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刚

　　摘要：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的长篇小说《女仆》在国际文坛具有广泛影响，但遗憾的是，评论界对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华人传统文化习俗的研究仅停留在后殖民主义“凝视”的层面，对其中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缺乏深入解析。本文以该小说中的“神话母题”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其原型，探讨小说“神话母题”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弥补当前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女仆》；神话母题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57-06

　　华裔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 1942-）是新加坡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在3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出版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7部长篇小说。民俗叙事是其小说的主要叙述风格。其女性主义小说代表作《女仆》（The Bondmaid， 1995）①，以女主人公涵（Han）的情感生活为主线，带领读者走进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世界。因这部小说涉及性描写，新加坡本地的出版社拒绝出版，所以林宝音不得不自建公司出版。之后，英国的Orion和美国的The Overlook Press两大出版公司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出版了这部小说，该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推广。

　　90年代初，全球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成为世界图书市场中的寵儿。有学者认为，林宝音小说中的民俗叙事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体现出浓郁的“异域情调”（exotic taste），这一风格迎合了西方出版商的品味。《女仆》出版后，郎步兰（Lang Bulan，1996）批评林宝音的小说叙事风格“总是保持不变（static），缺乏发展，并过于迷恋那些带有偏见性的表征（stereotypical representation）。”②飞利浦·霍顿（Philip Holden，2009）也认为林宝音作品中的“异域色彩”，是吸引西方读者的一种叙事策略，并成为进军国际图书市场的卖点。他说：“90年代以后，林宝音的小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她对外国读者的策略性异国情调（strategic exoticism）的应用。”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科技大学博士生Julie Dixon（2002）认为林宝音的两部小说《女仆》和《长有泪痣的女人》“在结构上与西方的传统小说相吻合，特别适合于现代主义欧洲文学的一种类型：传奇，甚至是传奇剧。”④

　　西方学者对林宝音小说中的华裔族群传统文化中的民俗事象解读为“异域情调”，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凝视”。事实上，在小说叙事中，林宝音穿插运用了大量的民俗事象，包括民谣、神话传说、文化禁忌、迷信和民间信仰等，与其他因素一起构筑了小说的叙事大厦，不仅有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和深化主题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民俗事象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母题，其中“神话母题”最为典型。

　　文学中的“神话母题”研究起源于民俗学领域。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将母题分为三类：“一个故事中的角色”、“情节的某种背景”和“单一的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对民间文学中的母题进行了分类。⑤简·盖丽和汉森·艾尔莎弥（Jane Garry and Hasan El-Shamy）基于汤普森对母题分类的研究，认为西方民间文学中的“神话母题”“往往与世界创生和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world）有关”，包括“造物主、上帝、半神半人（demigods）、宇宙特别是地球创生、生命之始、动植物的创造等。”⑥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文化中，几乎都存在着关于造物主的神话传说，“尽管造物神的特点各有不同，但是其原型特点（archetypal qualities）还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Jane Garry and Hasan El-Shamy， 2005： 3）

　　在小说《女仆》中，林宝音将“神话母题”作为故事叙述的“契机”，对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父权制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通过对小说中的“神话母题”及其原型分析，可深入解读林宝音是如何通过“神话母题”表现故事主题的，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挖掘“神话母题”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一、《女仆》中的“神话母题”

　　小说《女仆》按照女主人公涵（Han）的成长历程，被分为“孩童”（Child）、“女人”（Woman）和“女神”（Goddess）三部分。其中的“神话母题”主要体现在与“天帝”（Sky God）和“女神”（goddess）有关的情节中。

　　首先，小说中颠覆了华人传统信仰中的“天帝”形象，将其塑造成一个冷漠的、无视人间疾苦的父权形象。女主人公涵的妈妈每天上香，但她的祈求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她不无怨恨地说：“天帝真是无眼无耳啊！”（Catherine Lim， 1995： 9）后来丈夫因好色被人打死，一家人没有了经济来源。绝望之余，她“将香炉踢翻”，“转身回到屋里，以此来表明与那个女人们自古以来祭拜的无能之神（inept god）彻底决裂。”（Catherine Lim， 1995： 14）

　　小说中，涵对天帝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从崇拜到反抗”的过程。小时候，父母的言传身教完成了她对天帝信仰的启蒙。她的母亲每天早上“都要向经常在天上展示神力的雷神上香”。（Catherine Lim， 1995： 8）而父亲讲述的一个故事对涵的影响更大：

　　“很久很久以前，是男人每月要流一次血，而不是女人。当然，男人不能用像女人一样的布条，而只能用长竹筒来保护他们的生殖器。但是在犁地、种地和收割时是很不方便的，因此他们向天帝祈求收回男人遭受的这种不便，而将其转给女人。天帝可怜他们，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Catherine Lim， 1995： 8）

　　这个故事在涵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长大后，在她的梦境中出现的天帝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是迫害女神的元凶。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编排，将“天帝”塑造成了一个“偏向男性、欺压女性”的父权权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