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概述》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先驱瑟南古的重要作品。成书于欧洲汉学盛世尾声的过渡时期，这部中国历史著作上承中法关系盛世，下接近代历史战争年代，对欧洲汉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影响力。本文以《中国历史概述》为考察对象，结合译文与相关史料，就作者的书写内容与意图、成书宗旨与论证方式、对中欧文化差异的关键词解读与西学东渐的传教策略做一探讨，力图解读中国形象“乌托邦化”与“去乌托邦化”历史博弈的语境下所呈现的“文化他者”形象。
关键词：瑟南古；《中国历史概述》；东方视野；文化差异；传教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29-06
作为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中国观形成的历史延续，十九世纪的法国无疑遗留了启蒙运动时代持续了将近一整个世纪的“中国热”余温，继伏尔泰、孟德斯鸠与卢梭之后，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艾蒂安-皮维尔·瑟南古（？魪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1770-1846）于1825年发表著作《中国历史概述》（Résumé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为十九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史提供了欧洲认知的考察依据。尽管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不及同一营垒的作家雨果与乔治·桑，但瑟南古从西方文学界乃至音乐界汲取的光辉依旧璀璨夺目。瑟南古被法国学者称为“卢梭的最后一个弟子”。身处同一时代的圣伯夫和乔治·桑也对他极力推崇。“圣伯夫在分析瑟南古1798年的著作《关于人类原始本性沉思录》时曾言勒内的世界早在勒内诞生四年前就已问世……瑟南古是比夏多布里昂更聪明的人，他赋予勒内的世纪病更明确、更深层的定义”①。乔治·桑则为瑟南古的代表作《奥伯曼》（Oberman）撰写序言，认为这部书信体作品是“难得、严肃的作品，或许比世纪更替时期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事件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这部作品能使我们对文明世界各个年龄段人的心理与精神状态豁然开朗”。②
虽然身处“中国热”退潮期但深受法中文化关系盛世的影响，同时内心浪漫主义情怀激荡，瑟南古的创作生涯注定与中国文学相遇。瑟南古采撷中国史料与翻译巨著，撰写了这部《中国历史概述》。该书以华夏文明历史镜像为最佳佐证，为读者呈现了启蒙时代后欧洲学者的东方视野。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瑟南古曾任海军步兵上尉的儿子继承。“由于长期在殖民地当雇佣兵，他跟父亲交流很少，在资料方面只珍藏了一套珍贵的丛书，这套书是这位哲人父亲当时为撰写《中国历史概述》收集的资料”③。这部中国历史著作成书于1750年这一重要转折点之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赋予该书极高的文献价值。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乌托邦化”与“去乌托邦化”形成某种历史博弈，其中从上升到逆转的形象演变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份参照、引证的考察依据。本文以《中国历史概述》为考察对象，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译文与相关史料，就作者的书写内容与意图、成书宗旨与论证方式、对中欧文化差异的关键词解读与耶稣会士的“有意”误读做一探讨，力图解读十九世纪欧洲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与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状况。
不一样的中国编年史：求“真”存“异”
《中国历史概述》出自十九世纪法国让利斯夫人（Madame Comtesse de Genlis）主编的系列丛书《世界历史概述总汇》（Collection de Résumés de l'histoire de tous les peuples）。丛书涵盖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概况近五十卷。其中《中国历史概述》卷由四大章节构成，按照编年体顺序依次简述华夏历史——中国上古时代、前四个朝代、后十五个世纪、近代中国，上古篇追溯至中国传说中的远古先祖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与神农氏直至近代中国篇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作为启蒙运动后世界全史汇编中的重要一卷，求“真”是瑟南古编写《中国历史概述》的第一宗旨。前言部分，瑟南古开门见山式地为这部作品的真实性正名：“如果想要出版一本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历史学著作，我们就要考虑，与此相关的实际标准是否恰好能满足大多数评论家的要求；是否总是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是否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实不会被那些历史小说所掩盖；最后，每当我们设法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统一起来时，我们是否没有扭曲“真”——这一历史事实的唯一必然性，以及撰写整部严肃作品的唯一原则”④。与此同时，面对十八世纪对华研究盛行时期百家齐放的各家之言，瑟南古旁征博引，保留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冯秉正（Joseph Marie de Mailla）、弗雷烈（Freret Nicolas）、德保（Corneille de Paw）、德经（Joseph Deguignes）等大家之言，在存“异”的基础上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诸多领域的基本论点。每部分历史都融入欧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汉学大家的观点与瑟南古自己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更为详尽、生动与充实的历史叙述。
追溯上古时代的年限问题成为有关《中国历史概述》的首个富有争议的命题。一方面，柏應理的《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作为欧洲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汉学巨作，将华夏文明史的开端追溯至伏羲统治时期，柏氏认为此前的神话故事不足为信。另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德经为首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在欧洲逐渐兴起，德经认为“一个国家起源研究最确凿的证据应该回到其文字档案中去寻找”⑤。他坚决否定中国上古传说的真实性：“中国文字可以在象形文字中找到起源，是埃及人将自己的文字传播给中国人”⑥，进而提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理论。瑟南古在书中援引并对这一立论表示质疑，“人们习惯在米兹辣殷之地寻找所有不能归入亚伯拉罕家族的东西的源头；博学之士因此沿着最早的中国人来自埃及这一线索继续研究。德经放弃了最古老的一段时间；不过他提出的假设，另外提一句，这是非常激进的假设，不能同东方历史中最确凿的文献资料达成一致”（Résumé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以下简称RC， P.10）。瑟南古推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的观点，以冯秉正与弗德烈的书信（RC， p.8）以及由冯译朱熹的《通鉴纲目》（RC， p.16）⑦为立论依据，以上古时期有巢氏与燧人氏的故事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
《中国历史概述》语言精练，论述详尽，求“真”存“异”。关于这一点，若悉心研读通篇文本及注释便不难找到充分的佐证。除冯秉正关于中国的译著外，每一段历史语境下的特定事件均辅以汉学家的评论与相关史书的注解。例如，将“人称中国蒂托·李维（Tite-Live）”（RC， p.26）的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作为黄帝时代传说故事的佐证；分述英国学者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与德国东方学家亨利·朱利斯·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对秦始皇褒贬论的不同立场（RC， p.82-83）；详陈克拉普罗特在学术论文中对贡品与附属国的界定——“中国人喜欢把单纯表示友谊的馈赠当作附属的象征。他们把西班牙和荷兰都算在附属国之列”（RC， p.99）等。
除此之外，瑟南古尊重中国史官记录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冒死进谏记录真实历史的官员，并援引历史上晋国将军孙周弑杀晋厉王事件与文宗时期的吕思诚事件，佐证中国史官宁可赴死也执意将谋权篡位等卑劣行为载入史册的英勇事迹。“我们援引这一类事件证明，与我们更熟知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比起来，中国历史可信度更高，值得给予特别的信任。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自孔子后，历史学家往往缺乏严谨的态度；但是他们从未像其他国家的作者那样，对当权者百依百顺”。（RC， p.73）
对中欧文化差异的关键词解读
据有学者考察，形象学（Imagologie）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作品中异国他者形象的塑造与描述。⑧1978年，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巨著《东方学》中提出“东方主义”（Orientalism）概念：“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⑨。近年来，作为跨文化领域的新兴学科，他者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已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而探究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则为中欧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途径。1992年郑振铎的《西方人所见的东方》被视为中国学者考察外国文学之中国形象研究的先驱。周宁先生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进一步梳理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七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形象的演变。周先生指出：“西方自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初期这一历史‘长时段上出现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⑩，并以1750年前后为转折点将西方文学中所塑造的中国式“乌托邦”形象过渡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即“停滞的中华帝国、专制的中国帝国、野蛮的中华帝国”{11}三大后启蒙运动时代具有明确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形象典型。瑟南古的《中国历史概述》恰好于1750年欧洲汉学转折点之后问世，因此对于这一阶段欧洲的中国形象学研究来说，他对中歐文化差异的关键词解读显得尤为重要。
道德至上的中国。启蒙运动中后期，欧洲对中国伦理学的评价也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期。十六至十八世纪早期，欧洲汉学家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奉为道德经典。伏尔泰高度评价中国的道德伦理学，指出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伦理学具有政治化的特点，而中国伦理优于西方。在《哲学辞典》“中国教理问答篇”中，伏尔泰援引孔子弟子穀俶与鲁公子虢的问答录就中国伦理展开对话（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译），“孔子：‘善终吾身，死而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应是人类的法典”，而“慎以修身，以和养体”为政治原则和卫生之道。{12}其后孟德斯鸠从专制中国论出发，以批判的精神考察儒家文化，认为中国政体的特质是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13}。瑟南古反对中国伦理批判论，站在认可中国伦理学政治化特点的立场上推崇以德治国论。他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致力于恢复上古时代的道德准则，儒家学说盛行时期伦理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连，但儒家学说并不亚于其他任何哲学学说。“在中国，人们把道德准则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以至于把道德准则变成了一种学说，一套法律以及全民族的德行；旧时道德上的完善不断缓和这极度不完善的政治造成的后果”。（RC， p.13）
忠孝两全的中国。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道与爱国思想，也是瑟南古关注的重点之一。一方面，瑟南古注意到中国人守孝三年的习俗，以《孝经》为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风俗，提出当权者只有遵守孝义才能受到尊重的观点。此外，他特别强调了《孝经》的翻译问题，认为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孝经》或其他道德论著时会“有意”削弱其中的观点，“他们担心会与西方对中国已经形成的概念相抵触，他们小心谨慎，只挑选西方能接受的名词”（RC， p.69）。另一方面，南宋诸将拼死抵抗蒙古军的忠君爱国思想深深地震撼了瑟南古——“在历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卑躬屈膝的包围下，当赋予那些敏感者截然不同的能量时，会涌现出许多顽强或者忠诚的杰出典范。后者震撼了我们的想象力”（RC， p.227）。瑟南古向读者展示了中欧在伦理学方面的文化差异。他以“刘邦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田横，后者在回都途中自刎谢罪，跟随他隐退的所有手下也都跟着自杀了”为案例，指出亚洲伦理学对忠义精神始终持赞赏态度，但在其他国家立法者眼中，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取的，并且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帝王神灵说。在《中国历史概述》中，瑟南古特别关注帝王神灵说的历史现象，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伟大人物或帝王出生时神灵下凡、天有异象的故事，并将此归结为东方人之特性。例如，赵匡胤出生时香气四溢、神光四射的异象与巴塔赤罕的母亲梦见周身散发耀眼光芒的神灵的胎梦。古代中国民间将此类神奇事件视为圣主降临之吉兆。“权力并非来自父权的传承，而是从自然星象中寻找某种借口或者类似的东西”（RC， p.19），瑟南古如是写道。
一夫多妻制。女性的权利与自由颇受欧洲汉学家重点关注。《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曾经出现过有关中国女性的描述。早期西方学者的视阈中，中国女性是完美的女神形象：“她们很有姿色，并且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她们的绸缎服装和浑身珠宝的昂贵，是令人无法想象的”{14}。随着对东方文化了解点进一步深入，加之中西权力的互动关系不断变化，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瑟南古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特别针对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性展开论述：“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化只会产生相当狭隘的特权；这种制度甚至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即为保证君王能生下皇位的直接继承人而避免战争。无论在何处，公开或是私下，富人可以拥有多名妻子；我们严加指责东方人的这种社会陋习。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妻子一旦无法生育，就成为纳妾的合法借口”（RC， p.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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