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施叔青长篇巨制“香港三部曲”，以妓女黄得云施展身体和商业头脑改变命运为主线，书写香港百年沧桑历史，借喻欲望关系中身份纠缠情景，象征香港百年殖民与被殖民的复杂捏塑，书写性政治/殖民政治的复杂话语，体现后现代女性主义文本的包容与开放特征。
关键词：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后现代女性主义；性政治/殖民政治
中圖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057-04
一
香港曾是百年中国痛楚的开篇，如何书写它的百年演变，考验着每一位雄心的作家。香港学者也斯（梁秉钧）指出书写香港的难度在于：他们都争着要说香港的故事，同时都异口同声地宣布：香港本来是没有故事的。香港是一块空地，变成各种意识型态的角力场所；是一个空盒子，等待他们的填充；是一个漂浮的能指（signifier），他们觉得自己才掌握了唯一的解读权，能把它固定下来。②
大陆学者赵稀方则认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形成了一套关于香港的历史叙事，而作为“祖国”中国对于香港又有一套自己的叙述，这两套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加诸于同一对象身上，“想象的共同体”的特征立即毕露无疑。③
1999年完成了大河式长篇小说《香港三部曲》的施叔青感言：香港是一座幻影似的港口城市。它没有固定的形貌，没有样式，任由岛上的住民捏塑改造，一直在变形。④
如果说学者梁秉钧看到了香港书写的多方权力较量，他也看到了权力较量之下文本胜利的难度。赵稀方则参考王德威《小说中国》的方法，提出各路作家自己发挥香港想象，创立各不相同香港的可能。他分析了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于中英历史叙事借用中，通过差异反省提供有深度的独特的香港想象。⑤不过，作家施叔青自己的感言饶有意味，她似乎回避了两位学者担忧的权力叙事的干扰，她的担忧放在“岛上的住民捏塑改造，一直在变形”，她从写作对象本身的变幻，而不是外部叙事权力影响，思考香港书写如何抵达香港存在真相。也许，这正是我们进入《香港三部曲》的通道。它对于理解今天的香港亦颇有启发。
《香港三部曲》起笔于1989年底，写作途中香港回归，在最后的《寂寞云园》中，作家将黄家第四代传人黄蝶娘安排为一位“生平无大志，以玩乐为正职”的大胆、放浪的女性形象，这种放纵想象、任由捏塑而不为然的自由，与其定位为后现代立场，不如定位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如李银河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⑥是贝尔·胡克斯所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女性主义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⑦让人们看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解构什么，而是极大包容多元，并在包容之中，创造多声部的发言，从而使生存有可能呈现其本相的复杂丰盛多样貌。正是在这样的复杂丰盛多样貌中，女性主体发出的声音才是强有力。
这可以解释，在《香港三部曲》中，香港故事的起源，并没有地道土生的香港人，女主人公黄得云是被人劫掠自东莞的少女，她来到香港成了无根妓女，男主人公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他并非心甘情愿来香港，而是作为英国底层不得志青年来工作。年青的他们因为恐怖的鼠疫而相遇，开始了传奇的人生。然而，这不是两个人的倾城之恋，也不是奇异的爱情传奇，却是传奇一般的性政治/殖民政治交手，超乎寻常的肉体战争和商业战争，神奇相遇，奇异结果。作家安排的殖民者亚当·史密斯，出场就是一个后现代符号，他没有真正殖民愿意，更没有书写被殖民者黄得云的志向。一个为自己的身份焦虑的年轻人，一个担心随时失去自殖民者身份的人，陷入黄得云的肉体控制而惊恐万分的人，他逃出相遇的传奇，摆脱危险的控制。作为被抛弃者的黄得云，从妓女变成情人，她是使用了对于亚当·史密斯的性政治手段的。这使她怀上混血孩子，变成了母亲。当然，一切手腕都无法驾驭一个自我身份未定的人，她也没能搞定情人亚当·史密斯，只能另谋人生。殖民者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但命运的改变也是她主动而为。同时，更有许多偶然因素参与其中。无论是黄得云还是亚当·史密斯，作为两个早期香港的外来年轻人，非确定性是他们的身份特征，后现代想象切入历史流程，抵达的是经由他们所敞开的丰富的性政治/殖民政治场景，这可说是女作家反思历史，书写香港故事的独特所在。
二
选择妓女黄得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将香港喻为妓女，并非仅喻意香港被殖民者任人践踏，也意指妓女/香港对于践踏者的反转利用，黄得云正是通过利用殖民者而改变了身为妓女的身份，最终变成香港上流社会显贵。黄得云形象演变成香港形象的过程，就是香港由荒岛变成繁华东方明珠的过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此城中相遇，如同情欲纠缠，胜负难分，复杂的性政治意味充满了文本，读之仿佛进入香港历史语境，这恰是《香港三部曲》迷人的魅力。
关于妓院经济学的性政治：
南唐馆接待的对象以西人为主，总得拿点中国情调给人看看。这里妓女青一色旗装打扮，捏着绣花手绢，脚下高跟旗鞋摇摇摆摆，俨然满清公主现身。纤手微微朝上一扬，掀起百鸟朝凤的苏绣门帘，金漆屏风后，藏了个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墙上挂着临摹的山水古画，屋角立着景德镇的粉彩花瓶，沙发丝绒躺椅之间，青花鼓凳、硬木桌交错，古玩摆件堆得满坑满谷，当中少不了鸦片烟榻。⑧
不同于一般书写，这一妓院场景的描写，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妓院经济与殖民者共谋的关系，即妓院为了生存发展，对于殖民消费者的自觉迎合，在这种迎合之中，妓院把国家形象、公主形象，主动设置为让殖民者满足征服想象的符号。换而言之，妓院为了赚钱，并不只出卖肉身和性，无宁说，出卖肉身和性是不够消费级别的，更高的精神消费是满足殖民者的征服欲望。吸引殖民者前往妓院，在消费肉身和性的同时，必须让他们享受精神征服的愉悦快感，达到更高消费体验。由妓院与殖民者双方共谋的色情生意，制造和维持了香港“西塘风月”的繁华。妓院经济尚且如此，其他各行业经济的发展，又如何离开与殖民者的共谋？性政治角度展示香港殖民地经济特征，看似关系暧昧，却是彼此利益需要。endprint
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施叔青进行了更深刻的性政治刻画：
史密斯脚一伸，重重踢了匍匐在他脚下的女人一脚，立即想离开这娼妓的屋子。他在凌乱的被褥找寻自己的衣裤，他的赤裸的腰从后面被狠狠抱住，出奇有力的把坐着的他按倒回床上，躺回他原来的位置。那个被他踢过的女人，双眼发光，反过来骑在他身上。史密斯感到被侵犯了，试着挣脱，女人却插入他血肉里，和他连在一起，变成他的一部分。她撩拨他，施展所擅长的韵术蛊惑他，使他感到有如千万只蚂蚁的腿在血管里抓爬，史密斯禁不住撩拨，不只一次兴奋起来。在放荡的恶行过后，他躺在那里，比以前更感到孤独。他意识到身体的某一部分已经不属于自己，他控制不了它。他出卖自己的感官，做不了自己完全的主人。⑨
这场黄得云和史密斯在妓院屋子里进行的性战争，可说比硝烟战火更让人触目惊心。始而史密斯重重一脚踢向匍匐在他脚下的女人，当他这样做，当然是充满了不屑和歧视。继而，接续发生的反抗和进攻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致命的是，双眼发光的黄得云并没有其他武器，她唯有性的武器，“千万只蚂蚁的腿在血管里抓爬”，肉体的进攻如此嚣张，足以将他拖入万劫不复的放荡恶行，使他通过自我惩罚陷入虚无之中。他被她劫持而消耗的不仅是体力，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事实上，在此刻，在这场战役中，他不是主人，他不是赢家，他的殖民主体性和优越性沦丧殆尽。这正是他最终会逃离黄得云的内在理由，他知道他无法战胜她，他只能被她所利用。与黄得云的性战也深刻改变了史密斯对东方中国的认识，使他在香港统治中——虽然他只是一名皇家警察——深感白人在东方的虚幻，他无力像其他无知狂妄的殖民者那样残酷对待被殖民者。虽然他并非上层统治者，皇家警察却是上层统治的方式方法。他内心的虚弱瓦解了统治本义。
通常解读他们关系的结束，认为史密斯抛弃黄得云，这其实是受制父权逻辑的想象，把黄得云视为弱者。如果正视性战场上发生的真实，史密斯和黄得云之间起码是胜负难分。事实上，施叔青文本中的黄得云自始至终是命运的强者。她十三岁不幸被劫掠到香港，从未屈从命运，做了几年妓女之后，她已是一个人精，精通嫖客身份阶层及内心世界，具备了驾驭他们的能力。这也是为何鼠疫惊恐中的史密斯一头撞入，就被她充分利用，她等待已久，她把住机会，她把香港的灾难演变成改变自己命运的出击：
史密斯惊悚颤抖，惊魂未定地回到人间，抹过油的外套被阳光晒干了，龟列了，随着抖动，发出细微的落叶似的■■声，他掳住了一个躯体——有体温、柔软的女人的躯体。他感到安全。
“让我抱抱，让我抱抱”
得云抚弄他鹿一样无助竖起的招风耳，又是一个背井离乡，来向她索求片刻慰藉的孩子。她阅历无数的眼睛闪过一丝幸灾乐祸、冷冷的光，嘴角轻佻的嚅动。她扶起怀中的头，紫缎大袖滑溜下来，露出她赤裸的肩膀。史密斯扬起半个脸，正好对住她艳红的、娼妓的肚兜，血光一样刺眼。他怔惊了，被亵渎似的摔开女人抚弄他的手，站起来返身便走，得云来不及看清他的脸。⑩
黄得云和史密斯的初次相遇，在人生经验上，可说完全不对等。黄得云的阅人无数和史密斯的单纯惊恐，使得鼠疫灾难之中的恋情，实际上不可能由史密斯驾驭。尽管他似乎是在征服她，实际却被她所利用，她要的正是他的征服，使她从此摆脱妓院，成为他的情人。他一直害怕怀上孩子，她却偏偏怀上了。混血的儿子将继续改变她的命运。身处弱势地位的黄得云并非弱者，身处强势地位的史密斯也并非强者，文本颠覆了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也颠覆了男强女弱的想象。
施叔青所书写的殖民地文化，既解构了宗主国历史叙事，也不同于祖国历史叙事。从作家独创想象而言，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身份讲述，是解构与重构之间的自由叙事，在这种自由叙事的奔放中，女人即使身为妓女，改变命运的能动性也超出想象，对身体本能资源的开发，不仅暗含一种女性优越感，也表达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商业自由。
三
对性政治和殖民政治的隐喻表达：
黄家的第二代，是混血儿黄理查德，他的一半白种人血统，使他们母子区别于一般被殖民黄种人。被白种人所爱成为一种资本。这一资本又一次被黄得云所用。她再次投身被英国上司派遣来的屈亚炳。在与屈亚炳的情欲关系中，她完全处于上位，文本对黄得云旺盛的欲望和生命力进行渲染，也暗示她将不断寻机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当屈亚炳离开她另娶，她即应征当铺工作，很快撑控了当铺，获得扩张财富。十年之后，她已经买下一块地，成为了香港真正的有地之主。她和她的混血儿子，进一步向房产发展。有地又有房，跨界白人和黄种人，黄家第二代成为了香港新富商贾。
又十年，黄家已是显赫富裕门户。贵族出身的银行大亨英国人西恩·修洛造访黄家，被风韵犹存的黄得云所吸引，黄得云再次施展魅力，与西恩·修洛忘年恋。但这位教养良好的银行大亨西恩却在黄得云面前缺乏性能力。他的身心完全受黄得云支配。几年之间，黄得云母子俩得到西恩·修洛从中担保，大举向汇丰银行贷款，利用工人罢工和社会动荡，以低价购得跑马地数栋空楼，开始建立黄家基业。第三代黄威廉也幸运降生，迎接他的礼物是成为香港上流社会大法官。
在1939-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沦陷时期，黄家的云园被日本人所占，改成和式招待所。西恩被关，黄得云前往探望。虽然没有倾城之恋，但此时黄得云却体验到了平等爱情的滋味。她用一生性战，至此获得和平幸福。小说对现代父权战争导致身份重构，女性获得平等身份，有巧妙表达。当黄得云面对囚禁中的西恩，性別与殖民地身份都发生了重构，究竟谁是主人？究竟是谁的殖民地？关于殖民身份记忆，在小说第三部中有专门探讨，所谓为何香港人对日本仅三年的殖民反不堪回忆，而对英国长达百年的殖民却充满留恋。这是一个微妙的殖民好坏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人类身份的吊诡的问题。黄得云与几位白人男性的交手，欲望关系中包含着性、利益、命运，征服与反转征服，未有胜负，却一路高歌，后现代想象赋予黄得云形象云一般舒展放纵的自由。又或者可以说，自由是一种复杂关系的拥有与包容。相比而言，战争则是简单粗暴的暴力关系，没有回旋余地。endprint
在第二部《遍山洋紫荆》中，黄家的第三代黄威廉已是地位高贵的大法官，所以顺利娶了英国女子伊丽莎白。洋紫荆作为香港的象征，它也是一种杂交的植物，生命力特别旺盛。小说再次写到了女人与男人做爱女上位的场景，伊丽莎白上位于黄威廉，类似黄得云与几位男人的性爱关系。文本再度流露出女性优越感，或者是有意进行性政治宣扬。同时亦有着“女王之城”的象征。他们的后代也是女孩。成为第三部《寂寞云园》的主角。《香港三部曲》体现了作家自由叙事的野心，它不要长恨，它要永远的传奇。就像它的英文版标题所显示，它要建构一座母亲谱系的城市。英文书名City of the Queen，女王之城，副标题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Kong，殖民地香港的故事。{11}既借用英国早期殖民者狂妄想象之名“女王之城”，又象征女性在殖民地香港生根开花结果，俨然如女王。
1997年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之际，伊丽莎白回到英国，永远离开她的丈夫黄威廉。云园也被拆除。不过，第四代黄蝶娘已经成人，有她自己的人生观，她成长于繁华幸福之家，志向是以玩乐为正职。小说借她的眼光重新审视殖民历史，使香港传奇成为反思和解构各种等级价值的符号游戏，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女性主义风格。
四
面对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建构的“女王之城”，仍有学者提出，施叔青这样的情节安排，反而没有摆脱父权制约，父权的异性恋霸权，内化为妓女黄得云改变命运的动力，她渴望像殖民统治者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当她努力奋斗进入了父权机制，演变成新的显贵阶层，她和她的家族复制了父权的阶级等级。{12}这一看似成立的观点，体现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女性讲述个人历史，应该回避父权宏大历史，尤其不可以最终与父权宏大历史合流。然而，這一逻辑表面上极端女性主义，实则是违背女性主义旨归。女性主义并非要与男性历史经验分离，当然它也不能归顺。这就需要回到文本的结构，考察文本对于父权宏大历史的修改力度。在小说的第三部《寂寞云园》中，叙事者是二位女性，一位是黄得云的曾孙女儿黄蝶娘，一位是作者“我”（施叔青）。她们交织的讲述，其实是一种空间策略，把家族历史和香港历史，拉成不同角度的观察审视和反思，将女性主义政治直接端上台面。黄得云家族的确成为了香港社会主流人物，但在黄蝶娘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并没什么了不起，她并不认为维护某种特权和统治是家族的必然。这样，文本通过黄蝶娘，实际上解构了黄得云家族复制父权统治的事实。
此外，我们可以发现施叔青用来标志情节转折或故事叙述骨干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塑造了“负面的”城市空间意象，整个《香港三部曲》叙述的父权百年历史中，充满了疾病、天灾和战乱。有学者总结为“悲情城市”，认为施叔青建构的女性“欲望城市”是建立于“悲情城市”对比。{13}
但这正是施叔青对女性历史叙事权自由的操作，在父权空隙或者转型或者薄弱的环节，讲述女性家族的崛起，一方面源于对命运的主动搏击，另一方面洞察主体浮出的时代机遇，她们每一次准确把握时机是连续努力获得的商业幸运，香港从荒岛演变成繁华国际都市，女性家族史和香港发展史二位一体，这是女性所讲述的香港百年现代故事。这是一个后现代女性主义文本。
①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写作时间长达八年，在台湾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分不同时间单本推出：《她名叫蝴蝶》1993年出版，《遍山洋紫荆》1995年出版，《寂寞云园》1997年出版。广州花城出版社于1999年将三本同时出版。
② 也斯：《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⑤ 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第171-177页。
④ 施叔青：《寂寞云园》，台北：洪范书店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5页。
⑥⑦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第63页。
⑧⑨⑩施叔青：《她名叫蝴蝶》序曲2，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第86-87页；第37-38页。
{11} SHIS SHU-CHING， City of the Queen：ANovel of Colonial HongKo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Sylvia Li-chun Lin and Howard Goldblat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2005）
{12} 谢世宗：《性别图像与阶级政治：否想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台北：《中国现代文学》2011年第19期。
{13} 黄冠翔：《打造香港城市空间——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悲情及欲望》，台北：《新地文学》2013秋季号，第112-12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Postmodernist and Feminist Text： On Shih
Shu-Chings Hong Kong Trilogy
[Macau] Huang Lin
Abstract： Hong Kong Trilogy， by Shih Shu-Ching， is a huge tome about a hundred-year history of Hong Kong， telling the story of Huang Deyun， a prostitute who sells sex and runs business to change her fate， as a metaphor for the entanglements of 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desires， a symbol of complex shaping in the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over a hundred years and a complicated discourse of writing the sex politics/colonial politics， reflecting the embracive opennes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t text.
Keywords： Shih Shu-Ching， Hong Kong Trilogy， postmodern feminism， sex politics/colonial politicsendprint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