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泽民2016年的作品《纸鱼缸》是一部颇具“欧洲色彩”的既具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高度的创新作品。这不仅体现在他涉足欧洲“二战”时期的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沉重历史和冷战中的匈牙利历史，还体现在他对生存的孤独、人性的救赎和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渗透在他颇具匈牙利色彩的意象设置、结构安排和语言质感的艺术呈现之中，拷问历史、拷问人性、拷问人类未来的命运。
关键词：余泽民；《纸鱼缸》；匈牙利历史；孤独和救赎；艺术呈现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103-07
在这样一个私欲泛滥、物质生存欺凌精神存在的功利主义时代，有这样一位不媚俗于大众消费的、执着于人性思考和历史反思的精神旅者，他有著临床医学加艺术心理学等特殊的教育背景，既非镀金、也非淘金的异国流浪的人生经历，骨子里的浪漫、忧郁、激情、敏感、执着、真诚加上一些反叛的不羁和追求自由的勇气，这就是旅匈华人作家——余泽民。
余泽民，旅匈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讲课教授。1964年12月29日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移民匈牙利，现定居布达佩斯。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文化散文《碎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醉行》、《咖啡馆里看欧洲》和艺术家传记《一鸣西藏》等。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入选2005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入选2007年“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而2016年的《纸鱼缸》一出版就获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获得了该年的“中山文学奖”。他的作品不能算多，但是部部是精品，还有多篇小说发表在《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大家》、《小说界》、《文学界》等文学刊物。与绝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余泽民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个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大多是思想深度和叙事技巧皆出色的匈牙利著名作家的作品，比如2002年诺奖得主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命运无常》，诺奖提名作家艾斯特哈兹的《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和《和谐的天堂》，2005年国际布克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撒旦探戈》，马洛伊的《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马利亚什的《垃圾日》，巴尔提斯《宁静海》，道洛什《1985》，纳道什三部曲《平行故事》，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苏契《太阳上》等。其中《平行故事》获台湾2016年翻译类的“开卷读书奖”。简单回顾他的人生经历，真正从事文学翻译与创作的时间只有十六年，著作和译著加在一起不能算少，重要的是件件都是份量很重的艺术品，我们不禁会感到讶异，这个21世纪初冒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如此之旺，爆发力如此之强，质量如此之高，实属罕见。殊不知这里面饱含着余泽民多少的酸甜苦辣和辛勤的付出？！读完余泽民十多年前写的创作谈《我是我的作品》①，不由感慨万分：上帝确实会眷顾苦难中执着于内心修行的勤奋者。著名作家、评论家、前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曾这样描述余泽民的小说，它“是自己营造给自己看的心灵造影，毫无世俗功利之心。当我读过他的那些小说初稿之后，很是惊讶于他能守住这份静气，能耐住这份寂寞。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说比之当下中国很多声名响亮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毫不逊色，甚至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②。
2016年出版的《纸鱼缸》可以说是一部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是余泽民执着于探索小说深度和艺术高度的创新之作，也是一部颇具“欧洲色彩”的创新作品，值得我们阅读和深思。
一、匈牙利历史的题材选择
一位华人作家涉足二十世纪欧洲的沉重历史（二战的奥斯维辛大屠杀和冷战中的匈牙利）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创举，而且还印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不能不说是这本小说的第一个创新之处，具有真正的跨国族、跨种族和跨文化特征。
如果说余泽民开始时期的创作《匈牙利舞曲》（2005年作家出版社）大半还是异地谋生的中国人，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物质和情感生活，那么《狭窄的天光》（200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则有意识地将出国淘金的主人公林斌放置到相对封闭的匈牙利人环境中观察，已然有别于绝大多数的华语作家，而到了新作《纸鱼缸》（2016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干脆不把移民故事作为写作的核心。小说虽有中国人的故事元素，但却几乎没有中国的味道，中国人欧阳霁青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见证者，真正站在舞台中央的是匈牙利青年佐兰。《纸鱼缸》这本书，是作者余泽民第一次有意识地植入匈牙利历史，努力用个体记忆抵抗集体失忆的故事。虽说是第一次，但可以说余泽民是最有资格描写匈牙利历史的华人作家，因为从他踏入匈牙利的第一天起，就掉到了当地人中间，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至今在那里已经生活了整整26年，同时他又熟悉中国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文化视角进行观察和比较，他说：“我不怵写外国人，因为我很熟悉他们，写他们并不隔着……我很清楚我写作的主题是我‘专属的，不会去写淘金者的发迹史。”③
《纸鱼缸》写的是两个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段沉重的历史。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作者通过两个不同国家的青年佐兰和司徒霁青的微妙的亲密友情与各自复杂的个体的爱情故事，牵扯出二战期间匈牙利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历史、冷战时期秘密警察当道时告密者盛行的特殊历史，同时折射出中国文革十年不忍直视的那段真实的历史。两个国家的历史犹如镜像一般互相映照，令人深思。《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陈晓萍为这部书撰写了第一篇书评，她说，那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他人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来路”④。小说中作为告密者的佐兰的父母莱哈尔·卡洛伊和尤安娜，同样也是被窥视和告密的对象，而作为被害者的老音乐家柯斯提契，同时也是纳粹集中营中杀害无辜者的帮凶。他们的罪过让我们不由地想起文革前和文革中那些或者为了明哲保身、或是被历史无情裹挟的、身不由已的告密者，他们都是在历史的幽暗隧道中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里写的那样，他们有同样无可救赎的罪和同样难以辩白的无辜。在《纸鱼缸》里，那段痛苦的历史又纠缠着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和茨冈人（吉普赛人）之间不共戴天的民族与种族的敌对史，以及莱哈尔家族和柯斯提契家族之间的矛盾，于是小说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余泽民说在这本书中他最想表达的是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残酷历史在脆弱个体身上留下的特殊记忆。小说中不时会出现生理上的尿急反应，这不仅是余泽民作为医学院毕业生的一种下意识的文学描写行为，同时也是作家描写特殊历史刻意营造的创新性细节。他说：“我想以我的方式写历史，回忆历史，对个体而言，历史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记忆，在肌纤维间、关节腔里、括约肌内，它是真正的历史，经常是与历史书上写的无关。”⑤佐兰的父亲卡洛伊和母亲尤安娜都是那个秘密警察时期的告密者，虽然都是被动无辜的，但屈辱羞耻如影随形。尤安娜知道自己告密者身份被揭开，无言面对家人逃离清凉镇，而卡洛伊的告密者身份虽然没有被公开，但是多年告密者的屈辱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每次一想到那屈辱的过往，心绞痛就会发作，甚至尿失禁。“浑身的弦又刹那间绷紧，紧得要断，每根肌腱、筋膜、血管、神经、纤维都要在下一個时刻崩断，撕裂，意识再次变成空白，又一轮心绞痛发作了。”（《纸鱼缸》，p92。以下出自同一部作品）随身携带的白药片药效虽然明显，能够很快使他回复正常，但“就在他旋转挂在方向盘下方的钥匙准备启动汽车的时候，感觉到了左侧裤腿的冰凉，他吃惊地低头看了一眼，那一边鞋袜内侧也尿湿了。顿时，他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巨大屈辱将他淹没”（p101）。对于妻子尤安娜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在她身上也有生理的反应和身体的记忆。卡洛伊在东柏林找到妻子以后，两人在匈牙利友人开的咖啡馆里闲谈，丈夫借用“老柯斯提契案”不断地宽慰她，然而对于妻子尤安娜来说：“男人这番话并不能卸下她精神的包袱，她感激地望着他长叹口气：即便能证明这个又能怎么样？它证明不了我是清白的，洗不掉我的自责和羞耻。又是一阵膀胱酸胀，内急加重，而且反胃，尤安娜再也忍不住了……匆匆起身朝厕所走去。”（p145）作者余泽民通过独特的“尿”细节重点表达的就是残酷的历史留在卡洛伊和尤安娜夫妇身上的屈辱记忆，这不仅时刻提醒着他们，也时刻提醒和警醒着世人。
这些细节的刻意安排同时也凸显了作者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意识。针对纳粹的罪恶史，至今恐怕只有纳粹的诞生地——德国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反省和赎罪，作为一个熟悉匈牙利历史的华人作家，余泽民知道，即使是匈牙利本国也很少有作家对二战奥斯维辛的历史、冷战秘密警察的历史进行反思和书写，而他居然做到了！无疑，这是奥斯维辛的代言人，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余泽民生命中的精神导师——凯尔泰斯在他身上的附体！更令人震惊的是，由于余泽民熟悉两种传统的跨文化背景，又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他的匈牙利历史书写中自然印照着中国那段互相揭发告密以获得生存的不堪历史，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文革文学所不曾想象的新问题。虽然冯亦代在《悔余日记》中以极大的勇气正视了自己告密者的历史，章诒和在《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中也拷问了历史，但很少有作家处理这个题材，所以这是余泽民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
令人宽慰的是，沉重的历史缝隙中也有让人喘息的亮光。小说中窥视、告密、背叛、反思、赎罪，凡人的罪过与救赎，人性的善与恶纠结在一起。佐兰的善良、真诚以及与茨冈小伙贝拉的真挚的情爱，包括与中国小伙霁青的兄弟般的纯真友谊都可以看作是这个充满物欲、暴力、告密、仇恨世界中的一丝亮光，然而这么美好的东西最终却被彻底毁灭，令人心痛。枷锁重重，无论佐兰如何挣扎，脆弱的个体还是无法抵住历史的沉重。佐兰死了，作者建构起来的美好人性之塔坍塌了，而悲剧的震撼力量也由此而生！在当今平面化、碎片化的社会中有着如此责任感和批判力度的纯文学作家实在令人敬佩！
二、孤独和救赎的主题表达
余泽民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纯文学色彩，他思考的是生存的孤独、人性的救赎和未来人类的命运问题。余泽民认为自己的小说不能算是大众化的可读性很高的作品，但其实他作品的故事性很强，很能吸人眼球。就《纸鱼缸》来说，这里有令人动容的异性恋，有痛彻心扉的同性之爱；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情，也有共同成长的异国朋友情；有戏剧性很强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身份的同构，有中国文革历史、奥斯维辛纳粹历史、匈牙利秘密警察历史之间的互相映射，有国族、种族、家族之间的历史仇恨等等，绝对可以满足读者娱乐刺激的部分要求。
这些故事作者写来细节丰富，情节生动，余泽民很有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天分。但是我们又发现他讲故事的方法和叙事的结构却是现代的，作者运用中国青年司徒霁青与匈牙利青年佐兰成长故事的交错切换，顺叙、倒叙相互结合，隐喻、象征、意识流、心理分析、蒙太奇镜头的跳接等各种手法的运用，写出了这样一部枷锁下徒劳的青春之舞，历史挣扎中的人性吊诡，传递出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流浪的存在状态和人性救赎的主题。
（一）孤独如两尾永不交集的鱼
佐兰和霁青是两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孤独的个体。佐兰的高祖辈是显赫的贵族，可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爵位被削除，财产被没收，只能蜗居在清凉小镇。这种被放逐的、边缘化的经历，再加上匈牙利60、70、80年代那段特殊的秘密警察时期佐兰父母告密者的身份，对于佐兰这个成长期少年来说影响极大，“孤独”如影随形。也正是因为“孤独”，才会与同样孤独的中国男孩霁青产生非同寻常的友谊。霁青，一个为了看世界走四方的中国男孩，历尽磨难自我放逐到匈牙利小镇，而后来到布达佩斯练摊儿讨生活的小伙子，“流浪”“孤独”就是他生命的主要形态。无论他如何挣扎，这个黄皮肤的男孩走在布达佩斯这座黄色城池的大街小巷丝毫不会被他人注意，一个孤绝流浪不断追寻生命意义的形象跃然纸上。可以说，余泽民为欧洲华文文学提供了对放逐生命的孤独存在的本原性思考。当然这里面有着作者自身的丰富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体验。当余泽民身份被黑，躲在狭小的房间里独自面对未知的人生时，只有孤独、寂寞的咬噬，还有敏感脆弱心灵的独白絮语熬过那漫长的日日夜夜。我们要感谢这段独特的经历给予他的精神财富，让他对现代人的孤独流浪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对于“孤独”的生命体验，余泽民在小说中设置了“纸鱼缸”这一蕴含丰富的独特意象。“纸鱼缸”传递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存在，犹如鱼缸里的鱼在同一个狭小空间里貌似亲密，却各自游动，即便游曳、追戏，仿佛贴近，但却永远难有实质性的互相拥有，犹如熟悉的陌生人。霁青和佐兰的友情如此之深，佐兰甚至可以为了霁青出让自己的吉普赛女友奥尔希给霁青作为性伴侣，然而霁青和佐兰彼此之间对个人过往的历史根本不知，甚至后来佐兰性取向的变化霁青也是隔了好久才从艾尔玛的姐姐伊丽莎白那里得知的。霁青和佐兰犹如纸鱼缸里两尾永不交集的寂寞的鱼。即使是对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余泽民也有独特的描写。霁青跟家里正式宣布要去东欧做生意的决定，母亲平和的反应实在出人意料：“好像不是他自己要离家，而是他被自己的家人抛弃了，这种被抛弃感让他觉得既委屈又沮丧。”⑥同样的，当佐兰搀扶起贝拉，一瘸一拐走向长途汽车站，决定一起离开不再回来的时候：“佐兰本以为父母会追他，至少他心里希望这样，但是没有，他感觉被亲人抛弃了。”（p380）不管是兄弟朋友，还是父母子女之间，即使关系再亲密，也不过是纸鱼缸里的两条互不相干的鱼。余泽民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孤独存在本质的理解实在透彻深刻。
（二）同性之爱竟是为求神救赎
和大多数小说一样，《纸鱼缸》的叙述离不开爱情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不仅有异性之爱，也有同性之爱。当我们惊讶于余泽民的重口味时，突然发现这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情爱救赎故事。匈牙利人佐兰与吉普赛人贝拉之间的同性之爱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同性恋，佐兰的爱情是耶稣殉难式的爱情，是为了化解匈牙利人和吉普赛人种族之间的仇恨，为了救赎人性的无知和罪恶。
弟弟贝拉和姐姐奥尔希是当地吉普赛人的孩子，佐兰跟他们都是朋友，关系非同一般。姐姐奥尔希特别迷恋佐兰，但是佐兰并不爱她，倒是对贝拉抱有特殊的好感。贝拉和奥尔希的祖父老柯斯提契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由于有人告密而被抓进监狱，服刑期间自杀。虽然老柯斯提契被抓那时，佐兰一家还没有搬到清凉谷，父母不可能是那個事件的告密者，但佐兰还是觉得有负罪感，不仅对贝拉，还对他的姐姐奥尔希。
天使般善良的佐兰似乎就是为了救赎而生，他不仅给了困难中的中国小伙霁青安身之处，解决了他的身份问题，还给予了人世间最珍贵的友情；最难以置信却又是意料之中的是，佐兰休学在一家有欧盟背景、帮助吉普赛人改善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的国际基金会当义工，化解种族矛盾，同去的还有喜欢佐兰的匈牙利姑娘艾尔玛和他的同性伴侣吉普赛小伙贝拉。“听到这个消息，霁青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早就觉得在佐兰身上有一股类似宗教性的牺牲精神，喜欢离经叛道和超凡脱俗。就像一名圣徒凌驾于自我之上，乐此不疲地咀嚼宽容与拯救层面的深度痛苦。艾尔玛也是如此，她一心想做佐兰的拯救者。”（p364）当贝拉和佐兰的同性恋被曝光在清凉镇族人面前的时候，为了救贝拉，佐兰勇敢地担负起了一个男人的责任，最后却被对同性恋的歧视、种族的仇恨和贝拉父亲柯斯提契·拉斯洛的恐同症无情淹没了。佐兰的基督徒式的死难震撼了整个小镇，呈现出了人性救赎的希望。小说结尾详细描写艾尔玛和贝拉的那种宗教牺牲式的婚礼场景，让我们再次领悟作者构思的独特意图：悲剧一是让人省罪，二是求神救赎！⑦
三、意象、结构和语言的艺术呈现
自动放逐到中欧小国的余泽民，由于其特殊的经历被迫与中国母体文学疏离了很久，说和听都是匈牙利语，读和用的是英语，写才是用的母语。因此他的文学养分主要是受到欧洲匈牙利文学大师的影响，从翻译文学开始逐渐尝试自己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欧洲色彩”。他自己说道：“我和国内文学有着长久的疏离。不过现在想来，这种遗憾又是种幸运。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汲养，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毫无疑问，外语阅读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无论从生存思维、文学品位、创作题材和语言风格上，都有意无意地熏染上了‘欧洲色彩。”⑧
（一）“纸鱼缸”和“尿”符号的意象设置
余泽民的这种欧洲风无疑是受了匈牙利两位文学大师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深刻影响，他说：“《纸鱼缸》则是我向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致敬之书。”⑨可以这样说，在《纸鱼缸》这本小说中，有着这两位大师级作家关于文学的理想和叙事的技巧和语言的影子，甚至作品中的人物如犹太作家伯罗格·埃莱梅尔和莱哈尔家族都那么像凯尔泰斯和艾斯特哈兹家族。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都不是匈牙利的流行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小众，因为思想深邃，读来沉重；技巧复杂，理解费力。对于这两位大师，余泽民有着无比的敬佩和尊重，他说：“翻译凯尔泰斯，使我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学认知，都穿越了流行与世俗的喧嚣，抵达到一个真正生存者拥有灵魂的肉体。”⑩而艾斯特哈兹小说的“字里行间藏着无数的圈套、符号、隐喻和密码”。{11}“纸鱼缸”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和象征符号，脆弱的个体生命无法承受复杂而沉重的种族矛盾和历史枷锁，犹如薄纸易破，轻轻一碰就被无情的历史淹没了。余泽民说，纸鱼缸“既形容青春舞台本身的易逝，也表达流浪生活的不安定，还暗示了情感的脆弱、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虚假。”{12}更重要的是，如第二部分所论述的，“纸鱼缸”还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存在主题，鱼缸里的鱼游动嬉戏，虽然贴近，却永不交集。
除了“纸鱼缸”的象征色彩，“尿”的符号色彩也很浓，虽然貌似很俗，却雅致真切地表达了历史在个人身体上的记忆。小说前后共出现了四次“尿”的隐喻符号：两次为年轻人的青春激情，两次为告密者的屈辱羞耻。“尿”符号第一次出现是在中国小伙霁青偷越边境、在森林逃难时被佐兰的枪声惊吓而尿，这是一种生理的惊恐反应，由此开启了佐兰和霁青的友谊之旅。他们的友谊达到最高潮也是通过“尿”符号来表达的。森林狩猎，夜半在瞭望塔共同守候的日子，“可乐瓶”（装尿的创新工具）、“鱼肚白”两个章节的设置让我们感受到了霁青和佐兰的亲密无间，“两个年轻人再无羞色地四目相视，片刻的静默，然后突然盯着对方异口同声地哈哈大笑。现在，不再是谁模仿谁或谁影响谁，而是出于会心与默契的同时畅笑。只有双胞胎才可能有的身心感应。”（p188）在那里，他们赤裸坦荡，俊美阳具，晨勃撸动，呼唤朝霞，以致后来霁青到布达佩斯练摊儿时还在梦里经常浮现那座“瞭望塔和在林海尽头涌流、与晨勃同在的美丽朝霞”！（p11）如果说第一、二次的“尿”符号代表着青春、友谊，那么第三次、四次的“尿”符号则是屈辱的历史在个人身体上的记忆（论文第一部分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分析）。佐兰爸爸在开车去柏林寻找“告密者”妻子的时候，由于自己同样的“告密者”的秘密无处诉说导致心脏病复发，失禁尿裤子，这是心理屈辱感的身体表现。同样的，夫妇见面以后，妻子借口去厕所逃避告密者内心的羞耻与屈辱，这些都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奥斯维辛的历史在贝拉父亲拉斯洛大叔身上留下的屈辱记忆，也是他后来“恐同症”的爆发导致佐兰和贝拉同性恋悲剧的原始根源。拉斯洛小时候的经历是和父亲老柯斯提契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段不堪回首、无法示人的日子。父亲老柯斯提契拉得一手好提琴，被纳粹选为犯人头，为了保全自己和幼小的儿子拉斯洛，再加上人性的自私、变态、乖戾，老柯斯提契成为杀害其他犯人的帮凶父亲。虽然保全了拉斯洛的性命，却保全不了儿子的纯净人格。拉斯洛受尽了纳粹军人的侮辱，特别是被作为同性恋的性具挣扎生存，直至德国投降。每次噩梦来袭，那些黑暗的记忆总是悄然而至，如梦魇般折磨着他，令他发疯。难怪当他知晓儿子贝拉的同性恋情之后暴跳如雷，死命毒打同性恋伴侣佐兰。这是拉斯洛的个人屈辱在佐兰身上的兽性发泄，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悲剧。
总之，纸鱼缸、尿意象、恐同症等这些象征和隐喻符号的设置极强地增加了小说的表现力。
（二）藏着密码、象征的结构和章节安排
除此之外，小说通篇的章节安排和结构设置都藏着无数的密码和象征意味。从故事的叙述框架来看，余泽民采用中国小伙霁青和匈牙利小伙佐兰双线交替进行的方式铺排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两人的故事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而是倒叙、插叙、顺叙的交错进行。两条线从那些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标题来看，看似游离不相干，实质相互缠绕，实属两个时空的自然连接。如“瞭望塔”深夜一起守候狩猎野猪一节是佐兰和霁青友谊升级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设置，作者笔力重心显然在佐兰，这章的最后余泽民写道：“霁青目不转睛地盯着佐兰，注视着男孩熟練的动作和专注的神情，按捺不住心里的赞叹、钦羡、感激和喜欢。虽然，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端详他，可这种凝视的感觉似曾相识。失神中，眼前的画面和记忆中的另一幅画面不知不觉地重叠到一起。”（p154）于是叙事自然就过渡到霁青和中国朋友梁钺“防空洞”里友谊深化的下一章节以及对自己生理和心理成长道路上的引路者——中国好友梁钺的详细描绘。邱华栋说得好：“余泽民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匈牙利男人他们之间的镜子般的互相的映照、交叉、叙述，像两个藤蔓在旋转，像两条蛇在纠缠，这是历史记忆对两个人及其背后的家族历史的捆绑，然后不断顽强地上升。”{13}
从整本书来看，全书共有37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以一个名词性的带有象征意味的词语命名，如“鲤鱼”“打火机”“屎壳郎”“随身听”“告密者”“可乐瓶”“萨克斯风”“香水”“咒语”“接骨木花”等等，看着像是一篇篇独立的小小说，从小标题我们很难猜测余泽民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什么，但又吸引着读者想去探究一下的兴趣和冲动，一旦被诱惑着进入阅读却往往欲罢不能了。余泽民的这种似断实连的结构能力绝非一般作家能比的，他没有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那种生硬，而是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文学心理结构之中，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份精美的精神食谱。邱华栋认为，余泽民的“结构能力极其强”，“能够顽强地突破概念这些东西”{14}，写出了一个作家真实的生命体验。不管评价是否客观，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余泽民在小说结构安排和章节设置上的创新努力。
（三）充满色彩、节奏和质感的语言叙述
余泽民的小说语言很难用一个词语进行描述，因为他特别注意语言的创新运用，既“有汉语的微妙感，同时也有匈牙利的”，那是一种“把经验和质性结合起来的那样一个语言”[15]。精准细致，饱满激情，充满色彩感、画面感、动作感、节奏感和质感的语言。
这些当然跟他个人丰富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余泽民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又是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的硕士生，对音乐、绘画、哲学等都有极高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他又耳濡目染匈牙利语言文化十几年，所以他既可以如医生般精确理性，又能够如艺术家般感性敏感、细腻多情，还能如匈牙利语那般充满思辨的质感。如开头对布达佩斯城市的描绘：“这城里的一切都带着黄色调，金黄的阳光投下赭黄的乱影，昏黄的路灯招来土黄的夜蛾，春天的公园里开满俗艳的黄花，秋季枯叶满地，草皮黄绿，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是黄色的，弥漫着河水的铁锈味和腐烂植物的尖酸气息。”（p2）就“黄色”而言，余泽民能够用“金黄”“赭黄”“昏黄”“土黄”“黄绿”等如此细腻又精准的词汇来描绘，对这座黄色调的城市的特点描绘真是传神。再有：“霁青就这样一直走到黎明，终于翻到了山的另一面。这时候，他已经累得变成了机器人，机械地喘气，机械地迈腿，机械地盯着下一棵树，他累得早就不再感觉累，惊恐的弦绷断了，脑子是空的，但嗅觉和味觉随着渐亮的天光变得灵敏起来，呼吸越来越通畅，吸进风，吸进露，吸进了林中土地上散发出的湿草、野蕨、树蘑、苔藓、败叶和腐烂的山果、落叶、松针的晚秋气息，这种率先复苏的知觉使他重又变得敏感，如一头在山岩间寻找水源的野兽，随之而来是情感的复苏。自从离乡之后，他第一次在心里萌生了悔意，他看到父母拨开人群朝自己跑来，看到他们像鱼一样张合却发不出声音的嘴。”（p84）这样的描写既形象生动，又准确到位。长短句错落有致的结合，使得余泽民小说语言具有某种音乐般的节奏感，同时随着他动作描写和场面描写的展开，我们能强烈感受到语言的动作感、画面感和质地感，这些都给余泽民的小说增添了艺术魅力。
余泽民的小说创作语言还有他翻译文字的某种影响。在他的生命中，阅读、翻译、写作是三位一体的，翻译于他的创作不仅是被动的影响，有时还故意借鉴来影响其创作的语言风格。这是余泽民的语言特色，也是他不断努力的方向。以《纸鱼缸》为例，小说的第一、二页他故意使用长句的叙述，花了大概两页的篇幅集中描写这座黄色的城池，“黄色”不仅是布达佩斯古城的颜色特征，同时也是作者余泽民一脚踏进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余泽民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努力让读者沉下心来，进入这座黄色城市，跟上匈牙利式的舒缓节奏，他故意让读者觉得：这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写的书。这是一个已知匈牙利痒痛的、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深受欧洲文学影响的作家的创作。
在《纸鱼缸》中，中国男孩霁青和匈牙利男孩佐兰，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从一开始戏剧性见面后的关于“枪法准不准”的短暂交谈中（霁青是佐兰在山林里打猎意料之外的“猎物”）就有了年轻人那种默契的心领神会，为以后两人兄弟般友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读者无法看到期待中的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看到的却是基于人性共通基础上的相互吸引，看到的是佐兰和霁青之间不一般的同性友情。因此余泽民的小说没有那种明显的“东方视角”，他的作品大都处于中西文化平等交流互动的立场，因而也就丧失了所谓文化比较的符号感。如果说余泽民刚开始时候的作品还带有一些“别人的黄城池”的流浪者心态，但经过多年的生活以后，匈牙利已经成为他生命呼吸的一部分，身体上的部分痒痛了，而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左右知痛、不中不西的边界人了。《纸鱼缸》这部小说已经逐渐脱离了清晰的中国化语境，境外生活只是个普泛场景，这可以让他更从容地提出一些青春的叛逆、历史的沉重、人性的复杂等普遍的问题。
四、結语：写作是孤独中与自己的情感对话
余泽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他有着作家敏感、多情、爱思考的天分，后天流浪的经历、孤独的体验，与匈牙利文学艺术大师近距离交流切磋的独特条件，同时又固守着纯粹自由的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写作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创作，而是在异乡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与自己进行情感对话的方式。”{16}写作不为他人而是为自己写作，是一个孤独生命的情感表达和人生思考。他说：“我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以周围人难以理喻的激情写，并在这种执拗、孤独的写作中，体验到了近乎高潮的快感。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到的东西。十年里，我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但是读者只有一个，就是自己。”{17}这种纯粹又内省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喜闻乐见的大众消费品，不是为了稻粱去迎合部分读者、编辑、出版商要求的异域猎奇、风情介绍等色彩的大众作品，相反，余泽民宁愿生活清苦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文学品味，他喜欢在孤独的境地中充满激情地酿造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普通人的生命悲剧，思考个体与国家、个人与历史、爱欲与死亡、和平与战争、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阴险、美好与丑恶等一些重要的问题。
余泽民是孤独的，因为写作需要这种状态，他将凯尔泰斯视为命中的贵人与精神导师，凯尔泰斯曾经对他说过：“你必须写作；另外，你还要留心你周遭的世界；你要寻找孤独，甚至还要酿造孤独。”{18}于是他“孤独”地寻找着，思索着，书写着，尽管纯文学在全球商业化的消费语境中变成了小众的精神食粮；然而他又并不孤独，因为有匈牙利的文学大师与他同行，有那么多热爱精神生活、思考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文学爱好者与他同行，这是一场并不孤独的文学之旅。
① 余泽民：《我是我的作品》，《十月》2005年第4期。
② 白描：《序：行吟在多瑙河畔的忧伤歌手》，见余泽民《匈牙利舞曲》，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页。
③ 卷虹：《余泽民 我才是地道的欧华作家》，载2016年11月7日《南方人物周刊》，第492期。
http：//cul.sohu.com/20161107/n472505592.shtml
④ 陈晓萍：《纸鱼缸：无法逃遁的命运》，《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14期。
http：//m.dooland.com/index.php？s=/article/id/859032/from/faxian.html
⑤ 陈曦：《对话余泽民》，《不想当演员甲的生活，如一部小说》，原载2016年4月12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http：//chuansong.me/n/908979141372
⑥ 余泽民：《纸鱼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以下凡是所引作品中的内容均出自这本书。
⑦ 余泽民：《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狭窄的天光〉创作谈》，《狭窄的天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
⑧⑩{16}{18} 周晓枫：《旅鸟之翼——对话余泽民》，《文学界》2006年第4期。
⑨{11} 余泽民：《别人的黄城池，我的纸鱼缸》，载2016年8月18日《北京晚报》，第36版。
{12} 陈晓萍：《对话余泽民：我想通过这个青春故事，讲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读过》，2016年9月13日。
http：//chuansong.me/n/1022648252181
{13}{14}{15} 余泽民，邱华栋，康慨：《以个体记忆抵抗集体失忆》，北京五道口三联书店举办的《纸鱼缸》读者和媒体见面会对谈实录，2016年9月25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0928
{17} 余泽民：《我是我的作品》，《十月》2005年第4期，第18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A Paper Fish Tank， a novel by Yu Zemin， published in 2016， is a quite ‘Europeanwork that is profound in thinking and highly artistic， not only because he set foot in the heavy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and part of the Hungarian history in the Cold War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thinking over the solitude of human existence， redemp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fate of mankind， all steeped in his imagistic installation of Hungary colours， structural arrangement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language qualities in questioning history， human nature and the fate of human future.
Keywords： Yu Zemin， A Paper Fish Tank， Hungarian history， solitude and redemptio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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