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徐 的批评文章经常在港台文艺界激起较大的波澜。个中原因，排除徐 本人不事阿谀之道而屡屡与人不睦，则正是徐 敏锐深刻的直言能经常触到当时文艺界的痛楚。对徐 因过于“学术”而屡次三番地引起港台文艺界的“围攻”，也有诸多热爱徐 的读者与研究者为他鸣不平。徐 学识之驳杂在新文学作家中堪称翘楚，他在哲学、心理学领域浸淫多年，自有非常严谨与冷静的思辨气质，兼以多年的创作经验，所以他的文艺批评实践自然极有研究价值，理应引起学界之重视。
关键词：徐 ；香港；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087-06
一
徐訏的文艺批评与学术论著主要有《怀璧集》、《场边文学》、《街边文学》、《门边文学》《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十八年来之大陆文坛》等。
徐訏学识之驳杂在新文学作家中堪称翘楚，他在哲学、心理学领域浸淫多年，自有非常严谨与冷静的思辨气质，兼以多年的创作经验，所以他的文艺理论批评自然极有特色。关于徐訏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上的成就，很多学者都颇为赞赏，寒山碧在《从〈三边文学〉看徐訏和香港文坛》中说：
徐 以小说名，居港三十年，事业有起有跌，五六十年代，他虽然也写过不少小说，较出名的是《盲恋》和《江湖行》四卷，但他的小说对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却独树一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①
寒山碧所言非虚。香港文坛一向商业氛围浓厚，纯粹的文学批评很难引起较大的影响，其中几次轰动文坛的批评事件几乎都是徐訏挑起。比如“悼唐风波”，与水晶的笔战等，都有多人参加，为荒凉的港台文坛增一点热闹的气象。徐訏的文艺批评之所以能引起较大的影响，是他独立的批评姿态与中国的“人情批评”文化格格不入的矛盾造成的，他一向说老实话，说真正心里想说的诚恳的意见，却往往被误解为是个人、派系的成见。所以，他对因己而起、轰动一时的“文坛学案”（如悼唐风波）也会感到不被理解的委屈与愤慨，那并不是他真正向往的健康的学术论争氛围。对于中国一向不说真话的批评风气，徐訏感到非常的无奈，他在给於梨华的《梦回青河》作序时这样流露他内心的感慨：
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女作家都比较容易得别人称赞，如以前的文学研究会之对于冰心，现代评论与晨报副刊之对于凌淑华，三十年左派之对于丁玲，以及《文学杂志》上的一些自认的批评家之对于张爱玲，大都是言过其实，几近肉麻。这使以后批评女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如果我老老实实说七十分好，别人以为也是言过其实的惯例，打了一个折扣来听，这就把称赞变成了贬抑；如果加五十分变成一百二十分好，已备别人还价来听，则对于老实的读者又变成一种违背良心的侮辱。……中国自有新文艺运动以来，有人说最有收获的是散文，最无实绩的是戏剧，我常不以为然，我以为最无实绩的是文艺批评。一个小说家失败了，还是小说家，最多说他是次等的，文艺批评家一失败，则往往什么都不是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在文坛上摆出文艺批评家的姿态来呼啸几声的，十九都沦为打手与捧角家。……在这样没有文艺批评家的时代与社会中，我们能多有些老老实实的读者，说说“实实惠惠”的私见也许对于文艺气氛可以有点帮助吧。②
徐訏对“文艺批评”的失望与否定也许带有个人的情绪，不过与事实相差无几却也是实际情况，他甚至将改变批评现状的希望寄予在一般读者身上，而对所谓的“文艺批评家”毫无信心。徐訏自己在文艺批评上的独立、真诚的态度，是他一反“人情批评”、“帮口批评”“党派批评”之种种的一种真正批评理念的认真实践，这使他的文艺批评在中国的现状下有着非常的价值。出于此，廖文杰遂将徐訏的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上的成就列在他的小说与诗之上：
谈论徐 的，大多数总会想起他的小说，自己却有一个相反的意见，以为在他的著作中，思想论述作品的成就最特出，新诗次之，第三才是小说。③
廖文杰认为徐訏的文艺论著成就在其小说、诗之上，这看法确实与众不同。从廖文杰对徐訏其他作品的推崇程度来看，本人以为这也许是他为举高徐訏的文学史地位而故作的惊人语，如果这猜测不假，他的这份良苦用心确令人动容。他大概以为，在大家已基本认可徐訏的小說地位之时，他独排众议地将徐訏的文艺论著置于小说之上，就可能激起世人对徐訏论著的好奇，从而促进徐訏研究的全面展开。仅作为一个热爱徐訏作品的读者，这样处心积虑地为扩大徐訏的影响而做着细小的努力，我只能在心底对他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感动。不过，这也只是笔者开始的推测而已，细读徐訏的文艺论著之后，虽不能完全赞同廖文杰的一家断语，但以为他对徐訏文艺论著的推崇至少不是虚言。壁华也在《文艺与人生——徐訏文艺观初探》中谈及徐訏文学批评的影响：
他的文学批评在发表时亦颇享声誉。一九五八年二月撰写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小说里的对白》，被《自由中国》编者认为“是当前少数有份量的文艺批评之一”。他的论敌石堂也承认《对白》中关于刘姥姥初进荣国府那段对话的分析“很仔细，有不少新意见”，读了“很佩服”，还说“我们一向知道徐 先生对于小说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这一次看了他的大文，更足以证明这一点”。我除了同意上述评价外，还认为徐氏的文艺批评中谈及的理论的价值、并未因时光的流逝，有所减损，而是光辉依然。……徐 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理论都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是经得起验证的理论，因此弥足珍贵。学习他的文艺理论，当会给后来者以无穷的启迪。④
徐訏曾写过不少他对中国古代的诗、小说以及国外经典作品看法的评论，都有相当的独见，如上面引文中提及的徐訏著名长文《〈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白》，以及亦有相当篇幅的《禅境与诗境》等。这些文章既有严肃的学理价值，又都透射着强烈的体验，两种互相排斥的气质竟能被徐訏收成一束。这也就难怪廖文杰如此推重徐訏的文艺思想论著了。就连一贯不喜欢徐訏的“调调儿”⑤的夏志清，也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白》中的某些观点十分赞许，甚至少见地要引徐訏为知音：
徐 先生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白》，我只看到第一部（《自由中国》十八卷四期），觉的这是一篇值得爱好文艺者注意的文章。……徐先生极端驳斥传统的看法，强调《红楼梦》艺术上的完整性和伟大性，可以说是我的知音。⑥
古远清在《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为徐訏的文艺理论批评辟出一节的篇幅来评介：
1949年后的香港文坛，一直顯得荒凉。文学论坛，尤其显得寂寞。从大陆来到香港的老作家，因谋生不易，再加上发表园地有限，因而只好停笔先求温饱。能坚持写作并同时兼搞文艺评论的，可谓凤毛麟角。徐 便是其中之一。徐 的文艺思想较复杂。比起他50年代写的批评中共文艺政策、充满了政治偏见的文学短札来，他后来写的30年代文艺研究的文章更有学术价值。他还有共约33章的《18年来大陆文坛》，可惜只在报刊连载过一部分，未能写完和出版。⑦
古远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较为详尽地评介了徐訏收在“三边文学”中的文艺杂文，以及《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中有关新文学史研究的部分。他对徐訏的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之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但也带有些许潜在的成见，某些地方未免苛责。比如对“悼唐风波”这一在当时港台文坛影响较大的学案，古远清在尚未完全弄清“悼唐风波”始末的情况下，便以讥讽的调子用徐訏悼念唐君毅的句子来奚落徐訏，也似不该，实有失一著名学者的沉静与客观。
二
五六十年代，徐訏的文章经常在港台文艺界激起较大的波澜。个中原因，排除徐訏本人不事阿谀之道而屡屡与人不睦，则正是徐訏敏锐深刻的直言能经常触到当时文艺界的痛楚。对徐訏因过于“学术”而屡次三番地引起港台文艺界的“围攻”，也有诸多热爱徐訏的读者与研究者为他鸣不平。徐訏重“学术思想的交流与表达”而往往不顾虑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所以，即在一些悼文中也往往借题发挥，引出一些自己对某一问题、现象的看法。这种不同于逝者的独见却往往被认为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因而引起逝者友朋的不满。诸如“悼吉铮”、“悼曹聚仁”、“悼唐君毅”等都曾引发笔战。关于此，廖文杰曾著文评说：
王璞女士在《作家》六月号中发表了一篇谈论徐 写作艺术的文章，除了谈及徐 在六十年代跟水晶的笔战外，在注释中亦提及徐 向来不写应酬文字，而且常反中国传统的‘为死者讳之道，在悼念文章里也说一些不大中听的话，比如在悼曹聚仁的文章里，也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引得好多人不高兴。王璞真是徐 的知音……王璞又说徐 向来不写应酬文字，也真是一语中的。徐 除了写悼文都只是写出自己真正的感想感慨，没有虚伪矫饰，没有送花圈，也一向没有遵循中国传统的“为死者讳”之道外，连写别人的序文也是如此。关于此点徐 以前曾略有说明，他因为对逝者有真切的欣赏与敬重，所以才有“惜”，所以才去“悼”，否则不必浪费笔墨。可惜每当不同的意见及批评发表出来时，不免引起逝者亲友或学生的不快。⑧
在徐訏自己看来，他在悼文中的异见正是出自对逝者的尊重，他的“惜”逝者之不足则正是他一贯追求完美的性情的溢露，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又有几人对他有这样深刻的了解，结局当然是一概只被误解而已。
其中徐訏在唐君毅逝世后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忆唐君毅先生与他的文化运动》。徐訏在这篇文章中以诚恳的态度探讨了唐君毅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但却引起唐君毅故交们的反感与过激的回应，甚而谩骂攻击徐訏的人品与学问。如黎华标、傅佩荣等纷纷著文。
廖文杰在《在门外的一点感想——读徐訏先生〈忆唐〉文的另一看法》中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此事件的始末。并对徐訏从不附庸他人，廉价地夸赞，在文艺的潮流中总有深刻的洞见，总是老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而不以人的关系之亲疏远近而变化的批评精神有很高的赞赏：
我初读徐先生的文字，虽然是从他的小说作品开始，再读了这本论文集（指徐 的论著《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颇为震惊于作者的才华，我觉得徐先生是在文艺理论与思想上下了很多苦功的人，他有自己的见解、理论，绝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政治文棍不能吓倒他，空头批评家不能围攻他，学院派不能击败他，派系主义不能团结他。看过他的文艺理论后，我激动过，我感慨过，我比徐先生年轻，对人生的感受，对当前文艺问题的看法不如徐先生深刻，但是我明白，我理解徐先生看潮的苦心，读徐先生文艺作品的人多，谈徐先生文艺理论的文章则不多见，其实除了《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外，他的《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他的《怀璧集》，他的《三边文学》，都是对文艺理论极有建树的力作。⑨
徐訏的文艺批评范围遍及作家与作品以及著名学者。他的深刻洞见，本源于他学识的渊博，也与他哲学科班出身有关，并与他全方位的创作实践中丰富的经验密不可分。对于唐君毅的思想，徐訏作为哲学研究有多年积累的思想者，必然有他自己的洞见，他坦白地说出的见解却引起轩然大波，足见真正的批评风气在中国建立之难。但徐訏独立特行的批评姿态正为中国文学批评所缺失，也更显示着徐訏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的价值。他在《徐訏全集》后记中这样感慨：
文艺批评之所以不能建立，大概与中国社会的亲疏之分很有关系。我常见公共汽车或电车上，熟人相逢，互相抢购买车票，客气异常；而对不相识的人则往往怒目切齿，争挤不让；这或者正是我们对相识的人的必须捧场与对陌生人爱装腔作势的那种批评态度的同一来源，其他如政治挂帅，帮口堡垒，打手嘴脸，巫师衣冠……等，自然更是建立真正的文艺批评的阻碍了。⑩
徐訏的文学理论著作有很多牵涉到政治观念，这自然说明徐訏虽在创作时极力拉开与政治的距离，但他并不是真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只是在文艺观上强调艺术的独立地位而已。慕容羽军认为，徐訏挖空心思来远离政治是一个假象，他骨子里有很强的政治理解力，观念也很牢固。这真是看到了徐訏隐藏很深的一面。不过，慕容羽军又认为徐訏这样做是为了维系一种“沙龙式”文人的明星作家形象，却是有娱乐成分了。
50年代的后期，香港的出版物由杂志到报纸，都笼罩在“远离中国大陆的政治观念”下，徐訏的创作发表的园地在大形势下不得不有所转变……他所写的文学理论《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及《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所牵涉到政治观念的地方很多，却能启发更广泛的深思。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作品如《十八年来之大陆文坛》、《中国的悲剧》、《台湾之路》、《毛、刘文艺思想与政策问题》、《诗人的道德责任立场》，分明用了东方既白、村雨大郎、秦叔存等不同笔名，后来在结集成书全用徐訏这笔名，这一切表现，充分说明了他并非一般人所指的“鸵鸟”，他之所以使用不同笔名，早期是基于“安全”而隐藏，后期则是要对喜欢他的文艺作品的读者保留一份“与政治无关”的创作人姿态来维系他一种“沙龙式”文人的美丽形象，更实在一点说，这正是他渴求保留于内心的一种“明星风采”。{11}
慕容羽军虽“自诩”是徐訏乐意与之“进入交换心得的阶段”的朋友，不过他回忆徐訏的几处细节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并不足信。如他说徐訏有时故意流露才能，一次曾对他说：
你有没有发觉我写异国情调，和许多写作人硬挤出来的景况大不相同？我的回答是：我领会你写的异国情调很深入……徐 满足地睨着我，半晌，说：你算是了解我作品的少数者之一，老实说，当今我以为没有谁能写出“异国情调”的本领。{12}
上面这引文里的徐訏形象自然有趣，加上没有引出的后面慕容羽军化名戏弄徐訏的情节，简直有借丑化徐訏来抬高自己的嫌疑。所以，对他认为徐訏用笔名写有政治倾向的文学理论文章是为了维系“明星风采”这样的看法，只能看作是一种不严肃的趣谈。不过，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徐訏对政治态度是复杂的，他在晚年对政治的突然切近，应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此外，徐訏对文艺思潮一向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看法，他以一个精神独立的自由主义作家的身份来看待新文学发轫以来的历次文化与艺术的运动，所以，他的文学史观与学术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
徐訏在港期间，写过大量的批评文章，对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有非常独到的眼光。他以对艺术的真诚之心，从不讳言他人作品缺点的客观态度，而得罪了不少同行，但也曾如他一贯的做人风格，他有谦逊的守执，坚持着一个文学批评者的真诚。所以，他的批评也得到很多爱文学胜过名誉的作者的爱戴。比如年轻一辈的严歌苓、吉铮、聂华苓等等，他们之间有非常真诚的往来。徐訏作为杰出的小说家，他对一些新人的小说作品总能提出非常有见地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样的批评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进步才是意义重大的。文坛之中向来缺少这样以扶持为目的，而不是“捧杀与棒杀”的真正的文学批评。
徐訏晚年曾计划要在退休之后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相信这一设想他一定思谋已久，绝非一时的偶然想法，这可从其写给林海音的信中得到证实：
我很想写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即从“五四”写起，也即是新文学史，一直写到目前，包括现今的大陆与台湾。中国文学史，过去的真没有好的，大家抄来抄去，没有史的见解，也没有文学的见地。我想全写，一则觉得工程太大，第二觉得像现在这样不安定生活中，无法从事这份工作，因此想退而写“现代”的。这“现代”的，从“五四”到抗战还易，抗战八年，则必须有敌伪区的文艺一章；反共时代，又是需要“话分两段”，所以很不容易做，但觉得是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现在不做，将来更难。不過这一说也还是需要有安定而不愁生活的时候，结果恐怕也只是想想而已。{13}
“只是想想”之说，应是徐訏的无心自嘲之言，但竟不幸言中，徐訏退休之后不足半年即病倒而住进医院，随后不久便凄然离世。假若徐訏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相信以他的学识、眼光以及亲身经历现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切身感受，必定能写出一部有别于现存所有文学史著的别开生面之作，至少其成就不会低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这可从其50年代以后陆续写成的一批具有文学史回叙与反思性质的文章与论著中可以看出。如1991年台北出版的辑录徐訏晚年论文系列的《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一书，内中收录诸篇均有重新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新见——如《关于新旧之争的检讨》、《启蒙时期的所谓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短期的思想自由环境中》、《革命文学的论战》、《左翼作家联盟及其性质》、《关于反左联的文学理论的几种说法》、《文艺的大众化的问题》、《左联分裂的过程与原因》、《服务于抗战的文艺》、《左联传统的作家与边区的干部作家》、《外来文风与本位文学》这十一篇总题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课题》的系列长文，其是以专题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了具有连续性的系统思索，其间卓绝之见俯首可拾，显示着一个严肃、清醒、富有怀疑精神的大作家的判断力。此外，1954年出版的《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与1957年出版的《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两部著作，都是极有建树的反思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理论著作，对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写作都极具参考价值。而其未结集出版的《十八年来之大陆文坛》一书，则是徐訏对大陆50年代后各种文学现象与问题的集中思考。根据廖文杰整理的资料，该书共约三十三章，前九章为徐訏执笔，以后由丁友光续写，但最终是否有出版为不详。该书内容，很多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话题，显示着徐訏特殊的文艺与政治眼光。此外还有散落于港台报刊上的一些未结集的专题文章，也都极具理论价值，如《中国的悲剧》、《台湾之出路》、《关于毛、刘文艺思想与政策问题》等。
① 寒山碧：《从〈三边文学〉看徐訏和香港文坛》，寒山碧编著《徐訏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② 徐訏：《谈小说的一些偏见——於梨华〈梦回青河〉序》，《徐訏文集》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7页。
③ 廖文杰：《寄徐訏先生在天之灵》，《在台北重庆南路正中书局寻觅徐訏全集——忆念徐訏先生诗·文集》，2003年10月廖文杰自印，第49页。
④ 壁华：《文艺与人生——徐訏文艺观初探》，寒山碧编著《徐訏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页。
⑤ 夏志清曾在《夏志清来函谈徐訏》（载《纯文学》1998年10月31日第6期）中表示：“我因早在上海即读了他的《鬼恋》、《吉布赛的诱惑》，不喜欢这种调调儿，故不考虑把他放进《中国现代小说史》内。”
⑥ 夏志清：《文学·思想·智慧》，《文学杂志》1958年3月20日第4卷1期。
⑦ 参见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19页。
⑧ 廖文杰：《“为死者讳”与“不为死者讳”——试谈徐訏生前几篇悼文及其他》，廖文杰自印《在台北重庆南路正中书局寻觅徐訏全集——忆念徐訏先生诗·文集》，第182、183页。（本文曾刊于《信报·文化版》2008年8月3日。）
⑨ 廖文杰：《在“門外”的一点感想——读徐訏先生〈忆唐〉文的另一看法》，廖文杰自印《在台北重庆南路正中书局寻觅徐訏全集——忆念徐訏先生诗·文集》，第41-42页。（本文曾刊于《明报月刊》1978年9月与《观察家》月刊1978年9月。）
⑩ 徐訏：《〈徐訏全集〉后记》，《徐訏全集》第1卷，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601页。
{11}{12} 慕容羽军：《徐訏——作家中的明星》，寒山碧编著《徐訏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第20页。
{13} 转引自吴义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3-30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Xu Xu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1956s and 1960s
Yan Haitian
Abstrac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Xu Xus critical articles often created waves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mainly because his sharp and profound remarks， directly made， hit the sore spots of the literary world， if no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his not currying favours and having constant enmities with people. Many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felt for him despite the repeated attempts to besiege him by the literary world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a result of his being too ‘scholarly. Top of the range amongst writers of new literature， with his possession of miscellaneous knowledge， Xu had been versed i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for years， having cultivated a speculative quality of calm rigor and this， coupled with his many years of creative writing， made his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 something worth studying to which much attention ought to be paid by the world of scholars.
Keywords： Xu Xu， Hong Kong，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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