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哲

　　摘 要：从启蒙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美华作家闵安琪《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是作家在西方语境下，从叙事者的主体性、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和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等方面用普遍人性和民主自由等“现代性”普适价值观反观“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种隐蔽和深层的自我东方化书写。首先，作家通过叙事者的选择和抗争凸显其主体意识和工具理性精神；其次，作家通过“蚊帐”和“芦苇荡”等幽闭意象折射出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最后，作家遵循“受苦——抗争——救赎”的叙事范式，肯定理性和自由的价值，有着主题性、连惯性、统一性，是一种关于人性解放的“现代性”元叙事。《红杜鹃》通过“文革”书写所探讨的自由和人性等主题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适主题。

　　关键词：闵安琪；《红杜鹃》；现代性；“文革”书写；普适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16-06

　　引言

　　改革开放后，大陆有不少人赴美留学，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这些人中有些后来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闵安琪（Anchee Min）就是其中之一。闵安琪195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时期曾在农场劳动，并做过演员、场记等工作。1984年赴芝加哥艺术学院留学，自学英语并用英语进行创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回忆录和小说八部。1994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红杜鹃》（Red Azalea）讲述了叙事者在“文革”时期所经历的挫折和抗争，是闵安琪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获得卡里·桑伯文学奖，一跃成为当年《约纽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先后在4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引起不小反响。对《红杜鹃》的接受和批评，国内外学界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国外学者大概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该书较为赞赏，有5篇研究论文从性别、政治、族裔等角度入手探讨叙事者的主体性、作品的女性叙事和性与政治的关系。而国内学界对该书反应平平，一是因为以“文革”为题材的创伤书写在国内早已不再新鲜，二是闵安琪在书中迎合东方主义，对中国进行负面再现。不过，《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并非单纯再现“文革”的浩劫，也是作家在西方语境下通过女性私人书写，用民主自由和普遍人性等启蒙“现代性”价值观来反观“文革”时期的中国。

　　事实上，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作家在作品中对中国的回望和反思。卫景宜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留学生英语文学鲜有对家乡的魂牵梦萦，更多的是把对故国的回望化作一种反思，讲述了众多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以此思考并探讨普适性价值观的问题。”①那么这些普适性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大体而言，新移民华裔作家在中国叙事中对故国的反思在根本上表现为他们以中国文化为外衣，在西方语境下用民主自由和普遍人性等启蒙“现代性”“普适”价值观回望故国，对特定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进行启蒙叙事，是一种较为隐蔽的东方主义。就《红杜鹃》而言，作家把“文革”作为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女性私人书写，从叙事者的主体意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冲突、解放叙事等方面对“文革”时期的中国进行“现代性”启蒙叙事②。叙述者流露出的主体意识，对“文革”政治话语的利用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个体的主体性与工具理性精神的肯定。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以及由此造成的私人空间的压缩和心灵的扭曲体现了作家对公共领域的呼唤。作家在文本中所遵循的“受苦——抗争——救赎”叙事结构肯定了理性和自由的价值，是关于人性解放的“元叙事”。

　　一、主体意识和工具理性：精神维度的“现代性”启蒙叙事

　　从“现代性”的精神維度来看，《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主要表现在叙事者在“文革”语境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精神。自我意识的证明性和理性的目的性是主体性的两个基本前提。主体性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工具理性的运用，相信主体运用理性对事情的独立判断，勇敢地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在《红杜鹃》中，叙事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她理性地权衡和利用“文革”政治话语，以工具理性为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坦诚自己在“文革”时期所犯的错误等方面。

　　在《红杜鹃》的开篇，叙事者说“从五岁开始我就是成年人了”。③这一陈述不仅表明叙事者自小便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和保护家人的责任，过早承受了那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生活之重，也表明了她因“文革”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软弱而造成的思想过早成熟和主体意识觉醒。叙事者14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不小心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写成了“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招致了批斗，要求当众自我检讨。在她母亲无能为力的时候，叙事者引用毛主席语录，为她母亲的过失进行辩解。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允许人们改正错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学习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一个无知者所犯的错误并不是犯罪，不允许无知者改正错误才是犯罪。”④叙事者在这件事中对局势进行了理性思考，运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主席语录来保护她的母亲免受批斗。后来，学校的陈书记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来“劝说”叙事者批斗秋叶老师。陈书记对她说：“秋叶老师在她的日记中说你是为数不多的可教导的学生之一。她在‘可教导这几个字上打了引号，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没等叙事者回答，陈书记继续说道：“那意味着她想把你教导成她的类型，她爸爸的类型，资本家的类型。”⑤在这件事中，陈书记所使用的逻辑和叙事者为母亲辩护的逻辑如出一辙，叙事者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她之所以决定批斗秋叶老师并非是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对这件事进行利弊权衡，决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批斗秋叶老师，反而是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性。作为学校“毛主席思想学习积极分子”，叙事者经常在公共场合发言，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和弟弟妹妹的虚荣心，叙事者本人也为此感到骄傲。她如果拒绝批斗秋叶老师，就会失去自己在书记心中的地位，危及自己的利益；如果批斗秋叶老师，她又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叙事者对此进行了权衡，决定在批斗大会上公开指责秋叶，显示了她的主体性和对工具理性的运用。事后，正如叙事者坦诚的那样：“我当时太年轻了，但是无论多年轻也不该有虚荣心”。⑥endprint

　　在红火农场的时候，叙事者对农场的情况进行了权衡，最终决定和农场书记严胜结成联盟来对抗农场副指挥鲁某。徐奔（Ben Xu）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认为叙事者对农场领导和同事的背景进行了权衡，然后才决定和谁做“朋友”，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严胜作为农场书记，出生于纺织工人家庭，和叙事者的家庭背景相差不远，最有可能为她的朋友并为她提供庇护。鲁某的职位要比严胜低，而且她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对叙事者来说高不可攀。小青自小被唱京剧的奶奶带大，缺乏政治觉悟，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打扮得花枝招展，显然不是叙事者理想的朋友人选。经过此番权衡，叙事者决定和严胜做朋友，并通过同性关系和她结成政治同盟，从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徐奔指出，“在严胜和叙事者的同性关系中，严胜投入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验，叙事者则投入了自己的口才和性知识……叙事者通过和严胜的亲密关系缓解了根植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⑦叙事者一再强调自己对严胜的感情，并因为离开红火农场以及后来和制片人在一起而感到愧疚自责。接受式阅读的读者一般会对叙述者的陈述信以为真，认为叙事者对严胜的感情是真实的。然而，我们若用症候式阅读的方法来分析叙事者在传记中的陈述，就会发现文本中叙事的不可靠性。

　　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自传类作品中，叙事者就是作者本人，叙事者的叙事也是可靠性叙事。事实上，这一假设早已受到质疑和挑战，自传类作品中也存在不可靠叙事。《红杜鹃》中的叙事就存在着文本中的不一致。芦苇荡“捉奸”就是一个例子。在严胜带领队员到芦苇荡“抓奸”的时候，叙述者声称“一定不能让小青被抓到，小青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令人窒息的宿舍中的空气”。当她爬向小青提醒她的时候，她被严胜摁了下来。当严胜一声令下，把手电筒照向小青的时候，“大约另外三十个手电筒，包括我的”照向了赤身裸体的小青。当时叙事者和严胜还是上下级关系，小青才是她“最好的朋友”。这里又涉及一个类似批斗秋叶老师的两难境地：如果她坚持提醒小青就会得罪严胜，从而使自己失去靠山；如果她听从严胜的命令，又会良心不安。在她打开手电筒的瞬间，叙事者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取得严胜的友谊而出卖了小青。小青发疯之后，叙事者承认了自己犯下的错误：“我毁了她，我们谋杀了她，我们都疯了，我们把她逼疯了”。⑧叙事者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了选择，并为当时的选择而感到愧疚。如果叙事者对严胜的感情真如她所说，她后来替严胜给豹子写情书、离开红火农场、爱上制片人等事实就质疑了叙事者话语的可信性。

　　在“现代性”的精神层面上，《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意识和工具理性精神，肯定了个人的重要性和理性与自由的价值。问题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精神在“文革”时期的中国都没有文化根基。她受李书记胁迫为个人利益而批斗秋叶老师的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很难得到宽恕，而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又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所以叙事者一再强调自己的愧疚和负罪感，这也是闵安琪在西方语境下用英语书写所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⑨。闵安琪在肯定个人和理性价值的同时也间接表达了“现代性”价值观和中国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以批斗秋叶老师为例，当叙事者的母亲得知此事后，同作为老师的她把女儿关在屋外六个小时，并罚她抄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千遍。这一细节反映了“现代性”以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为中心的启蒙观念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间的张力。⑩麦金泰尔称现代性道德是一种粗糙的道德心理学，它“把道德规则理解为如何有效地达到私人目的的工具。”{11}哈贝马斯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私人领域的殖民化：

　　制度维度的“现代性”启蒙叙事

　　从“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来看，《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表现了由于公共领域的缺失而造成的行政系统对私人生活的入侵。公共领域是随着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成熟而出现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們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建立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它允许市民就各种事务进行交谈，对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进行调节。随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大规模的社会化过程变得越来独立，并开始限制人们的行动，私人生活越来越受到独立运作的社会系统的干涉，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就出现了。“文革”时期的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经济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系统，生活领域的殖民化主要表现在行政系统对个人空间的压缩。《红杜鹃》中，行政系统对私人生活的殖民主要表现在个人隐私空间的被压缩、人物的窥视欲、叙事者的幻想等方面。

　　蚊帐、芦苇荡和黑夜中的公园作为个人隐私空间在作品中一再被提及。刚到红火农场时叙事者对自己的宿舍进行了描写：“我的房间大约14英尺长、7英尺宽，里面放了四张高低床。我有七个室友，房间里唯一的隐私空间是挂在竹竿上的蚊帐”。{13}叙事者和严胜的很多私密行为都是在蚊帐里面进行的：在蚊帐里，叙事者用镜子研究自己的身体，严胜借着手电光读完了《第二次握手》，叙事者和严胜互相探索对方的身体。替严胜给豹子写完情书后，叙事者“裹着毯子跳了下去，钻进了严的蚊帐，把蚊帐紧紧合上了”。{14}后来为了更好地保护隐私，叙事者告诉严胜“不要洗蚊帐，因为蚊帐上的灰尘可以使蚊帐不那么透明。开灯时，我们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一切，但是别人却看不到我们”。{15}作品中另一个私密空间是芦苇荡，而疯长的芦苇是被压抑的欲望的象征。叙事者刚到红火农场便注意到了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芦苇荡成了小青偷情的屏障，当叙事者要离开农场的时候，“严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坐在黑色的芦苇荡里，既沮丧又高兴”。{16}18岁生日时，叙事者感受到了强烈的性焦虑，她写道：“我在蚊帐里度过了18岁生日的夜晚。一种无名的焦虑入侵了我，就像闷热的夏天午后，恼人般燠热。是我的身体成熟了，它开始腐烂了，它在深处尖叫，希望摆脱束缚，令我焦躁不安”。紧接着，叙事者转向床下的芦苇，把自己的欲望和除不尽的芦苇联系了起来：“芦苇又在床下发芽了。前天晚上它们刺穿了我的床垫，划伤了我的脸，我把它们砍了。我不除掉它们，它们就会伤害我……我把它们连根拔起，但它们却不可摧毁。它们到处都是……不知道从何而来。”{17}在这里，斩不尽的芦苇显然是欲望的化身。东海边农场上疯长的芦苇不仅象征了作品中人物那难以遏制的欲望，又为他们的欲望提供了发泄和庇护之所。作品中类似的隐蔽空间还有黑夜中的公园。在公园里，叙事者和制片人躲避着警察的手电筒，和周围藏在树下和角落里的人们一样，探索着身体和欲望。这些幽闭的空间成了生活世界被行政系统殖民化后，个人隐私的庇护所。endprint

　　行政系统对个人领域的入侵也表现在作品中人物的窺视欲。在作品中，叙事者不厌其详地讲述了自己用镜子偷窥母鸡下蛋的情节和“文革”时期公共澡堂的偷窥事件。从结构和情节上来讲，删除这两个细节对作品整体影响并不大，然而作者依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除了吸引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外，似乎也表明了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过度入侵所导致的心理扭曲。类似的窥视例子在作品中还有很多，比如叙事者在蚊帐中用镜子来研究自己身体的私密部位，她盯着严胜宿舍的窗户想象里面的生活，透过窗帘偷看严胜和豹子做爱的场面。农场副队长买了一只猎犬，经常拉它到农场附近的农村看它和土狗交配，并从中得到乐趣。除了窥视欲之外，叙事者还经常逃离到自己的主体精神领域，进行各种幻想，比如她替严胜给豹子写信的时候，就想象着严胜和豹子亲热的细节。

　　事实上，由于政治环境和个人欲望冲突所造成的心理扭曲在以“文革”为题材的“创伤文学”中并不少见。然而，对“创伤文学”中私人空间和心理扭曲等现象的分析却很少从“现代性”制度维度和“现代性”道德的角度入手。《红杜鹃》中的私人空间意象和窥视现象可视为闵安琪对“文革”时期政治系统对私人领域入侵的一种反思，间接表达了作家对公共领域和民主自由的呼唤。这种“文革”时期行政系统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也是哈金和李翊云等新移民华裔作家作品的主题之一。比如《等待》中主人公孔林的悲剧除了其软弱和优柔寡断的性格外，“文革”时期僵化的体制也负有较大责任。罗义华认为横亘在孔林和曼娜之间决定性的因素是僵化的体制，而这也正是《等待》的批判指向之一。{18}在一次访谈中，杰里·瓦萨瓦（Jerry A. Varsava）指出哈金所有作品中的主题似乎都可以概括为行政系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冲突，而哈金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19}李翊云发表于《巴黎评论》的成名作《不朽》（“Immortality”， 2003）也把主人公的个人悲剧归因于“文革”和政治社会环境变迁。{20}

　　闵安琪等新移民华裔作家的“文革”书写用“现代性”的价值观来反观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忽视中国所取得的进步，而把中国描写为一个时间上停滞的地域概念，是对东方主义的暗合。赵文书在《美华文学中为什么会有东方主义》一文中对中西方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人在20世纪一直进行着自我东方化，但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有一种时间上的分界，把五四以前的中国视为‘他者，而把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视为‘我们。”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他者”和“自我”是基于时间、而非地域的区分；而西方读者更多的是把中国视为一种地域上的概念，不能也不会像“中国读者一样区分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21}基于这种认知差异，中国读者能够区分“文革”动荡时期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西方读者则往往把中国视为动荡时期的红色中国，没有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近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随着中国改革和民主进程的加快，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开始处于生成之中，“文革”时期行政系统对生活领域的渗透已经成为历史，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不过，闵安琪在《红杜鹃》中通过“文革”书写所折射出的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正在生成之中。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再次凸显。哈贝马斯提倡的“以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为基础，以保护公民自由权利、公民平等交往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实质内容”{22}的现代行政体系和公共伦理道德体系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借鉴。

　　三、“受苦——抗争——救赎”的解放

　　叙事：叙事维度的“现代性”启蒙叙事

　　从作品结构和主题来看，闵安琪的《红杜鹃》遵从了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模式，肯定了人性和自由的价值，是一种肯定“现代性”精神的元叙事。1979年，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怀疑。它主要指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基础上所构建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主义的叙事立场和方式，追求叙事的整体性、普遍性和本质性。宏大叙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思辨叙事；一种是以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23}通过对宏大叙事概念的考察，可以发现宏大叙事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在主题上，宏大叙事探讨民主和自由等“现代性”普适主题；在结构上，宏大叙事追求结构的完整，一般按照开端——发展——结尾的结构谋篇布局；在视野上，宏大叙事有着民族、国家、人类等宏观层面的视野。

　　在主题上，《红杜鹃》探讨了“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人性，尤其是性欲的压抑和扭曲，肯定自由和理性的价值。在西方语境中，性欲的表达和自由密切相关，它是促进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24}费尔斯基（Felski）认为性爱越界是身份和现代主体性的重要标志。{25}以性欲为视角对“文革”时期中国投以启蒙“现代性”价值观的关注是闵安琪在创作中一贯使用的叙事策略，如她的《凯瑟琳》（Katherine， 1995）和《芜姜》（Wild Ginger： A Novel，2004）等。在结构上，《红杜鹃》包括《后记》共有四部分。这四部分构成了一个整体，前后跨度17年，讲述了叙事者在家里、学校、农场和制片厂的经历，再现了她的心理和思想蜕变。故事有开始、发展和结尾，叙事者经历了童年时期对“文革”的狂热，农场时期对“文革”的反思，到最后对权力的迷恋。从这一点来说，《红杜鹃》似乎又可以视为一部女性成长小说。若是考虑到《后记》部分对自己赴美过程的简要交代，整个故事便形成了一条“受苦——抗争——救赎”的叙事模式。而这种叙事模式又是“文革”题材的英语作品中惯用的叙事模式，强调在中国遭受的苦难与到西方的命运转折。这正如卫景宜指出的那样，是作家受到了“外在的驱力，个人的经历被适用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话语目的”。{26}在视野上，《红杜鹃》很难算得上是宏大叙事，更像是女性私人书写。然而，在作品中闵安琪将叙事者的个人经历和民族灾难结合起来，又使作品有了历史深度和厚重感，让读者通过叙事者的个人经历来思考民族灾难给个人带来的创伤。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7}《红杜鹃》通过对女性受压抑的性欲的描写再现了民族灾难给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杜鹃》又有了宏大叙事的特征。《红杜鹃》的元叙事又是在叙事结构维度对“现代性”价值观的肯定。endprint

　　结语

　　不少学者都指出了新移民华裔作家中国题材作品在主题上从族裔性到普适性的转变趋势。这些普适性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与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性等启蒙“现代性”价值观密切相关，是作家在西方语境中用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反观历史上的中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普适性。不过新移民华裔作家也探讨超越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适性主题，如战争、艾滋病和同性恋等。

　　①{26} 卫景宜：《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第14页。

　　② 1863年，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发表《现代生活画家》系列文章，对现代生活画家作了描述，用“现代性”来描述人或事物所具有的一种当前存在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或品质。见Charles Baudelaire.“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Lawrence Cahoone，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Malden： Blackwell， 1996， p142.吉登斯等主要从制度性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事实上，现代性制度是现代性精神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反应。现代性包含了精神和制度等多个维度：就精神维度而言，现代性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以及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主要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以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见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④⑤⑥⑧{13}{14}{15}{16}{17} Min Anchee. Red Azalea. London： Bloomsbury， 2009， p3， p13， p31， p38， p58-59， p50， p108， p117， p135， p63.

　　⑦ Xu Ben.“A Face That Grows into a Mask：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Anchee Mins Red Azalea.”MELUS， 2009（24）， p168.

　　⑨ 许文莹（Wenying Xu）认为作家在自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由于被胁迫而带给他人的伤害的忏悔在西方自由主義的语境下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宽恕，而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书写策略来展示自己的主体性，从而抵制美国对新移民的歧视和宰制。见Xu Wenying.“Agency via Guilt in Anchee Mins Red Azalea.”MELUS 25（2000）： 203-219.

　　⑩ 启蒙理性除了“工具理性”还有“价值理性”，见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张力》，韩水法主编：《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闵安琪《红杜鹃》中的“现代性”书写侧重“工具理性”，但也触及了“价值理性”。

　　{11} [英]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4页。

　　{12}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页。

　　{18} 罗义华：《〈等待〉中的道德问题和哈金的批判指向》，《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

　　{19} Jerry A. Varsava and Ha Jin.“An Interview with Ha Jin.”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0（1）， p13.

　　{20} 戴月行：《镜像：读者为它者和作者为它者—李翊云的小说和创作》，《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

　　{21} Zhao Wenshu.“Why Is There Orientalism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Huang Guiyou and Wu Bing ed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p253-254.

　　{22} 龙兴海：《现代性道德谋划：中国背景下的探讨》，《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5期。

　　{23} 马德生：《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4} 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p139-146.

　　{25} Rita Felski.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8.

　　{27} [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二版），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9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Wri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Anchee Min， an American-Chinese Writer， in Her Novel， Red Azalea， in the Context of‘Modernityendprint

　　Tang Shuzhe

　　Abstract：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an enlightened modernity， the writing by Anchee Min， an American-Chinese write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er Red Azalea， is a self-orientalizing kind of writing that is hidden at a deeper level， produced in the Western context， an attempt to reflect upo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applying the universal modern values such as universal humanity，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term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the invasion into the area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nd‘the liberation narrativein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First of all， the writer， through the narrators choice and struggle， accentuates her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and spirit of instrumental reasoning. Secondly， the writer， with such enclosed images as the mosquito-nets and the reed marshes， reflects the intrusion by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to areas of the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finally， the writer affirms the value of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in a narrative mode that follows suffering that leads to struggle and redemption， all consistently unified with the theme， in a meta-narrative of modernity about human liber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freedom and humanity in Red Azalea through its writing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clearly coloured by ideology， which is not really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me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Keywords： Anchee Min， Red Azalea， modernity， writing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m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