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日本经验；台湾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86-08
现代以降，台湾文坛先后两次掀起大规模的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这一现象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乡土文学”所承载的特殊内涵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联所决定的。较之于大陆乡土小说，台湾现代乡土小说的起步略晚，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鲁迅等人的小说为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写作范例，因此，台湾乡土小说是“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延伸”①，但台湾乡土小说又决非大陆乡土小说的简单模仿，特殊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台湾乡土小说的独特品格。本文拟将自台湾现代乡土小说发轫至国民党进驻台湾之前，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段（即早期），加以考察，探讨这一时段台湾乡土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台湾早期乡土小说的特殊性
“鄉土小说”或“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批评概念、术语，其内涵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两岸的情形都是如此。
在大陆，最先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周氏介绍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认为它是“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②，至于何为乡土文学，则语焉不详，大致将其内涵解释为“思乡”和“地方特色”③。而使“乡土文学”这个概念广为人知的，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介蹇先艾等人的小说时所下的断语：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④
后文的分析虽然体现了鲁迅的文学理念及批判标准，但终究没有对“乡土文学”的内涵作出严格的学理分析，以至于，到底什么是“乡土文学”在大陆曾经成为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大陆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将以农村和小镇为题材的小说，归为“乡土小说”。
在台湾，首倡乡土文学的是黄石辉，黄氏1930年在《伍人报》上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的心理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末，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的广大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要以劳苦的广大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紧接着，文章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
“一、用台湾话写成各种文艺
二、增读台湾音
三、描写台湾的事物”⑤
黄氏提出的建设乡土文学的三点意见，其要义在于“用台湾话写成各种文艺”和“增读台湾音”，落实在文学创作上就是用台湾话写作，至于“描写台湾的事物”并无直接针对性。其后，1931年，郭秋生分33回在《台湾新闻》上连载长篇论文《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提出用台湾话写作，此文可以看成是对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的核心观点的发挥。至此，可以看出，黄、郭等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其实是“台湾话”文学，而其内涵则是模糊不清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中既无周作人所说的“思乡”之意，也无鲁迅所强调的以“偏远地区为题材”之义，也即台湾1930年代所提倡的“乡土文学”与大陆同时期盛行的“乡土文学”，名同而实异。
台湾乡土文学从提倡“台湾话”写作入手，有其特殊的话语背景。自1895年日本进驻台湾，至1945年回归中国，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从最初的武力征服，逐步过渡到文化同化，有学者指出，其中“可能包括从残杀到怀柔的多变幅度”⑥，而在“多变幅度”中，亦有不变的宗旨，即征服与同化，至1930年代，台湾的语言、服装、建筑乃至生活方式的日化倾向已经相当明显。在文学创作上，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殖民教育，部分台湾作家的日文写作水平已相当成熟，如杨逵1934年在东京《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送报夫》就是日文写作成功的范例，1937年，龙瑛宗以日文发表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也获得日本杂志《改造》颁发的“佳作推荐奖”；另一方面，大陆新文学运动对台湾文坛影响颇大，不少台湾作家以“中国白话文”写作，但其中夹杂台湾话和日语。也即1930年代的台湾文坛，出现日文写作和白话文写作两股流脉，而这两股流脉的背后则关涉到台湾的身份认同与归属问题，即台湾最终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还是中国的一部分？黄石辉等人提倡“乡土文学”，主张用台湾话写台湾事，凸显台湾意识，用黄氏的话说，就是“把台湾规定做一个乡土”⑦，其用意无疑是对台湾日益强烈的日化潮流的批判与抵制，但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显得较为暧昧，而这种暧昧态度以及凸显台湾意识可能引发的后果，遭到了“中国意识”强烈的作家、学者的反对，如毓文、克夫、点人、赖明弘诸人，后者在文化认同与台湾归属问题上，都是把台湾归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都反对以台湾话/文写作，而主张用中国白话写作，“若以中国白话文来描写台湾的事物，对于地方色是毫无阻害的。”⑧质言之，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论争，其实是在“乡土文学”的口号之下，对于“台湾”的政治身份与文化归属问题的论辩。饶有意味的是，在成熟的日文和初期中国白话文成为文坛主角的时空里，反倒让空中楼阁的台湾话/文成了论辩的焦点。
当然，台湾早期“乡土文学”与大陆乡土文学在理论上也有共同点，就是强调“地方色彩”，台湾文坛论辩双方都承认乡土文学应描写地方色彩，但基本都是把台湾作为“地方”，不同于同时期大陆作家将“地方”理解为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地区。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受大陆乡土文学的启发，不少台湾作家致力于描绘乡村的贫穷和农民的苦难，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台湾早期乡土小说在题材上限于农村或小镇上的人事。
二、日本巡警、制糖会社、
身份歧视与日本经验
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描绘的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每一个乡土层民众斯时斯地都有其独特的“日本经验”。这里所说的“日本经验”是指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人的生活和心理留下的印记，颜元叔先生在谈到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时说：“台湾被日本统治近六十年；光复之后，本省作家纷纷描述日本人在台湾的作为，这是自发且自然的文学活动。固然，我们不应从种族仇恨或国际政治的角度，去欣赏或倡导这种文学；而应该说六十年来台湾人与日本人的相处，的确形成了一些重大而有意义的人生经验，非常值得保存在文学之中。更何况这些经验，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恩怨的一部份，是中国人在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份人生感受。”⑨地处台湾的中国人的这份特殊的人生感受，是由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而处于殖民社会最底层的乡土层民众，其人生感受就直接关联着具体的殖民政策及政策执行者，因此，巡警为恶、制糖会社盘剥以及身份歧视成为台湾早期乡土小说中最为深刻的“日本经验”。
（一）素质低下、敲诈勒索的日本巡警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最终是通过基层的日本巡警、农作物收购员等人施行的，特别是日本巡警，他们与底层民众直接接触，权力大而素质低，因此，早期乡土小说对日本巡警的揭露與批判最为集中，如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惹事》《辱？！》《浪漫外纪》，杨逵的《模范村》，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虚谷的《无处伸冤》，一村的《他发财了》，吕赫若的《牛车》，吴希圣的《豚》等，这些小说有的直接以日本巡警为主人公，大多则是日本巡警以可恶的面貌出现在小说中。
《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无处伸冤》和《他发财了》都是直接描写日本巡警的作品。《一杆“称仔”》中的秦得参是日据时期普通民众的典型形象。秦得参父亲早亡，继父自私，所幸母亲勤劳，多年苦心积累，终于积攒下为秦得参娶亲的钱。婚后，秦得参夫妇靠出卖劳力为生，朝不保夕，个中凄苦自不待言，最终却因秦得参不谙世故，在贩卖蔬菜的时候，没有把两斤花菜直接赠送给巡警，而被刁难，罚款，坐监，以致最后杀死巡警后，自杀身亡。小说对日本巡警的描绘颇为逼真。起初，当秦得参说免费赠送花菜的时候，他假意推辞，而当秦得参真的准备收钱时，巡警脸上就“变色”，“变色”之后，秦得参依然不知见风使舵，巡警就变得“赫怒”了。一个因想占便宜未遂而终至暴怒的日本巡警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对巡警个人品行不端的揭露上，迫使秦得参最后以命抗争的是法官与巡警相互勾结，判他罚款或坐监。《不如意的过年》里的日本巡警查大人更为丑陋。查大人在自己的管区内把人民治理得“羊一般的驯良”，为了诱捕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他竟然“凶横地蹂躏”那些“羊一般驯良的人民”。过年收受的礼钱不能满足自己的预期，查大人就将气撒在一个不知世事的儿童身上，将这个倒霉的儿童关进衙门、罚跪。《无处伸冤》中的日本巡警冈平，公开骚扰、强暴多名女性，在地保的弟弟拿到足以证实冈平强暴其妻的物证的情形下，法庭依然判冈平无罪，而被害人竟然被严刑拷打至死，小说可谓是对日本巡警为恶、法庭包庇日人罪行的血泪控诉。《他发财了》则刻画了借各种理由疯狂敛财的日本巡查。总之，这类直接描绘日本巡警的小说，刻画的日本巡警形象是专横跋扈，敲诈勒索，无法无天，素质低下。
而在那些并非直接描绘日本巡警的小说中，日本巡警的形象同样很恶劣。《惹事》中的日本巡警强奸妇女（未遂），勒索小贩，同乞丐厮打，诬陷寡妇，可谓劣迹斑斑。《辱？！》中的日本巡警随意在戏台下抓人，敲诈。《浪漫外纪》中流氓、赌棍和巡警可谓相生相克。《模范村》里的木村警长为了捞到好处，与本地地主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黄昏的蔗园》《牛车》《豚》中的日本巡警都是蛮不讲理、凶狠残暴之徒。这些小说程度不同地揭示了日本巡警对底层民众的骚扰和欺压。
巡警作为日本殖民统治阶层的最末端，一方面，殖民政策通过他们而实行，因而他们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另一方，日本巡警素质也较低，因此，早期乡土小说中日本巡警形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既源于写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也寄予了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议与批判。
（二）制糖会社对农民的盘剥、欺诈与压迫
甘蔗种植及与之相关的制糖业在台湾具有悠久的历史。荷治时期，台湾的甘蔗种植及制糖业已初具规模，后几经发展，台湾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产糖区之一，而台湾糖出口的主要对象就是日本。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更是大力发展制糖业，于1900年成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该会社得到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鼎力支持，日本国内政要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人帮忙筹集资金，三井、毛利等多家势力雄厚的财团投资⑩，可谓有钱有势，其后，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都在台投资，并合并成立台湾糖业公司，因此，日治时期，台湾的甘蔗种植非常普遍，由此引发的矛盾也较为突出。
台湾早期乡土小说较为普遍地描绘制糖业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例如《丰作》《黄昏的蔗园》《一杆“称仔”》和《模范村》等。《丰作》与大陆同时期的“丰灾小说”颇为类似，但在揭示丰收成灾的原因方面，具有地方特色。大陆“丰灾小说”主要将矛头集中在商人操控市场价格、地租过重、高利贷、苛捐杂税四个方面，而《丰作》则主要揭示制糖会社对农民的盘剥与欺骗。利息与肥料、种苗、农具等都被算入成本，成本重，捐税多，是丰收成灾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收购时的克扣、故意挑剔和在数量上愚弄农民才是让农民欲哭无泪的真正原因。制糖会社制定的收购规则是：
“凡甘蔗有臭心的，皆要削掉。
凡要纳入的甘蔗，蔗叶蔗根并附着的土，须要十分扫除。
凡被会社认为扫除不十分的甘蔗，应扣去相当斤量，其应扣的重量，由会社认定。”{11}
在具体操作上，臭心怎么算，重量怎么扣除，农民完全是被动的，只得任凭制糖会社盘剥。更令人气愤的是，收购站在磅秤上做手脚，《丰作》对此作了细致的描绘：三个成年男子在其磅秤上的重量才27斤！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非常相信制糖会社，结果50多万斤的甘蔗，记录在蔗单上竟然只有30多万斤，受到愚弄的农民只能默默忍受。
《黄昏的蔗园》讲述农民因甘蔗价格过低而稍有不满，就被巡警抓走。
《一杆“称仔”》和《模范村》都描述了制糖会社用尽办法使土地变成会社的蔗园，普通农民成为无地可种的受害者。这类以制糖业为背景的小说，普遍关注的是，制糖业为地主带来好处的同时，盘剥、欺诈、压迫了普通农民。
（三）身份歧视：被压抑的台湾人
日本在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日常交往中，都流露出日本人高人一等的倾向，严重的身份歧视使普通台籍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讲述一个叫陈有三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才华，求上进，但待遇微薄，上进无门，连相爱的姑娘也选择嫁给并不般配的有钱人，陈有三的昔日同学都面临相似的处境，“台湾人”这个身份堵塞了他们的上进之路，使之消沉。吴浊流的《水月》和《功狗》同样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人的身份歧视。《水月》中的小知识分子仁吉工资低，没有晋升机会，连累妻子受累受欺，三十岁的妻子衰老得像五十岁，而究其原因：
“和那自己共事的日本人来比较，同是中学毕业，在‘会社的年资又不如自己，却没有一个不是已升为课长或主任的，仅剩他一个人到了不惑之年，依然是个雇员。日本人的薪水不但比台湾人高，而且又加上六成的津贴。”{12}
《功狗》中的洪宏东尽职尽责做代课教师，最后贫病交加，被像狗一样抛弃，而日籍教师的待遇就要优厚得多。这种身份歧视带给台籍青年的烦恼在赖和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
日本巡警、制糖会社和身份歧视是日本殖民统治留给台湾乡土社会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对乡土层民众伤害最深，作家们以巨大的艺术勇气控诉了日本殖民统治，并为底层民众遭受政治、经济上的压迫而鸣不平，从而使之富有民族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
三、父权下的女性命运、乡土陋习、
地主恶霸与台湾经验
这里所说的“台湾经验”，是指作家在描绘日本殖民统治给底层农民造成困扰的同时，把艺术视角对准台湾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及其规约下的不幸人生。作家用以观照台湾地域文化的价值准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的理念。五四理念落实于台湾乡土社会，燭照出各种不自由、不平等的人及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迷信之事，总体而言，台湾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台湾经验”主要集中在对父权下的女性命运、乡土陋习及地主恶霸的描绘上。
（一）父权下的女性命运
当时，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及财产继承制与大陆的情形相似，主要是父权及遗产“诸子均分制”{13}，女性往往成为家庭利益的牺牲品。张文环的《阉鸡》、钟理和的《薄芒》、吴浊流的《泥沼中的金鲤鱼》、毓文的《玉儿的悲哀》等，不约而同地谴责父亲（父辈）的自私，对成为牺牲品的女性充满同情。《阉鸡》讲述一个叫“月里”的美丽、贤惠的女子，其父为获取一家药店而将她作为交换，嫁给对方的儿子。月里嫁入失去药店的夫家之后，一边是娘家财运亨通，另一边是夫家家败人亡，最后只剩下月里和她患病的丈夫，连生计都无法维持，可是，父兄在她再无利用价值之后，形同陌路。月里最后和一个相爱的男子双双投水自尽。《薄芒》中的父亲也同样自私透顶。傅英妹16岁丧母，父亲为了留住她做家务，一直拖到27岁，还不让她出嫁。27岁的英妹在具有早婚习俗的乡土社会已经成为“老姑娘”了，此前多次错过良缘。令人气恼的是，每次有人提亲，父亲都装模作样、郑重其事地思考，最后都能找出借口，不答应英妹的婚事。而在27岁那年，英妹再次遇到合适的对象——远房表哥阿龙，可是，父亲又故伎重演，导致阿龙发疯，英妹只能暗自落泪。《泥沼中的金鲤鱼》中的月桂，美丽温柔，但父亲已死，叔父为贪6千元的聘金逼嫁，逃出家庭之后，月桂在社会上又遭人诱奸。《玉儿的悲哀》中的玉儿在恋爱对象另择高枝的情形下，父亲索要800元的高额聘金，以致没人敢提亲，完全不顾及女儿的未来及感受。
在以上小说中，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一点发言权，完全由父亲（父辈）决定，而父亲只考虑家庭利益，无视女儿个人的幸福，女儿成了家庭的财产，正如吴希圣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豚》中感叹的：农人的财产“只有女儿和豚。女儿会‘生钱，豚会变成钱。”{14}这些小说对“自私的父亲”及父权的批判，无疑是站在五四精神的立场，展现了台湾乡土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生活境遇窘迫的事实。值得指出的是，除了《豚》是描绘底层贫民生活之外，其余四篇小说描绘的都是农村或小镇中上层家庭的女性命运。
（二）乡土陋习
较之于同期大陆乡土小说对乡土陋习的挖掘，台湾乡土小说对乡土陋习的描绘要简约得多，而且在立场上，与大陆作家也有微妙的差距。被描绘得较多的乡土陋习主要有养女习俗、迷信及特殊的风俗等。
龙瑛宗《一个女人的记录》、赖和《可怜她死了》都是描述养女悲惨人生的作品。《一个女人的记录》以纯客观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养女的一生：13岁被卖为养女，18岁被主人奸污，19岁怀孕后被主人转卖给一个贫困佃户，36岁时把5岁的女儿卖掉，后来，丈夫、儿子相继死去，靠被卖掉的女儿赡养。《可怜她死了》中被父母卖掉的阿金，18岁时已出落成漂亮的少女，被有钱人阿力看上。阿力是抱着比嫖妓省钱的心思来包养阿金的。当新鲜感过去，特别是阿金怀孕之后，阿力就溜之大吉。怀了孕的阿金很难赚到糊口的钱，最后落水而死。这类小说显示的现代立场主要有两点，其一，养女的“身子”不由自己支配，或者被主人玷污，或者被卖钱，养女对此大都默然接受。其二，养女多有被转卖、转赠的经历。养女只有被作为“女性”加以利用的时候，才是人，其他时候都是主人的财产，然而，养女与养母、养父的关系也未必是紧张、对立的，《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与养母的关系甚至是相当融洽的，但正是这种“融洽”才更深刻地揭示了养女的地位及全社会的冷漠与习焉不察。描绘养女生活影响较大的还有张文环的《艺旦之家》，但因其故事背景主要是在台北和台南这样的大都市，故不置论。
描绘民众对迷信、偏方的执迷的小说有吕赫若的《风水》和赖和的《蛇先生》。《风水》讲述为人处世完全相反的俩兄弟周长乾、周长坤，围绕父母洗骨、迁葬而发生的矛盾。当地有个风俗，父母死亡8年之后，须开馆把骨头捡起、洗净，放入“金斗瓯”另葬，而这一次才是永久性的埋葬。弟弟周长坤为人精明强悍，唯利是图，在他的安排下，子女个个收入丰厚，家境富裕，而周长坤笃信这一切都源于父亲第一次安葬的风水对自己家有利，因此，一直拒绝为父亲洗骨另葬，以至于父亲亡故15年还未洗骨，让大哥周长乾忧心如焚，担心父亲的骨头会完全烂掉，但周长坤执意维持对自己有利的风水。后来，母亲去世，周长坤的长孙和二儿媳妇都意外死亡，风水师认为母亲坟墓的风水对其不利，因而，在母亲埋葬5年骨头并未完全脱出的时候，坚持为母亲洗骨另葬。小说通过周长坤对风水违背常情的利用，刻画了其极端自私的个性，而对乡土民间盛行的“风水学”是否可信，作者的态度不像大陆作家那么旗帜鲜明。而《蛇先生》对迷信的批判立场要明确得多。小说中的“蛇先生”以善治蛇伤而享誉四方，他的草药在民间被传为秘方，民众深信不疑，行医者不惜代价想购买秘方，而蛇先生申明并无秘方，众人都不相信。最后，一位西医拿了他的秘方去化验，证实其草药中有效成分只有“巴豆”。小说借蛇先生之口解释了他为什么能治愈蛇伤：真正被毒蛇咬伤的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病人只要消炎止痛即可，因此，蛇先生病人的治愈率接近九成，自然会声名大振，最后的化验也证实了蛇先生所言不虚。蛇先生的分析和实验室的化验显示了作者赖和的科学立场，赖和对中医、偏方的认识与鲁迅基本相同。杨逵的《无医村》对中医也持类似的态度。《蛇先生》通过并不存在的“秘方”批判了民间对偏方、秘方的盲目信奉，这种盲目信奉是另一种“迷信”——对并不存在的权威的心理依赖与需要，同时，小说也批判了不合理的法规对行医者及民众造成的困扰。总体而言，台湾早期乡土作家并未将“迷信”看作是导致民众苦難的根源，因而，有关迷信的叙事并不多见，批判的色彩也并不十分明确。
跟同期大陆作家一样，台湾作家也描述了乡土社会某些特殊的习俗，并在其中寄予了作者批判性思考。赖和的《斗闹热》是其中的典范之作。“斗闹热”就是在节日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一定区域内的居民分为两个阵营比赛，看哪一边“热闹”，耗资巨大，一般人家难以负担。小说中上次的“斗闹热”是在15年前，结果是有的人连“棺材本”都拿了出来，却毫无所获。小说对“斗闹热”背后的心理揭示颇为深入。引发“斗闹热”的往往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们热衷于“斗闹热”，既是为了制造虚幻的优胜感，又是想看热闹。“斗闹热”之初，虽然众人各执一词，但“斗闹热”一旦开始，就具有强制性，任何人都不能退出，否则，立即就被赶出居住区，因此，穷人倾家荡产也要参与其中。小说从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斗中，探究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的庸俗无聊及非理性。本次“斗闹热”很快收场是因为上层人士不愿出钱，同时也是市长斡旋的结果。市长虽未出场，但他是具有理性的正面形象。
（三）地主恶霸
台湾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地主形象较大陆同期地主形象，要开明、温和得多，虽然他们有点自私，但多是小奸小坏，如吕赫若《财子寿》中的海文贪财好色，六亲不认，苛待妻子，私通下女，但其恶行止于家庭内部。再如剑涛《阿牛的苦难》中的猪哥舍之恶，只是因对租子质量不满意，而将土地转租他人却不事前告知。多数地主不失农民勤劳、和善的本色，当然，也有个别近于恶霸的地主，如赖和《善讼的人的故事》中的志舍，杨逵《模范村》中的阮老头。志舍霸占公共山地，收取穷人的墓地钱，弄得“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15}，代表正义的林先生最终赢得官司，土地最终回到了穷人手中。阮老头之恶是将农民耕熟了的地回收种甘蔗，以获得更多的租金。志舍、阮老头等地主最大的特点是对钱财的贪婪，基本没有暴力伤人、强占民女、谋财害命等行径，不同于大陆同期小说中的恶霸地主。而那些依附于日本人的投机分子，如吴浊流《先生妈》中的钱新发、《陈大人》中的陈大人要虚伪、浅薄、可恶得多。
另外，钟理和《新生》、吕赫若《庙庭》《月夜》、杨逵《泥娃娃》、赖和《归家》、尚未央《老鸡母》和马木櫪《私奔》描绘乡土社会的世态人情或人性欲望，各有成就。
四、国族意识的强化与本土批判的弱化：日本经验对台湾经验的挤压
全面考察台湾早期乡土小说，可以看出，横亘在乡土作家心头的，主要有两点：日本统治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台湾乡土社会自身的惯性与惰性，即日本经验和台湾经验，这两种经验或对峙，或并立，或融合，共同形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正如叶石涛所说“台湾一直在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和岛内封建制度的压迫下痛苦呻吟”，“台湾作家这种坚强的现实意识，参与抵抗运动的精神，形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16}换言之，台湾早期乡土文学中的日本经验和台湾经验体现出的“现实意识”和“抵抗精神”对其后乡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日本经验和台湾经验在台湾早期乡土文学中，都不是等同的，日本经验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多数乡土小说都会有意把日本统治作为故事背景，日本巡警、制糖会社、日本推行的农村政策，乃至道路、住房、服饰的变化，都被作家捕捉。由于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小说中的日本经验较少以民族对立、直接控诉的方式加以表现，更多是以委婉、曲折、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不管作家采用何种方式，读者都不难明显感觉到小说对日本统治的批判，对热衷于趋附日人的台人的讽刺。质言之，潜藏在乡土小说中的对日本统治的批判是一种自发的潮流，虽然未必声势浩大，但也不可阻挡，只要有可能，这股潮流就会由隐变明。以杨逵为例，在1960-1970年代，杨逵将自己日据时期以日文发表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日本学者■本照和在比较了《送报夫》和《模范村》原作和中译本之后，说杨逵在修改版中特别加强‘意图反抗，批判日本，发扬民族意识的部分。”{17}杨逵并不是“添加”而是“加强”了原作中的反日部分，“加强”的部分正是被压抑的心声。
日本经验何以成为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最重要的叙事领域？同时期，大陆乡土文学在着力描绘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张我军曾说：“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18}，可是，台湾乡土文学这个支流并没有随着主流而变迁，最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台湾乡土作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屈服于异族统治，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文人迅速投靠异族统治者，但他们无法代表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从宋元、明清的交替过程中，可以见证这种内在精神的坚韧与持久。如果“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特征，那么，其中无疑包括台湾文学在内。台湾早期乡土作家受五四思想的影响，民主和科学成为其坚定的价值立场，这一立场完全可能引发出鲁迅式的乡土批判，如果从互动影响的角度，也可能催生左翼乡土小说的阶级斗争叙事，但这一切“可能”都没有发生，足见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作家在内与外、国与家发生激烈矛盾之时，能从大局出发，分清敌我，由此形成了台湾乡土小说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当时激烈的乡土文学论争中，亦可见这种灼热的爱国情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乡土/话文运动的起因，与当时‘国语（日语）同化教育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感及文盲教化有关。”{19}乡土作家的“文化危机感”落实到小说文本中，就是凸显日本经验。
凸显日本经验就必然会“挤压”台湾经验，有学者认为，“对当时（1930年）台湾知识分子而言，‘台湾经验的思考，可能还只是纯属日常经验的叙述而已”{20}，但“日常经验”并非客观的，而是由作家的思想、感情、心态、品味、价值观所决定的，其中价值观是决定性的要素。前文已论及，早期乡土作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普遍接受民主与科学思想，因此，面对物质和文化现代化水平都极低的乡土社会，作家的“台湾经验”必然是不愉快的，物质贫乏、精神蒙昧的現象与大陆并无二致，然而，台湾早期乡土作家，却无法像大陆作家一样，无所顾忌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1}，因为更尖锐、更重大的民族矛盾摆在面前，民族矛盾不仅使台湾早期乡土小说的重点发生偏移，而且也决定了作家在表达台湾经验时，有所顾忌，有所节制，否则，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台湾乡土社会如此不堪，日本殖民者反倒成了“救世主”，因此，台湾早期乡土小说中的民众不是那么愚昧，地主也少有大奸大恶之徒，乡土习俗没有贵州惩处小偷时的冷酷，也不如湘西“捉奸”后的野蛮。有学者从当时的乡土文学论争中，亦看出日本经验必然会挤压台湾经验：“乡土文学派·台湾话派意识到日本统治之下台湾的特殊性，系从Nativism（乡土主义）的立场出发思考乡土文学，而反对这一主张的人们则通过普及中华民国的国语——标准汉语，而非不能作为以言文一致为原则的现代语言发挥功能的台湾话，追求Nationalism（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乡土文学毋宁是在大小Nationalism的语境中，而非故乡丧失、田园回归问题，为双方所认识。”{22}换言之，乡土文学本身的“故乡丧失、田园问题”被政治性诉求所“挤压”，这种被遏制的“台湾经验”只能留给其后的乡土小说了。
当然，对于具体的作家个体而言，日本经验和台湾经验的比重并不相同，有的作家较多地描绘日本经验，如赖和、杨逵、吴浊流等人，有的作家更倾向于表达台湾经验，如钟理和、吕赫若、张文环等，但后者并非不描绘日本经验，而是表达方式更为委婉，正如张良泽先生在评价钟理和时所说：“钟理和不但在作品的意识形态上，表现强烈的民族精神，且在实际行动上，也表现勇于参与，争取立场的积极面。唯其如此，故作品中流露强烈的爱憎感。”{23}“爱憎感”也是作家表达日本经验的一种方式。
结语
台湾早期乡土小说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乡土作家所受到的压力和内心的困惑都是非同寻常的，但他们立身于台湾现实，以写实主义精神描绘了台湾真实的乡土社会，突显了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为台湾现当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经验”本质上是对政治的关注，它关注的是政治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关心政治、利用乡土文学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载体，成为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特点，其后，尽管政治环境几经变化，台湾乡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总是较为密切，殆始于此。
2016年1月22日
修改于台湾大学长兴街客座楼
① 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② 周作人：《黄蔷薇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详情参见余荣虎：《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④ 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⑤ 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台北：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⑥⑨ 颜元叔：《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中外文学》第2卷第2期，1973年7月。
⑦ 黄石辉：《乡土文学的检讨》，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台北：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⑧ 点人：《检一检“乡土文学”》，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台北：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⑩ 参见陈明言、杨金华：《台湾近代糖业先驱者武智直道》，财团法人台湾武智纪念基金会2005年版，第119-120页。
{11} 赖和：《丰作》，《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2} 吴浊流：《水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8），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13} 有关“诸子均分制”，请参阅汪兵：《诸子均分与遗产继承》，《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4} 吴希圣：《豚》，《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3），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15} 赖和：《善讼的人的故事》，《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1），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16}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77年第14期。
{17} 吕正惠：《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研究的回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6年第24期。
{18} 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桦中的破旧殴堂》，《张我军诗文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9} 陈培丰：《乡土文学、历史与歌谣：重层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诠释共同体的建构》，《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4期，2011年12月。
{20} 張修慎：《1940年代台湾“乡土意识”的底端》，《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10卷第3期，2014年秋季号。
{2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22} 山口守：《作为契机的乡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
{23} 张良泽：《钟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经验和祖国经验》，《中外文学》1974年第2卷第11期。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Whether in contents or in its narratives， the early xiangtu or local fiction in Taiwan（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has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nts， the kind of‘xiangtu or local literature， now widely debated， is in fact a debate about its language carrier whereas it， in its narratives，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experiences， with the former pressing upon the latter， thus determining the form and character of the early xiangtu or local fiction in Taiwan.
Keywords： Early xiangtu or local fiction in Taiwa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the Taiwanes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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