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五

　　摘 要：夏济安是被中国学界遗忘的一位杰出学者，从现有资料看，他的文学创作并不多见，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术成绩长期被大陆文学研究界忽视。这篇论文首次解读夏济安的《传宗接代》，并借助新批评方法对该文本进行了细读分析，重点阐释了小说对儒释两种文化冲突的独特解读，以及小说所运用的现代叙事技巧和叙事的困惑，試图探究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借此管窥夏济安文学创作的意义，以期引起国内研究界同好的注意。

　　关键词：夏济安；传宗接代；叙事技巧；同情的批评；叙事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10-06

　　长期以来，夏济安是遭到中国文学研究界忽视的一位杰出学者。相比于他的弟弟夏志清在学界的炙手可热，夏济安的成绩无人问津，夏氏兄弟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夏氏昆仲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早有学者做出公论。①夏志清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了其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此书几经波折，终于在大陆出版。②夏志清所开辟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学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接受史”也颇值得研究。由于夏济安英年早逝，他的遗作《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由夏志清整理出版，直至近半个世纪后才有完整中译本出版。③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展的杰作，夏济安运用了当时还很少见的“文化批评”方法，这样一部著作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化批评的嚆矢。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夏济安先生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并不多产，多收录于薄薄一册《夏济安选集》中。主要原因是他的兴趣集中在英文写作和翻译，由他编选的《现代英文选评注》、《美国散文选》是公认的名作，多年来一直在海峡两岸大学畅销不断，其译作如《西敏大寺》、《冬日漫步》等也成为众多拥趸研究之对象。另有一事也足可见出夏济安英文水平之高，据夏志清讲述，夏济安的小说习作《耶稣会教士的故事》经修改扩大后，投稿到美国《宗派杂志》（Partisan Review，1955），得到编辑大为赏识，同年秋季号刊出，该期杂志有纳博科夫的小说，竟排在夏济安后面，可见一斑。他在台湾时还创办了《文学杂志》，崇尚纯文学，提携后进，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应该说，夏济安的编辑、翻译家双重角色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他的作家意义至今无人探究。由于夏济安的文学创作并不多见，所以其成绩长久以来被忽视，本文主要对他的小说《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进行解读和分析，借此管窥学者夏济安与作家夏济安之间的互文关系，以重探他的文学创作价值。

　　一

　　《传宗接代》和《耶稣会教士的故事》皆为夏济安负笈海外在早期小说习作班上的创作，据夏志清所言，《传宗接代》本来是一篇传统笔记小说，后经扩展成一篇现代小说，刊载美国《东西文学》（Literature East and West，1965）。小说原为英文，由夏济安在台湾大学教书时的学生、著名作家白先勇译成中文，白先勇本就是有名的小说家，他的《台北人》是台湾现代文学的翘楚，白先勇的译文典雅、简约、精炼、隽永，充满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情怀和意蕴，这种师生合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传宗接代》讲述了一个杨姓儒生老来得子的故事。全篇聚焦于他在书斋彻夜焦急等待妻子生育的过程，中间穿插了杨氏与一个叫了空的和尚的几次谈话。正是这几次谈话映射出小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即中国社会儒家和释家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杨某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自比孔子门生，儒家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实用理性，他的身上有浓厚的封建守旧积习，比如他遵守古礼所谓女人身体有“血光之灾”，避开太太生产的房间一个月。他饱读圣贤书，妻子生产之夜，欲通过重读《论语》以求心灵镇静，此书他已经反复研读很多次，“为消遣、为启发、为着锲励志向、为着寻西洋日常生活的准绳”，秉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念。他于三十九岁才终有子嗣，可谓“老来得子”。至此，家族终于有了后代，而太太也不会被亲族赶出家门，自家的产业也有了继承人，这一切都是以孔教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了空和尚在小说中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身上有很多模糊的、作者故意隐蔽遮盖的因素，了空模棱两可的身份特征，正如佛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神秘色彩一样，这个角色提升了小说神秘的诗学氛围。

　　从杨氏与了空的几次辩论来看，儒家重视伦理关系，追求现世利益，代表中国人情感世界的主要形式。而释家看淡人生意义，追求精神世界的超脱，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也曾被封建帝王推崇备至。佛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影响颇深，如明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杨氏把传宗接代、继承祖业看的很重，因此要给儿子命名“继祖”。关于取名，作者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比喻，“好像一件戏台衣橱里闲挂着的戏衣一般，穿这件行头上台的戏子却在别个镇上绊住了脚。导演、经理，以及道具行头管理人员早已等得不耐烦了。”④这种喻法之俏皮可与钱锺书在《围城》中的油滑比肩。其实这看似是一个关于“传宗接代”的故事，文本背后却暗含着夏济安对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思考。对于小说中的杨氏来说，传宗接代意味着整个家族未来的命运与走势。而在夏济安看来，“传宗接代”实际反映了儒、释家两种文化观念哪一种能够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问题。

　　这篇小说所塑造的杨氏，是一个典型的儒生形象，他的道德观念深深体现着夏济安本人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文化很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这种道德观念建立在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之上，从杨氏与妻子之间爱慕的关系，以及杨氏极力与亲族保持和睦关系，都体现出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尤其小说中杨氏对欲望的克制，对妻子的专情，都能看出夏济安的影子。他在日记中就谈到，“二十岁开始害肺病。性命非常危险，我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从修心上用工，力度邪念，事实上我邪念根本没有什么，只是自制的习惯”，⑤夏济安对性欲的看法是相当保守的，他受儒家观念熏染之深，一生中都有影响。《夏济安日记》中还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儒家思想观念，他讲到父亲年轻时好吃喝嫖赌，使母亲很不快乐，他为报答母亲，力求行为方正，与父亲绝对相反，这种克己复礼、遵守“孝”道的理念，体现出夏济安对欲望、情感、意志进行节制的态度。小说中，孩子的诞生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新儒家子弟的出现，子承父业正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说这是夏济安肯定的方向。以了空和尚为代表的佛教观念是中国社会另一种文化体现，他所宣扬的是虚空的生命观，否定人生的物质层面，肯定人生的精神层面。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杨氏夫妻对佛祖的虔敬是带有功利性的，他们不过是为了求子。王富仁指出，“在中国社会群众中，主要不是在精神需求的推动下接受佛家文化，而是在物质需求的推动下接受佛家文化。他们要求子，要免灾，要发财，要治病，于是求取佛祖保佑。”⑥面对佛祖这尊精神肖像，杨氏夫妇最为关心的还是物质生活中的事情。在杨氏夫妇去给了空和尚拜年一节，他们从物质上对了空的关切最终使他激动不已，内心对世俗世界产生了动摇，触犯了《金刚经》的戒律。这里指出了佛教文化在受到外力诱惑时，可能会走向文化的反面，“成为对现实物质世界的肯定形式，成为对人类精神追求的否定形式”。⑦站在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路口，夏济安看到了儒、释两种不同文化在历史上的颉顽互竞，面对以理性主导的儒家文化和以精神主导的释家文化，到底由哪种文化来引领中国文化的正统，他的观点通过“传宗接代”这种巧妙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显然，夏济安站在儒家一边，他骨子里确实是一个儒家子弟。夏志清说，“济安对各种宗教（释、道、基督教）都感到浓厚的兴趣，但他同时是根深蒂固的儒家”。⑧他在《文学杂志》发表《旧文化与新小说》，论述了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他认为“今日写小说的人，假如对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抱同情而批评的态度，是可能写出好小说来的”。⑨这种对儒家文化的“同情的批评”实际上体现出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省。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激进知识分子猛烈抨击儒教观念，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肆意挞伐，近乎全盘否定，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这在夏济安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显然有失偏颇，儒家文化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发展本源性的价值理念。所以，夏济安在《旧文化与新小说》中对传统儒家观念进行“同情的批评”，夏济安的这种批评观念与创造社成仿吾在1920年代提倡的“批评的同情”有共同之处，成仿吾的“同情”观念吸取了法国文艺家居友的概念，并且根据当时文坛混乱的批评现状发展了这种理念。他认为“理想的批评家是能由作品得到最多的观念情绪之暗示而能表现出来的。然而，他对于作品或作者非抱有热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变为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更无从感触得到了”。⑩陈世骧在谈夏济安“同情的批评”时，强调“他的批评真是同鸣共感，而深入的参与到主题对象以内；他的批评真是由排比辨析直作到持平的评，而又平稳的积极的向前推进。”因此，可以看出夏济安的“批评的同情”和成仿吾的同情的批评之间的互文性。《传宗接代》实际就是“同情的批评”之结果，这篇小说与《旧文化与新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显而易见。

　　二

　　夏济安对西方现代派的推崇早在创办《文学杂志》时期就显露无遗，“《文学杂志》所倡导朴实的风格并未实现，并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先声，其成就以推崇的态度评介了诸如卡缪、艾略特、乔哀思等一些西方现代派大师的作品和理论，以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的流派与观点，为当时教条化、庸俗化的文学潮流注入一股新潮，间接助长了现代主义的声势”。{11}他在50年代末负笈海外，浸淫于美国“新批评”派思想，受艾略特、利维斯等批评重镇影响颇深，受到了学院派系统专业的学术训练。在台时期，他发表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大概是中国学者里比较早的货真价实的、凭借新批评方法进行文本细读的研究。就《传宗接代》这篇小说而言，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心理分析和意识流色彩。夏氏大学初期读哲学，学士论文研究弗洛伊德与文学之关系，他于1955年在美印第安纳大学进修，选了门“小说习作”，也选了“亨利·詹姆斯”和“近代心理小说”，课业写了论述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的文章，《评〈艾思本遗稿〉》，对詹姆斯小说叙事视角、心理描写、戏剧效果给以褒扬，另有一篇评论詹姆斯《奉使记》（The Ambassadors）中人物的《论夏德》。夏氏似乎对小说人物分析很感兴趣，他评述小说人物的文章除了《论夏德》一篇外，还有研究乔伊斯《尤利西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小说人物的《论狄达勒斯》，论福克纳小说《我弥留之际》小角色维农陀的一篇文章，四篇文章都获得了授课老师，著名弗洛伊德研究家——伊德耳的肯定，对他的批评能力和细读小说的态度大为赞赏。纵览夏济安的批评对象，不难看出他在小说创作上极可能私淑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大家。早在大陆教书时期，夏济安在《日记》中曾透露“我自己亦很想搬一部小说出来。那部东西我已经盘算了好几年，还不能下笔，虽然全书结构已具规模（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至抗战胜利）。另外有几部小的，想把那部以四川某中学为背景的先写出来。轮廓已很清楚，只等着手写”，{12}可以看出，夏济安很早就表露自己创作的意图，日记中他提到创作的小说有《植物之乡》（Country for Vegetation）、《教授》（Professor）、《丑闻》（Infamy），但大都“胎死腹中”，说明了夏氏在创作上仍处于探索阶段。他读书基本以英美作家、评论家居多，日记中很少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他的阅读书单来看，这当然显现出了他独特的文学品位。由此也可知，夏济安确实在创作上受到西方小说家影响颇多，从写法上看，《传宗接代》也明显是一篇极具现代意识的小说。

　　小说主要讲述杨氏在雪夜等待太太生产的过程，因为封建意识作祟，他只能在书房透过妻子呻吟的声音和香案上燃烧的蜡烛和香火来祈祷太太生产顺利。小说中有两个意象出现频率极高，一个是关于“火”的意象，有几处值得分析。为了驱寒的炉火，祭拜的蜡烛（烛火）和祈祷的香火，特别是燃起的香火，代表了传宗接代的意思，“蜡烛已烧残，香火也快燃尽了，但他望着冷气了那缕青烟，心中颇为满足”，可以见出，火给人紧张心理的抚慰和希望的寄托。几处“微暗之火”的意象不断交叉出现，烘托出了小说幽谧的意境。另外一个是声音的意象，妻子的呻吟，婴儿的啼哭。小说并没有明写杨氏妻子生产如何艰难痛苦，而是透过声音的强弱暗中表现出来。一开始，是一阵“低沉微弱的呻吟”，在深夜中震人脑门，以致令杨氏怀疑这不是妻子的声音，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妻子从未高声叫过。而后，“那阵呻吟，那么喑弱，那么拘泥”“但那些声音，是平稳的，似乎有韻律的反复了几次，终于失去了原先令人心惊的效果”，又让杨氏心安，至少这种声音预示生产的顺利，呻吟，很讽刺地“在这个骇人的晚上变成他唯一的支柱”。最后，“呻吟又起来，这次呻声大作，失去了控制”，杨氏走到门边，听到“太太的呻吟已经尖起来”，直到最后，“他便听到一声啼哭，婴儿的哭声”。这种凭借尖叫描写女性生产过程的手法，通过声音此起彼伏的不同体现，把女性受难的过程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在在精彩。小说在节奏上的构造，体现出夏济安精湛的叙事技巧。夏济安在《白话文与新诗》中谈到诗歌节奏问题时，认为节奏的起伏关联着情感的起伏，这种观点显然已经在《传宗接代》得到呈现。

　　也正如夏志清所言，这篇小说“有几段描写主人翁意识流式的联想，学福克纳很到家”。{13}小说中有几处表现了人物随兴无际的遐想、玄思，确实有意识流的味道。谈到意识流小说的代表，我们总会想到乔伊斯《尤利西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伍尔夫《到灯塔去》，这几部作品代表了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巅峰，夏济安曾在文章中评论了其中三位，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旨趣确实不同凡响。不过他并不迷恋、大肆炫弄这种叙事手法，早年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读完卡津（Alfred kazin）的《论本土文学》（On Native Grounds）一书后，感慨“现代文学为内向和外向之各自发展，向内者尽向内心发觉，成了James Joyce（乔伊斯），向外者拼命喊口号闹革命，成了左派作家，两种倾向不得平衡，各趣极端，故现代文坛之缺乏真正伟大作品也”。{14}夏氏依循自己的判断指出了现代文学的弊病，可谓有理有据，他在此特别提到乔伊斯，也表明了本人对意识流这种手法的警惕，现代作家尤其是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对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的滥用，确实对作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有论者指出了这一点。{15}从对文学潮流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夏济安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体现出了对新批评几乎毫无保留、全盘接受的态度，他对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表现出追捧的倾向。而夏济安虽然早期也服膺新批评，在《两首坏诗》中评骘布鲁克斯、沃伦编选的《理解诗歌》中诗歌，赞赏新批评的审美洞见和说理能力。但他显然对新批评有所警惕。在对左翼作家的评价上，他意识到新批评的困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說史》对左翼作家创作的批评显然有失公允。夏济安另辟蹊径，以“同情的批评”指出了夏志清在左翼文学评论上的缺失。他的《黑暗的闸门》取法融历史、文化、评论于一体的“文化批评”方式，见解独到，眼光新颖。其中《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夏志清称赞“在我哥哥以前还没有人把鲁迅的内心生活和他同中国传统的爱恨关系这样精神讨论过”。{16}这都体现出夏济安审美的前卫，他的纯熟的小说技巧与早期对现代文学研究经验不无关系。

　　但又需指出的是，尽管夏济安这篇小说的叙事焦点是第三人称“他”，以作者全知全能视角讲述，所以极少有小说人物内心直接表露，作者扮演了可靠叙述者的角色，在讲述杨氏等待太太生产的雪夜，穿插了与了空的几次对话，每次对话的介入都恰到好处，并不唐突，也没有打乱叙事的节奏，小说在叙事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奏，使这篇带有古典意蕴的笔记小说充满了现代意识。夏济安以为“写小说，除文字外，当然要注意到内容和结构，他讨厌故事空洞和现实脱节的小说，对只平铺直叙不会把故事内现存的意象组织成精致的结构的小说家曾发过不少感慨”。或许是因为白先勇译文的原因，这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小说很能见出早期张爱玲的影子。夏济安在《文学杂志》第一期《致读者》中强调，特别提倡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论的论著，“它们本身虽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17}所以《文学杂志》原本是提倡写实，主张朴实的这样一份刊物，反倒译介了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新批评理论，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声。作为主编，这显然体现了夏济安个人的立场，“可以这样说，夏济安基本上是从一种学术立场上看待和引介现代主义，本来他就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进入现代主义世界的”。{18}他接触了很多现代派小说，对这些小说技法之熟谙，研究之透彻，从以上所谈到的几篇小说评论就足以看出，所以他能够在《传宗接代》中将意识流、心理分析、拼贴法等叙事技巧运用自如，达到了“不隔”的效果，完全看不出是篇“小说习作”，从叙事手法上说，这篇小说是理论诱导的产物。

　　三

　　《传宗接代》出场的人物不多，主要是三个人物杨生、杨太太、了空和尚。不过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交代的很模糊，作者刻意隐藏了很多情节，这种传统的“留白”显现出夏济安的古典文学造诣。比如杨氏和亲族的关系问题，杨氏和太太无子嗣的问题，老僧了空最终远走的问题。这些问题小说并未明确交代，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根据小说交代的情节，我们尝试作如下解读。

　　小说中直接隐约谈到杨氏亲族的情节不过三处，一是在杨氏面对亲戚们的同情，他觉得“他们之中有些虚伪得可憎，他觉得他们在厚颜无耻的打他的主意，等他死后，好来夺取他父亲留下的那一点产业”。关于杨氏家业问题，小说用了“那一点”可知，他的家业也并不十分丰厚，家里的佣人只有一个“老女人”王妈，驱寒的脚炉，“过去几年，不到深冬，他是不开始用脚炉的，”“这是项奢侈的享受”。对于买小老婆这个问题，他觉得是项“贵重的买卖”“哪里有钱来使”。小说最后写幻境，了空“穿入天井，向正堂走去”也能推测杨氏门楣不高，并非大户人“家庭院深深深几许”。二是写到杨氏因太太怀孕非常高兴，开埋在地下三十八九年的绍酒庆祝，不禁黯然神伤，“要不是他有了后嗣，那坛绍酒恐怕永远得埋在潮湿的地下，除非他那些鬼鬼祟祟虚假不诚的堂兄弟在他死后搬进他屋内发现了那坛酒，他们会把他的太太撵走”。此处描写暗示了小说发生的地理空间是浙江绍兴一带。三是写太太产子，杨氏写请帖请亲友吃喜酒，宣告了遗产继承的胜利。从上不难看出，对杨氏来说，传宗接代不仅决定了他的妻子的命运，也决定了他的财产归属，体现着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承继序列。小说前半部分始终带有一种隐性的张力，这个孩子的诞生，使叙事得以奔放、自由。

　　还有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杨氏与妻子结婚二十年，却一直无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小说叙述也极其模糊。小说讲述杨氏“一向白面文弱，手指甲刨得像瓷器般光滑”，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加之“他的书本列满了一墙”，可知藏书丰富，常年用功苦读，“视力一向不好”。“一向白面文弱”有很强的指向性，说明杨氏的身体可能有疾，长期不太好。在私生活方面，他是相当克制的，就连纳妾都要思量再三，等到妻子不能生育才名正言顺，“遵从圣典而非好色纵欲”。在传统社会按典礼，发妻无法生育，丈夫是可以纳妾或休妻的。杨氏始终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说明了他与太太的感情融洽，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无法生育的问题。杨氏在妻子生产当夜的潜意识联想，也能够证明我们的推测。“他太太那天在庙里将檀香和红红的蜡烛、香烛、长明灯一齐点上，供给塑了金面的佛祖，那尊佛祖紧闭着嘴巴高高的坐在陈年破旧黄幕后面的极乐世界里，香烟袅袅，灰尘扑扑，气息纷沓，祷声喃喃——如来佛佛心大悦，因此赏了他一个儿子”，对于一个秉承“事在人为”的儒门子弟，坚信“如来佛是蛮夷之神”，现在又认为“如来佛佛心大悦，赏了他一个儿子”，杨氏这一态度的转变其实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儒家历来重视个人的能力，而杨秀才却将其寄托到神佛之上，“求神拜佛”的态度隐含了个人生殖能力存在缺陷。

　　关于了空和尚远走的问题，从他给杨氏的信看，“今夕衲将他游，昔尝与仁者言及此，今则有所验矣，此行极乐净土或非衲之所希冀，幸仁者勿哂诮之，暂徙新庐略偿宿债聊以自慰耳，坊里或以老衲功德圆满迁隐他方，实则尘缘未断警兆缕验，良友厚情犹难弃绝，窃恐道行微薄终为所误也”，{19}此封北魏体信，似乎将了空远游的原因道尽了，无非是“尘缘未断”“警兆缕验”，那证据何在呢？透过了空和尚与杨太太之间的关系可略见端倪。在杨氏与太太拜访了空一节，杨太太给了空做了一件棉衬里黄袍，请了空赏脸穿上，她说完一阵脸红。“了空对她注视良久，那几乎是一种令人心怵的凝睇”，谢过杨氏夫妇之后，了空双目又注视到杨氏太太身上，而“他的眼神却充满了忧愁苦痛，而非快乐满足”，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了空与杨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杨太太与了空认识在前，小说中隐蔽了这段叙述，杨太太将了空两句禅语“父觅子，子亦觅其父”“莲开结子，曾与我佛有所祷乎”告诉了丈夫，杨氏才对了空产生了兴趣。了空两句话暗示了杨氏儿子与佛之间的关联。小说谈到杨氏在大年初二拜访了空，“比他太太告诉他喜讯那晚尚早四十来日”，作者在此处将怀孕时间明确提出用意颇值得推敲，暗示了杨太太与了空私通的时间。在杨氏妻子生产当晚，有一段对杨氏幻觉的描写，他看见了空和尚“穿着他太太做给他的黄袍，满身覆着晶莹结实的雪片”“身影走得很快，他还未及看清他的面貌，他已打开正堂的长窗，消逝在屋内的黑暗中”，随后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這些证据使我们更加确定，杨氏的这个儿子正是妻子与了空和尚私通的结果。夏济安在《旧文化与新小说》中谈善恶问题时，指出“小说家所发生兴趣的东西，该是善恶朦胧的边界，是善恶难以判别常被混淆的”，{20}实如夏氏所言，《传宗接代》也暗含了很多朦胧、无法辨明的善与恶，也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的边界”，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

　　① 李欧梵：《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⑧⑨{13}{16}{17}{20} 夏济安：《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第6页；第216页；第180页；第181页；第217页；第7页。

　　⑥⑦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第85页。

　　⑩ 成仿吾：《批评与同情》，载1923年8月5日《创造周报》。

　　{11} 许俊雅：《回首当年话（下）——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⑤{12}{14}{19} 夏济安：《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第35页；第28页；第163页。

　　{15} 参考严家炎对海派小说缺陷的评价。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8} 张新颖：《20实际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9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n Ignored Modern Novel： On The Birth of a Son by Hsia Tsi-an

　　Sun Lianwu

　　Abstract： Hsia Tsi-an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forgotten by the scholarly world in China. From what information that is available， there are not a lot of creative writings by him. For many reasons， his scholarly achievements have for a long time been ignored in the world of literary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This is an articl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 novel， The Birth of a Son， an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ew criticism，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it through intensive reading， focusing on the explication of the novel in its unique reading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as well as the use of 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predicaments in the novel，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is novel and view the meaning of its literary creation， hoping to catch the attention of similarly interested people in this country.

　　Keywords： Hsia Tsi-an， The Birth of a Son， narrative techniques， sympathetic criticism， narrative predica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