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所探讨的“十七年”时期姚文元所参与的文学论战、“文革”结束之后的《苦恋》论争风波以及2000年初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战，代表了当代中国三个不同思想时空的文学批评论争样貌，但共同点是：论战一方希望维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主导观念和方法，进而达到巩固既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目的，故而他们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任务（task）或使命（mission）；而另一方则试图将文学批评定位在艺术审美层面，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将文学批评作为历史重构和解析的工具。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本质的不同，理想的文学批评乃是多元的观点、批评视角与批评方法的融合。
关键词：文学批评；姚文元；白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35-13
1949年之后的中国，左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原本作为一种文艺理论的流派，随着中国政权的更动，而逐渐具备了文艺批评方法的正统性。此种批评模式将一切文艺作品从阶级分析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读，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模式去审视文学作品的优劣。原本，文学批评究竟是侧重意识形态属性、社会批评，还是应当侧重艺术审美属性的评析，并无统一的答案。只不过，在彼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氛围之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都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除了成为官方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模式外，更成为了衡量其它一切文学批评理论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成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如此一来，则文学批评从一种感情表达、思想陈述等单纯的个人行为，转化成具有强烈政治思维色彩的价值导向行为。一切文艺作品的解读，都无法超越此一逻辑。
于是，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评论家、知识分子或是民间个体化的一种作品或作者评价，它同时也成为了方法唯一、标准唯一的一种“任务”和“使命”。官方倡导文学为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文学批评也应为民众塑造出一种合乎左翼革命历史观和价值体系的思想形态。因此，历史观的话语建构也成为特定环境下文学批评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时而对现实或当下进行评判；时而进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观的塑造。
笔者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样貌是：作家是生产商，文本是其制造出的商品；文学批评则是一种“质检标准”或一套“质检程序”，执行这一标准的初衷，就是要筛选出好的作品与好的作家，以服务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
从1949年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十七年”中，官方为了塑造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史观的唯一正当性，文学批评的宽松环境伴随着一次次的论争甚至政治运动以及人身迫害而渐渐消失。那段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架构，只容得下以“阶级分析法”为纲的模式存在，任何与此相异的文学批评观念或是文学作品，都会遭到压制。姚文元对胡风、朱光潜、周谷城甚至贺绿汀的批判，就是在此一环境的土壤中发生的。虽然被批者以及巴金等人都曾一度对姚文元的大批判进行反制，但是整体“左”的文学批评格局难以改变。“文革”的爆发便是这一格局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文革”结束之后，发生在1981年的文学剧本《苦恋》论争风波，是不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又一次对撞。这次论战涉及的是如何看待“爱国”观念、如何看待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不过与“十七年”时期不同的是，《解放军报》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却面对文艺界各种形式的抵制；更为突出的一点是：深受“文革”浩劫影响的普通大众并没有在文学论战中充当看客，而是参与其中。最终，《苦恋》论争风波没有发展成为“文革”的回潮。
世纪之交前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其改编电视剧所引发的论战，参与方更加广泛。一方面，伴随着同名原著改编为电视剧，编剧梁晓声历史反思式的文本批评方式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官方也希望借助电视剧的公映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红色历史观的重塑；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苏联以及红色思想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则完全否定这一作品，并由此引发司法诉讼。相较于《苦恋》论争时代，大众在论战中的表态也显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大众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塑造，也未有积极回应。
本文讨论的，便是如何从这些文学论战中，总结出一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或独立性进行定位的思考或认识。
一、“十七年”时期姚文元的文学批评回顾
如今，“文革”被公认为是极“左”思潮泛滥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产物。不过，“文革”时期大批判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在“十七年”（1949至1966）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十七年”的含义是：在中国官方角度看，于政治社会领域是新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而在思想文化界，则配合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标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种文化行为，都渐渐成为塑造新的历史观的工具。这其中，后来成为“四人帮”骨干的姚文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对文学艺术界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并不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也不是以后来的“文革”为开端，实质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从文学理论争鸣演化为政治迫害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之所以能走入政治与文艺难以区分的历史漩涡，便是以发表在1955年第一期《文艺报》上的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为起点的。而在整个1955年，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差不多有十多篇。①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承载的官方政治使命已经越来越重，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并以此去认识中国革命史，成为了当时执政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胡风和鲁迅关系密切，弘扬鲁迅必然也就要借此机会批判胡风及其思想，以确立起符合彼时左翼意识形态的鲁迅批评观。1959年，为了深入对胡风及其思想进行批判，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当时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作品，是一篇典型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是却也具有鲜明的“使命”和“任务”色彩。姚文元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尤其是涉及到鲁迅的文学批评，就是一场斗争；而对这一点，他一点也不回避，认为“对于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必然涉及到文化思想和文藝思想上许多根本的原则问题。历来在鲁迅研究上，就是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沙场。”②由此可见，在浅层次上，姚文元对鲁迅进行的文学批评，是要“纠正”和清除胡风对鲁迅个人及其作品的批评理论的影响；其次，在深层次上则是要将鲁迅的个人经历纳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观中。故而，在论及《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对于文学批评观念建构的重要性时，姚文元写道：
……一，对于广大读者，可以从正确的批评文章中区分鲜肉和烂肉，区别滋养品和毒品，获得正确的鉴赏，不致不加区别的‘随手拈来，大口吞下；对于新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反对那些错误、倒退的倾向，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文艺批评是思想斗争的武器，是催促文艺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一种力量，是帮助广大读者理解和欣赏文学创作的钥匙。③
显然，在姚文元的观念中，胡风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烂肉”，因此“鲜肉”的文学批评理论就必须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及革命的现实需要。姚文元对鲁迅的评述，几乎都会引申到对胡风的批判，以切合彼时的官方文艺路线的需要。在叙述“为何会出现鲁迅这一伟大人物”的问题时，姚文元认为是“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鲁迅”，而将鲁迅与中国现代史中的共产革命相结合，他这样看待鲁迅这一伟大人物的诞生：
鲁迅是适应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伟大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者鲁迅，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胡风分子们曾竭力使鲁迅神化，把鲁迅的出现说得神乎其神地令人难解，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烟幕弹。④
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曾经的论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姚文元批判胡风的历史素材。他认为“鲁迅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反动理论的战斗，有着长久的意义……而且留下了许多很宝贵的现在还有现实意义的意见……鲁迅的战斗文章将继续从思想上武装我们，成为我们为贯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的有力的武器。”⑤因此，鲁迅曾经进行过的思想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今日。而有关“道德阶级性”的问题，更是成为了姚文元借力打力、“以鲁迅压胡风”的工具：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道德，阶级的善恶……胡风分子们所惯用的欺骗手腕，就是抽去后期鲁迅道德观念的阶级内容……这是用以迷惑不坚定者的主观唯心论的语言……抽象地谈真善美，只有利于剥削阶级而不利于劳动人民……我们要同鲁迅一样憎恨剥削阶级的道德，我们要同鲁迅一样不断扫除自己和别人心上的垃圾。⑥
姚文元认为，鲁迅也好，文学批评这一形式本身也好，都具有鲜明的“工具化”特征，其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胡风这一做法本身都不能够称之为是终极目的。姚文元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的末章中，以一段极富鼓动性的文字，概括出了他看待文学批评功用和价值的立场，这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从普遍意义上，对文学批评家“使命”或“任务”的具体定位：
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支号角，响亮地吹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赞歌；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把利剑，劈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把它从各个领域中彻底清除出去；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把铁铲，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支画笔，绘下我们伟大时代和创造这个时代的英雄们的容貌和灵魂；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根钢骨，可以用它支撑起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巨厦；我们的笔，应当是一把扫帚，老老实实地为扫除我们屋子里的灰尘服务；我们的笔，应当是一块海绵，把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净化都吸收进来。……我相信，鲁迅是希望我们这样做的。⑦
当姚文元以《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完全失去了自由，难以再对姚文元的批判进行回应。姚文元本人在“十七年”时期，不仅仅批判胡风。他对贺绿汀、周谷城、朱光潜等人的文艺批评，都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次论争，是发生在姚文元和美学家朱光潜之间一场有关“美”的标准的论战。1961年，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先后发表了《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等文章，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提出批判。姚文元认为，对“美”的评价标准，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角度出发去评判，例如他认为“新生的向上发展的就是美的，衰老死亡的阻碍发展的就是丑的”⑧。朱光潜作为当时著名的美学理论家，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以撰文回应的方式进行了反击。在同年的3月17日，朱光潜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从姚文元同志的美学观点谈到美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文章，以《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为例，认为“假如现实生活中有那样的老妇人，她无疑是丑的，但作为艺术作品，她是一个写得淋漓尽致的逼真的人物，能否产生美感呢”⑨，故而朱光潜认为姚文元“对美的所有概念都是片面的”⑩。
姚文元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学探讨。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文学批评已经是一种塑造新思想的工具，也是从事“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局限在文人小圈子中的作品鉴赏，更不是大学校园中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学术研究。在那个时代，文学批评动辄就有可能上升为政治斗争、政治迫害甚至政治动荡。“文革”的爆发，也是以文学艺术的批评作为起点和具体形式的。只不过，当时不少文艺界人士并没有意识到：忽略、放任姚文元这种大批判式的文学批评可能带来的深远和负面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巴金在当时的举动及晚年的回忆，颇为值得深思。
当姚文元这支被江青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在“十七年”时期，将批判的言辞一次次指向文艺家时，巴金并没有保持沉默。1962年5月，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中，巴金进行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他觉得作家的创作应该有独立性，不能够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认为“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11}而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巴金对当时文学批评充斥大批判、肆意整人的情况的担忧，尤其是对于姚文元之流的文学批评模式，巴金大为不满：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鉆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2}
巴金的敏锐性在于，他能够充分意识到，那时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取向有着巨大关联，文学批评本身已经成为了这种社会体系的一环。因此，一些类似于姚文元之流的文学批评家们必然是以政治氛围来确定文学批评的标准。巴金对此指出：
……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高居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只有在作家和批评家互相学习、彼此帮助、互相尊重、携手前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的紧密团结的局面下，才会有万花吐艳、百鸟鸣春的盛况。{13}
巴金的上述谈话，主要是针对姚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4}且在巴金本人晚年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巴金晚年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非常忧虑后人忽略了“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此种乱象，而只是孤立地将“文革”看成是对中国文艺发展造成阻碍的阶段。在巴金的意识中，“文革”的爆发根本不是在某一天之内突然形成的，而是有着“十七年”时期的种种因素叠加的。姚文元作为立场偏颇的文艺批评家，能够依靠政治嗅觉，不断进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领域的核心上层，且在这一过程中亦未遇到什么阻碍，都是在“十七年”时期发生的，而“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反思，显然还没有全面和深化。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
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15}
二、改革时代的《苦恋》风波
198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始动的时代。那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革带来的负面记忆，知识界开始逐渐流露出历史反思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反思已经不仅仅是对“文革”十年的重新认识，而是上溯到了中国的近现代史，思考中国人与国家命运的张力和关联。
改革时期的中国，奠基在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并未改变。故而在思想文化甚至社会领域，官方与部分民间思想界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二元张力。西方学界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民间要求思想解放、创作与多元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官方维护左翼价值观的既存事实。{16}本文分析的《苦恋》论争的主角白桦，就曾公开表示“宁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千万不要歌颂救世主”。{1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苦恋》论争事件发生了。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由武汉军区军旅作家白桦创作完成，发表在1979年的《十月》第三期上，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无奈选择和悲剧命运。在当时的中国，从学界到民间，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起步，对“文革”的反思逐渐演变为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文学界也不可能自外于这种反思。剧本中，曾经反抗过国民党统治的主人公凌晨光，是中国彼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凌晨光舍弃了国外的一切优厚待遇，满怀报国之志回国效力。回国之后的他遭遇一次次政治运动和迫害；虽然境遇每况愈下，凌晨光仍旧苦苦依恋着自己的祖国，无怨无悔；直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一生的爱国信念划下休止符时。剧本认为，凌晨光留下的，是雪地中一个巨大的问号。
《苦恋》这部剧本所传递出的文本信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潮，例如对个人崇拜的隐喻。在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极为有名、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的反问式对白：“你爱国，可是这个国家爱你吗？”而在剧本的结尾处，则将“祖国，我爱你”称之为“神圣的权利”。在白桦的塑造下，造成主人公死亡的，是“国家”，是“被香火熏黑的金身佛像”（隐喻对个人崇拜的反思），而非“祖国”。剧本中的“祖国”，是主人公自小生活的土地、山川、河流，与之相伴的亲人、朋友、同胞等。
《苦恋》在发表后曾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太阳和人》。《苦恋》的剧本一发表，便引起了官方的关注并派专人前往拍摄现场，对影片的结尾提出修改意见。{18}可见，官方的文学批评行动早已经开始，只不过当时还未见诸于文字。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苦恋》进行了批判，由此引发了文艺界甚至是全社会对该文学剧本的激烈争论。《解放军报》批判白桦及《苦恋》的理由是：剧本传递出的历史观是“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祖国不仅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可憎可怕。”{19}而1981年，恰恰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
六十年{20}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我们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册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21}
可见，该怎樣看待中国革命史——这一大前提式的原则，白桦就已经与官方产生了冲突。不过，由于“文革”刚刚过去，国家也经历过饥荒岁月，这篇评论员文章也对“文革”等阶段的历史脉络进行回应，认为“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22}
作为一篇承担着政治使命的文学批评文章，批判《苦恋》的文字，也是从其文本内容入手的。文本中的意象、背景、情节，通通成为被否定的对象：
《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实际上成了对于祖国的控诉和诅咒，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禅院长老和少年凌晨光关于神佛、香火和庙堂的对话的中心意思是：庙堂制造了神佛，愚弄了善男信女，骗取了香火。这种隐喻和暗示，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把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引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引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作品中一再用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题歌，来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制造了祖国大地上的人的悲剧。”
《苦恋》所引出的有关“爱国”内涵的讨论，毫无疑问是《解放军报》批判的主要内容。白桦在剧本中区分了“祖国”、“国家”、“爱国”等概念，军报予以了反驳，认为“爱国”这一概念，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必须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结合：
爱国，爱国主义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阶级社会里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讲爱国，不只是热爱我们祖国的地大物博、山川秀丽、历史悠久和灿烂的文化传统，而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亿勤劳勇敢的人民，热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最广阔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崭新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内容，是历史上任何的爱国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它反映了人民和国家间的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难道今天对祖国的爱，能够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相对立吗？”
在《解放军报》的立场来看，爱国是历史而具体的产物，而《苦恋》却将爱国抽象为“爱传统文化”、“爱山川秀丽”。《解放军报》在文章结尾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由官方所倡导的文学创作观，即：一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苦恋》这样的文学作品；同时也透过对官方文艺思想路线的重申，强化对中共革命史的认同与支持：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国之本。它的内容是载入了我国宪法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遵守，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应遵循，文艺工作不能例外。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中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自由竞赛，在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反对用行政的方式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如果把它理解为可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那就会走到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每一个爱国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都应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正确反映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促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四化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解放军报》对白桦和《苦恋》进行的批判，虽然是从文本内容出发的一则文学批评文章，但却有着极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重申确立拥护特定意识形态的文艺创作路线，倡导官方的历史观。
作为军人作家的白桦，本人及其作品被军报点名批判，而且是发生在全面改革的八十年代，确实令当时的舆论界、文学界大为诧异。《解放军报》的这篇批判文章刊载之后，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中国知识界，显然对于这样的文学批评文字难以接受。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中，传统媒介和会场成为了文艺家们反对大批判的平台。例如，1981年1月，在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召开的联合座谈会上，几乎出现了“一面倒”地支持白桦和《苦恋》的声音。{23}
在官方舆论体系中，例如上海《文汇报》等媒体的主编，在充分阅读了白桦的文本之后，始终拒绝转载《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24}而《苦恋》批判风波愈演愈烈之际，白桦的同行，则以“作品评奖”这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对白桦给予了支持。{25}为了抵制对白桦的批判，白桦的诗歌《春潮在望》经过同行们的努力，获得了1980年度的“全国中青年诗歌奖”；中国作协下辖的《新观察》也主动向白桦约稿；{26}官方的新华社则针对《解放军报》的对白桦的批判与白桦获得“全国中青年诗歌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发表了题为《批评，但不是棍子》的具有中立色彩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文学论战的不同，民间大众并没有成为《苦恋》论争中的旁观者。有民众议论“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北京大学亦出现大字报声援白桦。{27}对白桦表示支持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例如，白桦曾谈到，有陌生的青年人送给他一块石头，以鼓励自己坚强勇敢。{28}全国各地大量的陌生人的声援信寄往白桦家中。白桦在晚年的回忆中指出：
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读着那些陌生人的函电，想象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29}
《解放军报》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论，显然也引起了政治高层的关注。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反对重走大批判式的“文革”老路，并且坚决不让作为最高党报的《人民日报》撰文参与论争。{30}邓小平也希望摆脱《解放军报》引起的大批判格局，认为“《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該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31}《苦恋》的论争风波，最后是以《文艺报》相对温和的文学评论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以及白桦自己撰写的检讨《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的公开发表，而宣告落幕。
《苦恋》论争的过程表明，“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大批判模式，此时无法获得文艺界、民间的认同，甚至也难以获得政治高层的认可；民间和文艺界积极参与文学论战，表达观点，使得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是精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讨论的专利。
三、改编的探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争
影视剧改编者对文学原著进行文学批评，使得文学作品从单纯意义上的纸质文本载体转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从而为大众提供了全新的文本解读形式。文本内涵从扁平化的文字转化为具有声像画面立体感的活动有机体。这一转化过程本身，价值观的塑造、历史的评价、人物形象的更新等，便是这一文学批评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以下简称《钢铁》）长期以来被当作苏联革命文学的经典之作而加以流传。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中国影视创作人员搬上了电视屏幕，成为了一部长达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
中国人改编外国文学作品，必然会有中国人结合本国历史的思考。更何况《钢铁》所渲染的苏维埃国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当电视剧版《钢铁》与观众见面时，或许是面对观众对于剧中情节可能出现的质疑，电视剧《钢铁》的责任编导刘放便表示，剧组在拍摄时，“在保尔（笔者注：《钢铁》主人公、被视为优秀左翼革命青年的代表）对革命的思考中注入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从而使得中国版《钢铁》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启示意义，保尔的形象也更加完整。”{32}那么，这种“历史的反思”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已经解体的背景之下，改编《钢铁》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将一部曾经充满意识形态话语和革命价值思维的作品，变得让今人能够接受。《钢铁》编剧梁晓声非常清楚这一困难，他认为“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被尴尬地夹在阶级斗争的史页中了”{33}，因此，今日已经远离了阶级斗争与革命话语的中国人，是无法接受传统苏联意义上的保尔形象的，“一名典型的阶级的战士对革命的忠诚……乃是它所注定了要死去的那一重书魂。”{34}因此，梁晓声对改编的原则，有了如下看法：
……要尽量可信地告诉今人——在革命的时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在革命的队伍中和革命的漩涡里，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为什么？鲜血和牺牲、革命的暴烈、反革命分子的暗杀和恐怖手段、阶级对阶级的仇恨和报复……亦应在改编中有客观的表现，而不应从改编的过程中用忌讳的橡皮任意擦去……{35}
除此之外，情感的刻画也成为梁晓声改编原著的一个重点。梁晓声认为，革命与阶级的叙述，并不能抹去人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红楼梦》中永远不会死的是爱情”{36}，成为了梁晓声将保尔情感化的重要动力。他直言不讳地指明，“将党、革命、爱情和亲情在理念上截然对立起来的革命者，在我看来，是不可爱的人。”{37}
因此，冬妮娅、丽达这两位女性与保尔之间的情感，占据了梁晓声剧本相当大的成分。保尔和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因为“革命”所带来的差异，被彻底摧毁；为了凸显保尔与丽达之间的爱情，也为了表现革命成功后的苏俄政治斗争与清洗对人的摧残，梁晓声甚至在剧本的情节安排中，加入了“让已婚的丽达变成了遭受党内迫害而下放工厂劳动、并与保尔重逢发生性爱以及丽达最后在大火中殒命”的内容。{38}爱情的塑造，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梁晓声在对小说《钢铁》进行文学批评时的一种更加个体化、人性化的反思：
……爱情是有硬度的——体现在保尔身上；爱情是有理性原则的——体现在丽达身上；爱情是遭到了伤害的——体现在冬妮娅身上。但这伤害不是金钱、权力和地位造成的，而是男人胸襟的狭隘造成的……爱也是有奉献的体现在达雅身上……将爱情和革命对立起来，正如将爱情和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一样，都是时代对人的异化……{39}
而当电视剧最终公映时，其情节实际上较之于梁晓声的文学剧本更加进取。主人公保尔以及他的革命经历，呈现出了与原著小说甚至中国人长期所受教育大相径庭的观感——大俄罗斯主义在革命的名义下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颐指气使的莫斯科官僚在乌克兰为所欲为、升官的都是革命时期的投机分子、被红色恐怖大清洗消灭的是革命时代的忠诚战士——丽达没有死于火灾而是因被肃反委员会拘捕而失踪、苏维埃社会的腐化不堪等等；甚至在最后一集结尾，当最高苏维埃席团的成员前往保尔家中为他授勋时，保尔的邻居甚至以为是苏维埃政府要逮捕保尔。保尔被塑造成了失去健康、失去爱情、失去人生发展机遇、且革命理想化为乌有的工具。
电视剧在塑造革命的对立面时也颇有意味：传统意义上反共的白军，被赋予了人道和正义的特质。电视剧中，白卫军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密谋暴动，举事前夜，白军动情高呼“为了乌克兰的解放和自由”；而主人公保尔，拒绝未经审判就枪决白军官兵；为了解救被肃反委员会逮捕的白卫军头目的幼小女儿，保尔殴打了苏共的肃反人员；此后，保尔更因无法适应革命恐怖主义的煎熬而退出肃反机构。{40}
梁晓声的剧本，在部分情节上被导演修改、摄制组转而采用了乌克兰作家的编剧版本，梁晓声也为此和导演公开冲突。{41}但是，就表现苏联体制的残暴、人道主义在革命中的灭失等方面的情节主旨，梁晓声的编创原意还是原封不动地在屏幕上显现。虽然《钢铁》电视剧版是一部讲述他国红色题材的作品，但梁晓声对保尔的塑造以及对《钢铁》的改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碰触到了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层面。
2000年3月2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重塑保尔不能“篡改”保尔》的评论文章，对梁晓声在《钢铁》中的编剧思路进行了点名道姓的批判，认为梁晓声的改编严重背离了原著的原意，滥用了“人的异化”的理论，“掉进了非历史主义的泥潭”。对于梁晓声想还原保尔被革命“异化”的“人性”一面，《中华读书报》的文章认为：
劳动者作为人异化为非人，就说明了私有制的產生，也展现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发展必然又将对私有制加以扬弃的道路。保尔和他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私有制及其代表德军侵略者、彼得留拉匪徒所异化，又起而对其加以扬弃，于是无怨无悔地参加了批判异化、拯救作为主体的人——劳动者的革命斗争……忠诚于革命，他们就抒写了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天性，抒写了人性的最美点，绝不能轻易地否定他们的选择和忠诚，行为和追求。{42}
至于梁晓声“掉进了非历史主义的泥潭”，这是针对梁晓声在剧本中着力刻画保尔与冬妮娅、丽达、达雅等人的爱情而言；另一方面是针对梁晓声在剧本中对苏维埃革命中非人道性一面（肃反、党内斗争）的反思。文章认为：
“红色恐怖”也好，革命队伍内部的混乱和斗争也好，都是事实。问题是，在改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这些事实。梁晓声应该知道，古今中外，一切变革社会的历史潮流和运动，或者说，一切革命或革新的运动，在它的进行过程中，几乎都难免带有种种的局限性，甚至难免带有内部的血污，但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这种历史运动实行的意义{43}。
对梁晓声的上述质疑，在当时并未引起整体性的大批判风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批评观点多元化的包容。此外，除了对电视剧和小说情节的讨论之外，随着电视剧的放映，带来的讨论、反思、价值观的辩论也在逐渐升温。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视角，参与到对《钢铁》电视剧和原著的讨论中去，以寻求对作品进行一种能够反映当下时代特征的文学批评。官方也不例外，希望能借助这次作品批评来实现重塑理想型完人的目的（下文将述及官方组织的座谈会）。这其中，有关“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的讨论是最为典型的。2000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刊登了一篇题为《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的文章，署名“小潘”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保尔·柯察金精神的核心是以个体生命无私地奉献于社会，他将个人的命运与激流勇进的事业相结合，理想和信仰是保尔精神的根本……比尔·盖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凭智慧和能力证明了知识可以造就财富的寓言，更重要的是，他在为自己谋求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命运。看看今天网络时代的到来吧，微软的产品已经与我们日常生活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谁是今天应该令我们仿效的英雄？{44}
三天后，《北京青年报》又大篇幅刊载了民间百姓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是立场观点并非单一：有人坚持认为保尔就是英雄，而创造财富资本的盖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英雄不是随便乱叫的，无论是慷慨赴死，还是从容就义，都是以牺牲自我来升华信念。英雄或许无名，但在人们心中永远有他们的纪念碑……保尔在奋勇冲锋的时候，是慷慨赴死的英雄；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是从容就义的英雄，他是真正的英雄……盖茨会有机会成为帝王，但他绝不会成为英雄，看看他为对付Netscape及其他对手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可见一斑。{45}
也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盖茨依靠个人的努力，白手起家，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保尔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盖茨是这个时代的英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以保尔作为偶像，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以盖茨为偶像……只讲奉献，不图回报。是不是该变一变呢？是不是应该把那些奖状、表扬变成奖金和财富？让成就事业者真正得到实惠？……在舆论方面，我们经常看到的、人们天天学习的保尔式人物是不是该向盖茨式人物转换呢？{46}
当时，这场“关于英雄标准的讨论”，由《北京青年报》发起，在全国舆论特别是青年人中展开。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则在讨论开始后，联合举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座谈会，讨论小说以及同名电视剧对青年人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参加座谈会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认为保尔作为一个英雄，体现了“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實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47}，因此，保尔不是一个过时的英雄。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一讨论的一部分，舆论的参与以及大众的反馈，为传统意义上的保尔式英雄观“泼了冷水”。青少年似乎并未因官方推动的讨论而对《钢铁》及其价值观的认同有所增加。{48}
其次，按照梁晓声塑造保尔的思路以及后来正式公映的电视剧剧情，再结合当时社会舆论对于电视剧改编版本的评价来看，电视剧《钢铁》已经与原著小说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保尔成为了一个有人性、有人道、懂得为爱情后悔的青年；白军成为了乌克兰的自由而战的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革命与红色政权并非完美无缺，肃反委员会最终拘捕了丽达、滥杀无辜、官僚盛行，百姓活在政治恐怖中等等，传统的左翼革命色彩已经大大弱化。
但是，一些对极“左”文艺理论持强烈批判立场的知识界人士，面对这样的改编版本，依旧认为应该彻底而完全地否定《钢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并且彻底抛弃文本中所倡导的苏联价值观。南京大学学者余一中在自己撰写的文学批评长文《“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文学本》中，认为除了原著小说的中文译本存在严重的翻译谬误之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电视剧文本与历史真实存在着严重背离。余一中的历史真实观在于：他认为，在苏联的极权体制之下，电视剧中很多对红色体制与弊端进行反抗的情节，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例如，为了营救被怀疑参加托派而遭到逮捕的丽达，保尔只身一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总部与肃反人员针锋相对；红军士兵可以任意嘲弄具有官僚腐化堕落倾向的政委等。余一中觉得，在苏联当时的恐怖政治氛围中，根本没有人敢去做电视剧中描绘的这些事。
此外，余一中认为电视剧并没有摆脱原著带来的阶级革命的烙印，仍然将保尔塑造成为了“一出场就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和高度的阶级觉悟”{49}的形象。故而，余一中对电视剧版中的保尔形象，给予了十分尖锐的否定评价：“一个由‘三突出{50}原则制造出来的假保尔”。{51}不仅如此，余一中更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将《钢铁》从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因为苏联以及乌克兰的那段历史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盲目改编以配合政治的需要，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以这样的改编作品去实现“英雄”的塑造，更是错误和不可能：
难道我们还要因循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到斯大林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样板中去讨生活，去找那些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英雄加以‘重塑吗？{52}
余一中以“媚左”一词来形容电视剧《钢铁》及其主创人员，却引发了《钢铁》拥护者的强烈不满。2000年6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属的《新闻出版报》刊发题为《由批评编校差错所引发的论争》的评论文章，点名批判余一中对《钢铁》的看法，并且上升到了政治和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余一中“批判编校质量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借题发挥的后面却做着一块更厚重的文章……评判态度已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在借题发挥肆意攻击……如果带着政治和自己狭隘的眼光、偏见来评判一部被公认了的优秀文学作品，这种批评的用心就值得怀疑”{53}。并且，《新闻出版报》还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
这个论争不是纯学术的，也不是鸡毛蒜皮的小是小非，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原则之争，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54}
余一中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论调，不过他并未纠缠在舆论争议中，而是一纸诉状将《新闻出版报》告上了法院，认为《新闻出版报》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诽谤之词语”、“把纯学术讨论的问题引到政治上推波助澜”；而《新闻出版报》则在法庭中辩称，报社刊登编者按的目的是为了引起读者对《钢铁》一书与电视剧价值的讨论，并未侵害余一中的名誉权；最终南京鼓楼区法院认为《新闻出版报社》只是发表与余一中相反的观点，报社的观点同样应得到尊重，故而并不构成对余一中的诽谤，判定余一中败诉。{55}
《新闻出版报》是否侵害了余一中的名誉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笔者关注的是，相较于十七年时期姚文元对胡风、朱光潜、贺绿汀等人的随意批判；相较于《苦恋》批判风波中文艺界对于创作与批评环境是否倒退以及“文革”重演的忧虑，同样是面对一部政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及其改编、评价与论争，当批评主体觉得已经难以再通过文学批评本身去回应对立观点，且觉得对立观点伤害到自己人格尊严时，司法诉讼成为了解决论争的一个新途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巨大改变。
无论是梁晓声编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文学剧本，还是他自己后来为电视剧内容进行解释而撰写的文学批评专著《重塑保尔·柯察金》，甚至后来《中华读书报》批判梁晓声的文章《重塑保尔不能“篡改”保尔》，都应当看作是一种文学批评，而且是历史论争性质的文学批评。梁晓声编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本，反映了他对原著小说的观点、看法与立场；他的《重塑保尔·柯察金》更是他对小说主人公跨越时空式的理解；而《中华读书报》的《重塑保尔不能“篡改”保尔》，则是依据原著小说的文本，进行的反击式文学批评。
回顾《钢铁》论争不难发现，官方希望借助电视剧的开播对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意识形态理想的教育；文化界则希望将作品融入更多人性化的思考和表现；而侧重历史反思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借助讨论，达到反思和批判苏联历史的目标；部分青年大众则对这一作品反应，较为冷漠，也并不接受作品所传递出的价值取向。梁晓声、余一中等，侧重于反思苏联的历史（只不过余一中比梁晓声显得更加“激进”）；《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等官方传媒，则希望借助文本的价值观及相关讨论，重塑对苏联意识形态与历史的某种正解。
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虽然《钢铁》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但是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却都在论争中传递出了一个共识：此种论争，更多是在探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与价值观塑造。这种论争带动了对苏联历史的再认识。其中一个较为值得关注、又极具现实指标性的讨论焦点便是：《钢铁》是苏联红色革命小说，情节是以乌克蘭、特别是与波兰接壤的西乌克兰地区为背景的，作者本人也是乌克兰人。在统一的苏联时代，这不固然是一个问题。但苏联解体后，却牵涉了极为复杂的民族、历史和政治认同。中国作家刘心武便曾经对此发出“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俨然是两个国家，这位作家和这本书，该算是乌克兰作家写的一本乌克兰文学作品呢，还是也可以算是俄罗斯作家写的一本俄罗斯文学作品呢”{56}的疑问。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则在其本人撰写的评论文章《质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历史背景》一文中指出，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专制统治，一直是乌克兰民族精英的理想，但《钢铁》却将领导乌克兰独立运动的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及其民族武装称为“匪帮”，但今日的乌克兰人对彼得留拉深怀敬意。{57}故而，姜长斌认为，“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理性是一致的”，当中国“大力推荐《钢铁》这本书的时候，实在是应该考虑到当代乌克兰朋友的民族感情。”{58}
结论
文学批评有时是社会批评（如《北京青年报》发起的“英雄观”讨论）；有时是政论（如姚文元的文章）；有时是生活评论；有时是情感、思想与认同观念的博弈（如《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有时是历史反思（如梁晓声、余一中对《钢铁》的认识）；有时是社会开放包容程度的“晴雨表”（如余一中与《新闻出版报》的司法诉讼）；有时则是借助文学作品对现实进行强烈批判和否定的“异端”。这里的“异端”，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异端，也是文学批评方法上的“异端”（如白桦的《春潮在望》获奖）。
回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这些文学论战，则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从来都不是简单、个体化的文本解读或作者评价。在一次次的文学论战中，参与论战的不同人、不同阵营和力量，实质上都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阐述自我历史观、意识形态或是政治认同取向的工具。此种语境下的文学论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思潮的博弈、价值观的碰撞、历史的认知拉锯。此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批评的表现形式也会有较大的区别，引起的社会效应也不同。
文学批评毕竟是一种独立和个体化的文化活动。理想的文学批评，对于思想意识的启蒙、历史的反思、社会民众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反之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差异。建构理想的文学批评，其最大的障碍并非文学批评成为塑造历史观或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棍子”，最大的障碍其实来自文学批评这一舞台的“容积”（tolerance）究竟有多大：是否能够容纳不同和多元的文学批评模式、立场与方法。毕竟，自由的文学批评乃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延伸。
①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9页。
②③④⑤⑥⑦ 姚文元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第175页；第4页；第105页；第121页；第270页。
⑧ 姚文元：《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上海《文汇报》（上海：1961年）。
⑨⑩ 朱光潜：《从姚文元同志的美学观点谈到美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载1961年3月17日《文汇报》。
{11}{12}{13}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李济生编选《巴金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页；第883页；第887页。
{14} 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7页。
{15} 巴金： 《究竟属于谁》，李济生编选《巴金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6} Thomas M. Magstadt， Peter M. Schotten.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deas， Institution and Issues. NewYork： Worth publishers， Inc， 1999： 201.
{17}{18} 李乃清：《白桦：“苦恋”三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6期。
{19}{21}{22}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载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
{20} 笔者注：指中国共产党建立六十年。
{23} 韧雾：《“文革”后禁片的政治问题》，《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期。
{24} 马达：《〈文汇报〉拒绝转载批判〈苦恋〉文章内情》，《历史与内幕》2005年第7期。
{25} 张万舒著：《改革的年代：1977-1989》，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59页。
{26}{27}{28}{29} 李乃清：《白桦：“苦恋”三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6期。
{30} 徐庆全：《〈苦恋〉风波始末》，《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31} 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8頁。
{32} 刘放：《重塑保尔·柯察金》，载2000年3月3日《人民日报》。
{33}{34}{35}{36}{37}{38}{39} 梁晓声著：《重塑保尔·柯察金》，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29页；第29页；第28页；第101页；第307-323页；第37页。
{40} 笔者注：可参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文学本）》，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4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幕后起纷争》，载2000年2月29日《长江日报》。
{42}{43} 曾庆瑞，赵遐秋：《重塑保尔不能“篡改”保尔》，载2000年3月22日《中华读书报》。
{44} 《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载2000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45}{46} 《不同的英雄，不同的境界》，载2000年3月14日《北京青年报》。
{47} 《保尔精神体现了四个统一：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座谈会》，载2000年3月17日《北京青年报》。
{48} 笔者注：在这场讨论开始前，南京《扬子晚报》进行过调查，发现多数青年人并不欣赏保尔（参见2000年3月2日《扬子晚报》《欣赏保尔？崇拜盖茨？一项调查耐人寻味》）；而讨论开始后，《北京青年报》刊载了北京某中学语文老师的班会记录，其中认为盖茨是英雄的有38人，认为保尔是英雄的只有9人（参见2000年3月16日《北京青年报》《中学生眼中的保尔与盖茨：一个语文老师的班会记录》）；而各地报刊（如《天津日报》的文章《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并没有以“保尔是英雄”为唯一的答案导向。
{49}{51}{52} 余一中：《“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本》，《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
{50} 笔者注：所谓“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53}{54} 钟宜渔：《由批评编校差错所引发的论争》，载2000年6月26日《新闻出版报纸》。
{55} 最高人民法院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2期。
{56} 刘心武：《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57}{58} 姜长斌：《质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历史背景》，《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1期。
{59} 笔者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曾于2000年3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崇拜盖茨无可厚非》等文章。
参考文献
1. 姚文元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2. 梁晓声著：《重塑保尔·柯察金》，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
3. 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版。
4. 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
5. 宋如珊著：《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文革后十年的大陆文学流派》，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6. 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曹文轩著：《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像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8. 古遠清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A literary debate that Yao Wenyuan took part in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the storm surrounding a debate about the play，‘Bitter Love，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bate about the novel，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in early 2000， all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represent the pattern of literary-critical debates in three different time-spaces of thought with the common ground being that one party was hoping to keep Marxism as the guiding concept and method in literary criticism for the purpose of consolida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existing ideolog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viewed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task or mission while the other party was trying to position literary criticism in aestheticism and， moreover，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used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For this reas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cademic research differ by nature while an ideal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ould be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oints， critical viewpoints and critical methods.
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Yao Wenyuan， Bai Hua，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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