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方维

　　摘 要：蒋晓云以台湾外省人题材重回文坛，但叙说立场与眷村文学不同，外省人内部的分化昭示出反抗压迫性话语的大语境之下历史诠释的分化。同样是个人、女性的视角重叙历史，蒋晓云多关注与政治无关致力生存的素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演绎俗人的复杂人性。蒋晓云从自身身世写起，下笔却能退至更远处观照不同地域族群的华人，大视野也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好的借鉴。

　　关键词：个体；素人；人性；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00-05

　　上个世纪70年代，蒋晓云即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1976年起凭借《掉伞天》《乐山行》《姻缘路》，三获“联合报文学奖”，夏志清称赞其“不止是天才，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但这一众所期待的“又一张爱玲”，却于1980年赴美转投高科技行业，自此绝迹文坛。直至30年后，蒋晓云以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后又创作“民国素人志”系列，在大陆也以《百年好合》与《四季红》为名出版。蒋晓云身为第二代外省女作家，以“外省”及相关题材重入文坛。她与其他外省第二代作家一样有感于父辈的身世之殇，从个体、女性的角度将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眷村外的外省人及其他离散世界各地的难民推到台前，又用她的素人视角在已硕果累累的外省文学领域开辟出自己的风格。

　　一、个体：历史真实的多样与分化

　　蒋晓云重返文坛之时，眷村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等已经在岛内外掀起一股眷村风潮，诸多二代外省人以多种方式回溯父辈历史。蒋晓云虽不是眷村人，但身为外省人亦是以父辈故事作为复出后小说创作的主要选材。

　　外省第二代作家回溯父辈历史时，一个共同点是多放弃了宏大叙事，采用了“个体”视角。这首先是小说的一种架构方式，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正面叙述历史大事件，而是从家族或者个人经历这一个小点去透视整个时代。当然，这种小说架构背后是作家的历史态度，比之政治、国家、民族等等大概念，这些作家更倾向于用人道主义精神关注、重现淹没在历史书中的每一个“个体”，揭开他们隐藏在某个数字或名词背后的个人经历。毕竟战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时间送给蒋晓云这一代作家足够的观察距离；毕竟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现场”，国家民族等大的价值观念不若战争年代那么急迫逼人，个体的价值在散去的战火硝烟中再次被肯定，小说转而关注被宏大叙事长期遮蔽的个体命运。由此，家族小说大盛，骆以军的《月球姓氏》、郝誉翔的《逆旅》、陈玉慧的《海神家族》等都是此类小说。苏伟贞的《离开同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眷村小说也是家族小说的一种变型。眷村里的人虽然无血缘关系，但特殊年代的生死与共，致使“眷村的生活，变成一种颜色，一段曲调，一股气味，永远留在生命的某一处了”①，也就具有了“家”的意义。蒋晓云的《桃花井》与“民国素人志”系列同样选择了讲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故事，细数杨敬远、李谨洲、金兰熹、尚淑英等在历史动荡中挣扎求生的艰辛苦痛。

　　大量外省题材小说的出现，与外省人的弱势地位也有莫大关系。1980年代之后，台湾本土势力崛起，尤其是李登辉上台之后，恶意撕裂族群以谋取政治利益，以致岛内的本省人将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不满迁移至整个外省人身上，“外省”一时成为负面词，被本省人排斥甚至敌视，不被认同的处境十分艰难。关注弱势群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杜甫写“三吏”“三别”，鲁迅写闰土、祥林嫂，包括台湾当代文坛的乡土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莫不如此。眷村文学的兴起也正是在族群冲突的背景之下，眷村作家意欲重叙被掩盖甚或扭曲的眷村人的真实遭际，为父正名，也重塑自我。在为小人物发声这一点上，蒋晓云与朱天心等眷村出身的作家并无二致。蒋晓云自言写《桃花井》是因为王伟忠等人将“眷村”运作成功，致使外界将台湾外省人等同于眷村人，她要为眷村外的外省人代言。②蒋晓云要做“补齐历史拼图”的工作，之后创作的“民国素人志”系列，仍然选的是与父母一般的“纯难民”。

　　蒋晓云不喜“被代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蒋晓云的自我解读中，为被遮蔽的弱势群体发声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将眷村内外的外省人放在了对立的二元结构中。在《都是因为王伟忠》里，蒋晓云形容眷村生活用的词是“简单而笃定”，而她周围的大人们则相反，是“复杂又彷徨”。有意思的是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描述眷村生活时用的是“焦躁、不安”二词，在她笔下“笃定怡然”的是本省家庭。眷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参照物下获得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再看朱天心对蒋晓云、平路等出身“公教”系统的外省人生活的认识：在出身“军”系统的外省人看来，他们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与军队不同，“文官是可以携眷的，……他们待遇比较好，跟台湾人没有隔绝，……也比较生财有道”。③从这些相互矛盾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同为外省人，但彼此之间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想象还是存在落差。

　　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眷村内外的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在相同的时代动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取代的生命体验。蒋晓云的小说与眷村小说都是在做“补齐历史拼图”的工作，然而外省作家内部的分化，也昭示出反抗压迫性话语的大语境之下，历史诠释的分化。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書写立场的多元，造就了诠释的多样与分化。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不仅是对于史实的再现，还是历史学家的想象性建构，“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④小说家对于“历史”的重塑亦是如此。在蒋晓云与眷村交集较多的1970年代，族群矛盾还未爆发，有军队作为依托的眷村不仅在蒋晓云这样的老百姓看来是神秘的、简单的、笃定的，眷村人自己确实也还坚信“反攻复国”，没有身份危机，这在早期的眷村小说中能够寻到踪迹。只是时移世易，眷村早已非如此，宁静平和的“致远新村”已经异化为癫狂混乱的“同方新村”⑤，原本潜藏着的身份之殇在都市改造与族群矛盾的冲击中彻底爆发。但显然蒋晓云的关注点并不在眷村的“弱”上，她仍然保留了年少时对眷村的印象与看法，她看到的是现下眷村的“热”，并以此作为参照物，来观照眷村外外省人的“弱”。就像朱天心在“反击”时，也是强调了蒋晓云这样的家庭无金钱方面的困扰，蒋晓云自己也承认他们家及周围的朋友属于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而眷村虽受惠于军队，物质方面并不富足，很多眷村家庭的生活十分艰辛。

　　二、素人：时代之难的世俗观照

　　对于蒋晓云自认是外省人但不是眷村人的心态，袁琼琼认为是因为眷村是一个贬义的词，当然身为眷村人的袁琼琼亦承认眷村确实有很多负面的东西。⑥但蒋晓云如此界定自我身份应该不仅是要证明自己没有那么糟糕，还有“误读”的成分存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个模式和准则的适应。”⑦蒋晓云的家庭出身，她个人的经历，她长期所处的社群，都与眷村很不相同，所以从历史中捡取了不同的遗迹，生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

　　蒋晓云以“素人”一词命名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所谓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的意思。在蒋晓云的小说中，素人之意更倾向于与国民党交集不多的“老百姓”。这些小人物是所谓“纯难民”，他们或许关心政治，但并非国民党的天然支持者，很多人更是无政治主张也不关心时局。其实，眷村虽然是军队大院，内部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有些人也是因为被抓壮丁等非政治理念原因被裹挟而至台湾。但不管初衷如何，“眷村”與“国民党”、与“军队”的因果关系让眷村人难以摆脱政党的底色，朱天心曾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就眷村人与国民党“怨偶”般爱恨交织的关系进行过焦虑地辩解与自省，龙应台则称这些外省人为“败军之后”。

　　蒋晓云对“败军之后”这样的称呼显然并不能认同。在蒋晓云的回忆中，她的父亲在湖南老家时是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去台湾后虽然失了政治舞台但仍然热衷政治，家里客厅从来都是高朋满座。只是即使在戒严时代这些人也从来对领袖、对军人及其眷属无任何崇敬之意。这一与当时眷村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造就了蒋晓云从未“仰脸瞻望”⑧过任何权威。成年后蒋晓云又早早去了美国转投高科技行业，等她再次拿起笔写小说，眷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眷村热方兴未艾，颇有些尘埃即将落定，尘埃却掩盖了更弱小者的意味。蒋晓云关注外省题材并不是从重回文坛才开始，年轻时的小说中有多篇都是与外省人有关的。《幼吾幼》中的黄日升、《牛德贵》中的牛德贵虽未明言但应就是所谓“纯难民”了，《宴——三部曲之一》的姚家虽然不是典型的眷村人，却是随军队赴台的。但那时的外省题材小说显然并没刻意划分眷村内外，甚至也未划分本省外省，也与当时省籍矛盾未显现有关。

　　蒋晓云并非摒除政治，只是不从政治的视角择人物讲故事。在她将眷村外外省人的故事写入小说时，“政治”退至后场，她的“素人”多抱持“此灾何必深追咎”的理念，在国家危亡、政党交替、家园离散、文化冲突等时代动荡之下，少有身份危机的自觉，而是专心致志地与生存搏斗，与苦难共存，最后各安其所。

　　《桃花井》中的李谨洲是台湾“白色恐怖”的牺牲品，无辜入狱，出狱后也因“匪谍”身份处处碰壁诸事不顺，回老家又成了被亲友觊觎金钱的待宰肥羊“老台湾”。这一被朱天心形容为“蝙蝠”的身份困境即使曾贵为县长的李谨洲也不能避免。然而这个回乡故事中有时空隔阂、城乡差异、父子矛盾、性格冲突等诸多问题，却并无身份迷惘，更多人情世故。或者换言之，李谨洲也有身份重建的需求，但并不在两岸关系这一维度上。李谨洲与其说是不鸟不兽无所归属的“蝙蝠”，不如说是秉持着落叶归根传统信念的老中国儿女，本已落魄却在众亲友的金钱觊觎中力持老县长的体面。与家国政治等“飞扬”的部分相比，蒋晓云显然对李谨洲人生“安稳”的部分更有兴趣。“民国素人志”中蒋晓云还写了一个地下党金舜菁，金家二小姐是小说中政治信念最强烈的一个人物形象，《歧路》的笔墨仍重在她的逃婚、逃亡、坐牢、躲藏、隐居等革命活动之外的人生轨迹。

　　蒋晓云少写金舜菁这样的革命志士，“民国素人志”系列中更多社会意识不强烈的“素人”，不管是富家太太还是外室小三，不管是正室嫡女还是私生女，历史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行程，但她们只把眼光放在俗世日常生活中，放在自我的生存与发展上。如白流苏般曾在上海汲汲营营为自己谋前途的老小姐金兰熹，虽然行的是抛头露面找工作这样的新女性之事却无革命自觉，最后谋的仍然是婚姻。家国动乱中陆氏夫妇也是不靠任何一边只为家族谋划，考察过台湾的投资环境，耄耋之年又回上海定居，还不觉得改变太大不习惯。名舞女淑英的人生因政治几经变动也是只一心谋生活，历经上海、台湾直至在美国终于安顿下来，“中国什么党对她都将成为过往云烟”，颇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意思。其实淑英因为张汶祺和老贾曾与“政治”非常接近，却在危险来临时凭直觉迅疾折返。红舞女应雪艳爱上飞行员，能够为爱私奔离开富商陆永棠，丈夫死后身穿白衣又重举艳帜周旋于富商旧友之间，眼看着将要成为另外一个尹雪艳，她却跑到美国嫁人去了。韩宝宝替母亲为养父竞选造势做“剃光头”的仪式，也不过是为了换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所以在这些漂泊人生中，冷不丁出现本省女子郭宝珠与秀枝也不违和。台湾本省人秀枝，她被家人卖入妓女户赚钱养家又被家人歧视羞辱的经历与黄春明《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非常相似。白梅先是泣血控诉养父一家的寡情，后又生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实现自我救赎，可见黄春明对台湾社会转型期金钱至上人性沦丧的批判及乡土立场的乌托邦色彩。秀枝后半生却是实实在在嫁人生子还与娘家兄弟争产打官司住上了高楼。秀枝显然没有白梅自我身份重塑的觉悟，她既看不到经济发展背后道德的沦丧，也不明白西方人的经济与文化殖民，她的所作所为所想都局限于她的学识经验，没有太多道德负担只是尽力（卖身、卖力气或争家产）将自己的日子过好，普通小民的平凡一生而已。

　　蒋晓云对人生的观察视角，与张爱玲的“安稳观”相类，也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一脉相承。《蝶恋花》中的郭宝珠身为养女未受苛待婚前生女后夫善待的故事与沈从文笔下的萧萧何其相似。她们也都对自身的悲剧无所察觉，更不可能剖析悲剧所来何自，只是承担了命运并倔强地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⑨。

　　三、俗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演绎

　　沈从文要写健康的、自然的、美的人性，在文字中经营出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蒋晓云则把芸芸众生放回滚滚红尘，没有清灵毓秀的翠翠，只有形形色色的俗人。

　　蒋晓云惯把人物放回家庭，让传奇回归日常。细数蒋晓云小说中的各色人物，虽然多是平头老百姓，但不管是因为时代变幻还是个人选择，很多人的故事在今人看来都颇富传奇色彩。诸如沪上名流金八爷一家的七个女儿，王熙凤般持家算姻缘、为爱奔天涯、妹代姐死等等都是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蒋晓云的本领在于她总是能把这些在不同领域走了传奇路的人物放回家庭之中，从夫妻、亲子的视角观照人生变幻。蒋晓云早期的小说就以写男女婚恋心理闻名，关注底层人的《春山记》《幼吾幼》等篇，也是取了婚恋、亲子这样的家庭视角。赴美后创作的四篇小说，也没有加入前辈及同辈旅外作家的大营讨论海外华人失根、乡愁、文化冲突等诸多大命题，三篇仍是“终身大事”，一篇写遗老。复出之作《桃花井》这样一个关系两岸诸多大事件的台湾外省人回老家定居的故事，最后还是落在李谨洲与儿孙、后妻及其子媳、宗亲的关系处理上。“民国素人志”以女性为主角，更是在女性最有话语权的家庭领域大做文章。

　　蒋晓云善于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务中把握这些俗人的处世之道，刻画人心的复杂多变。蒋晓云初写小说就以不符合年纪的老辣剖析“无情世代”（朱西宁语）的男男女女在“姻缘路”上的汲汲营营，早期获奖的《掉伞天》《姻缘路》等都是此类题材。后来这些带着计算器谈感情的青年男女转战美国，意勤与方蓉的“终身大事”攻防战颇有点方鸿渐与孙柔嘉的意思；混迹于加州职场的巧璘也要应付父母的逼婚，那种“她的花还得出借公寓才有人送”的心情，如同苏青在《结婚十年》中叹“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

　　耳顺之年的蒋晓云再写人性，穿越时光的民国旧人比精刮的现代都市人情感更为丰富。李谨洲与留在大陆的儿孙亲族之间本是“无情世代”的升级版，处处都是算计，作家却能够从多个角度解读这种“算计”，慨叹小人物的处世之道与人性的复杂多变。李谨洲的摆阔好面子与这位家庭事业都是失败者的老人力图在老家重建“縣长”身份交织而生。金钱不仅会破坏人性的美好，就像慎思一家的贪财寡情，也能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一种途径。董婆这样一个无见识无主见只以活下去为目标的底层小人物，竟然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也是源自李谨洲带给她的富裕生活与社会地位，再加上真情。一个因钱而结合的婚姻，李谨洲虽然对董婆并无感情却秉承着做人的原则对谈妥的条件不打折扣，还大度原谅了董婆与子媳的偷盗行为。正是这样一点难得的温情滋养了董婆冷漠的心，让一直靠嫁人谋生的董婆生了名之为爱情的“非分之心”。

　　蒋晓云、张翎等长期居住海外的华人作家，大多不像时下作家在创作技巧上多有创新，走的是讲故事的老路子。若要补齐历史拼图，人生再现是不必可少的。蒋晓云的后期小说，“故事”都非常抢眼。也有无波无澜的平淡人生，秉持着素人视角的蒋晓云同样也能看见那些掩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涡旋。陆贞霓这样从大富之家嫁入巨富之家的好命人，自己都承认一生顺遂，不痛快的也只是些琐事，蒋晓云却把她自己想不明白的“抑郁症”写了明白。这位阔太太与活在幻想中的舜菲，都是没有自我的旧式女性。还不如四嫁的津晶，终在年老时有了破壳重生之感。亚发妻妾冲进来要捉奸时，陆贞霓再次端起的“淡漠神情”，预示她再次回到了贵妇人优雅无声的硬壳内。

　　蒋晓云笔下没有伟人，地下党金舜菁的报国之心都是夹杂着私心的，还有像琪曼这样貌美无脑的自私之人。这些体现了人性多面的俗人，人生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寂寂无声，齐力填充起历史的立体形象。

　　四、女性：由两岸及海外的历史场域

　　为对抗意识形态宏大话语，从女性视域解构充斥男性霸权的历史叙述，已经是现今历史小说常用的手法，平路的《行道天涯》即是以爱情解构革命，以女性私语解构男权叙事。蒋晓云也对女性群体更感兴趣，她的“民国素人志”系列便是以三十八位女性为主角，也是选取女性视角解读历史动荡后的价值重建。

　　与男性倾向于宏观、抽象的大价值理念不同，女性更贴近现实世俗世界，这其实也是“素人”的特质。从非政治的视角回观历史，是第二代外省作家的共性。朱天文编剧、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选材是台湾左翼人士钟浩东的故事，电影不仅用戏中戏的叙事视角淡化政治色彩，而且多将钟妻蒋碧玉置于镜头前，历史大变动则后退至背景，甚或隐于镜头之外。陈玉慧在《海神家族》中写皇民林正男时，也是突出了“飞机梦”在其个人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位置，而非“中国”或“日本”的民族意识；像林秩男、二马这样的各类政治犯，更是弃革命等大命题而重个人私欲。

　　蒋晓云也擅长写女性人物，“民国素人志”以女性为主角自不必说，《桃花井》中董婆与小红这样的女性配角也是异常鲜活生动。蒋晓云女性书写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她从女性擅长的人际交往入手网络各色人等，经营出以日常生活为底、由两岸至大西洋彼岸的历史场域。

　　一般小说谈及外省话题，多以台湾为底论及两岸，也有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等作品取德国为参照物；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向上追溯至西夏，以西夏的逃亡历史隐喻外省人的离散命运与身份危机。蒋晓云的《桃花井》并未超出这一场域范畴，主人公仍沿着“大陆——台湾——大陆”的路线演绎着外省命运，“民国素人志”系列则加入了新的因素。如同茅盾用一场葬礼网络了《子夜》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蒋晓云在开篇《百年好合》中以寿宴的方式呈现了她的外省图像：那些讲沪语、广东话、英语、葡文的有黄有白有棕更有肤色含糊的亲朋好友子孙后辈星散各地又聚首上海。当然，寿宴后复又散向各方。他们的漂泊命运来自于同一场历史变动，只是有没有落脚过台湾的差异，都是在地人的“外省人”。蒋晓云因着自身周游台湾、美国、大陆等多地的经历，将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故事又收集起来，组合出一幅纵横交错的“难民”图。如同眷村外的外省人，这些人也是历史拼图失落的部分。

　　蒋晓云最早也是从自伤身世开始写作，《桃花井》就是有感于自己的父亲及父亲友朋故事的被埋没，后来写金兰熹、陆贞霓等海外华人，也是有感于他们与父亲相似的身世。难得的是，蒋晓云下笔并没有囿于自我悲情，她能以较宽容的态度去品读不同地域的素人们。很少有作品如“民国素人志”系列这般将在时代动荡中漂泊的海外华人、台湾外省人、台湾本省人以及大陆人共同纳入一个整体，以历史为背景为他们一一画像。蒋晓云从父辈故事开始，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场域。立场不同在所难免，这种站在更远处的大视野，也为反思历史提供了好的借鉴。

　　① 朱天文：《我歌月徘徊》，朱天心《黄金盟誓之书》，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0页。

　　② 蒋晓云：《都是因为王伟忠》，蒋晓云《桃花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③ 《朱天心访谈录》，《常州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④ [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⑤ 致远新村与同方新村分别是苏伟贞眷村小说《有缘千里》（1984年）与《离开同方》（1990年）中的眷村名字。致遠新村中人虽然亦多悲苦但没有身份的危机，一直坚韧地在异乡展开新生活，族群之间交流渐多日益融洽。六年后，同方新村却已成疯子集散地，村中人个个性格怪异，行事荒诞。这已是有别于致远新村的另一种眷村形态，不是眷村的写实，而是眷村人生命困境的象征。族群矛盾显现后，眷村人内要调适因流散而生的无法落地生根的焦虑感，外要抗击不被本省人认同的恶意拒斥，困于身份重构的难解之局。

　　⑥ 《台湾“外省女作家”访谈录（一）——访谈袁琼琼》，《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⑦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⑧ “仰脸瞻望”引自朱天心《击壤歌》：“我爱他，就是这句话。因为他是个要叫我仰脸瞻望的巨人，就是这句话。”朱天心如此形容她对蒋介石的感情，随后又花了不少笔墨写她如何因为父亲讲的一件事而对这种崇敬的爱有了切身的感觉。1970年代的朱天心，还未受到民主思潮的冲击，所受教育使她及同年代的青年人对蒋介石有着神明式的崇拜，这种崇拜集合着外省人怀乡忧国的双重情感。

　　⑨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Multiple Individual Speeches in the Site of Greater

　　History： On the Fiction of Chiang Hsiao-yun

　　Si Fangwei

　　Abstract： Although Chiang Hsiao-yun returned to the world of letters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Mainlanders in Taiwan， her narrative posi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DependentsVillage Literature in that the division of the Mainlanders revealed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i-oppression discourse. Even though she retells the history from the similar point of view of an individual woman， Chiang Hsiao-yun is more concerned with ordinary people who focus on living， not on politics， depicting the complex human nature through daily details. She starts off with self-pity about her own life but is able to stand back or further back to observe the Chinese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places， her vision also abl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istorical reflections.

　　Keywords： Individuals， ordinary people， human natur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