会应付裕如”{127}，郁译本译作“身躯稳如泰山，随时提防前后左右的突然攻击”{128}，相较而言，汎译“那腰身挺得壁直，好似提防被人不定前后左右猛然一下子打过了来一个模样”{129}，确实有欠通达。然而，汎译中这类欧化句子少之又少，可谓句句出彩，妙笔一挥，机趣顿生，原文亦增色不少。不妨征引他译，比较汎译之开头是否真乃一败笔：
译：话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停住一队骡车，有的排过街外沿着大佛寺粉红围墙一条南北夹道。这日黎明，各骡夫俱已来到，聚首相谈，吵吵闹闹总是不免，故此满街人声嘈杂。
原来这些车辆专为出远门打发来的。那雇户老管家名唤罗大，年方五十岁上下，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看着喂草，那些骡夫只顾彼此说说笑笑，闹个不休。把你我的骡子连带骡子的祖宗嘲弄既罢，仍要自相顽谑一回才罢。{130}
张译本：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儿，横停着好些骡子车，其中有几辆一直停到顺着大佛寺红墙南北向的那条胡同。赶骡子车的都起身早，天刚破晓就来了。大清早晨就在那儿喊喊叫叫的。其实这些赶大车的一向如此。
罗大是五十来岁的老年人，是这一家的管家，雇了这些骡子车，是准备走远道儿的。他现在正抽着旱烟袋，看那些骡夫们喂牲口，一边吵吵闹闹地开玩笑，从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再没话可说了，就取笑到他们自己头上来。{131}
郁译本：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清早，一批骡车来到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有几头骡子和几辆大车一直排到顺大佛寺红墙的那条南北向的小道上。赶车的起身早，天刚亮就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大清早就免不了人声嘈杂的。
五十上下的老人罗大是雇了这些骡车即将出远门的这家子的总管，正抽着旱烟管注视赶车的喂牲口；而赶车的则彼此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从牲口逗到牲口的祖上，最后互相逗乐。{132}
原文：It was the morning of the twentieth of July， 1900. A party of mule carts were lined up at the western entrance of Matajen Hutung， a street in the East City of Peking， part of the mules and carts extending to the alley running north and south along the pink walls of the Big Buddha Temple. The cart drivers were early； they had come there at dawn， and there was quite a hubbub in that early morning， as was always the case with these noisy drivers.
Lota， and old man of about fifty and head servant of the family that had engaged the carts for a long journey， was smoking a pipe and watching the drivers feeding the mules； and the drivers were joking and quarreling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y could not joke about each other's animals and the animais' ancestors， they joked about themselves.{133}
汎译开篇寥寥数笔，洒落有致，译笔精纯。“话说”一出，即染古典风韵，京华旧事娓娓出之。“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停住一队骡车”先谈地点，再谈事物，地道中文笔法。郁译本受英文影响，“一批骡车来到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以骡车为主语，但车停着是静态，而“来到”则为动态，不符事实。汎译将“the morning”单独抽出，化入次句“这日黎明”，删繁就简，避免赘述“that early morning”。张译本“其实这些赶大车的一向如此”，汎译则以“总是不免”带过。次句连用四字结构，节奏鲜明，凝练生动，读来饶有风味。再看第二段，翻译功力立见。原文主句为Lota was smoking a pipe…，其他信息都嵌入层层从句中。郁译本文笔未熟，亦步亦趋，难以拆解，“五十上下的老人罗大是雇了这些骡车即将出远门的这家子的总管，正抽着旱烟管”正是林语堂诟病的欧化句式。再看汎译，“原来这些车辆专为出远门打发来的”真乃神来之笔，承上启下，不漏翻译痕迹。“那雇户”一句抽丝剥茧，有条不紊，亦风味十足。张译本的节奏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和汎译相比，仍力有不逮。
汎译不拘泥原文，译文洒脱自然，雅健流利，善用四字对偶。虽然汎思为何许人尚待考证，但其译风和林语堂颇有相通之处。林语堂为译林巨擘，30年代创作的许多散文往往有中英两种版本。高健先生早已指出，林语堂同一内容的汉语译文总比英文原文漂亮和讲究一些（尽管他的英文写得极好）{134}。例如《作文六诀》及《作文六诀序》，前者为英文，相对质实；后者系中文写成，因而繁丽典雅程度极高。兹引如下：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的书颇多。原来文采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采自生，犹如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我地上人指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无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狱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质落笔成趣耳……{135}
高健认为文辞如此考究，他国语言实属罕见，亦非他国文字可堪颉颃，一切皆源于林语堂双重文本的语性。这种语性的一大特点是平衡对称。四字结构常见于对偶句式，是口语和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构句要素，蕴含丰富的语性{136}。林氏英文朴实无华、清顺自然，中文熔文白于一炉，句式整饬，满纸云霞。因此林氏英文作品中并不对仗排比的语句，译成汉语往往追求趋偶成双的美文效果。这种对偶句式在汎译中俯拾即是，试举一例：
这位姚老爷深知养气摄生之术。每晚修练，必在书房独寝。睡至夜半子时起身，盘腿端坐，依次摩擦额颊手心足掌，一面操练呼吸咽液，会精聚神约有十分钟，或多至二十分钟之久。夜静能闻肠液流动，运养丹田，充盈全身精力。待功夫练完，只觉色泽神充，四肢畅舒，继再就枕熟睡。{137}
试看原文：
Whenever he started a period of physical regimen for himself， he always slept in his studio. He would get up at exactly midnight， cross his legs and sit in position， perform the regular number of rubbings on his forehead， the sides of his head， his cheeks and chin， then his palms and feet， and begin to control his breath and practice deep abdominal breathing and regulate the swallow of his saliva. Thus with his circulation stimulated and breathing controlled he could hear， in the deep silence of the night， his own intestinal fluid circulating and nourishing the lower abdomen where the whole center of spiritual force lay. He would do this for about ten minutes， or sometimes fifteen or twenty minutes， for the purpose of nourishing his chi， or simple nervous energy. At regular intervals he would repeat the regular rubbings of his palms and feet. But he would never tire himself out， and would stop when he reached a state of excellent well-being， his body glowing with the blood coursing down his legs， a sweet exquisite sensation. Then he would relax and lie down and sleep a perfect sound sleep.{138}
高健指出在林语堂的双语文本往往有详略之分，“表面上看是同一内容的两种文本上的此详彼略的问题，但从翻译角度来看，则是信如何受到了达的影响的问题，亦即是说，信为了达而不能不作出一定的让步乃至牺牲”{139}。正因如此，“这批译文才有可能在达与雅上达到了通常的譯文所难以向往和企及的高度”，况且，“真正活泼自然甚至优美的中文语句是不大可能在过度拘守英文语句与表达方式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140}。这段话评论汎译亦不为过。汎译删译了原文若干信息，如“at regular intervals”一句，“待功夫练完”与原文“But he would never tire himself out”一句亦稍有出入。然而，“个别细节上的信有时不是很重要的”{141}，刈除纯粹介绍中国风俗之处，删繁就简，更符合本国读者习惯。汎译天孙巧手，熟稔汉语语性，跳脱原文桎梏，保留原著精魂，缝缀出精巧工整、朗朗上口之佳译。若字字对译，亦步亦趋，便成如下译文：
每当一段摄生生活开始之时他总是睡在书房里。他于子夜起身，盘腿危坐，按一定次数摩擦前额，两侧太阳穴、面颊、下巴、两掌和双脚，再开始运气，作丹田深呼吸并调节唾液的吞咽。这样促进循环并运气之后他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听到自己肠道液体的环流并补养全身精气汇聚的丹田。这种修炼功夫要做十分钟左右，有时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这就是练气功夫。他按固定的间歇和固定的次数摩擦掌心和脚心，但以不过分劳累为度，到气血周流，贯注双腿，周身发红，进入感觉至为甘美的无上境界时就停止。然后放松全身，倒头酣睡。{142}
上段译文出自郁飞之手。林语堂在批评郑译本时说“无论中西，行文贵用字恰当。用字得当，多寡不拘，用字不当，虽句法冗长，仍不达意，不得以摩登文体为护身符，而误以繁难为谨严，以啰嗦为欧化也。”{143}郁译本虽力主忠实，但字字对译，冗长欧化之文体，去林语堂“有意的仿效中国最佳小说体裁”之旨远矣，遑论传神达意，复归雅驯。“这样促进循环”一句多达44字，和汎译对照，不啻云泥之别。其实，郁译本随处可见“全都属于被爱好此道的道学家视为哪怕不是伤风败俗之至也是很低贱的社会阶层”、“这使得他属于最早吸取正在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新思想的一代人”、“经历了这些及时抓住的愉快的瞬间她对人生是看得透彻得多了”等译文，郁飞虽有心还债，惜无乃翁英才，不免令人兴叹。
笔者竭力为最佳之汎译辩护，有人不禁要问：难道达夫译笔也不及汎译？笔者认为虽然林语堂商请郁达夫代译《瞬息京华》，并对郁氏中英造诣赞赏有加，翘首企盼一完善译本问世，但是平心而论，其中也不乏过誉之词。诚如翻译大家余光中先生所言：五四时期文言日趋式微，白话文尚未成熟，故早期新文学作家笔下的西化之颓势日益显著{144}，郁达夫也不例外。笔者细检《郁达夫译文集》，发现如下句子：
1. 我们应当将呈现到我们心中来的由阶级的压迫而起的种种感情，就是极细微之点也不放松一着，牢牢地把持着了，各将它们的本来面目调查清楚，放藏入底下的抽斗中去才行。{145}
2. 莱阿·尼古拉维支，这一位我们古代历史的完成者的他，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想把他自家象一座高山似地横躺在我们民族的到欧洲之路的中间，这一条到欧洲的积极能动生活之路，原是在对众人严格地要求他们的全部精神力量的最高紧张的。{146}
3. 而心理单纯的拜谒者们，或者受过教育的及其他的人们的鼻头便会因难耐的寒冷之故而变成青紫。{147}
4. 四面八方，尽是从海面直立的花岗岩的巨石，炮台点缀在它们的中间。有天然的炮垒，有人工的炮垒，它们屹立在那里……便成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与岩穴，自然造成了很多的船只停泊处……而那只小舟也便被风浪卷进了现在是被叫作圣保罗湾的海港里。{148}
王贺认为郁达夫在《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早期作品里，也写过“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到了三四十年代，早已弃之如敝屣。然而上述引文皆出自郁达夫三四十年代的译文，若不道明为郁氏手笔，恐难以置信，其译文竟至如此不通冗长，且染“孽相”时习，的的不休，满纸被动，人曰人们，动辄它们。林语堂曾趣评时行之欧化恶习：
所以我以前曾有两句说“的地底滴到头疼，他她它忒儿搂鼻涕”，就是讥此庸人自扰之意。现在这篇文章已被写了两三千字们，怕读者们讨厌它们，眼镜们昏了，我不再写它们了，而这文也就此被结束了。这岂不是何等摩登之国语？{149}
林语堂在《〈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一文毫不讳言：“我一看译文有‘人们两字，就知必是赝品，因为我向来不肯用‘人们二字”{150}，不知见此头痛之欧化译文当做何感想。笔者无意苛责先贤，然而达夫文中的欧化之习也是不争的事实。林语堂选中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青睐的定是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风范和旧学造诣，而非此等失于洗炼清顺的怪译。
至此，汎译之特色已无须赘言，此实为目前所见《瞬息京华》之最佳译文。林语堂故居张冠李戴，将汎译误作达夫译文，实为考证粗疏所致。虽然达夫译稿尚待发掘，汎思其人亦待考证，但是王贺贬斥汎译为“又一种劣译”，实为诛心之论，明者鉴之。
四、结语
《瞬息京华》为林语堂生平得意之作，然而《瞬息京华》的汉译始终是学界的一大盲区。林語堂在《八十自叙》中说：“上海和香港的出版商擅自翻译出版，所出的书之中，有的根本不是我写的，也有的不是我翻译的，未得我允许，就硬归做我的，其实不管有删节或译与未译，这类书至少有十几种”{151}。四十年代盛行的各类《瞬息京华》版本，或改窜译者，或腰斩原著，或全文盗印，真伪难辨，流毒至今。即使是现有的三个全译本，也硬伤累累，屡见错译。更有甚者，张振玉断言“《瞬息京华》这个当年上海节译本的名称，是林先生所不喜欢的，而本书所采用的《京华烟云》自然是林先生所首肯的”{152}，实在有误导之嫌。
虽然郁达夫生前曾劝慰林语堂“我们不必汲汲与这一群无目的的滥译们去争一日的长短”{153}，终因种种缘由未克完稿。由于《华侨周报》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时期遭日人严禁，郁达夫已刊译文今日新加坡、英国和中国大陆各大图书馆竟均未庋藏，实在是无可挽回的损失{154}。读者聊可慰藉的是，达夫译文已佚，汎思译文犹存，虽为断简残编，然译笔雅驯，满纸云霞，堪称文学翻译的“化境”译品。林氏英文借汎译“投胎转世”，躯体虽异，精魄仍在。可惜《华侨评论月刊》难以为继，汎译就此中断，若能全译，必可一补遗珠之憾。
① 下文如无说明，皆采用林语堂自译的“瞬息京华”。
②③ 林太乙：《林语堂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④ 杨柳、张柏然：《现代视域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0期。
⑤⑧{38}{56} 黄恽：《我的英文本〈瞬息京华〉》，《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⑥ 万平近：《林语堂评传》，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⑦ 1936年，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初版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后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关于别发洋行的历史，参见陈子善：《闲话别发印书馆》（网址为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0/30484775_0.shtml）。
⑨{63}{72}{81}{145}{146}{147}{148}{153} 郁达夫：《郁达夫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第500页；第501页；第501页；第3页；第427页；第432页；第444页；第480-486页。
⑩ 张蕾将“第3期”误作“第1期”，见张蕾：《版本行旅与文体定格——〈京华烟云〉中译本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按，越裔还译过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1940年11月由上海世界文化出版社出版，建国后的各种重印本都将译者误印为“越裔汉”，实为“林语堂 原著 越裔 汉译”的漏印）。秦贤次、吴贤文合编的《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一（林语堂卷）（网址为http：//www.linyutang.org.tw/big5/ebookcase.asp？k=2，下文简称《汇编》，只标注页码）提到《林语堂代表作》“一小部分选自越裔翻译的《吾国与吾民》”（第66页）。笔者核实当为黄嘉德翻译的《吾国与吾民》，文字与黄译本雷同。因年表漏收1936年黄译《吾国与吾民》（最早的译本），故有此误。或编者所见即越裔盗印本，故有“选自越裔翻译”之说。又，越译《生活的艺术》曾大量挪用黄嘉德刊载于《西风》的译文，先于黄译本（林语堂特许全译本）出单行本。
{11} 关于周林二人的交往，详见周黎庵：《忆林语堂：〈怀人集〉之二》，《大众》1943年第5期。
{12}{15} 林语堂：《瞬息京华》（上），越裔译，《世界杰作精华》1940年第3期。
{13} 此评论未注明出处，实出自林语堂长女林如斯之手。（参见林如斯：《关于〈瞬息京华〉》，《西风》1940年第42期）
{14} 有意思的是，时隔数月，周黎庵在《华发集》（1940年5月由葑溪书屋出版）中更正了不少译名，如将“靖亚”（Chinya）、“兴亚”（Sunya）、“银帘”（Silverscreen）、“体仁”（Tijen）等分别改为“襟亚”、“孙亚”、“银屏”、“迪人”，或是节译者篡改周文，以符合节译本人物译名（正如郑译本和张译本将林如斯的《关于〈瞬息京华〉》改为《关于〈京华烟云〉》），或是出单行本时周氏曾予修订，存疑待考。
{16} 上海中英出版社编注的林氏作品，另有《新中国之诞生》（即《吾国与吾民》1935年英文修订本末章节选，1939年初版，T. N. Ku和T. Loh选注）、《林语堂英文小品选》（1940年12月初版，顾宗沂选注）、《生活的艺术》（1941年8月初版，鲁文选注）、《英译中国三大名剧：（曹禺）〈雷雨〉、（林语堂）〈子见南子〉、（田汉）〈湖上的悲剧〉》（1941年初版）等四种。又，林语堂的《〈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一文录有顾宗沂选注的The Best Essays of Lin Yutang（即《林语堂英文小品选》），坦言这一批书他“未得版税”。（参见《无所不谈合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7-508页）这类编注本均属私印，一年内再版、三版乃至六版，足见当时林语堂文名之盛和书商盗印之猖獗。
{17} 转引自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
{18} 当时港商盗印林著成风，林语堂直言“在新加坡时，也曾买到一部香港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杰作选》，全书伪托，且不必说我不曾用中文写过短篇小说，文字略似初中毕业生所定，又染了时下欧化冗长的恶习，不免心中作恶，但也无可如何”。（关于林著盗版总目，详见林语堂：《〈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第504-509页）
{19} 《汇编》录有“8月，白林节译之《瞬息京华》一书，在北平出版”（第65页）。按，初版时间应为6月。
{20} 笔者查到该本初版于1940年，具体月份不详，但从译序落款“1940年7月于上海”可知此本出版当迟于7月（即晚于白译本），故置于白译本后论述。按，《汇编》录有“8月，沈沉节译之《瞬息京华》一书，由上海自学书局出版，卅二开，计一七七页”（第66页），因未检到原书，存疑待考。
{21} 1941年6月，上海朔风书店出版沈沉翻译的《中国圣人》，共151页，收《孔夫子的另一种观点》、《中国人的幽默和现实观念》等19篇杂文。《汇编》“未知详自语堂何书”（第67页），实为译者对林氏早年双语散文创作的再翻译，亦为私印。
{22} 张秀燕录有“1942年由欧风社刊行的《瞬息京华》，译述者为沈沉”。按，此实为第三版（参见张秀燕：《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3}{24} 林语堂：《瞬息京华》，沈沉译，欧风社，1941年（第2版），“写在前面”，第154页。
{25}{58}{75}{99} 林语堂：《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15期。按，此文标题国内各版均改为“给郁达夫的信——关于《瞬息京华》”，且将出版时间误作“《宇宙风》49期，1937年（应为1939年）10月16日”，兹予更正。
{26} 1946年（一说初版于1945年，待考）上海正气书局发行苦干出版社的节译本《瞬息京华》，分“道家的女儿”、“园中的悲剧”、“秋日之歌”3卷，正文后有“节述后言”，156页，约7万字。此本未注明译者，实为越译本和沈译本的拼凑。正文盗用越译本，增译题献和三卷标题，略去《庄子》引文，并盗用沈译本第三版“节后述言”。1941年3月三通书局出版的《林语堂代表作》第2辑论说文，删除译者名字，实盗自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第3輯小说，只有三卷标题，无“写在前面”和《庄子》引文，编者巧立名目，自称“我们很庆幸，对于林先生生平的得益巨著，毫不遗漏地汇集在这里”（编者序），实为盗印沈译本。张蕾忽略了沈沉译本，故未考出“节后述言”实乃盗印，亦无法确认《林语堂代表作》的译者名字（参见张蕾：《版本行旅与文体定格——〈京华烟云〉中译本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27} 转引自黄恽：《〈京华烟云〉的节译本〈瞬息京华〉》，《蠹痕散辑》，第21页。
{28} 1941年《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指出“前郑译吾国与吾民，文笔尚雅洁，无通行现代文毛病”（见《宇宙风》（乙刊）1941年第39期），晚年林语堂称与郑、应二君“未相识，也未接洽”（《〈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第506页）。又，《汇编》收录郑陀译《吾国与吾民》，认为“此目前坊间流行的唯一全译本”（第31页、第63页）。按，注3已提到秦编漏收1936年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笔者藏有郑译《吾国与吾民》上册，与黄译本文字同，实为盗印本。
{29} 赵毅衡称1941年郑陀、应元杰的译本《瞬息京华》，卞之琳曾称赞其标题，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有差到离谱的地步。按，此处记载有误，郑译本译名应为“京华烟云”，且该本乖谬甚多。又，赵毅衡不知“瞬息京华”实为林语堂自译。（参见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30} 同时期的日本已有三种日译本，即藤原邦文的节译本《北京历日》（明窗社出版）、贺田知也的节译本《北京之日》（今日问题社出版）、小田岳夫、中村雅男、松元正雄合译的《北京好日》。1950年东京吉普社推出佐藤亮一的全译本《京华烟云》，1994年还有新译本出现，译者为四灶恭子。
{31}{60}{62}{125}{143} 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宇宙风》（乙刊）1941年第39期。
{32}{57}{150} 林语堂：《〈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第508页，第506页，第504页。
{33}{67} 万平近：《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34} 笔者所藏1987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京华烟云》（第三版）亦为未署名的郑译本，封面印“远景出版社得到他全部中译本的授权。要看定本的林语堂著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诚为夸大其词，误导读者。
{35} 根据中册印刷时间和上册六月三版的信息，可以推断此本出版时间最晚是四月。
{36} 张秀燕将“王丽萍”误作“玉开萍”，且未指出此本和王桐文译《京华烟云》均盗印了郑译本。（参见张秀燕：《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笔者检索到启智书店翻印过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编选人为娄哲。
{37} 伪满洲国各大书店都私印过鲁迅、老舍、冰心等作品，如启智书店出版的《冰心小说集》和老舍的《牛天赐传》，编选者也是王丽萍。
{39} 林语堂：《〈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第509页。又，据《汇编》（第31-32页），国风书店还出版过朱澄之译《中国文化精神》，后更名为《语堂杂文》，内容不变。香港书商后又据朱译裒凑重排。
{40} 网址为：http：//www.shengwukx.cn/n/p2jpathqk/qikan/base/28913292/708988e62aee4d2b912e2bc1366f632b/3b01bdb6e
3adc8c31f0b12745fbe97dd.shtml？bt=2016-06-28&et=2016-06-29&startpage=123&tp=p2jpathqikan&author=&pagetype=
6&sDxNumber=111001076910&sKey=%E6%9E%97%E8%8B%A5%E5%B9%B4&title=。黄恽的《〈京华烟云〉的节译本〈瞬息京华〉》一文曾记载1942年3月沈沉译《瞬息京华》第三版封底有“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处字第一一二号”字样，并判断发行所欧风社可能在桂林。按，同年9月，桂林建国书局除盗印沈译外，还保留了沈译本审查证，故有“冒印审查证”一说。
{41} 雷锐主编：《桂林文化城大全 文学卷 小说分卷》，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42} 《河南青年》创刊于1941年1月，为青年刊物，旨在阐发三民主义，宣扬抗战国策，指导青年知识修养，刊登学术研究、战地纪实、各地通讯及抗战文艺作品。笔者检索到的最后一期为1943年第3卷第4期。
{43} 《发刊词》，载《河南青年》1941年第1期。
{44} 谢冰莹：《忆林语堂先生》，高艳华编《忆旧》，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45} 转引自倪墨炎：《〈京华烟云〉的国内版本》，《现代文坛散记》，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1頁。
{46} 分别为：第6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第7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第8期（1946年9月16日）、第9期（1946年10月16日）、第10期（1946年11月16日）、第13期（1947年2月16日）。
{47} 关于张振玉的生平，参见张振玉：《译者序》，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48} 关于张译本的讹误，详见张秀燕：《〈京华烟云〉译著主要误译评述》，《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0年第6期。
{49}{68} 张蕾：《版本行旅与文体定格——〈京华烟云〉中译本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按，据郁飞回忆，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没有忘记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职责，经常发动南侨文艺界以自由捐助、文稿义卖等方式筹款支持重庆的文协总会”。（参见郁飞：《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又，1940年4月林语堂写给美国反日暴力协会财务负责人冈不太太的信件中提到“请把你的捐款和要求寄给我们”，积极为抗战救国募捐写信。（参见肖珊：《林语堂曾为抗战救国募捐写信》，《南京日报》2016年5月13日第A02版：http：//njrb.njdaily.cn/njrb/html/2016-05/13/content_193779.htm）
{50} 吴慧坚：《翻译与翻译出版的伦理责任——由译本〈京华烟云〉引发的伦理思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1}{61}{80}{106}{118}{128}{132}{142} 林语堂：《瞬息京华》，郁飞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80页；第789页；第778页；第11页；第10页；第8页；第10页；第15-16页。
{52} 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53} 郑译本和张译本囿于时代和政治因素，对原著皆有改动，张译本甚至加重颂蒋的语调。（详见万平近：《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54} 除上述十余個版本，另有罗明改编的4幕6场话剧《京华烟云》（载《小说月报》1943年第33/34（合号）、35、36、37四期，人物译名基本同郑译本）、越剧版《京华烟云》（傅全香饰银屏，范瑞娟饰姚体仁，部分剧词载《越剧剧刊》1948年第1期，剧本悖离原著，以姚银二人的苦情为主线）和杨芹等改编的连环画《瞬息京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55} 王贺：《郁达夫翻译过〈京华烟云〉吗？》，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5082_1。按，下引王文处，不再注明。
{59} 关于稿费具体数目，说法不一。林太乙说林语堂除原书注解外“并附五千美元支票一张”。（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174页）郁飞认为“似有两次，共1000美金，合今日美元不知几千了”（参见郁飞：《译者后记》，第779页）。郁达夫前妻王映霞撰文称“其实在1940年我与郁达夫离婚之前，林语堂从美国给郁达夫寄来五百元美金，要他翻译《瞬息京华》”（参见王映霞：《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王映霞自传——郁达夫前妻的回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存疑待考。
{64}{69}{77} 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子通编：《林语堂评说七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45页。
{65} 王映霞：《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王映霞自传——郁达夫前妻的回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66} 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70} 关于此次事件，详见郁达夫：《忆鲁迅》，文明国编：《郁达夫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240页；王映霞：《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第125页。
{7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卢金、范桥编：《郁达夫散文》，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
{73} 关于林语堂离美的原因，参见万平近：《林语堂评传》，第257-258页。
{74}{101} 林语堂：《拾遗集》下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325页；第59-66页。
{76} 王任叔：《记郁达夫》（上），《人世间》1947年第1期。
{78} （新加坡）包思井：《郁达夫先生和书》，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32-633页。
{79} 蒲荔子：《〈京华烟云〉没有满意的中译本》，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6-03-24/09268518574s.shtml。
{82} 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郁达夫全集》虽有佚文补入，出版说明和《译文卷》“本卷说明”却只字不提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一事。
{83} 《本卷说明》，《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4} 关于徐悲鸿致林语堂和林太乙的17封信，参见http：//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view？exhibitionId={a13aedf7-
f7e4-4835-8d9e-2d225ffb938d}&oid=72774&pos=1&ft=*。
{85}{87}{92}{154} 陈子善：《也谈郁达夫译〈瞬息京华〉》，《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按，经查台湾纪念林语堂百年诞辰学术会议于1994年10月举行，《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一文确载为1994年10月，此文误作1995年10月，应为手民之误。
{86} 王贺称郁达夫已译字数“在两万（郁飞语）至三万（徐悲鸿语）之间”。按，郁飞语未明出处，徐悲鸿语实为三万。又，《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新洲的三年》中的“新洲”为“星洲”之误。
{88} 参见陈子善：《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文汇报》2015年9月26日笔会版：http：//www.aiweibang.com/yuedu/57911873.html。
{89} 读者在读秀学术搜索输入“汎思译”或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图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输入“汎思”即可获得全文。林语堂故居公布的译文网址为http：//www.linyutang.org.tw/big5/ebookcase.asp？k=2。
{90} 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3页。关于郁达夫的笔名，参见高承熙：《关于郁达夫的笔名与化名》，《文教资料简报》1981年第12期和善文：《郁达夫的笔名》，《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91}{97}{98}{116}{120}{129}{130} 林语堂：《瞬息京华》，汎思译，《华侨评论月刊》1946年第6期。按，王贺认为第1句有32字，第2句21字，第3句25字，也是近代以来屡遭讥评的欧化句式。按，前已指出译文印刷多有手民之误，句读亦如此，尤其是问句，后多无问号。汎译“那天”后当有一逗号，故无欧化之虞。“大佛寺”一句汎译21字，张译本24字，郁译本30字。
{93} 路新杰：“華侨评论”，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按，王贺亦称该刊原件仅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所藏者为第1期至第15期。王桧林、朱汉国主编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则称该刊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参见该书第382页，书海出版社1992年版）
{94}{95} 木易、苏学恕编著：《郁达夫与国共两党》，《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政界交往和婚姻》，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第207-208页。
{96} 方汉奇，史媛媛主编：《香港新闻事业和海外侨报的发展》，《中国新闻事业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100}{113}{115} 林语堂：《我怎样写瞬息京华》，《宇宙风》1940年第100期。
{102}{124} 林语堂：《披荆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92页；第198页。
{103} 林语堂：《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拾遗集》，上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83页。
{104} 林语堂：《瞬息京华》，汎思译，《华侨评论月刊》1946年第7期。
{105}{117}{127}{131}{15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第7-8页；第4-5页；第3页，译者序第9页。
{107}{112}{119}{126}{133}{138}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7-8；14-15；7；4；3；12-13.
{108}{110} 林语堂：《论翻译》，《语言学丛刊》，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第312页。
{109}{149} 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第218页。
{111} 林语堂：《瞬息京华》，汎思译，《华侨评论月刊》1946年第9期。
{114} 林如斯：《关于〈瞬息京华〉》，《西风》1940年第42期。
{121}{137} 林语堂：《瞬息京华》，汎思译，《华侨评论月刊》1946年第8期。
{122}{123} 林语堂：《瞬息京华》，汎思译，《华侨评论月刊》1946年第10期。
{134}{135}{136} 高健：《从林语堂前期散文作品中的双重文本中看英汉语性》，《翻译与鉴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7页。
{139}{140}{141} 高健：《林语堂前期中文作品与其英文原本的关系》，《翻译与鉴赏》，第154-159页。
{144} 余光中：《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余光中谈翻译》，第103页。《余光中谈翻译》一书为译学经典，详述中文的“恶性西化”，详见相关章节。另可参见余光中友人思果先生的《译道探微》、《翻译研究》和《翻译新究》。
{151} 林语堂：《八十自叙》，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责任编辑：庄园）
A Textu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the Various Versions in Chinese
of Moment in Peking by Lin Yutang as well as into the Authenticity and
Value of the‘Yu Dafu Translationas Announced by the Lin Yutang House
Bu Hangbin
Abstract： Moment in Peking is a well-known novel in English by Lin Yutang.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38， pirate editions of translation or abridged translations have been galore till today. Even before the novel went to the printer， Lin had written to Yu Dafu， a good friend of his， to turn it into Chinese for him. But as a result of Yus death， the translation was suspended. It was not till October 2015 that the Lin Yutang House in Taipei published a fragment of a translation， actually by Fan Si， of Moment in Peking in Overseas Chinese Review， a monthly. Although the title of the magazine and the name of the translator do not tally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Lin Yutang House claims that it is a translation by Yu Dafu.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add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surrounding Moment in Peking by going through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novel that the writer has read and exploring a number of rarely seen translations before proceeding to discuss an unsettled literary case involving Moment in Peking by further exploring the process in which Yu Dafu translated it and sorting out a number of misunderstandings in relation to why Yu did not finish his translation， 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would argue for the translation by Fan Si against Mr Wang Hes claim that his translation is of inferior quality by citing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at Fan Sis translation， not that of Yu Dafus， is elegant in wording and unique in style， the best one of Moment in Peking one has ever seen.
Keywords：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abridged translation， Yu Dafu， Fan Si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