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再复；书序；胡风；萧军；聂绀弩；李昕；张力奋；文学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05-09
《胡风、萧军、聂绀弩书信集》①序
胡风、萧军、聂绀弩三人的通信集，肯定会受欢迎。因为这三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以往出现过许多“武侠小说”，但少有“文侠小说”，而这三位作家，都是名副其实的“文侠”，满身都是侠气、正气与豪气，其传奇故事很值得作家书写。
关于胡风，因为他于1949年后成了反面的“风云人物”，被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但也因此而变得家喻户晓，以致达到“满村争说蔡中郎”。其实，胡风是一位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不顾身、一路呐喊过来的左翼作家。明明是革命派，却被视为反动派，“历史”在他身上完全颠倒了。他和萧军、聂绀弩能成为朋友，完全是因为他是左翼先锋，拥有“刊物”和思想，而且都是追随鲁迅的“革命文艺战士”。只是生性太耿直，诗人气质太浓，有话藏不住，给新国家领袖上了三十万言意见书，结果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殃及了千百位很有才华的朋友。胡风冤案，是当代典型的文字狱。我个人在八十年代与周扬关系较为密切，与胡风则毫无瓜葛，但私下倒是认真阅读《胡风文学评论集》等书，非常钦佩胡风的文学见识，认定他是五四启蒙精神和写实主义文学新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也是鲁迅精神薪火的真正接力者。他所倡导的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乃是激发作家拥抱客观现实社会时所必须持有的启蒙态度与能动态度。我的“主体论”强调作家的“超越”，胡风的“主观论”则强调“拥抱”，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希望作家不要陷入苍白的“客观主义”泥潭，要敢于反思我们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在何处迷失了？我们的精神在何处麻木了？我们的精神出路在哪里？胡风用诗情的语言提醒劳苦大众（当然也提醒作家）要抹掉“精神奴役的创伤”（说得何等深刻！）。唯有抹掉这种创伤，才能走出奴隶状态和平庸状态。然而，胡风太书生气了。他竟然忽略了革命领袖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纲领和精神方向：那就是作家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应当接受大众的启蒙与教育。工农大众既已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应是时代精神的启蒙者。胡风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方向与革命主流的思想方向正好相反，坚持下去就是“对着干”。由于性格的过分刚烈和理念的过分执着，他终于倒塌在自己的“意见书”上。接着，政治完全“不容”他，即政治完全压倒文学，意识形态完全压倒理论探索。胡风，这位身兼诗人的现代杰出文学理论家完全被政治逻辑所吞没。他的合理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见解也被政治完全埋葬了。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军、聂绀弩等耿介作家对胡风都极为尊重，极为爱戴。
聂绀弩曾写过二十首赠予胡风的古体诗，“三十万言三十年”，他不仅替胡风鸣不平，而且为中国文学界失去这样一位有思想有才能的领袖人物而深深痛惜。聂绀弩是我的忘年之交，他为人极为慈悲善良，一生都在蒙冤蒙难。他的古体现代诗写到无人可以企及的巅峰；他的杂文写到可以“乱真鲁迅”（夏衍的评价）的地步；他的《红楼梦》研究写到让红学界全然失色。这位像春蚕吐丝的左翼作家，受胡风的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又因对江青甚有微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牢十多年。然而，不管历经多少苦难，他对胡风的敬仰始终不移不迁，“胡颂”一直写到最后一息。聂绀弩先生曾在拙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扉页题签，写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又如其行。斯为真，斯为善，斯为美。斯为文人行。”聂绀弩正是这样一位至真至善、知行合一的文学家。
在聂绀弩的晚年，我与他交往甚密。在他身上，悟到一条真理：文学是美妙的，但文学也是残酷的，它可以把一个作家诗人的心血全部吸干。我初见聂绀弩时，他已是皮包骨，身上完全没有肉，但他靠在床上仍然颤巍巍地不断书写。以往的苦难，他没有时间去咀嚼，今天赢得一点残存的心力，只能用于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或写诗，或写杂文，或写阅读古典名著的心得，他都投以全生命，全灵魂。他那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品格，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
胡风、聂绀弩身上有“侠气”，萧军更是典型的“文侠”。在文学圈子里，一提起萧军，人们总是说起他与萧红的关系，而且总是说他有负于萧红，而且文学成就远不如萧红。我不愿意重复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但想接着说，萧军虽是一个作家，其主要成就却不在于他的文学语言，而是他的实践语言，即他的生命行为语言和记载生命行为的书面语言，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思想语言。而这些语言塑造了一个人，一条汉子，一位侠客，一个耿直、正直、憨直的知识分子。萧军的可爱之处正在这里。
在与萧红交往之初，他是一位“名士”，鲁迅看了他的文章后就说他的文章名士气重。之后他到了延安，投入革命潮流，从“名士”变成“战士”。然而，他虽然真诚地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但总是不被革命组织视为“自己人”，而是被视为“同路人”。尽管他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彭真等共产党高级干部均有交情，但还是被视为“异端”和“局外人”，甚至被视为“反党分子”。这也难怪，他总是那样正直，那么不安分。党内有不公正之处，他就要批评，社会有不光明的地方，他总要说话。党要他规矩一些，他偏不屈服，偏要独立不移。于是，他不像“战士”，更像“侠士”。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大组织内，侠士总是让人觉得不太“靠谱”，但他本人则对革命事业“不离不弃”，把共产党视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于是，他虽然生活在中国现代文化左翼的范畴内，却总是让人觉得与革命潮流不太相宜。于是，一种特异的生命现象就此发生：一方面，他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反抗中国的黑暗，不屈不挠；一方面，则被推到胜利者之外，甚至被胜利者送入“黑窝”、“牛棚”，乃至“牢房”，不明不白。一方面他写着广义的革命文学，一方面又不断写着“检查”与“交待”，并出版了一本《我的文革检查》。这种书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因为萧军的检查，交待也写得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换句话说，也写得有理有据，有正气有刚气有豪气，因此也精彩非常，不仅有人格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连在“黑窝”里书写交待材料也有刚正之气，也不扭曲自己，更勿论牢房牛棚之外了。萧军正是以他这种不同凡响的生命行为语言告诉人们，在不正直的时代里也可做正直之人，在扭曲的环境中也可以挺立自己的灵魂与脊梁。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确实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萧军在自己的“检查”中说，他既“无求”也“无惧”，这是真话。但我要补充说，萧军不只无求无惧，他还“无私无待”。敢说敢写敢抗争，乃是因为“无私”。说他“无待”，则是他虽然追求群体事业，却不依不附，不让自己紧贴上哪一个党派的“皮”，独立不依。在任何环境中他都自立自强，人格精神总是飞扬在时代的高峰上。总之，萧军“做文”（写作论学）虽不属第一流，但“做人”则是第一流，其生命实践语言也属于第一流。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很难找到像萧军这种独立人格的漂亮生命语言了。无论是他的日记（从《延安日记》到《东北日记》），也无论是他的书信（无论是与萧红的通信还是与胡风、聂绀弩的通信）都给中国留下现当代历史重要的一笔。具有慧眼的读者，只要阅读他的生命“丰采”就够了，不会苛求他的“文采”。换言之，领略萧军实践语言的诗意就够了，欣赏他的律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倒在其次。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最了解“人的精彩”比文的“精彩”更为重要！
2017年2月 于香港清水湾
序：面对胡风先生
2015年6月8日，胡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这一天，在香港城市大学放映了一场由彭小莲和魏时煜共同制作的纪录片《红日风暴》，以缅怀胡风这位饱经苦难的著名左翼作家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锋旗手。为了给她们的放映写一篇开场词，我重看了这部纪录片。《红日风暴》不是一般的影片，也不是一般的纪录片，这是一部有证有据的历史文献，一部有血有泪的当代史记，一部有勇有识的现代史诗。史记史诗的表层是胡风及其友人们的苦痛、哀伤、不幸、浩劫、死亡；而深层则是一个大时代的革命、战争、梦想、癫狂、污浊和无可逃遁的悲剧以及人性的刚毅、脆弱、黑暗、无序与混乱。这部史记史诗，其作者固然是彭小莲与魏时煜，但它又是受尽苦难的胡风及其友人用生命、鲜血和骨骼共同凝结成的文化巨卷，其历史价值无以伦比。敢不敢面对影片中所揭示的历史真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知识人，每一个领导人）的良知考验。巴金因为有良心，所以他早已宣布：我面对！我正视！我们每个人也有良心，所以也要面对，既要面對我们看见过的一场历史大悲剧，又要面对我们自己曾经参与制造过的一场历史大错误。中华民族一切对于未来的向往与憧憬，都要以面对和正视过去的悲剧与错误为开端。面对，就是良心；面对，就是希望；面对，就是正义；面对，就是新一轮红日的升起！
早在2010年，我就接受过彭小莲和魏时煜的访问，因为彭小莲是我敬爱的授课老师彭柏山将军的女儿。面对她们的摄影机，我回忆了彭柏山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给我们授课、教导我们写作的故事，那一段经历，是我难忘的岁月，也是彭老师本人在胡风案发生、一度被捕之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彭小莲本身是才华横溢的、久经专业训练（曾出国深造）的艺术片导演。但她听从良知的呼唤，和魏时煜一起，自己出资做事，且不辞千辛万苦，克服了政治、经济上的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找到了胡风巨案中的幸存者，让他们在一息尚存时作了灵魂的倾诉，从而使胡风和他的受难朋友们，再一次从文字狱的深渊中抬起头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影片中的叙述者与胡风巨案中的其他受难者，如今多数已不在人世。他们生前受尽侮辱、受尽折磨、受尽摧残、受尽压迫、受尽奴役，他们的文字、思想、才华、成就，也统统被历史所活埋。这些在地狱的深渊中被历史活埋的伟大亡灵，今天所以还能重见天光，而我们所以还能重见他们的音容风貌，就因为有两位奇女子抓住历史的瞬间，完成了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使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史上，胡风的贡献无疑最为突出。他初露文坛，第一篇重要批评文字《林语堂论》就对林语堂“寄沉痛于幽闲”的心态大为不满，批评林氏“已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因而客观上也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肯定”，这是俗不可耐的“自己沉醉自己”的“方巾气”。胡风最为“左翼”批评家垢病的地方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而这也的确是胡风文艺理论最有个人风格之处。如果“左翼”文艺运动没有历史机遇发展到延安时代，或者说如果左翼文艺运动不经延安时代演变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强势话语，胡风理论当不失为“左翼”文艺阵营中富有激情和符合创作实践的见解，至少不会日后被诬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②细读胡风的批评文字，他提倡的作家“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实在和反马克思主义风牛马不相及，也和唯心论不是一回事。胡风四十年代之后受到的批评和责难肯定是冤屈的，但是这件公案在“左翼”批评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胡风坚持的是“五四”那种作家应当启蒙大众的精神，而革命领袖则认为应当倒转过来：作家应当接受大众的启蒙和改造。南辕北辙，不能不发生严重冲突。
社会情势的演变向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胡风看来，那些认同平庸日常状态的文人作家，根本看不到生活的真实，由此也根本创造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反动势力只晓得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底死活，不惜抹杀真情来满足自己底要求。既然被自己底要求弄昏了眼睛，又怎能够看清现实生活，怎能够写得出现实生活底真实呢？”但是革命的作家却是能够做到，“因为进步势力本身要廓清一切黑暗的不合理的东西，所以能够无情地看清现实生活是什么一回事，能够真正生出对于光明的东西的爱着和对于不合理的东西的憎恶。这样的作家才能够把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他的作品里面。”③鲁迅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左翼”作家要写出革命文学作品，首先要成为革命者，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④毛泽东也在《讲话》里反复讲述作家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不过毛泽东是要用立场和感情问题创造出一套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鲁迅和胡风则强调作家立场、思想对写作的重要性。那么，和进步势力相联系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如何面对写作而看清现实生活的真实呢？革命的人当然都能看清现实，但不见得都能把它写出来。
我们理解了胡风四十年代以来一直“运交华盖”的原因。这不是因为胡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也不是由于胡风主张唯心论。而是因为胡风一直抱着个人真诚的激情参与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地理解文学艺术和批评作品。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早期，这种态度不会产生麻烦，但在意识形态的权威批评话语出现以后，就会招致各种误解，惹来非难。胡风一生崇尚激情，反抗平庸，对“左翼”文艺观念是心悦诚服，而他的心悦诚服不但是出于个人的真正领悟，而且与他天生的叛逆性格相融相契。从二十世纪“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眼光看，胡风更像“左翼”文艺运动的“原教旨主义”，因为他坚持个人面对领悟到的绝对真理。看看他阐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吧：
说文学依存于政治者，是认政治为现实要求的最高的综合表现，是含有真实的生活内容和广远的发展趋势的综合表现；因而这个理解底提出是为了把文学放在生活底本质的深处和激烈的斗争里面，由这和各种各样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相抗，使它在如火如荼的生活里面汲取营养，培植生机，创造繁茂的光华的世界。而现在的高唱文学和政治的关联的论客，却不过是把政治当作独断的观念或权力，企图由这把已经生根在血肉的人生里面的文学割开，使它变成以“文学”为招牌的殡礼店里的纸花纸草，失去生命，没有灵魂，只是做做僵尸们底装饰。⑤
2005年我曾经在魏时煜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教授，那时常在校园里遇到小魏。后来知道她继《红日风暴》之后，还在访问“批判胡风集团的那群人”，特别是去过延安的知识分子。到了2016年回到香港，看到了她独自拍摄的纪录片《王实味：被淹没的作家》，并且读到她的新书《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具体地看到她十年努力的成果。小魏很了不起，为王实味正名，为王实味请命，为王实味留下宝贵的生平史迹，史识史德均不同凡响。但王实味于1947年就被处决，他的“创作实绩”毕竟有限。而胡风不同，他是诗人、批评家、理论家，有丰富的“理论实绩”和“批评实绩”，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首席文学评论家，“五四”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人。他创造的实绩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的金子，值得我们好好阅读，好好开掘。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或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会重新发现胡风，会发现胡风的理论价值与思想风采。魏时煜这本四十多万字的《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是胡风研究的新贡献。此书除了梳理胡风在近代文学、政治历史中的命运，也涵盖了鲁迅已降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价值将被历史证明。
2017年5月
美国Colorado
“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
——李昕⑥《编辑忆往》序
三月間，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无立足境”者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了不起呵！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时期；北京担任三联总编辑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2002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作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然的语言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炽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异端的“流亡者”。而香港三联是大陆官方大背景下的出版机构。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同时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担任北京三联总编的9年里（2005-2014），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部书籍，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副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虚言。
其实，在香港之前李昕的北京9年（1982-
1996）时期，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198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1985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唐·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先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凑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的刊登，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书籍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彰显，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两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籍一本一本问世。如果不是那场政治风波，这一番事业应当会给共和国的文化脸面增色。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八十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唐·吉诃德傻子王国”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年轻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青，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唐·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编辑忆往》，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美国科罗拉多
2017年4月23日
《张力奋⑦随笔集》序
张力奋这部采访录与随笔集，我一篇一篇地阅读，每一篇都很精彩。笼统地说，每一篇都“言之有物”。具体一点说，每一篇都“言之有人”，“言之有思想”，其中有许多篇还“言之有国家大事”，“言之有世界大事”，“言之有信仰大事”。因为言之不一般，所以便讀得津津有味。
2000年夏天，我和李泽厚到英国旅游，接待我们的几位朋友中，最难忘的是张力奋。那时他是《金融时报》的记者，忙得要命，但还是用两天时间带着泽厚兄和我观赏泰晤士河、伦敦塔等英国最重要的地方。英国的来龙去脉，风景典故，他样样如数家珍。真没想到，我们在遥远的英国，却找到双语都通的导游。
结识张力奋之后，泽厚兄和我对他的印象都极好。这大约是我们都发现这位聪慧过人的记者，身上有种“卤气”。《红楼梦》里的探春，称贾宝玉为“卤人”，贾宝玉正是聪慧之极又有点傻气的人。这种卤气，表现在张力奋身上便是他一向的正义感和一往的耿直。他作为记者，天生敏锐，但他却偏偏不知随风转向，不会拐弯。那一回初次相逢，他对李先生和我，一见如故，一点也没有防范之心。他所知道和他所理解的从政治到地缘文化，全都说给我们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复旦大学就读新闻系研究生班，最后选择的论文课题竟是“刘宾雁”。八十年代末，刘宾雁已成“反面人物”，他却一点也“不开窍”，照样选择宾雁为研究对象；2000年我们见面时，刘宾雁更属“异端”，但他还是毫不回避。那一瞬间，我想起著名作家张洁曾称刘宾雁为“笨人刘老大”，又想到眼前这个记者也是一个“小笨人”，那么，其论文课题的选择故事就可以称作“小笨人书写大笨人”了。想着想着，自己窃笑了起来，并觉得自己对大小“笨人”的发现，满有诗意：中国幸而有这些不屈不挠的耿直者在。
几年之后，力奋成了泽厚兄和我的年青朋友，有一回，我们于闲适中谈起了力奋。我问道，“文化大革命”时，张友渔（被“打倒”的原北京市副市长，《新建设》总编辑，中国法学权威）自谦地对我说，“我的学问只是‘记者学问，不足以让你仿效。”而力奋是不是也属于“记者学问”？泽厚兄说：“记者总是最敏感，一般都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力奋比这种特性又多了一层深思。思想也是学问”。泽厚兄说完之后，我想了想，便觉得应把那副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修正一下，改过的对子便可描述力奋了，即“世事洞明有学问，人情练达非文章”。力奋是洞明天下大事之人，但他的洞明背后确有学问支撑着。他做人做得好，各路豪杰皆可为友，但他无论对谁（左、中、右）都真诚以待，不作表面文章。自己守持价值中立，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都给予充分尊重，努力吸收其真知灼见。访谈时偶尔也咄咄逼人，但都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对访谈对象则始终存有敬意，格外谦和。大约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再加上《金融时报》的金牌子，所以他能找到彭定康、唐德刚、傅高义、傅莹、葛剑雄、陈小鲁等赫赫名家，让他（她）们都畅谈出一些真内心真思想，极为难得。
和力奋在伦敦相逢后几年，力奋独自创办“金融时报中文版网页”，并很快地拥有800万读者，在中文世界里影响极大。他在网页上特别开辟一个思想专栏，邀请周其仁、丁学良、许知达等思想者撰稿，我也被他约请，但因为无暇跟踪，仅为他写了一篇“谁是最可怜的人”，嘲讽中国人把孔子当成任意揉捏的面团，圣人沦落为可怜人。此文不经意而写，读者却很多，这才让我感受到力奋创办的这个网页与专栏，非同小可。
昨天感冒稍为好转，又和李泽厚兄去游泳。在泳池里，我告诉他：我将为力奋的随笔集作序。他说：“力奋这个人还是很遵守新闻行业的规则的。前几年，他让我对中国问题发表谈话。我说了八个字：经济进步，政治退步。后来我又不想发表了，就告诉他别刊登。他尊重我的意见。”我补充说，力奋是个老实人。此次我没有使用“卤人”这个概念，用的是“老实人”，李泽厚先生也默默地点了头。在当下充满骗子与谎言的世界里，像力奋这种既聪慧又老实的稀有生命，是何等宝贵呵！
2017年3月16日
美国Colorado
《我的写作史》自序
柳鸣九先生主编《当代思想者自述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1989年政治风波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参与（尽管是被动参与）、逃离（经香港又逃亡到美国）、漂泊（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自身的许多感受，甚至涉及到今天我对那个事件的理性评价。
本书构思中，曾叩问过“自传”是按“主题分野”形式分别写出，还是按传统的写法“编年自叙”更好。想了想，觉得各有长处。试试吧，反正写作就是试验，不妨再试验一次。于是，我就把“自述史”分解为“生平史”、“思想史”、“心灵史”、“错误史”、“写作史”等五种。先完成“写作史”以还债。其他各史留待以后再说。
不管怎么写，还是写作态度最为重要。好在早已确定写作应以说真话为本，真话虽然并非就是真理，但它却是通向真理的前提。以往“说真话”是做人常识，现在则需要有些勇气；“正直”本来是人的常态，现在则需要修炼才能抵达。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当然是退步。写作时，才明白对政府说真话难，而对朋友说真话也很难，甚至对自己的学生和子弟说真话也难。最后，觉得对自己说真话也不容易。在大时代的潮流中自己固然当过“弄潮儿”，但也当过“随波逐流者”；既当过“时代的先锋”，也当过“时代的尾巴”：既有“知识”，也很“无知”，因此，“自传”除了应当面对“主体的飞扬”之外，还应当面对“主体的黑暗”。也就是说，自己要对自己说真话，就必须战胜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幼稚、自己的虚荣、自己的性格弱点等，所以也不是容易的事。
这部自述史，虽写于美国，但全靠身在中国的表弟叶鸿基先生为我打印文稿。因此，除了要感谢香港三联负责人侯明兄、责任编辑张艳玲小姐外（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此稿不可能单独问世），还要感谢叶鸿基表弟。
《文学慧悟十八点》香港版自序
香港三联总编辑侯明兄决定出版我的新讲座稿：《文学慧悟十八点》，并亲自指定张艳玲为责任编辑（《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责任编辑），使我感到衷心高兴。
2013年至2014年，我接受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与高等研究院的聘请，担任客座教授，并开设《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课程。2016年我再次来到科技大学，按照学校的要求，又开设《文学慧悟十八点》。二者加起来，正好可以呈现我的文学观。香港提供这个自由讲坛，让我对于文学可以作一次比较系统的表述，真是难得。我首先要感谢香港这个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
1989年出国，至今已27年。在海外我赢得“自由时间”、“自由表述”和“完整人格”三样东西，还赢得置身“象牙之塔”中的“沉浸状态”与“面壁状态”。有此状态，我读书便有心得，思想便有成果。高中学生时代就开始的文学阅读在此状态中得到提升，八十年代形成的文学理念在此得以充实和扩展。在香港课堂里的讲述，实际上得益于北美“象牙塔”中的积累。
出国之后，我远离了政治，也远离了社会。不仅离中国很远，而且离美国也很远，唯有对于文学全然不同，我觉得自己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向文学靠近。虽然我早已不是“文坛中人”，却始终是“文学中人”。所以對于文学的一切思索，也不需要去迎合任何文坛的需要，只一心追求文学的真理。这种“单纯”，使我讲述时总是单刀直入，明心见性，无须任何学术姿态。因此，对于“十八点”中的每个“问题”，我都作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文学的基点是什么？是“人性”。文学的难点是什么？是“建构形式”。文学的优点是什么？是“最自由”。文学的弱点是什么？是“最无用”。文学的焦虑点是什么？是如何“突破自己”。文学的死亡点是什么？是“组织”，是“计划”，是“主义”，是“豢养文士”。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决断而明确。但论述时还是心平气和。总之，自明而不自负，决断而不武断。这种风格，也许更有益于年青朋友进入文学和把握文学的脉搏。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是我前两年的课堂助教潘淑阳整理的，她此刻已在美国深造。此次《文学慧悟十八点》则是我的新“助教”乔敏整理的。我很感谢她的勤奋与认真。整理后打印，打印稿让我校阅，改动后她又打印。这种“活”实在很累。唯有热爱文学的真赤子才能如此任劳任怨，所以，我得感谢乔敏。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张艳玲，她好学深思，勤勤恳恳，竟然起早摸黑每天二十里路，独自到清水湾（课堂）来听我的讲述，然后和侯明兄商定出书，此次她是此书的见证人，又是责任编辑，我自然是一百个放心。
2017年3月30日美国
《文学慧悟十八点》北京版序
2012春天，剑梅从马里兰大学移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家庭生活的重心也从西方移向东方。这一变动，导致我于该年秋天也到香港探亲，并充当科大人文学院（院长是李政道之子李中清，知名社会学家）和高等研究院（院长戴自海）的客座教授。按照学院规定，我必须开设一门课程，于是，2013和2014年，我便开设了《文学常识22讲》，讲稿由《明报月刊》连载，由香港三联率先出版。2016年我则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就是“文学慧悟十八点”。
“慧悟”一词，钱钟书先生嘱我“可以多用”，他的意思是多用自己的智慧去感悟天地万物包括文学艺术。文学无须太多“判断”，尤其是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倒是需要用主体去感受、去慧悟，去审美认知。换言之，文学不可设立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但可以拥有审美法庭。我的课程以“点”为关键词。“点”的意思，一为“要点”；二为“点击”。两个意思都要求自己讲解文学时要明心见性，击中要害。切忌讲述的繁琐、卖弄和概念堆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出版了许多“文学概论”之类教科书。可是，这些教科书的缺点一般都是理论的姿态太多而对文学的真见解太少。它不适合于理工科爱好文学的学子，尤其不适合于香港的理工科学子。可以说，我课堂的“简明”风格，正是香港理工科学生逼出来的。
因为要“简明”，所以我对“十八”点的每一个基本问题都要作一个非常明断、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回答。例如，什么是文学的起点？我回答只是一个字：“感”字。即文学发端于“有感而发”。当然，还要讲解高级感觉与低级感觉之分，快感与美感之分，明晰感觉与模糊感觉之分。还有，什么是文学的优点？回答是文学最自由最长久。那么，文学的弱点是什么？一句话：文学最无用。但又要说清文学的“无用之用”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那么，什么是“文学的难点”，回答是“创造形式”。所谓天才，乃是把心灵感受转化为审美形式的巨大才能。还有，什么是文学的戒点？我在《文学常识》里已提出力戒“腔调”，力戒“落套”等。此次在《文学慧悟》里又提出力戒“平庸”，力戒“矫情”，力戒“迎合”，力戒“媚俗”等。这其实不是理论，而是立足于我自身写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这一课程，完全得益于八十年代我充当唐·吉诃德与“苏式教条”大风车搏斗而形成的文学观和之后在海外“象牙之塔”中对文学的领悟。在美国二十七、八年，我离开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唯独对于文学，倒是日益靠近。在海外的象牙塔中，我万念归淡，唯有对文学始终不离不弃，思考自然也不断不懈。这些思考的心得，不带情绪，不带偏见，既无历史的针对性，也无八十年代那种“拨乱反正”的动机。因为无动机，无目的，反而容易捕捉文学的“真谛”。我确信，未来考察我的文学观，一定会发现，最后我在香港讲述的《文学常识》与《文学慧悟》，倒是文学的真声音。
《文学慧悟十八点》在科大人文学院只讲了一半就放假了。讲过的这一半由剑梅的硕士研究生乔敏整理成文，她很认真也很辛苦，我要在此郑重地感谢她。未讲述的一半我返回美国后则按照已准备好的提纲独自书写成文。现在《十八点》已成书籍，我把繁体版交给香港三联（总编侯明，责任编辑张艳玲），把简体字版交给李昕兄。李昕原是北京三联总编，我的写作生涯和他的编辑生涯本就紧密相连，这一回，交给他，自然又会增添新的一篇“好的故事”（鲁迅语）。
2017年4月24日
美国科罗拉多
① 此书由肖大中（肖军之孙子）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见《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
③ 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8页。
④ 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页。
⑤ 胡风：《由现在到将来》，见《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6页。
⑥ 李昕，原香港、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
⑦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时报》中文网创办者兼总编辑。现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ollection of seven prefaces Mr Liu Zaifu wrote for seven newly published books， including， A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 Feng， Xiao Jun and Nie Gannu， Hu Feng： A Poet and the Political Storms by Wei Shiyu Memoir of an Editor by Li Xi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Zhang Lifen， A History of My Writings， and Eighteen Points of Insights into Literature（Hong Kong edition and Beijing edition）， the last four written by Mr Liu himself.
Keywords： Liu Zaifu， prefaces， Hu Feng， Xiao Jun， Nie Gannu， Li Xin， Zhang Life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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