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黎紫书的微型小说为中心，考察作者创作中显现的“世界意识”，并阐释该意识的微观体现与具体内涵。文章分析了作者如何通过“内容延展”和“话语更新”以实现超越内容、话语边界的实践，并指出该实践能有效突破马华文坛的“地方性迷思”，达成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顺利接壤。但是必须指出，黎紫书介入微型小说创作的“世界意识”，不应简单地停留在字面理解，因为在其背后还蕴涵着作者对“中原/南洋”等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黎紫书；微型小说；世界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80-06
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草创以来，马华作家为确立马华文学的“在地感”（local sense）与“合法性”（legitimacy），不惜大笔书写族裔境遇、历史风貌和地理景观，此举却导致了马华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断收缩，丧失与“时代”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所幸的是，新世代作者已然意识到马华文学的框囿，自觉地以新理念、新视阈介入创作，以期打通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渠道。其中，颇受瞩目的作者是被誉为“近十年来马华文学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王德威语）的黎紫书。
黎紫书在这方面的尝试体现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如在《微型黎紫书》、《简写》等微型小说集子中，作者跳出马华文学特有的“文学、语言、思维方式、美学观”制式①，自觉斩断马华文学的“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不再以边缘性（marginality）或地域性（localness）视阈介入小说，同时也不再以构建认同感（construct identity）作为价值中心，而是以人文关怀统摄创作，以此来追求“同时性的时代”②（Epoch of Simultaneity）中读者的共鸣。
这种追求象征了黎紫书走出了马华文坛“在地言地”的怪圈，并对马华文学与世界的对接有所反思。正如她在谈董启章和也斯的小说时提到的：“发现他们（董启章和也斯）对世界有着比较敏感的自觉，也就是说，对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以及和外界接触交流的想法比较强烈”，因此“相对于小的、边缘的作家来说，就应该保有世界意识”③，就“应该找些与世界有共鸣的主题”④。在这种体认作用下，作者延展小说内容，并更新话语实践，以期深入地实现马华文学与“世界意识”的对接。当然，必须指出，作者介入创作的“世界意识”充满个人化阐释，其内涵和外延也吊诡重重。对此，笔者将论述一二。
一、内容延展：探照人性的普遍面向
不难发现，小说内容是黎紫书最初引起评论界瞩目的原因之一：她在《夜行》、《山瘟》、《州府纪略》中重提噤声于马来的马共历史；在《天国之门》、《乐园钥匙孔》、《裸跑男人》中写反人伦和非理性的情欲关系；在《野菩萨》、《告别的年代》中谈马来本土的鬼祟历史和暗影。正如张抗抗在第三届“花踪”文学奖的评审意见中指出的：“想想看，25岁才刚过少女的阶段，文学作品应该是类似女孩子多愁善感的那一种，可是黎紫书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她应该受到重视。”⑤在这份评审意见中，黎紫书的价值定性于“超越了‘类似女孩子多愁善感的那一种”，这个评价对她的创作来说当然挂一漏万的，但是从中也不妨看出，黎紫书创作内容确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即便她的创作内容值得重视、“题材大胆创新”⑥，然而其内容的边界却相对明显的。正如上述例子，她创作思路大致来源于：本土风貌、特殊事件和历史片段。
實际上，黎紫书本人也意识到自身创作内容的局限，也在积极调整收缩的创作“疆域”，努力向外拓展，“……认清自己的局限毕竟是一个写手趋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即便我无力突破，但我却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⑦。微型小说集《简写》就是她的一次尝试。在《简写》中，可以明显察觉到，作者正在延展创作内容。读者很难看到秘闻轶事、蕉风椰雨、神鬼传奇等充满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私密感（sense of privacy）的内容，相反，看到的却是一系列，与时代和普通人共时同步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都市人心理和情感问题进行刻画，从而透视都市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变态。”⑧具体而言，这一尝试体现在两个方面：“内容的解码化”和“人物的境遇化”。
1. 内容的解码化。在黎紫书以往的创作中，“编码”（coding）是一项重要环节，她善于在历史、地方或日常中截取符号，将看似破碎的符号进行粘贴、拼接、编码，并最终实现内容的“意义化”过程。比如在《裸跑男人》中，作者选择以主人公矜生的“恋母情结”为切入口，将他对舅母的欲望透视作为小说的叙事轴线，并辅以穿插矜生的性癖、同性情结等内容。就内容层面而言，使整篇小说显得惊世骇俗.但作者拒绝炫耀各种畸恋，而是透过肉身审视灵魂，甚至是审视马华群体“一个世代”的精神历程。舅母小璐被作者指涉马来本土，而矜生毋宁被视为寓居海外的马来华人，而作品中反复言说的畸形欢愉，也显然被作者当成“离散之痛”的隐喻。可见，在《裸跑男人》中，作为符码的肉体描写，通过组合和修辞，最终编码为具有在地意涵的指涉。
然而，在《简写》中，黎紫书似乎放弃了编码，而是寄托于依靠内容本身的互文性和粘连力，来呈现内容的原始样貌。正如她所言：“……在微型小说这千把字的篇幅里，适当的留白才能制造余韵，使得空间延伸。”⑨她无意于过度加工内容、充实故事，而是将内容背后的意义弃之不顾、内容的接驳转合也留有余地。如在《耗》中，作者一改“浓度很强的文字”，通过洗练的语言，描述妻子迎接丈夫死亡的故事。文章故事相当简洁，但稍加挖掘，就可编码出丰富意涵。但作者舍弃挖掘，也拒绝深化意涵，而是就事写事，以内容本身的力量面对读者。特别是文章最后，无数哀愁和愤恨，都只化为一句：“也就在那一瞬吧，她听到心电检测仪发出平整的，无尽的长音。”⑩足以见作者的解码企图。另外，《杀人者》更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这篇文章的社会批评意涵较重，但作者抛弃情感的无节制表达，同时收起激烈的批评姿态，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冷峻的，又带有调侃的意味，叙述故事内容。这种解码化弱化主题，却突出了故事内容的本身力度。
这种操作方式，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是尊重读者，邀请读者前来编码的表现，在无形中也能扩充读者群体，引起广泛参与度。因此，从这一点看，该方式是黎紫书“世界意识”的一个注解。
2. 内容的境遇化。这里的“境遇”（situation）借用自萨特在《境遇剧一种》中的含义：“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向我们建议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我们自己选择，为的是我们的选择更加人道；……境遇就召唤我们表现人类的总体性。”{11}在萨特存在主义观念中，境遇是人类总体性的表现，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不得不生存其间。在《简写》中，黎紫书就试图模拟各种境遇，还原人物在境遇中的各种面向。必须指出，这种模拟不是信马游缰的想象，各种境遇都有其对应的现实关照，透过境遇，甚至能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总体性”。
举例而言，在《简写》中，作者分别用《不觉》、《夜游》、《耗》、《赘》等篇，来探讨爱情关系中两性面临的各种境遇。里面涉及偷情、失恋、离婚、疑虑等多种境遇，但作者没有深入其中，探讨人心向背，而是重在烛照境遇的多面性，借此表现境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这样一来，作品反倒磨平个人感或区域感，反而具有世界共通的典型性。又如《够了》可以被解读成一篇那些卑微负重之人的宣言，《失踪》可以被视为一篇官僚制度的寓言。
可见，我们不难看出，虽碍于篇幅，黎紫书还是慎重挑选其创作内容，特别在《简写》辑四中，婚恋状态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境遇，都被她仔细搜罗起来。因此，不妨说，创作内容就是为境遇书写而服务的。当然，为模拟境遇的典型性，以激发读者共鸣感，境遇书写也促使她接触之前关注甚少的创作内容，反过来倒拓展了其创作内容的边界。以“境遇”为切入点进行创作，实际上证明了黎紫书已模糊意识到“境遇”是全人类共通的表现，同样也证明了她以“世界意识”介入其中的努力。
如上所述，黎紫书在创作微型小说时，通过“内容解码化”和“内容境遇化”两种方式，使她的创作内容超越了以往的内容边界。解码化的过程，突出了内容自身的意义，而境遇化的过程，则突出了内容的“普世”意涵。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她的微型小说创作不再是某块领域的“舞蹈”，反倒能引发“世界性”的共鸣。
二、话语更新：寻找马华文学
本土话语之外的可能
马华文学本土话语，是中文在特定历史阶段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它包含“本土意象、本土后殖民话语等等”{12}。正如巴特所言，权力“隐藏在一切话语中”{13}，话语的实践和操作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权力斗争。黎紫书作为马华作家，她自然无可回避马华本土话语实践。马华本土话语提供给她本土书写的合法性，但粘连的权力之争，却也不自觉地束缚了她创作的灵性和自由。这一点，在她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夜行》、《山瘟》和《州府纪略》中，运用少数族裔话语实践，通过新历史主义、意识流、元小说等方式，还原马共历史在国家历史场域中的在场感，“带有浓浓的伤痕文学色彩”{14}，但却使作品成为“官方说词对文学语言的一种渗透，或者一种洗礼”{15}；又如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中，其女性主体话语实践相当明显。作者借用“后设小说”（meta-fiction），直接暴露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技法使用，构建作品的“女性意识”主题{16}，然而，“后设装置”的运用却使作品“陷入自身的套套逻辑里”{17}。
可见，马華本土话语实践确实使黎紫书头角峥嵘，但她也表示，“我并不执着于马华作家应该说些什么来代表马华，又或是我必须将马华的历史背景、马华色彩之类的传达给读者”{18}。作者的“世界意识”，不断让她看到马华本土话语的弊端，迫使她进行话语实践的更新。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她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启动全新叙事方式。在马华小说场域，本土话语实践自有一套体系，在这套体系中，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占据魁首地位。因为现实主义的具象性、操作性和写实性，通常与马华历史语境能保持契合，所以现实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华本土话语实践的要点。但如上所言，现实主义的政治粘连度和地域价值观太过明显，要实现“世界意识”，就必须启动全新的叙事方式。黎紫书就在微型小说中做出可贵尝试，比如，将元小说、解构主义、表现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叙事方式引入小说。如在《命运》中，可以看出元小说的叙事方式。作者通过“一环套一环”的模式，分述了“我”、“你”、“她”之间的胶着关系，并利用“文中文”、“戏中戏”的方式，点出作品主题：“你觉得自己像个……像个上帝”{19}。这种叙事，很容易就联想到博尔赫斯的创作，作者本人也强调她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之深。
又如《窃形记》一文，作者显然借用了表现主义叙事方式。她不仅简化叙事时间、进程和情节以追求一种“凌冽感”，在叙事语态上也多用疑问句、虚拟语气和推测性词汇以塑造“不确定感”。文中的“他”在闭上眼的一、二秒间，变成了甲虫，并且“从窗口看去，楼下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甲虫，电视里的也一样。”{20}文中的荒诞感，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但不同的是，本文并非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而是借用“互文”将被动的“变形”转化成主动的“窃形”，反倒印证了表现主义的价值内核。
还有一篇名为《日复一日》的文章，作者模拟了一种日复一日，躲无可躲的生存境遇。主人公发现每天都会有一对孪生兄弟，站在他前后，因为“重复性太高，他不得不纳闷，不得不怀疑。”{21}他试图逃避这种状态，却发现疑虑和惰性使他失去了逃避的能力，于是只能自我喟叹：“……‘一下不过是三几秒；三几秒后他站在两个中间，想，为什么只迟疑一下，车就到了。”{22}很显然，作者运用“俏皮”的语态、零散语句和断裂的逻辑结构，来营造一种“荒诞感”和“宿命感”。这种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就是作者刻意以“黑色幽默”介入的结果。
黎紫书借用包括表现主义、元小说、黑色幽默等叙事方式，佐证了她的开放心态，使文章具有较大的格局和气象。
2. 开辟题材选择新路径。马华本土话语实践还离不开题材的选择及操作，如张贵兴的“雨林叙事”、李天葆的“南洋风貌”、李永平的“唐山记忆”，都是例证。但必须说明，这种题材选择很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窠臼，而且本土话语反复言说，也容易使域外读者产生“马华文坛”僵化顽固的错觉。因此，黎紫书放弃了狭隘的、特殊的题材选择，转而面向日常的、普遍的题材。
有聚焦于校园生活的题材，如《童年》、《错体》、《消失的后巷》、《唇语》、《惩罚》、《梦境与现实》等；有描写普通人情爱状态的题材，如《不觉》、《事后烟》、《送别者》、《苍老》、《赘》、《耗》；有书写职场人员的生存与心境的题材，如《看守员老Q》、《暗巷》、《杀人者》、《寻人记》等；还有众多表现亲情伦理的、偶然小事的、人生拷问的文章。
虽然这些作品题材简单，但操作性极强。引入这些题材，在革新马华本土固有的话语实践，打开新局面的同时，反而显现出作者的自信和开放。不仅如此，这些题材具有普世性和共通性，能吸引马华读者之外的读者群体，拓展了马华文学的接受圈。当然，题材选择的新路径，也从侧面呼应了黎紫书试图突破旧有面貌，融入世界版图的决心。
马华文学发展将近百年，马华本土话语实践却往往“纠缠于中文（含背后深邃的文化底蕴）的自然限定中不能自拔，从而无法逃脱其遮蔽”{23}。因此，在微型小说创作中，黎紫书通过“启动全新叙事方式”和“开辟题材选择新路径”更新马华本土话语实践可谓一次有效实验。她跳出地域局限，站在更为宏大的视角进行创作，也在无形中弥补了马华文学唯具体性和“情境论”所产生的遗憾。
三、语言越界：“世界意识”的再思考
如上所述，黎紫书通过一系列微型小说的创作策略，来实现她的“世界意识”。从文本呈现的效果来看，我们不妨说，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有效的。但是，在尝试的背后，我们又能轻易发现，作者的“世界意识”绝非纯粹，在背后，也隐藏着作者的疑虑和思考。在这些疑虑和思考的作用下，“世界意识”变得吊诡重重。接下来，笔者将由黎紫书的“语言越界”切入，深入探讨“世界意识”的意旨。
由于马来本土多元混杂（hybridism），“语码混用”（code mixing）的现象层出不穷。在马华文学场域，不少作家更是刻意混用语码，追求马华语言的“马赛克现象”{24}，以此还原马来本土的复杂性（complexity）。在黎紫书的其他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回避语言混杂现象，如在《告别的年代》中，除开华语和英语，她甚至还多次涉及马来语、淡米尔语（Tamil）等语言。但是，在微型小说创作中，作者却较少提及“语码混用”，相反，她更愿意以华语（马来华语）{25}贯穿创作始终，以保证语言的纯度。借用黄锦树“语言关照身份”{26}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操作，可被认为是她对“马华语言”及“本土身份”的自信和认同。然而，吊诡的是，在部分微型小说中，作者却刻意模拟“普通话”，甚至是“北京方言”进行叙事，如在《归路》中，作者就连用“溜达”、“粮本儿”、“逗乐”等颇具京冀色彩的词汇。黎紫书的语言越界，不免使我们对她的自信和认同产生怀疑。
在《简写》中，梁靖芬的序一定程度上坐实了我们的怀疑，她认为：“除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字里行间那些‘这不、‘顶个球、‘别……，因为不是我们这里的用语习惯，对本地读者来说，也许有点隔。但对小说家而言，未尝不是语言的磨练，甚至是写作过程中的小游戏……但是与此同时，和经常被视为不够纯正、用语破碎的‘南洋华语/口语相比，那些机灵的、因地而易的语气调整、文字臨摹，读来总有几分向中原‘示威的吊诡一一原来只要我们肯‘变，就能学得七分像样。余下的三分，则未必是因为不像，而是两地同享。”{27}
在梁靖芬看来，黎紫书的语言“大陆化”倾向是对“中原”的一次示威：向来“用语破碎的‘南洋华语/口语”，在作者的督导和调教下，未必无法向正统的“大陆华语/口语”靠近。在这种认知中，黎紫书的模拟被视为一种政治抵抗策略，或至少是一种由“边缘”向“中心”切入的实验。不得不说，梁的观点未免有强制阐释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她至少抛出了一种可能：黎紫书这次颇为吊诡的实验，是否有她对“中原”问题的迷恋（obsession with China）{28}？
如果我们踵武马华文学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这种迷恋绝非个案。从韦晕、苗秀，到温任平、小黑，到寓台的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他们对“中原”问题的反复书写恰如Michelle Yeh认为的：“……已是论述地建构中国。”{29}这些探讨甚至超过了问题自身的容量和必要性。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肆意游走，都足以证明迷恋之深。到黎紫书这里，她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开放，她不仅跳出反复咀嚼的中国问题之范域，而且颇具包容和气度地以“世界”介入马华文学场。但是，在“世界”的表征下，同样埋藏着她对“南洋/中原”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她以“世界”介入文学的自觉太过浩大，反倒让人忽视她的关注。在《山瘟》、《州府纪略》、《夜行》等一系列“大叙事”作品中，她关怀马共历史的消长，探讨国族寓言下的人性，指涉“马华移民的殖民、独立、起义经验，丛林内外的垦殖迁徙，乃至华族社会的日常生活”{30}。这些皆可看出她对“中原/南洋”问题的用心。
如在《蛆魇》中，作者以溺死者的“鬼魂”为视角，叙述了一个在大家长宰制下的家庭悲剧。“我”随母亲改嫁到继父家，面对长年累月的暴虐侵袭，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我”将不幸迁罪于重组家庭的尴尬和惧意时，明灭的儿时记忆才使“我”发现——原生家庭的矛盾和冷感才是悲剧的动因。自然，在《蛆魇》里，作者“暗喻了大马华人的境况”，以彰显他们的“无力感和无奈的沉默”。{31}但通过文中对原生家庭的怨怼之词，可以看出，作者也在试图探讨马来华人与中国之间复杂缠绕的关系。一方面，象征马来华人的“我”，反复申诉“我们的家比这里好”，对这个充满“恶信念”（bad faith）的世界“似乎再没有丝毫恋栈与牵挂”；但另一方面，“我”却无法重回原生家庭，甚至在想借回忆取暖时，只搜寻到人群的麻木和死亡的冰冷，“我以食指抹去凝聚在父亲眼角褶痕内的水珠，发觉它比挂在草尖叶梢的朝露更寒更冷。”{32}这种畸形和悖谬的关系，是作者对华族心境的隐射。
如此可见，我们可以判定，黎紫书并非忽视了“中原/南洋”问题，而是采取“隐蔽语本”（hidden transcript）的方式，曲折而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念。{33}因此，回到黎紫书微型小说的语言“大陆化”倾向，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她对待“中原”问题的一次表明立场的述行（performativity）过程。
此外，还有一个微妙的举动，可以说明作者的立场，那就是黎紫书在《简写》中收录了梁靖芬的序言《别的》。正如德里达评价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的“引用”概念（citationality）时所言：“引用”不是简单重复（reiterative），“引用”过程的行为本身就是被“行动者”（agent）附加意义的过程{34}。那么，黎紫书对梁靖芬“序言/观点”的“引用”，完全可以看成是一次立场的“挪移”（appropriation）过程。
如此种种，都足见黎紫书的语言越界行为，实际是在探讨“中原/南洋”的关系问题。可吊诡的是，当她的微型小说创作最终聚焦在特定问题时，那么“世界意识”的内涵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收缩，也因此，收缩后的“世界意识”实际上是无法实现作者的“世界”诉求的。从这一层面而言，黎紫书的语言越界，反倒使显示出她对“马华语言”和“本土身份”的局促不安，继而模糊了“世界”意圖。然而必须承认，即便“世界意识”是收缩的、模糊的，但黎紫书的尝试仍值得称许，因为该尝试还原了一个处于世界文学事业未竟之前的马华文学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个“接触地带”是马华文学向世界文学迈进的必经历程，非但不会因此稀释马华本土性知识的构建，相反还会因其隐含的混杂意涵消解马华文坛前世代的单一价值言说。
结语
正如刘小新所述：“马华文学的发展问题存在生机和危机的双重论述。”{35}我们不可回避马华文学的困境，自然也不能忽视马华文学新生的力量，而黎紫书将“世界意识”熔铸进微型小说创作的实践就是一股新势力。通过“内容延展”、“话语更新”等实践，作者不仅重新召唤、构造、整合了马华文学的内在资源和外在可能性，还藉文字书写大胆打通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可能途径。当然也必须看到，在践行“世界意识”时，黎紫书没有无所顾忌地滥用现代技巧和理论，以达成“世界化”的速成过程，而是有所保留地表达了“中原/南洋”问题对她的影响。这一点又恰好证明了她以“世界意识”介入创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审慎的反思。因此，对于她超越马华文学书写范域、游走世界疆界的姿态，值得我们的“同情之理解”。总而言之，考虑到马华学者“立足马来西亚本土，走向全球化”（安焕然语）的呼吁，我们可以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实践，对今后马华文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具有启示性意义。
① 尹维颖：《黎紫书：行走与漂泊》，《注目——一位文艺记者的职场遇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② Manuel Castells：《空间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理论读本》，夏铸九译，明文书局1988年版，第227页。
③④ 黎紫书：《生命的转弯处——专访黎紫书》，《中文·人（黎紫书专号）》2013年第13期。
⑤ 张抗抗：《星洲日报·花踪·文汇4》，吉隆坡：星洲日报1997年版，第113页。
⑥ 黎紫书：《华海无涯》，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⑦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⑧{14} 金进：《马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
⑨⑩{19}{20} 黎紫书：《简写》，吉隆坡：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6页；第172页；第111页；第116页。
{11} Jean-Paul Sartre： Pour unthé？覾tre de situations（textes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Michel Contat et Michel Rybalka）Parisidées/
Gallimard， 1992， p.20.
{12}{23}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13} 以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
{15} 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得马华文学论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6} 参见刘俊：《告别的姿态和意义——论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17} 黄锦树：《艰难的告别》，黎紫书著：《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8} 黎紫书：《生命的转弯处——专访黎紫书》，《中文·人（黎紫书专号）》2013年第13期。
{21}{22} 黎紫书：《女王回到城堡》，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4} 语言的马赛克现象是指主体语言混杂客体语言的现象。参见陈原：《语言和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9页。
{25} 这里的“马来华语”概念，引援自张锦忠对“异言华文”（chniese of difference）的讨论。在他观念里，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另有一番文化符象。参见张锦忠：《海外存异己：马华文学朝向“新兴华文文学”理论的建立》，《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
{26}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55-80页。
{27} 黎紫书：《简写》，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7页。
{28} “obsession with china”由夏志清提出，意在指涉海外华人“中国情结”的传统。这里化用他的概念，笔者是想说明，“obssession”并不会单纯以“迷恋”的方式出现，还可能以“反复谈论”、“过度阐释”、“厌弃”（resentment）等方式出现。而将“中国/马华”概念换成“中原/南洋”，是想消解背后的区域政治意涵，并突出它们的文化意涵。
{29}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ransnational Critic， Boundary， 2：25（fall，1998）： pp.199-200.
{30}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黎紫书著：《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1}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32} 黎紫书：《蛆魇》，《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33}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90， p.157.
{34} Sara Salih： Judith Butl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07.
{35} 劉小新：《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管窥》，《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With the micro fiction by Pow Leng as a subject for study，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her writing reveals a‘world-awarenessand explains the micro embodiment and concrete contents of this awareness.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how the author transcends contents and discourse boundary via‘contents-extensionand‘discourse renewalwhile pointing out that such a practice can effectively breaks through the‘localized obsessionsin the world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and helps it smoothly rejoin the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world-awarenessPow Leng has in her creation of micro fiction ought not be taken at face value as there are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behind such issues as ‘China/south-east Asia.
Keywords： Pow Leng， micro fiction， world-awareness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